奥申委在制定这个对策时，大家意见是一致的，当时我没有发现有不同的看法，最后是奥申委领导小组决定的。
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贾庆林，是奥申委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淇同志是奥申委的主席，我是执行主席，我们合作得很好，相处得也很愉快。申奥他们很信任体育总局，依靠我们，我和志坚与他们配合得很好，“合纵连横”等重要策略，都是在他们领导和参与下实施的。
袁伟民说：
为了落实“合纵连横”的策略，奥申委的领导亲自出马做工作，同时配备精兵强将，从体育总局系统抽掉了数名长期从事体育外事和奥林匹克事务的司局级和处级干部，加强奥申委外联部工作，组成专门班子，在不违反国际奥委会规定的前提下，利用参加国际会议、各类活动和互访等机会，给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做工作。我们提出要“以票为本”、“实施滴灌”。“滴灌”这个词从字面上解释是灌溉的一种方法，用到申奥上来，最初是奥申委外联部的同志想到的，是志坚同志在一次执委会上提出来的，他说这是农业术语，据说是为力求小麦高产，提出将肥料滴灌到每一株小麦的根部。我看我们也是要用这种方法做好委员的工作，志坚讲得非常形象，大家觉得这个提法好，操作明确。申办规则改变后，对我们最大的不利是委员不能应邀访问北京了，因为国际奥委会一百多个委员大多数没来过中国，而他们大多去过国际大都市巴黎和多伦多，委员们对中国很不了解，对我们的主要对手巴黎、多伦多很熟悉，这个反差需要我们自己千方百计去弥补。
从体育总局抽调到奥申委去专门从事“滴灌”工作的班子人才济济，阵容强大。他们大多数从事过二三十年体育外事工作，大多在国际、国内单项体育协会中任职，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中国体育外交上的重大事件；他们谙熟奥林匹克宪章和事务，外事工作经验丰富；他们外语水平很高，英语、法语、日语、西班牙语，各类语种齐全。
第二部分强强联合，携手“滴灌”（1）
-138:33:27674
强强联合，携手“滴灌”
在北京申奥的三年多时间里，这个班子通过走出去、请进来，不辞辛苦、不远万里、历尽艰辛，广泛接触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各国、各地区的朋友们，用热情和真诚打动了委员和朋友们的心，他们三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忘我地工作，用智慧和心血为北京申办成功做出了各自应有的贡献。
他们中有--
于再清，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北京奥申委副主席、2000年新当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在这个以票为本、实施滴灌的工作班子里，要数再清最辛苦了。在莫斯科投票前一年多时间里，再清跑遍了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利用国际奥委会没有明确限制委员之间不能互访的“机会”，以新委员的身份拜访老委员，介绍北京，介绍中国对奥林匹克的理解和追求，交流对奥林匹克事务的看法，与委员们广交朋友。有人说申办冲刺阶段，再清在天上的时间比在地上多，总在天上飞很是辛苦，那时我眼看着他白头发越来越多，因为睡不好觉，脸时常有些浮肿，有些心疼他。
还有魏纪中，也是一个为北京申奥满世界飞的人。虽然他的名字没有被列在“滴灌”工作班子名单里，但是他是奥申委的顾问，利用他已退休仍在国际单项组织中任重要职务并出任中国体育产业公司董事长的特殊身份，一边跑业务一边做申办工作，他精通法文、懂英语，干了一辈子体育外事工作，曾经任过12年中国奥委会秘书长、20多年亚奥理事会执委兼运动项目委员会主席、20多年国际排联第一副主席（不久前出任主席）。大魏的最大特点是“工作狂”，在外交斗争中的斡旋能力特别强，任何时候
第二部分强强联合，携手“滴灌”（2）
-138:33:281003
都会尽心尽责地维护国家利益。在北京两次申办中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还有一位与大魏一样，虽已退休，但当时仍任国际羽联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吕圣荣，她精通英语，是70年代初掀起体育外交时从全国妇联调入体委的，也有30多年体育外事经验，她作为国际奥委会中的女性委员，朋友多、人缘好，加上性格直率，是非分明，正义感强，默默无闻地为北京申办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关键时刻发挥了很大作用。
还有一位双语体育外事专家是楼大鹏，他从小随父亲在英国长大，所以他的英语水平相当于他的母语水平，法语也不错。他曾是具有专业水平的业余田径运动员，60年代从北京钢铁学院调入国家体委外联司工作，当了八年国际田径联合会副主席，他思路清晰，做事稳重，为北京申奥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北京第二次申办时，屠铭德时任体育总局外联司司长、中国奥委会秘书长，所以在北京奥申委中他和来自北京市的王伟，同任双秘书长。屠铭德毕业于复旦大学外语系，1965年分配到体委工作，他直接参与了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工作，以及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恢复我国席位的各项工作，结识了许多国在体育外事和国际排球事务方面，魏纪中（左）是袁伟际组织里的朋友，民得力的帮手。积累了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在北京申奥中做出了积极贡献。申奥成功之后，我让他作为奥组委主席助理留在奥组委工作至今。“滴灌”工作的具体执行班子是奥申委外联部，为了加强这个部门的工作，2000年初我们把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清调入奥申委任外联部主任，他60年代毕业于北外法语系，也懂英语，是原国家体委国际司副司长，在国际、国内多个体育组织任高职，出访过8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有30多年体育外交工作经验。他知识面宽，思路敏捷，执行力强。在他的组织安排下，“滴灌”工作全面、有序进行。
“滴灌”工作班子中，还有数位年轻得力的成员：一位是外联部副主任严建昌，他精通西班牙语，曾在墨西哥留学，几次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访华的翻译，他勤学善思，有点子；还有一位副部长是从国家体委外联司调去的宋鲁增，他长期分管中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络工作，对国际奥委会和相关人员非常熟悉，他英语好，办事稳，国际奥委会委员喜欢他，小宋现已任体育总局外联司司长、中国奥委会秘书长。这两位奥申委副部长在申办中都忘我地工作，发挥各自聪明才智，为完成“滴灌”任务做出了贡献。
第二部分合纵连横大获全胜（1）
-138:33:29991
合纵连横大获全胜
当然参与到这个“滴灌”班子工作的成员也还有从北京市及体育总局派出的其他成员，如：时任奥申委秘书长的王伟，外语水平高，全面素质好，也常常亲自出马参加“滴灌”工作；还有当时北京市外办副主任李国斌及外办干部王颖，北奥集团副总袁斌等，以及体育总局派过去的张秋萍、刘文斌等，还有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邓亚萍和国际滑冰联合会运动委员会委员大杨扬等，他们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各显其能，为“滴灌”工作做出了贡献。
从袁伟民介绍的“滴灌”工作强大阵容中，可以看出，北京奥申委外事工作的成功，绝不是个别人在努力，而是一个集体在发挥作用，这个集体的组成说明了国家体育总局对贯彻奥申委所制定的总策略的重视程度以及执行力度，这是一支功不可没的队伍，他们用勤奋、智慧、默默无闻的工作，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忘我精神，为北京赢得申奥的成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事实做出了最好的回答。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委员们的投票经过和结果，完全验证了北京奥申委所制定的“合纵连横”策略的正确性。
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北京44票、多伦多20票、伊斯坦布尔17票、巴黎15票、大阪6票，一共102名委员投票（申办城市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不能投票）。
第二轮投票的结果是：北京56票、多伦多22票、巴黎18票、伊斯坦布尔9票，一共105名委员投票。
由于国际奥委会的投票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很难说到底谁投了谁的票，但是从第一轮结果明眼人不难看出，欧洲委员支持巴黎的力度有限，致使巴黎的选票一开始就不如多伦多，只有北京的1/3。而两轮投票的最大变化，是第二轮北京增加了12票而伊斯坦布尔减少了8票--除了支持大阪的部分选票改为支持北京以外，主要是支持伊斯坦布尔的选票投向了北京；而多伦多的选票只增加了2票。无论第一轮还是第二轮，欧洲委员没有大量地投欧洲城市的票，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巴黎票多的话，对罗格竞选主席不利；也完全可以看出，欧洲的票基本没有怎么投向多伦多，因为多伦多第一轮只得20票，第二轮只得22票，而南北美洲自身就有25位委员；北京第一轮就得了44票，无疑有不少欧洲委员从第一轮就开始投了北京。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申奥揭晓，北京申奥代表团文体明星一片欢呼。
第二部分合纵连横大获全胜（2）
-138:33:30704
我们不能不承认，“合纵连横”的申办对策，在“以票为本”的激烈竞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其实何止是北京在搞“合纵连横”，所有的申办城市和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五位候选人也都在搞各自的“合纵连横”。
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当时在一线工作的北京奥申委外联部部长张清不久前出版的《申奥纪实》中的一段真实记载：
2001年4月10日是新主席候选人报名截止期。国际奥委会公布参加新主席竞选的五位候选人分别是比利时的雅克•罗格、韩国的金云龙、加拿大的迪克•庞德、美国的阿塔尼•德弗朗茨和匈牙利的帕尔•施密特。
这五位主席候选人名单一经公布，他们立刻就成了国际媒体炒作的新闻人物,同时，也成了2008年奥运会五个候选城市研究的重点对象。因为这五位新主席候选人背后都有一个委员集团在支持，如果申办城市能争取一位主席候选人的真心支持，就意味着他背后的委员集团中相当多的委员可能把票投给你，反之亦然。
国际媒体很快炒作出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五个候选人与五个候选城市之间的微妙关系。大多数媒体认为，由于国际奥委会内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按地域轮流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国家举办奥运会的传统，所以一个洲连续举办两届奥运会一般不可能，原则上也不可能在一次全会上将新任主席和奥运会举办国同时给予一个洲。他们的结论是，新任主席和第29届奥运会举办城市应赋予不同的洲，理由很简单，“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因为这两件事情都要在莫斯科第112届全会上先后表决，而且都是由与会的相同委员进行表决，他们不会只满足一个洲的欲望。
第二部分“罗•京配”（1）
-138:33:31813
“罗•京配”
西方媒体炒作的所谓“罗•京配”，即罗格竞选主席与北京相配合；“金•多配”，即金云龙与多伦多相配合；“庞•巴配”，即庞德与巴黎相配合，等等。这反映了112次全会上处理五个候选城市和五位主席候选人的复杂关系。
法新社评论说：如北京获得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资格，那么一位欧洲人就将有可能当选国际奥委会历史上第八位主席。那么比利时的外科医生雅克•罗格（59岁）就最有机会当选。因为他拥有奥林匹克大家庭的真诚支持。相反，如果巴黎获胜或者多伦多（不大可能）获胜，那么韩国的资深委员金云龙（70岁）虽然牵扯到盐湖城冬季奥运会丑闻，但目前人气正在上升，他将无疑会时来运转。
张清在他写的书中说：
我们与委员聊天时，欧洲奥协秘书长佩斯唐特的态度极其明朗，而且对选情十分乐观。他明确向我们解释说，欧洲不少国际奥委会委员，第一轮的票已承诺给了巴黎，但第二轮将投北京的票，因为北京获胜可确保罗格当选主席。
袁伟民说：
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两件好事不可能给同一个洲，这已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共识和默契，申办城市和主席候选人都在利用这一点搞各自的“合纵连横”，打自己的算盘，我们希望罗格和他的朋友都支持北京，罗格希望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以及我们的朋友都能支持他，彼此配合，双方都是清楚的、明白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最佳组合，最有希望的组合，最能赢得人心的组合，这已不是秘密，是被媒体和委员们公开议论的事情。
在莫斯科投票前几个月，刘淇和袁伟民在瑞士见过罗格，那一次袁伟民参加我外交部某项活动从日本到瑞士，随行者是于再清和屠铭德，刘淇和王伟正好也去了欧洲，途经瑞士。在日内瓦一个国际会议的公寓里，他们和正在当地出差的罗格见面了。这是“过路式”的朋友聚会，大家聊得很愉快。
第二部分“罗•京配”（2）
-138:33:33967
袁伟民回忆说：
因为我们中国支持罗格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态度一直是非常明确和公开的，所以我和刘淇跟他聚会的时候，罗格说首先感谢袁主席多次表示支持他竞选主席，他也对刘淇市长表示他完全支持北京申办，但也请中方理解他，不能够公开表示，因为他本人是欧洲奥委会主席，而巴黎和伊斯坦布尔这两个申办城市都位于欧洲，但是他会为北京做工作的。我觉得罗格有这个态度就够了，很明确，也很实在。
罗格表示，他支持北京有很多原因：其一，北京可以举办出色的奥运会，从评估报告的字里行间看出北京名列第一，他们把中国处于领跑的地位；其二，如果奥运会能够在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举办，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第三，北京与其他城市相比，有优势，中国一次奥运会也没有办过，这是有利条件；第四，北京经济不断发展，会对国际奥委会做出贡献--他这个意思是说，目前国际奥委会56%的收入来自美国，当国际奥委会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可以平衡国际奥委会与美国的关系；第五，中国体育不断发展，在悉尼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第六，巴黎当选对他竞选主席不利，因为欧洲不太可能“鱼与熊掌兼得”。
所以罗格认为，除非中国国内或者是国际上发生重大的政治问题，北京将会取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
罗格还特别谈到中国在悉尼奥运会上取得的出色成绩。萨马兰奇早就说过，如果北京举办罗格接替萨马兰奇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是众望所归。奥运会，需要重视的两条：一个是组织竞赛的能力，一个是运动队伍全面参赛的能力，他说“这个是我跟你们‘体育部长’提的要求”，***、李岚清接见萨马兰奇的时候他都这么说。罗格表示他也同意萨马兰奇这个观点。
关于北京申办问题，罗格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其实，在国际体育界以及其他的国际事务中，这种默默的承诺，心照不宣的“交易”并不罕见。一位国际排联的高级官员，在莫斯科全会之前曾经听时任国际排联主席阿科斯塔谈到过他的判断--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给北京，主席给罗格，欧洲和拉美的委员大部分将投票支持“京罗组合”。
是的，这个合乎逻辑的“京罗组合”连境外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都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可是就在我们奥申委内部，却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险情，说起来，也许会让你吓一跳。
第二部分合纵连横节外生枝
-138:33:341378
合纵连横节外生枝
李志坚在他写的《申奥六鳞》中披露过一个令圈外人也许还没有完全看懂的谜：
正如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一样，与内部不同力量的角力往往超过了与外部力量的角力。在申奥合纵连横思想实施的关键时刻，在莫斯科全会即将投票的时候，我们内部人士中“不投罗格，投金云龙”的声音又在大庭广众中有意地发散开来，人们理解，那是喊给金云龙听的。
袁伟民说：
这个北京申奥“合纵连横”的总方针，本来是一个符合实际、符合逻辑、顺理成章、能被各方面接受并且照顾到各方面利益的方针，但是后来执行这个策略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北京奥申委的顾问，却意想不到地不配合，他我行我素，有些行为与北京申奥的总方针相悖，令我们费解、困惑和不安。
第一次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2001年3月2日。有人告诉我，从来自境外信息获悉，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已推荐金云龙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这天，我们正在北京市政府会议室开会，我和李志坚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因为按照国际奥委会章程规定，竞选主席需要两个以上国际奥委会执委推荐，当时中国只有这位资深委员是执委，平时他与金云龙关系较好，这是许多委员都知道的，但是，这次推荐谁竞选主席可直接关系到北京申办能否成功，为什么事先他一点儿也没有透露要这么做？很明显，此举与奥申委制定的总策略是完全相悖的。我立即将此信息告诉了时任北京申奥领导小组副组长、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贾庆林、刘淇和奥申委其他领导都感到吃惊，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天下午就立即召开奥申委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请这位资深委员讲明情况。他承认有这个事实，但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
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已经提名金云龙为主席候选人，这让北京奥申委一下子变得很尴尬。因为按照“合纵连横”的总策略，这位资深委员应该提名的主席候选人显然不应是金云龙，而是罗格。
袁伟民说：
为了避免此举所带来的不良影响，造成罗格和欧洲委员们的误会，我们商量了一个紧急补救措施：请这位资深委员马上再推荐第二个新主席候选人罗格。按理说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推选谁的事情--他事前总该征求一下奥申委和中国奥委会的意见吧！按中国外事纪律是要打报告请示的，可是他没有，口头报告也没有，就这样突然把金云龙提出来了。这使我们都很难理解，也感到很棘手，因为他年事已高，干了一辈子体育外交工作，按理什么规矩都懂，当时我们能说什么呢？！
事情已经发生了，在这个会上，时任北京奥申委领导小组副组长贾庆林也只能再一次明确了北京申奥“合纵连横”的总策略，并强调应该坚定不移地执行。由于后来这位资深委员又按要求推荐了第二个主席候选人罗格，所以此事就这样过去了。
殊不知，事情还远没有结束。第二次出乎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那是在莫斯科投票前两周，即2001年7月1日，中国奥委会一位官员向袁伟民汇报参加欧洲奥林匹克协会会议的情况：“据欧洲委员反映，金云龙正在积极做工作，所以罗格说‘北京不要犯错误，努力工作’，关键是金云龙在做工作，不让北京取胜，因为北京取胜，金云龙就没有希望了。罗格又说：他不喜欢中国出现不和谐的声音。”显然，欧洲委员已经获悉中国方面有人在支持金云龙。
第三部分申奥成功背后的尴尬（1）
-138:33:35623
申奥成功背后的尴尬
第三次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2001年7月15日，国际奥委会投票产生新主席的前一天，从莫斯科惊爆险情：国际奥委会一位重量级人物碰见国际奥委会中国的女委员说：“你们那个人（指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态度暧昧，告诉你们的部长。”这位女委员当即告诉了国际奥委会另一名中国委员，这个消息立即报告给了袁伟民。
此时北京申奥已经成功，袁伟民、李志坚万万没想到的是，喜庆之中还会发生令他们如此难堪的事情，无须解释，袁伟民就听懂了这话的意思，指的是那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在支持金云龙而不是支持罗格。虽然“合纵连横”没有形成正式协议，但是彼此间是有默契的，几天前在莫斯科全会对申办城市的投票中，大量的欧洲选票投向了北京，人家是兑现了的。毫无疑问，我们中国的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票，理应也都要投给罗格。
袁伟民说：
当时我非常生气，我心想人家说话算数，支持北京申办成功了，现在我们却过河拆桥，不支持人家了，不是丢脸吗？更何况，金云龙能和罗格相比吗？金云龙是韩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后来因为贿选问题被国际奥委会点名，并且遭到韩国检察机关的起诉。据说他在竞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时候曾经向委员们许诺：只要投他的票，他将给予酬劳。这种人怎么能当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是众望所归的主席第一候选人，我让于再清立即召集三个中国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开会，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罗格竞选成功！
第三部分申奥成功背后的尴尬（2）
-138:33:361042
可是，结果令人失望，这位资深委员依然我行我素。后来据多方面反馈的信息，也证实他这么做了。这已经是一个被多人知晓的事：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一直在为金云龙积极拉票。一位在国际奥委会中相当有影响的委员、某国家的亲王对中国奥委会官员说：“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全会上，×××（指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曾动员我投票支持金云龙，我说：‘我不能这么做，我与你们体育部长有承诺。’”
袁伟民说：
我们为了北京申奥成功，积极做中国的朋友的工作，希望他们也把票投给罗格。而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却做反工作，让我们的朋友把票投给金云龙，而如果希望金云龙当选就意味着让北京出局。他明明知道这么做对北京不利，为什么还要不听劝阻坚持己见呢？真不知道他的目的和动机究竟是什么？
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没有投罗格的票而投了金云龙，似乎已是公开的秘密了，韩国的媒体做了公开报道，金云龙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失败，“震动”韩国。2001年7月24日，金云龙从欧洲回到首尔，为了“平息舆论”，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一方面表示支持罗格，另一方面“说明真相”矛头实际指向萨马兰奇。韩国KBS电视台采访金云龙，金云龙认为中国方面“只有×××（指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这位委员投了我的票”。韩国内部对金云龙在各大洲得票的情况一清二楚，认为金云龙在亚洲得了7~8票，其中有中国的1票。
中国的一位在国际组织中相当有威信的人士分析说：“从北京获胜和金云龙失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际奥委会中基本上还是由欧洲控制的单极结构，多极结构在形成中，但还没有足够的对抗实力，就如世界格局一样，多极化是一个趋势，美国还暂时处于一极独霸地位，欧盟、中国、俄罗斯都尚未形成可以独立抗衡的一极，只能联手或互相借助力量。因此，在北京申办奥运中，中国与罗格为首的欧洲联手，实际上减少了不少阻力，证明是明智之举。”
一位知情的权威人士分析说：如果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全会投票的程序颠倒一下（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投票产生国际奥委会新主席在前，产生奥运会举办城市在后，那么在投票前夕，罗格和欧洲委员发现中国有人不仅不信守承诺，还积极为金云龙拉票，那么罗格和欧洲委员还会把票投给北京吗？答案会是NO！届时，中国奥委会将会面对何等尴尬的处境，北京和13亿中国人民将会何等地失望！这一切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任何国际组织中的斗争都是严峻的、无情的，国际奥委会中的斗争也不例外。
第三部分不可忘却的教训（1）
-138:33:37781
不可忘却的教训
这是一个发生在申奥深层的真实故事。
这是一个令北京奥申委高层领导深埋在心中的无奈和遗憾。
这是一个在中国体育外事史上不可忘却的教训。
在国际上，有人评价说：“一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委员终于摆脱了召唤，成为了真正的、独立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这是赞扬还是讥讽？听者自明。
是的，国际奥委会曾经是一个私人俱乐部性质的国际组织，但是现在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近20年来，就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奥林匹克顺应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并且对于它的结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在经济领域，洛杉矶奥运会实现了巨大的盈利，国际奥委会也从此摆脱了财政危机，不再只是一个捉襟见肘的、靠委员们自掏腰包的贵族俱乐部了。
这里的一个关键人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萨马兰奇。他在政治上积极斡旋，走访了国际奥委会的所有成员，保证了奥林匹克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理解；他在经济上实现了扭亏为盈，使得所有国际奥运会的委员们，不用再自己支付旅行和会议的全部费用了，而在组织上不断增加了国家奥委会的代表，越来越尊重国家奥委会的意见。最近20多年，奥林匹克为世界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奥林匹克终于从百年前边缘的、支流的文化，变成了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之一，这种文化符合中国“和平发展”的理想和建立“和谐社会”的信念，也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基本理想相吻合。正因为这种变化，中国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包括派人员进入国际奥委会，参与奥林匹克事务。虽然在别的国家和地区还有人是代表个人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但是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中国参加国际奥委会组织的所有国际活动、国际会议，都是中国奥委会的组织行为、国家行为，不存在只代表个人的行为，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和机制所决定的。
第三部分不可忘却的教训（2）
-138:33:38833
1979年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1980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增加一名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请中国奥委会推荐三名候选人。现在的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当时已经52岁，是中国奥委会的一名普通官员，国家体委外联司的一名干部，但是因为工作需要以及外语具备条件，经中国奥委会研究决定，报国家体委党组批准，将他作为第一候选人推荐给了国际奥委会。1981年他正式当选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20多年来，他通过参与奥林匹克事务，在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奥林匹克文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他的传记《五环之路》，国家体委前老领导荣高棠为该书写的前言中所述：“在体委几十年来，他从一个普通干部，通过党的培养和他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发展到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
他57岁出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分管外事工作。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国家体育总局派往奥申委参与外联工作的所有外事干部，都曾经是他的部下。他们中有些人发现这位风度翩翩的老人，他们心目中曾经敬重的老前辈、老领导，忽然间变得让他们不认识了：他再也不像当年那样强调“外事无小事，有事要报告”了；他再也不讲“任何时候都要贯彻国家制定的外事方针，遵守外事纪律了”；他再也不教育我们“要摆正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位置了”而听见他向人解释和宣传比较多的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不是一个国家派到国际奥委会去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派到这个国家的代表。强调委员要有“独立性”，不受干扰。也许，这就是他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过程中自认为可以不顾奥申委的总方针，不听招呼，自作主张，自行其是，执意支持金云龙的理论依据。
袁伟民说：
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过去在奥林匹克事务中做了不少事，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是，他退下来以后有些表现确实令人费解。连他过去最得意、最亲近的部下，也感到不可理解，有人多次找我说：过去他可是以党纪国法要求我们的呀，现在怎么变得无所顾忌了！
第三部分一切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138:33:401494
一切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北京第二次申办时，他已经72岁了，离开中国奥委会、体委领导的位子已经将近10年了，这段时间他变化较大，这段时间大家对他有意见：他以前是代表国家去的，但是自从他退下来以后，完全改变了，是代表个人了。中国奥委会工作人员也反映，他出席国际奥委会会议和活动的内容很少与中国奥委会沟通，常常是他向媒体公开后，中国奥委会才知道。外联司的干部很为难。
他与媒体的关系密切，善于引导舆论。叫人难以理解的是，北京申奥成功之后，他到处作报告，频频接受记者专访，他写文章、著书立说，不仅把事情的真相掩盖得严严实实，甚至流露出：北京申奥成功，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票，不是投给北京的，而是投给他个人的感情票，应该说，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在北京申奥陈述报告中的讲话是成功的，尤其是最后一段很感人，但也不能夸大其词到委员们就是因为听了他的讲话，给他投下了感情票。
一个参加了北京申奥全过程、在一线工作的知情官员给袁伟民写信说：“现在人们有个误解，认为北京获胜，主要是XXX（指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的功劳和他在陈述时的最后讲话，他自己几次对记者讲话，包括他的莫斯科日记中都这么说的。我认为这不是事实的真相，应该出面澄清。
知情者一时难以出来披露事实真相，信息不对称，真伪难辨，有的媒体自然被误导，把他说成是“北京申奥头号功臣”，甚至称他为“中国申奥之父”等等。
眼看“假戏”愈演愈烈，有人不得不在奥运会还没开始前，就站出来讲话了，目的是：点到为止，提醒收敛！他太了解这位资深委员了，不以大局为重，北京奥运会前，更出格的事还会发生。《申奥六鳞》一文在《中国体育报》上发表了：
有些媒体，出于好心，喜欢定向奉送“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美誉。在我看来，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家奥委会委员聊天，最要紧的是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处理棘手的问题，达到最好的效果。
至于说到体育外交家，我虽调任国家体育总局才5年，亲身感受，由于历史的原因、党中央的重视、工作的需要，这里的体育外交家或者说杰出的体育外事工作者是很有一批的，绝不是孤芳自赏的一个、两个，如魏纪中、楼大鹏、于再清、屠铭德、吕圣荣、顾耀铭、宋鲁增等等。中国体育外交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他们都默默无闻地做出了关乎成功的至关重要的贡献。可惜，由于宣传走偏，人们都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一。
袁伟民说：
我们内部有的知情者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人多次向我建议，不能让是非再这样混淆下去了，应该采取一定的方式出来澄清事实。我们也不是没有想过要帮助他。北京申办成功后，奥申委领导小组有人建议通过党组织民主生活会的方式帮助他，后来因为申办成功，皆大欢喜，要忙的事太多了，没有再提这件事情了。再说，他比我和志坚都年长10多岁，过去有过功绩，现在变了，但他已经是一个退休老人了，我们能怎么批评他？也只能从侧面指出问题，希望他能自爱自重。其实道理他都懂，关于他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究竟是代表国家还是代表个人的问题，我曾去问过当年国家体委的老领导荣高棠，本来中国奥委会是推荐时任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去的，后他本人认为年事已高，外语能力也有限，还是根据需要让外联司的干部去。高棠同志说：“我们让他去国际奥委会，他代表的当然是中国。”我还去拜访了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他说得更直截了当。梦华说：“我可以找他谈谈，他听不听我就不好说了！”
第三部分中国搞竞技滑雪滑冰是“受苦”
-138:33:411546
中国搞竞技滑雪滑冰是“受苦”
袁伟民心情有些沉重，他说：
这是一个深刻的、不可忘却的教训啊！无论是运动员、教练员还是体育工作者，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要有祖国培养意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尤其是事业成功了，地位变了，更要摆正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位置。世界上只有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体育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举国体制；中国体育外事所取得的成绩，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北京申奥外联工作的成功是一个集体共同奋斗的结果，不存在一个人就能“包打天下”，任何一个国际组织里的中国委员，代表的只能是中国声音，这个中国委员不应与他的祖国唱反调，这是对中国外事干部最基本的要求。
中国越来越开放了，人是有个性的，但也不能强调所谓的“独立性”，把个人放在国家之上。我本来也不想再提这件令人非常不愉快、非常遗憾的事情了，但是最终还是想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可以酌情讲出事实真相。目的是：一、维护历史的真实性；二、让年轻人和外事干部从中吸取教训。作为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在国家利益和原则问题上，是不能回避矛盾的，越不敢碰，越不解决，越棘手。在申办成功以后，有些事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和干扰，与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在申奥过程中的错误没有及时解决，是非不清、真相不明有关。
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半年，在美国盐湖城举办的第十九届冬奥会拉开了序幕。
当了16年副主任、副局长后出任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曾经眼睁睁地看着在一届又一届的冬奥会上，中国始终没有实现金牌“零的突破”，虽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国是从1980年开始参加冬奥会的。严格地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国际体育大家庭之后，中国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
但是，1980年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1984年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冬奥会，中国选手都没有获得任何金牌和奖牌。
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虽然在正式项目的比赛里，中国选手仍然成绩不佳，但是在表演项目、短跑道速度滑冰的比赛中，李琰赢得了一块金牌。
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中国选手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奖牌榜上：叶乔波在女子500米速度滑冰比赛中获得银牌，这是中国在冬奥会上奖牌“零的突破”；李琰在短道速滑比赛中获得一块银牌；也是在这次比赛中，花样滑冰选手陈露获得女子单人滑第六名，中国在这个项目上的实力开始受到关注。这次冬奥会，中国已经具有了获得金牌的实力，但是在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比赛中，主力选手张艳梅意外摔倒，断送了中国队冲击金牌的最后和最好的机会。
1994年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中国选手在短道速滑、速度滑冰和花样滑冰的比赛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仍然非常遗憾地与金牌无缘--叶乔波带伤拼搏，获得她运动生涯中的最后一块奖牌；男选手刘洪波在速度滑冰比赛中与奖牌失之交臂；陈露翩翩起舞，获得女子单人滑铜牌；张艳梅在短道速滑比赛中也获得了一块银牌。
中国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天寒冷，夏天炎热，中国的冬季运动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很大，北方的冬天气温极低，能低到零下几十摄氏度，而同纬度的其他国家，冬天的温度往往刚好低过零摄氏度；另外，中国北方风大，降水量小，很干燥，雪里的水分极少，是“干雪”，而非欧美的“湿雪”--中国的滑雪运动员第一次到国外参加比赛的时候，觉得不是在“滑雪”而简直是在“滑冰”，因为雪地上的雪非常湿滑，根本不同于他们滑惯了的那种又干又涩的雪。
所以，在中国搞竞技滑雪滑冰是“受苦”，在欧美的同纬度地区竞技滑冰滑雪则是“享受”--我们这里是穿着大衣滑雪，人家那里是穿着“单衣”滑雪。
第三部分“小分队”崭露头角（1）
-138:33:42675
“小分队”崭露头角
中国冬季运动项目的落后，与气候原因、设施、场地条件差密切相关。
中国高山滑雪运动员，都知道这样的往事：吉林长白山深处有中国第一个滑雪训练基地，最初没有电动缆车，每次运动员从高山雪道上滑下来以后，都只能肩抗雪板从山下走到山上，再开始下一轮滑行，每次下山的时间几分钟、上山的时间要几十分钟，一天只能练有限的几次。
但即使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也很早就为国家赢得过荣誉：1963年，罗致焕在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上获得500米金牌，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30年间，中国选手获得的唯一一个非乒乓球项目的世界冠军，也是那30年里中国唯一一个奥运会项目的世界冠军。
要想解决室外训练寒冷的问题，办法很简单：建室内冰场。
1965年开始动工的北京首都体育馆，就拥有中国的第一块室内冰场，关于这块冰场的建设还有一个小故事：一天，贺龙元帅看望中国冰球运动员，并且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战胜日本队，队员们回答，要想战胜日本最好能有一块一年四季都能训练的室内冰场，于是贺龙元帅就决定——让首都体育馆能结冰。
首都体育馆，最初是为了主办“新兴力量运动会”而兴建的，并没有打算建造室内冰场。贺龙元帅的这一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冬季运动的命运：从此中国的冰球、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选手，获得了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冰上训练的条件——首都体育馆自建成之后起，一直是中国冬季运动的大本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冰上项目比雪上项目更早达到世界水平。
第三部分“小分队”崭露头角（2）
-138:33:43868
对于首都体育馆，袁伟民很熟悉，当运动员的时候，他在这里打过球，他当教练以后率队打的第一场比赛也是在这里。
还在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时候，袁伟民就对冬季项目的情况有所了解，并且逐渐从中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他说：
最初，苏联青年队教练到我们花样滑冰队当教练，我一了解，我们的思路、对项目的理解和理念远远落后，当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你练得很苦，你就是练好了，但拿出来还在人家后边，因为你在有些关键环节连花样滑冰的门槛都没进。
所以我就跟徐寅生商量了一个办法：派一个“小分队”出国，不这么搞，你这个基础差，上不去。
说起这个“花样滑冰小分队”，还有个故事：
80年代，韩国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他们想通过“体育外交”的手段发展和中国的关系，建议举行双边的或者中日韩多边的冬季项目比赛。考虑到中国和朝鲜的关系问题，当时的国家体委决定推动“亚洲冬季运动会”的举行，于是就有了1986年在日本札幌举行的第一届亚冬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