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第二节上课时，一盒心形的巧克力糖加一张卡片，放在桌子前端艾琳的地方。.2

等到第二节上课时，一盒心形的巧克力糖加一张卡片，放在桌子前端艾琳的地方。.2

令人窒息的巨大压迫下，落一根针的声音都可以听见。

我守住黄昏，守过夜晚，到了深夜两点，把房门的喇叭锁咔一下按下。我躺在床上，把

窗帘拉开，那时，已经打烊的小电影院的霓虹灯微微透进室内，即使不开灯，还是看得见房

间内的摆设。

躺下去没有多久，我听见楼下通往街上的那扇大门被人“呀”的一声推开了——照习

惯，那扇门总是不关的，二十四小时不锁。

我以为，是哪一个同住的女学生突然回来了，并不在意。可是我在听。

进来的人，站在楼下好一会儿，不动。

然后，轻轻的脚步声上了二楼，我再听，上了三楼，我再听，脚步向我的房门走来，我

再听——有人站在我的门口。

大概一分钟那么久，房外没有动静，我没有动静——我躺着——等。

我听见有钥匙插进我那简单的门锁里，我盯住把手看，幽暗的光线中，那个门柄慢慢的

正在被人由外面转开。

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那把柄千真万确的在转动。有人正在进来。

一个影子，黑人，高大、粗壮，戴一顶鸭舌帽，穿桔红夹克、黑裤子、球鞋，双手空

着，在朦胧中站了几秒，等他找到了我的床，便向我走来。

他的手半举着，我猜他要捂我的嘴，如果我醒着，如果我开始尖叫。

当他把脸凑到我仰卧的脸上来时，透过窗外的光，我们眼睛对眼睛，僵住了。

“老兄，我醒着”我说。

我叫他ＢＲＯＴＨＥＲ。

他没有说话，那时，我慢慢半坐了起来。我可以扭亮我的床头灯，不知为什么，我的意

念不许我亮灯。我听见那个人粗重的喘息声——他紧张，很紧张。

在这种时刻，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可以使一个神经绷紧的人疯狂，我不能刺激他。

“你不想说话吗？”我又说。

他的双手不放下来，可是我感觉到他放松了。他不说话，眼光开始犹豫。这一切，都在

极暗的光线里进行着。“你坐下来，那边有椅子。”我说。

他没有坐，眼睛扫过我伸手可及的电话。

“我不会打电话、不会叫、不会反抗你，又请你不要碰我。要钱、请你自己拿，在皮包

里——有两百块现金。”我慢慢的说，尽可能的安静、温和、友善。

他退了一步，我说：“你要走吗？”

他又退了一步，再退了一步，他一共退了三步。“那你走了。”我说。

那个人点了点头，又点了一下头，又点了一下头，他还在退，他快退到门口去了。

“等一下。”我喊停了他。

“你这个傻瓜，告诉我，你怎么进来的？”我开始大声了。“你的大门开着。钥匙放在

第十四号邮件格子里，我拿了，找十四号房门——就进来啦！”这是那人第一次开口，听他

的声音，我已了然，一切有关暴行的意念都不会再付诸行动。这个人正常了。

“那你走呀！”我叫起来。

他走了，还是退着走的，我再喊：“把我的备用钥匙留下来，放在地板上。你走，我数

到三你就得跑到街上去，不然——不然——我——”

我没有开始数，他就走了。

我静听，那脚步声踏过木板楼梯，嗒嗒嗒嗒直到楼下。我再听，那扇门开了又合起来，

我凝神听，雪地上一片寂静。我跳起来，光脚冲到楼下，冲到大门，把身体扑上去，用尽了

全身的气力去压那个锁，我再往楼上跑，跑过二楼，跑到三楼自己的房间，再锁上门。

我往电话跑去，拿起听筒，一个女人的声音立即回答我：“接线台，接线台，我可以帮

助你吗？”

我发觉自己的牙齿格格在响，我全身剧烈的发抖好似一片狂风里被摧残的落叶，我说不

出一句话，说不出一个字。我把电话挂回去，跑到衣柜里面，把背脊紧紧抵住墙。用双手抱

住自己的两肩，可是我止不住那骨头与骨头的冲击。我一直抖一直抖，抖到后来，才开始如

同一个鬼也似的笑起来——听见那不属于人的一种笑声，我又抖、又抖、又抖……。

黄金书屋---星石星石

在我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时，已经会开车了。当时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以三轮车为主

的那最后两年的台北，私家车并不多见。我的家中自然也没有汽车。

回忆起开车的学习过程实在很简单。在当时，如果一年中碰到一个朋友恰好手上有辆

车，那我必定抓住机会，低声下气的请求车主让我摸摸驾驶盘，那怕是假的坐在车里不发动

车子，也是好的。

偶尔有几个大胆的好心人肯让我发动了车子开，我必不会辜负人家，把车当当心心的开

在台北市空空荡荡的马路上，又会开回来。

开了两三次，就会了。那时候用的大半是天母一位美国朋友的车——当然也不属于他

的，车属于他做将军的爸爸。爸爸睡觉去，儿子就偷出来慷慨的做好国民外交。

我是开了好久的车子，才去进驾驶学校的。那个往事被写成一个智斗警察的短篇，叫做

《天梯》，已经收到书本里去了。

好的，从此做了一个养马的人。

我叫我的车子马儿，对待每一匹生命中的马都很疼爱，常常跟车讲话。跑长途时拍拍车

子，说：“好马，我们又要跑罗！”

那车子就听得懂，忠心的水里去，火里来，不闹脾气。

说到“水里去”并不只是形容词，开车时发生最大的事件并不在于一次国外的车祸，而

在台北。

我的经验是，每次车子出事，绝对不在于马儿不乖。决定性的出事原因，必然在于主人

不乖。

那是一个狂风大雨的寒夜，我姐就选了这种天气去开“学生钢琴发表会”，地点在植物

园畔的“艺术馆”。天不好，姐很伤心。

这是家中大事，当然全体出动参加捧场。

大雨中我去停车，停在“艺术馆”和以前“中央图书馆”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对于那个

地方，我不熟，而且，那天太累了，眼睛是花的，累的人还开车，叫不乖。

当我要停车时，看见一个牌子，白底红字中文，靠在一棵树边，写着——“停车场”。

没错，就停在牌子下面。可是其他的车辆都驶得离我远远的，停在二十几步路边的地方。

“好笨的人，这里那么空旷，怎么不来停呢？”我想。等到钢琴表演结束，家长和小朋

友们捧了一些花篮出来，各自上车走了。我的车内派到爸爸和妈妈同坐。看见那倾盆大雨，

舍不得父母淋湿，就说：“别动，我去开车来，你们站在廊下等。”又因为天气酷寒，我怕

父母久等会冻着，于是心里就急了一点。发足往雨夜中冲去。

停着的车子必须来个大转弯才能回头，我看了一下左边的宽度，估计得倒一次车才能全

转。我看一下右边，右边树下那块牌子又告诉我——停车场。那个停车场一辆车也没有，雨

水中平平坦坦的。那就向右转好了，不必倒车，一个大弯就可以改方向了。那时，我念着父

母，又急。

好，发动车了，加足马力，驾驶盘用力一扭，马儿跳了出去，是匹好马。

不过一秒钟吧，我听见不算大声的一种冲击声，然后我发现——车窗外面不是雨水，而

是一整片大水在我四周。车子在沉——是在沉，的确在沉。在沉——。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惊慌，我根本莫名其妙，我以为自己进入了一种梦境。这不

可能是真的。

车子还在沉，四面部是大水、大水。

我一定在做梦。

那时小弟带了他的全家人往他的车子去，夜寒，大家挤在伞下埋着头疾走。就在那时

候，侄女天明三岁，她一回头，看见小姑的车子沉入“停车场”中去。她说：“小姑——”

手中一朵菊花一指。

这一来，正往自己车去，也带着妻女的大弟听见了，猛一回头，忙丢掉了雨伞就往池塘

水里跑。这都是外面发生的事情。事后说的。

我无声无息在水中慢慢消失。

我仍然在对自己说：“这一定是在做梦。”

这时，水渗进车子里来了，水快速的浸过我的膝盖，水冻醒了我的梦，我又对自己说：

“我正在死，原来是这种死法——真是浮生如梦。”

就算是梦中吧，也有求生的本能，我用力推开被水逼住的车门，用力推，车门开了，水

淹过了我。我不张口。我踩到椅背上去。我露出水面了，我看见四周有科学馆、艺术馆，还

有那向我远远奔来的大弟弟。

“救命呀——”这才不必要的尖叫起来。

大弟拖我，我又不肯被救了，说了一声：“我的皮包。”又钻进水中去摸皮包。

等到我全身滴水站在地上时，开始跟大弟激辩：“明明是个停车场，怎么突然会变成一

个大水塘？我问你，这是什么鬼？”

这时候家人都来围观啦！弟说：“你——难道不知道这里有个池塘啊？”我尽可能不使

牙齿打抖，说：“是刚刚变出来的，存心变出来淹死我的，从来没有什么池塘的，这是奇幻

人间电视剧——。”

爸爸当时立即指挥：“妹妹和弟弟回去——全身湿的受不起这种冻。有小孩子的也都快

回去。妈妈坐别人的车也回去。这个车，明早请人来吊——。”

我舍不得我的马儿，一定要跟它共患难，我坚守现场，不愿离开，不但不离开，硬逼家

人快快去打电话，请修车厂立即就来救马。

那种情形下，弟弟们也不肯走了。爸爸说：“要有理智，这种大雨里，都得回去，况且

大家都淋湿了，快快给小孩们回去泡热水。”

在那个摄氏六度的冬夜里，爸爸和我苦等吊车来，弄到清晨三点半，马被救起来了。

我只差一点就跟那两位见义勇为的吊车好手跪下叩头。中国同胞真好真好。我不是说爸

爸。

过了几小时，我才真正弄懂了。

那是个真真实实的水池，以前就在的，偶尔水池里还有朵莲花什么的。我身上满布的浮

萍也是真正的浮萍，不是幻象。那天下大雨，水池在夜间我停车时已经涨满了水，所以，看

上去就成了一块平坦的地。再有那么一个神经病，就把“停车场”这块牌子给搁到水池边上

去。

来停车的台北人，全不上当，很小心的避开这片告示，停得远远的，不会见山就是山。

然后，来了一个回国教书的土包子，很实心的一个“初恋台北人”，就相信了那块牌

子，把车恰好停在牌下。过了两小时，自愿落水。

“这是一次教训，你可懂了吧？”爸爸说：“在台北做人，不要太相信你的眼睛。斑马

线上是压死人的地方，好味阴花生是送你到阴间去的，宾馆请你进去休息不是真正休息，马

在此地是用来杀鸡的！”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次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金面的人来对我说：“谁叫你看见别人夫妻吵架就

去多管闲事呢，自己功力全无，还弄神弄鬼替人去解。结果人家夫妻被你解好了，你自己担

去了他人的劫难——落到水中去。”

家人后来说：“如果不是天明回头得早，过两秒钟你的车子可能完全没顶，水面又会合

起来。我们绝对不会想象你在水底，总以为你突然开车先走了，也没讲一声；这种事在你做

出来很平常，不会奇怪。于是我们挤一挤就上别人的车回家，三天以后再报失踪。你呢——

在水底泡着呢——。”我说：“放心，会来托梦的。”

后来梦中金面人又来了，说：“舍掉你的长发吧，也算应了一劫。”梦醒，将头发一把

剪成国中女生。等我过了数月，经过新竹一间庙，突然看见梦中金面人原来是尊菩萨。沉思

了一会儿，我跪了下去，心里发了一个大愿，这个愿，终生持续下去，直到天年了结，不会

改变。

至今还是拥有一匹爱马，跟我的马儿情感很深很密，共享人间快乐，又一同创造了许多

在此没有讲出来的故事。我又想，那一次，应该可以请求“国家赔偿”，怎么没有去法院

呢？那个没有去，是人生角度取舍问题，没法说了。

黄金书屋---春天不是读书天春天不是读书天

那一年我回台湾来九个月。

当时手边原先只有一本新书打算出版，这已经算是大工作了，因为一本书的诞生不仅仅

表示印刷而已。

虽然出版社接手了绝大部分的工作，可是身为作者却也不能放手不管。那只是出一册书

——《倾城》。

后来与出版社谈了谈，发觉如果自己更勤劳些，还可以同时再推出另两本新书——《谈

心》以及《随想》。这两本书完全没有被放在预期的工作进度里，尤其是《随想》，根本就

得开始写，而愚昧的我，以为用功就是积极，竟然答应自己一口气出三本书。这种痴狂叫做

绝不爱惜身体的人才做得出来。

也是合该有事，小丁神父也在同时写完了他的另一本新书——《墨西哥之旅》——后来

被我改成《刹那时光》的那十二万字英文稿，也交到我的手中。我又接下了。一共四本书，

同时。

也是在那个时期里，滚石唱片公司与我签了合同，承诺要写一整张唱片的歌词。

我快快的写好了好多首歌词去，滚石一首也没有接受——他们是专家，要求更贴切的字

句，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而且心服，制作人王新莲、齐豫在文字的敏镜度上够深、够强、够

狠、够认真，她们要求作品的严格度，使我对这两个才女心悦诚服。她们不怕打我回票。我

自己也不肯懒散，总是想到脑子快炸掉了还在力求表现。常常，一个句子，想到五百种以上

的方式，才能定稿，而我就在里面拚。

于是我同时处理四本书、一张唱片，也没能推掉另外许多许多琐事。

就在天气快进炎热时，我爱上了一幢楼中楼的公寓，朋友要卖，我倾尽积蓄将那房子买

了上来。然后，开始以自己的心意装修。

虽然房子不必自己钉木板，可是那一灯一碗、那布料、椅垫、床罩、窗帘、家具、电

话、书籍、摆设、盆景、拖鞋、冰箱、刀、匙、杯、筷、灶、拖把……还是要了人的命和

钱。

雪球越滚越大，我管四本书，一张唱片、一个百事待举的新家，还得每天回那么多封

信，以及响个不停的电话和饭局。

我的心怀意志虽然充满了创造的喜悦与狂爱，可是生活也成了一根绷得快要断了的弦。

就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里，挚友杨淑惠女士得了脑癌住进台大医院，我开始跑医院。

没过十天，我的母亲发现乳癌，住进荣民总医院，这两个我心挚爱的人先后开刀，使我

的压力更加巨大，在工作和医院中不得释放。

也许是心里再也没有空白，我舍弃了每天只有四小时的睡眠，开始翻出张爱玲所有的书

籍，今生第二十次、三十次阅读她——只有这件事情，使我松驰，使我激赏，使我忘了白日

所有的负担和责任。

于是，我活过了近三个月完全没有睡眠的日子。那时，几次开车几乎出事，我停止了开

车，我放弃了阅读，可是我不能放下待做的文稿。我在绞我的脑汁，绞到无汁可绞却不能放

弃。

我睁着眼睛等天亮，恶性失眠像鬼一样占住了我。我开始增加安眠药的份量，一颗、三

颗、七颗，直到有一夜服了十颗，而我不能入睡。我不能入睡，我的脑伤了，我的心不清楚

了，我开始怕声音，我控制不住的哭——没有任何理由。歌词出不来、书出不来、家没有修

好，淑惠正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妈妈割掉了部分的身体……。

我不能睡觉、我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

有一天，白天，好友王恒打电话给我，问我钢琴到底要不要，我回说我从来没有想买钢

琴。王恒说：“你自己深夜三点半打电话来，把我们全家人吵醒，叫我立即替你去找一架

琴。”

我不记得我打过这种电话。

又有一天，女友陈寿美对我说：“昨天我在等你，你失约了没有来。”我问她我失了什

么约，她说：“你深夜一点半打电话给我，叫我带你去医院打点滴，你讲话清清楚楚，说不

舒服，跟我约——”

我不记得我做过这种事。

连续好几个朋友告诉我，我托他们做事，都在深夜里去吵人家，我不承认，不记得。

有一天早晨，发觉水瓶里插着一大片万年青，那片叶子生长在五楼屋顶花园的墙外，我

曾想去剪，可是怕坠楼而没有去。什么时候我在深夜里爬上了危墙把它给摘下来了？我不记

得——可是它明明在水瓶里。

那一天，淑惠昏迷了，医生说，就要走了，不会再醒过来。我在病房中抱住她，贴着她

沉睡的脸，跟她道别。出来时，我坐在台大医院的花坛边埋首痛哭。

我去不动荣民总医院看妈妈，我想到爸爸黄昏回家要吃饭——我得赶回家煮饭给爸爸

吃。我上了计程车，说要去南京东路四段，车到了四段，我发觉我不知自己的家在哪里，我

知道我是谁，可是我不会回家。

我在一根电线杆边站了很久很久，然后开始天旋地转，我在街上呕吐不停。后来看见育

达商职的学生放学，突然想起自己已经修好的公寓就在附近，于是我回了自己的家，翻开电

话簿，找到爸爸家的号码，告诉爸我忙，不回他们家中去，我没说我记忆丧失了大半。

那天我又吞了一把安眠药，可是无效。我听见有脚步声四面八方而来，我一间一间打开

无人的房门，当然没有人，我吓得把背紧紧抵住墙——听。人病了，鬼由心生。

近乎一个半月的时间，我的记忆短路，有时记得，有时不记得，一些歌词，还在写，居

然可以定稿。

最怕的事情是，我不会回家。我常常站在街上发呆，努力的想：家在哪里，我要回家，

有一次，是邻居带我回去的。

整整六个月没有阖眼了，我的四肢百骸酸痛不堪，我的视力模糊，我的血液在深夜里流

动时，自己好似可以听见哗哗的水声在体内运转。走路时，我是一具行尸，慢慢拖。

那一年，两年半以前，我终于住进了医院，治疗我的是脑神经内科李刚大夫。十七天住

院之后，我出院，立即出国休息。

从那次的记忆丧失或说话错乱之后，我不再过份用脑了，这使我外在的成绩进度缓慢，

可是一个人能够认路回家，却是多么幸福的事。

黄金书屋---吉屋出售吉屋出售

“请你讲给我听，当年你如何向妈妈求婚？”我坐在爸爸身边，把他的报纸弹一弹——

爸在报纸背后。

“我没有向她求婚。”爸说。

“那她怎么知道你要娶她？”

“要订婚就知道了嘛！”

“那你怎么告诉她要订婚？”

“我没有讲过。从来没有讲过。”

“不讲怎么订？”

“大人会安排呀！”爸说。

“可是你们是文明的，你们看电影、散步，都有。大人不在旁边。”

“总而言之没有向她求婚，我平生没有向人求过婚。”“那她怎么知道呢？说呀——”

“反正没有求过。好啦！”

等了两小时之后，爸爸要去睡觉，我又追问了同样的问题，答案还是跟上面的对话一色

一样。这时间妈妈喊着：“好了，你也早些睡吧，求不求婚没关系。”

我还是想不通：他不跟她讲，怎么她就会知道要订婚了。我们这一代是怎么回事？就去

问了弟弟。

弟说：“神经病，讲这个做什么嘛！”

那是大弟。也问了小弟，当时他夫妇两人都在，听见问求婚，就开始咯咯的笑个不停，

弟妹笑得弯腰，朝小弟一指，喊：“他——”小弟跳起来拿个椅垫往太太脸上用力一蒙，大

喊：“不许讲———。”脸就哗一下红了起来。“反正你们都不讲，对不对？”我点起一支

烟来，咬牙切齿的瞪着他们。

“我们是保守派，你是周末派。”弟妹说。

他们不肯讲求婚，表情倒是很乐，美得冒泡泡，可见滋味甜蜜。

求婚这种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伧俗，虽然目的只有一个——结婚，可是方程式太多，

说说也是很有趣的。我的第一次求婚意向发生得很早，在小学最末的一年。这篇童年往事写

成了一个短篇叫做《匪兵甲和匪兵乙》，收录在《倾城》那本书中去。

总而言之，爱上了一个光头男生，当然他就是匪兵甲。我们那时演话剧，剧情是“牛伯

伯打游击”。我演匪兵乙。匪兵总共两人，乙爱上甲理所当然。

为了这个隔壁班的男生，神魂颠倒接近一年半的光景，也没想办法告诉他。可是当时我

很坚持，认定将来非他不嫁。这么单恋单恋的，就开始求婚了。

小小年纪，求得很聪明。如果直接向匪兵甲去求，那必定不成，说不定被他出卖尚得记

个大过加留校察看什么的。所以根本不向当事人去求。

我向神去求。

祷告呀——热烈的向我们在天上的父去哀求，求说：“请您怜悯，将来把我嫁给匪兵

甲。”

这段故事回想起来自然是一场笑剧，可是当日情怀并不如此，爱情的滋味即使是单恋

吧，其中还是有着它的痴迷和苦痛。小孩子纯情，不理什么柴米油盐的，也不能说那是不真

实。

等到我长到十六岁时，那个匪兵甲早已被忘光了，我家的信箱里突然被我拿到一封淡蓝

色信封信纸的情书。没贴邮票，丢进来的。

从那时候开始，每星期一封，很准时的，总会有一封给我的信。过了好几个月，我在巷

子里看见了那个写信的人——一个住在附近的大学生。没有跟他交谈，只是看了他一眼，转

身轻轻关上大门。

那个学生，寒暑假回到香港侨居地时，就会寄来香港的风景明信片，说：“有一天，等

我毕业了，我要娶你，带你来坐渡轮，看香港的夜景。”

我的父母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过，信件我自己收起来，也不说什么，也不回

信。

偶尔我在黄昏时出门，他恰好就站在电线杆下，双手插在口袋里，相当沉着也相当温柔

平和的眼神朝我望着。我直直的走过他，总是走出好几步了，才一回头，看他一眼。

这半生了，回想起来，那个人的眼神总使我有着某种感动，我一点也不讨厌他。

两年之后，他毕业了，回港之前的那封信写得周详，香港父亲公司地址、家中地址、电

话号码，全都写得清清楚。最后他写着：“我不敢贸然登府拜访，生怕你因此见责于父母，

可是耐心等着你长大。现在我人已将不在台湾，通信应该是被允许的。我知你家教甚严，此

事还是不该瞒着父母，请别忘了，我要娶你。如果你过两三年之后同意，我一定等待……。

那时，我正经过生命中的黯淡期，休学在家好几年，对什么都不起劲，恋爱、结婚这种

事情不能点燃我生命的火花，对于这一个痴情的人，相连的没有太多反应。

后来那种蓝信封由英国寄来，我始终没有回过一封信，而那种期待的心情，还是存在

的，只是不很鲜明。如果说，今生有人求过婚，那位温柔的人该算一个。

等到我进入文化学院去做学生的时候，姐姐出落得像一朵花般的在亲戚间被发现了。那

时候很流行做媒，真叫“一家女，百家求。”我们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穿了。

每当姐姐看不上的人被婉转谢绝的时候，媒人就会说：“姐姐看不上，那妹妹也可以，

就换妹妹做朋友好罗！”

我最恨这种话。做了半生的妹妹，衣服老是穿姐姐剩下来的，轮到婚姻也是：“那妹妹

也可以。”好像妹妹永远是拿次级货的那种品味。每一次人家求不到姐姐，就来求妹妹，我

都给他们骂过去。

那一阵子，三五个月就有人来求亲，反正姐姐不答应的，妹妹也不答应。姐姐一说肯做

做朋友，那个做妹妹的心里就想抢。

那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男女之事看得好实在，看两三次电影就要下聘。姐姐就这么给嫁

掉了。她笨。

我今生第二次向人求婚还是在台湾。

那是我真正的初恋。

对方没有答应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后来我走了。

到了西班牙，第一个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毕业，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

年，我说那太遥远了，不很可能。

为了怕这个男孩子太认真，我赶快交了一些其他的朋友，这其中有一个日本同学，同班

的，家境好，还在读书呢，马德里最豪华的一家日本餐馆就给他开出来了。

这个日本同学对我好到接近乱宠。我知道做为一个正正派派的女孩子不能收人贵重的礼

物，就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鲜花——他就每天鲜花攻势。宿舍里的花都是日本人送来的，大家

都很高兴，直到他向我求婚。

当我发现收了糖果和鲜花也有这种后果的时候，日本人买了一辆新车要当订婚礼物给

我。当时宿舍里包括修女舍监都对我说：“嫁、嫁。这么爱你的人不嫁，难道让他跑了

吗？”

我当然没有收人家的汽车，两个人跑到郊外树林里去谈判，我很紧张——毕竟收了人家

的小礼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虚得紧，居然向着这个日本人流下泪来。我一哭，那个好心

的人也流泪了，一直说：“不嫁没关系，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吓到了你，对不起。”

那时候我们之间是说日文的，以前我会一点点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为这

个朋友懂得耐性的教，他绝对没有一点大男人主义的行为，是个懂得爱的人，可是我没想过

要结婚。我想过，那是在台湾时。跟这日本同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在恋我，我迷迷

糊糊的受疼爱，也很快乐，可是也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就要结婚了。

为了叫这个日本人死了心，我收了一把德国同学的花。我跟德国同学在大街上走，碰到

了荷西。我把两人介绍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涩，还是很大方的跟对方握握手，将我拉

近，亲吻了我的面颊，笑道再见。

当年害惨了那位日本同学，后来他伤心了很久很久。别的日本同学来劝我，说我可不可

以去救救人，说日本人要自杀。切腹其实不至于，我十分对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见

他，而两个人都住在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门外的大树下站着，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楼窗

帘后面看他，心里一直向他用日文说：“对不起，对不起。”

学业结束之后，我去了德国。

我的德国朋友进了外交部做事，我还在读书。那时候我们交往已经两年了。谁都没有向

谁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国朋友拉了我去百货公司，他问我一床被单的颜色，我说好看，他

买下了——双人的。

买下了被单两个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发脾气，也没发，就开

始死不讲话，他问什么我都不理不睬，眼里含着一汪眼泪。

过了几小时，两个人又去百货公司退货，等到柜台要把钞票还给我们时，我的男友又问

了一句：“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我这才开口说：“确定不要。”

退了床单，我被带去餐馆吃烤鸡，那个朋友才拿起鸡来，要吃时，突然迸出了眼泪。

过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机场送我上机，我去了美国。上机的时候，他说：“等我做了领

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算求婚。他等了二十二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大使了，还在等。

我是没有得到堂兄们允许而去美国的，我的亲戚们只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他们也曾跟我

通信，叫我留在德国，不要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大学里恰好

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

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

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只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

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的跟我讲：“妹妹，

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

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竟然又哗哗的流泪，

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

“我们结婚好么？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一理大衣的

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么？”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

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

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这人生——。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

“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四十五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

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

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十七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

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六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

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我向人求，总是如此。荷西的面前，当

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

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

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

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个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梦一般，

呆呆的。

我是一九七三年结的婚，荷西走在一九七九年。这孀居的九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还是有的。

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

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不讲多年了。说着

说着，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回去。”回到溪头

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在寂静的餐馆厅，我的朋

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么搞的——。”

我静静的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出来。

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触到了，

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清楚。我

的信，不知谁拆了。信中写着：“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

考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有

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不然我

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条路上，

当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

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

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

信。”

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

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

婚。”

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着零零碎碎的对话。

“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

“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

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

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滩水在上面。

我看着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

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