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准备雄心勃勃地开拓上海市场，但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当时他的想法很多，但基本上还是原来在湖南广电做栏目时的那些思路，即想方设法实现节目与企业广告诉求的对接。他弄到了上海黄页（其实就是大本的电话号码），分给会计、行政、司机，像他当初给上海文广的二级单位打电话一样，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打电话。
试想一下，排外的上海人，接到这种电话一定是不厌其烦的。这是一场耐心与耐心的比拼，只可惜，王伟他们一开始就处在了十分被动的地位。
这对他们的军心也是一种考验。电话打过去，听到的总是不耐烦的拒绝，这种待遇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十次二十次，一百次两百次，想一想，该需要多么坚韧的神经才能承受这种日复一日的挫折？
策划一些小节目，找一些小赞助，先维持公司正常的开销就行了。王伟手上多的是策划好了的节目方案，只要找到一笔企业赞助，就能良性循环，一切真的就那么难吗？
还真的就那么难。
那种与企业的沟通方式，决定了他们只能接触到企业管理层的最底层，那些接电话的人，连让你把话说完的耐心都没有。
你是在替别人策划项目不错，但你也是要从别人口袋里掏钱的，你公司的知名度、美誉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你能替别人做什么？别人肯不肯掏钱让你做？就看你提供的平台与服务是不是能被他看上，两者能否找到交集点。新成立的天娱传媒有什么？对，有王伟好不容易弄下来的三证。除此之外呢？没有名气，没有业绩，没有资金优势，没有资源优势。
前景似乎很不乐观。
这使我想到了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这个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是靠马云和他的创业伙伴们凑足了6万美元弄起来的。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想清楚自己的赢利模式，为了帮助企业做买卖，他们经常提供免费服务。在阿里巴巴最需要钱的时候，也是互联网最疯狂的时候。在马云的游说下，在杭州马云家里办公的公司员工会经常接到投资者打来的电话。每一个电话对于那些憧憬着梦想、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一次离成功更近的信号（参见《马云创造》，作者杨艾祥）。
王伟和马云的工作不具有行业类比性，但他们的劲头一样。王伟是一个对自己的游说能力充满自信的人，他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忽悠也是生产力，而且可能是最大的生产力之一。
商场上人人精明，别人能被你忽悠，证明他认可你的价值观或经营理念，合作的机会也就产生了。
上海的企业都不认天娱传媒，这无异于当头一瓢冷水。王伟不愿意承认自己设计的盈利模式出了问题。他不是一个轻意服输的人。他想让天娱传媒在上海企业眼里显得有媒体资源的优势。
他想到的办法是借船出海，像傍大款似的傍上上海文广。
王伟一开始就打了这个算盘，所以他特意为天娱传媒的办公室选址威海路，就在上海电视台旁边。他通过一层一层关系结识了上海电视台一个节目中心的负责人，电话约了好几次，对方终于答应在上海电视台内他的办公室见上一面。
上海文广很牛B的，进去需要经过几道关卡。王伟他们有台车，开车进去会显得有面子一点。为了节约成本，司机王戬把会计也带上了，准备顺道去税务局办事。事情巧就巧在当天正好车坏了，并且还坏在出门不远的高架桥上。当时上海有一个规定，外地车牌的车子到了某一时间就不能上高架桥了。王伟他们本来是因为赶时间违规上的高架桥，结果偏偏车坏了，那不是等着交警来罚款吗？那个车坏得还很有技术含量，不是熄火完全开不动，而是以每分钟一米的速度前进，像一只卖力的乌龟。叫不叫拖车是个问题，叫拖车，需要几百块钱，但也许可以避开警察；不叫拖车，除非出现奇迹，车滋溜一下开走了，否则就只有等着警察来罚款。结果是拖车到的时候警察也到了。
王伟留下王戬他们处理善后，自己跑步去上海文广（高架桥上打不到的士），第一道门岗就把他挡住了，大概觉得他约见的是领导，却是走路进来的，还满头大汗，差点没把他当成派发广告的。
王伟当时没有对方的手机号码，只有办公室电话，偏巧他要找的那人那会儿又不在办公室，门岗自然怀疑他了。后来几经周折，总算进去了。是你求着见人家，不仅不准时，还给人家添了那么多小麻烦，结果可想而知，王伟想借船没借到，想傍“大款”没傍上。
虽然公司人不多，但没有进项只有出项，也还是很容易让人心里发慌，表现之一是王伟每天不得不算小账，就是每一天什么事都不干，光房租、水电和员工工资要花多少钱。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头？
否定自己是痛苦的，再说王伟也不甘心，他决定去苏州、无锡和宁波试试运气。他手里带着几个光碟，是娱乐频道做的“超级男声”，那是他拿在手里准备跟那些个市电视台合作的项目。
运气没有光顾他。
上海企业不认天娱传媒，苏州、无锡和宁波的企业也不认。那些个市电视里的同行，有些人更是不讲面子，看过碟后满脸鄙夷：这都是什么呀，粗制滥造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广电的电视节目水平？
王伟被弄得灰头土脸的。
到这里，我不得不小小地打破一下时空秩序，因为很多事是交叉进行的。正在王伟在上海苦撑危局的时候，五月底，娱乐频道、天娱传媒在同湖南卫视欧阳常林台长、总编室主任李浩几轮沟通后，湖南卫视终于启动了2004年的“超级女声”。
关于“超级女声”的前世今生，我会在后面的篇幅中详细解说，现在让我们从中间说起。
王鹏知道王伟有超强的执行能力，一个电话把他调回了长沙。
在当时，没有谁能看到“超级女声”的前途，但王伟必须听从董事长的号令。他知道自己将行踪不定，不得已把怀有身孕的老婆和另外几个员工一起留在了上海，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他们颗粒无收、铩羽而归。
那个时候的“超级女声”是还没有变成凤凰的野鸡，娱乐频道非常慷慨地把它连同“超级男声”和“星姐”选美一起划给天娱传媒，也就是说，从制作到播出、到与人合作，都是天娱传媒的事。
天娱传媒要想盈利，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制作费，比如说台里给的制作费是50万，你能省吃俭用控制支出成本，结果只花了40万，你可以赚到10万元的差价，依此类推。所以，在湖南广电，栏目负责人或节目制作人是很有大权利的。第二，就是看你能不能拉来广告，比如说冠名、现场广告牌、植入式广告等等，有些企业拿不出或者不愿意出钱，出产品也可以，这有点像易货贸易。不过，有没有企业赞助节目都要播出，广告资源浪费了就浪费了，收到了实物，起码可以改善大家的福利条件。
那时是王鹏和王伟的蜜月期，大家是患难与共的兄弟，王鹏乐得把节目制作等一摊子事全部交给王伟。娱乐频道也很支持，要设备给设备，要人给人。娱乐频道当时有一个演艺部，王鹏挑了彭志坚、姜军、郭新等几个人配合王伟，其中姜军、郭新后来就加盟到了旧天娱传媒公司。
王鹏和王伟的想法很简单，他们也没有觉得“超级女声”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项目，如果能抠出一点制作费，再在每个省开个分赛区，找一笔冠名费，也许就能够把天娱传媒养活下去，先解决生存问题，再谋求发展。
那就先联系分赛区赛场吧，找当地的电视台合作，设备、播出频道、选手等等一切节目元素都在当地解决，天娱传媒只负责提供节目形式和组织实施，有点像技术入股。
具体不记得是哪一天了，领了任务的王伟从长沙坐首发航班直飞上海，然后去了苏州，接着一个人到南京，晚上又到武汉去了。那一天，王伟跑了四个省市。
我问王伟为什么要一天跑四个省市？王伟说为了赶时间。“超级女声”已经启动，娱乐频道总监张华立和董事长王鹏的意思就是希望尽快在全国铺开。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完全是打游击战的套路。
但要别的电视台接受你的节目并且甘当你的配角，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王伟又没有时间跟他们磨蹭，他只能听从张华立和王鹏的调谴，指哪儿打哪儿。
当王伟回首那段往昔的时光时，除了感慨自己确实有那么一股湖南人敢打敢拼的“霸蛮”精神，更多的是对自己与王鹏当初那种关系、天娱传媒企业文化的萌芽的感慨。
王伟说，旧天娱传媒为什么能够从小做到大？第一个就是对湖湘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自觉传承。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顾忌，真的是勇者无畏，甚至可以说无知者无畏，我们眼里的前途并不是明朗的，甚至时常有些茫然，但是我们初生牛犊不畏虎，什么事情如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那肯定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第二，就是旧天娱传媒的经营理念。有段时间我心里老是抱怨，总觉得旧天娱传媒的体制改革如果能跟上来，我们的前景要好得多好得多。实际上，旧天娱传媒整体的理念相对于全国的整体水平，至少先进五年，我们的市场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在这之前，哪个省级频道的公司想到过到外省去打拼、去攻占属于别人的市场份额？没有。只有旧天娱传媒一直拥有着开放的思想与态度。就拿我和王鹏的关系来说，从我在策划部给他做副手时开始，因为他不揽权，不是那种事无巨细都给你管死的婆婆，而是在业务上充分信任我，反而给了我极大的自由度。设想一下，如果这四年里他不放手让我去干，而是事必躬亲，什么事都要管一管，我不可能得到那么多锻炼的机会，也就不可能有现在这种格局。对此我能理解，执行者最怕什么？就怕领导外行冒充内行，这里插一脚那里插一手，根本就搞不成器，结果是管得下面的人一点积极性都没有。真的，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领导人最重要的，就是你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要管，敢于用人，敢于相信你正在用的人。
让王伟遗憾的是，一切似乎仅仅停留在业务的开展上，而远远没有上升到企业内部管理的层面。旧天娱传媒的管理从始至终是粗放的和低效的，我和王伟就其管理水平如何界定的问题曾经讨论过很长时间，而我们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在“千疮百孔”和“病入膏肓”这两个词中间究竟选哪一个。作为曾经把旧天娱传媒当成儿子一样宠爱、寄予如此之大的希望的王伟，对此非常痛心。
外人根本无法想象，缔造了“超级女声”神话的旧天娱传媒，竟然是一家没有完善的规章管理制度的公司，没有完善的岗位责任、没有完善的会议制度、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
但是，它又的确缔造了一个传奇。以后我们将看到，这个传奇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参与方、参与者都是有功之臣，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运气的成分。
相信运气没有什么不好，但一切全靠运气就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