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向读者交过底，如果我就同一事件或现象反复去说，请不要奇怪。这正好是本书的特点，它的串连不是线性的而是事件性的，我能做的不过是不停地转换视角，从而让同一事件或现象获得不同的呈现。“
超级女声”获得前所未有的知名度之后，派生出了许多称谓，如“超女教父”、“超女教母”、“超女推手”之类，巧立或自揽各种各样的名目的初始动因，应该不完全是出于邀功自赏或论功行赏的心理，还有一种担当，因为“超级女声”从它问世的那一天起便连遭诟病，伴随着它鼎沸的名声和堪称奇迹的影响力，主流意识形态总是毫不吝啬其忧心忡忡，一些家有儿女的家长和关心祖国前途与命运的忧患人士，也一直在用他们的声音防范着“低俗文化”和一夜成名思想对下一代的侵蚀。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当“超级女声”越来越火暴，便很快演变成一种社会性的群体事件后，湖南广电单方面对它进行掌控的能力，越来越弱，它似乎变成了一个无人看管的舞台，谁都可以上去“秀”一下或“献丑”一下。
我曾问过王伟，他该叫什么。
王伟笑笑，反问我，既然大家把该叫的都占了，我去争这种虚名有何意义？更何况这种称呼都是与领导职位直接挂钩的，而与你是不是曾经主导过、参与过并没有多大关系。
“超级女声”其实就是一档参与者众多的群体性娱乐节目，只是由于它开创性的意义和不可估量的影响力，才被人津津乐道或口诛笔伐，才被人拿来说事儿。
媒体曾经广泛流传，说四个男人捧红了“超级女声”。根据2006年4月27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说法，“超级女声”的总策划是魏文彬，总指挥是欧阳常林，第一推手是张华立，另外一个男人自然是王鹏（该报未给他冠名）。
在上述按行政职位排序的榜单中，自然看不到王伟的名字，夏青和廖珂也没有。
他究竟算什么呢？那就看看他具体都做了一些什么事。
王伟说，如果非要一个定位，给我一个远房亲戚的称呼就行了，叫表舅表叔都可以，其实我也就是按照领导的指令完成了一份分内的工作，真的。在外面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会打“超级女声”的牌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可以省去很多口舌。去年湖南广电出了一本名叫《超级团队》的书，把我和我的团队比喻成丐帮，我觉得也还不错，挺像的。
衣着褴褛、拿着打狗棒到处要饭吃，这就是《超级团队》给王伟他们的定位？这是出于王伟内心的淡定还是一种无奈？甚至是一种自我奚落？旧天娱传媒对于“超级女声”的功劳或苦劳体现在2003年和2004年，那个时候是一个品牌的培育期，没有这两年的积累和推动，就不会有2005年的顶峰。王伟始终强调天娱传媒与湖南卫视这一强势资源整合的作用，认为这是把“超级女声”推上顶峰的一个重要契机。
中国有很多这种参与者众、突破了原有系统的工程，只要一被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性质认定，其中的参与者便会在第一时间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而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我初步认为这完全是在行政体制下的人才有的一种思维定式。把同样的问题放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就非常简单，大家分工协作以追求公司的整体利润，事先有规划，事中有协调，事后能量化，论功行赏，奖罚分明。
王伟处在官、商两种色彩都有一点儿、又都不完全彻底的旧天娱传媒副总经理的位置。往左靠，想借“超级女声”的名声加官晋级或者做业务方便，可以理解；往右靠，他的这种超然物外的平淡态度，也可以理解。
其实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释，2005年的“超级女声”，曾经让湖南广电的主要领导面临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魏文彬、欧阳常林乃至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主要的党政领导，确实给了极大的支持，应该说功不可没，说魏文彬、欧阳常林是“超级女声”的灵魂，张华立是第一推手，一点也不为过。
而2004年的超级女声王鹏和王伟是项目的主要执行者，王鹏主内，负责与湖南卫视的组织协调；王伟主外，扮演了一个打头阵和游说合作伙伴的角色，他在2005年以前的作用，有点像把一个丑女嫁掉的媒婆。
我不知道如果换一个人是不是能够那么漂亮地完成任务。
王伟从这里开始显示善于寻找机会、游说别人以及强于执行的商家风范。
请允许我停下来发几句议论。
我的整体感觉是，湖南广电太缺乏具备现代企业管理素养、既善于天马行空地谋划又能脚踏实地执行的管理人才了。可怕的是我经常听到一种论调，就是湖南广电从来不缺人才。追究这句话最先是从谁嘴里说出来的意义不大，应该引起湖南广电高层注意的，是这种流言对员工的情感伤害，因为这句话的言论基础是把湖南广电管理层与它的数千名员工对立。
其实，这句话不仅荒谬而且可笑，实为井蛙之叹。一个单位或领导号称不缺人才，就像现代社会号称不缺能源一样，只能说明言者的刚愎自用和鼠目寸光。
湖南广电相比于其他省级同行，也许多了几个好的节目制作人和几个有影响力的节目主持人，但从它品牌运作和盈利能力的现状来看，如果不尽快解决经营管理人员奇缺的问题，它的竞争力必将逐步减弱，更不要奢谈实现优秀节目与利润最大化之间的良性转换，而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一种资源浪费。
我从我们的老朋友“舞美师”那里找到了佐证。他在《揭秘湖南广电人才流失到哪些台》的文章中，十分详细的描述了近年来，湖南广电的五次最严重的人才大逃荒，上海SMG是一次，北京是一次，华娱卫视是一次，澳亚卫视是一次，旅游卫视是一次。他说：“面对这样的人才大流失，令人很痛心。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湖南广电GBS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越战越勇，不断地创造着奇迹。留在GBS的电视人个个名声大噪，红得不可收拾，遗憾的是，那些离开了芒果，离开了GBS的电视人从此湮没无闻！”
我先解释一下“芒果”是什么意思，那是湖南卫视的台徽，它最初曾被湖南的电视观众形象地叫着“马桶盖”。这篇文章泄露了“舞美师”的立场，我从此可能很难把他当成湖南广电的草根代言人。先别说留在GBS的电视人是否个个名声大噪，红得不可收拾，而离开了GBS的电视人是否真的从此湮没无闻，该仁兄所表现出来的幸灾乐祸，实在缺乏对那些流失者最基本的体恤与理解，他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有失风度的“肉食者”。
他的“官方”立场使其一叶障目。
他难道不知道吗？安徽卫视、江苏卫视等一批省级卫视，早已缩小了与湖南卫视的差距，如果放任湖南广电人才流失，被人赶超将是分分钟钟的事。
幸亏魏文彬和欧阳常林都不这么看，魏文彬曾经说过，“我多拉一个人才，比我自己做十件一百件事还重要。”“在我们的观念中，‘庸人主流化、人才边缘化’是一种可怕的状况，一切人事制度的安排都要防止这种状况的发生，要有利于人才的进入并满足他们的尊严感，同时也要有利于庸人的退出并给他们造成挫败感。”
欧阳常林说：“我们处在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有三个关键词：人才、高科技、知识产权，人才排在第一位。所以我们要打造好的用人机制，有什么样的用人机制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和人才团队。对于利用人才，我们不能苛求，要察其能不恤其失，用其长不用其短。既要给新人成长的空间和环境，又要给责任和压力。”
湖南广电已经实施了多轮改革，欧阳常林局长上台伊始，也会使出不同的招式，以应对新的时局。我不了解的是，每一次“新政”的出台，到底是“长官意识”的灵机一动，还是其高层不断开会、集体讨论的结果，或者是基层不断呼吁、不断施压迫使管理层不得不“应对”？
在我看来，这远远不够，必须把内在的驱动与外部的力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经过严密科学的可行性论证，才有可能求得最可能接近管理科学与市场规律的方案模型。在这个过程中，内在驱动不说，所谓外在的力量，起码应该获得独立思考、科学论证的授权；在涉及企业管理与市场对接的领域，则应尽量摆脱行政干预。
这是题外话。
让我们接着从王伟进入旧天娱传媒之后，有关“超男”“超女”的一些事儿说起。
王伟调去筹建天娱传媒以后，娱乐频道就把“超级男声”搁那儿了，没有人去想节目以外的事情。2004年3月，娱乐频道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别的新节目，就只好又做“超级”系列，上年不是做的“超级男声”吗，今年就做“超级女声”吧。
娱乐频道把“超男”“超女”和“星姐”三个节目划给了旧天娱传媒，让他们去运作。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正是这个决定给了王伟一个亲自上场的机会。他是相信收视率的，比他的一些同事更看好“超男”“超女”这个节目，但他也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会超级火暴。
“超男”的碟，王伟一直放在身上，一边注册公司的时候，就一边推广，他在总编室干过，做收视这一块在全国同行间还比较有名气，总被邀请去上课，他就利用这些机会都处宣传，感觉自己像个搞传销的。
上文提到过王伟跑上海附近的苏州、无锡、杭州还有南京的事，就是为了向电视台总编室主任、台长推销这个节目，希望能够做赛区。希望在无锡做一把、杭州做一把、苏州做一把，然后至少给新公司赚一点制作费。
可惜的是，王伟把碟播给他们看，却没有得到一个台长的认同。
王伟常常被弄得很没趣。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完全没有必要为无锡、杭州、苏州的电视台台长们因为错过了与“超级男声”、“超级女声”的合作而遗憾，从地域上来看，它们受海派文化的影响，打动他们的节目，应该至少在电视画面呈现方面具备起码的精致；其次，一档电视节目在它的胚胎期或幼儿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它的前景的。
我想再次明确我的观点：“超级女声”的火暴不是策划出来的、也不是像工业产品一样被制造出来的，而是很多机缘巧合的因素凑到一块儿之后的一次总爆发，那时它才会像传说中的财运一样，挡都挡不住。
对王伟来说，幸亏还有一点点意外。
不是他有意地把目光投向了西南边陲，而是恰好认识成都电视台的一个总编室主任瞿建宏，王伟便给他打了个电话，通过他又找到了成都台柳台长，柳台觉得还像那么回事，表示愿意找个机会好好谈谈。但这也仅仅是希望的曙光而已。
时间不等人，很快，就四月二十几号了，“超级女声”原定的启动日期一天天逼近。
就在这时，一个看似偶然的因素出现了。
湖南卫视也一直在寻找好的节目，欧阳常林此时刚担任湖南广电副局长、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总经理不久，当初他就是节目的审批人之一，也了解“超级男声”在娱乐频道播出时的情况，觉得这个节目应该很有潜力，如果借以湖南卫视的平台是完全可以打造出来的。
欧阳常林是个行事果敢的人，这个靠国内第一个做琼瑶的电视连续剧起家的实干家，对电视观众的心理有一种仿佛天生的准确把握。他马上找张华立、王鹏谈，便很快拍板由湖南卫视投资来做。其基本格局是，湖南娱乐频道做先期的长沙赛区，其他的几个赛区全部交给刚成立的天娱传媒，节目在湖南卫视上播出。
对王伟来说，这是非常愉快的一次经历。与湖南卫视的协议都是他起草并全程参与谈判的，包括欧阳常林的原秘书孙振坤（他现在是做得风生水起的快乐购的副总经理）。让王伟欣喜的是欧阳常林答应给他们100万一个赛区，做南京、武汉、成都、长沙四个赛区。王伟很快打了个小算盘，嘿，不错，应该小有赚头。王伟是在签下协议的当天晚上连夜直奔武汉的，找了很多朋友，找了湖北卫视的一个哥们儿，找了武汉经济台的一个哥们儿，然后把节目解释给他们听。王伟本来是想跟他们合作的，由他们来制作，这样能降低很多成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授权你们来制作节目，你们也播，把节目也给湖南卫视播。一个地面台，一个卫视台，互相也不影响。对天娱传媒来说，等于满赚了湖南卫视给的制作费投资，有点空手套白狼的意思。
王伟的忽悠没有得逞。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对于看不到前景的节目，王伟的湖北朋友不敢贸然接手。
节目制作，那是要花钱的。
王伟当然有第二套方案，就是出钱租他们的设备。这就好谈多了。王伟后来跟湖北经济台的一个栏目组达成了合作协议，天娱传媒出资7万元，对方负责把整个活动录下来。连王伟自己都觉得付的租赁费太便宜，因为如果按市场行情算的话，起码需要四五十万。这里面有同行帮忙的因素，有私人朋友情分的因素。王伟不想太占人家的便宜，主动提出来，节目你们也可以播，如果你们看得上的话。王伟想得太清楚了：别人要答应播，其实等于扩大了节目的影响力。
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找场地。王伟使出了他的惯用伎俩，就是按电话号码簿给宾馆酒店打电话。他不想租场地，想吃免费的午餐。那是王伟第一次来武汉，也不知道武汉有些什么样的饭店，反正就是按照电话号码簿一家一家地打，从五星级酒店开始。先打总机，要他们直接帮他转到总经理办公室，或者管宣传、营销的办公室，转了十几个酒店，别人不等他把话说完就礼貌地回绝了。
第一个有反应的酒店是在武昌火车站旁边的一家老的五星级酒店，王伟已经忘了它的名字。那个酒店的总经理还真的接了他的电话，而且聊了很久，他有意跟王伟合作，但有个问题，他必须跟董事会通报一下，两天后才能定下来。王伟却让人家马上就定下来，因为欧阳常林和王鹏没有给他多少时间。人家不干了，说你逼得也太急了，再说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不是湖南卫视的哩。
王伟只好接着打电话，又谈了十几家，最后还是通过朋友找了一家叫旋宫的饭店，在武汉步行街，很老的三星级饭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旋宫的老板还很幽默，说他们那儿晚上闹鬼，问王伟怕不怕。还真不是开玩笑，那电梯上去都要叫的，像小孩哭似的，可不像闹鬼吗？
其实，那个饭店在武汉曾经非常有名气，周恩来他们都住过的，据说那是全中国建国以后第一批三星级饭店之一。
当天晚上就签了约，给王伟他们提供180间房，全免费。王伟则给他们一些现场广告。然后开始报名。
除了时间对接不上，王伟没选择先前火车站那家酒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武昌火车站的客流量太大了，报名的人一多，安全会是一个大问题。在武汉步行街这里，怎么弄都可以，旋宫前面有一个很长很大的坪，挺好的。
不好的是报名的情况，从5月3号开始正式报名，整整十来天，前来报名的人，居然没有几个。
王伟有点急了。
没有办法，王伟决定主动出击，安排姜军和王戬去武汉音乐学院去找学生来报名，找啊，到学校里面去拖啊，贴广告啊，发传单啊，还是没有多少人愿意报名。一个月过去了，报名的人才刚刚达到几百人，每天平均三十来个，大部分是导演连骗带哄弄来的。
卫视要开始播节目了，怎么办？几百人就几百人吧，够录两三期节目了。他们一口气录了四个小时。
奇迹出现在六月四日。
录的节目在湖南卫视播出之后，报名的人数便开始增多了，不是慢慢增多的，是一下子猛增的，从那天早晨开始，旋宫所在的步行街，呼啦啦一下子出现了一条长达3公里的队伍，把武汉市市长都惊动了，还以为是学生闹事。市长跑到现场来了解情况，说你们别这么搞了啊，报名你们可以分散一下嘛。
武汉就这么攻下来了。
欧阳常林觉得应该趁热打铁，立马带着王鹏、王伟和孙振坤直赴南京。南京台王伟之前就和他们的一个节目部主任联系过，那个主任好像也叫王平。这次欧台亲自出面，自然面子大了。南京台的台长亲自到机场接欧台。上面的领导把原则谈好了，下面就是王伟、孙振坤他们和南京台下面的负责人谈执行细则了。
王伟的想法是走极端，要么找最好的频道强强联手，要么找最差的频道优势互补。后来他们选择了南京十八频道，南京十八频道属于后者，当时因经营不善、在南京的收视率很低。王伟忽悠他们频道总监，说只要你答应跟我们一起做“超级女声”，我保证让你这个频道起死回生。因为武汉赛区热播的示范效应，又有欧阳常林亲自出马与频道领导对接，南京十八频道轻而易举就拿下来了。“超级女声”最火的时候，他们白天的收视率达到了3个多点，这在南京是天文数字，是要令人刮目相看的。
相比于南京，最先感兴趣的成都又陷入了艰难的谈判之中。这也是欧阳常林亲自抓的一个赛区。成都电视台的柳台长，是王伟一个好朋友成都经济台总编室主任瞿建宏推介联系上的。但欧阳常林不认识柳台，于是王伟先打通了柳台的电话，再把电话交给欧阳常林，欧阳常林自报姓名，与柳台直接沟通。
后来王平做了成都赛区的总导演。第二年，她做了“超级女声”的总导演。
王伟称自己是“超级女声”的表舅表叔应该不算过分。
2004年的“超级女声”虽然不是最火的，但全国的报名人数已经突破了四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至于收视率，绝对全国第一。
我不知道读者注意到没有，初涉商海的王伟已经开始显露他的商业才华，如果说他忽悠湖北同行和宾馆老总的劲头，还只是显露了他节约成本的“邵东农民”（我们熟悉的舞美师在某篇博客上送给王伟的“雅号”，王伟老家邵东是全国有名的中草药药材集散地之一）式的狡黠，那么，他在事业进取时面对挫折的执着与坚持，则表明他已开始具备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最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
按照王伟的说法，那一年湖南卫视在“超级女声”项目上没有赚钱，当然也没有亏钱。他是这样给湖南卫视算账的：因为2004年的“超级女声”没有找到冠名企业，等于失掉了一个大头。但收视率上来以后，中间插播的广告明显多了，而且应该涨了价，比如说原来卖5000一条、15秒的，现在卖1万，原来只能卖出一分钟的，现在能卖出五分钟。王伟也说，其实这账算到这种份儿上已经不好算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湖南卫视2004年在“超级女声”亏了钱的话，它一定会半途而废，因为湖南卫视的主要赢利模式就是通过节目的收视率卖广告。何况那一届已经开始短信投票了，那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利润增长点。
在我的要求下，王伟详细地解释了短信投票的盈利模式：他们当时找了一个SP运营商，也就是短信运营商。有关当事方的分工是怎么进行的呢？三位一体，电视台是内容供应商；SP是运营商；电信，就是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是平台提供商、网络提供商。湖南卫视以滚动字幕或主持人现场吆喝的方式，发动大家投票，赚的钱由三方分配。王伟他们想得很周到，在几个分赛区，均与当地的SP签了合同，而且是排他性的，但与他们合作的当地电视台，发现短信投票可以赚钱之后，便耍起了小聪明，就是另找一家SP，搞与王伟他们提供的内容不相冲突的竞猜活动，不搞给选手的投票活动，而是发短信猜今天谁输谁赢，听说也赚了不少钱。
短信投票不是自“超级女声”始，2002年中央电视台就曾经用它来评选优秀节目，只是因为未能与观众形成良性互动而规模偏小，“超级女声”把它推到了极致，以至一段时间被怀疑已被商业操纵而影响了投票的公正性，后来有关部门干脆叫停了电视选秀节目的短信投票。
这事证明了一点，就是商业气息总是无孔不入的。
如果说这种说法尚有贬损的嫌疑，我倒愿意换成另外一种更中性的说法：商业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新的利润点被开发的同时，从来不会停止它的脚步，一定具有被再开发的可能，直到派生出新的商业机会，而把所有这些利润点合理地串联起来，便可以组成或大或小的产业链。
短信投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这之前，电视台的主要盈利模式始终在收视率和广告之间打转转，从“超级女声”开始，两点一线的格局被打破，一条崭新的品牌流水线呈现出它的丰富多彩性，即使短信投票后来被行政干预掉，它撕开的口子却足以让商业的洪水汹涌澎湃。
2004年做完“超级女声”之后，天娱传媒一算账，湖南卫视给他们的400万中，至少赚了200万，还了税，净利润有150来万。还有另外一笔账，据2005年8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工商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3月，天娱传媒还亏损100余万。”
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旧天娱传媒的经营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