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到底层。我一向认为语言文字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当一个人拥有诉说欲望的时候，不论他是想直抒胸襟，还是不得不隐晦表达，通过文字的不同排列组合，基本上都能完让我们回到底层。
我一向认为语言文字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当一个人拥有诉说欲望的时候，不论他是想直抒胸襟，还是不得不隐晦表达，通过文字的不同排列组合，基本上都能完成。我尤其看重文学作品对时代的折射能力，因为不管它外表多么华丽或乖张，它所包裹的内核，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并与其他存留下来的文字、影像、声色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载体一起，完成着对一个时代的记载与记忆。
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听人谈起过一本叫《长沙飘客——一个湖南电视人的另类生活》的网络小说，我预感到里面的内容和我要书写的湖南广电可能会有某些重叠，为了获得对湖南广电全方位的认识，我在没有看到这部小说一个字之前，便决定了要引用它的一些素材。
但是，当我花上两天宝贵的时间把它读完之后，我彻头彻尾地失望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自命清高的假道学，但这部书过于市井和低俗的风格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首先，在他使用真实的地名和虚构的人名展开“老五”的故事时，与其说他在写湖南广电的野史，不如说他接触到的只是一些边角余料，我无从分辨与准确判断书中相关内容的真伪，要命的是还不知道作者是否在影射，因此我将无法预判，如果我引用其中的部分素材，是否会给我带来影射攻击他人的“连带责任”；其次，我把《非常媒·戒》定位成企业的不完全史和王伟的个人奋斗史，如果把《长沙飘客》生搬硬套地扯进来，恐怕真的会降格它的纪实性和严肃性；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我并不反对也不反感作者通过描写两条腿中间的那点事儿，来折射社会与人生，但如果只停留在私处不作必要的升华，作为精神产品未免太过龌龊，肯定难登大雅之堂。
据说这本不知道最后是否正式出版的书，遭到了封杀。
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当初的一种不那么高明的炒作，道理很简单，你只要在网上输入书名，现在还能很轻易地读到。
但是，小说题目中的“飘”字还是打动了我。我发现湖南广电的一些员工在对工作全情投入的同时，却明显归宿感不够，真的就像水中的浮萍一样，没有根基，漂来荡去。再说了，如果我只是想厘清某个文化事业单位的气场，也许网络小说《长沙飘客》那种独具特色的表达，反而是那个气场的元素之一也未可知。
马兰山流行两个称谓，一个是“大师”，一个是“流氓”。有趣的是，这两顶帽子完全可能同时戴到一个人头上。
这是一个多么包容的社会啊，而一个包容的社会是永远有活力的。另外一句话是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经过不算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一改初衷，对已经写在初稿里的《长沙飘客》的部分内容予以完全彻底的消除，我将不鼓励、不建议有窥探欲的朋友把它和黄晓阳的那本书比照起来阅读，说实在的，这不是我的事儿。
马兰山还有另外一个香艳的传说，是关于寡妇楼的。说某栋楼里住的全是美丽娇艳的寡妇（包括离异的女性），她们对重组家庭毫无兴趣，每天夜幕降临的时候便开了车去长沙着名的酒吧一条街放纵不羁，完了还不忘记带回有型的先生进行消费。
我得声明以上纯属道听途说，对其真实性未做最基本的调查。一种可能是，这则小道消息的传播者乱用了数量词，很有可能为了追求夸张的效果而把“几个人”冠之为“一栋楼”，不过，根据我自己羞于启齿的经验，我推猜所有搞艺术的人，可能都有点儿荷尔蒙、肾上腺素分泌旺盛或异常，她们或他们会不会干出什么常人不可理喻的事，只有天知道。
幸亏我不是她们或他们的领导或下属，否则，真不知是福是祸。
作为一个佐证，舞美师曾经在他的博客上大爆湖南广电内部情艳史，还煞有介事地分为领导篇和主持人的办公室爱情篇，我本来想娱乐娱乐、全文引用的，又怕落了哗众取宠的嫌疑，想想还是放弃算了。
如果我们把《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当成官方或准官方言论，而把《长沙飘客——一个湖南电视人的另类生活》当成民间演义，那么，它们之间还有个人数庞大的中间层，这个中间层既没有被神化，也没有被卡通化或妖魔化，他们不是围着领导或女人转，而是围着频道和节目转，像各种各样的零部件或螺丝钉，维系了湖南广电机器的运行。
我知道，如果我们适当地花一些笔墨把它上下打通，关于湖南广电的气场便有可能融会贯通起来，并呈现气韵生动的景象。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让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单位、同样一种现象、甚至同一件事，那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有侧目而视的、有俯视的、有仰视的、有就近细观的、也有偶尔回眸远望的，把它们结合起来，就有可能立体成像，接近我们所需要的客观与真实。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身在其中的人说出他们真实的职场故事，他们在湖南广电工作和生活的感悟。
31岁的金涛很自然地进入了我的视野。他现在是王伟公司的员工，也是湖南娱乐频道建台时最早的一批人之一。
首先他符合“飘”的概念，在湖南广电，像金涛这样飘来飘去的人很多，尤其是那些“台聘”的甚至“栏目聘”的员工。
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这种用人制度的改革，有利之处在于打破了大锅饭和铁饭碗，使人保持竞争的动力与激情；不利之处在于把员工分为三六九等，让低层次的人没有了安定感和安全感。
金涛属台聘。他在娱乐频道干了几年之后去了另外一个频道，之后又到天娱传媒做“超级男声”，那是跟河南卫视一起做的合作项目，算下来那一次他在天娱传媒待了半年。后来湖南广电组建公共频道，以为是个机会的他又去了公共频道，对公共频道深入了解之后，又人心思动，最后被王伟硬拉过来，最终成了王伟手下的一员大将。
在我看来金涛是个很帅气的小伙子，当然我其实对男人长得帅不帅没有鉴别能力，我这样说是因为他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沉稳、精神与淡定。接下来便是脸上的那些疙瘩，这使他把自己一下子跟这些年已经不吃香了的小白脸拉开了距离。那些小疙瘩面积不大，也不醒目，没有湖南广电着名节目主持人马可的同类产品那么令人恐怖。我估计是偶发性的过敏反应，但他的女同事称之为青春美丽痘。金涛于是申明自己确实正处于青春发育期。他说这话既不学究也不油腔滑调，中气很足，还带有那么一点胸腔共鸣的意思，显得很磁性。
金涛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到今天为止，他正好进湖南广电满九年。他用“体制内”称呼湖南广电。
这并不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他大学学的是音乐专业，毕业后分配在航空局工会。投身电视行业，他觉得跟个人情结有关。在一拨一拨年轻人的眼里，电视行业是梦工厂，能够参与到制造梦想的行业中，金涛觉得是件很拽的事。他是1999年年底进的娱乐频道，当时有一档脱口秀节目，应该是湖南省内早于“越策越开心”的一档脱口秀节目，叫“妙论大卖场”，主持人是刘仪伟。金涛把进入行业前三年当着是个人经验积累的过程，更多的是从事一些编导的工作，也就是最基层、最具体的工作。那时他最大的感觉，一个是苦，一个是累。非常苦，非常累。在湖南广电，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电视劳工的感受。金涛曾经创造过因为加班七天没有离开办公室的记录。
一个星期都干了什么呢？
因为“妙论大卖场”是个话题性的谈话节目，需要事件，需要人物，一个星期待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找资料，跟嘉宾沟通。金涛至今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广电中心主楼二楼的一个办公室（曾经是天娱传媒艺人部），整整一个星期呀。终于到了周末，周六下午和晚上连续录节目，全部工作人员只有他和另外一个编导加上两个制片。录完以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灯光熄灭，他们四个人坐在黑黑的演播厅里，泪如雨下。
他们那时的基本工资非常低，像金涛那样的主力编导，月薪也就1600元左右。
其实也谈不上主力非主力，算上金涛，也就两个人。因为劳动强度和劳动报酬不匹配，很多人员都流失了，从娱乐频道到经视、到卫视，或者干脆离开了湖南广电。
他们带着梦想来到这里，找到的不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与工作着的快感，而仅仅是苦与累。后来金涛又换了几个栏目组，换来换去让他觉得在这种环境里面待着有点恐惧了。不错，这里有舞台，但是让人觉得自己永远是这个舞台上每一幕戏的戏子。今天这个幕一拉开你还能表演，明天这个幕一拉上，也许就没你什么戏了，也许你就该走了。湖南广电没有给金涛这种人可以把根扎下来的感觉。
1999年国办发了一份82号文件，要求大力推广公共频道，在县级广播电视实行三台合一的基础上，由省电视台制作一套公共节目供所辖的各县电视台播出，从中空出一定时段供地县播放自己制作的新闻和专题节目。随后，随着广电总局等主管部门的一系列政策付诸实施，我国除几个边远省份外，大多数省都于2002年7月1日准时开通了公共频道。
金涛认为公共频道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平台，可以帮助自己实现更大的目标。他去了。第一次开大会就让人热血沸腾。领导激情满怀地说，建公共频道就是要最大地优化资源，实现每一个员工的价值，让大家三年内有房有车。
公共频道的人员来自各个频道，有经视的、有娱乐的，还有卫视的，算是一个组合的大家庭。第一年，大家士气非常高，每一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梦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跳起来就能够得着的目标，尽管公共频道最早组建的时候没有办公场地、没有资金，甚至没有设备。
他们是被指派上阵的士兵。没有枪，没有炮，甚至没有盔甲，但是他们有一个任务，就是必须占领敌人的阵地，让胜利的旗帜猎猎飘扬。
这算什么？
这是一个童话。
这个童话一开始就注定了它必然破灭的命运。
各级电视台不是一个纯粹的经营实体，它是一个行政事业单位，属块块管理，湖南广电对底下各地州市县电视台没有垂直管理的职能，它们分别归属省、地、州委、县委宣传部管辖，同时肩负着喉舌和政策宣传员的重任。因此，由省台组建的公共频道是不可能取代各地州市县电视台的，客观地说，它是由行政手段组建起来的频道，有人称它为政策频道，可说一语中的，尽管有政策支持，资源优势，但并不意味着它就能理所当然地能控制观众手中的遥控器。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公共电台电视台，像英国的BBC，日本的NHK，美国的公共电视（PBS），德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WDR）等都是公共媒体，但它们大都不播商业广告，而依赖政府的拨款和收视许可费来支撑运作，节目都以社会责任为己任，追求引导和服务社会公众。可是，我国现阶段的公共频道，从根本上讲，与其他的电视频道没有什么区别，仍需要从市场上讨饭吃，依靠广告收入来支撑运营。
在这种体制下，你会觉得，这个频道的存在还有前途吗？
不知道金涛是不是第一个感到迷惑的，但起码不是唯一的一个。他再一次失去了方向感。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公共频道。那件事却跟金涛做的一档节目获得全国性大奖有关。
那个节目是2003年做的。当时湖南省永州电视台有个策划，想为瑶族做一个专题节目。瑶族主要居住地是在湖南永州和两广交界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迁徙式的民族，它的迁徙史和吉卜赛民族有点相似。那个时候湖南公共频道刚刚组建，给予它的定位就是一个公共的、大家的频道，它所要诠释的是对于人自身的尊重，对瑶族的追本溯源显然符合它的定位。
最早的策划便很艰难，因为那时公共频道刚刚成立不到一年，要从事这样一个大型节目的拍摄，地理跨度很大，必须通过省、市、县三级电视台的合作才能完成。金涛所在的省公共频道是牵头单位，往下永州电视台，再往下是永州所辖的九县两区，总共有十一个县级电视台配合。没法想象摄制组的条件艰苦到什么程度，省公共频道甚至没有自己的车，没有自己的摄像师。上面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一个月，非常仓促，作为主创人员和节目组负责人，金涛对瑶族这个概念也是非常模糊的，对它的民族属性、历史文化完全不了解，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节目组实际上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要有一个系列报道，叫做“千里瑶乡行”，每天在新闻节目中都要有一个五分钟的板块；另外一个主要的任务当然就是拍摄瑶族的专题片，那也是湖南民委支持的项目。
做过电视的人都知道，新闻的属性和专题片的属性在很多时候是不能兼顾的。因为拍专题片的手法和镜头感更讲究对镜头的表现力和对题材的深度挖掘，而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具有一定社会价值的人和事实的简要而迅速的报道，讲究的是时效与被关注度。金涛他们团队主力加起来也只有六个人，其中还包括永州电视台都市频道派过来的三个编导，既要保障每天的新闻播出，又要保障所拍的东西能够用来做专题片，这是非常难的。
金涛下去时在频道预支了5000块钱，让他带好整个摄制组，整个摄制组当时加起来有十多个人，得管好他们将近两个月的食宿和发生其他不可预知的情况时的应急，幸好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帮助解决了交通和吃饭的问题。金涛他们没车，频道的车把他们送到永州以后，举行了一个开机仪式，就走了。底下各县就采取接力的方式接送，整个拍摄过程就像一次迁徙，甚至不知道下一站的后勤保障会是什么。一切都无法计划和预知，取决于那个县的宣传部门对这次摄制是否认同和尊重。在这种情况下，金涛不得不扮演多种角色，第一当然是导演；第二是记者，得完成基本的采访任务；第三是团队队长，以保证那个松散的集体能够协同作战；第四是联络员，每当这一站快要结束的时候，得提前和下一站尚不认识的新的工作人员沟通好，确定在哪里接头以及安排接下来的拍摄路线和今后几天的吃喝拉撒。当然，一路下来让金涛也有不少收获，原来头顶上的来自于湖南广电的虚幻的光环，没有人认，一切都得靠在与别的不相识的人的沟通中去争取和创造。
拍摄历时一个半月，又黑又瘦的金涛回长沙的时候带了70多本素材带，每一本素材带60多分钟。
专题片的创作，应该有一条连贯的创作思路，但因为这个拍摄组人员构成的复杂性，这种思路随着人员的分散而显得七零八落。打个比方，某个素材有可能是临时加盟进来的永州电视台的编导和摄像拍的，他们在拍的时候固然有他们的创作思路，但到了金涛那里就断掉了，因为拍摄的人是不管后期制作的，不可能和金涛一起做剪辑，金涛得用一根看不见的线把那70多本素材带串连起来。
这根线应该是什么呢？
如果金涛把70多本素材带全部连续性地看完需要7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觉需要整整三天，那是足以让一个人头昏眼花、头昏目眩的。
慢慢地，金涛找到了线索，他觉得他要做的不是一个具有深度学术研究性的报告文学，也不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片，而是一个对族群的认同片。那么好，当他们走过那个地方，走进那个族群，其实是可以带着对这个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介入的。他要求自己的片子侧重于对那个民族生存状态的记录和对他们情感的一种立体表达，因为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是什么肤色的人种，人的情感、人类的文化与文明，其实是相通的，是可以被把握、被认同、被尊重的。
光杆司令金涛这时身兼撰稿人和剪辑师，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把70多本素材带变成了一共5集、每集15分钟的专题片。把700多分钟的素材变成75分钟的节目，这个工作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有很多东西需要你去取舍。
这还是其次，重要的是金涛的工作条件。这一次，他打破了自己的记录，创造了一个多月没有离开办公室的奇迹。不为别的，就因为那个时候公共频道的机房特别紧张，它既要保证常规节目的播出，还要保障其他一些制播分离的节目的制作，留给金涛的时间少之又少，他真的只能见缝插针。当时技术部主任无奈地跟他说：“没时间了，我只能给你凌晨两点到六点。”
金涛只能在这个时间进机房做事，他所有的生活时间都被颠倒过来了。他霸占了频道某位副总的沙发，每天上午六点钟以后就在上面睡觉，一觉睡到中午，随便往肚子里填点什么接着开始写稿子，因为片子需要增加一些文字做构架。一天、两天、三天……，将近一个月的时候，金涛有一种感觉，就是心力交瘁，突然发现电视失去团队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是一种孤独的感觉，一种绝望的感觉，非常非常疲惫。有时甚至会觉得是不是干脆就睡觉算了，就那么逃了算了，丢下手头上的事去到一个别人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金涛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原来意志是可以被磨练的，被磨练的意志将把人提升到另外一种高度。
简单一句话，在第二年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参评会上，他们的作品“千里瑶乡行”获得了骏马奖专题片最高奖项——一等奖。
金涛拿着奖杯回来了，他很高兴，连家都没有回，拖着行李箱直接走进了频道总监的办公室，兴冲冲地告诉他奖杯拿回来了。
没有拥抱，没有握手，没有寒暄，甚至连屁股都没有离开办公椅，总监很平淡地望了金涛一眼，说，你把它交到公共事务部去吧。金涛当时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凉到了冰点的位置。
人为什么活着？每个人的理由可能千差万别，但作为群体或集体的一员，他会非常看重那种被认同感。金涛后来对我说，哪怕你寒暄几句，问几句我这次参加颁奖晚会的感受，或者态度稍微真诚地跟我用心交流一下，我都觉得这里面还有一点点人情温暖和组织关怀在。没有。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好字都没有说。
这件事直接导致了金涛离开湖南广电。
我无论如何不能批评金涛太敏感，或太小题大作。相反，我十分理解和尊重他的感受：当我们作为一个媒体去关注社会的人情冷暖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人情冷暖却被忽略了。在一个肩负了更多的宣传职能的单位里，它在宣传政策、公平正义、正气感和主张社会大众的权益的时候，它把它的工作人员当成工具而不是人，可以完全忽略员工的情感和他们的基本权利。在那里，你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尊重。
幸好这只是个别情况。可是，在一个单位，如果这是百分之一，落到一个人头上，就成了百分之一百。
要说明湖南广电员工的生存状态，金涛一个人的经历也许太过单薄，我找到了苏建华。他是王伟公司“工龄”最短的一个人，却丝毫不掩饰对王伟团队的感情。他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那次是在佳程酒店的某间行政套房里，十多个人围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瞎侃，他说到国外的旅游、体育产业和国内的节会经济，让我眼界大开。
在王伟团队里，人们很亲切地叫苏建华为“海龟”。
1967年出生的他，1988年以专科生的学历进入湖南广电，他没有走后门，而是经过了极其严格的招聘考试，过五关斩六将，最后经魏文彬签字画押得以上岗。他2001年去加拿大留学，在那里一待就是六年，不久之前才加入王伟的团队。
苏建华出国之前在湖南卫视做体育节目，“那是我在国内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的一份工作，主持人啊，制片人啊什么的。对电视不说，我对体育是非常热爱、非常痴迷的。但在湖南广电，很多原因让体育一直没有搞起来，主要的原因是员工人心浮动，好像一下在新闻中心，一下在摄像部，一下又是文体中心，一天到晚成天变化”。这是苏建华对曾经工作过的湖南广电的整体印象。
实际上，在这个章节里，苏建华的个人经历我用得不多，我们将就选拔人才的一些问题泛泛而谈。
领导是运动员，员工是脚底下的皮球，一天到晚处在被争抢、被盘带、被踢的状态。
苏建华用足球的专业术语比喻湖南广电当时的状态，如果这拨人得势了，跟他们相关的一切就会有利，也就有了话权语。体育这块好像还没有做起来啊，划给我们吧，然后就划给他们了。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就是瞎做。急功近利，又没有耐心，过一段时间觉得做不出什么名堂，就放在一边不管了。很快，另一拨人又起来了，那我又把这一块挖过来吧。各领风骚三五个月，底下的人就不断地被排列组合着。
那个时候的大背景是什么呢？是改革。就是改革前的那种混乱，无秩序的混乱。很多很多年，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不是说改革不好，但改革首先要保持整个机器的正常运行，而不是让大家觉得似乎一切都失控了，大家飘浮在空中无着无落，至少，不能让这种状态持续得太长，让失重成为一种常态。
苏建华觉得这种失控的状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湖南广电的领导并没有想清楚出路在哪里，也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你不知道湖南广电要向何处去，你就不知道应该选拔、启用什么样的人才。
你要玩政治，你找自己知根知底、能够听话和被掌控的人就可以了；你要抓节目，你就必须牢牢抓住专业人才；你要想让经济效益上去，你就必须挖掘或引进经营管理人才。
据我掌握的情况，湖南广电像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一样，对人才还是非常看重与尊重的。但人才选拔机制是不完备的，首先，所有的调配基本上在内部进行，一下张三，一下李四，一下是新闻部的×××，一下是专题部的×××。大家之间互相调来调去，就像领导手里的棋子，但所有棋类游戏的第一要义就是不能随便反悔，否则就是一盘乱棋。其次，你要选择的人才跟你安排他从事的工作，是否具有专业上的匹配性，应该成为最基本的条件，否则，很有可能是牛干马活，小鸭打鸣老母鸡被派去游泳。
比如说，节目做得好的人，完全有可能派出做行政，做经营。一个人能干，会被认为什么都能干，专业人才很轻易地被同等于通用人才。
实际情况怎么样？你在做节目的时候可能是博士后的水平，让你去做行政、搞经营，则完全可能是小学毕不了业的水平。如果用两条腿比喻湖南广电的节目制作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前者健壮有力，后者小儿麻痹症。
那时，在湖南广电还流行一种文化，叫信文化，也就是跟领导写信，让领导了解自己，给自己提供机会。魏文彬曾在大会上承认，作为领导，他的接触面有限，要选才，也是先在他认识的里面选。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要求大家抛掉那种书生气，主动跟领导交流、沟通。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魏文彬讲出了官场中那一部分想干事又颇有胸怀的人的心里话，有点求贤若渴的意思。如果由领导一个个去了解、去沟通，他也没那样的精力。你如果是个人才的话，你确实就要勇于推销自己，主动去和领导沟通，让领导来了解你。魏文彬的态度与做法，比那些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人，已经有了段位上的差别。
据说魏文彬说了这个话之后，就有一批自认为是人才的人凑上去了，通过写信的方式谈自己的情况和想法，有些人还真的受到了重用。
这使领导选拔人才的渠道得以拓展，但其弊端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这种形式成为一种风气，伤害的可能是更多的人。比如说像苏建华这样的人，干了多少年的实际工作，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还是很清楚的，他在有些方面永远也不会和别人去争，拿不下面子也好，觉得不是自己的长项也好，他就等着你来发现。但他自己心里有杆秤，在有的方面甚至会认死理。他觉得自己比某某强，如果因为某某写了一封信，就占了这个位置，那他会觉得完全不搭调，没有公平性可言。
另外一方面，苏建华对魏文彬的感觉又非常好。他承认自己一度因为对台里不满意而工作很不认真，一天到晚在那儿瞎混。谁愿意瞎混呢？起码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吧。苏建华偶尔兴致来了也能把工作做得很漂亮，自己感觉还是很有爆发力的。那段时间正好是湖南台酝酿上星，很多节目都停下来了，都做上星的准备，正好碰上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苏建华他们就做奥运会的特别报道，他在那儿挑大梁，肩负着让奥运会特别报道充斥几乎整个时段的任务。苏建华对十几年前的一个情境记忆犹新，他在新闻部二楼碰到了魏文彬，魏文彬说：“小苏啊，你是不是最近到哪儿培训学习了一下？”苏建华说：“没有啊。”魏文彬说：“和以前不一样了啊。”魏文彬很亲切的几句话，让苏建华很感动，就觉得他很有魅力。
这也让我看到了苏建华性情和质朴的一面，我认定他是那种心地善良、易于被人感动、可以当朋友交往的人。我相信很多怀才不遇的朋友，都有过这种被领导感动的经历，他们是多么可爱、又多么容易被领导忽略的一类人呀。
这并不意味着苏建华看问题会一味的感性，相反，他会很理性地就事论事。他给我介绍说，在西方的企业里面也有这种意见箱，直接跟总经理或者老板沟通，这在任何一个公司都是鼓励的。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选择。基本上一封信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个就太不靠谱了。因为在选拔人或提拔人的过程中，是要用数据说话的，即便是在电视或者艺术创作很难量化的领域，都要想办法尽量量化。只有量化才能公正。也就是说，相对于那种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信文化有一定的先进性，但作为一种企业制度来讲，应该还是要有更科学、更公平、更透明的程序，这样，对于后来的竞争者来说，才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和苏建华的谈话使我不得不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湖南广电不重视人才吗？
肯定不能这么说。
他们有一整套相对科学、易于操作的人才选拔机制吗？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我宁愿这样想，正因为它太需要人才、太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在它的领导层产生了一种求贤若渴的无意识集体焦虑。
除了我们前面说的A类人才干B类或C类的活不匹配外，中国很多单位或企业的人才观，其实是有很浓厚的传统文化中人治或江湖义气的色彩的，可以把其看成是它们的一种变相延伸。
比如说，中国的单位或企业长期以来都是用能人来实施管理与控制的，不是不重视人才，而是太重视人才，组织的正常运行完全由人来完成，不像西方社会或世界级公司，更注重制度和流程管理。在中国企业，对人的依赖容易产生（如果不是必然产生的话）诸侯经济。这种掌控方式在短期内非常有效，大家团结在某一个人的周围，齐心协力，所向披靡，在量上获得扩张，与此同时却极容易忽略文化、制度建设，单位或集体的整体素质得不到质的提升，时间一长，企业家的个人野心与全体员工的共同追求很可能会严重脱节，必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某个单位的头儿一旦跳槽，整个单位可能跟着死翘翘。
在我看来，湖南广电各频道、频道内的各栏目，已经具有诸侯经济的某些特征了，时间短了还可以，时间一长，或者说频道、栏目做大了，反而不行，因为资源共享问题将产生整体不经济。诸侯经济的另一个弊端是，对上可以叫板，内部会有不平，老板将不得不花更大的力气来安抚人心，在跷跷板上玩平衡，否则个别人就会另立门户；最后，员工的招聘、培训、提拔，习惯于因时因事的短期效果或服从于某一个具体任务，每个人没有明确的预期，不知道做什么会得到褒奖与惩罚，所以毫无职业精神，也形成不了归宿感。
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想跳出湖南广电走得更远。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口号喊了多少年了？什么时候真正落到实处过？可能更多的是高高在上的领导的一种姿态，他打心眼儿里根本就没有想过要仰视你，连平视你都做不到，反而更像一种恩赐与施舍。什么时候，拥有知识的人才，不再为亲民的微笑、体恤的话语所感动，而是获得了一种制度保证，使他在经济利益上、话语权上、参政议政上有了与领导平起平坐的机会与可能性，那时，再来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吧。
我和苏建华都认为，应该鼓励员工和老板还有管理层直接对话、直接沟通。但是不要走偏了，特别是不要让其成为主要的或唯一的通道。中国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太浓厚的人治色彩。魏文彬确实有他的个人魅力，有他的宏观视野，有他伟大的事业心甚至超强的影响力、号召力。但是，就像美国律法大师罗尔斯曾经说过的，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转引自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很多频道或栏目由盛至衰，频道之间的竞争与矛盾，其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某种事情完全靠长官意志去判断，最后造成的后遗症是非常多的，是非常大的。还是那种中国传统的君主制的搞法。所以，你不能相信、依赖、寄希望于某个人，一定要用制度来规范其中所有的当事方。任何一个人，能力再强的一个人，你都不能完全相信他。
湖南广电每一次改革（或者说内乱？）都会有人出走，在为全国电视事业输送人才方面功不可没。但公正地说，撇开湖南广电在经历每一次的人才流失时更多的人的人心取向问题不谈，它的造血功能确实也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以致到现在为止，还能基本保持它的活力。
问题是，它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飘来飘去的。
还是会有很多人，把安居乐业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与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