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这次北征，再次给朱棣提供了展示其才能的机会。
洪武三十年。四月初三，朱元璋给晋王、燕王下了一道敕书，谕以“备边十事”：其一曰，向者发往开平防边擒胡大小将校，宜遣人阅实明白，具籍以闻。是时塞草方青，胡人必顺水草而南，宜谨斥堠，广布置，务殚智虑，设法提防。每一堠用马二匹，而以三十堠为一路，计用六十匹。其相去或二十里，或三十里，则设一路，总十路则用马六百匹。其布置之法，则由内而外，其近里则二十里为一堠，计十堠。外则十五里为一堠，又计十堠。又外则十里为一堠，又计十堠。以此撙节一路，可望五百里，少有烽警，则无不先知矣。
其二曰，须选人领精骑或五六千或七八千，在百五十里至百里外一路潜伏，以侦望之，则可知彼虚实矣。
三曰，所设十路斥堠，每处为三十层，每层马二匹，东西相去二百里，广受所发防边将校。东五层内，西五层内，皆须在十层两向以候远望消息。仍令每堠垒炮积薪，务严备豫，昼则望烟，夜则望火，至加防慎，则彼之多寡亦可知矣。
四曰，王所统大军，除发去都督等员率领提备，其余护卫或一万，或二万，亲王率于附近屯所往来牧放，仍须被坚执锐，夙夜加谨。望远者，去王约三十里，不许顷刻有怠。王之队伍，常在斥堠以里，不宜久驻一处。东西南北往来莫测，又须趁逐水草，随营牧放以就孳焉。
其五曰，今年八月二十日晋王、燕王起程，九月一日，辽、宁、谷、代起程，务在约量程途，同至京师，朕别有议非面谕不可也。
其六曰，今年屯种自东胜至开平，开平至大宁、广宁，须五月，报禾苗长养何如，七月再报结实何如，十月又报所收子粒若于。一岁三报，不惟使朕知边储虚实，而屯军亦不至懈力矣。
其七曰，晋王、燕王宜督诸王并都司、行都司报知孳畜预战马数，必从行太仆亲点视稽验。自洪武二十三年至于今，通计所产驹若干，悉数以闻。
其八曰，京师发去江淮太仆寺孳生马及战马，八年之间数该七万。王督诸王及都司，行都司，以逐年领马之数，稽其原领月日，暨受马月日，条列具陈，仍令太仆寺督并，更加号令催督都司，行都司，毋容少怠。
其九曰，向者所发有罪大小将校，须悉心点视，立成队伍，其中有名到而人不至，及有病亡者，皆须明白具数以闻。
其十曰，不分大小官员并军校等，凡领骒马，验其关领月日，每年纳驹一匹。仍须审其孳产有无，不可一概征索。
特谕尔知，如敕奉行。
初九，朱元璋在给朱棣的信中说：玉林、天城皆西北要地，非坚城池不可以守。今山西军已筑玉林城，其天城城宜令北平军士筑之。期今岁完。否则来年完之。毋促役以困其力也。
这时朱元璋仍念念不忘对蒙古的防御。不断地向诸王授以御敌方略。就在同一天，朱元璋又下令给晋王燕王说：近钦天监奏，占天象当有胡兵入寇，朕以为不特天象可以征，以人事度之，胡人近有是谋。何也？前岁秋，山西塞外降胡逃归岭北，此数人居山西八年，安得不以中国虚实为胡人谋乎？此胡人入寇之端也。自今其令都司、行都司简阅步卒、骑兵、或三万或二万，常兼数万步卒，而骑兵每五百以一将领之。五百分为五队，每队领以一战将，而五将咸听一将之令，往来折冲，以据贼阵。步兵亦如骑兵之法，选将领之。严饬队伍与骑兵并进而夹攻。我马虽少，步兵则多，胡马虽多，彼无步卒。苟有侵犯，可与战矣。其深体联意毋忽。
这月，朱元璋又命燕王筑大同城 。五月十八，朱元璋再次以天象示变敕谕晋燕代辽宁谷六王说：验之历代天象若此者，边戍不宁，往往必验。今天象于往者正同，不可不慎也。其应虽非今岁，然二三岁间灼有寇边者。宜令军马东西布列，各守其地。今尔等所守地方，不下六千里，急遽难为聚会，每处军马多者不过一二万，而胡人之马计有十万。其不出则已，设若南行，马势必盛。自非机智深密昼夜熟算，孰能制之？兵法云“致人不致于人”，“多算胜，少算不胜，况无算乎”。吾今老矣，精力衰微，机思谋虑艰于运筹，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远虑，倘或失机误事，非惟贻忧朕躬，尔等安危亦系于是，可不慎哉！
吾今略与尔谋，或今岁或二三岁，大军未会，止是本护卫及都司行都司军马各守分地，多不过一二万，倘遇胡马十数万寇边，不宜与战，或收入壁垒，或据山谷险隘之处，夹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见我不与之战，必四出钞掠，俟其骄怠分散，队伍不严，我以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见胡马辄以三五千或一二万轻与之战，岂特不能胜之，必至失利。务在深藏设计，待彼肆意驰骋，则一鼓可擒其首将矣。
五月辛未，朱元璋再以天象受警告燕王、晋王及诸王：今塞草丰茂，山后地高，夏无酷暑，宜用心为备。上天垂象，不可顷刻自安。尔其训练士马，控弦以备之，庶几无患。
这时，不仅驻于边境的所谓塞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驻于内地的亲王也无不担当重任，如楚王朱桢湘王朱柏，都被命前往镇压西南古州地区少数民族的叛乱 。晋王、燕王则不断率兵巡边。六月初十，朱元璋听说晋王、燕王又统军巡视边境，出开平数百里，便派人前往授以方略。他说：近者人自塞上来，知尔兄弟统军深入。古人统兵，贵乎知己知彼。若能知彼又能知己，虽不能胜亦无凶危。不知己又不知彼，猝与敌遇，凶莫甚焉。且以知己言之。我朝自辽东至于甘肃，东西六千余里。可战之马仅得十万，京师、河南、山东三处马虽有之，若欲赴战，猝难收集。苟事势警急，北平外马悉数不过二万，若逢十万之骑，虽古名将亦难于野战。所以必欲知己，算我马数，如是纵有步军，但可夹马以助声势，若欲追北擒寇，则不能矣。
今尔等率数千马离开平三四百里，驻旷塞中，况无轻骑远侦，以知敌情。设使胡兵数万昼潜夜行，隐柳藏狄，猝然相遇，彼以数万，我以数千，何以当之若欲纵辔驰行，其将何以全军士哉？今吾马数少，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来屯驻，远斥堠，谨烽燧，设信炮，猝有警急，一时可知。胡人上马，动计十万，兵势全备，若欲折冲鏖战，其孰可当？尔等不能深思熟虑，提兵远行，不与敌遇，则侥幸尔。设若遇之，岂不危哉！
方今马少，全仰步军，必常附城垒。倘有不测，则可固守保全，以待授至，此上策也。
噫，吾起寒微，因天下之乱，不得已入行伍中，不二年从者如云，犹且听命于雄者。又二年，帅将士东渡大江，秣马厉兵于建业，以观天下之变。其诸雄皆放肆无籍之徒。虽曰无籍而元示不能驭。乃命中山武宁王，开平忠武王总兵四征，与群雄并驱。又不数十年，群雄殄灭，偃兵息民，当并驱之。时张士诚称王于姑苏，陈友定扼险于八闽，方国珍擅命于甄越，杜遵道、刘太保僭乱于中原，徐贞一、陈友谅相继僭号称尊于江汉。兵无纪律，同类相夷。元义兵李察罕多起河洛，刘大保莫能与敌，梁地遂平。察罕之兵径入齐鲁灭乱，毛氏之类渠帅，虽能婴城固守，及与察罕拒战，所在败北。察罕兵骄气盈，心诈志狂，所以卒殒于敌手。未久，察罕之甥王保保帅兵，一切作为蹈舅之谋，不能服众，以致部下声言效忠朝廷，请命加侏王保保。自是元内外衅生。首将擅兵于外，大臣异权于内，朕观是机，发兵讨之。自洪武元年，兵渡江淮，长驱齐鲁，席卷河南，遂入潼关。复遣大将由邺下趋真定，移营通州，元君弃城北归，而函蓟之区悉定矣。西入晋冀，晋冀乃平，兵渡河西，关中亦定，不三年而天下一统。
噫，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变，夫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今尔等又入旷塞，提兵远行，设若遇敌岂免凶危？自古及今胡虏为中国患久矣。历代守边之要，未尝不以先谋为急，故朕于北鄙之虑，尤加慎密。尔能听朕之训，明于事势，机无少懈，虽不能胜，彼亦不能为我边患，是良策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尔其慎哉！
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晋王朱病逝。朱元璋这时已经七十一岁了，对晋王的死非常悲痛，这是继秦王的死后对他的又一个打击。朱元璋对晋王比对秦王更加钟爱，晋王的谥册是这样写的：朕曰惟先王之典，生有名，殁有谥，所以彰其德表其行也。曩者封建诸子，王尔于晋，为曩国藩屏，于兹有年。尔者因疾永逝。特遵古典，赐谥曰恭。呜呼，谥法者古今之公议，不可废也。尔其有知，服斯宠命。
这与称秦王“不良于德”，谥为“愍”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为了给晋王作陵园，晋世子朱济熺向朱元璋请求民地一千一百余亩。朱元璋命其以八百亩为限。这样犹恐妨民，又命令所占田地以附近官地给予偿还，并根据被占地的多少，分别赐给钞币。朱元璋为表示对晋王的哀掉，辍朝三日 。这些都与对秦王的态度大不相同。不久朱元璋便命济熺嗣了晋王之位 。
秦王死后，晋燕二王成为北方的强藩。现在晋王也死了。燕王不仅成为诸王中年最长者，而且在实力上，其他诸王也无法与他相颉颃。燕王朱棣的地位在稳步上升，这不仅有他个人的努力，而且上天也给了他机会。他是个幸运儿。
朱元璋的身心愈渐衰弱了，但边防的事仍让他心绪不宁。虽然长期以来，朱元璋并没有给骁勇的燕王以特殊的地位，但在秦、晋二王相继死去后，便不得不对燕王予以注目。四月初九，他再次颂敕书给燕王朱棣，他说：迩闻近塞烽火数警，此胡虏之诈。彼欲我师出境，伏兵邀我也，不可堕其计中。烽起之处，人莫宜近，虽望远者，亦须去彼三二十里。今秋或有虏骑南行，不寇大宁，即袭开平。度其人马不下数万，岂可不为之虑？可西凉召都指挥庄德、张文杰、开平召刘真、宋晟二都督，辽东召武定侯郭英等会兵一处，辽王以都司及护卫马军悉数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军须十五万，布阵而待，令武定侯、刘都督宋都督翼于左，庄德、张文杰、都指挥陈用翼于右。尔与代、辽、宁、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护，首尾相救，使彼胡虏莫知端倪，则无不胜矣。兵法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尔其察之。
大约人到老年，滞于某事，朝思暮虑，不厌其烦，朱元璋也不能例外。五月初八，这个一向很少生病的老人病倒了。七十年的风雨坎坷、殚虑焦思，使得他太疲劳了，而这时仍然念念不忘北边的防御。他再次颁发敕文，要求边将辅助诸王加强边境的防守，他对左都督杨文说：兵法有言，贰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应敌。为将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国之门户。今以尔为总兵，往北平参赞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宁三府护卫，选练精锐马步军士随燕王往开平提备。一切号令，皆出自王，尔奉而行之。大小官军悉听节制。慎毋贰心而有疑者也。
在北方边防的实践中，他确认了北京为中国门户的地位，也确认了燕王在北方边防的主导地位。接着，他对武定侯郭英说：朕有天下，胡虏远遁久矣。然萌蘖未殄，不可不防。今命尔为总兵，都督刘真、宋晟为之副，启辽王知之，以辽东都司并护卫各卫所步军除守城马军及原留一百存守斥堠，余皆选练精锐，统领随辽王至开平迤北，择险要屯驻提备。一切号令悉听燕王节制。
二十九，朱元璋再次敕令燕王提兵备边：朕观成周之时，天下治矣。周公犹告成王曰“诘尔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虽海内无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岂可不防？朕之诸子，汝独才智，克堪其任。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已命杨文总北平都司、行都司马军，郭英总辽东都司并辽府护卫，悉听尔节制，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周防边患，义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慎之勿怠。
这是他发出的最后一道敕书了。闰五月乙酉，这位大明开国皇帝离开了人世。就在辞世这一天，他还像平常一样地处理政务。但他已感到病体不支，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他令内侍焚香祝天祷告上帝。他说：“寿年久近，国祚短长，子孙贤否，惟简在帝心，为生民福。”据说，在临终前他曾派人持符召燕王还京，但是燕王行至淮安，被当事者假借他的命令阻还。朱元璋在临终时还问左右，第四子来了没有。
南京城内外，漫天飘洒着细雨，正是禾苗盼望着的雨，它如同甘霖，降福给人间。朱元璋听到雨声，带着满意的笑容闭上了双眼。朱元璋生于艰危，起于闾里，不数年间便统有了全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皇帝。之所以能够如此，除社会给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外，全靠了他的超人的智慧和能力。真好像明人所称的“天纵神圣”。然而他虚心克己，不忘本分，直到死前不久，他还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家乡。四月己丑，他祭享太庙完毕后，看见庙门外高大的桐梓树，对太常寺臣说：“往年来此，今不觉成林。”他又想起了祖宗家乡，说：“凤阳陵树当亦似此。”说着便落下泪来。不论在叱咤风云的战场，还是在金碧辉煌的宫殿，朱元璋的心始终没有忘掉养育他的家乡凤阳，没有忘记他所经历的坎坷与磨难，或许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吧。因为这种赤子之心诚无疑对他是一种约束，所以使他保持了较清醒的头脑，而不致于过度地放肆骄奢。在他统治的三十一年时间里，封建政治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然而他所开创的事业能否继续下去？怎样继续下去呢？让我们来揭开历史的这一页吧！
皇帝继承问题是封建社会中的大事，传子在宗法制度下是当然的，自先秦以来，嫡长子继承制度在中原王朝已经成为确定不易的制度。传子固然可保证后世江山姓氏不变，但遇上不肖子孙却难免国破家亡。多少英明君主曾想不立长而立贤，但皇储的空缺又成为诸子觊觎争逐的对象，因而常常酿为内乱，反不如仍立嫡长子名正言顺而只落得眼前清净。
朱元璋在即皇帝位之前就已想到这个问题了。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龙凤十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时，他便立长子朱标为 “世子”，即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到洪武元年，朱元璋当了皇帝，朱标很自然地成了皇太子。他把立太子看为天下之本。皇太子的册宝上写着：“国家建储，礼从长嫡，天下之本在焉。”太子职责在于“抚军监国”，“六师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怀服其心，用永固于邦家”。 他曾对皇太子说：“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则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不可惧哉！不可惧哉！” 朱元璋虽主旨在于保朱家之天下，但也不免有为天下生灵求福之志。朱元璋对皇太子的教育培养也真的下了功夫，让他读书，让他参政，让他巡视天下了解民情。他对太子的要求一是统军，一是司礼，一是练政。他让文武大臣如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等兼领东宫官，他对他们说：“昔周公教成王克诘戎兵，召公叔康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怠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昵于安逸，不谙军旅，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并置之。” 他又对太子宾客梁贞、王仪、太子谕德秦庸、卢德明、张易说：“朕令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帝王之道，礼乐之数，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言，自无非僻之干，积久以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 朱元璋早就表示“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 。洪武十年，朱元璋命令自今政事都要先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他说：“自古以来惟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故处事之际鲜有过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临政少有不谬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惟仁则不失于躁暴，惟明则不惑于邪佞，惟勤则不溺于安逸，惟断则不牵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为之权度。……凡人虽有明敏之资，自非历练临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日有未善，寝亦不安，此尔所亲见。尔能体行之，天下之福，吾无忧矣。” 后来他又嘱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等人说：“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欲其练习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自今诸司政事启于东宫者，卿等二三大臣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又派太子巡抚陕西，以规划建都之事。他希望太子能继承他的事业，保有朱家的天下。
朱标出生时，虽然天下尚未平定，但朱元璋那时已经是统帅兵马征战一方的将领了。朱标出生后不久，朱元璋就攻克了集庆(今南京)，所以朱标必不知艰辛坎坷为何物。他被立为太子时年方十三岁，日日由“名儒”陪伴读书禁中。这些都养成了他与朱元璋绝然不同的气质和品性。固然，他缺少朱元璋那种严毅果决，但也没有朱元璋的阴笃惨鸷。
据说，朱元璋看到太子仁柔不振，想了一些办法去激发他的刚励之气。一天，朱元璋悄悄令人将尸骨装满故意从太子面前经过，太子见了不胜惨蹙，连连抚掌说：“善哉！善哉！”朱元璋不禁大为失望。朱标自幼熟习儒家礼教，并对此笃奉不已。一次，朱元璋的一位贵妃死了，朱元璋很悲痛，他命令太子服“齐衰杖期”。太子说：按礼的规定，只能为庶母服“缌”，“诸侯之庶子不为庶母服，而况天子之嗣乎？”他企图严格执行刻板的礼制，并用来约束朱元璋，朱元璋不禁大怒，拔剑击向太子，太子走，一边跑还一边说着礼制中的话；“大杖则走。”翰林正字桂彦良赶忙来劝说太子，他说：“礼可缓，君父之命不可违也。”桂彦良比朱标更能掌握“礼”的本质，它是为专制主义皇权服务的，如果二者有所不同，那么要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如果礼的存在是作为可以约束包括皇帝的任何人的教条，那对皇帝以及封建政治来说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太子明白了皇权要大于礼，明白了“君父之命不可违”，便服了齐衰去见朱元璋谢罪，朱元璋的怒气才慢慢消释。然而从这件事起，父子二人留下了嫌隙 。其实这些记载里系故意贬斥朱标。从另外的一些记载看，朱标不致如此无能。在唐肃的《密庵稿》中有“送陈中宝之洴阳”，“钱季贞应水河县丞”等序文，都把太子与朱元璋并列，可见朱标在当时政治中已处于重要地位。明初的大儒方孝孺的挽诗中更有“监国裨皇政，忧劳二十年”和“文华端国本，潜泽被寰区”的句子，流露出时人对朱标的称颂。
诸王与朱标同为朱元璋之子，只因长幼之别便分为君臣，天子富有四海，威加环宇。即使在写信用字这样的细节上，也要有严格的区分 。在这样情况下，诸王难免对皇位有所觊觎。这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常常表现出来。按规定，身份地位不同的人服饰器用也分为不同等级，位卑者不得僭越。但诸王在宫中的服饰却偏偏喜欢学着太子的样。给事中卓敬发现了这个苗头，马上向朱元璋建议说：“宫中朝廷视仿，纲纪攸先。今陛下于诸子不早辨等威，使嫡庶相乱，尊卑无序，然则何以令天下耶？”朱元璋答道：“卿言是，吾虑不及此。”
也许朱元璋在这细节上并没有注意，但他却早就改变了当初杀叶居升时的想法，对将来太子与诸王的关系，加以认真的考虑。并且开始注意对诸王的约束。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他命人编成了一本《永鉴录》，辑历代皇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颁赐诸王。 洪武元年正月十五，朱元璋在文楼上，太子侍立一旁。朱元璋问太子近与儒臣讲说何经何事？太子回答说，昨讲七国叛汉事。朱元璋因而考问太子这事的曲直何在。太子说：“曲在七国。”朱元璋说：“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景帝为太子时，常设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进怨。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意黜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
然而只恩义二字，岂能制止残酷的权力之争。古往今来多少父子手足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朱标被立为太子后，诸王的逆谋时时传出。有人报告了晋王的不轨。说他藏兵于五台，妄图造反。朱元璋大怒，要发兵征讨。而对此事，太子又表现出仁柔拘礼的本性。他说：“万一兵往而(晋王)或拒命，是父子为敌也，将如天下后世何？”太子想了个办法，即在巡视陕西时设法把晋王带来。朱元璋同意了这个意见。太子巡历到西北，与诸王相聚十余天。太子临行时晋王送他到河南，太子乘势让他入朝。晋王不得已从命至京。朱元璋要将晋王处死，太子不忍，忙为晋王叩头哀祈。于是朱元璋将晋王废为庶人，令居于京师。太子天性友爱，每天劝谕晋王，致使他有所觉悟，昼夜痛心号泣不止，深有悔罪之意。朱元璋见此情况也不免生出怜爱之心，赦了晋王之罪，并恢复了他的王爵 。这事不仅说明了晋王的曾经谋逆，而且说明了太子的仁柔友爱。另外，秦王屡有过失，也是太子为之解脱的。
诸王中僭蓄大志者，当以燕王朱棣为首了。如前所述，燕王少年悍勇，及长，落落有大志，好游侠善骑射。在备御北边时更显示了非同一般的军事才能，这些不仅成为他窥伺帝位的资本，同时也助长了他的野心。甚至有传说，说他曾经不讨父母的喜爱，以至不知如何是好。朱元璋几次都想废弃他，只因众臣的力劝，才得以幸免 。然而目前所留的记载大多在朱棣做皇帝之后进行了删改，很难了解当时朱棣原来的面貌了。不过我们仍然从这些遮遮掩掩之中得到一些消息。《明太宗实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太祖曰：“诸子中燕王仁孝有文武才略，能抚国安民，吾所属意。”皇后曰：“幸毋泄言，恐祸之也。”太子闻之，密以语凉国公蓝玉。玉先征北虏纳哈出归至北平，以名马进上(指燕王朱棣)，上曰：“马未进朝廷，而我受之，岂所以尊君父？”却之。玉惭而心不怿。至是，闻太子言，曰：“殿下观陛下平日于诸子中最爱者为谁？”太子曰：“无如燕王。”玉曰：“臣意亦然，且臣观燕王在国，抚众安静不扰，得军民心，众咸谓其有君人之度。恐此语上闻，殿下之爱衰矣。臣又闻望气者言，燕地有天子气，殿下宜审之。”太子曰：“燕王事我甚恭谨。”玉曰：“殿下问臣，臣不敢隐，故尽其愚忠耳。惟密之。”时晋王亦闻太祖注意于上。自念己兄也，上弟也，遂生嫌隙。后晋王与上皆来朝，上有疾，晋王数以语见侵，上内怀忧畏，疾增剧，遂恳求归国。晋王密遣人伺察上国中细故，将闻于朝，既无得。
这段文字原载于永乐初年的官书《奉天靖难记》中，后来被载入实录，虽加以删改，但其诣仍在。
这是一段典型的美化燕王，为其野心开脱、粉饰的文字。但它明确无误地显示了燕王早有意于帝位，因此不仅与太子而且与晋王弄得很不愉快。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太子病死，皇储之位成了空缺。这时朱元璋已经六十五岁了。晚年丧子悲痛是自不待言，重要的是要重新确定谁来做事业的继承人。朱元璋在东角门上对群臣痛哭。翰林学士刘三吾上前劝慰，他从宗法制出发，认为懿文太子之子允炆当继承储位，他说：“皇孙世适(同嫡)，富于春秋，正位储极，四海系心，皇上无忧矣。”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建议，在同年九月立朱允炆为皇太孙，这时朱允炆年仅十岁 。关于朱元璋最初打算确立谁来接替太子的皇储位置，诸书记载纷纭。一说朱元璋打算立燕王，只是因为学士刘三吾力谏：“果尔，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燕王虽未被立，刘三吾却也因此被贬为博士。证实这个说法的除《词林记》“刘三吾传”外，尚有朱棣写的“封建诏”，其中提到“皇考尝欲立朕为嗣”云云。其实，关于朱元璋欲立燕王的说法，在永乐朝重修的实录中比比皆是，未尝不是朱棣为自己篡位的开脱之词。王崇武先生认为：“惟太祖苟真有意立燕王，真以刘三吾谏而止，则成祖当深憾三吾，不应于今传《太祖实录》中无微词，更不宜以其谏语入两朝实录。”所以如此，是因为后来秦晋薨后燕王夺位合法化。 所见良是。
另一说法是朱元璋不想立朱允炆，说是“懿文太子薨孝陵不欲立孙，迟回久之，高皇后不悦，因构疾，崩。于是孙始得立”。明人郑晓说 “此妄说”也，洪武壬申(二十五年)四月丙子懿文太子薨，是年九月，庚寅诏立允炆为皇太孙，太子卒后未半年。当是时，高后崩已十一年矣 (洪武十五年壬戌八月高后崩)。 朱元璋为什么不立燕王，而断然立朱允炆为皇储，明人早有中肯的分析：“虽以文皇帝之圣也，称智虑过人，酷类太祖者而宁真之藩封，太祖固曰：‘自我创天下而以天下传之庶孳，万世而下有庶夺孳抗宗者，我开其乱也。乱传而万世之传，足虑焉。’高皇其忍乎哉！”质言之，朱元璋坚守嫡长继承制，是为了政权的巩固。在皇位继承上，再次出现不稳定因素是显然的。长兄朱标做太子，诸弟尚且纷争，年少的侄子做皇太孙，更不被诸叔放在眼里，他们难以尊奉这个小孩子为君主。对此，朱元璋也不免忧虑在心。
一天夜里，朱元璋看见黄白两条龙冲进大殿，争斗得难解难分，最后，那黄龙得胜腾飞而去，白龙战败蝘蜒于地。朱元璋顿时惊醒，原来是一个梦。第二天早上，朱元璋视朝，一入殿门，就见到皇太孙在殿的右角，而燕王却在他的左前方。当时以左为上。皇太孙身为皇储，与至尊无二，燕王竟敢对他如此侮慢！朱元璋不免大惊，他从这事悟出燕王夺嫡的野心。对此，他没有声张，但却下了一道严酷的命令。他命令朱棣离开宫中搬到别苑去住，并且不许宫中给他送食物。高皇后可怜朱棣的境遇，于心不忍，便偷偷地给他饮食，朱棣因而得以不死。过了很久，朱棣才被释放。 这件事也许是出于附会，但它却说明朱标死后，诸王对皇位的窥伺较前更为张狂。
礼是中国古代区分贵贱等级的重要手段。洪武二十九年八月，朱元璋命令廷臣重议定诸王见东宫礼。东宫代指皇储。这时即是皇太孙允炆。廷臣说，诸王见东宫之礼已有定仪，这便是在洪武十二年二月议定的礼仪：凡亲王来朝，具冕服见天子毕，次见东宫，引礼官引王由文华门东门入至文华殿前，西向立。东宫具冕服，执大圭，詹事府六员导出，升座。东宫臣左右侍从，引礼官引臣就拜位行四拜礼。东宫坐受毕，东宫与王俱衣常服，至后殿序家人礼。这次重新议的是家人礼。原来，懿文为太子，作为长兄，诸王下之犹自有言，如今允炆为皇太孙作为诸王的侄儿，家人礼就要重新规定了。议的结果是：诸王见过东宫后，由文华殿东门入至后殿，诸王要与东宫叙家人礼。这时他们都改换常服，王面西而坐，东宫面东而坐，皇太孙要向诸王行四拜礼，王坐而受礼。礼毕叙坐，皇太孙仍坐中南向，诸王列于东西两侧。 这是个矛盾而尬尴的场面，诸王以叔父之尊，而屈居后位，要向侄儿跪拜，心中自然不服，皇太孙以皇储之尊又要向诸叔四拜，必然也感到威胁。这里隐藏着极深的矛盾。据传，一次燕王朱棣与皇太孙朱允炆在一起，曾以手拍允炆的背，开玩笑地说：“不意儿乃有今日！”朱元璋早对朱棣有戒心，他老远地望见这个场面，不禁说：“何为挞皇太孙。”朱允炆说：“臣叔父爱臣故耳。” 反替他回护。
其实，朱允炆已明显地感到了诸王对他的威胁。朱元璋也从洪武元年杀叶居升时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他曾经深以诸王为干城，他对朱允炆说：“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幼，贻汝以安。”允炆说：“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朱元璋一时无言以对。他问允炆：“汝意何如？”允炆说：“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朱元璋说：“是也，无以易此矣。” 朱允炆还曾与侍读、太常寺卿黄子澄谈到这事，一天，他们在东角门上，朱允炆对黄子澄说：“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黄子澄回答说：“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他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从封建礼法的顺逆上对可能发生的事变抱乐观的看法。朱允炆同意他的意见，说：“吾获是谋无虑矣。”对此也就放下了心。 这两次的谈话，孰先孰后不得而详。要之，当时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只要稍加思索，便会得出同样的判断。
秦王、晋王相继死去。拥有重兵对朝廷足以构成威胁的就数燕王了。朱元璋在付燕王以北边重任的同时，也对他有所防犯。朱元璋临终之时，皇太孙朱允炆和附马都尉梅殷在他身边。朱元璋嘱咐朱允炆说：“燕王不可忽。”接着又对梅殷说：“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随后他拿出誓诏和遗诏交给梅殷，并说：“敢有违天者，汝其为朕伐之。” 当时受顾命的还有齐泰和黄子澄。
朱元璋终于离开了人间。
他留下了最后一道诏书，遗诏说：皇帝诏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命于世，定祸乱而偃兵，安民生于市野，谨抚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专志有益于民。奈何起自寒微，无古人博志，好善恶恶，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忧惧，惟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念之有？皇太孙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佐，以福吾民，凡丧葬之仪，一如汉文勿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一、天下臣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嫁娶饮酒皆无禁。
二、无发民哭临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晡，各一十五声，举哀，礼毕。非旦晡临，毋得擅哭。
三、当给丧及哭临者，皆毋跣，绖带毋过三寸，无布车兵器。
四、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中外官军戍守官员，毋得擅离信地，许遣人至京。
五、王国所在文武衙门军士，今后一听朝廷节制。护卫官军王自处分。
六、诸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
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遗诏除例行的丧事安排外，要求“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王国所在文武衙门军士，今后一听朝廷节制”，其言并非虚发。其意有二，一是诸王有屏藩帝室之任，在此非常时期不得擅离职守以防敌人乘虚而起。二则是防备诸王以叔辈之奠带兵赴京，对小皇帝造成威胁。
且说，朱棣听说朱元璋的死讯，带领军队赴京奔丧。即将到达淮安。齐泰与朱允炆商议随即派人带了敕符根据太祖遗诏勒令诸王返回自己的封国 。朱棣见到这个敕符大怒，仍要下令进舟。只因见到江口已经设兵把守，才没有下令。时诸王子皆赴京奔丧吊，朱棣被阻，也无可奈何。僧道衍对燕王说：“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违诏命，反为不孝也。愿殿下养成龙虎之威也。他日风云感会，羽翼高举，则大江只投鞭可断也，今日何得屑屑于此哉！”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朱棣的心。现在渡江条件不成熟，不仅不能成就大事，反会留下不孝之名，来日方长，只待将来风云际会展翅高飞了。于是朱棣又带兵返回了北平 。明朝人朱鹭认为不准诸王赴京临葬是不高明的，他造成了皇帝与诸王之间的嫌隙。按封建礼制，天子七月而葬，朱元璋的亲子是应该临葬的。不准他们赴京，必然使他们产生怨忿之心。当时四方平静无事，国家巩固，诸王虽以叔父之尊，以藩王之重，必不肯利用父皇之死来发难。以遗诏止临葬是过于谨慎了，它向诸王示以猜疑，诸王反过来持有猜疑之心就是不可免的了。他因此批评了齐泰、黄子澄的见识短浅 。朱鹭又说：“若诏书未至而文皇(指燕王朱棣)先来，弗可止也；其不奉诏，亦弗可止也。” 其实朱鹭所见并不全面，如上文的分析，诏止临葬是事势所然，它棋高一招，使诸王猝不及防，又师出无名。不过，也可以说诸王安于封国按兵不动却也并非全是遗诏和敕符的作用，他们与朝廷的对抗尚未准备成熟。一旦时机成熟，什么遗诏、敕符都是不放在眼里的。然而谈迁更认为朱元璋临死时召朱棣入京这个情节出于永乐时的伪造。他说：实录于末，命特持符召燕王，建文用事者矫诏却还之淮安。疾剧，上问第四子来未，此永乐时饰说也。先是敕燕王备虏，盖无一日忘者。宁溺爱启嫌于诸王哉？浅之乎，窥高皇矣！
他将此前朱元璋给燕王的有关备御边防的一系列敕令联系起来看，认为以朱元璋之精明，必不如此。我想这是有道理的。实录不过借此突出朱棣的地位而已。
看来，皇太孙朱允炆嗣皇位是决定了的。但这皇帝之位能否保住，还另有分说。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辛卯，皇太孙朱允炆根据太祖朱元璋的遗诏即皇帝位。即位诏书写道：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统有万邦，宵衣旰食，弘济民囏，凡事有益于天下者，无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规模宏远。朕以眇躬纂承大统，恭依遗诏，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惧，思所以克相上帝，以无忝皇祖之大命，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其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于戏！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当遵先圣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弼卿士，体朕至怀。
这就是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建文帝。
同一天，安葬朱元璋于孝陵。他被谥以高皇帝，庙号称太祖。守成之主仿佛都是受命于危难的。老皇帝的死像沉重的愁云，压在紫禁城上。那些未能医好朱元璋病的医官除一个外都被朱允炆杀了。 建文帝下诏行三年丧。群臣请求以日易月。建文帝说：“朕非效古人亮阴不言也。朝则麻冕裳，退则齐衰杖绖，食则膻粥。郊社宗庙如常仪。” 他让礼部制定治丧的礼仪。结果决定，京官闻丧的第二天，身着孝服，头戴乌纱帽，系黑角带，赴内府听遗诏。京官一律在本署斋宿，朝晡诣几筵哭。越三日成服，朝晡哭临，一直到下葬而止。自成服后始二十七天之后服除。命妇要身着孝服去掉首饰从西华门进入宫内哭临。诸王、世子、王妃、郡主、内使、宫人都要斩衰三年，二十七日服除。同时派行人颁遗诏于天下。在外百官，诏书到日素服、乌纱帽、黑角带，四拜，听宣遗诏，然后举哀再四拜，三日成服，每日设香案哭临，三日除。另外还要分别遣官到京致祭，祭物由礼部置备。
这时建文帝所倚重的有两人，一是齐泰，一是黄子澄。
齐泰，溧水人，原名德。在洪武十七年举应天乡试第一，第二年成了进士，曾任礼部和兵部的主事。朱元璋以九年无过之臣陪祀，齐德被选中，赐名为泰。洪武二十八年从兵部郎中擢升为左侍郎。朱元璋曾经向他问询边将姓名，齐泰历数无遗。又问各种图籍，泰则从袖中拿出一本手册请朱元璋览阅，手册所载简要详密，朱元璋大为惊奇。朱允炆做皇太孙时，很尊敬齐泰。朱允炆做了皇帝，便让他与黄子澄同参国政，不久提拔他做了兵部尚书。
黄子澄，名湜，分宜人。洪武十八年癸亥贡入太学，明年京闱乡试第二，乙丑会试第一，进士及第第三，先任翰林院编修，升为修撰。后兼春坊官，在东宫伴读。朱允炆即位，提升他做太常寺卿，让他与齐泰同参军国重事。
另一名重要的谋臣，便是方孝孺。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少年从学于宋濂，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以举止端庄为朱允炆所重。蜀献王聘其为世子师。建文帝即位召他为翰林侍讲，第二年提拔为侍讲学士，凡国家大政，都要向他咨询。
这些人辅佐朱允炆，颇想有一番作为，企图对明朝政治有所更张。
朱允炆即位不久，朝廷便连连下诏：下令文臣五品以上及州县官推荐人才；下令省并州县，革黜冗员；下令赦死罪、宽刑狱、蠲逋祖，赈灾荒；下令天下军户单丁者放为民；下令天下直言，并举山林才德之士。这年底，又下令赐明年田祖之半，释放黥军民囚徒还乡里。 新政于是次第展开。
朱元璋在遗诏中称朱允炆“仁明孝友”，并非虚夸。他自幼聪颖好学，秉性纯孝，很得朱元璋喜爱。洪武二十三年朱允炆十四岁，他父亲皇太子身上长了个大疹子，疼痛起来呼天抢地，十分痛苦。他侍候在身边，含泪抚摩，昼夜不离。朱元璋看到这个情况，感动地说：“有子孙如此，朕复何忧？” 两年多以后，太子又得了重病，朱允炆侍病曲尽了苦心。不久，太子死了，尽管他十分悲痛，还是事事不逾礼制。居丧期间，允炆搞得形销骨立。朱元璋很是心疼，安慰他说：“毁不失性，礼也。尔诚纯孝，独不念朕乎？” 这时，他已经五天没吃没喝了。听了朱元璋的话才吃了一点粥。他又提出要为太子服丧三年，太祖也不同意。但在三年内，他笑不露齿，不饮酒吃肉，不举乐，不御内。有人劝他，他说：“服可例除，情须自致。”这时他的三个弟弟都还年幼。他亲自抚育他们。白天一块吃饭，晚上一同睡觉。朱元璋对此十分满意。有一天他来到了允炆的寝宫，兄弟四人都在，朱元璋便随口说出兄弟相怀本一身，允炆对道：“祖孙继世宜同德。”得到了朱元璋大大夸奖。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便常常将军国大事交给他裁决，一方面由于朱元璋年事已高，政务繁重，同时也想让他练习政事。原来在太子在处理章奏时，就常常出于仁厚对刑狱多有减省。皇太孙仍然如此，当时朱元璋行严酷之政，朱允炆则济以宽大。他曾经遍考礼经，参考历朝的刑法志，将洪武名例律改定七十三条。朱元璋十分高兴。他说：“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汝为治世，刑不得不轻。所谓世轻世重也。” 朱元璋临死前不久，因有病常常暴怒，许多人因此遭到遣戮。朱允炆总是和颜悦色地侍候他。吃药要亲自尝，如厕则亲扶起，唾壶溺器都亲手提献。夜里大家都睡了，朱元璋叫允炆却呼无不应，应无不起，常常是一夜一夜地不睡觉。这样，朱元璋的心情也稍稍好些；因此许多获罪的人得了救。 朱允炆的这些品性道德，很得远近的赞颂。
但是仁厚与柔弱往往相连。朱元璋对此也不是没有担心，特别是他有着那么多强悍的叔父。据说朱允炆生来胪骨稍偏，朱元璋因此常常叫他“半边月儿”。一天夜晚，明月初升，有如一支银钩在云间穿行，朱元璋正在读书，恰巧读到宋太祖咏月的诗。诗有“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这样的句子，很得朱元璋的赞赏。这时太子和朱允炆都在身边，他想看看他们的才学，便指着天上的新月，让他们以新月为题赋诗。
太子赋道：昨夜延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
虽然不得团圆象，也有清光照九州。
朱允炆赋道：谁将玉指甲，搯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鱼龙不敢吞。
虽然他们才思敏捷，但朱元璋对他们的诗都觉得不满意，既缺少蓬勃的活力，又没有帝王气象，特别是“不得团圆”、“影落江湖”更是不吉利，因而惨然不乐。
相反，燕王的气质在吟诗作赋上，也反映出与他们的不同。一次，朱元璋出句，让子孙们属对。朱元璋说出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对道“雨打羊毛一片毡”。对虽工整，但仍是柔弱无力。而朱棣在一旁则对出了“日照龙鳞万点金”这样气概非凡的句子。朱元璋不免为朱允炆暗暗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