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病魔缠身，高宗虽欲勤于朝政，然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他人代理协助，武后得以在后宫帮他参决朝政。不过高宗当时主要考虑的还是如何训练太子监国理政。太子弘8岁即受命首次监国，到上元二年暴毙于合璧宫，其间15年间先后受命监国10次，有时候高宗甚至没有发病也命他监国，足见对他的重视。只是当时太子还小，许敬宗以太子少师并同三平知西台（中书省）事掌握出旨权和东宫，因此即使太子监国理政，对武后也没有大的妨碍。这一段时光，也就成为武后一生中最平静的日子，没有什么杀戮和血腥。她常因屠戮亲人而被人指责，但在这段时间里倒不是那么峥嵘毕露。对于非自己亲生的几位皇子如杞王上金、雍王素节等，仍然维持着嫡母的风范，并没有明显的迫害举动。其中雍王素节为武后情敌萧淑妃之子，武后未进宫前，他是最为受宠的皇子，被封为雍州牧，京畿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易后易储之后，以他的敏感身份不适合再担任这样的职务，雍州牧由武后次子李贤接任，素节外放为刺史。武后曾以母仪天下的姿态，上表请求让两位皇子赴京团聚，共享天伦，并为萧淑妃的女儿义阳、宣城两位公主请求加封。然而此事之后，皇帝突然下诏，说素节身体有病，今后不必进京朝见。素节其实没病，当然知道事出有因，但也无可奈何，父子之间渐行渐远，已成必然之势。
而王皇后的养子废太子梁王忠，被废时只有14岁，现在已渐渐长大，知道的事情越多，恐惧越深入骨髓。常常换上女人的衣服，睡觉经常换地方，以防备刺客，有做梦必定占卜测试吉凶，让法师做法驱吉避凶等等。这样因恐惧心理而表现出来的异常行为，很容易落人口实，光是私交妖人，已是死罪。显庆五年高宗和武后游山玩水回来后不久，便有一位服侍李忠的妇人阿刘，专程前来告密，调查后属实，于是被废为庶人，监禁于黔州。这里是贞观朝废太子承乾病故的地方，也是长孙无忌的毙命之所，阴气森森，充斥着冤魂们的戾气和不祥之兆，庶人忠在极端恐惧中度过了数年，最后因上官仪事件被赐死。
阿刘其人，怎么看都像是专门被派去监视梁王忠的，不过据《黜梁王忠为庶人诏》记载：朕初见此言，疑生怨谤，故遣御史大夫（阙）理及中书官属相监推鞫，证见非虚。然其地则人臣，亲则人子，怀奸匿怨，一至於斯。擢论罪，良非所喻，考之大义，应从极罚。皇后情在哀矜，兴言垂涕，再三陈请，特希全宥。朕戚属之中，频亏国典，缅维前载，匪往兹子，属怀於此，犹深愧叹，特宜屈法，降为庶人。
其中有“皇后情在哀矜，兴言垂涕，再三陈请，特希全宥。”之句，看来武后在梁王忠一案证据确凿之后，还是做出了慈母的姿态，为挽救忠的性命而向皇帝求情。由此可见武后在初立为后的这段时间里，还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形象以及与李唐皇族各人的关系。著书立说，斥退外戚，关怀庶子，从各个方面来说，当时的武后呈现在公众眼中的，的确是位无可挑剔的皇后。
自从武后杀王皇后和萧淑妃以来，后宫之中已无人再敢与她争宠，唯一例外的是她的姐姐韩国夫人。她仍然常常出入禁中与高宗私会，甚至还带来了她的女儿贺兰氏，高宗胃口很好地一并笑纳，封小侄女兼小情人为魏国夫人。武后不想表现得像一个妒妇，不过韩国夫人不久就消失了，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死的，史书上查不到具体的记载，民间一直流传是被武后毒死的，但很难得到证实。唯一可以知道的是魏国夫人对于武后的确存有敌意。武后对这个小侄女当然也不满意，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来，她在等机会。
武后跟各位内外命妇的关系也颇为良好，当时为太宗生子的嫔妃在世的已经不多，剩下的纪国太妃韦氏、越国太妃燕氏（武后的表姐），跟武后的关系都很不错。韦氏去世后，她的女儿临川公主因为跟武后爱好相近，也喜欢书法，崇尚佛学，跟武后颇为投缘。她去世后武后亲自为她做赞，推崇她是九族妇德，千载女师，评价很高了。 武后喜欢热闹，常常以各种借口欢宴，引九部伎和散乐百戏入内，召集诸命妇同乐，也借此拉近与诸命妇的关系。由于欢声笑语太强烈，有时甚至引起朝官投诉，皇后开party可不可以到别殿举行，音量小一点点^_^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武后的权势随着高宗病势的日益严重而悄然增长，然而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即使亲密如夫妻，在涉及权力的分割时也难免会有所冲突，波澜不惊的外表下，各种矛盾和冲突也在酝酿和发酵中……
此时大唐对外征伐的对外征伐的脚步仍未停止。次年苏定方削平百济，生擒百济国主，献俘则天楼。百济一灭，等于斩断了高句丽的一支得力臂膀，高句丽的最终覆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生性浪漫的苏定方将军（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会拍马屁^_^），更向高宗报告了自己曾于百济灭亡之时登岩试图钓捕池中飞龙，池中果然有龙飞出，经天而去，可惜自己捕获失败云云，至于是否如此，自然无从考证。苏定方当时已经69岁，可见丰富的想象力原非年轻人所独有，高宗时代的老伯伯们厉害的很多^_^ 天降祥瑞，龙出太平，皇帝自然开心得很。既然皇帝喜欢听这样的话，下面的人也就不怕多说一点。很快益州、绵州等地都传来白日见飞龙的消息，绘声绘色的程度可参考莲蓬鬼话的诸多强贴，于是改元龙朔，大赦天下。此时唐王朝国势强盛，威力远披，中亚河中诸国如吐火罗等十六国，连同昔日中亚大国波斯在内，均向唐王朝请求内附，高宗下令以其地置8个都督府76州，全部隶属安西都护府。大唐的疆界于是再度扩张，中亚河中均在其势力范围内，达到了历代中原王朝向西扩张的顶点。北方薛仁贵郑仁泰平定铁勒诸部，设立瀚海都护府和云中都护府，统摄回纥、铁勒诸部。是年三月，春和日丽，皇帝大宴群臣及外邦使者于洛城门，席间高奏起高宗亲自谱写的《一戎大定乐》，140位舞者披甲持槊，同歌八弦同轨乐，象征着高句丽即将平定，天下一统，四海归心，八荒六合，共同臣服于大唐天可汗的皇命之下。境况之盛，不亚于昔年太宗平定东 突厥后高奏《秦王破阵乐》大宴群臣，令突厥可汗跳舞，南蛮酋长赋诗的场面。不知道高宗在做这样的安排时，是否也存有和父亲较劲之心呢？或许是力图走出父亲阴影的情结作祟，或许是受了连番利好消息的刺激，一向文弱的高宗此时也激发起了万丈雄心，亲自点兵30万，水陆分道并进，意欲自为统帅，亲征高句丽！
高宗的心思，其实很好理解。他从永徽元年开始足足做了6年的实习皇帝，又花了4年时间才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大权，本以为可以大展拳脚，谁没几天就病倒了，实在郁闷得很，急于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能力，重振雄风。然而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何况皇帝体弱多病，搞不好辽东战场就要由牛市变熊市，满朝文武都有些着慌，最后由武后出面，抗表谏阻皇帝亲征。后妃进谏唐代并非没有先例，充容徐惠便曾以隋亡为鉴劝谏太宗亲征，这篇文理俱佳的谏书被作为徐惠德才兼备的证据，郑重地收录进了两唐书，可见时人并不以后妃进言为非。而高宗向来比太宗更听老婆话，也可能是他过后想想都觉得自己太激动了，于是就势借梯子下台^_^然而高宗力图有所作为的心思始终不变。不久，又以宰相推荐的官员大多不合己意为由，一口气亲自提拔了十多位官吏。这一举动在其他朝代可能稀松平常，然而按照大唐制度，官吏的任免和升迁大多由宰相掌握，圣旨诏令皆出自中书，只需报知皇帝批准即可，因此往往宰相能够令行如山，皇帝的圣旨反而有拖延的时候。《太平广记》中记载的一个故事颇能给我们以启示：太宗晚年曾一度病危，名医束手，诏令有什么祖传秘方的一律上奏。有河东裴某随例开了一个药方，药到病除。太宗欣喜之余敕付中书，让给裴某一个五品官的官职。宰相逡巡，未敢进拟。没过几天太宗又犯病了，吃药的时候随口问道以前进这药方的裴某得了什么官职，得到的答复是不知道皇帝是想让他做文官还是武官，所以就没有拟旨。太宗觉得自己的权威被人漠视，非常生气，“他救了皇帝的命，给他一个五品官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救的是宰相的命，恐怕当天就升官了！”（治一拨乱天子得活，何不与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当日得官。）
这个故事未必可靠，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用人权主要集中在宰相手里的事实。皇帝自择破格提升的屈指可数，象高宗这样不征求宰相的意见，一连自择官吏十多人的，实属非常罕见了，可见长孙无忌失势之后，皇权确实有提高了不少。高宗提升了这许多人之后，得意地把名单拿给宰相看，宰相不敢有异议，只能高呼天子圣明了。 在这一批人里面，有几个比较出名，即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西台侍极上官仪，与太子左中护郝处俊。他们日后都成为反对武后揽权的强硬代表。说高宗提拔他们意在针对武后，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他们都是由高宗亲手破格提拔，因此会比其他大臣更忠诚于李唐皇室吧！
从以上事例来看，高宗让武后代为处理国事，确是重病之下不得已而为之，本身并无放权之心，然而这样的撩拨却刺激了武后旺盛的权力欲，另一方面，随着武后地位的稳固，对于高宗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恭敬小心。于是，在击倒了共同的敌人长孙无忌之后，帝后二人之间的裂痕也在悄然出现。
令帝后之间矛盾表面化的便是皇后的宠臣李义府。前文已提到，李义府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立武氏为后的大臣，由此受到帝后的另眼相看，恃宠生骄，横行不法。曾垂涎妇人淳于氏的美色，逼令大理寺臣放人，又在被人告发之后逼死该大理寺臣以灭口。此事被御史王义方弹劾，高宗却极力偏袒，赦李义府无罪，却贬黜了王义方。李义府于是更加骄横，他身居中书令，掌握官吏的升迁任免，不知道是不是前半生太过贫贱，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女婿，都公开卖官鬻爵，其门如市，倾动朝野，另外一名宰相杜正伦看不过眼，屡屡跟他有争执。皇帝以大臣不合为由，将他们二人都贬黜外放，杜正伦为横州刺史，李义府为普州刺史。杜正伦不久就死在了任上，李义府却一直受到皇后的特殊保护，即使被贬外放，皇后也依然常常派人慰问表示关怀。在武后的不住劝解之下，李义府隔年就被重新招回京城，再度拜相。
李义府是靠拥立武后才咸鱼翻身的，现在又是靠武后的力量才再度入相，贬黜他乡之时皇后的慰抚让李义府感激涕零，从此之后，在他的心中，只有皇后才是他的真正主子，高宗纵然是一国之君，也再没有丝毫地位。再度飞黄腾达的李猫，行事越发没有顾忌，他的性格原本张狂，第一次见皇帝便可以吟诵“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的诗句，公开发牢骚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几番沉而复起更认定皇后是自己的保护神，以自己的拥立大功，不管怎么做都有皇后罩得住。强占民田，夺人奴婢，卖官鬻爵，排除异己，搞得民怨沸腾。高宗见他闹得太不像话，就找了他来谈心，语气挺诚恳的：“你的儿子女婿行为很不检点，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你最好警告一下他们。”
李义府勃然变色，一下子气得脸红脖子粗，恶狠狠地说：“是谁告诉皇帝的？”
高宗本来还是好意，不禁动了火：“你只需要告诉我是不是事实，何必管是谁告诉我的？”
被皇帝这么一反驳，李义府说不出话来，却没有半点要认错的意思，高宗还没开口叫他退下，他干脆起身自己就走了，把高宗晾在了当场。
高宗再也没想到李义府竟然如此轻蔑自己，等他反映过来李义府已经扬长而去了，简直把他起了个半死，长孙无忌当年也没这么跋扈过！“上由是不悦”，那简直是一定的了。不过，仅是大臣对皇帝言辞不恭敬，高宗也不好遽然发作，然而一旦让皇帝动了惩治的心思，基本上那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李义府请了个阴阳术士为自己望气，该术士说李义府宅第之上有不祥之气，屋主必有大狱，必须积财二千万才压得住。李义府十分相信这一套，越发的贪得无厌，四处聚敛。这一次，他把脑筋动到了长孙无忌后人的身上。当时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原本流放岭南，勉强保住性命之后终于回到了洛阳。李义府让儿子出面把长孙延找了来，说是可以为他谋得一个官职，要价竟是七十万。几天之后，果然为他谋得从六品的司津监之职。本来五品以下的官职是不必报知皇帝的，然而涉及到长孙家的后人，那就大不一样了。李义府嚣张跋扈，政敌一大堆，立刻被人弹劾。高宗正等机会发泄心头之恨，刚提起来的刘祥道正好是司刑太常伯，便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他了，命令刘祥道与御史审理，司空李勣监审。这一回，没有派许敬宗上场了。
立案之始，武后本来还想救李义府的，毕竟李义府对她一直忠心耿耿，然而高宗决心已定，根本不再给机会，李义府劣迹斑斑，在官在民，对他的愤怒都达到了顶点，武后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如果再为他力保，可能祸延自身，也就撒手不管了。审讯很快有了结果，每一条都证据确凿，这年夏天，高宗下令李义府除名，流放巂州（今四川省西昌市）；几个儿子和女婿要么流放振州（今海南省三亚市），要么流放庭州（今新疆奇台县），天南海北，各自一方。因为过去李义府沉而复起的经历，颇有官员存着观望之心，东台侍郎薛元超（以前的门下省）便奏请破例让流放中的李义府骑马，而按照唐律，流人是不允许骑马的。薛元超本来是想拍拍这位皇后宠臣的马屁，以后李义府要是又发达了，不就又甜头了么？怎知高宗是真的动了肝火要好好惩办李义府，薛元超正好拍到马腿上，当即给一脚踢飞，发配到了外省去。关于薛元超日后还会提到，这位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是当时著名的文人，也在武周代唐的关键性一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李义府也算恶名久著了，现在一倒台，朝野同庆，人人喜气洋洋。唐人原本热情外向，当时的言论也比较自由，没有文字狱。当下便有人戏做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的报捷书，唐人对外征讨的主帅通常都按照征伐路线被授予某某道行军总管或者元帅的称号，比如苏定方征西突厥便是伊丽道行军总管，郑仁泰征吐蕃便是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因为李义府是河间人，文中便称刘祥道为河间道行军元帅，大破铜山大贼李义府（讽刺李义府贪财）云云，文章采用骈体，嵌金错玉，读来想必好玩得很^_^ 这篇幽默的文文，很快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刘祥道，便凭着主审李义府一案，一跃而成为万众偶像，同时，也把自己绑到了武后的对立面上。
因李义府的倒台而获益的还有一位，便是以白江口水战而蜚声中外的名将刘仁轨。刘仁轨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便以小小的县尉（从八品下，连七品芝麻官都比他大两级），杖杀骄横不法的某四品折冲都尉，面对贞观天子的责难侃侃而言，最终以刚直敢言折服了天子。这个类似汉光武与强项令董宣的故事并没有流传地很广，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有比这更为精彩的篇章。刘仁轨的才华，套用说书先生的话就是二十八宿下凡，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即使是在文武合一潮流化的唐代依然光彩夺目，命运注定他将走得更远。进入高宗时代，他依然保持着贞观时期刚直不阿的性格，在李义府逼杀大理寺臣一案中得罪了这位权臣，由此屡遭陷害，强迫他于风暴起时浮海运粮，导致船毁失期。在李义府“不斩刘仁轨无以谢百姓”的强烈要求下，高宗罢免了他的所有官职，以一介普通士卒的身份，随大军来到百济战场。刘仁轨当时已经60岁，花甲之年身陷囹圄历劫生死，最后白衣从军发配到异域来当炮灰，心情必是难以自抑的沉郁与悲愤。然而祸兮福之所倚，人生际遇就是这样奇妙，这片陌生的大地，最终竟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当时苏定方平定百济之后押送俘虏回国，朝廷另派出王文度为首任都督（即程知节出征西突厥时那位“假传圣旨”贻误战机的副将），不想王文度到任后不久即病逝，百济复叛，并勾结倭国大举反攻唐军。大战在即，唐军却群龙无首，情况一时岌岌可危。高宗虽因政治原因一直对贞观旧臣防范排斥，却并非不识贤愚，当机立断飞诏令刘仁轨代王文度统驭唐军，扫平叛逆与倭寇。圣旨一下，刘仁轨大喜过望，当场跳起来失态地大叫：“这是上天把荣华富贵赐给我这个老汉！”看来唐人无论贤愚不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都是毫不掩饰的坦然与张扬，一有机会便拼尽全力抓住不肯放手。无论是许敬宗，还是刘仁轨，都是一样的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泛滥。人说唐朝没有真正的隐士，每个人都如此贪恋万丈红尘，渴望投身其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没有人真正甘心做个冷漠而超脱的旁观者。上古的隐士，是听见帝尧要把江山让给他就去洗耳的，唐人做隐士却是为了去做官，即所谓终南捷径。历代隐逸者的偶像都是傲啸东篱的陶渊明，唐人崇拜的却是高卧东山的谢安，挟妓遨游，诗酒风流，最后在人们的三催四请下出山，立刻便做上宰相，淝水之战大破前秦，救国家出危难，救黎民出水火。这才是唐人憧憬的理想人生，归隐要舒舒服服，喝花酒，泡MM；出山要风风光光，当大官，立大功。至于陶渊明么，学他“采菊东篱下”即可，学他“种豆南山下”万万不成，李白、高适等玩隐居，都是家有良田不去种，或草堂高卧，或终南炼丹，等着大人物来请自己出山的。唐人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从中可见一斑^_^ 这样的价值取向贯穿了有唐一代，胡晓明先生便认为，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就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人生要尽气尽才，永不舍弃。所以翻阅唐史，我们常会看到唐人那种不能自已的生命力，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每个人都是我拿青春赌明天的样子。后妃一有机会就干政，武将一有机会就割据，就连宦官，也是一有机会就弄权的（不要歧视残疾人喔，残疾人也有自我奋斗的权力^_^）。别的朝代出一桩假冒公主案就算很不得了，唐代贫民冒充皇亲国戚的案例层出不穷，女的冒充太后，男的冒充国舅，得一时风光算一时风光。唐律原本宽松，皇帝也比较好说话，发现是冒牌货也不太深究，一般送走了事，绝少有杀头的。故此屡屡有人冒充皇帝尊长，希望过上自己梦寐以求的上层生活，接受天子的尊崇供奉，过把瘾死了也值，何况还不一定死。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出了一桩又一桩，怪不得后世道学先生要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教导人们安分守己，不要东想西想，乱说乱动了。说来武则天之所以一旦干政就百折不挠地叛逆到底，最终以女子之身而成为九五至尊，也是受了这种野花拼命开，野草拼命长的时代精神感召吧！
刘仁轨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突然天上掉下来这样的大好机会，内心之激动可想而知，当即郑重地请朝廷颁下《唐历》和李唐皇族的宗庙名讳，立下誓言：必将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长风过海，豪情飞扬，刘仁轨严整军纪，辗转作战，所向无敌，杀死百济叛军万余人。这时倭军强力介入，派了二万七千人增援百济，双方在白江口相遇，爆发中日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倭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开，百济境内的倭国陆军也急忙撤回本国，并立即着手增强本国的防务，按日人的话说，“日本从此失去了向东亚大陆扩张的能力”。刘仁轨于是以检校熊津都督的身份与新罗歃血为盟，立誓互不相犯。
如果仅仅是这样，唐人有更多传奇式的胜利。刘仁轨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胜利之时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地察觉出唐军极盛下存在的危机——初唐时赖以创下无敌武功的府兵制已经开始衰落。刘仁轨在给高宗的上书中尖锐指出，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希望能凭借军功取得富贵，甚至请求自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然而自显庆五年之后吏治败坏，赏罚不公，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死者伤者也不能以前那样得到迅速有效的抚慰和安置，因此百姓争相逃亡，军队士气低落。刘仁轨是第一个指出府兵制和临时募兵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军事需要的人物，警告说长此下去，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将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府兵制的衰亡是唐代的一件大事，论者多从均田制的破坏或者蛮族强盛单靠府兵已经不足以应付来谈论，然而从刘仁轨的上书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并非根源之所在，高宗时代土地兼并之风并未大起，民间仍有荒地可授田，武功更是处于鼎盛时期，是内政的败坏而导致了制度的废弛。在花团锦簇之下仍能发出这样的盛世危言，刘仁轨确有过人之处。当时唐军因长期战胜而兵骄将悍，军纪下降，苏定方灭西突厥时还比较检点，到了朝鲜半岛便十分残酷，纵兵劫掠，所过之处尸横遍野，十不存一。百济名将黑齿常之因此降而复叛，割据一方。刘仁轨招降黑齿常之，立桥铺路，抚慰黎民，实现了他的誓言：在海外颁布大唐正朔，修建李唐社稷。然后他训练士卒，以便配合唐军北伐高句丽。他的表现让高宗刮目相看，刘仁轨的官职一口气连升六级，实授带方州刺史（今朝鲜半岛的开城），镇守海东。不过更让刘仁轨高兴的消息可能还是老对头李义府的垮台，这个几次三番欲置自己于死地的权臣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权柄，灰溜溜地离开了京城，朝中再不会有人算计作梗，刘仁轨的前途是可以预料的灿烂如锦。
人人都很开心，在大唐西起中亚、东至大海的广袤疆土上，武皇后也许是唯一为李义府伤怀的人了。不管怎么说，在天下人对她轻蔑谩骂的时候，李义府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立她为后的人呀。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李义府的张狂和武后对他的纵容也不无关系，高宗不可能对她没有看法，低调处理是十分明智的做法。只有从她登基为帝后对李义府的不断追封和其妻儿加封中，我们才可以约略看出她对这位宠臣的追思之情。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李义府的儿子李湛得以提升为左羽林将军，掌握禁军。然而世易时移，人心已变，被武皇寄予厚望的李湛却成为李唐复国主义者，张柬之发动神龙宫变，他是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之一。女皇退位后被迁居上阳宫，也是由他监守看管。一代女皇最后竟沦为她宠臣之子的阶下囚，可谓一大讽刺。武则天一生精于计算，冷静决绝，凡事利益当头，决不容丝毫怜悯和温情，就是亲身子女当道也决不留情，唯有对于她最需要援手的时刻支持她的六位翊赞功臣还存有那么一点点的眷顾之心，没想到竟然导致了灭顶之灾，情感是政治家的坟墓，诚非虚言。
除了情感上的原因，李义府的去职对于初涉政坛的武后来说也是一重打击。原本她居于深宫之内，朝夕得见天颜，正可就近掌控，一旦李治发病，她还可以带行部分君权。李义府掌握中书出旨权，许敬宗掌握门下封驳权，旨意便可畅通无阻地顺利发布，现在随着李义府的倒台，便缺失了重要一环。可以想象武后沮丧的心情，然而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她性格中的稳和忍占了上风，并没有大吵大闹和李治硬碰硬，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脱离是非圈，专心巩固自己的地位。龙朔二年，她生下幼子旭伦，即后来的睿宗皇帝，年底即封为殷王。她希望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安排妥当，只因皇子的地位越高，她的后位也就越稳固。孩子也是高宗的，一样疼爱备至，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于是将次子沛王贤封为扬州大都督，周王显为并州大都督，就连襁褓中的殷王旭轮也遥领冀州大都督。麟德元年，又把三岁的旭轮封为单于大都护。年幼的旭轮问道：“孩儿早上去了晚上能回来吗？”高宗道：“去此二千里，回不来的。”旭轮听了便撒娇说：“我不能离开妈妈。”（不能去阿母。）可见武后当时在孩子的心目中甚是可亲，和之后女煞星的形象截然不同了。高宗当然不会让小孩子一个人离开父母前去荒凉无情的大漠，但听见旭轮这样稚气的回答，心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柔软下来呢？武后通过这样的怀柔办法，无形中拉近了她和高宗的距离，然而她对政治始终不能忘情，等到李治火气过去估摸事情已经平息，便开始在外朝物色代言人，以代替李义府掌控中书出旨权。
然而武后身居九重深宫，和外朝直接交往的机会并不多，她又没有外戚可以依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代言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看来看去还是一个许敬宗了。许敬宗六十八岁才拜相，对来之不易的富贵珍惜得很，做事较有分寸，李治还是太子时便与他有师生之谊，对他并不反感，许敬宗得以知西台事（即中书省）掌握出旨权，并以太子少师的身份监控东宫。虽然长孙无忌之后，李治已不再任命同一个人出任中书和门下两省要职，但许敬宗身为两朝老臣，位高权重，说话极具分量，门下不敢轻易封驳，也算差强人意了，总比以前李义府总是到处闯祸让她帮忙收拾烂摊子强。李义府的去职是武后向政坛发展后遇到的第一次挫折，却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这是她选定的道路，她不会回头。骄傲而不服输的强烈个性让她决心继续走下去，一点一点地重新构筑起自己的城池，然而即使聪明如她，也并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危机其实并没有过去，等待她的将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元老集团的覆灭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君权与相权之争就此分出了胜负，从此之后，有唐三百年除了张柬之等五王因为拥立中宗之功而短暂的攫取大权之外，相权再也不能构成对君权的威胁，即使位高望重的四朝老臣裴度、工于心计的铁腕宰相如李德裕，也只能依靠君王的信任才得以治理国家。李治经过四年的隐忍和安排，终于成功地摆脱了实习皇帝的尴尬身份，成为权力巅峰唯一的主宰。接下来是一系列的善后问题，魏晋以来长期掌握政权的士族势力将受到进一步打压，以确保皇权的独尊地位。而寒门庶族纷纷上位，挤入权力中心，各政治势力面临重新洗牌的局面。
如果说，在废后战争中还需要老臣李绩来一锤定音的话，在和长孙集团较量的斗争就主要是依赖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这些新提拔起来的中下层官员了。他们大多出身寒门，长期郁郁不得志，之所以乐意充当枪手去扳倒长孙无忌等士族高官，自然也期望得到丰厚的回报，不仅是官职上的升迁，社会地位也同样希望能够水涨船高。长孙无忌与李义府、许敬宗地位的互换，并不代表士族与寒门社会地位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如果不从门第等级上对其重新排位，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就有失而复得的危险。李义府就算位登宰辅，向高门士族求婚时依然受到他们的鄙视和嘲笑，便可为一例。恼羞成怒的李义府因此要求皇帝下令严惩这些以门户自矜的士族高第，许敬宗也上表要求重修《氏族志》。武后因为自身的寒微屡屡被人轻蔑羞辱，对于这一提议给于了最坚决的支持。事实上，许敬宗很可能就是希武后旨而上表的。
《氏族志》是太宗贞观年间颁布的一部士庶等级的书籍。士族制度萌始于东汉，确立于曹魏，在南北朝时发展至鼎盛阶段，士族子弟依靠九品中正制历代担任高官，尤其是高级文官，把此政权，寒门子弟上位无期，以致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余风流于唐代，族望为时所尚，山东高门如清流五大姓者，就连皇室也不放在眼里。他们彼此互接姻亲，其他人如要与他们攀亲，需要付出大笔礼金，但仍然不见得能买来他们的尊敬，这无疑是一种很可笑的风俗。因此贞观时为了推崇新朝冠冕，太宗以修订《氏族志》来打击旧有士族势力，规定以李唐皇族为第一等，外戚后族为第二等，原有的山东高门为第三等，不再以家世而以在唐朝的官爵高下定等级。因为李氏和长孙氏原本就是关陇军事贵族，长期掌握军政要权，这次修志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打击了不利于李唐统治的旧门阀，而扶植起在唐朝统一和建立过程中的各位功臣，对于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客观上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然而士族势力根深蒂固，此举并未收尽全功，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元戎功臣，依然按照当时的风俗结亲于豪族，元老重臣和旧有门阀相互结合，把持朝政，由此形成了新的势力，阻碍了寒门子弟的上位之路，也反过来威胁压制到了皇权，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便是双方权力撕扯的一次集中体现。因此，李治在铲除了元老集团之后，也有必要对于士族和寒族的地位作一定调整，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维护已经取得的成果。新上位的官僚渴望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新皇后希望能抬高自己的门第，皇帝需要铲除一切可能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的势力，诸般作用之下，重修《氏族志》已不可避免。这既是个人欲望的产物，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新修的《氏族志》被更名为《姓氏录》，以皇族和后族为第一等，同样以当时的官阶高下来排座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被收录。也就是说，即使只是一名士卒甚至出身奴隶，只要有功于国家做到了五品以上的官，名字都可以被收录进《姓氏录》。与《氏族志》相比，《姓氏录》多了100卷，但所列士族少了48姓，1364家，其中还有很多是新兴士族，由此可见这对于旧有门阀的打击是何等沉重！由此引发当时士大夫的不满，被鄙称为“勋格”。然而，一千多家士族特权的丧失却为广大寒门子弟跻身仕途敞开了道路，加快了士庶合流，新旧交融，扩大了统治基础，因此，这一举动极富进步意义，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武后一直被人鄙薄的商人家庭出身现在鲤鱼跃龙门，文水武氏成了天下第一等名门，亡父被追封为周国公，母亲杨氏则被封为代国夫人，后又改封为荣国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这样的封号可谓别出心裁，因诰命夫人或从夫贵，或从子贵，而杨氏封号却和亡夫周国公的封号并不匹配，这无疑是向臣民宣布，杨氏并非因嫁了武士彟这位元戎功臣而贵，而是因她生了武皇后这个女儿而贵^_^ 时隔千年，也可约略想象得出她当时那自信满满的神采。
然而显庆四年十月为进一步打击士族而下的禁婚诏令却不太成功。此事因李义府向名门士族求婚未果，愤而奏请皇帝严惩这些士族的傲慢自大。原本贞观时期太宗修订《氏族志》之后，不耻于山东衰败门第卖婚附势的风气，要求王子娶妃、公主出嫁都尽量选取元戎功臣的子女，不议山东士族，然而魏征、房玄龄、李绩等仍然争着向山东士族求婚，因此旧望不减，太宗也无可奈何，后来他为李治娶妻也同样选取了太原王氏。李义府含愤上奏，便拿了贞观朝的往事借题发挥，要求高宗秉承太宗的遗志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高宗遇到这类要求自己表现孝道的问题上是从来不含糊的（娶老婆除外），立刻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是为博陵及清河崔氏、陇西及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及太原王氏。然而与贵族联姻的风俗根深蒂固，加之又是李义府含愤报复，起因并不光彩，这样强行禁止遭到了人们的莫大反感和抵制。有的偷偷的把女儿送到夫家去，骄傲而清高的贵族女子甚至终身不嫁，拒绝与外姓通婚。旁枝散叶的破落户甚至会以禁婚家自诩，以致抬高门第，索要更多的钱财。终唐一代，娶五姓女都是为世人艳羡的美事。像这类事情，便类似大禹治水，只能用疏，而不能用堵的。真正令到贵族豪家让位于寒门子弟的，还是在于科举制的推广和完善。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起源于隋代。杨坚父子为了摆脱昔日关陇同僚而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用考试的办法来选官。然而隋代的分科考试参加者仍然需要经过官吏的推举，和汉代的察举制并无本质的不同。科举制有别于前代选举法的最根本特点——自由报考的原则，是唐高祖武德年间确定的。从那以后，读书人不论其出身、地位、财产如何，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有官吏举荐，这一规定，使得人才的选举第一次从制度上超越了门阀阶层，给庶民带来了上位的机会。从中唐开始，庶族势力迅速发展，唐末士族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代表了整个官僚势力，掌握取士决定权的皇权力量也就达到了最高峰，这也正是科举制能实行千余年之久的原因。而唐太宗对于科举制的贡献，主要在于大兴学校，增设科目书学、算学、律学，对于书法、算术、法律进行考核并量才录用，同时录取人数比前代也大大增加。不过，太宗时代的高官依然主要由士族把持，这一情况在高宗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唐高宗时期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急升到了25%，而太宗时期仅为3.4%左右。此外，高宗在罢免程知节，提拔苏定方、薛仁贵之后，有意尽快实现军队的新老换届，于显庆二年下诏，要求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州刺史精心查访军事人才赴东都洛阳参加考试，用制举的形式选拔军事人才。此后又有亲自召见新科进士问询考核，为之后武则天开武举和殿试开创了先例。
制度完善，国威也趋于鼎盛。自从灭西突厥之后，西域诸国望风归附，高宗下诏以曹国、拔汗那诸国置州县府127个，大唐疆域进一步扩大，声威已达葱岭以西。龙朔元年，随着昔日中亚大国波斯在内的河中十六国内附于唐王朝，中亚河中均纳入大唐的势力范围之内，疆域已经达到了历代中原王朝向西扩张的顶点。在东方，苏定方挟百战百胜之威再灭百济，生俘其国主，百济一破，高句丽的覆亡已经指日可待。北方自贞观时期连灭东 突厥和薛彦陀之后，北方已无任何敌对势力，前来朝拜的国家远至库页岛及叶里塞河上游，声威之所及，犹过于蒙古时代。而在南方，海南崖州及越南北部一直是大唐的直辖领土，兵锋之锐盛，国威之远振，甚至超过了大唐太宗时代。而经过贞观、永徽年间的休养生息，市面渐趋繁荣，人口也增殖不少，唐都长安便在这一时期突破了百万之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其雍容华贵的国际大都会气象，被日本学者尊称为宇宙之都。大唐帝国如同破云而出的骄阳，展现出光华万丈的慑人气势。而这广袤而富庶的帝国的统治者，便是高宗李治和他的皇后武媚。那一年，她三十五岁。
在和长孙集团决战的过程中，高宗自然是起着主导作用，自始至终掌握着事件的进程，然而如果没有武后的有力推动和出谋献策，事情不会解决地那么完美迅捷。她所表现出来的洞察力和政治才华，让李治不知不觉地越来越依赖这个姐姐似的女人，也让她在华颜老去之后，地位反而更加巩固。她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以色事人的宠妃，或者仅仅是皇太子的生母，而成为高宗的政治伙伴、参谋，甚至军师。每一重身份的增加，都为她后位加多一重保险。而铲除长孙无忌一事，虽然让天下人知道新皇后厉害，但毕竟只是侧面影响，她久居于深宫之中，行事大多假手于人，与外朝并无直接恩怨，政敌其实并不多。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是三个皇子的母亲，后宫经过一番整肃，已无人再敢与她争宠，外朝有中书令李义府、侍中许敬宗作为外援，皇后的地位，可以说是坚如磐石，跟以前的王皇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武后对于她的新角色充满了新鲜感和责任感。古书上记载的该皇后做的事情固然是一件不落样样亲力亲为，不该皇后做的事情也跃跃欲试力图推陈出新。古中国讲究男耕女织，国家典礼中有皇帝亲耕之礼，以示国家重农。皇后则有先蚕之礼，作为天下妇女劝蚕的榜样。然而这套仪式极之繁琐，提前五天就要斋戒，后殿斋戒三日谓之散斋，正殿斋戒二日谓之致斋，提前三日须预设先蚕坛，凡内外命妇均须出动，恭迎皇后车架出宫。之前只有长孙皇后曾行礼两次，出生贵族的王皇后在任皇后的六年之内从未行过此礼。高宗以为先蚕之礼不可废，永徽三年下制实行，然而皇后不愿去，只好派官员祭祀一番。而武后则从显庆元年开始，先后行礼5次，次数之多为唐代皇后之冠。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停当披挂整齐，朝服加身钿钗结佩，侍卫开道，享官拜迎，率领内命妇如天子妃嫔太子嫔妾，外命妇如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王妃各位诰命夫人太夫人，浩浩荡荡出宫亲蚕。别人眼中乏味而累人的仪式，武后做来却是兴味盎然乐此不疲，上元二年最后一次天后亲蚕，干脆把文武百官和外邦各国使臣全带了去，场面之壮观，声势之浩大，简直比皇帝祭天还NB，在众人簇拥之下，享受着万人之上的尊荣和威仪，不停地提醒人们她现在是皇后是皇后是皇后……
古来名后常有著作传世，华夏自古也有立功立德立言的传统，一向长于文字的武后自也不甘落后，还在做昭仪的时候就写过一篇《女诫》，做了皇后更是创作热情高涨，别人一辈子写了一本书就很了不得了，她一口气就写了八九本，当然大部分是她召集的文学之士所作，经她审定而以她的名义刊行于世，前后有《古今内范》一百卷，《青宫纪要》三十卷，《少阳政范》三十卷，《维城典训》二十卷，《凤楼新诫》二十卷，《孝子传》二十卷，《孝女传》二十卷，《列女传》一百卷，《保傅乳母传》一卷等等，这些书籍大部分着眼于家庭伦理，教导妻子怎么服从丈夫，子女怎么服从父母，当她称帝之后还会继续撰写如《臣轨》、《百僚新诫》等诸般著作共计15种456卷，着眼于君臣义理，教导臣子怎么服从君王。如果要为她这一套武则天系列丛书取一个统一的名字，不妨叫做“怎样做一个好下属”^_^ 武后这一生对文字有一种奇异的激情，不仅喜欢编书，而且喜欢改名，改年号，改名字，她似乎深信文字本身就有非凡的魔力，足以驱邪敬神带来运气。讨厌她的人抱怨说这是女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给王皇后这样的弱势人物改姓为蟒显得太不厚道，给突厥默啜可汗改名为斩啜又完全没有半点用处。其实这癖好并非为女子所专有，比如王怡先生写评论文章就爱把朱成虎写成猪成虎，虽然对方一根汗毛也不会少，但至少反映出评论者的愤激心情和坚定立场。按照现代小资的流行观点，言语即是行动的一部分，谓之启蒙，按照这一标准来评判，以武后之精于创造新词和玩弄文字游戏，足可被称为伟大的实干家^_^ 因为她著述之丰足以等身，书中描绘的理想境界绝对完美，而她对于推广自己的大作又向来不遗余力。比如她觉得儿子不听话了，就送他《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教导他应该怎么做个不要受他人影响、只听妈妈话的孝顺儿子，小白兔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不回来，谁也不能开。觉得大臣们表现不佳，就赐他们每人一本《臣轨》，教导他们应该怎么做个忠心事主的臣子，比如遇到引起民愤的事情应该主动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而让君主保持洁白无瑕的名声。这种风格颇似现在有个风吹草动就发红头文件大家学习与时俱进，倒是先进得很。只是她的倡议有着各类“主义”常犯的毛病，就是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虽然理论上大家都知道有事自己主动站出来顶缸让上司洗干净漂白一定能让上司龙颜大悦，实践上还是没有几个人肯这么干。就算她后来最信任的大臣狄人杰也达不到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以我个人在学习报告的时候常会睡觉的经验，颇怀疑她的儿子和大臣能看进去多少，当然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王怡先生所说，“我想说就说，你想听就听。”就算你不听，那也不损害这些著作的伟大和论说者的伟大。
除了著书立说之外，武后也竭力跟各位内外命妇搞好关系，以确立自己和蔼可亲的公众形象。当时为太宗生子的嫔妃在世的已经不多，剩下的纪国太妃韦氏、越国太妃燕氏（武后的表姐），跟武后的关系都很不错。韦氏去世后，她的女儿临川公主因为跟武后爱好相近，也喜欢书法，崇尚佛学，跟武后颇为投缘。她去世后武后亲自为她做赞，推崇她是九族妇德，千载女师，评价很高了。 武后喜欢热闹，常常以各种借口欢宴，引九部伎和散乐百戏入内，召集诸命妇同乐，也借此拉近与诸命妇的关系。由于欢声笑语太强烈，有时甚至引起朝官投诉，皇后开party可不可以到别殿举行，音量小一点点^_^武后生命力的旺盛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实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找不到事情做，她会把唐代的官署一一取个新名：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等等，然后缠着宠溺她的夫皇下诏实行，如同活波好动的主妇没事便把家里的墙纸换一种颜色。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她做皇帝后又下令把中书门下改称凤阁鸾台，至于何时用方位命名，何时用动物命名，端的只看大小姐心情如何。那个时代收听新闻联播随时紧跟形势一定极之重要，否则就连衙门叫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声令下全国人民便得把玫瑰改称百合，一切只是因为是她的意愿，这种感觉想必非常令人愉快和满足^_^李治无疑是极宠她的，显庆四年十月在处置了长孙无忌、局面稳定之后，便放下政事陪老婆大人再赴东都，并衣锦还乡回并州一游，大约打定了主意过二人世界，居然把8岁的太子弘留在京城命太子监国。按照欧美的法律，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远离父母，这两人倒好，自己去游山玩水留8岁的孩子看家。李弘虽然聪明，可是从未离开过父母，不但不能处理监国大事（纯属废话），而且昼夜啼哭对远行的父母思慕不已，帝后二人在途中得知此事，十分不忍，立刻召太子赴行在，一家人一同前往东都。五年正月，又从东都至并州，直到六月才回东都。这一幕，可以说是武则天不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最为温馨和谐的一刻。并州（今太原）为李唐龙兴之地，皇帝忙着祭祀高祖皇帝旧宅及当年太原首义时的阵亡将士，皇后则忙着大宴亲戚邻里，亲切接见各位父老乡亲。更因并州是皇后故里的缘故，皇帝特别下诏并州80岁以上的妇女授正五品的郡君，有官名而无职务，但已属破例，可谓给足武后面子。如此扰攘了两个月才打道回东都，正好凉殿的改建工程已竣工，于是改称合璧宫，帝后二人在此避暑，太子弘和两位弟弟贤和显也都承欢膝下，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16年后同样一个炎炎夏日，这里将是太子弘的毙命之所。上苍给你多少欢乐，就会给你多少痛苦，半点强求不得。忧欢岁月，悲喜人生，或者不能说是报应，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成功的巅峰必然伴随着高处不胜寒的凄清，只因至尊的王座原不容第二个人染指，所有的温暖和欢乐也只能在未触及最后底线的时候才能拥有。而在显庆五年那个迷人的夏日，蝉声依旧慵懒，笑语依旧开怀，这样琴瑟合鸣父慈子孝的场景，今后将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