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六年十一月，惊心动魄的立后之战终于以武昭仪被册立为皇后而徐徐落下帷幕，然而由此引发的政坛震动不过刚刚开始。新皇后颇有“胜不骄，败不馁”的良好心态，并未被胜利的喜悦冲昏头脑，而是迅速进入了下一阶段的备战状态：其一、她要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以巩固后位。其二、长孙无忌等反对立她为后的元老重臣需要铲除，以永绝后患。
读史之际，常常会惊叹武后旺盛的精力，似乎永远也不知道疲倦。我写一部长篇连续写几章都觉得累了，想休息，她刚经过历时两年殚精竭虑的立后之战，竟然没有一点点想放长假的意思，立刻就精神饱满地投入到下一个project中去,让人由衷的佩服之余不禁疑惑：这个女子，究竟是否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或者，她骨子里就是如此的渴望战斗，追逐和征服本身即能给她带来刺激和快乐，如同我们总是眷恋和平与安逸？
也有学者认为，武后的勤力实际上和她潜存于心的自卑感有关，高傲倔强的外表下深藏的不安全感，终其一生也未曾消弭。一般来说，通过非正常渠道登上高位的人，对于到手的一切有种难以置信的不真实感，相对而言总是更为谨慎小心，行事也更为周密毒辣。出身的寒微，曾事二夫的经历，让她受尽士族大家的奚落和白眼，想要出人头地争一口气的愿望也就更加迫切，武后超强的权力欲即是由此催化而成，因为“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行动必然会同时出现。”（阿德勒：《自卑与超越》）具体到后宫女子，由于生存空间极为狭窄又毫无选择余地，只能在一个远比大多数男性和民间女子更为局促的环境中竞争，她们的进退、荣辱、以至于生死，全都系于天子的一念之间，也由不得她们不战战兢兢，时时刻刻如履薄冰了。对于武则天来说，既然她选择了跟整个元老集团开战的夺嫡之路，要面对的敌人甚至比一般的后宫女子更多，也实在容不得她偷懒懈怠。事实上，她还没有来得及为儿子争储位发动攻势，手下探子就为她带来了一个令她既惊且怒的消息：——李治竟然背着她去探望被打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了。
《资治通鉴》中如此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一事件：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处置。”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捉酒甕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王氏初闻宣敕，再拜曰：“愿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淑妃骂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畜猫。寻又改王氏姓为蟒氏，萧氏为枭氏。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这里谈到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不久，李治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被他打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跑去一看发现她们住的环境很不好，不禁起了恻隐之心，王皇后抓住机会，恳求李治念在昔日夫妻一场的份上，让她们能够再见天日，即使为奴为婢，也心甘情愿。李治来了句：“朕立刻就会处置。”此事为武后知悉，大为震怒，炮制出惨绝人寰的人彘惨案，将二妃杖打、断肢、酒泡，死后再斩首。不过她自己也被萧淑妃临时前的诅咒吓得不轻，终身不敢养猫。
新唐书的描述和通鉴差不多，只是少了死后斩首这个环节，但多了断肢之后将手足反接这一项：武后知之，促诏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甕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死，殊其尸。初，诏旨到，后再拜曰：「陛下万年！昭仪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骂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后为猫，使武氏为鼠，吾当扼其喉以报。」后闻，诏六宫毋畜猫。
旧唐书记述比较简略，但过程相似，只是认为数日而亡不是斩首，而是缢杀，即绞死：永徽六年十月，废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萧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甕中，曰：「令此二妪骨醉！」数日而卒。
对于这次事件，市面上流行的说法是武后自立后以来，颇有些得意忘形，露出本相，对高宗不再象以往那么谦恭体贴，让李治重新感念起王皇后和萧淑妃的温柔可人，所以旧情重燃。要么就是武后尝到了干预朝政的甜头，欲罢不能，整天忙于朝政，冷落了李治这个家庭妇男，寂寞难耐之下跑去偷腥，最后当然是在母老虎的一声怒吼下吓得连忙把爪子缩回来，想偷抓的坛坛罐罐反而摔了个粉碎,前面半截象极《苹果日报》的本港新闻，后面半截则似足副刊中登载的灵异故事^_^其实，算来武氏于十一月被立为皇后，处死王皇后和萧淑妃也就是年底的事，通鉴列为十一月事，那么也就是距武氏立后尚不足一个月，皇后位置都没有暖热，易太子、铲除老臣等要紧事情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她怎么敢得罪李治？此外，长孙无忌以权倾朝野的国舅之尊，稀里糊涂地败在这个小女子的手上，也就是没有把李治监管好，不曾察觉到皇帝已和自己渐行渐远，前车之鉴，她又怎能不惕然心惊呢？何况长孙无忌有掌政垂三十年的雄厚资本，而李治却是她的唯一靠山，哪有这么快便得罪米饭班主之理？事实上，武后这一生，从来不曾远离李治半步，宁肯放任太子监国势力逐渐坐大，自己随着李治全国各地到处游山玩水，寸步不离地做足跟得太太。只因唯有掌握了皇帝才能拥有一切，孰轻孰重，她是分得很清的。在她的严密监控之下，李治再怎么偷鸡摸狗，也只能勾搭一下武后的姐姐、侄女之类的，虽说仍然让人心中不舒服，至少不会带来政治上的威胁。要说她会因为勤于政事而冷落李治，简直是笑话，如果有可能，她恨不得能把李治打包装箱，塞到手袋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免得有人横插一脚，不过就算是这样，李治大概也会拉开提包拉链，向外东张西望的^_^ 毕竟，这不是为了一个男人争风吃醋的问题，皇帝即是权力之源，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这个道理。然而，现在李治去探望的并不是她的姐姐韩国夫人（按：韩国夫人尚在武氏为昭仪的时候便跟李治打得火热，武后碍于是自己的姐姐，且不构成政治威胁，故一直容忍，前文已有所述），而是她的敌人刚刚被打倒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仅仅据她荣升皇后不足一月就出现了这种事，怎么不让她既惊且怒呢！
立后之战，历时两年之久，耗费了无数心机和手段，甚至陪上了亲生女儿的一条性命，才能打倒情敌，正位中宫，谁知一转眼间李治就做故剑情深状地跑去探望，真是让她气得差点背过气去。而在李治而言，他和武后之间的感情并不存在问题，新皇后册立不过十几二十天，蜜月都没有过完，两人还有共同的敌人要对付，仍然是同盟者的关系，应不至于此时就出现危机，此举当是出于以“谋行鸩毒”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将一后一妃打入冷宫的歉疚心理吧。虽说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出诸多辩护理由，但将人无辜罗织入罪是不争的事实，毕竟是陪伴自己这么久的发妻，和曾为自己生儿育女的女人，心里多少会有点过意不去吧，有这种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样的举动对于普通人是极为正常的，但对于政治领袖来说可是大大不妥了。
曾经觉得奇怪，李治左看右看也不象个笨蛋，铲除重臣、治理国家都算有板有眼；也算不上怯懦，除了被太太吃得死死的之外，对付其他人可是威风八面，倔强难治如诸遂良、位高权重如长孙无忌、高傲跋扈如李义府，一旦真把他得罪狠了，或贬或杀，并不手软；而他还是名正言顺的大唐天子，那么除了身体不好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原因导致大臣背叛他而倒向武后么？后来看了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这个意大利人用非常直接的语言描述了君王的权谋，可操作性极强，足可被历代帝王奉为金科玉律。里面提到，君王最糟糕的事情不是被人憎恨，而是被人轻视，因此，君王的大忌不是残暴不仁、骄奢淫逸、横征暴敛，而是反复无常和缺乏决断。他必须“象提防暗礁似的提防这一点”，至尊的权威不容有失，必要时甚至不应吝惜公开使用暴力，以使豺狼惊骇。总而言之，君王必须让臣民感到他所做的决定不容更改，谁都不要指望可以欺骗他或者愚弄他。若要以这一点来衡量，李治可就大大不合格了。君无戏言，纶言如汗，他历时两年才能找到机会，从后宫事件中打开缺口，借废后之名贬黜诸遂良，试图摆脱重臣，然而君臣之战才刚刚开始，本应乘胜追击一网打尽，却突然跑去对被废的后妃表达同情，并信誓旦旦地承诺要接她们出来，这会给朝臣们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好不容易才让朝臣从无忌的压制中挣脱，敢于表达相反的意见，争取到一帮支持者，李治此举无疑让他们摸不清皇帝的意图，不敢积极行动贸然向元老集团开战，也让本来有意投靠的朝臣狐疑止步，再度陷入观望状态。而元老重臣必定大受鼓舞，针对李治心软的弱点发动又一轮攻势。更不用说这一后一妃一旦出了冷宫会给武后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了。如此反复无常，摇摆不定，李治真不是一个让人感觉放心可靠的同盟伙伴。出尔反尔比蛮横粗暴的拒绝更让人不满，日后许敬宗李义府投靠武后也是出于这种原因吧！
眼看着李治置费尽心力才能取得的成果于不顾，听任软弱的感情流露，去向政敌和情敌表达他的怜悯和同情，大好局面又起反复，武后立即向高宗提出处死王萧二人，以表示皇帝的决心和强硬态度依然如故，彰显大局已不可更改不必再费心机，从而给己方阵营的大臣一颗定心丸，当然也顺便为自己免除后患了。做法虽然残酷而不无私心，但这种顾虑也是有道理的，冷静下来的李治很快照准了，只是不知道他想起自己 “朕即有处置” 那句轻率而不负责任的承诺，是否会有一丝歉疚？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有负于人而产生内疚，是正常的人性流露，然而对于领袖人物，便成了软弱而缺乏决断的致命伤，心若不能坚如铁石便不能成功，做皇帝真是一个泯灭人性增添兽性的行当吧。
从旧史上“王氏初闻宣敕”“初，诏旨到，后再拜曰”等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事情或是因武后向高宗促旨而成，然而处死王萧二人的诏令是高宗亲自签署的，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绞死以保留全尸，即《旧唐书》所说的“缢杀”。武后心衔旧怨，同时也是为震慑后宫，又私下用刑在她们死前加以凌辱，当最后走过场似的将绳索套上她们的脖颈之时，已经只是两具冰冷的尸体。只是有关记载太过血腥暴虐，让人看得头皮发麻，今人颇有持怀疑态度者，认为是否封建史家憎恨武后有意夸张了。按以上的记载，先杖责一百，打完了砍手砍脚，泡在酒里，过了几天，勒死，再斩首。杖打、断肢、酒泡、勒、斩首，正好五个…… 逐个对比的话，比具五刑还惨。真正佩服这两个女人，居然一直熬到最后。说来杖责一百如果是结实打下去，五六十下大男人都可以打死，明代受廷杖而死的大臣可以引为例证，不过既然有圣旨要求缢杀，或者想让她们死前多受折磨，杖责之后仍能受刑也算合理。可是把四肢都砍断泡在酒里还能支撑几天就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是说不相信武后可以那么心狠，而是不相信两个纤纤弱质可以有那么好的体质，就算酒精可以消毒杀菌，可是断肢这样大的伤口，扔到酒坛里血液不能凝固，那还不马上变番茄汤？而按照《新唐书》的说法，“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甕中”，这里的“反接”，并不是指断肢之后用黑玉断续膏接上但故意接错，而是指反绑，可是如果已经砍手砍脚，又何必反绑？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剔其手足”应该是指挑断手筋脚筋，四肢无力不能活动，这样子扔到酒坛里，伤口不大，支撑几天才死还比较可信。所以如果真有断肢泡酒这一项，《新唐书》的说法比较能让人接受，没可能砍手砍脚地丢下去。这段记载真真假假，带有太多吕后造人彘故事的痕迹，大约凡是想证明某个女人残忍，大都让她这么杀人。不过王萧二人为受尽屈辱而死，应无疑问，之后武后还将她们的姓名改为蝮、枭，让她们的家人姓名之上也蒙羞带垢，沦为贱民，可见怨毒之深。
面对这样残酷的结局，废后王氏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勇气，只是静静地下拜：“陛下万年！昭仪承恩，死吾分也。”面对出尔反尔、负心薄情的丈夫，她曾经收容过、怜惜过，却反过来夺走她名誉、地位、甚至生命的女子，仍保持着不卑不亢的风度，不曾在死亡的面前露出丝毫怯意，不曾乞怜哀求，为对方的胜利再增添一丝快感，甚至不屑做无谓的口舌上的抨击指责，世家女子的骄傲和涵养，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既然不容她活下去，甚至不肯让她好好的死，她仍然可以从容地饮尽这杯命运的苦酒。人性的高贵与尊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散发出光彩。算来她死的时候也不过就20多岁吧，大约相当于武媚初入感业寺的年纪。
从史书上的寥寥几笔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氏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单纯得甚至有点蠢，武媚的几句好话竟然让她可以在高宗面前为自己的情敌说话。她个性拘谨，不知道怎么讨好自己的丈夫，“性庄重，不曲事上下”。为人有点迟钝，一点儿也察觉不到自己身边的人已经被别人收买。她的一生，从来不曾得到过丈夫的宠爱和疼惜，生命于她不过是块橡皮泥，任人搓圆捏扁，皇后的尊荣是出于他人的安排，受到打击也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荣也罢辱也罢，都非她自己所能左右，这种身不由己的无奈，也正是那个时代的女子所共有的悲哀。临时前的从容与镇定，或许已经是她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了吧！
写这一段的时候感觉非常矛盾，固然佩服武则天够狠够强，情感的天平却不由自主地向王皇后倾斜，只因她的命运才是那个时代的女子最典型的命运。我们没有几个可以做成武则天，却有太多是王皇后这样的平凡女子。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应当庆幸，一旦嫁错郎还有机会可以重新来过，不必付出生命的代价。女权，于我而言，从来都不是要求所有的女子都去做女强人，而是女子可以有更多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力和机会。愿意做贤妻良母的没有会笑话她，看不起她，骂她是寄生虫软脚蟹，愿意在事业上有番作为的，也能有同等的上位机会，不必行此心狠手辣之事。
而被武后处死的另一个女子萧淑妃就没有那么好相与了。她临时之前大骂武后，扬言来世一定要变猫，武后变为老鼠，以报今日之仇。据说武则天虽然胆大包天，对这种因果报应的神秘事物还是心头发毛，从此后宫不再养猫。可还是经常遇到王萧二人的冤魂作祟，所以劝说高宗常居洛阳，直到晚年才返回长安。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从此猫儿就有了天子妃的别称，但这明显和通鉴上的另一段记载抵触：长寿元年，当时已经是武周女皇的武则天专门调教猫和鹦鹉和平相处，试验成功后出示百官，结果猫当场把鹦鹉给吃了，让她十分尴尬。（“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不过这段记载也挺有讽刺意味的，而武则天怕猫的故事一则萧淑妃心怀怨毒之下完全有可能出言诅咒，二者武则天本人也的确比较迷信，看来可信度挺高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后者才是编造呢？
在《全唐诗》中，我们看到武周朝大臣阎朝隐所作的一首《鹦鹉猫儿篇》，下面是序：鹦鹉，慧鸟也。猫，不仁兽也。飞翔其背焉，啮啄其颐焉。攀之缘之，蹈之履之，弄之藉之，跄跄然此为自得。彼亦以为自得。畏者无所起其畏，忍者无所行其忍。抑血属旧故之不若。臣叼践太子舍人，朝暮侍从，预见其事。圣上方以礼乐文章为功业，朝野欢娱。强梁充斥之辈，愿为臣妾，稽颡阙下者日万计。寻而天下一统，实以为惠可以伏不惠，仁可以伏不仁，亦太平非常之明证。事恐久远，风雅所缺，再拜稽首为之篇。
阎朝隐以谄媚出名，被张说称为风雅罪人，在这篇序言里，他描述了亲眼看见武则天调教出来的鹦鹉怎么样驾驭降伏猫儿的情景。里面称鹦鹉为慧鸟，猫为不仁之兽，鹦鹉如何怡然自得地啮啄逗弄猫儿，然后从中感悟到了真理，就是智慧无敌，仁者无敌（“惠可以伏不惠，仁可以伏不仁”），就像皇上您这样聪明仁慈地治理国家，朝野欢娱，就连恶徒们也拜倒在您的脚下一样呀。这件事也说明了如今天下是何等的太平。担心事情要是隔久了别人不知道，现在就专门写首诗把它记录下来。
可见武则天亲手驯猫实有其事，她让猫与鹦鹉共处，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让鹦鹉驾驭猫，并出示百官，以显示自己的驾驭能力，因为猫被认为不仁之兽而鹦鹉被认为是慧鸟，让鹦鹉与猫共处实际是一种政治比喻，于是这件事的结果：鹦鹉被猫吃掉这件事也就成了一种政治上的预兆，事实上这件小事得以流传下来并郑重其事的记入史书，也正是因为这种寓意吧。那么反过来说，武则天怕猫的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像武后这样城府深沉的人，即使害怕也不会让情绪轻易地流露人前，只会深深地压抑在心底，到了她实在承受不了的时候，这种恐惧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发泄出来，并导致了她人生道路中的又一次危机，这是后话了。
新皇后册立不到一个月，废后即被处死，亲戚并流岭外，连新年都过不了。武后行动之快捷，手法之残酷，令得人人震怖，完全达到了杀人立威的效果。六宫之主的权威，至此牢不可破地树立了起来。此时的武则天，内宫外朝眼线遍布，任何风吹草动尽在掌握之中，君恩如海加之霹雳手段，从此无人再敢与她争宠，也无人再敢说她半句不是。马基雅维利要求君王必须让别人感到谁都不要指望可以欺骗他，她倒是做得丝毫不差。太子忠原本因是王皇后养子而被册立，眼见得王皇后落得如此下场，吓得魂飞魄散，主动上表要求辞去太子位，前后足有四次之多，武后毫不客气，本着她一向打铁趁热的原则，顺势就将自己的儿子李弘扶上太子宝座。短短数月间一口气连下两城，可谓大获全胜。
多事的永徽六年终于过去，朝廷下诏改元显庆，废太子忠为梁王，出为梁州刺史，立皇后子弘为皇太子，大赦天下，更因新皇后崇佛的缘故，特地在玄奘法师译经的大慈恩寺举办无遮大会，为新太子祈福。这标志着后贞观时代的彻底结束，从“显庆”这个年号，我们可以隐约看见新皇后踌躇满志而略带自得的微笑。而就在朝野上下为新太子的册立而欢呼喝彩的时候，废太子忠黯然离开了长安，启程前往梁州赴职。时正值新年的正月，家家张灯结彩，爆竹声声，然而这份喜庆丝毫不能感染这个薄命的少年。废太子诏书一下，原东宫官吏都怕受到牵连四散逃亡躲藏，没有一个人敢来见他。世事如棋，人情如纸，当这位年仅十四岁的少年迎着凄冷的北风前往遥远而陌生的梁州时，他所感受到的，必定是彻心彻骨的孤单和无助。
而对于这一切，元老集团一直采取坐视不问的态度，或者是已被武后的毒辣手段吓呆，或者是明知道劝谏也无用，总而言之他们一直都保持着沉默。于是高宗御宇七年整，终于尝到了宸衷独断的滋味，欣欣然之余自然要好好打赏一众“翊赞功臣”，而头一个表态支持立武氏为后的李义府，便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正式入阁拜相。原本一个朝不保夕的小角色，突然跃居宰辅之位，咸鱼翻身的李猫，就像一个投机成功的赌徒，用无节制的追逐声色财富来弥补自己长期受人轻视压制的屈辱，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欺凌百姓，无恶不作。小人得志便猖狂这句话，就像专为他而设一样。他看上一个犯案系狱的洛州美妇人淳于氏，便指使大理寺臣放人，打算纳为侍妾，此事被有司弹劾，朝廷展开调查，李义府怕事情败露，竟然逼得帮他违法放人的大理寺臣自杀灭口。然而高宗知道事情原委之后，仍然“原义府罪不问”。身为宰相，竟然于天子脚下，擅杀六品寺丞；侍御史王义方认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决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然而李义府圣眷正浓，权势熏天，王义方纵有舍生取义之心，也担心老母在堂不能尽孝道。而王义方的母亲也是位深明大义的老人，勉励孩子为国尽忠，不必以他为念，王义方含泪拜辞母亲，坚持提出弹劾，言辞恳切，正气凛然，力陈天子广置大臣，便是为了君臣一体，同心协力才能共创太平盛世，“不可独是独非，皆由圣旨”。其中“雪冤气于幽泉，诛奸臣于白日”之语，千载之下，读来依然震撼人心。高宗阻止不了王义方的弹劾，可是听完之后却仍然开释了李义府，反而责怪王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为莱州司户。 一场人命关天的大案，就这样一床棉被遮盖蒙混了过去，恶徒逍遥法外，正义遭受羞辱，遥想高宗初登位之时，曾经就政府官员徇情枉法的风闻专门问政于长孙无忌，表示担心引起民愤，此刻言犹在耳，行事却已经大相径庭。如此黑白倒置，纵容迁就，无非就是报答李义府当日“打响了第一枪”而已。
王义方事件，让天下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天子的真实意图，不问是非，只计成败，只要在某一方面立有功劳，便是天良丧尽的奸邪小人，皇帝也会一力维护到底。从原东宫僚属不敢为废太子忠饯行的风声鹤唳中，从王义方力图伸张正义却被贬黜的赏罚错位中，可以约略想见当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态势。于是，人们沉默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和勇气，在强权面前低下了头。在之后一连串莫须有的谋反大案里，大批朝臣遭受清洗、流放、杀戮，再没有出现一个王义方式的人物，质疑这些谋反案件的真伪和犯案人士是否无辜。直言敢谏君臣共治的贞观遗风已然成为过去，朝臣的监督功能逐渐让位于天子的意志，一切正按照高宗的梦想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彼此都是聪明人，李义府自然也知道皇帝为何为纵容他，投桃报李，当然也要尽好枪手的本分，与许敬宗等人日日夜夜密切监视，准备抓元老集团诸人的小辫子，再立新功，不把旧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誓不罢休。只因没有别人的血泪和尸骨，哪有自己的泼天富贵？人人都眼绿绿地盯着被元老重臣们占据已久的高位，恨不得干脆一脚把他们踢飞自己抢过位子来坐。权力的高位，原本需要踩着血去换。而这一切的背后，当然也少不了武皇后的身影，她的皇后之路是越走越宽敞了，弘被立为太子后不久，她便第四次怀孕，于当年十一月生下皇子显。生育的频密，足可证明她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仍是三千宠爱在一身。
新皇后地位越来越稳固，新党又是如此咄咄逼人，元老集团中人终于坐不住了，特别是被新皇后点名提到要好好“奖赏” 他们一番的韩瑗和来济。新皇后在册后大典之前，出人意料地突然上书要求褒奖二人反对封她为宸妃的“忠心”，那番皮里阳秋的说话一直让他们寝食难安。眼见事态发展越来越不妙，他们急需找回以往的主力战将褚遂良以修补其翼，这年十二月，由韩瑗出面，为褚遂良讼冤韩瑗上疏，称褚遂良体国忘家，为“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却无罪被斥去朝廷，就算他有违忤天子，被贬一年也该够了，希望皇帝能将他召回。
高宗好不容易才摆脱了紧箍咒，哪肯傻到自己再戴上去，当即召来韩瑗，话说得很不客气：“遂良悖戾犯上，以此责之，朕岂有过，卿言何若是之深也！”
韩瑗眼见无望，一激动又不觉用上了以前常用的腔调：“遂良社稷忠臣，为谗谀所毁。昔微子去而殷国以亡，张华存而纲纪不乱。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这不仅把褚遂良的被贬说成是高宗听信谗言的结果，更把是否召回褚遂良说成是有关社稷兴亡的大事。
教训，又见教训！高宗早已烦透了这些说教，只觉对方动不动拉大旗作虎皮全然无视天子权威，于是一纸令下，将褚遂良从潭州（今湖南长沙）贬到更遥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而旧党看不顺眼的李义府却升迁至中书令，作为给韩瑗的答复。这样不给面子的举措，无疑已是个清晰明显的警讯，预示着政坛的风暴，即将到来。
从高宗废后易储之后，大唐的政局又有变动。易后之争只是将褚遂良贬黜，长孙无忌仍任太尉，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这三人的职务均未变动。立李弘为太子之后，德高望重的于志宁任太子太傅，这是他继承乾、李治、李忠之后第四度出任太子的老师（此公挺谁谁死，屡试不爽^_^)。太子宾客则由韩瑗、来济和许敬宗兼任，由他们共同辅佐太子。这样吴越同舟的局面，其实也是沿用贞观故例，当日承乾与李泰之争李治渔翁得利被册立为太子，太宗便把原来拥戴李泰的朝臣如马周、刘洎等派去和拥戴李治的关陇重臣一起，组成新的东宫班子。然而，表面上的和谐掩盖不了台面下的明争暗斗，得势的关陇重臣少不了对于非我族类的排挤倾轧，原魏王党的刘洎因此被诬屈死，十年风水轮流转，现在倒霉的轮到他们了。被刘洎引荐入侍属于魏王党外延的李义府，作为立后之争中的头号功臣而入阁拜相，便想到为昔日恩公平凡昭雪。题外话一句，李义府虽然恶毒，但对于他有恩的人倒真是感恩图报，对刘洎是这样，对武后也是这样，虽是小人，倒也是真小人。因刘洎之死事关褚遂良的进谗，高宗也有意借此事再打击一下元老集团，大臣们纷纷希旨附和，唯独门下省的乐彦玮进谏称此案为先帝所定，如为刘洎翻案岂非指责先帝用刑失措，高宗深以为然，于是罢议，乐彦玮也因这一番进言而得到重用。说来也是可笑，李义府胡作非为得到天子的庇护，想为刘洎的冤案昭雪却无能为力，朝臣弹劾李义府的恶行遭到贬黜，阻挠他平凡冤案反而得到重用，而高宗明明知道一切前因后果、是非对错，却仍然作出这样的处置，只能让人为政坛的黑暗而叹息。
不过，对于以前失势的承乾党及魏王党旧人，高宗还是有提拔的，原本坐承乾谋反案而贬职的杜正伦，便被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而拜相。显庆元年，早因年高体弱而处于半隐退状态的中书令崔敦礼寿终正寝，后又发生韩瑗为褚遂良请命一事，高宗便干脆再度贬黜褚遂良，而将李义府升为中书令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高宗的用人政策，对于李义府许敬宗等新党人士，不遗余力地支持庇护；对于受旧党排挤的原承乾魏王党中人，予以拉拢提升，以扩大统治基础；对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要么明示尊崇暗里不理不睬，要么贬黜打击不留情面。可怜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当初费尽心机才能打倒承乾和李泰，将李治扶上太子的宝座，换来的却是政敌的扶摇直上和自身的岌岌可危。上苍嘲弄人类的智慧，可谓极矣。如果他们早知道会有如今的结果，当初是否还会这样一心一意地为李治打算筹谋呢？
注： 王义方弹劾李义府的奏章：臣闻春莺鸣于献岁，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应时，人有贱而言忠。臣去岁冬初，云阳下县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极文学之清选。未几，又拜臣侍御史，滥朝廷之雄职。顾视生涯，陨首非报，唯欲有犯无隐，以广天听。
伏以李义府枉杀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应更有鞫问。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济，盐梅相成，然后庶绩咸熙，风雨交泰。亦不可独是独非，皆由圣旨。昔唐尧失之于四凶，汉祖失之于陈豨，光武失之于逢萌，魏武失之于张邈。此四帝者，英杰之主，然失之于前，得之于后。今陛下继圣，抚育万邦，蛮陬夷落，犹惧疏网。况辇毂咫尺，奸臣肆虐，足使忠臣抗愤，义士扼腕。纵令正义自缢，弥不可容，便是畏义府之权势，能杀身以灭口。此则生杀之威，上非王出；赏罚之柄，下移佞宠。臣恐履霜坚冰，积小成大，请重鞫正义死由，雪冤气于幽泉，诛奸臣于白日。
除了文臣方面的调动，武将方面也有安排，显庆元年派程知节出征西突厥的葱山道行军便是一次让人疑窦丛生的军事行动。前文已述，太宗皇帝去世后，原本归降唐廷的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叛唐，被唐军击退，但阿史那贺鲁本人并未成擒，因此高宗发动葱山道行军，旨在打击西突厥，安定西域，选定的主帅便是程知节。程知节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觉得陌生，他的本名程咬金可就响亮多了，《说唐》中大名鼎鼎的瓦岗寨主混世魔王是也^_^ 他成名于隋末唐初的乱世风云，成名之后嫌自己的名字太过老土，像个俗不可耐的土财主，于是换成了文绉绉的程知节。和小说中那个只会三板斧、时常要人搭救的搞笑人物不同，历史上的程知节出名的勇猛善战，玄武门事件中表现积极，是当时伏兵宫禁的十三首领之一。但太宗登基之后他并没有参加任何大的战事，贞观后期大部分时间是以禁军统领的身份在京城宿卫。
显庆元年，程知节已经六十九岁高龄，被高宗一纸诏令调出京城，出征绝域，开始还取得了一些战绩，手下苏定方表现出色，五百骑兵就把西突厥四万军队冲得溃不成军，但很快便出了问题。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妒苏之功，假传圣旨，称皇帝认为程知节恃勇轻敌，特别派他来节制，不许进兵。苏定方认为有诈，皇帝既任命程知节为主帅，岂会别传圣旨？要求程知节囚禁王文度，飞表奏明皇帝查清真相。程知节不听，任由王文度胡来，结果贻误了战机，阿史那贺鲁得以逃窜。而后兵至怛笃城，有胡人出降，王文度尽杀之而分其财，程知节作为主帅已经无法控制局面。战事结束以后，王文度坐矫诏，按律当诛，改判除名，程知节由于逗留不进，被免官。
葱山道行军总体上算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没有什么战绩可言，然而高宗会突然启用一位年近古稀、远离沙场已久的老将出征，颇耐人寻味。从整个过程来看，命令收军、造成逗留不进的是副总管王文度，主要责任并不在程知节，且王文度得以控制程知节的原因竟然是“假传圣旨”，身为大将的王文度岂会不知假传圣旨的后果，竟可以这样有恃无恐的利用假圣旨来挟制主帅，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了。从事后的处理来看，王文度假传圣旨，其罪当诛，高宗却异常宽大地仅判以“除名”，且旋即启用，显庆五年苏定方平百济之后，唐廷置熊津等五都督府，首任熊津都督即王文度，这距显庆元年冬葱山道行军结束仅仅三年多的时间。而并不负有主要责任的程知节也照样被免官，之后再度启用，也是远离京城，外放做岐州刺史。程知节于是上表请求告老还乡，立刻得到批准，一直活到麟德二年，以七十七岁的高龄而终。
王文度何以胆敢假传圣旨？程知节何以会任他胡来？高宗的行事又何以如此费解？这背后就关系着当时的政局了。程知节为秦府旧将，一直深受太宗信任，贞观十七年确定太子之后，他出任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也就是负责宫廷枢纽玄武门的保卫工作。而玄武门是否在掌握中，关系着宫廷政变的成败；唐代前期四次成功的宫廷政变者，无不抢先夺取玄武门，陈寅恪先生对此有极精辟的论述。程知节能负责把握此要塞，足证他的确是太宗的心腹。时至永徽六年，他不再担任检校北门屯兵，但仍任左卫大将军，掌宿卫宫禁，负责守卫正殿诸门，宿卫内厢，并防守皇城四面。而长孙无忌作为策划玄武门事变的头号功臣，与参与此事的得力干将程知节，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据程知节的墓志铭记载，当日太宗病逝于京城郊外的玉华宫，长孙无忌为免引发恐慌，封锁消息，密召6000禁军飞骑护卫太子先回京，诸事安排停当之后才宣布太宗死讯，太子登基。而统领这6000飞骑、“从今上先还”的禁军首领，正是程知节。
高宗要对付长孙集团，虽然已经得到了以李绩为代表的军方支持，但如果长孙无忌心一横，联络昔日同僚，借用程知节统领的禁军之力，再策划一次玄武门之变，兵谏逼宫，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程知节的左卫大将军之职决不能保留。因此，高宗才会派遣这位在京城养尊处优已久的老将再临沙场，并安插王文度故意破坏程知节的行动，找岔子剥夺程知节的兵权。所以王文度并不是假传圣旨，而是确有密令在身，苏定方作为小角色不知道其中内幕，年老成了精的程知节却是清楚得很。自己年事已高，早已无复昔日锐气，更不想临老还参与这种政争内斗，所以他会任由王文度胡来。对方既然如此识做，高宗也没有必要做得太绝，本意是把他外放，远离京城，让长孙无忌找不到援手就算了，程知节干脆请求告老还乡，安度晚年，高宗也就顺水推舟，不再折腾这位伯父级老将了。程知节去世之后，高宗对他还是很不错的，赠骠骑大将军、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也算极尽哀荣。
由上所述，葱山道行军从头到尾不过是个圈套，高宗虽然借皇后废立事件成功除掉了元老集团的骨干褚遂良，但还不敢发动正面的攻击。解除程知节禁军统领的身份，是高宗瓦解元老集团的关键一步，此后，长孙无忌已经基本没有什么资本与高宗抗争了。不过，高宗想免去程知节的职位竟然会如此大费周章，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虽然君臣之间彼此攻守形势已经易位，高宗对长孙无忌这位执政多年足智多谋的舅父还是相当忌惮的，此番布置称得上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了。也正是因为长年郁结在心的这份畏惧，日后高宗才会不满足于仅仅将舅父撤职软禁，而一定要将他杀掉才能安心吧。
不过，这次战事也带来一个意外之喜，在葱山道行军中表现出色的定方得到了高宗的青睐，显庆二年破格提升他为伊丽道行军总管，再击西突厥。苏定方大发神威，连战皆捷，一路追亡逐北，冒着平地二尺的大雪昼夜兼程狂追不已，最后生擒阿史那贺鲁，西突厥汗国灭亡。显庆五年，又为大唐扫平百济，韩国电影《黄山伐》讲述的就是这次战役，但里面对苏定方的形象很是丑化，这点让人很不满意。不过他的运气真是很背，不知怎么的得罪了民间艺人，在中国的俗文学中他也一直都是以反面人物出现。苏定方连灭两国，军功卓著，大唐新一代的将星冉冉升起。说来苏定方原是隋末反王窦建德的部下，当时默默无闻，未见出众，归降大唐之后的第一次惊艳亮相是李靖灭亡东突厥汗国那次著名的雪夜突袭，他作为前锋当先闯进颉利可汗的大营。但此后或者是他确有掳掠财物，或者是他没有背景，沉寂了很久才在葱山道行军中崭露头角，他当然和长孙无忌没有任何关联。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吧，在后世小说和戏曲中被传得神乎其神的《薛家将》主角薛仁贵也开始逐步得到高宗的重用，伊丽道行军中他还是苏定方的部下，出征高句丽的战役就已经开始独当一面了。薛仁贵勇冠三军，霸气横溢，为后世留下了“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川”的浪漫传奇，和苏定方正 是两种风格。将帅争辉，照亮了大唐的天宇，谱写出又一段神话般的故事。
至此，文武两方面的新旧交替基本完成，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发动最后攻击的时刻终于到了！高宗在剥夺了程知节的禁军统领之职后，已经再无任何顾忌，遂于显庆二年三月再度贬黜褚遂良为桂州都督，揭开了大清洗的序幕，现在，轮到许敬宗和李义府粉墨登场了。
许敬宗在立后之战中表现是很积极的，但事后并没有捞到太多的好处，也就是提升到礼部尚书而已。七年以前高宗刚登基的时候，他便以高宗东宫旧班底的身份担任此职，可惜位子都没有暖热就给人弹劾，发配到弘文馆坐冷板凳去了，然后兜兜转转一大圈，又做回礼部尚书，李义府却已经做上中书令了。许敬宗眼热之余也急着立功挣表现，看到皇帝不理韩瑗的请命反将褚遂良再度贬黜，揣摩上面已经有了进一步动手的意向（这有个专有名词叫“希旨”），便于当年七月，也就是褚遂良被贬数月之后，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潜谋不轨”，勾结桂州都督褚遂良以为外援。因为桂州为用武之地，作为都督褚遂良可以总管该州军事。不过桂州远在广西桂林，离长安何止千里万里，连兵府都没有几个，不知道怎么引为外援起兵造反？但群臣早有王义方事件的前车之鉴，不敢再不识相地跳出来质疑真伪，高宗也很干脆，连派自己人调查一下做做样子的环节都省了，直接将侍中韩瑗贬为振州刺史（今海南三亚），中书令来济贬为台州刺史（今浙江临海），终生不许入朝；年逾花甲的褚遂良则再度被贬为爱州刺史（今越南清化，当时越南还是大唐的领土）。此外，已经被贬为荣州刺史的王皇后舅父柳奭也没有被遗忘，被罗织入罪再贬为象州刺史（今广西象州），——这无疑是出自武皇后的意思，目的是不让王皇后的任何亲属有翻身的机会。从这里也可看出武后参与此事极深，应是扮演着出谋划策、坚定信心的军师角色吧，司马光认为许敬宗的诬告是“希皇后旨”，虽有为高宗开脱之意，但武后起的作用相当重要应是无可置疑的。二相一贬，顿时空出来侍中和中书令两个相位，贬黜诸臣的诏书于八月十一日下达，仅仅四天之后，许敬宗便一把抢过还带着韩瑗体温的位子，做上了门下省最高行政长官侍中，经过三十年漫长的等待，历尽浮浮沉沉，尝尽酸甜苦辣，终得入阁拜相。而武皇后从中捞取的好处也不少，她不仅报了当年之仇，更于中书省安插了李义府，门下省安插了许敬宗，诏书已可顺利地通过中书、门下，为今后进一步攫取政权，打通了至关重要的一环。
这里我不打算渲染失败者韩瑗被贬到当时称为天涯海角的海南省的悲惨结局，——个人对韩瑗没什么好感，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有一大堆的政绩和特长，足以让人原谅他们个性中也有自私和保守的一面；来济文章人品俱佳，很提了些好建议，最后的结局也很悲壮；韩瑗给人的感觉却只是个含银钥匙出生但没什么具体建树的贵族，几次直谏也颇有出于私心之嫌。倒是因此拜相的许敬宗，这个《新唐书·奸臣传》中排行居首的大奸臣，引起了我的兴趣^_^许敬宗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是隋末天下大乱之际，他的父亲在江都政变中被叛军宇文化及所杀，许敬宗作为儿子本来是逃不了的，可是他为了保命，奴颜媚骨地苦苦哀求留在杀父仇人的手下任旧职，这即使在乱世也不多见，曾亲眼见过此事的封德彝以“蹈舞求生”来形容许敬宗当时的丑态，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名声就算毁了，“无行文人”这个标签便象蜗牛的壳，从此跟了他一生一世。但我觉得为了活命而哀求几句就算举止夸张点也可以原谅吧。 生命和尊严究竟哪个重要，对于这个问题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交出一份符合世间伦理的答卷。许敬宗文才出众，学富五车，对自己的才华深具信心，虽然德行遭人鄙薄，仍然深信自己有朝一日必能出人头地。
隋亡唐兴，秦王世民为与太子建成争夺储位，开文学馆延揽人才，其中出类拔萃的十八位海内名士受到特别优待，被称为秦府十八学士，其中就有许敬宗。能和房玄龄、杜如晦、一代大儒孔颖达等人并列，便可以看出许敬宗的文才有多么出色。他的眼光也很不错，秦王果然当上了皇帝，他被任命去修国史，当时心里很高兴，美滋滋地说：“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那自负的模样颇有点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气^_^ 哪里知道太宗皇帝心中另有打算。太宗认为，乱世当唯才是用，不给政敌以可乘之机；而治世提拔人才便需要德才兼备，严格把关。他欣赏许敬宗的文才，利用他好献媚的性格让历史按自己的提示书写，但心里又看不起他，并没有给他多少发挥自己抱负的机会，根本就把他当御用文人看。在太宗而言，他这样做是物尽其用，但对于许敬宗而言，那可就大大不是滋味了。眼看看一个个后起之秀都做上了宰相，他才做到中书舍人，爬得比蜗牛还慢，他是小人，但小人也是有理想的，也想做出一番事业不是？
倒霉的事儿不止这一桩。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百官服丧悼念，率更丞欧阳询也在其中。欧阳询，就是那位出名的大书法家，我们现在练的欧体就是他独创的风格，可他同时也是出名的相貌丑陋，长得三尖八角，俨然孙大圣再世，此刻再穿上丧服，更是丑得惊心动魄，不类人形。别人看了，忍不住都会指指点点，遇到飞扬跳脱的许敬宗，哈哈哈哈哈哈哈，一通狂笑，声震四方，当场把他头上的乌纱帽震飞。太宗皇帝刚死了老婆，心里正不痛快，许敬宗竟敢在国母的葬礼上大笑，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把他打回原形，好容易到手的中书舍人之位就这么没了，又得一点一点地从基层做起。不偏心地说，这事儿真是欧阳询的不是，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不对，居然害别人丢官，估计许敬宗一定恨死他了。初唐有无名氏撰写唐传奇《白猿记》，里面说有只大白猿强抢民女，云雨一番生下个儿郎便是欧阳询，一般认为是唐人诽谤欧阳询貌丑所做，欧阳询那么老实巴交的人怎么有人忍心欺负他呢？我私下嘀咕这作者别就是许敬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