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几章调整一下：八、二圣争锋（打倒门阀-李义府之逐与上官仪事件-泰山封禅）
九、天后临朝（许敬宗之死-北门学士智囊团-上书建言十二事的背后）
十、挡我者死（肉搏战-弘、贤、高宗之死）
在古中国家天下的传统政治体制下，最高统治者的素质往往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李唐皇族在中国大一统王朝之中算是有些异类的，一方面，他们对待功臣的宽厚是出了名的，不仅没有像西汉、明朝那样走狗烹，也不曾象宋朝那样良弓藏， 从李渊开国即定功臣榜，到李世民绘图凌烟阁，功臣们不仅享有良好的待遇和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子孙后代也受到优先照顾可以顺畅地进入仕途。然而另一方面，李唐皇族为争夺帝位血亲厮杀之残酷也同样令人触目惊心。体内流淌着塞外鲜卑族狂放野性的血液，他们对很多事都表现出一种大而化之的不在乎，唐高宗立父妾为皇后，唐玄宗纳儿媳为宠妃，一样堂而皇之地昭告天下。但他们同时又极爱面子，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和形象。作为大唐帝国第三代领导人的李治，承接着李唐皇族既多情又狠辣的特点，虽因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行事不免优柔寡断，多思多愁，然而凡事以自己的利益当头、权势为上的心思，较之前代帝王并无二致。他的性格原本有轻率冲动的一面，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又显得欠缺自信，常常会出尔反尔，关键时刻需要别人来推动一下。在和长孙集团决战的过程中，高宗自然是起着主导作用，自始至终掌握着事件的进程，然而如果没有武后的有力推动和出谋献策，事情不会解决地那么完美迅捷。铲除长孙无忌一事，虽然让天下人知道新皇后厉害，但毕竟只是侧面影响，她久居于深宫之中，行事大多假手于人，与外朝并无直接恩怨，政敌其实并不多。而她所表现出来的洞察力和政治才华，让李治不知不觉地越来越依赖这个姐姐似的女人，也让她在华颜老去之后，地位反而更加巩固。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是三个皇子的母亲，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后宫经过一番整肃，已无人再敢与她争宠，外朝有中书令李义府、侍中许敬宗作为外援，皇后的地位，可以说是坚如磐石，跟以前的王皇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在废后战争中还需要老臣李绩来一锤定音的话，在和长孙集团较量的斗争就主要是依赖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这些新提拔起来的中下层官员了。他们大多出身寒门，长期郁郁不得志，之所以乐意充当枪手去扳倒长孙无忌等士族高官，自然也期望得到丰厚的回报，不仅是官职上的升迁，社会地位也同样希望能够水涨船高。长孙无忌与李义府、许敬宗地位的互换，并不代表士族与寒门社会地位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如果不从门第等级上对其重新排位，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就有失而复得的危险。李义府就算位登宰辅，向高门士族求婚时依然受到他们的鄙视和嘲笑，便可为一例。恼羞成怒的李义府因此要求皇帝下令严惩这些以门户自矜的士族高第，许敬宗也上表要求重修《氏族志》。武后因为自身的寒微屡屡被人轻蔑羞辱，对于这一提议给于了最坚决的支持。事实上，许敬宗很可能就是希武后旨而上表的。
《氏族志》是太宗贞观年间颁布的一部士庶等级的书籍。士族制度萌始于东汉，确立于曹魏，在南北朝时发展至鼎盛阶段，士族子弟依靠九品中正制历代担任高官，尤其是高级文官，把此政权，寒门子弟上位无期，以致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余风流于唐代，族望为时所尚，山东高门如清流五大姓者，就连皇室也不放在眼里。他们彼此互接姻亲，其他人如要与他们攀亲，需要付出大笔礼金，但仍然不见得能买来他们的尊敬，这无疑是一种很可笑的风俗。因此贞观时为了推崇新朝冠冕，太宗以修订《氏族志》来打击旧有士族势力，规定以李唐皇族为第一等，外戚后族为第二等，原有的山东高门为第三等，不再以家世而以在唐朝的官爵高下定等级。因为李氏和长孙氏原本就是关陇军事贵族，长期掌握军政要权，这次修志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打击了不利于李唐统治的旧门阀，而扶植起在唐朝统一和建立过程中的各位功臣，对于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客观上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然而士族势力根深蒂固，此举并未收尽全功，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元戎功臣，依然按照当时的风俗结亲于豪族，元老重臣和旧有门阀相互结合，把持朝政，由此形成了新的势力，阻碍了寒门子弟的上位之路，也反过来威胁压制到了皇权，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便是双方权力撕扯的一次集中体现。因此，李治在铲除了元老集团之后，也有必要对于士族和寒族的地位作一定调整，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维护已经取得的成果。新上位的官僚渴望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新皇后希望能抬高自己的门第，皇帝需要铲除一切可能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的势力，诸般作用之下，重修《氏族志》已不可避免。这既是个人欲望的产物，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新修的《氏族志》被更名为《姓氏录》，以皇族和后族为第一等，同样以当时的官阶高下来排座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被收录。也就是说，即使只是一名士卒甚至出身奴隶，只要有功于国家做到了五品以上的官，名字都可以被收录进《姓氏录》。与《氏族志》相比，《姓氏录》多了100卷，但所列士族少了48姓，1364家，其中还有很多是新兴士族，由此可见这对于旧有门阀的打击是何等沉重！由此引发当时士大夫的不满，被鄙称为“勋格”。然而，一千多家士族特权的丧失却为广大寒门子弟跻身仕途敞开了道路，加快了士庶合流，新旧交融，扩大了统治基础，因此，这一举动极富进步意义，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武后一直被人鄙薄的商人家庭出身现在鲤鱼跃龙门，文水武氏成了天下第一等名门，亡父被追封为周国公，母亲杨氏则被封为代国夫人，后又改封为荣国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这样的封号可谓别出心裁，因诰命夫人或从夫贵，或从子贵，而杨氏封号却和亡夫周国公的封号并不匹配，这无疑是向臣民宣布，杨氏并非因嫁了武士彟这位元戎功臣而贵，而是因她生了武皇后这个女儿而贵^_^ 时隔千年，也可约略想象得出她当时那自信满满的神采。
然而显庆四年十月为进一步打击士族而下的禁婚诏令却不太成功。此事因李义府向名门士族求婚未果，愤而奏请皇帝严惩这些士族的傲慢自大。原本贞观时期太宗修订《氏族志》之后，不耻于山东衰败门第卖婚附势的风气，要求王子娶妃、公主出嫁都尽量选取元戎功臣的子女，不议山东士族，然而魏征、房玄龄、李绩等仍然争着向山东士族求婚，因此旧望不减，太宗也无可奈何，后来他为李治娶妻也同样选取了太原王氏。李义府含愤上奏，便拿了贞观朝的往事借题发挥，要求高宗秉承太宗的遗志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高宗遇到这类要求自己表现孝道的问题上是从来不含糊的（娶老婆除外），立刻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是为博陵及清河崔氏、陇西及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及太原王氏。然而与贵族联姻的风俗根深蒂固，加之又是李义府含愤报复，起因并不光彩，这样强行禁止遭到了人们的莫大反感和抵制。有的偷偷的把女儿送到夫家去，骄傲而清高的贵族女子宁愿终身不嫁，拒绝与外姓通婚。旁枝散叶的破落户甚至会以禁婚家自诩，以抬高门第，索要更多的钱财。终唐一代，娶四姓女都是为世人艳羡的美事。移风易俗便类似大禹治水，只能用疏，而不能用堵的。真正令到贵族豪家让位于寒门子弟的，还是在于科举制的推广和完善。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起源于隋代。杨坚父子为了摆脱昔日关陇同僚而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用考试的办法来选官。然而隋代的分科考试参加者仍然需要经过官吏的推举，和汉代的察举制并无本质的不同。科举制有别于前代选举法的最根本特点——自由报考的原则，是唐高祖于武德年间确定的。从那以后，读书人不论其出身、地位、财产如何，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有官吏举荐，这一规定，使得人才的选举第一次从制度上超越了门阀阶层，给庶民带来了上位的机会。庶族势力从此迅速发展，唐末士族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代表了整个官僚势力，掌握取士决定权的皇权力量也就达到了最高峰，这也正是科举制能实行千余年之久的原因。而唐太宗对于科举制的贡献，主要在于大兴学校，增设科目书学、算学、律学，对于书法、算术、法律进行考核并量才录用，同时录取人数比前代也大大增加。不过，太宗时代的高官依然主要由士族把持，这一情况在高宗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唐高宗时期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急升到了25%，而太宗时期仅为3%左右。此外，高宗在罢免程知节，提拔苏定方、薛仁贵之后，有意尽快实现军队的新老换届，于显庆二年下诏，要求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州刺史精心查访军事人才赴东都洛阳参加考试，用制举的形式选拔军事人才。此后又有亲自召见新科进士问询考核，为之后武则天开武举和殿试开创了先例。
制度完善，国威也趋于鼎盛。自从灭西突厥之后，西域诸国望风归附，高宗下诏以曹国、拔汗那诸国置州县府127个，大唐疆域进一步扩大，声威已越过葱岭以西，中亚河中诸国尽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在东方，苏定方挟百战百胜之威再灭百济，生俘其国主，百济一破，高句丽的覆亡已经指日可待。北方自贞观时期连灭东 突厥和薛彦陀之后，北方已无任何敌对势力，前来朝拜的北方部落据说最远已经接近北极圈地带。而在南方，海南崖州及越南北部一直是大唐的直辖领土，兵锋之锐盛，国威之远振，尤过于太宗时代。而经过贞观、永徽年间的休养生息，市面渐趋繁荣，人口也增殖不少，唐都长安便在这一时期突破了百万之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其雍容华贵的国际大都会气象，被日本学者尊称为宇宙之都。大唐帝国如同破云而出的朝阳，绽放出万丈光华的慑人气势。而这广袤而富庶的帝国的统治者，便是高宗李治和他的皇后武媚。那一年，她三十五岁。
作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武后对于她的新角色充满了新鲜感和责任感。古书上记载的该皇后做的事情固然是一件不落样样亲力亲为，不该皇后做的事情也跃跃欲试力图推陈出新。古中国讲究男耕女织，国家典礼中有皇帝亲耕之礼，以示国家重农。皇后则有先蚕之礼，作为天下妇女劝蚕的榜样。然而这套仪式极之繁琐，提前五天就要斋戒，后殿斋戒三日谓之散斋，正殿斋戒二日谓之致斋，提前三日须预设先蚕坛，凡内外命妇均须出动，恭迎皇后车架出宫。之前只有长孙皇后曾行礼两次，出生贵族的王皇后在任皇后的六年之内从未行过此礼。高宗以为先蚕之礼不可废，永徽三年下制实行，然而皇后不愿去，只好派官员祭祀一番。而武后则从显庆元年开始，先后行礼5次，次数之多为唐代皇后之冠。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停当披挂整齐，朝服加身钿钗结佩，侍卫开道，享官拜迎，率领内命妇如天子妃嫔太子嫔妾，外命妇如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王妃各位诰命夫人太夫人，浩浩荡荡出宫亲蚕。别人眼中乏味而累人的仪式，武后做来却是兴味盎然乐此不疲，上元二年最后一次天后亲蚕，干脆把文武百官和外邦各国使臣全带了去，场面之壮观，声势之浩大，简直比皇帝祭天还NB，在众人簇拥之下，享受着万人之上的尊荣和威仪，不停地提醒人们她现在是皇后是皇后是皇后……
古来名后常有著作传世，华夏自古也有立功立德立言的传统，一向长于文字的武后自也不甘落后，还在做昭仪的时候就写过一篇《女诫》，做了皇后更是创作热情高涨，别人一辈子写了一本书就很了不得了，她一口气就写了八九本，当然大部分是她召集的文学之士所作，经她审定而以她的名义刊行于世，前后有《古今内范》一百卷，《青宫纪要》三十卷，《少阳政范》三十卷，《维城典训》二十卷，《凤楼新诫》二十卷，《孝子传》二十卷，《孝女传》二十卷，《列女传》一百卷，《保傅乳母传》一卷等等，这些书籍大部分着眼于家庭伦理，教导妻子怎么服从丈夫，子女怎么服从父母，当她称帝之后还会继续撰写如《臣轨》、《百僚新诫》等诸般著作共计15种456卷，着眼于君臣义理，教导臣子怎么服从君王。如果要为她这一套武则天系列丛书取一个统一的名字，不妨叫做“怎样做一个好下属”^_^ 武后这一生对文字有一种奇异的激情，不仅喜欢编书，而且喜欢改名称，改年号，改名姓，她似乎深信文字本身就有非凡的魔力，足以驱邪敬神带来运气。讨厌她的人抱怨说这是女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给王皇后这样的弱势人物改姓为蟒显得太不厚道，给突厥默啜可汗改名为斩啜又完全没有半点用处。其实这癖好并非为女子所专有，比如王怡先生写评论文章就爱把朱成虎写成猪成虎，虽然对方一根汗毛也不会少，但至少反映出评论者的愤激心情和坚定立场。按照现代小资的流行观点，言语即是行动的一部分，谓之启蒙，按照这一标准来评判，以武后之精于创造新词和玩弄文字游戏，足可被称为伟大的实干家^_^ 因为她著述之丰足以等身，书中描绘的理想境界绝对完美，而她对于推广自己的大作又向来不遗余力。比如她觉得儿子不听话了，就送他《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教导他应该怎么做个不要受他人影响、只听妈妈话的孝顺儿子，小白兔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不回来，谁也不能开。觉得大臣们表现不佳，就赐他们每人一本《臣轨》，教导他们应该怎么做个忠心事主的臣子，比如遇到引起民愤的事情应该主动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而让君主保持洁白无瑕的名声。这种风格颇似现在有个风吹草动就发红头文件大家学习与时俱进，倒是先进得很。只是她的倡议有着各类“主义”常犯的毛病，就是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虽然理论上大家都知道有事自己主动站出来顶缸让上司洗干净漂白一定能让上司龙颜大悦，实践上还是没有几个人肯这么干。就算她后来最信任的大臣狄人杰也达不到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以我个人在学习报告的时候常会睡觉的经验，颇怀疑她的儿子和大臣能看进去多少，当然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王怡先生所说，“我想说就说，你想听就听。”就算你不听，那也不损害这些著作的伟大和论说者的伟大。
武后生命力的旺盛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实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她会把唐代的官署一一取个新名：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等等，然后缠着宠溺她的夫皇下诏实行，如同活波好动的主妇没事便把家里的墙纸换一种颜色。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她做皇帝后又下令把中书门下改称凤阁鸾台，至于何时用方位命名，何时用动物命名，端的只看大小姐心情如何。那个时代收听新闻联播随时紧跟形势一定极之重要，否则就连衙门叫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声令下全国人民便得把玫瑰改称百合，一切只是因为是她的意愿，这种感觉想必非常令人愉快和满足^_^李治无疑是极宠她的，显庆四年十月在处置了长孙无忌、局面稳定之后，便放下政事陪老婆大人再赴东都，并衣锦还乡回并州一游，大约打定了主意过二人世界，居然把8岁的太子弘留在京城命太子监国。按照欧美的法律，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远离父母，这两人倒好，自己去游山玩水留8岁的孩子看家。李弘虽然聪明，可是从未离开过父母，不但不能处理监国大事（纯属废话），而且昼夜啼哭对远行的父母思慕不已，帝后二人在途中得知此事，十分不忍，立刻召太子赴行在，一家人一同前往东都。五年正月，又从东都至并州，直到六月才回东都。这一幕，可以说是武则天不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最为温馨和谐的一刻。并州（今太原）为李唐龙兴之地，皇帝忙着祭祀高祖皇帝旧宅及当年太原首义时的阵亡将士，皇后则忙着大宴亲戚邻里，亲切接见各位父老乡亲。更因并州是皇后故里的缘故，皇帝特别下诏并州80岁以上的妇女授正五品的郡君，有官名而无职务，但已属破例，可谓给足武后面子。如此扰攘了两个月才打道回东都，正好凉殿的改建工程已竣工，于是改称合璧宫，帝后二人在此避暑，太子弘和两位弟弟贤和显也都承欢膝下，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16年后同样一个炎炎夏日，这里将是太子弘的毙命之所。上苍给你多少欢乐，就会给你多少痛苦，半点强求不得。忧欢岁月，悲喜人生，或者不能说是报应，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成功的巅峰必然伴随着高处不胜寒的凄清，只因至尊的王座原不容第二个人染指，所有的温暖和欢乐也只能在未触及最后底线的时候才能拥有。而在显庆五年那个迷人的夏日，蝉声依旧慵懒，笑语依旧开怀，这样琴瑟合鸣父慈子孝的场景，今后将不复存在。
一家人至六月才回洛阳宫。心情靓绝的武后也不觉看淡了以往的恩恩怨怨，将当年薄待她们母女的武氏子弟提拔升官。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元庆由右卫郎将迁为司宗少卿，元爽由安州司户参军事迁为内府少监，两个堂兄弟惟良由始州长史迁为司卫少卿，怀运由瀛洲长史迁为淄州刺史，都是从六、七品官连升几级成为四品官，或者从地方幕僚迁为京官，按照大唐制度，算是超迁了。此时杨氏已经以皇后之母的身份被册封为代国夫人，品第一，开家宴置酒欢会，忍不住得意：“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如何？”（还记得以前你们怎么对待我们母女的吗？如今皇后以怨报德给你们荣华富贵，你们有什么感想？）
如果会做人呢，当然是承认错误，再猛拍一阵马屁了。可是元庆、惟良这些都是骄傲惯了的二世祖，只觉愤怒，年纪最大的惟良便答道：“幸以功臣子位。”（我们是因为身为太原元戎功臣的亲戚而得位，可不是靠皇后。）
按照大唐制度太原元从的子弟的确可以做官，然而他们几位的超迁却的确是皇后之意，杨氏见他们如此不识抬举，不禁大怒，立刻进宫告诉女儿。以武后的性格，报复是常理，宽恕才是特例，哪里还忍得住！到手的乌纱帽立即飞掉，元庆出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惟良为始州刺史。其中曾直接薄待她们母女的两个异母兄弟下场比较悲惨，元庆刚到龙州就死了，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武后气是出了，她今日含愤杀人，他日未必不会后悔，只因后妃夺权外戚常是一大助力，假以时日，富贵所诱，未必不能化解。若干年后，已经成为大周朝女皇的武媚颇为立储所苦，李昭德一句侄儿不如儿子亲才会这样打动她。她虽给了侄儿武承嗣位极人臣的富贵，但也是他的杀父仇人，而武承嗣是为了富贵愿意给薛怀义执僮仆礼为其牵马执辔的人，女皇怎么有把握把江山给了他之后会仍然对自己毕恭毕敬呢？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显庆时期武媚仍然安于皇后之位，并没有想到要抢班夺权了。
不过斥退武氏兄弟一事在当时还是有积极影响的。一般皇后上台都会提拔自己的本家，昔日王皇后也让舅父当上了宰相中书令，武后此举让高宗意外之余不禁大感欣慰，因为长孙无忌的缘故，高宗对外戚一直心存戒心，不管是什么原因，武后斥退外戚都会让他放心之余而对妻子多生一重信任。也就是在这年十月，高宗染上风疾，这种病曾经夺走他母亲的性命，太宗也为其所苦，看来是一种遗传病，严重时目不能视，在太子年幼、李治对朝臣又不信任的情况之下，便把国事交给妻子代为处理。“上或使皇后决之”，“由是始委以政事”，妻子武皇后由此得以代行部分君权，这也是她正式参政议政之始。
亲族篇之四：长孙无忌的武德贞观时代（上）
在写这一篇之前，我是犹豫了很久，不知道把无忌哥哥放到“亲族篇”里合适不合适，毕竟人家可不是姓李的-_-|||。如果说因为他是小李的“姻亲”，所以勉强可以这样归类，那么小李的“姻亲”也太多了，他手里十几个弟弟、十几个妹妹、十几个儿子、二十几个女儿嗖嗖嗖地扔得满天飞，贞观年代的贤臣名将真的很少有逃过这张“皇亲”之网滴^&^。
再如果说，因为无忌跟小李一家感情深厚，“与闻家事”，所以这样归类，那其实这种人也不算太少，比如房玄龄，连李承乾当太子时有话不敢跟老爹说都要通过他来转达，可见其参与皇室家务的程度之深。但我要把房伯伯归入小李的“亲族篇”，估计古往今来所有大儒都要一齐吐血痛哭：55555我们好几百年才出一个的贤相楷模啊……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长孙无忌在我心里（大概也是在很多人心里），其“亲族”“外戚”的形象总是根深蒂固地远远超过“大臣”“宰相”的形象呢？我们现在列举贞观名臣，文臣方面通常是房谋杜断、魏徽王圭，武将则是李靖徐世绩秦叔宝程咬金，可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那星光灿烂的贞观群臣超豪华阵容的领队是人家无忌哥哥也-_-|||。小李即位评功时他就列第一，后来凌烟阁图画上他“面团团”的模样也恭据首位，贞观末年时期就更别说了。“贞观之治”二十三年是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二十三年前后始终纵贯其中的重臣长孙无忌，真可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了，何况人家至少还有修订律法等政绩传世呢。
要我说，长孙哥哥在贞观年间的作为被后世忽略淡忘，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当然是他下场不好，盖棺时为他定论的那些人也就欣欣然省略掉不少人家在那二十三年之间干的好事了，特别是，当时执史笔的是许敬宗这家伙，他可是出了名的无忌仇家，连小李赐《威凤赋》给无忌这样朝野皆知的事，他都敢公然篡改成赐给尉迟恭，其他的更不用说-_-|||。在这种史有明载“史书靠不住”的情况下，要还原一个人在历史上的真面目，难度就大得多了焉。
第二个原因跟无忌哥哥自身的个性有关，即他基本上是个好好先生，善于服从、执行而不善于独立思考和决策，在跟随强势的上级小李时表现尤其明显。这也难怪，长孙兄妹都是从小寄人篱下，虽然好舅舅高士廉绝不至于“虐待”他们，但兄妹俩养成很懂看人眼色的脾性也难免了。（相比之下从小受父母宠爱的小李就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本来为人臣者，有这种个性应该是福非祸，但无忌却不幸地赶上了中国历史上千年一遇的贞观时代，当时的风气和后世的记述重点居然都是“直言敢谏”，鼓励臣子独立思考、说真话、顶撞皇帝。这样一来，一贯紧跟、一贯高举的长孙无忌就因为“跟不上时代潮流”，而被自然地摒除在《贞观政要》等文献大树特树的人臣楷模范围之外了。
其实啊，如果仔细读那段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小李身边最亲近的那一群人，也是跟他“私交”最好感情最深厚的，大多都是长孙无忌、房玄龄、唐俭这种好好先生，而不是后世褒扬最烈的倔老头魏徵等。这也很好解释，小李自己是个性子急、直爽外向的人，本来就容易跟别人起冲突，如果身边也都是些一点就着的家伙，他的生活大概就要象烟火大会一样噼哩啪啦精彩响不停了^&^。能够信任、重用魏徵等人，是他作为政治家的清醒和风度表现，但魏大人自己也说小李“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他当然是把自己算成“君子”喽，那么“小人”是谁，大家不妨见仁见智^^。这是性格互补的自然结果，所以我不同意有些人所说的“房玄龄等人是因为太了解小李而不敢进谏，小李本身其实是那种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房、长孙和魏徵他们，只是在自身性格、个人经历等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分工不同”罢了，小李用魏徵来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用房、长孙来调节个人生活保持正常心理状态，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合理的。
第三个原因就比较复杂了，值得来好好地探讨一番。我们看通鉴也好，唐书上的无忌传记也好，会发现它们对无忌在贞观年间的事迹记载中，都花了大量笔墨来渲染小李对无忌是多么多么地“好”，顺带提一下长孙家的“外戚避嫌”表现，相比之下对无忌所做的“实事”，以及别人对无忌的评价这些比较“客观”的东西，就着墨很少。这样就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即无忌本来没什么功劳，威望也不算高，就是因为皇帝喜欢他，皇帝偏心，才把他人为地拔到那么高的位置，然后别人都不服气，无忌只好自动谦虚退让……
这种看法……也不能算全错啦TT。首先小李跟无忌的交情之深，那的确是谁也比不上的。说“从小玩到大”可能有点夸张，但至少在两人都是十四五岁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之时，就常常在一起指点江山（<--小李）激扬文字（<--无忌）了。小李娶了无忌的伟大妹妹后，两人的关系自然更加亲密无间，而且这种感情和关系发生在李家起兵建国前，相对来说“纯洁”得多，几乎没有什么功利色彩，纯是少年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意气相投。小李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说那段日子在他心头留下了一生的美好印象应该没什么问题。（后来小李对群臣说“无忌就象我的儿子”，在那个时代是很正常的说法，用以比喻感情之深，可我看着却实在有点肉麻：拜托人家就算比你小，也最多小两岁而已啊。。。-_-|||）
后来李家起兵，当时身在长安的无忌好不容易逃出来，在长春宫投入了李家父子的温暖怀抱，从此就跟着妹夫好友兼上司的小李一起东征西战。他在开国战争中的功绩并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就连虎牢之战前小李力排众议、急需群众支持时也没见他露一小脸（估计当时是不在营中吧，否则以他的“一贯紧跟”作风，怎么着也会投给小李宝贵神圣的一票）。无忌不擅长军事是连小李也承认的，推测他在征战中大概也只是写写文告、检查军纪、陪主帅聊聊天什么的，出谋划策和冲锋陷阵都轮不到他。不过小李绝不肯亏待无忌就是了，打完仗无忌升官升到民部郎中，加爵加为上党县公。
接下来，在著名的玄武门事变前，小李身边的文臣武将一一被轰走，通鉴上的原话是“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这句话粗看之下是有问题的，因为后面紧跟着就是“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难道后面这三位都不算小李的“腹心”？要知道这三位跟小李的关系之密切也全都有长篇大论的史载，这里就不一一复述了。想一想，既然史书这么写，那我们就只能认为：那个时候，小李最信任、最能托付密事的，就只有无忌和前面提到被逐出的房、杜三人而已，别人还真的都没到那个级别呢！只有在最后摊牌时刻，小李才把大家一古脑的都叫了来，而房、杜托故不来时，他解下佩刀交给尉迟吩咐“提头来见”，后来人多有论述这是为了向房杜显示决心，其实啊，我觉得，如果房杜这时候还不识相的话，尉迟是真的会下手喃，因为房杜了解小李那时候的阴私机密太多了嘛-_-|||。象这种场合，也就又得无忌出马了，跟尉迟一起去催请房杜，以示“够级别”，否则别人说什么“王决心已定”，房杜也未必相信呢。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两点来：一是当时的朝野上，主要是建成、元吉包括李渊，恐怕都认为无忌的才能要比房杜差，所以要剪除小李的羽翼，后两人绝不可留，而无忌就马马虎虎睁一眼闭一眼算了，估计他小泥鳅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二是小李跟无忌感情之深也是众所周知的事，非到万不得已，李渊建成他们也不愿意对无忌下手，免得把小李逼得太狠闹出大事来（不过后来也没“免”得了啊。。。）
再看无忌他们劝说小李过程，也很好玩的：先是劝劝劝，然后小李犹豫犹豫犹豫，于是尉迟发狠说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跟你玩了，这时候小李还不说话，无忌又硬梆梆加一句说那我也走了啊，小李一下子就急了，说大家好说好商量嘛……印象里个性温和的无忌这样子“逼”小李，一辈子也就两三次，而且都是在同一类事件上，结果呢，每次强势惯了的小李都乖乖地听了大舅子的话……TT如果说少年时纯洁的友情，让无忌在小李心目中留下了完美的“第一印象”，小李娶长孙妹妹为妻的事实，又进一步加深了这对好友的关系，那么无忌在武德朝后期陪伴在小李身边，一直给予他坚定支持和温暖安慰的举动，则无疑为小李终生对无忌爱重信用奠定了无可动摇的基石。按，小李这一辈子其实是比较顺遂的，出身高贵、家教良好、本身聪明绝顶、又有着积极向上的“成功性格”，打仗打成千古名将，治国治出“贞观之治”，五十多年的生命大部分都在明媚阳光中度过^^|||。武德末玄武门之变前那几年，可以说是他这辈子最黑暗的日子了，曾经亲密深厚的父子手足之情被政治利益搞得分崩离析，功业荣耀渐渐远去，处境越来越困难，身边的知交忠属越来越少，到后来什么阿鼠阿猫嫔妃罗艺的都敢过来欺负他一下，在光环中活了二十多年的小李同志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啊？-_-|||能够一直忍过来，除了他自己有毅力之外，长孙兄妹这一外一内的安慰陪伴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吧。锦上添花有什么了不起，小李打了胜仗时、被父亲宠爱信任时匍伏在他脚下献媚的人成堆成堆计，但他失宠之后还在坚持雪中送炭的，可就只有小猫三只两只了，所以也就特别珍贵。不但对无忌如此，你看他对玄武门事变中站在自己一方出现的那些名字，后来始终都抱着特殊的好感，连侯君集造了反都还有特别优待处置。“黄帝得力牧，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为五伯长；朕得公，遂定天下。”这样赞美无忌的话，我们现在来看仍然觉得太过了，但小李就硬是公然这么说了，那就只能说“所与共艰难，赖无忌以免”的事实在心理上给小李的影响太大了。
其实呢，我以小人之心揣度，无忌那时候坚定地站在小李一边，并不能说明他人品高尚、对友忠诚、或者政治目光远大，因为他们长孙一家都跟小李的关系太深了嘛，他是别无选择滴。如果小李倒在建成手下，首先长孙妹妹那是不用客气地或者卡嚓或者没入后宫为奴婢了（说不定还会落得和那个杨氏一样……），无忌呢，他又没有李靖、李世绩、魏徵那样“到哪里都能混饭吃”的才能，怎么看建成也没理由饶过他，包括他们的舅父高士廉也一样。所以我说，玄武门之变前那段黑暗日子里无忌对小李的坚定支持，作用巨大、珍贵动人，但不能用“无私”来形容，也远远比不上少年时的友情那么纯洁了。不过，小李大概不在乎这些吧，他所记住的，就是“无论别人怎么样，无忌永远对我好。”（越写越象BL……-_-|||）
有惊无险地熬过玄武门，光辉灿烂的贞观朝来临，对于长孙一家来说，那是进入了“说你行你就行”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小李坚持“我要给你”，长孙家推辞“我不敢要”的来回拉锯时期^^|||。双方辩手都为自己的观点举出了种种例证，其中有几个相当著名，我在这里也不复述了。让我感兴趣的是：对于皇帝坚持要对自己的妻兄委以重任的行为，贞观朝那些以耿直闻名的大臣们是什么态度呢？
结论是：大多数是模棱两可、不明确表态的态度。
我翻看魏徵、王珪、戴胄、张玄素、孙伏伽、马周、于志宁等著名“谏臣”的上疏，没有发现他们对小李任用无忌的事有所劝阻，甚至连“抑外戚”这样暗指的字眼也没看到（当然也可能是我查阅不细漏过了，此处待堪）。他们的谏章包括内容是很广泛的，不但有阻止建宫殿、游猎、征兵这些“公事”，后来连小李偏爱李泰想废承乾这种很阴私化的想法也都提出来批评，所以我不认为他们是因为皇帝偏爱无忌，而不敢去触及这个“敏感话题”。贞观朝当然也有人对外戚问题说三道四，可我们能看到的，几乎全是长孙家的人在推辞官禄时自己说出来当论据的话，唯一一次某甲的奏章到了小李手里，小李还立刻拿给无忌看了，并且断定这个某甲是想居心不正地挑拨离间。基本上全是无头贴子，也难怪人家小李不看重啦。
甚至，我在这个系列的前面也提到过一件事，就是头脑简单又喜欢炫耀的李神通叔叔，在小李刚刚登基后跳出来争功。查当时记载，其实小李排列“功劳第一”的好象是无忌哥哥，但李老叔冲出来说“我不服”，不服的却是房玄龄、杜如晦排名比他高，对无忌第一名不表示意见^^|||不过要就此说，朝野上下都很拥护这位国舅宰相，似乎也不是那么回事。魏徵等人固然没说过无忌什么坏话，但也没夸过他什么，而对房玄龄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小李重用到底。“诸宰相侍宴，上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这段有名的史料也很耐人寻思，王珪把那时候小李身边的重臣几乎数落个遍，就是漏了长孙无忌，是他当时不在场？还是小李明令王珪只谈论“玄龄以下”，而无忌位列“玄龄之上”，所以就自动取消入围资格了？反正，我的印象是贞观前期的时候各位宰相重臣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除了萧瑀这根“劲草”），不过无忌跟他们好象就凑不到一起去。以无忌那种相当温和谨慎、甚至连欧阳询都可以开开他玩笑的个性来看，该不是他自己招摇得惹人烦吧。
想必大家都有过这种经验：上学时在班里也好，上班后在办公室里也好，如果某个同学（同事）特别受老师（领导）青睐，那么无论此人本身品行怎么样，其他人都会一致疏远他，我猜无忌在贞观朝也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_-|||。他的“国舅”地位，他与皇帝的布衣交情，他对于小李本人的贡献，再加上他的才学和法政方面的建树，都是那些正直大臣们不能无视的，所以小李坚持让无忌当宰相，谁也不能就此给他扣“任人唯亲”的大帽子。不过看着明明算不上最好最出众的无忌一路扶摇直上，取得远远超出他自身才能所应有的地位，那些人也不会太服气就是了。于是就在大家心照不宣的沉默之下，长孙无忌陪皇帝聊聊天、喝喝洒、颂颂圣、执行一些事务性工作、修订修订律法，度过了十几年“敬陪首座”的悠闲日子，“只因心混混，所以面团团”，那段时间他大概还是挺幸福的吧，直到……贞观十七年易储大风波起。
风疾，按照黄仁宇、王永平等多位学者的观点是指高血压及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轻则头晕目眩，视力下降，重则半身不遂，言语不利，死亡率极高。这似乎是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史籍上明确记载患此症者有7位帝王，即高祖、太宗、高宗、顺宗、穆宗、文宗与宣宗。唐高祖是第一个得"风疾"而死的唐代帝王。据《资治通鉴》贞观九年五月载:"太上皇自去秋得风疾，庚子，崩于垂拱殿"，年71。太宗也有“得风疾,苦京师盛暑”的记载，并曾经把自己服食的药物赐给同样"以风疾废于家"的大臣高季辅。其后的唐顺宗更是因为风疾而导致四肢瘫痪，口不能言，只能靠眼神和点头摇头来表示意见，"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导致继位后朝政为权臣王叔文所把持。穆宗“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文宗“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这里讲到唐文宗因为得风疾而口不能言，郑注便是因为治疗有效而得到文宗的宠信，委以腹心，然而郑注才不能任，最后导致了甘露之变的惨剧。有学者甚至认为，唐朝诸帝多患"风疾"之症，很可能就是导致他们耽湎于金丹服饵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治的病情不象顺宗那样严重，但经常头疼难忍、目不能视无疑是非常痛苦的，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而他似乎并不真正信任朝臣。前文已经提到，李唐皇族尤其是前期帝王，和朝臣的关系是比较健康的，对功臣待遇优厚，且往往都有一位深受信任、愿意付以国事的宠臣。唐高祖有裴寂，太宗有长孙无忌，玄宗更是因为对李林甫、安禄山信任太过而导致了安史之乱，但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高宗。他不是没有由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才华盖世的人才，裴行俭、刘仁轨都是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人中龙凤，高宗对他们赞赏重用，却从未到达委以腹心的程度。对于许敬宗，高宗颇为照顾，但也不过是对他在立后事件中对自己支持的回报。只有对李绩，高宗还说得上有点特殊的信任，然而李绩却是从来不过问朝政的人，是否因此才得到了高宗的特殊信任，那就不得而知了。有人认为，高宗之所以常常出尔反尔，也是他生性多疑的结果，并非没有道理。在此情况下，高宗把国事交给颇有政治才能，又主动斥退外戚、表现得毫无私心的武皇后处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这一决定，应该说不乏合理之处，因为历来后妃干政的虽多，但都无损大局，汉代大权在握的太后皇后不在少数，但不管怎样新帝成年后政权依然会回到皇族手中。而一旦放任权臣坐大，那就是改朝换代的灾难性结局了，这一点，可以从后来玄宗酿成安史之乱得到验证。然而高宗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妻子，实是千百年的第一人，这位巧笑倩兮、婉转承欢的枕边人，最后会成为旷古绝今的女皇帝。
对于具有进攻性权威人格的武后来说，这一机会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个生性聪慧、精力旺盛的女子，从此找到了她生命中最刺激也是最危险的游戏，得以在皇帝的默许甚至支持下参与朝政，和男子一样加入到权力追逐的舞台上来。她向来不是个安分的女子，此时更是如鱼得水，在品尝过杀伐决断、主宰他人生死的滋味之后，她已无法停止内心的渴望与野心。高宗为她打开了那扇门，让她见识到后宫窄小的空间之外，是更为寥廓旷达的天地，而一旦曾经见识过天空的高远，怎么甘心再局促于金丝鸟笼？一旦曾经掌握过万人至上的权柄，谁又甘心再居臣妾，任由他人主宰自己的命运？意淫是弱者的仙丹，无可奈何的小人物，只能靠阿Q精神来自我麻醉，权力则是强者的罂粟，杀伐决断一任于心的称心快意，一旦接触，便如幼狮嗜血，从此步步深陷，再不能回头。
通鉴有云：“（显庆五年）冬，十月，上初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从这里可以看出，皇后理政并非常态，而是在皇帝病重之际偶尔代行君权，而武后处理也颇有分寸，事事按照高宗的意思顺旨而行，因此得到了高宗的信任。然而，武后一度“权与人主侔”仍是暂时性质，她之所以能长时间的掌握朝政，实为高宗不时发病且病势日益加重，以及武后自己乘机刻意发展的结果。
高宗自显庆五年风疾发作之后，病情一直不曾好转，同时似乎还染上了肺病，“久婴风瘵，疾与年侵。近者以来，忽焉大渐，翌日之瘳难冀，赐年之福罕邀。” 风是指风疾，瘵多指痨病，也就是肺病，中古时期几乎无药可治，只能长期调养休息，经常服药。据史籍记载，高宗患病之后仍然十分勤政，大臣曾经上书劝谏他保重身体：“天皇昔常服饵，近更躬亲，睿情勤苦，天仪憔悴，若何以万能乘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行，旰日而食者也？”指皇帝经常因病服药，近因勤政，更是憔悴，不宜顶着酷暑长途跋涉劳累不堪。咸亨四年，又患上疟疾，一度病危，下诏太子监国。在久病不愈头疼难忍的情况下，高宗不顾先帝服丹毙命的前车之鉴，开始广征方士，炼丹合药，于开耀元年(681年)服食丹药，然而服饵并没有任何效果，病势反而更加沉重，两年后便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