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报考则必须辞职与辞职则不能报考
尤其令我不解得是，当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能够参加中央音乐学院的考试之后，我想到了还有继续考取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这么一条出路，如果能够顺利地考取文学类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那也算是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当然，同时也会有一间学生宿舍供我容身。然而，就在那一年，当我走进了上海的一所我非常熟悉的大学的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时候，里面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辞职人员不可以报考他们的博士，他甚至于还拿出来了有关文件给我瞧。
但事后我一直都很纳闷，怎么会不允许辞职人员报考呢？为什么会制定这样的政策呢？这难道不是意味着辞职是一种罪过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处罚吗？对于这个问题，某些决策者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高瞻远瞩的考量呢？对于这一切我无从知晓，我只知道摆在我面前的事实就是：要想深造你就必须辞职，所以我就辞职了，否则连报名都报不上；但辞职人员又不准深造，辞职之人报考博士是不被允许的。报考则必须辞职与辞职则不能报考，虽然这里面明显有些矛盾，但这就是现实！
那位没有允许我报考博士的大学我就不多说了，我对那位工作人员其实也有些熟悉，虽然不是深交，但我能够感觉得到，他是一个办事比较严谨的人，工作很认真，不像是那种很不负责任的坏人。
在我刚刚辞职不久的那一段时间里，我记得我当时对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们的怀疑达到了高峰，怀疑我的不幸的辞职和无法报考学校都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人暗中操纵的结果。我记得我当时联系报考事宜，我都不敢直接地把自己的姓名报出来，因为，中国的中文专业的老师虽然比声乐专业的老师要多得多，但是，博士导师却并不多，如果确实是有人暗中操纵那就比较容易。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与某位博士生导师联络的时候使用的是化名“金戈戈”，可能是在报考之前的书信联络之中这样自称的。但是，我也知道，自己的额真是情况实际上是很难隐瞒得住的，而且，有可能越是这样越是让自己想要报考的导师们起疑心。我记得有一位扬州某高校的博士生导师曾经要我把我的硕士论文邮寄过去给他看，我于是就把我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论文的原文（至少是原文的复印件）邮寄给了他，结果他把论文退回，而且把该文说得一钱不值。而到目前为止，我的影响比较大的论文仍然是这篇硕士论文。这里面是不是有那么一些隐情呢？
由于已经深深地感觉到极其可能有人暗中在破坏我的深造计划，我的复习准备也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我的考博复习有些像已经熄了火的火车头，只能依靠自身的重力在轨道上自动滑行。尽管后来我也在其他学校报名成功过，但由于严重地丧失了信心，也由于住所的变化不定，我实在是无法集中精力复习，所以，最终都没有获得成功。
76。在母校的地下室里
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之后，我的第一个暂住地点是在吴淞码头附近，小区的名字好像叫做海滨新村，那是一位远亲给我介绍的一处低价出租房，每月一百元房租，我在那里学习应考中央音乐学院。前面已经说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梦想破灭之后，我失魂落魄地去了一趟北京，但在京城不仅没有找回我的魂魄，还损失了宝贵的车旅费。随后不久我又应友人之约去了一趟沈阳，胆酸在那里撑起发展，但我很快就发现我在沈阳同样是没辙，所以没过几天返回了上海，沈阳之旅下面还要说到。
失望地从沈阳返回之后，我必须重新寻找住处，因为原先在吴淞码头附近的出租房我已经在去沈阳之前退掉了。为了省钱，也是为了更加方便地寻找饭碗，我住进了我比较熟悉的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三招待所。
华东师范大学第三招待所是一个地下室招待所，一般地，来华东师范大学考试的穷学生都喜欢住在这里。我1994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参加研究生考试复试的时候也是住在这里的。我记得当时的住宿费是一天5元，但是，我印象中当我从沈阳折回住进这家招待所的时候，住宿费好像已经提升到了每天每人15元了。不过，即使是这样，住在那里也是值得的，因为，如果要在上海市区租房子，很差的民房也会要到三五百一个月。何况，上海的高价出租房很容易寻找，而越是那种便宜的低价房子越是难以寻觅。托中介则要交中介费，房东还可能坚持一次收取半年到一年的租金，在这段预收了租金的时间之内，你即使是不住了，钱也不会还给你的。居住在低价的旅馆里的好处就是在于，住宿费你可以住一天交一天，更何况在旅馆里还提供开水。所以，住进那家招待所里，即使按照15元一天计算，一个月450元，这也比在外面租房子划算。
想想看，假如你已经深信有某种有一定权势的人在你的背后设计破坏你的进修深造，而你又是一个没有什么社会“根基”的人，那么，你还能够充满信心地去准备考试吗？何况，报考研究生的过程和报考本科生的程序不一样，本科生的报考受个人性的影响似乎并不大，而研究生就不一样了。请原谅我在这里说实话，但我相信，经历过考研的朋友们心里一定都非常明白我这里所说的话的意思。所以，邪恶势力如果想通过某种私人关系来折腾我的话，其渠道应当是很畅通的。尤其是对于文科考生来说，考试成绩优劣的评定往往有很大的主观性。其实，我根本就无需说这么多，我不是连报名都没有报上吗？
住进了母校华东师范大学的地下室招待所之后的那些日子里，由于报考学校没有希望，我几乎到处打求职电话投求职简历，但基本没有什么结果。在华东师范大学后门的马路对面有一所小学，我记得在这所小学里我教过一短时间的课，是我自己找过去的。这所小学的名字好像是叫做上海梅岭小学，校长好像姓王，教务主任姓缪。小学教师实际上很辛苦，因为要坐班，我记得他们好像也没有强调要我坐班，因为我只是个临时性的授课的教师。因为还是渴望着能够进行一些研究性的工作，所以，我也不是很希望在这里长久地做下去的。或许这么说吧，当时我还觉得有希望找到更加适合自己要求的工作，所以，我做了大约一两个月就不做了。这样的任教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基本生活问题，即使是住进地下室招待所，每天的消费也是我难以承受的。
我当时就是这样，对进修深造越来越失去了信心。我也曾经到处寻找工作，但没有找到正式的工作。从上海水产大学出来之后，我就是这样在报考和求职的不断尝试和失望之中度过了三年多的时光，说白了，这不是流浪还能是什么呢？
77。求职上海中学生报社
我是在一次电话求职中，偶然地与《上海中学生报》报社联络上的。他们约我进行了面谈，面谈之后要试用我一段时间，看来，他们还是想要人的。在试用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们也都是很认真的，每次开会都要求我参加，期间，我还随同他们一起去浙江游玩了一趟。
《上海中学生报》的主编梁妙珍亲自跟我聊过，她告诉我说，如果把我招聘过去的话，我不可以进事业编制，而是要进企业编制，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我同意。他们当时的副主编叫做陈刚，这位副主编的名字我应当能够记得牢，因为他和那位谱写著名的小提琴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曲家同名，而且我还听说，这两位陈刚之间的关系还很好。我给两位主编看过我写的几首小诗，我记得梁妙珍主编还为其中的一首小诗产生了一些疑问，那是我发表在上海水产大学学报上的《致月亮女神》，学报编辑在署名的时候把我的名字弄错了一小点点，把“钱久元”三个字写成了“钱久远”，所以，梁主编似乎有些担心那首小诗的著作者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记得陈刚副主编不久还这样鼓励过我：“从我们的《上海中学生报》社腾飞吧！”
但是，当4个月的试用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变化。这件事情还很可能与一位叫做汝嫄（音）的女士有关。那时，上海中学生报社参加了上海市的一次大型歌咏活动，他们抽出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人员，再加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机关的一些人员，然后由两批人组织成了一个合唱队，这便算是上海教育机关的代表队了吧？显然，上海中学生报社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下属机关，否则也不大可能把这样的两批人员合并在一起组成合唱队。我们的排练场地是在位于上海市愚园路上的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汝嫄老师便是这所学校的一位舞蹈教师，同时，她也是我们的合唱队的成员。我就是在这次歌咏活动之中认识了这位老师的。
刚刚认识，这位女教师就对我表现出非常非常的热情，我当时已经是三十二三岁的光棍汉子了，遇见了这么个热心的女人，心里当然很高兴的啦！但是，当我准备进一步接近她的时候，她却告诉我说她已经结过婚了。我不怎么相信，既然结过婚了，那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客气呢？！所以，我一边暗自观察，一边继续保持着与她的交往。她仍然是那么地热情，一般情况之下，她都是主动地跟我说话聊天的。我想，当时的情况应当是这样，不知道这位女士已经结婚的人很可能会以为我们之间有着那么些意思，而知道了她已经结过婚的人一定会觉得情况有些不正常。
很快，大约就在此次歌咏活动刚刚结束，中学生报社领导的表情之中有一种我犯了什么错误的感觉，而且很快他们就通知我，说上海的教育行业正在大量地裁减人员，估计要裁减40%左右，所以，我的此次求职失败了。这也就是说，上海中学生报社要与我“拜拜”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个叫做汝嫄的女士对我的态度也忽然起了变化了，不仅不主动找我搭讪，甚至于都不怎么搭理我了。我这个时候才比较确信，估计她确实是已经结过婚的了。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有些奇怪，有一次，该社领导叫我给《中文自修》杂志写一篇介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稿子，《中文自修》杂志是一份挂名华东师范大学而实际上《上海中学生报》负责的刊物或者可以说是《上海中学生报》的附属刊物。其实，我不仅对于小说了解不多，对于这位村上春树先生则更是既不怎么了解，也不很感兴趣。对了，当初安排我这个任务的编辑也就是这么问过我：“你对村上春树感兴趣吗？”我其实当时还没有听说过这么个日本作家呢，但是，为了工作，我还是满口答应下来要写一篇评论他的文章。我为此花了大约150元左右的钱购买了这位日本作家的五六部小说，认真地研读之后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村上春树原来写东西很大胆，甚至于还有人说他在性描写上很露骨。我当时就认为村上春树的小说中有不太适合介绍给中学生的内容，对此我在论文中进行了删除或者说是回避，报社的领导也首肯了了我的做法。而且，我写的那篇标题为《拨动时代的心弦——村上春树小说的艺术魅力》的文章也在他们的《中文自修》上发表了，但我总是觉得他们让我写村上春树这个作家很是有些什么来头。干嘛要我评论这么一个作家呢？似乎不是偶然的啊！我还曾经听到陈刚副主编跟谁说话时用到“就算没有强奸幼女了”之类的词句，其神情也很古怪。这就更加加重了我的怀疑和困惑。也许是有某种类型的“人民”担心我顺利地找到了工作，所以又写了什么“人民来信”来告发我，告发我简直就是中国亘古未有的大坏蛋？！当然，他或者她也只能告发某种可能性，否则也用不着试来探去的了。其实，个人感情方面的事情很复杂，不是找个美女间谍就可以试探得了的；给一个作家及其作品作评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牵涉到学术观点方面的问题，就算是喜欢他的作品也不见得就欣赏他的为人，何况我也没有听说村上春树本人在生活中有多么大的恶行。
《拨动时代的心弦——村上春树小说的艺术魅力》一文发表的时候已经是我离开这个单位之后了，他们当初答应我说，考虑到我的经济困难以及写论文的花费，他们是要给我双份的稿酬的，按照他们通常的标准那就应当在三百元左右，但我最终仅仅拿到一百元的稿费，这还不够我购买写那篇文章的资料所花的钱。他们应当知道我的经济是极端拮据的，为什么不仅拿不到双份甚至于连通常的标准都达不到呢？我在这里当然不是为了钱，即便是在经济极端困难的当时我也没有跟他们诉过苦，我只是觉得，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开始故意找办法给我制造不舒服了。我不相信克扣稿费的意见出自梁妙珍主编或者该报社的其他人。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的试用期临近结束的时候，那位曾经鼓励我在他们单位“腾飞”的副主编说话之中已经是常带讽刺和挖苦，可惜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记得，当时参加那个合唱队的人员之中就有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当时的一位很主要的领导，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客气地说了两句话，实际上还不是我先谈话的，因为他的地位在上海教育界极高，而且以前我又不认识他，所以，即使我们都在一个合唱队，我也不大敢很随意地与他交谈的。实际上，是他的平易近人的微笑，一下子融通了气氛，那种微笑不像是一位地位极高的人的微笑，而更像是一位非常有修养的老教师对一个小学生的微笑，我想我和他就是在这种融通的气氛之中水到渠成地点头致意并且说了几句话。这种情形使得我比较相信，相信他是知道有一个叫做钱久元的人想进他们教育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上海中学生报社的。但是，很快，情形就变了，当我后来在一次开始排练的时候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仿佛特意地在回避，那种融通的气氛荡然无存，就像寒冬里不可能再搜寻到春风那样。
这里面到底发生着什么？我记得，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怀疑的重点开始由华东师范大学转移到了上海水产大学。我当时开始感觉那个“小金库”的被揭发一定令上海水产大学的某些人极其地不快乐，他们在我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出来之后，在我努力重新寻找工作的时候，或许会跟我的应聘单位说上一些什么，诸如我的品质如何如何恶劣等等，以至于我正在应聘的单位必须找一个女间谍什么的来勾引我一下试试看。这种把戏对于某些“品质高尚”的人来说也许是很好玩很有趣的吧？因为，我想，普通老百姓应当是不大容易构思得出这样的奇招妙术来的。
我还想到，也幸亏她汝嫄不是西施、杨贵妃，否则的话，我还真的担心自己的道行不够高呢！也许，至少还得再修炼十年吧！你们想一想，她西施，她杨贵妃，她们能够把一个国家一个朝代都折腾得死去活来，我这么个连半个媳妇都还没有着落的毛头小子，哪里会是她们的对手？！
78。体验农民工的心酸
应当就是在我居住在凯旋路的时候，由于这里距离华东师范大学也不算远，所以我也常常去华东师范大学，有时候也是为了去同学那里打几次求职电话，市内电话费虽然对别人来说不算贵，但我必须是能省就省。
那段时间里，我曾经通过一位熟人的介绍，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那里得到了一个写书的项目。该项目虽然是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合作的一个项目，但与我签订正式合同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所以，从法律的角度讲，这应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出版项目。这个出版项目是准备编写一部关于中国百家姓的丛书，丛书的主编是大名鼎鼎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我分得的任务就是写“杨”姓。
我的住处是无法写作的，250元一个月的房子就象猪窝一样，根本就没有凳子，我只能坐在床上写东西。我记得，我的所谓的桌子就是房东的一台用坏了的缝纫机。我的餐桌就是我自己的一只破旧的衣物箱子。上厕所难，我在屋子里搞了个尿壶，所以，室内空气往往很不好，应当是上海最差的空气质量了。屋子的顶部的灰土还不时地往下面掉落。实际上，有一次我还发现房间的门似乎被人给卸下过，我也能看得出来，这样的屋子别人能够很容易地进来，但我没有办法，所以，只好假装一切都不知道。幸亏我没有什么值钱的家伙，看来穷人也有穷人的福气呵！
为了写好那本关于姓氏的书，我每天大清早上就匆匆地起床。因为一个很破旧的自行车丢失了，所以，我被迫从凯旋路步行约半个多钟头到上海图书馆，中午就吃我自带的两块烧饼或者两个馒头，喝我自带的白开水，一直到下午这个图书馆下班。大约每天要呆在上海图书馆7个多小时，主要是查资料和写作。
就是在那样环境下，经过了艰辛的努力，在大约耗费了七个月的劳动之后，我交出了书稿《杨姓的历史》。但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却说我的书稿达不到他们的出版要求，甚至于连修改成功的可能性都没有。我的每一步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做的，先写出提纲，他们同意了，再交出部分书稿，他们也同意了，但是，等我辛辛苦苦完成了全部的工作的当日，他们轻松的一句话就把我大半年的心血给否定了，说什么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我写杨姓历史，而我自己则真的成了杨白劳了！
我不断地跟他们的领导交涉，还找了他们的副社长，好像名字叫做陈保平，根本不管用，甚至于他们都不允许我在疲惫的时候坐在他们出版社门口的路边上，硬是把我撵到马路的另一边。在我一再地坚持之下，上海文艺出版社那个姓氏丛书出版项目负责人夏青根给了我一个书面的答复，答复如下。
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确实是签定了合同的，可是，打官司是要钱的，我当时经济极端苦难，甚至于已经感觉到营养不良了，万一打输了，我的景况就会更加糟糕了。何况，他们跟我签定的合同本身就有问题，合同上没有写明出版物的册数。我刚刚拿到这个合同的时候对此就有疑问，要是册数被解释我“零”，那意味着什么？那不是意味着这份合同只是一张废纸吗？但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个名叫夏玮的编辑却说没有问题，她是上海文艺出版社这么一套图书的合作者。好象在当时，参与写另一个姓氏的一位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也对合同有些困惑，这个夏玮呢，她也跟他解释说没有问题，而且我就在旁边。现在想来，她的这种解释好象是故意做给我看的，既然没有问题，为什么不写清楚呢？！
当时，我就象许多农民工在求职时不敢跟老板多说话一样，为了把握住这个写书的机会我也就不敢多说了。所以，当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乎预料地认定我的书稿不合乎他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估计我即使是跟他们打官司也是不可能打赢的。即便是打赢了，那我也该不是累得半死也得饿得半死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