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熊市里的穷炒家
你也许会感到奇怪和好笑，像我这样生活如此狼狈不堪的一个人怎么会成了股市上的炒家？
我成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杨白劳”之后，一时之间有些万念俱灰的感觉，要知道投简历打电话求职也是需要钱的，这种复印简历和打电话的钱对于别人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口袋里只有两三千块钱的我来说，这却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投资，我这个时候才觉得金钱是多么地重要，我渴望赚钱。
记得居住在凯旋路附近的出租房里的那一年的冬天，我大约一个月左右才舍得去附近的中国纺织大学（现在叫做东华大学）的学生浴池洗上一次澡，每次洗澡的时候内衣都已经是黑乎乎的了。好几次都想干脆把那些脏兮兮的内衣扔掉算了，因为它们就跟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差不了多少。可是，扔掉了以后穿什么呢？我最终还是没有敢扔。每天的饭菜基本上就是白饭，能够有一丝咸菜下饭就算是不错的了。
就在凯旋路与延安路的交界处有一家“海通证券”股票交易所，我求职茫无音信，生活当然也就百无聊赖，所以，那段时间我就成为了“海通证券”交易所里的常客。也许为的是在这里可以寻找到一种“上班”的感觉吧！
在外人看起来，我仿佛很悠闲，因为每天早上七八点钟起床，九点之前赶到股票交易所。房东可能还因此觉得我的口袋里尚有些货，其实，我真的就只有两三千块左右的现金在手上了，记得刚刚辞职出来的时候手上大约有七千元左右，常言道“坐吃山空”，再怎么省也是要把钱花光的，因为我只有支出，却基本上没有收入。
我每天盼望着股市一下子猛涨起来，梦想着自己的钱一下子翻出一倍，两倍，甚至于三倍，四倍，五倍，可惜，那一段时间恰恰是股市的低谷，总是涨得少跌得多。所幸我赔得不多，因为我就那么一点钱，主要是倒赔了一些手续费而已。
80。在上海虹桥机场学校
我是在长宁区教育局里偶然遇见了上海虹桥机场学校的校长的，她的姓名叫做王向红。我想在长宁区教育系统找个工作，恰好遇见了这位校长去那里办事，好像那次她是和她们学校的书记一起去的，但书记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后来想，也许那一次他们就是到区教育局要人的，结果被我撞上了，于是，他们要我去试用一段时间看看瞧。
上海虹桥机场学校（后来好像更名为上海市延安中学虹桥机场分校）是一所带有初中部的小学，应当是虹桥国际机场的职工子弟学校。在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像刚刚辞职之后在华东师范大学附近的那所小学临时任教的时候那个样子了，因为我越来越觉得我的这么些遭遇不像是偶然的，如果单独某一次的遭遇还不会令我产生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无数次的类似的遭遇合在一起，如果我还是觉得很正常的话，那恐怕就是我自己的不正常了。
所以，尽管我也并不希望一辈子在这所机场学校干下去，但是，我还是有着与他们签订正式合同的打算的，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解决生活问题。我当时由于生活上的极端困窘，也是迫不及待地想有份工作，所以，在试用期间，估计到他们很可能会正式聘用我，我还把“家”搬迁了过去。也的确很着急，因为凯旋路的那个住处听说很快就要拆迁建绿地了。
我记得当时我确实是越来越觉得从水产大学被挤出来是一种很不正常的事情，我越来越憎恶那所大学。我想，即使他们看我不顺眼，我人已经出来了，说白了是已经被他们驱逐出来了，难道还不肯罢手吗？毕竟我并没有存心要揭发他们的“小金库”等问题啊，毕竟我们在一起共事过啊！我越来越相信，相信他们在我辞职之后的考学和求职过程中给我制造麻烦。我相信我所前往应聘的那些单位一定会去上海水产大学了解我的情况的，除非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我。所以，在虹桥机场学校试用的某一天晚上，我在激愤之中用他们的电脑打了一份信件控诉信，并把那封信邮寄给了《光明日报》社，主要就是表达我对上海水产大学处理我的在职进修申请问题上的困惑。
我的2000年国庆节是在上海虹桥机场学校度过的，在这个国庆节里，这所学校借用某个很像是正式的歌舞厅的地方举办了一次庆贺活动，我不仅参加了，好像还愉快地表演了一个节目。但是，庆祝刚刚结束，我正在等待着与他们签订正式的合同，他们的教务主任来找我了，据说他还是一个业务上很不错的教务主任，但他似乎多少有些幸灾乐祸地告诉我：由于种种原因，你可以走人了……
我请求他们缓和几天，因为我没有料到他们如此之迅速地跟我说“拜拜”。既然他们不需要我，我就必须重新找地方住。这一回我没有找中介，我比较幸运地在距离华东政法大学很近的地方（仅仅隔着一条苏州河）找到了一间180元一个月的低价住房，我立刻搬了了过去，因为我呆在虹桥机场学校已经毫无理由了，我在虹桥机场学校住宿的一个月多的费用也从我的试用工钱之中扣除了。
现在我觉得，或许是我的那封给《光明日报》社的信件使得这所学校决定不要我了，因为在这之前有许多迹象表明他们准备与我签订合同，我甚至还听说王向红校长已经向长宁区教育委员会打了要人的报告了。如果估计不谬的话，他们可能是担心把自己牵涉到一场官司或者说是纠纷之中去。但这只是我的个人揣测而已，因为《光明日报》并没有跟我联系过。
81。“潘金莲”家做房客
我1998年9月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出来后，为了打工和寻找低价的出租房，换了好多个住处，回顾一下我的“住迹”就可以知道我的颠簸流离了。我首先居住在吴淞码头附近的“海滨新村”，然后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地下室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又辗转到上海郊区附近的“三林”地区，租的是上海《中学生报》报社一位编辑的房子，之后到凯旋路和延安路交界处住了一段时间，再后便是求职于上海虹桥机场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又居住了大约一个月。
我流浪期间最后的居住地是在苏州河河畔，是在位于华东师范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两校之间的某一条里弄里。不过，说它是里弄吧，它又不是非常狭小的那种，但如果说它就是街道呢，它似乎又窄小了一些。它与中山北路并行，但很少有机动车辆从这里走，所以，准确地说，这里基本上应当算是一处规模不大的半棚户区的街巷。
这条街巷是南北向的，大约也就三四百米长短，它的北端就是上海市南林师范学校，它的南端就连接着名字很好听但却流着黑水的苏州河。我在苏州河畔租的那个住处就是我从上海虹桥机场学校出来之后的落脚点，也即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我自己幸运地找到的月租金180元的住房。其实，这间房子实在是不能够被称为房子的，它可以说是在房子外沿搭起来的一个很狭窄的棚户型的隔间，大约有三四米的长度，但宽度只有大约四十厘米左右，在其内部只能把一张门板什么的搭起来的床和一张破旧的桌子一字形地放置，进出房间都需要侧身而行。所以，准取地说，这里只能算是一个可供睡觉的地方。
房东夫妇俩当时大约都有六十岁左右，我对这对夫妇的印象还比较深。女房主的姓名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因为她和《水浒传》里武松大嫂的姓名一字不差！虽然都叫“潘金莲”，但我的这位女房主却是心肠比较好的一个。男房主应当姓徐，虽然个头不如他的老伴“潘金莲”高，但肯定比武大郎要高出一个档次，除了靠出租房子谋生，他好像还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临时工，也常常捡些废旧物品。我记得在年节之时，房东夫妇有时会送上一碗菜，并且告诉我是卫生的。虽然不是什么大礼，但是，它让我感到温暖，至少让我觉得，我不是住在我最不喜欢遇到的那种喜欢无事生非跟人闹别扭的房东的家里。
不过，一些事情仍然有些奇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觉得房东夫妇好像比较了解我，他们对我的帮助可能有些背景。我之所以纳闷，不仅在于觉得他们的帮助有背景，还在于我觉得他们好像特意地在阻止我做什么事情。当时，还有一位女孩租住他们家的房子，我们偶尔说了几句话，这本来就很平常，但是，我发觉房东夫妇看见我们说话的时候似乎很紧张。纳闷之中我还故意向房东夫妇询问女孩是哪里来的，他们好像支支吾吾地也没有说清楚。在租住同一家房东的住房的大约七八个月的时间里，虽然我只和那个女孩说过几句话，但我能够感觉得出来，那女孩不仅满漂亮，而且是个正派女孩。我还看见有个小伙子来找过他，但他们是夫妻还是朋友或者其他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从上海虹桥机场学校搬到苏州河边的那间棚户小屋的时候，身上的钞票大约不足两千元了。
82。读书与卖书
一边学习备考，一边摆地摊子度日，这是别无办法的选择。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些放不下架子的。作为一个读书人，我觉得也许收购和销售旧图书比较“有面子”一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准备干旧书收购行当的。我跑到华东政法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宿舍，去收购临近毕业的大四学生的图书，但结果却令我失望得很，因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图书他们是不卖的，卖给我的都是些教材之类的图书。而且，这两所大学的学生似乎都比较精明，智商不低，我跟他们讲价钱的时候总是占不到什么便宜，有时甚至还要吃点亏。略微想压低一些价钱，人家就不卖了。而且，人家大学生和外面的街头小贩子不同，街头小贩子往往会在你走离了几步之后立刻换个面孔喊你回来继续谈判，可是，大学学子们很高雅，你不买也就不买了，他们一般不会在你假装放弃的时候在身后喊你回来，不大会同意你的讨价还价。买卖别人的旧书不好做，不过，我很快就发现，我自己的专业书籍倒是比较好卖的，所以，我开始出售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书籍，尤其是音乐书籍。
怎么说我也是安徽教育学院第一届音乐教育专业的毕业生，虽然只读了个音乐专科，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当时，这是合肥地区音乐教育方面的最高学历了。是的，我应当算是个音乐专业的“人才”了，而且是以声乐为主的，可是，我现在的书厨子里却很难找到歌谱。我曾经非常喜爱歌唱，所以歌谱当然是不少的。那么，我的这些宝书都哪里去了呢？告诉你，我当年在流浪期间把它们当饭了！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这是真实的事情啊。
我的藏书大约也就两类，一类是我中学时代就逐渐积攒起来的音乐类图书，尤其是1991至1993年期间在安徽教育学院学习音乐教育专业的时候使用的一些音乐教材，另一类主要就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时候购买的图书，主要是戏曲、中文类的图书。
卖旧书选择地点很重要，最好是在高校附近，大学生最喜欢买书，而且，我的书也比较合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的胃口，因为那里有音乐和戏剧、中文类的专业。这就有些类似于输血，血型对号才容易输血成功。华东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血型当然对号。不过，我还是不想让我的老师和同学们看见我摆地摊子时候的情形。为了防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发现我几乎沦为乞丐的处境，我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溜到华东师范大学的后门。看来我的华东师范大学学友们还是比较识货的，我在这里很快地就把我的藏书卖得差不多了。
不过，我的书籍毕竟不算多，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是个穷学生，不轻易买书，但是，不得不卖书的时候又卖不出价钱，一般来说，一本三四十元的书只能卖到5块钱。所以，辛苦积攒下来的大约百把本图书很快就以很低的价格换成了白花花的大米。
学者卖书无异于战士出卖战马，大唐英雄秦琼落魄之时就曾经出卖过自己坐骑。虽然我不敢与功高盖世的秦琼相比，但是，我在卖出自己多年积攒的藏书的时候确实是感到心疼的。也许有些书籍以后再要购买就得花费十倍的价钱，也许有些书籍今后花大价钱都难以购买到了。不过，千考虑万考虑，现实第一，未来第二，今天肚子吃不饱，还扯什么明天和将来？我说得对不对？！得知我的这段经历之后，有位研究“黑色幽默”文学的朋友居然还戳着我的伤疤开玩笑说：“多亏你不是女人啊！”世上有饿死不卖书的学者吗？！
我记得我的音乐类图书的一部分卖给了南林师范学校的学生。南林师范是个中专学校，与我以前就读的合肥师范是一个层次的，所以，我知道师范生是要学习音乐的，于是我也在那所学校的门口摆起了旧书摊子。这个学校的门卫阿姨是个好心人，很支持我，她干脆让我把摊子摆到了大门内侧。我记得她和她的爱人买了我的一部戏剧欣赏词典。当然，我的音乐书籍，包括不少我所喜爱的曲谱都同样卖不出好价钱。例如，我的那一整套声乐教材一般都是四五块钱就出手了的。
读书这个“读”字乃是“言”字旁“卖”字边，看来有证据证明，我们的圣哲先贤们也就是一边读书一边吐沫四溅地向人兜售自己的书籍的。
83。杂货地摊与杂货铺
可能是由于性格方面的缘故，做任何事情，一旦做了起来，我就会让事情走向深入，甚至于迈向“专业化”方向。记得在家乡中学教书的时候曾经一度我喜欢打篮球，那一阵子我几乎每天都想打，一天不操练两下心里就觉得不自在。甚至于对于玩扑克我也是如此，由于工作和学习繁忙等原因，我很可能一连好几年都没有机会玩哪怕一次扑克，但是，一旦玩起来，我一天不玩心里都就像少了什么似的，非常地投入，很有钻研劲头。
现在，我已经算是逐渐放下了架子开始“经商”了。尽管这样的商业说起来会让人笑掉了大牙，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这只是一种每天的收入能够达到几块钱就算不错了的商业，但是，它的过程和原理应当和大商业活动差不多。既然这个闸门已经被我打开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打开了，那么，想关闭它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自己的书籍卖得差不多了之后，我在我的小商业活动之中作出了其他方面的许多尝试，例如，我尝试了油炸臭豆腐。这除了想挣钱糊口之外，还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十分地喜欢吃臭豆腐，所以，我当时几乎是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应当干这么一行。不过，我只记得我为此花了大约七八块钱买了个烧蜂窝煤的炉子，但我不记得我曾经卖出过哪怕是一块油炸臭豆腐。不能白买了一只炉子啊，所以，油炸臭豆腐不好卖，我立刻改卖油炸鸡心串。在距我的住地不远的地方就是一座跨越苏州河的立交桥，是刚刚建成不久的，我记得我曾经在那座大桥的底下，一边拉着不太精炼的手风琴曲子，一边卖油炸鸡心串，我还记得我仅仅只卖出过一串，还是由两块钱降价到一块钱卖出去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我的身旁倒是聚集了好几个做类似小商业的“同行”，其中就有一位居住在附近的残疾人。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有一种小生意非常有可能赚钱。我很感兴趣，问他是什么生意，他还卖关子似的说我可能不原意做，我疑惑地看着他，问他该不会是叫我去偷抢扒拿吧：“除了做犯法的事情之外，其他事情都可以考虑。”他过了好几天之后才告诉我，他所说的生意，是跟他一起到外滩去，伸出手来向路人乞讨。
我没有答应，因为我记得当时还有大约2千块钱不到，乘着还没有用完，赶紧想办法做点小买卖，能够维持住自己的最低花费就算是达到目的了。我一个月180元的房租，而每天的伙食费大约在一块钱出头。在上海，一块多钱的人民币能够过上一天吗？也许有人不相信，那么你们就可以计算一下。我早上吃的是稀饭，也许有两条咸萝卜干，中午饭和晚饭要么是纯粹的大白饭，要么就是就着些咸菜。倘若赚了几块钱，那么，我就有可能花上5毛钱买上一块水豆腐。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个卖水豆腐的人吆喝上门，而那一块水豆腐我也是要贯穿中饭和晚饭的。这样算来，每天的消费主要是米钱，当时的米价大约在1元钱一斤左右，所以，我一个月的吃饭消费不会超过45元，外加牙膏牙刷等其他必需的消费，月消费不会超过50元。这里，我还要感谢好心的房东夫妇，他们后来免除了我的大约一个月12元左右的水电费。
卖油炸鸡心串没有成功，我很快开始新的尝试，开始改做盐茶蛋。刚刚开始卖盐茶蛋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晚上去华东师范大学后门处开始售卖的。应当说刚开张的这门生意还算不错，每晚能够卖出十个八个的。我还记得有个华东师范大学的门卫买过我的盐茶蛋，吃了以后，他感觉很好。因为我不像上海人做盐茶蛋那样不肯多放一些盐，其实，我自己早就对上海的盐茶蛋不满意了，因为几乎吃不出盐的味道，名不副实，而我则敢于在鸡蛋里面放盐和酱油，所以，我的盐茶蛋可能是比较适合外地人的口味的，想必那位夸赞我的盐茶蛋好吃的门卫也不是上海本地人吧？
然而，没过多久，华东师范大学的后门处开始强化了管理，不允许我们这些小贩子叫卖了。当时真的是很狼狈，原因是一旦管理人员前来驱赶，我就必须马上提着自己的小煤炉逃走。倘若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也不会理解那些街头小商贩子们的苦处的，希望将来的省长、市长们也能够花上几天时间体验一下这样的生活。
我不得不换了个地方卖我的可口盐茶蛋，后门不行我就跑到华东师范大学的前门卖。我1994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报到的时候这条中山北路上正在修建环城高架马路，而几年之后的这个时候好像是已经修建好了。母校气派的马蹄形“大前门”正对着中山北路，而“大前门”的对面有一家超市，好像叫做“华联超市”。由于在那里购买东西的人比较多，所以，我在这家超市门口的生意比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后门还要好。不过，天有不测风云，记得有一天，我定下了卖出20多个鸡蛋的指标，也许当日我达到了那个指标。但是，正在高兴地给人找零钱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插在屁股后面的钱包不见了，里面有我好几天的辛苦钱，记得大约有25元左右。而更加糟糕的是，那家商店的人员不允许我在他们的门前销售了，好像是说，如果在他们的超市门前卖盐茶蛋也可以，但是，要交给他们每月一定数量的钱。没有想到那家超市的人看到我的生意不错也嘴馋！呸！要钱，不可能，也没有。
想做些小生意也没有地方做啊，怎么办呢？我干脆把自己的住处当成小商店算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比较熟悉上海市的蔬菜批发市场和上海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了。我经常光顾上海豫园小商品批发市场以及设在普陀区大渡河路上的农贸批发市场，当然，还有铜川路上的水产批发市场以及曹阳路上的水果批发市场。我经常是早上与一群卖蔬菜的人一道早早地把番茄、土豆乃至于鱼虾等等摆放在我所居住的那个街巷的巷口，而过了早上的菜市交易时间，我的房门就可以打开了，路过的人可以看见我的屋里里面的墙壁上挂着牙刷、耳挖子以及小孩子和年轻人都喜欢的纹身纸之类日用百货，我的棚屋俨然已经成了小百货商店了！我坐在窗口，一边等待着顾客，一边阅读一些戏剧专业书，有时候背一背外语单词。这是一种几乎本能的行为，时光太宝贵了啊，不能呆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地等顾客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