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感谢吴天球教授的关怀
大约在2005年的初春的三月份，我又一次与中央音乐学院的吴天球教授取得了联系。
博士毕业之后又失业流浪了大半年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虽然我已经很清楚，我的遭遇不会是偶然的，但是，至于到底是来自什么方向的力量导致我的生活总是非常坎坷，我当时仍然不是非常清楚，或者，准确地说，我常常摇摆不定，时而觉得寒流来自沈阳、时而觉得寒流应当来自北京，时而还觉得……
虽然我当时觉得寒流来自北京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直觉似乎一直又在告诉我，他是不大可能有那么硬的心肠的。他即便是由于我的不善言辞而对我有些不快活，也不至于经久不息地仇恨我啊！所以，我之所以在2005年的初春时节又一次与吴天球教授联系上了，那主要还是希望通过他再一次地了解一下过去发生的情况。如果事情确实与我当年在北京求学声乐有关，或者他还能够帮忙斡旋一下呢！
当时我甚至于觉得，觉得我当年在北京与辽宁省委党校张一波教授的相识是吴天球教授安排的结果，因为那个日子恰逢我在吴天球老师的介绍下一大清早跑到一家书店的门口等待开门购书，而就是在此次等待开门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张一波教授。我也想到，假如吴天球教授早就与涨一波教授相识了的话，那么，他或许能够帮忙消除涨一波对于我的不快，假如这种不快确实非常强烈的话。所以，我在给吴天球教授的电子邮件中表达了我的怀疑，同时也表达了，假如果真如此的话，我还希望他帮忙跟张一波教授说说好话，希望张一波教授能够原谅我，原谅我这么个乡下长大的小瘪三可能做出来的不懂事行为。
我的第一份邮件是2005年3月12日发出去的，信中向吴天球教授介绍了一些当年在北京跟他学习的情况，以及我后来无法继续学习，也不敢报考北京的高校的原由。信中当然要把自己骂上一顿，同时也解释了一下当时为什么不敢完全相信涨一波的原因，毕竟是萍水相逢啊。最红我表达出希望他能够斡旋一下我与涨一波教授之间的关系的愿望。
次日，我觉得话说的似乎还不够，所以，我又发给吴天球教授一份电子邮件，我把话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一些，现在不妨就把邮件的全文呈现在这里吧：
吴老师您好：
不知信件您收到没有。
如果您认识辽宁省委党校的张一波教授的话，请您一定帮我说句好话！
不过，想来想去，我必须首先向您道歉，因为当初他向我要您的电话的时候，我应当立即征询一下您的意见的，可是我没有这么做。我当时昏了头，以为他对于我的身份以及来北京的目的存在怀疑，以为他只是想证实一下我的身份，证实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是来北京学习声乐的，所以就把您的电话给了他。次日我再想把此事告诉您时发现您已经有些不高兴了，是不是这样？！------结果我觉得张教授可能说了一些令您不快的话，所以，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就不知好歹地在张教授面前说了一些音乐学习对于我是多么重要的话，可能当时也没有注意到说话的语气轻重。我印象中张教授就是从那时开始对我不满意的，我一直都很后悔自己的无知和冒失。
不过，一个学生夹在两位重要的老师中间确实也是很为难的！！！何况我又不是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见多识广的那种人，不善于应酬，所以……
无论如何，我对我的罪过深感忏悔，希望这十几年的岁月能够消平张教授对我的不快，希望这些时光能够消磨掉我可能给您带来的不快。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有时在父母兄弟面前也常常说错话。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我好多次刚刚在老师面前说过什么话，一回宿舍我就后悔了，发觉自己说得不恰当，但是，我保证我的本意是好的。
我想，我现在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麻烦，很可能仍然是我十几年前在北京犯下的罪过的延续！我祈求他能够原谅我，我现在早已经是债台高筑，我已经失业7年了，好多次婚姻的机会也都破灭了，很长时间以来，我的生活过得跟叫花子差不了多少，失业后我甚至于不得不摆地摊贩卖鱼虾水果，我不知道我的未来的道路在哪里？请求他放过我吧！也许过不了多久我又不得不从事摆地摊沿街叫卖的生活了！！！
我十分留恋我在北京跟您学习声乐的那段时光！我永远留恋在北京和张教授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谢谢您！
祝吴教授全家快乐，万事如意！
祝张教授身体康健，吉祥幸福！
吴天球教授于2005年3月17日给我回了信，当时他正在医院看眼病，患病之中抽时间来回答我的啰嗦，我很感激，也有些愧疚。信件全文如下：
钱久元：
你好！我是从医院请假看邮件回家的，见你的来信很高兴！立即回信。
你所说的所谓张一波教授，我毫不认识，从没联系。你所讲与他的一切联系，我一头雾水，毫不知情！就这样简单。
我眼视力低下，还在康复中，不能多看电脑。我祝你早日找到工作。早日完婚，不能挑漂亮的，人好，对你好，能愿意和你艰苦奋斗就很好，对吗？
祝
好！
吴天球
吴天球教授回信说他根本就不认识张一波教授，不认识就不认识吧，反正我的意思已经表达到了，我现在要说的是吴天球对我的婚姻大事的关心令我十分地感动。在我给吴天球老师发上述电子邮件之前，在一次电话联系中，他就已经提出要给我介绍对象，可是，由于我当时已经隐约地感觉到我这么多年以来的遭遇也很有可能与我的此类个人之事有关，所以，我对于别人的介绍，尤其是我觉得可能涉及到高级官员之家的婚事介绍非常地害怕，我记得当时我几乎是本能地跟吴天球教授说：“我已经初步地有了个女朋友了……”其实，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女朋友，谎称自己有女朋友，这完全是本能式的反应，我甚至于随后还进一步地谎称我的女朋友很丑，这同样是本能式的反应。
可是，在此后的日子里，我越来越后悔我当初的那种本能式的拒绝，也许，吴天球教授，这位外表严厉但内心善良的前辈，他很可能是根据自己多年的人生阅历，感觉到我当时最主要的还不是找工作，而是先找个对象更加实际和现实，这完全是在为我考虑啊！不仅是在为我考虑，他还考虑得如此地周到！
是的，我越来越不相信吴天球教授的心肠会是那么地硬，我也越来越不相信我会真地让吴天球教授那么地不高兴我。即使我这辈子永远孤单一人，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声乐老师吴天球教授的那份深情厚意！
145。死了以后才罢手
我渴望工作，我渴望有个安稳的家，我渴望尽快地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所以，我当时也就萌生了一种求饶的渴望。实际上，我跟中央音乐学院的吴天球教授的联系也就是一种求饶，但由于似乎没有得到比较明确的答复或者暗示，我想，也许我做得还不够吧，于是，我准备比较正式地通过上海音乐学院的常留柱老师来求饶。因为我可以比较方便地与常留柱教授面谈，所以说比较“正式”。
在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我骑着破旧得几乎不能再破的自行车，再一次地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常留柱教授的家。那时，我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他的课了，不过，此次的到来却并不是为了听课，而是有着其他的原因。我心情沉重地向他老人家汇报了我的“前有狼，后有虎”的困境，然后，如果不是惨然泪下，那也一定是神色黯然地向他表达了如下的意思：
我今年已经三十八九了，如果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不慎说错了什么话，或者做错了什么事情，那一定都是自己无意之中的所为，请有关人士、前辈原谅。
其实，我是不是无意之中对于别人造成了比较大的伤害呢？这个问题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一向与人为善的我平时是很注意不去伤害别人的感情的。我也希望有关人士能够直接地告诉我，如果对于我有什么不快，完全可以直接地告诉我。假如确实是我的不对，那么，即使别人不来惩罚我，我自己也会给自己一个相应的惩罚的。我已经被整了很多年了，我到底犯了多么大的错误需要折磨我这么久呢？如果贵人们高抬贵手，放我过去，从今以后不再设置绊子整我，过去的事情我将永远忘记，这也就是说，我过去所遭受的折磨，包括我的三年流浪以及在上海戏剧学院遭遇到的退学处理，这一切都是我活该受的罪，我将不再怪罪任何人。而如果有人还是不满意的话，那他们要杀要剐随便他们来吧！我想我除了在伤口流血的时候勉勉强强喊上几声‘疼’之外，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也许，如果不乘机呼喊几声的话，弄迟了恐怕连叫‘疼’的机会都没有了！
实际上，如果当时恶魔就此住手的话，我不仅不会像现在一样地写自己的这些经历，不情愿去揭自己数十年以来的伤疤，而且，我很可能根本就搞不清楚是谁一直在背后整我，尤其是搞不清楚那埋藏最深的魔鬼到底是谁。尽管我不断地对此有所推测，而且，我想我的推测也不无道理，但是，毕竟我只能做一些推测。所以，魔鬼倘如当时就开恩饶命，我也只能感谢他，其原因就是这么简单，我几乎无法搞清楚黑手到底从何处伸来，我想我也不太愿意再花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挖掘魔鬼的深坟，等待着我的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啊！在当时，我多么想静下心来从事我的“乐剧”理论的研究啊！我多么渴望马上就能够为祖国的戏剧舞台奉献一份热诚啊！然而，即便是这种几乎被诚挚的热泪打湿了的恳请，或者干脆说就是求饶，它也依然被冷酷地驳回！
隔了几日，我再一次跟常留柱老师联系的时候，当然好像聊的是题外话，好像是不相干的其他东西，关键的话是冷不丁地或者说是不经意地说出来的，就像爬山的时候不经意地看见一道泉水从身边溜过一样。常留柱老师就是这么不经意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要他死了以后才会罢手的……”
常留柱老师说的确实就是涨一波教授吗？虽然当时我确实更多地怀疑张一波教授，但是，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我猛然一听到“要他死了以后才会罢手的”这么一句话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张一波教授不再那么值得我怀疑了。是啊，他真的而又那么邪恶吗？我真的那么恨我吗？我真的值得他那样地仇恨吗？
146。寻求媒体帮助的企图
上海戏剧学院要我退学的决定下达之后，我曾经求助过媒体，现在，我虽然艰难地完成了学业，毕业之后仍然是到到处流浪，我居然对于媒体仍然没有死心。一次次地求职失败，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上海戏剧学院到底在我的求职过程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脚色呢？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拨通了《中国教育报》报社的电话，我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而是借用旁观者的名义跟这家中国教育界地位最高的报社记者打起了交道，我请记者关注上海戏剧学院发生的事情。我说，上海戏剧学院有一个博士生，他毕业之后就是失业，现在已经失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而且，很可能是由某种邪恶势力设置关卡故意造成这位博士无法找到工作的。我记得接电话的那位记者是一位女士，她表示很感兴趣，她还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一位看不下去的旁观者。
之后，我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好像没有任何的变化……唉！我们的新闻媒体到底喜欢关注一些什么样的大新闻大事件呢？对于一个毕业生来说，还有多少事情比毕业就是失业还要大呢？何况，我还告诉她，学生的失业很可能是邪恶势力施展魔法的结果。
我确实是太渺小了，我一个博士的遭遇都无法引起《中国教育报》的注意，何况那些千百万的大学生，何况那些数以亿万计的中小学生呢？
147。再见吧，长沙！
由于长期没有工作，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也在为我着急，正巧，大约到了2005年的岁末年初，宋光祖老师有一位熟人从湖南来上海看他，来人好像是姓马，是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的老师。于是，宋光祖老师就通过他把我介绍给了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湖南大众传媒学院虽然只是一所专科院校，但是，由于它有影视艺术专业，与我的专业很接近，而且，我本人也很希望影视艺术方向靠拢，所以，我还是很愿意去的。宋光祖老师做事情一向比较稳健，在推荐我应聘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之前，我相信他一定与有关的方面都协调过了，这些“有关的方面”应当包括希望我继续流浪的方面，也应当包括希望我留在上海戏剧类院校的方面。于是，在我的导师的推荐下，我带着比较大的希望，只身前往湖南应聘。
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以前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过，也跟宋光祖老师很熟悉。他是亲自出马到长沙火车站来迎接我的。
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不仅有一个影视艺术系，而且，这所学校当时给具有博士学位的应聘者开出的待遇清单也很有吸引力，他们将给被招聘的博士学位拥有者一套150平方米的新建住房，还有8万元安家费等。有了比较好的待遇，这当然有利于我的专业研究。所以，我差不多一到长沙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签合同那就马上签吧。
我记得我是带着就业协议书前往长沙的，可见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明确地想进这所学校的。不过，就业协议签订之后，我发现，协议上没有注明他们准备让我在这里工作多少年，这里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他们给出的150平方米住房和8万元安家费的前提是必须在这所学校工作8年，而如果不在协议上明确下来工作8年的话，那么，这应当就意味着这所学校可以随时要我走人，那不仅待遇没有保障，连饭碗都没有保障。虽然我也知道，我的导师甚至于上海戏剧学院其他的老师与这所学校的有关领导老师关系比较好，但是，我这个人更加相信法律。而且，在我身上已经发生了的许多事情都已经证明了，不少老师事先都是非常关心我并且乐意帮助我的，但是，到了后来大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有的甚至于走向了反面。所以，我担心，假如工作了一年半载或者三年四年之后，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突然由于某种我无法知道的原因脸色一变，找个什么理由要我滚蛋，我不仅应得的待遇得不到，还得拖着坛坛罐罐的家当到处搬家，那种景象我实在不想再看到了，我搬家换地方已经搬够了。何况，在一次聊天之中，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人告诉我说，他将努力争取让我进入他的影视艺术系而不是让我进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的学报编辑部。他的话语使得我感到，即便是我来到了这所学校，我也是很难从事我的专业的，尤其是难以让我接触到我最渴望接触的戏剧、影视艺术的实践。显然，即使是把我从上海赶到了湖南，某些人仍然不放心，担心我在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有机会从事他们最不希望我从事的专业，尤其是艺术实践。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按照一般的程序，毕业生应当先签订就业协议书，然后再拿着就业协议书到母校领取正式的就业合同去用人单位签署。我回到上海之后，越想越觉得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不在就业协议上写明工作年限的做法对我可能不利。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也许有人设计这样的做法是出于好心，例如希望我在条件一旦成熟的情况下回到上海，到更加有利于我的专业和学术发展的单位，如果我的这种考虑没有错误的话，我应当感谢他们的好心。不过，他们也应当知道，连他们自己都很难把握事情的进程，如果他们能够把握得很好的话，我也不至于在博士毕业之后长期流浪了。所以，我不放心，尤其是担心这种好心很可能受到坏人的利用，那样的话，我不仅无法顺利地返回上海，我还有可能一夜之间再一次地变成了失业者。请朋友们帮我想想，别的不说，就拿专业发展来说吧，某些人很显然地不希望我专业上获得成功，倘若我在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把自己的专业搞得如火如荼，甚至于写出并上演了自己的剧本，那些躲藏在黑暗处的千年老猫精不会难过得死去活来吗？他能让我这么开心吗？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有关人士当时对我的态度挺好，但我很清楚，那些后来折磨过我的我的上级和老师，他们先前与我的关系都是很好的啊！
由于这个时候，我偶然遇到了合肥学院来上海招聘人员的老师，他们也比较明确地表示想要人，我想，我还是与能够与我签订正规协议的单位联系吧。我也知道在合肥学院没有我的专业，但是，我当时已经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之网完全地捕获了，渴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尽管我也知道，即便是签订了规范的合同，某些当权者仍然完全有可能把我的工作搞掉，但是，也许几乎是出于对于正规合同比较信任的本能，我还是选择合肥学院。
为了有一份确定的工作，我居然放弃了梦寐以求的有着我的专业的学校，实际上，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回答我自己，我这样做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也许当时的这种考虑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那就是，我虽然难以把握住自己一直渴望把握住的自己的命运，但是，我还是渴望在合同条文上明确下来，使得用人单位不至于有法律上的冠冕理由随时可以解雇我，我应当争取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合同。进，要正儿八经地进；出，也要正儿八经地出，将来假如有了更加适合我的专业发展的机会，我可以寻求有关方面的同情和支持。这实际上还是长期流浪在我心中形成的“存在”至上的原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实在不原意再失业流浪了。
当然，当时决定来合肥学院的考虑还有，合肥毕竟是我的家乡，一旦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情，我似乎还有些回旋的余地。何况，我当时也已经知道，我的母校合肥师范学校已经并入了合肥学院，那么，母校的老师们应当是希望他们过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在专业上大有作为的吧！所以，我当时有着这样的希望：在合肥学院工作一两年，做出一些成绩向母校以及母校的恩师们汇报，仍后再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很显然，在二三十年之内，合肥学院都不可能创办出戏剧专业的。我想，假如中国的某所院校或者某家剧团决定招聘我，母校一定会很高兴的，母校的老师们一定渴望着自己的学生有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