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思自己的多年经历，我似乎能够看到，妖魔，那一直深藏不露但却无时不在的阴影，它似乎还不仅仅是要阻碍我的事业、婚姻，也许，它还有着更阴毒的目的。
184。原告成了被告？
当初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期间认识了一个旅游系的叫做wujing的女孩，本来见面也不多，她也不常搭理人，但是，她临近毕业的时候，有些突然地告诉我，说她在上海市闸北旅游职业技术学校找到了工作。我记不清楚是不是和她同一年毕业的了，反正我不久就去那所旅游学校找过她。而当我到上海水产大学工作之后，我又去了不少次，总得觉得，她有些不即不离，有时候聊上几句，有时候则似理不理。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事情，即使仍然有些希望，如此耗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所以，我记得我间隔了好几个月没有跟她联系。
一天，我又想起了她，觉得经过了几个月的间隔，也许她对我的态度会有些好转。但我没有直接去，而是先拨通了电话，果然，她接到电话后态度有些不同，比以前好多了，说话也不是以前的似理不理的味道了。于是，我决定立刻前往探视。
但是，当我来到了她的单位之后，她又恢复了原先的样子了，我就等待着，一直等到她放学。她要回家，我跟她说话，想跟她一起去她家看看，她既没有明确地表示同意也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这使得我很为难，我是报着一线的希望来的，总不能又一次地放弃！所以，我远远地跟着她，我甚至于觉得，觉得或许她就希望我这么跟着她呢！？
然而，走到了一条比较僻静的小街的时候，我忽然看见她在打电话，又忽然从什么地方跳出来一个人，声称是她的丈夫，一上来就拳打脚踢，我当时一下子惊讶得不得了。最令我惶恐不安的是，我有可能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您想是不是这样，我成为尾随者了！我成了妨害别人自由的小混混了！那个姓吴的，请允许我这么称呼她，假如她一定要诬陷我什么什么，我还真的不大好解释得清楚啊！我真的是很痛心啊！为什么她会这样，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她安排好了的，故意那么不即不离地把我带入了一场纠纷，她这样做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我到现在都在猜测，也没有得出非常好的答案。
我回到单位后，立刻通过电话向发生事故的那个街道所属的警署报了案，警署的名字我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是一个叫做刘峰（音）的人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听我叙述了一下时间过程并表示了很大的同情，要我次日一定前去正式报案。但是，当我次日正式前往报案，而且指名道姓地要求那位刘警察来接受我的报案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又是大吃了一惊。您们猜猜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他妈的吃饱了撑的！”旁边的另一个颠着将军肚子的警察好像还故意走近我身边，面带着挖苦的神色，还夹着几分冷酷的威胁的神气，嘴巴里面嘟囔着什么：“怎么不向我报案啊……怎么不向我报案啊……”
我想，我这回报案算是大错特错了，本来就觉得此事不大好意思向人诉说的我，这个时候更加觉得难堪，唉！吃了亏，不仅报案不成，无端地受气，还要落得个更加被人嘲笑的下场！幸好，这个时候，一位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的书记员模样的警察使得我略为平静，使得我产生了一线希望。这位警察好像跟他的一位一直保持沉默的上司交换了一下什么意见，也许只是通过眼神交换了一下，他然后询问我的事情并跟我声明似地说：“每一个人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这确实在当时很使我感动。我记得他最后还叫我在一份陈述书上面签字按了手印，但是，当时我好像就有些困惑，因为我记得，他好像还说过，那些陈述记录都将进入电脑，一次犯错误还不要紧，如果再犯，那可就会有什么什么样的不利和麻烦。
实际上，没有等警察去查，上海市闸北旅游职业技术学校的张多马校长和一位姓孙（音）的女书记已经把案件调查清楚了。孙书记当着我的面告诉我说：“她（wujing）怎么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她还告诉我说，那个自称是wujing的丈夫并动手打人的人来自江西。张多马校长我们早就算是认识了，因为我多次来他们学校，甚至于还与张多马校长交谈过，我现在还保留着他的名片。张校长向我保证，他们做领导的是绝对不会包庇自己的教职工的，他还建议让当事人双方当场见面，直接向我道歉。这个时候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查清楚了，我不是肇事者，又想到对方是一个女孩子，所以就没有按照张校长的要求去做，决定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其原因还在于，事发不久，我曾经打电话到上海市闸北旅游职业技术学校反映情况，一位接电话的老者告诉我说，他知道我，因为我去过他们学校不少次，他开始的时候还说我不太够有勇气，但一听到我反映的wujing设局打人一事之后，他立刻又说女孩子找对象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我想，也许这位老师说得对，也许女孩子设这样的局有着某种猜测不透的原因，但是，即使我就此罢手不把此事诉诸法院，那么，我也不会愿意再见到这样的女孩子了，那就敬而远之吧！
然而，奇怪的是，没过多久，我仿佛觉得上海水产大学的某位中层领导在暗示我，暗示我《新民晚报》报道了此事，不过，我查询了那几天的《新民晚报》，却并没有发现有关此事的报道。我想这家报纸连我本人都没有聊过，怎么会就去报道了呢？所以，也许是我误会了。不过，上海水产大学应当是知道此事的，处理此事的时候，张多马校长就曾经建议我，建议我从我所在的单位找一位自己觉得可靠的人参与调查处理，我于是就找了我觉得信得过的上海水产大学的学生处处长。从这么一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我是多么地幼稚，因为当时刚刚发生了“账本风波”，也就是“小金库”事件。学生处私设“小金库”的事情这位处长当然不会不知道，也脱不了干系。我揭开了她领导下的学生处设立的小金库，她还能够高兴我吗？我居然在这样的时候还把她当作最可靠的人，我当时真是把世界想象得太可爱了！
上海水产大学领导层与警察局到底在这件案子中做了什么事情，我本人并不清楚，我本着要把事情弄清楚并怀着不能够亏理的心愿报了案，协助有关领导调查。在事情基本查清楚之后，我又抱着给他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给人留一条后路的态度没有深究，没有要求进一步地惩处肇事者。然而，善良就一定能够换来善良吗？好心就一定能够赢得好心吗？在一段时间之后，其实那时我已经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在一次偶然回到水产大学办事的时候，我遇到一位叫做章华敏的老师，我们曾经同住上海水产大学第一学生宿舍，是邻居，他好像指东道西似地说什么警察好像来调查过什么什么人，但没有发现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之类的话。他说话时候的神情既似乎对我说又似乎对他人说话。他的话语令我思索，难道一个主动报案的受害者反而成为被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又是依据什么理由把一个原告变成了被告的呢？这样的一桩小案件，连上海市闸北旅游职业技术学校都能够查它个水落石出，警察局还要查我的什么呢？我虽然没有和上海市闸北旅游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们有什么交往，但是，他们好像也比较了解我，而如果wujing她真的是讨厌我不希望我去找她，她早就可以动用上海市闸北旅游职业技术学校的人员轰我出门了。我现在惴惴不安的是，虽然我没有“实质性的问题”，但是，警察们会在调查我的报告中写上些什么呢？这会不会对于我后来的人生造成什么影响？我没有办法不担心，这是因为，我无法预料，那种有着对于前往报案的受害者劈头就是一句“你他妈吃饱了撑的”这种问候语的警察的警察机构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唉！真想不清楚，为什么那位刘警察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为什么他会说出那样的话呢？我有时候甚至于想到，他也许是为了我好呢？会不会是当时已经有人向利用那个事件做进一步的文章？是不是那个刘警察是出于某种好心地让我离警察局远一些？
185。证券交易所里的保安
前面提到，在从上海水产大学出来之后，在失业流浪之中，我曾经百无聊赖地在经常出入于位于延安路和凯旋路上的海通证券交易所。对于那一段生活，我觉得还有一些话想说。因为，令我奇怪的是，当时，我觉得那家证券交易所里的保安似乎是特别地在注意我！
记得有一次，我就在两个保安的身边，我听见其中的一个跟另一个在嘀嘀咕咕什么，好像是说，他们不管某某人是不是受冤枉的，既然有人说他是坏人，那就干脆现在就逮住他再说，之后让他自己去辩解去。他们似乎是在“指桑骂槐”地说我吗？他们当时当然没有明说那个被人家说成是“坏人”的人就是我，但是，我当时确实觉得那些保安仿佛在留意着我，仿佛他们说的“坏人”就是我。难道我的相貌很像恶人？也不是啊，我好几次乘坐火车，坐在我身边的人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一位老师吧？”我是一个很重视学问的人，难道有什么行为举止让人们觉得不像是好人，而是像小偷、强盗之类？！
后来，我去了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一所小学即上海虹桥机场学校试用，其时在凯旋路附近租住的房子即将拆迁，我也就搬到了那所学校居住了一段时间。搬迁之后，因为距离远了，我当然也就不可能经常光顾那家海通证券交易所了。我记得，就在我搬家大约一个月之后，我有一次路过那家“海通证券”，顺便地也就走了进去，令我奇怪的是，我发现情况似乎大大地变化了，那些已经很熟悉了的保安们的面孔几乎一张也看不见了。在我搬家搬到虹桥机场中学之后，那家证券交易所几乎全部换上了新的面孔，这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秘密吗？！
186。感谢正直的上海人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2001年的上半年还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
那时候我正在街头摆地摊子谋生。摆地摊的小商贩们的生活确实很艰难，值得同情，不过，这里面也是鱼龙混杂。我记得，在我租住的那个小街的一条巷子里就有好几个身强体壮的山东大汉在做蔬菜生意。听说做小生意的人中还有一群江苏人，我没有注意到，可能他们不像这些山东大汉那么张扬，所以没有太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直担心这群山东大汉找我的麻烦，因为，尽管我想隐瞒，但我的身份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传出去了。我是一个有学历的地摊小贩！于是，他们一见面就叫我“大学生”，我想，也许他们还不知道我已经有了硕士学位吧，那就尽可能地瞒着他们吧，所以，我始终没有告诉他们，没有告诉他们我其实比大学生还要大那么一截，我知道在这样的时候尽可能地保持低调的好处。
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言语之中还是经常地流露出挑衅的意思。我能够看得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两位很想跟我摩擦一下。有一天，那帮山东大汉中的一个甚至于醉醺醺地硬闯进了我的房间问这问那。我很清楚，我的长处正是他们的短处，而我的短处也正是他们的长处，何况，我是孤身一人，所以，我选择尽量地不和他们打交道，有时候还夸赞他们几句，这就像我当年在安徽省教育学院读书的时候处理类似的问题那样。但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是，躲过了李逵，却没有躲过李鬼，我竟然与江苏帮子的人摩擦了起来。
我还记得那一天，我早上在街巷的路口摆好了东西，当时好像是摆放了一些袋装酱油、醋等物品。我把自行车停放在自己的身边。这里，还有一两家有着简易铺面的小卖店，而其中的一家是一对夫妇开的售卖粮油酱醋等物品的商店。前几天，那家店铺的女店主就已经告诉过我，要我不要卖她也在卖的酱油之类的东西。现在，她走了出来，说我的自行车停放得位置不对，要我立刻搬走，我觉得没有妨碍她什么，好像告诉她等一会。这个时候，他的丈夫出来了，就是一句话，非常生硬地“搬不搬？”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当时的气氛我还有印象，我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但是，也不可能让如此无理取闹的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记得还没有跟他理论几句话，他一拳就打过来了，我当时有没有还手，不记得了。也许另一种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事件的全过程了，当时，整个街道的人几乎都出来了，大家义愤填膺，一起谴责那对蛮横的夫妇。
我很快就报了警，来处理事件的警察好像是属于白玉兰路警署的，然而，警察们好像很和蔼，与我以前在上海水产大学的时候所遇到的警察几乎是完全不一样。来警带我到警察署做了常规的记录之后，罚了那对夫妇200元钱给我，而我则立刻把这钱捐献给了我所暂住的街道。我不可能要这样的钱，再说，因为我听说做生意是要上税的，而我还没有上过税，此次也算是上了税了吧？！
我记得当时听警察的语气，好像他们对那对夫妇早就知道了什么似的。或许他们本来就是刑满释放的人员。警察好像还说，好像说只有出了诸如人命案子之类的事情，他们才会真正地行动起来。
之后，我还听一位住在附近的老人说，事情发生的时候，和那对夫妇一帮子的人已经来了好多，这就是所谓的江苏帮子，他认识他们的。他说，他当时就警告过他们：“若是真的把人打伤了，你们瞧瞧看！”结果，他那帮家伙最终没有采取行动。看来，无赖们往往是很心虚的啊，对付我这么一个赤手空拳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居然还要请出一帮子人来，真看得起我啊！
不过，这些事情还都不要紧，让我最为困惑的是，那位负责处理此次事件的警察，好像是冷不丁地还冒出了一句话，话语之中好像有着这样的意思：你有什么问题还在被什么什么人审查或者监外观察！这又不能不让我联想多多了……
这件事情的背后有没有什么背景？！搞不清，我也许永远都不会搞清楚了。但是，我无论如何要感谢上海好心的市民们。我也常常听人家说上海人比较小气，只关心自己如何挣钱，但是，我今天要在这里说，我真诚地感谢上海普通老百姓，感谢他们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给与我的关心和帮助，感谢他们的爱憎分明和主持正义。否则的话，已经遭遇了恶人，如果还要被一群冷漠的市民冷眼围观的话，那我可能真的要活不下去了！
187。有人要我学习马思聪
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期间，而且，是在遭遇退学风波的那段时间。
当时，在我正在为长期无法进行正常的学习而苦恼的时候，我是多么地渴望有人能够伸出热乎乎的援助之手啊！在我正在为恢复学业而四处奔波的时候，我是多么地渴望获得社会的关注和同情啊！在我正处在迷茫的绝境之中的时候，我是多么地渴望名人、明星辈出的上海戏剧学院的名人、明星们能够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啊！然后，我似乎只有失望，一次胜过一次地失望。
有一天，我偶然在上海戏剧学院校园里遇到了该院资深的老师叶长海教授，我和他聊到了我当前的处境，他既批评了我不该惹导师生气，也对我表示出了一定的同情。然而，令我十分诧异的是，言谈之中，他突然冷不丁地丢出来这么一句话：“学学马思聪……”我当时真的一愣，出于慎重，我随即还特地跟他核实了一下：“是那个‘文革’中逃往国外才拣得一条性命的音乐家吗？”很显然，好像中国没有第二个马思聪可以供我学习的了。
看来，不是人们不愿意帮助我，而是邪恶势力太强大了。毫无疑问，叶长海教授一定很深刻地了解我的危险处境，而且，或许是由于他所处的特殊的位置，或者是由于他从某种渠道获得了有关我的某种秘密的消息，这使得他在某些方面很可能比我本人还要了解我。他一定了解到，我当时所面临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能不能继续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到我这个人能不能在中国待下去的问题，甚至于是一个能不能保住性命的问题！今天，虽然我没有成为第二个马思聪，虽然我仍然待在中国，虽然我由于侥幸生活在一个比马思聪的时代要好得多的时代，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我的处境很危险，邪恶的势力随时有可能变本加厉地向我扑来。
我想我也许不应当像马思聪那样做，这主要是因为，假如我真的像马思聪那样做的话，那帮坏人又会采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我呢？我真得能够顺利地逃出去吗？也许那帮恶魔势力就等待在我逃跑的路上使绊子呢！？
不过，也许叶长海教授建议得对，如果他了解到的情况确实如此地严重的话，我早该想法子逃走了，而且越早越好。
但愿我的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今天的时代毕竟不是‘文革’的时代了！
我的这种想法对吗？不会是很幼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