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口述回忆录 周碧瑟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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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野生动物
家庭
继母
上小学的日子
恶师和初中
背影和呼喊
逐出学校
剧毒海洛因
奇迹——平面几何
轰轰烈烈的恋爱
西安事变
犯上作乱
蛇山一带红点多
珞珈歌声
结婚与父丧
荒山逃亡
大隧道惨案
开始用假证件
开除
再做假证件
大学生活
永远开除学籍
沈阳
北平
第一次入狱
防空洞里的一幕
救国团
被俘
十年杂文
山崩地裂
军法看守所
南航
火烧岛
同埋一丘
出狱
软禁
自由
重返文坛
爱荷华
家园
最后文字狱
尾声
回忆录正文：
野生动物
天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中国人甚至知道自己出生的时间是几分几秒；只有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属于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小事，没有人会为它眨一眨眼，可是，假如有一天，忽然有人宣布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恐怕就要劳动一大批考据学家忙得团团乱转。
据说，我出生于一九二0年，这是我惟一记得的数字。不过到了后来，连这个数字也不敢十分确定，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包括父母。母亲在我生下来不久即行去世，中国做父亲的向来把儿女的出生养育归于母亲的职责，更不会记住儿女的生日。这个数字的来源，似乎是从家人口中，偶尔听到，因而留下印象的，日久天长，或许记错，或许讲的人根本不是讲我，而是讲别人。
我还模糊记得我的生日是阴历九月初七，不过，更加不敢肯定这个日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内陆乡村，几乎仍是原始社会，除了大人物或是世家子弟外，很少有人为一个孩子庆生。所以我的生日是哪一天，毫无意义。我的出生就像一个动物族群中一只小动物，诞生在茫茫的天地之间。
一九四九年，我二十九岁（假定我的生年没记错的话），流浪到台湾，在行政组织严谨的台湾区公所办户口时，因为不能肯定我的生日，所以临时起意，顺口报出一个印象中不容易忘记的日子——十一月一日。那是东北第一大城沈阳市在国共内战中被共产党军队攻下的日子，当时，对正在沈阳办《大东日报》的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所以我选了十一月一日成为我户口上正式记载的生日，一直保持了二十年。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我被调查局以“共产党间谍”以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入狱，要求处死。其后，又被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于是，从此我就以三月七日作为我新的生日，不但纪念我的苦难，也强调自该日起，对笼罩我一生的蒋家父子政权的唾弃。然而，正当大家已经接受我的生日是三月七日时，却在稍后出现的文件上，发现我真正被捕的日子是三月四日。为什么发生三天的差误？这和传统官场作业有关，原来法律规定，任何刑事案件，调查机关收押被告，不得超过四个月，而且冠冕堂皇地宣示：如果超过四个月，被告在拘押期间所有的口供与证据，都作无效，用来保护被告的人权。而我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由调查局移送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如果不把拘押日期从三月四日改为三月七日的话，调查局的拘押行为就完全违法，我则完全无罪。所以，特务们就把被捕日期后延到三月七日，这是诬陷手法小动作之一。仅只生日一项，竟有这么多曲折变化，难道一开始就命中注定一个小人物求活不能、求死不得的坎坷一生？
跟生日同样暧昧的是，我不知道生在哪里。有人说，我生在父亲当县长的河南省通许县县长宿舍；有人说，我生在河南省开封市东铜板街；没有一个人明确地告诉我，到底我生在哪里。只是，在我长大后，发现我被归类为河南省辉县人。
辉县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不过在历史上却默默无闻。最著名的一件事，发生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帝国消灭了当时华夏土地上所有的独立国家，统一了当时已知的世界，把他最后俘虏的一个名叫田建的齐国国王，放逐到共城（就是现在河南省辉县），任凭他自生自灭。这位在位四十五年的国王，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之后，被软禁在太行山麓松柏树林中。最后，他的随从全部逃走，妻子跟王位继承人的儿子，饥寒交迫，日夜啼哭。田建伤心过度，终于郁病而死。王后与王子都不知道下落。齐国遗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为他写下一首哀歌： 满耳松涛
满目柏林
饥饿时不能吃
口渴时不能饮
谁使田建落得如此下场
是不是那些——
平常围绕着他的客卿大臣
这首哀歌，在辉县广大的土地上飘荡。两千余年之后的今天，辉县已很少有人记得这件事，它太遥远了。现代的辉县人，尤其是居住县城东北六公里的常村郭姓居民，他们所有的记忆，最远追溯到三百年前那个令人作呕的明王朝末年。那是一个无边无涯的大黑暗时代，整个中国北部大约五百万平方公里、比一百五十个台湾都要大的面积上，发生被贪官污吏制造出来的可怖饥荒，旱灾、蝗灾，所有含叶绿素的叶子，全被啃光。大地如焚，河水干枯，一片焦土。饥饿的灾民，互相交换子女，烹杀煮吃，当孩子们都被吃尽的时候，他们吃观音土——一种白颜色的松软石头。这种观音土经水煮过，会变成糨糊，人们把它喝下去，暂时填满肠胃，可是不久它就凝结，恢复成石头硬块，既不能消化，又不能排出，直到一个一个活活胀死。
就在山西省洪洞县，一个郭姓大家族几乎被饥饿消灭，残存的一些族人，在一棵大槐树下，把一个铁锅摔破，分给每一个支派的族长，然后互相祝福，四散逃命。他们相约等这场灾难过去（人往往认为灾难会过去，以寄希望于未来），总有一天，大家从四面八方返回故土，重建家园。万一到时候子弟已互不认识，锅片就是信物，可以为证。
于是当中有一支从洪洞县出发，向东逃亡。那是一段悲惨凄凉的旅程，中途幼儿夭折，老年人逝世，沿路写下悲苦的河南辉县先民移民史。他们翻过高达两千米的太行山，继续向东逃亡，终于在太行山东麓的辉县定居，他们的子孙一直传到现在。转眼三百年，锅片已经不知道何处而去，子孙们对往日大槐树下摔锅片的故乡，早已失去记忆。今天，当辉县人被询问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一脸茫然的表情，透露无限人世的沧桑。我——柏杨，就是这支苦难先民的后裔。
家庭
如果从我不知道出生日和出生地，推测我有一个原始、贫穷、没有一点文化的家庭，也并不过分。不过，我们却是小康之家。惭愧的是，一直到年纪很大，特别向亲友查问，才知道我的祖父名叫郭统。除了这个名字外，对祖父本人，以及祖父以上的祖先，一无所知。只知道祖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郭学忠，二儿子郭学慈。学忠就是我父亲，从小念过四书，在清王朝政府被推翻、中国五千年专制制度结束、中华民国成立之际，读过当时开风气之先的警察学校，后来当过一任河南省通许县县长，又当过开封市警察局官员。到了一九三年，中国军阀大混战，父亲参加反抗军——第八方面军，在樊钟秀将军手下当交通科长。这一场内战，是地方军阀阎锡山、冯玉祥及樊钟秀等联合的反抗阵线，与中央军统帅蒋中正对决，在中原地带（也就是河南省）会战。这场会战中，反抗军一开始就失利，樊钟秀被中央军的飞机炸死。
樊钟秀之死，说明了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绝顶聪明人，实际上却是那么愚昧无知。那时候中央政府的空军，不过只有几架飞机，偶尔派一架到前线侦察或轰炸，全靠驾驶员的肉眼观察，没有任何仪器，威力有限。但是，每逢飞机在空中出现时，都会引起反抗军官兵的惊慌，恐吓力十分强大。因为人们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东西可以在天上乱飞，而且可以击毙人马。那螺旋桨的刺耳噪音，能使全城居民，像发生地震一样地呼叫。第八方面军总部设在许昌县城，官兵也因惊慌过度，叫嚷着四散奔逃。对于这一项来自天空的心战威胁，冯玉祥有一项心战的措施，他告诉反抗军说，乌鸦是拉屎的，乌鸦屎拉到你们头上过没有？飞机难道比乌鸦多吗？炸弹难道比乌鸦屎多吗？你们怕什么？
这一项漏洞百出的心战教育，对那些几乎全部来自贫苦农村、头脑简单的反抗军官兵而言，是至理名言，完全接受，而且在酒酣耳热之际，还讥笑那些对空袭心怀恐惧的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认为自己才是天下第一智士。这种不允许别人反驳的安全感，成为一种理直气壮的信念，以至于连樊钟秀都确信不疑。于是，有一天，当他乘坐当时很少见的漂亮小轿车出城视察前线阵地的时候，遇到中央政府的飞机正好在天空出现，卫士建议停下来到附近躲避，樊钟秀嗤之以鼻说：
“乌鸦屎掉不到我们头上，你怕什么？你这么胆小，还不如回家抱娃儿去！”
那架飞机在天空上只盘旋了一圈，驾驶员虽然不知道车子里是樊钟秀，但可以肯定车子里必然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于是，投下炸弹，车子和车子上的人，全都粉碎。
这件父亲亲身经历的往事，我从小就印在心中，刺激我产生一种思考，那就是，无论是哲学或科学，无论是政治或军事，无论是文化或商业，一旦最高指导原则犯了错误，一定是一场悲剧。而它是不是错误的，并不一定不可以验察，只要允许公开辩论就行了。一旦不准许公开辩论，指导原则变成皇后的贞操，不容许置疑，它一定会产生错误。
我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父亲郭学忠于樊钟秀被炸死、第八方面军瓦解、反抗阵线失败后，逃回开封，改业经商，从事花生进出口生意。在统一中国的国民党看起来，他是一个北方军阀的残余，政治对他，从此绝缘。
至于亲生母亲是谁，我不知道，只记得她仿佛姓魏，家住辉县西关，如此而已。我不知道母亲的名字，不知道母亲的容颜，也不知道母亲哪一年死亡。在一个从没有人告诉我生日的家族里，更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母亲年纪轻轻竟然去世。
而且甚至于一直到小学四年级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叫“妈妈”的那一个女人，不是我的亲娘。四年级的时候，我才听到一星点关于亲娘的消息。惟一的嫡亲姐姐郭育英，曾抱着几个月大的我，孤独地站在床头哭泣。育英跟我是一母同胞，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就嫁给父亲一个朋友的儿子窦清淮。窦清淮长得什么样子，以及窦家情形，我并不清楚。我只和姐夫见过一面，但是没有交谈过一句话。那一年正是反抗军失败后的次年，一天傍晚，一个年轻人仓促地闯到家里来，和父亲在窗下密谈，然后满脸惊慌地踉跄离去。父亲告诉我说：
“这是你姐夫，有人告他是共产党。”
从此就再没见过他，后来听说他终于被捕，在刑场上被枪毙。育英姐一直守寡，带着惟一的小女儿窦芳爱，母女相依为命，直到老死、苦死。
姐姐是这世界上最关心、最疼爱我的亲人。她比我更是时代的受害者，缠小脚，几乎不识字，使她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她在继母进门之后，首先受到冲击——继母进门后第一件事就是迫使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姐姐停止学业，草率嫁人。以后，我回到辉县读百泉初中，欠了附近摊子很多的糖果钱，被债主追逼得无法招架，只好向姐姐求救。我是一个混沌的人，那年，我十四岁，根本不知道姐姐那么样的贫穷。姐姐拿出所有的储蓄，不过一串钱（当时的一块钱银元可以换四串钱），她托人带给我，嘱咐我千万节省使用。这一点钱，根本不够还债，不到两天我就把它用光。那个时候，乡下学生已经开始流行穿制服，制服的最大特征，就是裤腰跟传统式的裤腰不一样，而又是机器对口双线缝纫，跟手工的单线缝纫不同，我非常羡慕那种摩登的长裤。但是，已经中落的家道，供不起我做这样的制服，我天天生气，向已经出嫁、贫穷而又丧夫的姐姐要钱。姐姐没有钱，就亲手裁布缝纫，为弟弟做只有机器才可以做得出来的长裤，对口缝纫是那么样的辛苦，我仍不满意，扔在一边，连一眼也不肯看，惹得姐姐落泪。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一九四九年，我被战火驱逐到台湾。四十年后，重返故土，姐姐已于前一年逝世，临死还拿着我这个不争气弟弟的信，叫别人念给她听。
继母
“人皆有母，我独无！”这是我对自己身世的叹息。
西方有一句话：“上帝不能跟每一个人同在，所以赐给他一个母亲。”但上帝并没有赐给我一个母亲。正确地说，是赐给了我一个母亲，但在我最需要母亲的时候，上帝却把她夺回。带我长大的是继母，这位继母是满洲人，她非常漂亮，也绝顶聪明（可悲的是，她只有聪明，没有智慧），没有人比得上她更能说善道。她原来是一个满洲籍官员（河南省怀庆府道台）姨太太所生的儿子的妻子。一九一年代，清王朝灭亡，民国建立，那位满洲官员从高位上跌下来，一病而逝。不久，继母的丈夫也一病而逝，全家只剩下婆媳二人。大概就在这个时候，父亲中匮乏人，就把寡媳娶进家门，也把婆母接过来。婆媳的身份变为母女，问题是，她们到底不是母女。这位可怜的婆婆，孩子们都以北方的习惯叫她“姥姥”。
继母共生有两个男孩跟两个女孩。以我判断，继母一定携带了她丈夫与她公公的全部财产，嫁到郭家。所以，她在家庭中，居于强势地位，颐指气使，没有任何顾忌。因为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缘故（那个时代所有妇女受教育的机会非常少），她时常对父亲破口大骂，侮辱到祖宗三代。而且，她撒起泼来，简直像一头疯狂的野兽，趿拉着鞋（鞋子被压下后跟，当作拖鞋穿），不只是在家里叫骂，而是到门外大街之上，有行人来来往往的地方，一面走，一面挥动着手，高声叫喊，每一次几乎都是父亲把她半劝半吓，扶持回家。吵闹本应该就这样结束，但是不然，这不过是更大吵闹的开始。她回到家里，仍然继续她的诟骂，愤怒得擂着桌子，把桌子上的东西掷向窗户或掷向墙壁上的字画，砸碎东西的声音和家人围在她面前祈求息怒的声音，使她更觉得自己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反而加倍兴奋，然后再悲从中来，号啕大哭。等到眼泪哭尽或她觉得哭下去已经没有意义的时候，她就干号，干号过久，她会上气不接下气，艰辛地气喘，并口吐白沫，眼看就要毙命，这时父亲总是从抽屉里拿出经常放在那里的“喷射管”（一种可以伸进口腔，把药粉喷到喉咙的管状器材），将一种粉剂（到现在我也不晓得是什么药），喷到她喉咙深处。这时继母脸色苍白，双手与双臂痉挛，骂声渐小，最后变成呻吟。这种闹剧每次都需要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而每隔一月半月，总要上演一次。
夫妻吵架到这种程度，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烙痕。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继母不是亲娘，但对继母的泼辣手段，早生出强烈的反感。除了这种镜头之外，我跟每一个孩子一样，对一个并不知道不是亲娘的母亲，仍充满了孺慕之情。我是多么渴望继母能够抱抱我，亲亲我，喊我一声“乖儿子”。然而，在我的童年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每一天早上，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被各人的奶妈安置在桌前，吃各人的牛奶和荷包蛋时，只有我没有人理会。我也站在桌前，既饥饿又渴望温暖的心灵，使我东看看、西看看，左跑跑、右跑跑，希望有人也给我一碗，结果当然没有。眼看着香喷喷的荷包蛋和牛奶，进入弟妹的口中，有时候，有些弟妹还拒绝早餐，也没有一个奶妈愿意把它递给我，她们总是自己径行坐下，把它吃光。我眼睛瞪得大大的，呆呆地望着那红红的荷包蛋和热腾腾的雪白牛奶，口水从嘴角淌下来。只有一次，我喊叫说：“妈，我也要吃”。
继母冲过来，一耳光打到我脸上。她愤怒的倒不是我胆敢要求吃荷包蛋和牛奶，而是我的口水，继母认为我没有出息，诟骂说：
“叫炮头（这是开封土话，就是被枪毙的头），你也配吃？”
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期待妈妈会给我牛奶和荷包蛋。每一次，我都是自己用袖子擦干口水，默默地走出房间，仍然饥肠辘辘。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全家孩子，只有我一个人不能吃。
开封街上有一种贩卖江米甜酒（南方叫“酒酿”）的小贩，一根扁担前面挑着一个小柜子，柜子上有一个小小的泥制火炉，炉子右边有一个小小风箱，左边放着若干小碗，柜子下面放有一大罐酒酿和一大罐白糖，后面挑着一点木炭、木柴和一桶清水。在当年，江米甜酒是足以使全城小孩欣喜若狂的美食。小贩经常把担子放在有小孩购买的地方，拉开嗓子高叫：“江米甜酒！江米甜酒！”
兄弟姐妹们只要听到这样的叫声，立刻争先恐后地跑出院子，冲出大门，站在担子边上，用同样的声音高叫：
“江米甜酒，江米甜酒！”
江米甜酒不久就到了兄弟姐妹的手上。我像一个冥顽不灵的小动物，每一次都随着大家飞奔而去，也站在担子前面，高叫：
“江米甜酒，江米甜酒！”
然而，江米甜酒永远不会到我手上，因为小贩明确地知道，弟弟妹妹身上都有钱，吃过后各人都会付各人的，而我身上则从来没有一个铜板。所以我每一次都似懂非懂地，慢慢把手放下，两只眼睛骨碌碌地绕着那热气熏面的酒酿，一直看到弟妹们吃完后付罢钱一哄而散，才自言自语，用脚踢一下地面的小石子，低着头回到我的破床上，直等到几天以后，那种“江米甜酒”的声音再起。
后来有一天，我从别人口中（大概是佣人吧），忽然发现娘亲原来是继母，不但有前夫，而且跟前夫还生了一个女儿。这消息对一个孩子来说，应该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我似乎比其他男孩子粗糙得多，并不因这个原因而去探听亲生母亲是谁——也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身边并没有可以探听的人。亲姐姐和继母以前所生的姐姐都已经嫁出去了，没有人能告诉我更详尽的讯息。而我对继母也没有敌视的心理反应，甚至忽然间为继母的未来，忧心忡忡。因为有一次，我去城隍庙游逛，看到“十八层地狱”的一个场景：一个女人赤身裸体地跪在那里，被两个面目狰狞的小鬼，用钢锯从她头上锯下，把她锯成两半，血水顺着锯口流下，凄惨可怖。城隍庙里的道士告诉我，这是再嫁妇人的下场，凡是再嫁妇人，死了之后，小鬼就要把她锯成两半，一半给前夫，一半给后夫。我被这种残酷的手段吓怕了，连做梦都梦见继母被锯成两半，我深为继母的命运悲哀。但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没有办法解决继母这种灾难，所以很多次，我从梦中号叫惊醒，束手无策，但是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城隍庙那个景象，使我隐约感觉到：再嫁是一种丑闻，所以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内心的焦虑。
当然，继母对我并不是没有和颜悦色的时候。记得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光着脊梁，趴在院子里一张竹床上，迷迷糊糊乘凉。父亲正要出门搭火车南下去许昌（第八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穿过院子时，关心地对我说：
“快回去，快回房间睡觉，这里会受风寒。”
送父亲出门的继母，也柔声地重复一遍说：
“快回房间睡觉吧！这里会受风寒。”
这是我记忆中，继母给我惟一一句最温暖的话。我这个十几岁小男孩的幼弱心灵里，觉得忽然温暖起来，第一次尝到母爱给自己的力量。我趴在那里，咀嚼这份母爱，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幸福感充满全身，渐渐地睡去。
可惜这童年第一次美梦——真正的美梦，几分钟后即行破灭。继母送走了父亲折回房间，经过庭院时，劈头盖脸地就对我暴打。我脸上的血，顺着继母戴着戒指的手指流出来。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听到她尖声地叫骂说：
“你这个叫炮头，每次你爸爸在家的时候，你就仗着爸爸的势力不听话、找别扭，叫你回房睡，你偏睡在院子里，叫你爸爸认为我不疼你是不是！现在你爸爸不在家，你还仗势谁？我要活活把你打死！”
那一次不知道谁救了我，当我回到房间时，浑身疼痛不堪。我一个人住一间大房子，只有一张床、一条褥子、一个枕头、一条棉被和一个尿壶，春夏秋冬都是这样。没有人给我打扫整理，我自己也不会打扫整理。尿壶放在枕头旁边，每隔两三天，提到厕所倾倒一次。夏天的时候，这间房子会发出一种臭味，那是尿和汗的混合体。而冬天是我最大的灾难，我从小时候开始，一到初冬，双手就开始发红发肿，那是严寒引起的皮肤反应（也就是所谓的冻疮）。手背被冻以后，天气稍微转暖，即痒不可止，忍不住要去搔它抓它。孩子没有分寸，往往抓破了。接着天气再冷，手再红肿，再搔再抓，血痂破裂，血再流出。等到天再转冻，旧肿未消，新肿再生，旧痂未愈，新痂重结。这样反反复复，不到一个月，双手就肿得比原来要厚一倍以上，全是冻烂而被抓破的鲜肉或鲜血，痒痛交集。每一个到郭家的访客，都会感觉到吃惊和怜悯。我常听到客人们叹息：
“可怜！你是一个没娘的孩子！自己要保重！”
我这才逐渐地感觉到，继母跟亲娘不一样，悲哀和怨恨在心中滋长。不过，事实上，我不是一个可爱的男孩，我倔强、逃学、功课不好、总是打架，也就是在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不听话、不乖的男孩。我虽然努力讨好继母，但是我的性格使我学不会卑膝奴颜，也说不出讨人欢喜的一些话。而我又好吃懒做，据我记忆所及，几乎没有一个长辈真正由内心喜欢过我。我除了爱吃零食外，还爱买书。那时，我最爱看的有《小朋友》杂志，以及一些薄薄的儿童读物，像《牛话》、《鬼话》之类，这是一个少年人无力负担的。我曾经欠当时开明书店将近两块钱的书费，那时学校的伙食一个月才三块钱，这个天大的数目字，逼得我暗暗地写信给远在许昌的爸爸，要求爸爸悄悄寄钱给我还债。做父亲的不会体念一个孩子的穷困和恐惧，他写信给继母，责备我乱花钱，要继母给我钱还债。当我痴痴地在暗中盘算父亲会不会来信、会不会寄钱，以及如何寄钱的那些日子，一个孩子的神经完全绷紧，不能承受任何一点点声音的刺激。有一天，继母把我叫到跟前，面带微笑地用一根大拇指粗的麻绳，绑住我一条腿和反伸在背后的两只手。我知道事情严重，而且预感到我写信给父亲的事件暴露。我想挣扎抗拒，可是看到继母的笑容，不像是要责备我的意思，而心中也暗暗期望父亲并没有写信。等到竹棍劈头盖脸打下来时，我已经无法逃走。我只有跪下来哀号：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我不知道再不敢做什么，对一个无助的、被捆绑的小孩，惟一的希望是借着“不敢”两个字减少遭毒打的痛苦。继母收回她的笑容，用另外一个使我的心都冻结的面孔说：
“你长大了，可以给你爸爸写信了，是不是？”
然后是竹棍一次一次的打下，以比急雨还快的速度，遍布我的全身。双手被绑在背后，我无法抱头，于是把头埋在床下，脊背和小腿承受了所有棍棒。我哀号的声音终于引起了家人的营救，他们把房门撞开（继母是关着门打我的），大叫：
“太太，你会打死他的！”
这一次，我终于逃出一死，但我逃不出灾难——一个没有亲娘的孩子的那种灾难。
学校每次放学，小朋友的家长都纷纷来接，只我没有，我始终是一个人孤单地来、孤单地往。清晨，我爬起来，悄悄走进父母的睡房，在床头小桌上，总有父亲前一天晚上给我放的一个铜板（二百钱）。我就拿着，到巷口摊子上吃一顿早点。有时，父亲忘记放那个铜板，我就饿着肚子前去学校，没有一个人会关心我的饥饿和冷暖。有时父亲不在家，我明知道床头不会放铜板，但是仍痴痴地蹑手蹑脚，前去探个究竟，然后失望地跑出家门，听到自己肠子发出的咕噜声音。
我对这种现象，从没有感到难过，因为我从小就没有过温暖，可是每天上学、下学，我却感觉到孤儿的凄凉。有一次，忽然大雨倾盆，最后一节下课铃响，成群结队的家长们，拿着雨衣、雨伞，在走廊上，或闯进教室，纷纷找他们的孩子，孩子们也叫跳欢闹，扑到他们亲人的怀里，大手牵着小手，或小手牵着大手，纷纷离开学校，最后，终于走尽。雨势仍然很大，空无一人的教室，空无一人的校园，只有大雨倾泻的声音及满地冒出来的空泡。雨像钢丝一样地穿过天空，十几岁的我，感觉到无情的冰冷。我明知道没有人会来接我，但仍盼望家人会突然出现。一个男孩心里的眼泪，像雨一样地流下，我靠着窗子，呆望着灰蒙蒙的天际，紧抱着书包，不知道在等待着什么，只是呆在那里，像睡梦一样地迷蒙。终于我猛然惊醒，一位老师站立在前面。
“你等家人来接吗？”老师问。
“是的。”我回答。
“他们怎么还不来？天都快黑了。”
夜幕已经降临，而雨仍未停止，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老师的问话，愣了一下，然后，拔起脚，顺着走廊，奔向校外。大雨瀑布一般地泼到我的身上，一路上，我听到店家们的惊喊：
“这个小学生怎么在雨地里乱跑？”
半个小时后，我终于冲进家门。家人都聚集在堂屋的台阶上看雨，小说上那种温馨的镜头——妈妈紧抱着冒雨归来的孩子——没有出现。出现的是一声吆喝，那是继母的暴怒，她跳起来，抓住我的头发，开始打我耳光，叫骂说：
“你这个叫炮头，看你把自己淋成这个样子。你知道你爸爸今天回来，故意淋给他看是不是？那我就打给他看。”
在家人劝解下，继母终于松开了手，我逃回到我的小屋，自己脱下衣服，钻到被窝里发抖。我从继母口中得知爸爸今天就要回来的消息，感到无限兴奋。
上小学的日子
童年时候的凄惨生活，父亲并不是不知道，所以，当他在许昌第八方面军供职的时候，常常把我单独带在身边，但这对我也造成严重的伤害。我一生在求学上所遭遇到的困难，使我终生没有在一个学校毕过业，从小学到大学，每一个学校如果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学校开除。假定我在人生旅途创造了一些奇迹，这个终生不断被开除、从没有毕过业的现象，应是一项奇迹。回忆求学历程的艰难和坎坷，怀着无限的惆怅。
我没有读过幼稚园，一九二年代开封似乎还没有幼稚园。在我记忆中，有一天忽然被父亲送到省立第四小学读二年级，那一年正是一九三一年，入学不久，就发生“九。一八”事变。什么是九一八，什么是东三省，什么是日本军阀，什么是沈阳，什么是北大营，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没有一样知道。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当老师在课堂上告诉大家，日本军侵略中国国土、屠杀中国人民时，全班学生随着老师的嘶哑声音，哭成一团。当时老师用“千钧一发”这个成语，形容中国命运，解释说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头发，下面悬挂着千斤重量的钢板，我和小朋友们紧张得小身体都浑身淌汗，第一次为国家付出重重忧心。“千钧一发”是我第一个学会的成语，也是使我为爱国甘愿付出生命的起步。
朋友们都知道我的算术非常之差（我到七十岁，对九九乘法表还不太熟悉），但我并不是压根没有算术才能。读小学二年级时，发生平生第一件最光荣的事。有一天，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乘法算术题，征求同学解答，全班都不会，没有一个人敢举手，只有我举手，走到黑板前把它答对了。那位女老师十分高兴，就把手中用的粉笔（尖端在出题目时已经磨损了一点）送给我当作奖品。我小心翼翼地把那支粉笔带回了家，可惜不能向家里任何人炫耀，让他们分享我的喜悦。再小心翼翼地保存那支粉笔，直到有一天那支粉笔遗失了。
然而，我的算术天才就到此为止，再也不能提升。不久，我被父亲带到许昌。当我从许昌被送回开封要读三年级的时候，发现第四小学已开学几个月了，拒绝接受我入学。父亲就运用人事关系把我送到省立第六小学，而且插入四年级。
这样一个跳跃式的蹿升，对大人讲起来没有什么，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说，算术这一门，首先就跟不上，而且除了自己苦恼外，我无处倾诉。假如在一个正常家庭，父母可能为我请家庭教师。但对我来说，继母不打我，已经是幸福的生活了，没有人关心我的学业和我的学校生活，严格地说，只是像对待一个野生动物，让我住在那间幽暗、寒冷、肮脏的房子里，自生自灭。偏偏那一年，第六小学施行新式的“道尔敦”制。什么是“道尔敦”制，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依稀地记得，“道尔敦”制是依据小学生的兴趣，有时合班上课，有时分班上课。算术差的同学，仿佛可以分开独立上另外一种课，于是我的算术就永远无法长进。这种算术的恶魔利爪，从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抓住我，深入心肺，几乎把我撕成碎片。我在第六小学读了几个月后，又发生变化，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激起了继母的暴怒，她用一柄切西瓜刀（北方人专用来切西瓜的一种特制的刀，像前臂那样长，半月形的弯曲，刀口并不十分锋利，刀背比较厚）追杀我，我大哭着逃走。在逃出门槛的时候，被绊翻在地，继母用西瓜刀砍下来，砍在地砖上，地砖都被砍出灰末。家人上去把她拦住，我只有蹲在街头墙角大哭。
父亲得到消息，从许昌赶回开封，发现他的后妻和他前妻所生的孩子，已不能并存，就把我交给正在河南大学读书的堂叔郭学，让他把我带回老家辉县。辉县距开封三百公里，位于开封的西北方，在太行山的东麓之下。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辉县，更不知道还有一个老家。这是一个使人胆怯的迁徙，可是我大概天生迟钝，并没有特别的恐慌感觉，反而觉得能到一个没有继母的地方，那太好了，简直是天堂，所以高高兴兴地随着堂叔上路。辉县对我来说，果然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世界。今天，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语言的低能儿，可是那次迁徙，却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开封话完全忘记，而改说一口辉县话。我认为辉县话是全世界最难听的语言之一，不过，我学习语言的能力，跟学习算术的能力一样，就到此为止。
我的老家，在辉县县城东北约六公里的地方，名叫常村，再两公里之后又有一村，名叫沿村，这两个村庄约有五百户人家，就是本书开始时所叙述的从“山西省，洪洞县，槐树下，摔锅片”逃难出来，在此安家落户的郭姓一支家族。对这个庞大的郭姓族群，我所知道的，也仅是如此。
所知道的另一件事，就是我们家务农为业，祖父以上的名字，全都不知道。荒凉穷困的乡村文化就是如此的简陋，只知道曾祖父共有九个孙子（但不知道曾祖父有几个儿子）。在这九个孙子中，父亲郭学忠排行老大，同一个母亲的弟弟郭学慈排行老五，携带我回辉县的郭学，是最末的弟弟老九。父亲是“学”字辈，我这一代是“立”字辈，下一代是“本”字辈，再下一代是“乃”字辈。这种用字来排辈分的文化，可能始于大分裂的南北朝时代，是一种凝聚家族向心力的方法。在这一点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西方人称呼爸爸的弟弟为约翰叔叔或强生叔叔，显示出来他们个体的独立存在；中国则称为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表示他们亲密无间的团结，个体完全消失了，以致很多中国人只知道他有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而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向朋友介绍时，也不知道怎么介绍，因为朋友总不能跟着他叫三叔、四叔。辈分或排行，事实上是一种脆弱的形式，《资治通鉴》上可以看到，当一个家族内哄互相屠杀时，仅仅靠一个字相同，或排行顺序，没有一点作用。
我家里也是如此，虽然有“学”字辈、“立”字辈，看起来血浓于水，实际上，亲情的冷淡，使我在小小的年纪时，都深为吃惊；以致不久就产生一个具体印象：“家族不如亲戚，亲戚不如朋友！”
父亲和五叔学慈，是一母同胞兄弟，当时还没有分割遗产，所以常村有一座祖屋，由五叔居住，而在辉县县城里，父亲另有一座四五个院子的巨宅。这座巨宅空空荡荡，父亲就请一位表婶，专责照顾我——给我煮饭和洗衣服。这位表婶姓什么，是怎么一个亲戚关系，我全不记得。但是为人慈祥、宽厚，十分健谈。我从继母手中，逃到这个小小的自由天地，已经踌躇满志了。而且，不久就暴露出野性的一面，喜欢顶嘴，喜欢逃学。继母那种严苛的管教虽然没有了，却又跌进一个毫无管教的陷阱。
一到辉县，我就被送到县立小学，仍读四年级。就在四年级时，遇到影响我最大的恩师，名叫克非。他可能是犹太裔的中国人，命我们这些小学生叫他克非老师，教我们国语和作文。他大约二三十岁，瘦瘦的，神采奕奕。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克非老师为我们讲解一本新文艺小说《渺茫的西南风》，事隔六十多年，内容已经模糊，但仍记得他上课时的情形。有时坐在讲台上，有时坐在学生的课桌上，态度很自然、很和气，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在说到哀伤的时候，一脸悲痛。
在一九三○年代，一个小学老师竟在课堂上讲解课本外的小说，实是一种创举。辉县是一个荒僻的县城，能请到这样的老师，是辉县人的福气。就因为他的讲解，引起了我内心潜在的阅读兴趣。除了像《渺茫的西南风》这样的新文艺小说，我开始偷偷地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等，以及新式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等等，看得如醉如痴。
四年级结束后，克非老师不知去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而他也根本不知道我，即使知道，也不会晓得我是对他心怀感激的学生之一。
恶师和初中
这个短暂的少年黄金时代，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小学五年级是我另一段苦难的岁月，再没有克非这样的老师了，级任老师是一个名叫侯万尊的年轻人，那一年他从初级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相当于初中程度，算术特别好，什么四则题、鸡兔同笼、繁分数、假分数，无不精通。那时候，他大概只有二十几岁，聪明能干，可是性情暴躁。我的算术程度恰好跟他相反，什么四则题、鸡兔同笼、繁分数、假分数，一个也不会。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怒不可遏，认为我既愚笨而又不肯用功。他对于既愚笨又不肯用功的学生，惟一的办法就是打，每错一道题，就打五手板。每天算术课时，我总要挨十手板或二十手板，每一板下去，手都痛得像火烧一样。我想到如果父亲在的话就好了，他可以到学校向老师讲情，少打我几板。但是不知道父亲身在何方，而且我也不敢写信，恐怕落到继母之手。回家面对乡下人的表婶，又无从倾诉。所以每天上学是我最痛苦的时刻，既不敢不去，又害怕那不可避免的无情手板。当一个孤儿，我没有第二个选择。
侯万尊不是只打我一个孩子，他打所有算术不好的孩子，一个叫秦鼐的同学，也经常被打得哭哭啼啼。有一天，秦鼐那位身为邮政局局长的父亲，到学校找校长抗议，立刻引起轰动。抗议的结果如何不知道，但经常挨打的同学，尤其是我，渴望着这项强大的外力，以阻吓侯万尊的板子。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侯万尊站在台上，宣布说：
“我不在乎任何家长抗议，只要学生功课不好，或者是犯错，我还是要责罚。”
听了之后，我的心都凉了。不过，这项秦鼐事件，使聪明的侯万尊发现，有家长呵护的孩子不要打，没有家长呵护的孩子仍是他的出气筒。出气筒？是的，由管教学生变成拿学生当出气筒，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教师的自然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