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个有趣的人生浮世绘，在患难中，可以看到人的形形色色。
当时指挥部有一个图书馆，管理图书馆的也是一位软禁犯，他是当年名震一时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将军的左右手。孙立人是美国维琴尼亚军校的毕业生，曾任印度战区中国远征军指挥官，能力和战功闻名国际，但是，他的竞争对手是皇太子。中国官场上斗争，最可怕的秘密武器，就是「诬以谋反」，蒋经国祭出这项武器，孙立人立刻瓦解，被软禁在自己家里，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有特务寸步不离的「保护」。所有与他有关系的军官，都被清除（你即令誓死信仰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也没有用），而他的左右手郭廷亮当时官阶上校，是一员战将，国军正准备一旦接到联合国的命令，即行参加韩战，郭廷亮担任最艰钜的突击团团长，准备全团战死在韩国的滩头阵地。就在联合国决定拒绝台北出军的当天晚上，郭廷亮被警备司令部逮捕，把他装到特制的囚笼里，拷打审讯，最后被判无期徒刑。蒋中正逝世时，他已坐牢二十八年，可是他并没有被释放，反而先我两个月送到绿岛指挥部。就命他管理图书，单独有一个住宿的小房。我真是有点懊恼，如果早出狱三个月，说不定可以占上那个馆长的「肥缺」，也有个小房。
白色恐怖结束后，郭廷亮也被解除软禁，那时孙立人将军仍在人世，谋反的真相大白，可是，对郭廷亮而言，他无处投奔，只好继续留在火烧岛，养梅花鹿为生，一面为自己的清白，控告分辩。一天从台北回绿岛，在中坜，车还没有停妥，被人从车子上推下来，栽倒月台，一代战将，死于暗下的毒手，留下无限诡异。
我在软禁期间，全神贯注坐牢，没有任何事分心，监狱所写的历史书稿，于出狱时全被送往警备司令部审查，每天只不过陪指挥官王道洪下下围棋。我们围棋的功力相差无几，全岛地位最高的巨官和全岛地位最卑微的囚犯，成为棋友。
我的棋艺起初似乎略占上风，有时真想下下政治棋输他两盘，可是，这话说来容易，真正当你棋下得稍高一着时，想求输都难。王道洪是一位锲而不舍的挑战者，他端详棋盘会长达二、三十分之久，当我离开绿岛时，棋艺已开始落后，招架不住。
漫长的软禁期间，来自各方面的援助和拯救，也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是，我并不知道。所知道的是，我已经被世界抛弃了，而这正是暴君的盼望。就在这时候，美国总统卡特先生推动人权外交，我是一粒沙子，但人权外交的浪潮却卷起这粒沙子，把我从黑暗的深海卷上来，投掷到阳光下的海滩上。八年前被捕的时候，孙观汉先生曾在美国发动大规模的请愿行动，国务院回答说，这是中国的内政。可是，在人权外交的呼声下，国务院立即训令当时驻华大使安克志，调查我的下落。而国际特赦组织，这个我从没听说过的国际性专门营救政治犯的人道团体，也发动世界性的援救攻势，信函雪片似的飞到台湾。没有一个机关会采取反应，但它却使感训组长汪乃效留下深刻印象，问题是，他不能直接告诉我这回事。于是有一天，在有很多人的场面下，汪乃效对我说：
「一个叫国际特赦组织的，从各国写了很多的信给我们政府，想用压力使你释放。那一点用也没有，靠写信能救得了人吗？」
从这些话中，听出讯息，那就是，我的入狱和软禁，已引起国际关怀，感觉到我要更好好的活下去。对政治犯而言，坐牢是和暴君生命的一种比赛，看谁活得更久，看谁活得更健康。于是我拿出所有的财富，买了些奶粉、维他命之类，决心参加这个比赛。
结束这场软禁的，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伍尔夫先生，他来台北访问，质问政府官员：柏杨哪里去了？政府官员回答说：
「柏杨自己愿意留在绿岛指挥部当教官，如果不信，我们有他亲笔写的申请工作的报告。」
一个稍有智商的人无法了解特务份子怎么会编出这么幼稚的童话，伍尔夫表示他要亲自去绿岛当面问个清楚，官员们这时才开始惊慌，蒋经国的态度也立刻转变。于是，有一天，我正在图书馆，汪乃效走进来，把我拉到院子里，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然后拿出一份警备司令部的公文，上面写着：
「柏杨一员，本部另委工作，即日派员前往陪伴返台。希转知。」
就是这封电报，使我成为时间最短和最幸运的软禁犯。于是我立刻去理发染发，然后全心盼望警备司令部派的专人驾到。可是，隔了一星期之久，仍不见动静。一个一生中不断接到坏消息的人，有权利怀疑任何好消息，我怀疑事情发生变化。幸好，终于有一天，警备司令部保安处上校组长萧桃庵先生抵达指挥部。当我随着他登上火烧岛前往台东的班机时，回想来时情景，对葬送在这个孤岛上六年余的生命年华，只换得一声长长叹息，写下〈我离绿岛〉一诗：
我离绿岛时厚云掩斜阳脱我囚犯衣换我平民裳十年如一梦此梦仍未央抬臂觉肘痛着袜抚膝伤试步双足软合唇齿半殇仰头望苍穹天人皆迷惘金堂酣歌舞壮士泣沙场丹心化为泪巨星引眉扬高僧恕飞雀奇异出画坊野村相面客俯首甘异乡独念狱中友生死永不忘
当晚，住在台东一家旅馆，晚饭以后，我试探着问：
「我想买一双鞋子，是不是可以到街上走走？」
「当然可以，」萧桃庵爽朗说，「从现在开始，你已经自由了，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只有一个被长期监禁的囚犯，才能体会我那时的心情，没有喜悦，也没有欢愉，只有一份恍惚的哀伤。在暮色逐渐沉重中，沿着山城街道，信步徘徊。我真的是想买一双鞋，可是走到鞋店门口，却忽然有点胆怯，不敢进去，在橱窗外面看了很久，再踏着自己狭长的身影，摸索着回到旅馆，洗了一个热水澡，躺在雪白被单的床上，心里想：
「我又要从赤贫开始！」
第二天，我们乘班机从台东飞往台北。在松山机场下机时，除了一个警备司令部的军官以外，见到罗祖光、梁上元，以及陈丽真，真正的恍如隔世。抄一段梁上元〈柏杨和我〉一文中描述这场重逢：
一九七七年的三月，我们又得到柏杨即将获释回台北的消息，经过了上次的波折，尽管柏杨自己也来信说，这次「绝对是真的」，我们都半信半疑，不敢高兴得太早。「还是等真正接到他之后再通知观汉吧！」中午的时候，我这样对丽真说。但是熬了一个下午，在吃晚饭之前，我终于忍不住拨了个长途电话到美国去。
从知道这个消息到柏杨回到台北，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这真是人世上最长的半个月，我和丽真，丽真和祖光，几乎每天都要通好几次电话，互相的打听：「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这次一定会回来吧！」「到底哪一天启程呢？」「该不会又有什么变化吧？」观汉也沉不住气，不断的从美国打越洋电话来，问来问去，讲来讲去，都是同样的问题。人的心理就是这么奇怪，九年都等了，这最后几天却等不了，到了三月底，我们几乎又要动摇。
四月一日下午六点十分，我们终于在台北松山机场等到了柏杨──警备司令部一位萧上校去接他，陪他回来。
失去自由九年又二十六天，柏杨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苍老和狼狈，相反的，他染了头发，穿一件深色的夹克，虽然略显清瘦，反而比我九年前在景美军法处看守所探望他时，年轻清朗得多。他和我们每个人紧紧的握手，坚定而有力，而且马上谈笑风生。尽管在眉宇之间，似乎仍隐隐的流露出一份紧张和一股怨怒之气，但也正因为如此，整个人显得目光炯炯，虎虎有生气。那天的晚餐是在祖光家吃的，餐桌上菜肴丰美，友情洋溢，觥筹交错间，我看到他的表情开始慢慢的松弛，当我们谈到观汉时，他禁不住流泪，在泪光中，他的眼神已变得十分的柔和。
当时，罗祖光邀请大家到他家晚餐，一个警备司令部派来接机的小军官拔腿也要上车，萧桃庵喝止他：
「你去干什么？我们的任务到此为止，也该回家吃饭了。」
那一天是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距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共被囚禁九年零二十六天。其中，有判决书的硬牢八年，没有判决书的软禁一年零二十六天，人生，有几个九年零二十六天？
自由
祖光家两个小时的餐桌上，从大家口中，我已大略了解十年来身在牢房里的时候，外面所发生的事，话题几乎全部集中孙观汉先生海外营救行动的细节。他在香港出版了一部厚达六百多页的《柏杨和他的冤狱》一书，上面刊载我的起诉书、答辩书和判决书，以及从世界各地写给孙先生援救我的信件。每一个小故事，都使我饮泣。和观汉热肠对比的，也有更多的世态炎凉和落井下石的故事，每一件也都使我震惊。然而，「人不炎凉不世情」，一个充满了势利眼的社会，固然使人心寒，但一个完全没有势利眼的社会，也会平淡枯燥。历史上没有奸邪，那能显出忠贞？没有势利眼，又怎么显现出道义美德？在人生道路上，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友情筛检，经过风浪而仍保持友情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世界上从没有发生过，当一个人受到挫折时，朋友阵容能够原封不动。「一贫一富，乃见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是千古定律，所以我立刻全部消化。
九年多的别离，赢得了这场团聚，夜已渐渐的深了，他们把我送到怀宁街太阳饭店，一方面等找房子（他们不敢相信我这次真的能离开火烧岛，所以不敢像上次那样，预先准备住处），一方面陈丽真服务的运通公司就在隔邻，可以就近照顾。这是我到台北的第一个自由之夜，就在灯下，写给孙观汉一诗：
今日踉跄回台北 人物都非两渺茫
去时家园如完瓯于兹覆巢鸣寒酱虫
念我身老童心在仍将丹忱酬热肠
先把无穷感恩意第一修书报孙郎
接着想办的一件事，就是想联络佳佳、城城，和垣垣。然而，我自己造成的家庭破碎，虽然在以后的有生之年，一直想尽办法弥补，但仍然失败。尤其是佳佳，这个我把所有的儿女之爱都堆到一人之身的小女儿，使我受到最大的创伤。我突然被释放，回到台北，使佳佳难以适应。我常看到父女水火不相容的故事，简直无法相信那是真的，一直等到发生在自己身上，才感觉到万般无奈。我在牢房里，一度还想到出狱后，要带佳佳看一场电影，现在才发现，我是那么样的不切实际，五十八岁的人，还在那里做梦。带着孩子看电影和孩子们围绕膝前那种天伦之乐，已一去不返。人世真如沧海桑田，美景从来不会重现。
我的住处一时无法找到，最后，决定搬到罗祖光的汽车间。而接着萧桃庵也送来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聘我当研究员的聘书，我被吴鸿昌的特务嘴脸吓怕了，紧张的问说：
「我是不是可以不接受？由我自行寻找工作。」
「不接受没有关系，绝对不勉强，即令接受，随时也可以辞职。」
我仍惊疑不定，无法分辨是不是一个老式圈套。隔天，中心主任冯志翔先生亲自到汽车间访我，他的风范和诚恳，使我相信这次确实和上次不一样，就姑且接受。想不到这一姑且，就姑且了十九年。冯志翔是一位热情的长者，这是我的幸运，在重回红尘的初期，就遇到正直和温暖，绝大多数政治犯都没有这种幸运。
政治犯出狱之后，是一块肥肉。好不容易在工厂找到一个工人位置，管区警察往往在工作最忙的时候光临，直接找他谈话，询问他最近的生活情形和交往些什么朋友。如果政治犯不能够使警察称心满意，警察就会天天前来关心，三、五天后，老板发现底细，于是解雇，以免后患。
我在中心到差后不久，信义路派出所的一位警员，就到中心正式翻阅档案，揭穿我的坐牢身份，然后趾高气扬的离去。我第二天就到派出所，对那个警员说：
「你以后调查什么，请到我住的地方，不要到我服务单位，你这是明明逼政治犯饿死。不过，我告诉你，研究中心不是你这一类的人可以随便进去的，你再来打扰我的话，我会把一份《人民日报》塞到你口袋里，大声呼叫你偷窃共匪宣传品，叫警卫把你送到警备司令部，你就跟我一样的惨了。」
那警察眼睛骨碌碌的看着我，说：
「以后不去就是了，你凶什么？」
这是我出狱后最得意的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则使我感动，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两年间，是政治犯社会地位最高的时代，每当我去土城探望徐瑛，回程途中，计程车司机看我从「生产教育所」出来，往往问我姓名，当知道我是柏杨时，总是拒收车钱，并加上一句：
「你为我们坐牢，太辛苦了！」
这是一个专制政权瓦解的声音，基层民心，先行觉醒。
我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渴望与倪明华联系。我完全知道她的情形，既已离婚，便是路人，我只是打算了解一下，我入狱之后，还是夫妻的时候，家里发生过什么事。
罗祖光告诉我她的电话号码，我拨电话过去。
「我是柏杨，已经回到台北！」
「我知道。」
「我们是不是可以见一次面？」
「不必了。」
「我很想见你……」
「你可以见我的律师，律师的电话号码是……」
「我不争财产，也不打官司。你可以和男朋友一块来，我只是想知道，有谁帮助过我……」
「没有人帮助。」
「难道孙观汉先生也没有吗？」
「没有。」
「陈丽真也没有吗？」
「没有。」
事实上是有的，孙观汉先生曾寄过钱给她，而明华现在的男朋友是陈丽真夫妇的同事。丽真为了替师母解忧，带着同事到我家打牌，才发生以后的变化，丽真深感内疚，明华曾要求丽真夫妇像我仍在时一样的继续来往，丽真夫妇不肯，才反目成仇。
十年离别，重逢时只不过听到就这么简单、生硬，而冰冷的几句话，我还想多说几句，她已把电话挂断。这时候，我再一次的想到张恨水的《大江东去》，男女主角分别只几个月后，重新相晤那种情景。春梦一去了无痕，真是无痕！
过了几天，倪明华派一辆车子，送来她认为属于我的财产，几件香港衫，和一百多册剪报剪贴簿（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若干重要文件和物品，落到另外一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朋友自然想到使我和齐永培破镜重圆。有一天，一个过去的老邻居带来了一句永培的话：
「如果你无路可走，来投奔的话，也可以收留。」
这句话不但不能使破镜重圆，反而使破镜更碎，性格使然，自己也无法作主。现在使我心情沉重的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狱中写的三部书：《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和《中国历代皇帝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仍在警备司令部政战部审核中，几个月下来，毫无消息，也曾拜访过韩守湜。韩守湜说：
「总司令对这些着作十分重视，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分别审查。」
其实，我心里并没有像表现出来的那么焦急，回台北的一个月后，第一部书已经从戒备森严的火烧岛政治监狱，经过地下秘密管道，偷运出来，只是，暂时还不能马上出版，因为无法交代稿件来源。
事情是这样的，黄恒正共抄了两份《中国人史纲》，我把其中的一份，交给徐瑛，约定徐瑛出狱时，如果环境许可，确知可以携带出来，就携带出来，否则就请他再转交给其他难友，继续保存，一直保存到有一天，暴政结束，政治监狱瓦解。我回台北后不久，就跟郭英先生取得联系，大胆的求他设法拿出徐瑛那份原稿，郭英满口承诺。那时徐瑛已调外役当厨师，在郭英秘密安排下，徐瑛把原稿放在脸盆里，带到厨房，郭英接过，放到工具包里，低声对徐瑛说：
「我全家性命，握在你手里！」
「请放心，郭大哥既然把这么重要的事交付给我，是他信得过我，我只有感激你，怎么会出卖你？」
有一件事情是不堪设想的，万一这书稿被搜查出来，郭英一定家破人亡，徐瑛恐怕还会再加判十五年。他们的义行，使我深为感动。就在拿到这份书稿后，要想写一封回信给郭英，可是却找不到他的地址，只记得他家住台南县某乡某村，我一直希望能再接到他的信，结果，转眼十八年，没有他的消息。曾在〈通监广场〉上刊出寻找他的信件，没有任何回应。郭英嗜酒，我担心他已离开这个世界，果真如此，也希望郭英先生的子女，在读到这段回忆录时，把情形告诉我，给我一个回报的机会。
除上述三部书外，我还有一本《柏杨诗抄》。诗抄并不是整本带出来，那样的内容，根本走不出政治监狱大门。我早就料到它的命运，因而分别抄在《辞海》和《领袖训词》之类书中字里行间，使它和正文相混，果然如愿带到狱外。可是，最后一刻却不能忍耐，竟交给三重市一家打字行打字，想先印出几份，送给朋友分享。想不到打字行拨来电话，告诉说警察已搜走所有原稿，现在正向老板问供，要我快去自首。
我魂失魄散的赶到三重，台北县警察局安全室主任正一脸杀气的询问稿件来源。我正好赶上，替老板解围。当时人赃俱获的态势，可能把我带回板桥侦讯扣押，正在千钧一发，萧桃庵先生电话打来，那是我临来时求救的结果。这使得警察局在问完口供后，没有对我和店东采取任何行动。
三年后，立法委员费希平先生特地为这件事向行政院提出质询，要求台北县警察局发回原稿。台北县警察局的回答是：
「根本没有这回事！」
那时候，我对复印还不太了解，未能事先复印一份，有些诗稿幸亏仍存字里行间，可以再抄一遍，但写在纸屑碎片上的一些诗，就永远失落，再也无法追寻，一直到《柏杨诗抄》出版时，只剩下五十二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国际上流行一则小幽默，说是一旦生擒活捉希特勒，应该如何处理？各国意见不同，英国人主张把他交付法庭审判，给他充份的辩论机会。美国人主张把他装在笼子里到处展览，出卖门票。中国人则叫他找两家殷实铺保，随传随到。这则幽默反映了各国的文化特质，对英国人的守法精神和美国人的商业挂帅，虽然我那时年纪还轻，仍能体会，可是对中国人把希特勒交保候传这种事，却完全不能理解，觉得国际上怎么会对中国有这种观察？我到了台湾，虽然年龄渐增，但是不理解的程度如故。一直等到入狱之后，才发现「交保候传」行为，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竟真的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它有一种意想不到的伤害力，是暴政中的隐形杀手。以政治犯做为例证，当他漫长的刑期届满以前，他必须找两个保人，保证他永远脱离叛乱组织，终身信奉三民主义。保证人还要承诺政治犯每月到住家所在的派出所报告行踪：「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的制裁。」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简单的保证书，实际上十分复杂。
一个政治犯，从被捕的那一天开始，亲戚朋友早就惶恐逃散，政府又故意使他和社会隔绝，这个人就像被地狱吞没了一样，无影无踪，十年、二十年后，整个世界都有了改变。亲戚在哪里？朋友在哪里？同乡在哪里？同学在哪里？妻子在哪里？丈夫在哪里？儿女又在哪里？不知道求谁保证？又不知道把保证书寄给谁？有的靠着旧的记忆，勉强把信发出，不是石沉大海，就是被原封退回，上面邮局批着查无此人。事实上，监狱外的亲戚朋友，一个个像惊弓之鸟，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突然接到那样一份杀气腾腾的保证书，纵使一个霹雳打到他的脚前，也不过如此。他怎么敢保证一个判刑十年、二十年，从无音讯的危险份子脱离叛乱组织、信仰三民主义？尤其是更不敢保证他每个月会到派出所报到。而且，保证人从此不能出国，如果出国，必须三个月前向警备司令部申请退保，如果没有退保，政治犯将重新被捕。一个政治犯如果没有保证人，他唯一的出路，就是送到隔壁──绿岛指挥部职训大队第六队管训，一直管训到老死。不是他犯了什么罪，而只是找不到保人。
我在刑期届满前拿到保证书时，坐牢已近八年，看到保证书上那么严厉的条款，自己都觉得可怕。坐牢之前，知己满天下，现在我却不知道去请谁做保？第一个当然想到陈丽真，这个严重的后果，加到一个女孩子身上，我于心不忍，可是无可奈何。意料之中的，丽真肯为我做保，但再找不到第二个人。罗祖光马上就要出国，他不能做保。我开了一张单子寄给丽真，请她试探，也意料中的全被回绝。因判刑而死在监狱，我可以接受，因找不到保人而死在监狱，我死也不甘。到了最后，他们找到了当时当国大代表的于纫兰，于大姐一口承当，而且当警察前去对保，向她警告说：
「你保的是一个叛乱犯，要月月报到，你可想清楚，不要后悔！」
很多保人都在这种情况之下，仓慌退保。于大姐却回答他说：
「这是我的事情，由我来担心，你只管对保就是了。」
这份保证书虽然没有能够使我出狱（因为我立刻就被软禁），但丽真和于大姐所承担的却是千斤重担。
于纫兰终生未嫁，她和弟弟于宗舜夫妇，同住在一起，性情温和，我们都称她大姐。但我出狱后不久，就和她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冲突，那一天，她请我到她家共进晚餐，谈起我的受刑和坐牢经过，她感到悲恸，安慰我说：
「算了！算了！过去的都过去了。」
我立刻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她表达的正是传统文化中，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种思想。于大姐当然不会侮辱我，她只是想减少我的痛苦，但这两句话却说明了中国人沉沦酱缸，既不敢分辨是非，也不敢据理力争。传统文化中，既成事实就是真理，有权势欺凌别人的人有福了，妇女被奸杀，儿童被扔到枪尖上扎死，哭声遍野，只要帮凶喊一声：「算了，算了，过去的都过去了！」哭声就得停止，诉冤就得停止，追查凶手就得停止。胆敢不停止，就是别有居心，非善良之辈，应受到严厉谴责。于是，中国人遂被训练为永远向权势下跪的动物。像以色列那样，万里之外寻找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凶手，送回国内审判，那种对理念的执着跟毅力，使人生出无限崇敬，在伟大的犹太人族群中，听不到受害人温柔敦厚的轻轻说：「算了！算了！过去的都过去了。」
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于大姐，她想了一阵，承认「也有道理」，但她补充说：
「你不算了又怎么办？」
我认为「又怎么办」是一回事；「算了，算了！」又是一回事。这是暴君暴官畏惧报复，专门为培养奴才而提出的教育纲领，被害者这一方不能用来麻醉自己。
我们越吵越烈，最后，我说：
「大姐，如果有人伤害了你的家人，把刀一抛，拍拍巴掌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算啦，算啦，你能真的算了吗？」
「你乱比喻什么！」
我跳起来，大声说：
「我宁愿再次坐牢，也要你证明给我看！」
于大姐叫她弟弟于宗舜把我拉住，忍不住失笑说：
「你说的对，你真执拗得像条牛，连坐牢都不改，吃你的饭吧！」
重返文坛
罗祖光的汽车间在台北敦化南路复旦桥东，而我原来的家，则在复旦桥西。被捕的时候，东边只有几座稀落的房舍，常带佳佳横过复旦桥到东边游戏，如今已经大厦林立。我住西边的公寓名「光武新村」，是六○年代台北第一座新式社区，很多电视、电影，都利用那里的街景。我搬到祖光的汽车间后，早上起来散步，常常走到旧宅，站在十字巷口，仰望三楼我被捕时的住家，被捕前刚装上不久的冷气，仍然嵌在原地，木制门窗原来漆着白色，现在改成赭红。调查局的箱型汽车停放的地方，依稀可以辨认。而当时倪明华凭窗下望，陈丽真一直送到车旁，她们那两副忧伤而惊恐的眼神，仍凝聚在那里。现在，我伫立在十字街头，好几次，有一种直接奔上三楼敲门而入的冲动，我会告诉住户，我就是原屋的主人，只想看一眼故居，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这个家，在被迫离开十年后，是什么样子？但我终于克制自己，一则是怕对方严辞拒绝，二则怕看到的仍是当年模样的陈设，三则害怕家俱全都换新，无法辨认。倪明华和她的男友住在另一个地方，这个房子已被租出去了，我不愿再承受一次不必要的伤害。
朋友们对我孤单的情形一目了然，热心的为我介绍女友，最后，在文化大学教授史紫忱先生作东的一次聚会上，认识了诗人张香华。当我听到张香华名字的时候，忽然呆住，虽然我是基督徒，但是就在这一刹那，感觉到佛教「缘」的热力，两年前还在火烧岛囚禁时，在《青年战士报》的副刊上，曾经看到几首诗，其中有一句话：
「可以听到地下种子抽芽的声音！」
这是一种很玄秘的宁静，心灵上如果没有某种频率，写不出这种诗句。我曾经拿给难友们看，可是，诗不是狱中宠物，没有几个人注意，那首诗的作者就是张香华。这简直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巧合，「缘」是感情最基本的土壤，有了这个土壤，自然迅速长出果实。
就在出狱后的第二年，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和香华结婚。当我们要结婚的讯息传出来时，调查局曾击出最后一拳，派人到香华教书的建国中学，用一种唯恐天下人不知道的声势，调查张香华的忠贞资料。可惜没有把人吓倒，反而激起香华的反弹，对一个「老」「丑」「穷」俱备、而又绝对没有什么前程的政治犯，完全接纳。这对特务们是一项强烈挑战，于是，有人就肯定的说，我们的婚姻不会超过三年。而到现在，一九九五年将尽，我们结婚已十八年。香华是一个智慧型女性，我身经百劫，有幸娶到她，是上帝总结我的一生，赐下的恩典。
我和香华不但是夫妻，而且是朋友，我们互相勉励、警惕、责难、规劝，我复杂的生活背景，和她无从询问、我也无从回答的心路历程，使一个醉心于红尘外、诗世界的单纯女性，难以承担。过去发生的事，她全不了解，甚至根本不肯相信。但她有异乎寻常的包容力和理解力，她的理性面有时候使她能冷静面对问题。尤其在做人上给我很大启示，她任何时候都给对方留下余地，从言辞到内心，使我在六十岁以后，仍奋力成长。
我生命中累积下来数不清的创伤，有些已经结疤，有些还在淌血。是香华终于使我安静下来，专心写作，我们不久就搬到新店和乌来之间、当时最美丽的山庄之一的花园新城，远可以眺望二十公里外的阳明山，近可俯瞰就在脚下的新店溪的缓缓流水，我们住的公寓，海拔二百公尺。
香华有语言的能力，这对我是天大的帮助，相较之下，我的自卑感油然而生，因我是语言白痴，连国语的发音都不标准，所以到了外国，或接待外国朋友，香华成为我契合最好的翻译。而在台湾，到南部的时候，她可以脱口而出的用闽南语替我讲演。至于去香港时，她更如鱼得水，因为她出生香港，广东话是她的母语。
灾难化成跳板，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是整个时代发生巨变。美国总统卡特先生的人权外交，有万钧之重，压在蒋家政权头上，使长达六十年之久的威权专制政体，分崩离析，这是一个在正义上和实力上都无法抗拒的形势。台湾每一个人，都可以隐约的听到统治结构支解时所发出的喀吱喀吱响声。无论是言论或行动，陈旧的国民党迅速消退，反对派在自由派知识份子扶持下，脱颖而出。
台湾销路最广的两大报纸之一的《中国时报》，举办一次读者和作者联谊会，发通知要我参加。我受宠若惊，打电话问副社长杨乃藩先生有没有弄错，他说绝没有弄错。当天晚上，我紧张的前往参加，遇到了很多坐牢前的文化界好友，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我出现的惊愕。发行人余纪忠先生主持开会，致词中宣布说：
「我们这次聚会，最重要的意义是欢迎柏杨归队！」
余先生这项宣布，使一些根本不知道我是从火烧岛回来的年轻记者，把我围住，希望问出一点「归队」讯息。第二天，报纸登出报导，我也开始重新恢复写作生涯，《中国时报》副刊主编高信疆先生，特别开辟「柏杨专栏」。他是一位杰出人才，把中国报纸上的传统副刊，由静态变成动态，使他被称为「纸上风云第一人」。《中国时报》在当时不足两千万人口的台湾岛上，发行一百余万份，平均不到二十个人就有一份，影响力可以想像。我的第一篇文章是〈牛仔裤和长头发〉，小心翼翼的试探反应，先求「柏杨」两个字，能在报上出现。
就在「归队」的两个月前，《中国人史纲》在星光出版社出版，在《中央日报》上刊登广告，闯下大祸，接下这份广告的马锦文小姐，哭哭啼啼找到星光老板林紫耀，告诉他她不知道《中央日报》绝不许出现柏杨两个字，报社现在要开除她，请林紫耀出面营救。我打电话给《中央日报》总编辑赵廷俊先生，说：
「连警备司令部都不反对柏杨可以上报！」
赵廷俊回答说：「我们的婆婆太多！」
那时候我才发觉「柏杨」两个字原来有这么大的震撼力，竟会使有些人妒恨交加、血脉贲张。所以虽然有《中国时报》强大的支持，地雷仍然不断爆炸。且抄几篇忠贞嘴脸磨刀霍霍的文章，作为例证。下面是姜穆先生的大作，题目〈由役谈起〉，刊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份台北《文坛杂志》：
凡服刑者，无不于「德操」有亏，都是为填欲望，不惜干犯法纪，为匪为盗，甚而窃国或企图窃国者。这种人，本是害群之马，绳之以法，是大快人心的事，也惟有「公正」，才能鼓励忠贞，无如我们过于「敦厚」，「浓厚的人情味」，已被讥为「烂好人」。近年有一怪现象，使我们感到好人越来越烂之感：某机构以「研究员」作为某类受刑人的酬庸，这就使一生卖命的人大感不平之外，也使人有失去什么是价值标准的感觉。非常简单：如对受刑人加以酬庸，不是判决的错误，就是向强梁示好，不然决不会做出使人不解的事来。某机构的所谓「研究员」，实在就是领干薪，这使我们不解，难道说服劳役，竟是「功」在国家，应以纳税人的钱去安抚他们吗？
据我知道，他「老先生」曾经化名写过滇缅边区撤退来台的忠贞之士的事迹，对于昭昭于世者，还不敢有所歪曲，但是他的笔锋，常不忘挑拨：在那本书里，他说滇缅边区的反共忠贞之士，来台后，沦为引车卖浆的行当，读了那段文章，他的用意何在，我就不敢妄加推断了，但我们都产生政府未尽到照顾忠良的印象。然而这本书竟然销行百万册，不禁使我区区在下，感慨不已。
再摘要介绍一篇井种步先生的大作，载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份台北《亚洲世纪杂志》：
《柏杨和我》是梁上元编着的一本「书」，扉页题词：「谨将本书献给柏杨先生作为他六十岁生日的贺礼！」
从以上引录这些「他的朋友」们祝寿文中，发现不少的「冤」字和「诬」字。尤其是孙观汉在美国出版的《柏杨和他的冤狱》一书。明明白白称它为「冤狱」。
我们实在弄不明白，难道说柏杨坐牢真是冤枉吗？当他坐牢之时，报上不曾登有过新闻，及到出牢以后，报上才有了新闻。当然知道他坐牢的人不少，尤其是文艺新闻界的人，何以在国内无一人出头代他「鸣冤」？至好如他的朋友梁上元、罗祖光，以及女弟子陈丽真，甚至他的妻子倪明华。只有一个国外朋友孙观汉才出版《柏杨和他的冤狱》在国外发行呢？
我们没有看过检察官的起诉书与柏杨的答辩书。惟从他口中自诉出的「判决书」上的两项罪名（在渖阳被俘及在台北写杂文为匪宣传），而判定他坐牢十二年，罪与罚相等。怎么可以称为「冤狱」呢？
假若他「坐牢」真是冤枉，他「出牢」以后，还可以自己诉愿──伸冤。在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华民国，绝对可以还他「清白」的。直到现在为止，柏杨并不曾自己诉愿而伸冤，证明他坐牢就不是「冤枉」了。
亦可见孙观汉所谓「莫须有的牢」，与梁上元所谓「不白之冤」、罗祖光所谓「相信他的无辜」，都是感情用事之词，其他几位为他喊「冤」者，更是「无稽之谈」。
这一类的忠贞言论，不只是遍布国内，也蔓延海外。一位菲律宾侨领陈志专先生，就为文表态，载于一九七九年十月份台北《中国报导杂志》，他说：
有关柏杨案件，早在十多年前，由警总军事法庭宣判定谳，期满出狱，照理说，应该改过自新、表示忏悔才对；但不作此图，反以东山再起的姿态，继续挺进。柏杨的支持者竟又旧事重提，仍犹喋喋不休，实有藐视法庭之尊严，居然无人予以驳斥，这就妙了！
在我们国家里，作家的言论一旦受到箝制，或政府决心兴起文字狱，很多知识份子，不是闭口自保，就是索性纵身投怀，希望分一点渣汁。就是在旁鼓掌称快，甚至认为暴君暴官下手太轻！中国人真是病了，文化人更是病得沉重。以鬼故事闻名的司马中原先生，当我被捕受刑之际，他奉命到美国宣传柏杨恶行，自称是我的朋友，一次会场上，在联合国服务的夏沛然先生站起来告诉他：
「柏杨有你这样的朋友，他已不需要敌人了。」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夏先生，后来，我去纽约，才发现他夫人王渝女士，正是当年我入狱前一天，来家中访问我的台北市立一女中学生。当时她正编辑校刊，没想到翌日我就被逮捕，真庆幸她的访问稿还来不及发表，否则她一定受到牵连。
以上是有形的毒箭，还有无形的毒箭，杀伤力也一样强。每次警备司令部治安会报上，一位在大学教哲学的冯沪祥先生，一定发言（他以一个清高的教授，竟参加警备司令部的会议，说明他绝对不同凡响），对《中国时报》竟让一个叛乱犯开辟专栏，继续为共匪宣传，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简直义愤填膺、痛不欲生。余纪忠先生当然不会被他吓住，但总是把我叫到报社，嘱咐：「小心！小心！」
就在这种随时都可能再蹈覆辙，文被腰斩、人被逮捕的威胁下，我又在高雄《台湾时报》写〈皇后之死〉与〈帝王之死〉。《台湾时报》特派员苏橙基先生，他像对待兄长一样待我，在一次宴会上，为了维护我而跟同桌的人争辩，拍案而起。我的视力在火烧岛长期的暗淡灯光下，日渐减退，橙基陪我去高雄，请吴基福先生诊治，吴先生是《台湾时报》董事长，也是最好的眼科医生，诊断我右眼患的是「黄斑部萎缩」，没有什么特效药。但却设午宴招待，要我写稿，使我有机会写下《之死》系列。地地十年通监
自从一九四九年到台湾，粗略的分，大概是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牢狱之后，是五年专栏，五年专栏之后，是十年通监。
司马光先生编纂的《资治通监》，是中国最好的两部史书之一（另一部是司马迁先生的《史记》）。《资治通监》始于纪元前四○三年，止于纪元后九六○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于一○八四年完成。可是这么一部全民推崇的史书，近百年来，却几乎成为死书，因为它是用一千年前的古文撰写，现在已没有几个人可以看得懂了，更没有几个人愿意浪费时间去咀嚼。
有一天，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先生到我家作客，我谈起把《资治通监》翻译成现代语文的宏愿，他热烈赞成。我打算仿效「臣光曰」，另加「柏杨曰」，写出我读史的心得。有文化界金头脑之称的詹宏志先生，是王荣文的总编辑，在他规划下，将译本定名为《柏杨版资治通监》，分册发行，每月一册，使这项庞大的出版计划，得以实施。远流还特地成立「柏杨版资治通监杂志社」，以杂志的形式，每月一册的速度，预计三十六册，三年时间把它完成。
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册《战国时代》出版。王荣文一看，暗暗叫苦，他说：「糟了，这种书卖给谁？」幸好，口碑还不错。开始的第一年，一直维持每月一册的速度，但不久就发现，我根本无法预估文言文译成白话文之后膨胀的系数。于是，只好由每月出版一册，延长为每两个月出版一册，由三年三十六册，延长为十年七十二册。这种单方面的违约行为，有的读者充份同情支持，也有些读者严厉谴责，甚至来信破口大骂。但是即令再把我投入监牢，也无法三年完成这项庞大的工程。这项苦衷最后获得读者谅解，但这十年也几乎成了我的另一场新的监狱生涯，书房成了囚房。每天晚上连做梦都梦见《资治通监》，常在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中，忽然惊醒。这期间在职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助理有谭焯明先生和黄奕龙先生。远流公司负责编辑的人选中，麦光珪先生任期最久，和我的配合也最密切融洽。
《柏杨版资治通监》每册印刷一万本。在台湾这个两千万人口、而读书人口更少的环境中，像《通监》这种不易获得普通消费市场青睐的书籍，能够以这样的销售量行世，使我充满感谢。一九八五年，《柏杨版资治通监》当选为全国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同年，《中国人史纲》也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一生岁月中，没有几次能像这样的欣喜。
中国自从明王朝第一任皇帝朱元璋先生下令「片帆不得出海」，中国人遂被禁锢在陆地上，成为专制政府的人质，六百年来，出国是一种卑贱的，和冒险的行径。政府宣称：中国是天下第一等大国，凡是想前往海外的人，都非善良之辈，而是天朝弃民，一定会颠覆祖国。对于这种人，必须加强禁制，以免他们滑出自己的手心。所以，在我们中国，准不准人民出国，遂成为政府奖励摇尾系统，和压制异议份子的一种手段。
这种情形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年代，都还是如此。我出狱后，曾收到海外几封邀请函，政府当然不准，连在报上登广告都不准出现柏杨二字，要想拿到出国护照，简直比登陆月球还难。而且，警备司令部如果不发出入境证，即使拿到外交部一百张护照也没有用。白色恐怖时代，警备司令部是政府中的政府，能不能出国，它的裁决才是最后定案。
然而，天下事难以预料，在很多邀请函中，新加坡共和国《南洋商报》的邀请函，发生了力量。一九八一年元月份的一天晚上，警备司令部接伴我回台北的萧桃庵先生，请我和香华吃小馆，当场拿出外交部发的护照和警备司令部发的出入境证，这真是又一个意外，萧桃庵并没有特别交代，只是告诉我：
「国事维艰，请多体谅！」
去新加坡，并不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国。一九五七年，我曾经乘登陆艇护送回国参加青年救国团暑期战斗训练的留日和留韩学生，分别送返长崎和釜山。不过，那一次是纯公务的旅行，匆匆登岸，又匆匆回船，对日本的唯一印象就是：「哇！大人小孩都会讲日本话！」到韩国后虽然对那里的大人小孩都会讲韩国话不再惊讶，不过我实在想不通，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迥然不同的言语，和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