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出国，除了香华同行外，还带着佳佳，和比佳佳小一岁的香华的女儿碧心。我们受到新加坡读者热烈的英雄式的欢迎，人潮汹涌，中英文报纸全幅报导，对一个刚刚从屈辱的监狱出来、还不太习惯自由生活的重刑囚犯而言，简直不可思议，只有青蛙变王子的童话里，才有这种强烈对比的奇遇。蒋家王朝加到我身上的迫害，想不到在万里之外，竟还给我百倍的温暖和百倍的荣誉，使我终生难忘。
而我的和香华的女儿，更被当地读者宠昏了头，以致碧心要求佳佳说：
「你可不可以跟你妈妈讲，在新加坡多玩几天？」
佳佳惊讶的叫起来：
「那是你妈妈，不是我妈妈。」
我们当然不能多作停留，因为行程早已安排。不过，这一趟欢乐的旅行，却种下了佳佳永远离开的种子。她在飞机上认识一位澳洲航空公司工作的青年，回台北后，决定放弃她在台湾大学法律系已读了三年的学业，前往澳洲结婚。我劝她先完成学业，她一心早日离去，父女更生龃龉。佳佳远嫁后，音讯渐少，终于一年不过一封。
隆坡，我们接受《马来西亚通报》董事长周宝源先生招待，广大读者群的欢迎盛况，简直使我要再感谢一次幸而有这场长达十年的文字狱。
过去，在「华侨是革命之母」口号的引导下，我总以为东南亚各国华人，是一个强势族群，现在我亲眼看到的，却不尽然。各地华人在经济上、商业上虽然占有优势，但是却忽略了文化、政治上的发展，以致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都会造成不安。马来西亚建国之初，华人身负「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文化，拒服兵役，拒进军校，自己阻止自己成为社会主流。我回台北后，写了一系列的〈新马港之行〉，口吐真言，说出我的忧虑。在马来西亚，有些朋友认为是暮鼓晨钟，有些朋友则反唇相讥说：「柏杨是老几？竟跑这么远来教训我们！」
归途中经过香港，会晤到香港烟草公司总经理何关根先生。一般人印象中，商业和文化不能相容，财富和爱国也几乎有尖锐冲突，然而，何关根身上两者融化成为一体。一九六八年，我被捕的两个月前，那时《异域》一书，正在海外发行。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何关根一信，他对被接到台湾孤军的凄惨遭遇，深感悲痛，捐出一笔巨款，要我转交。就在被捕前夕，刚好把它转发完竣，而且在报上一一征信。所以这次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拜访他，向他致谢。何关根不像一位资本家，而像一位教授，他温文儒雅，指着办公室墙壁书架，告诉我说：
「你看，这全是你的作品，我已摆了好多年！」
马来西亚报上刊载不少我访问时的照片，其中有些人被蒋家班特务认为是左派份子。回台北后不久，警备司令部就派人询问我，为什么在海外专找左派来往。我于是向他们建议：调查局既然有的是钱，最好每年派人出国，带着给牛马烙印的烙铁，把华人分为左右两派，一一在面颊上烙出印记，这样的话，政治犯再出国时，遇到烙有「左」字烙印的人，就望风而逃。
新马回来半年，我接到世界诗人大会将于七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邀请函，试探着向警备司令部申请出入境证，竟然获得批准，同样的由萧桃庵把出入境证当面交给我，仍是一句「国事维艰，请多体谅」的吩咐。
这是我第一次美国之行，除了发现「大人小孩都会说英语」外，使我最惊讶的是，美国人的礼貌多端（后来才发现日本人的礼貌更为多端），和交通秩序有条不紊，并且了解：斑马线在此邦竟然有使汽车礼让的功能，而台湾的斑马线却是专门引诱行人深入埋伏，以便汽车撞死的陷阱。
诗人大会后，我在旧金山史丹佛大学、柏克莱大学，以及在洛杉矶，各作一次演讲，最后纽约一站演讲，安排在孔夫子大会堂，当我再一次把传统文化形容为「酱缸」时，听众中一位先生提出：
「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唐人街，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
「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国人的骄傲，」我说，「应该是中国人的羞耻，看它的脏、乱、吵，和中国人对自己中国人的迫害与压榨，实在是应该自顾形惭。」
一位听众激动的一跃而起，斥责说：
「你从台湾来，原希望你带来鼓励我们的好消息，像反攻大陆已经准备完成之类，想不到你却来打击华人的民心士气，羞辱我们祖国。」
我呆了一下，时到今日，竟然还有人相信反攻大陆，实在难以理解，我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文化打手，所以不能撒谎。但这项行动立刻引起严肃的关切，纽约《华语快报》在社论上呼吁华人社会对我不可提出尖锐的问题：
柏杨来纽约市，在纽约知识份子圈中，卷起了一个热潮。不管是右派、左派，或自由派的知识份子，都争着和他谈话，都争着邀请他举行座谈会，于是柏杨夫妇忙得团团转。但是也有很多真正爱戴柏杨的读者，忧心忡忡。
忧心忡忡的原因很简单，纽约市华人社会，是一个五花八门的社会，在政治上有左、右、中、独，各种派别，这些人各有各人自己的一套想法，都希望能和柏杨交换意见，从好的地方来看，这是柏杨吸收新看法的一个好机会，但是如就柏杨本身的安危来看，这也可能包含有使柏杨回台湾后再坐九年监狱的危机。
台湾在民主与人权上，最近虽然有一些进步，但是在对付共党和台独份子这两方面来说，常常是有理说不清的。在台北与左派份子接触就可能是滔天大罪，但在美国来说，和左派份子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何况人人都想接近的柏杨。虽然在一次右派举行的座谈会中，我们可以听出这位对台湾的社会与政治批评很强烈的作家，对共产主义是反对很强烈的。但是柏杨在台湾，也曾被安全方面的工作人员，戴过红帽子。这一次柏杨接触了那么多各种政治意见的人，在公开场合说了那么多的话，如被断章取义，要戴他红帽子，也不是很困难的事。
有的人认为，这是台北方面的错误，应该要台北方面改正，不应该自我约束。但也有人认为，如果真正爱护柏杨，便应该为他着想，为他的安全着想，尽量使台北方面不要误会他。
回台北后的第二年（一九八二），我和香华又去了泰国北部。《异域》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亲自到过异域现场，写作的内容又被忠贞份子指控为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感情，这句几乎在每个政治犯判决书上都会出现的话，是一顶足以致人于死的铁帽。想不到时代在变，现在反而激起读者急于追问大撤退后孤军的命运，《中国时报》副总编辑高信疆先生要我往泰国北部走一趟。
我立刻接受这项委托，心中充满自信，因为外交部和中国大陆救灾总会都有电报给驻泰国商务代表（地下大使）沈克勤先生，我手中又握有几封给代表处其他官员的恳切介绍信，自认为会受到使人宽心的帮助。可是，沈克勤在接见我的短短十分钟中，却一口回绝。首先，他表明他地位的重要：
「我一抬脚，一举步，美国大使馆都会震动！」
接着警告我说：
「这里是泰国，不是台湾，政府怎么想送谁到泰北，就送谁到泰北，简直无知到这种地步！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前去，那里正有战事，你会死在路上，即令到了泰北，一个报告回台北，说你贩毒，你就完了。」
得不到官方支持，我开始找云南和潮州同乡会，他们满口答应，可是第二天却全都变卦，连人影都看不见，气氛诡异。我和香华完全被困在曼谷，言语不通，投奔无处。幸好，遇到了中国人权协会派在当地的法律顾问王福迈先生，他冒着触怒沈克勤的危险，亲自陪我们前往北方九百公里外、万山丛中的孤军基地美斯乐。
这是一次生死不测之旅。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悲惨的内斗，酱缸文化孕育出来的定律如此，所以孤军中派系林立，互相间手不留情。而当地的毒枭对每个陌生的外来人，尤其警觉，在那山高谷深、渺无人烟的蛮荒地带，暴尸一年两年都不会被发现。我闯过沈克勤那一关，深入蛮荒，还带着香华，事后回想起来，真不禁毛骨悚然。
泰北回来，写成《金三角?边区?荒城》，当它在《中国时报》连载时，就收到读者捐助巨款，并引发社会上长达数年之久的「送炭到泰北」运动。
可惜，这笔巨款，勾起大陆救灾总会的注意，依我和信疆的看法，认为应该由《中国时报》直接汇到泰北，可以建立若干个小型水库，解除山区最逼人的干旱之苦。可是，大陆救灾总会却坚持由他们统筹办理。官场文化中，「统筹办理」也就是使焦点变得一片模糊，统筹的不办理。我们反对，于是大陆救灾总会召开了一个会议，宣布他们的决定，并且严厉的说：
「这笔钱如果没有我们的批准，一分一毛也汇不出去。」
「我们可以找另外的管道汇出！」我说。
显然这正是大陆救灾总会最耽心的，一位官员咆哮说：
「那你可是犯了外汇管制条例，战时扰乱金融，包你又得坐牢。」
我和信疆灰头灰脸的走出会场，可以购买一千两黄金以上的巨款，不能为泰北孤军做出任何贡献。
次年，藉着参加该年度的世界诗人大会，再度出国，此行除了西班牙外，我和香华还去了德国、法国、义大利，而且立刻爱上义大利。在米兰定居的医生潘贤义、古桂英夫妇，开车送我们南下罗马，在我的要求下，行程特别列上圣玛利诺。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共和国之一，早就使我向往。我曾读过一篇报导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向北推进时，忽然发现前面有个城堡，两位身穿罗马帝国时代铠甲、手执铁矛的古代战士，大喝一声：
「这是我们神圣的国土，不容许侵犯！」
这个国土就是圣玛利诺。然而当我们进入圣玛利诺国土时，并没有发现城堡，也没有发现身穿铠甲、手执铁矛的古代战士，不过一条普通的乡村道路。路上寂无一人，也没有任何岗哨盘查，十分宁静。车行大概八、九分钟，抵达首都小镇，在那个小镇上，我的思想千回百转，一件事困惑着我：一个国家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大？人民幸福才是第一重要，国土大而人民生活贫苦，只能算是地狱。我特地买了一个望远镜，登上小镇山丘，俯瞰四周，万里青，全是义大利国土，这真是一个奇妙的袖珍国家，他们至少七百年没有战争，也就是说，从宋王朝迄今，都平安的度神仙岁月。多么奇妙的山河！多么幸福的人生！
欧洲之行以罗马作为结束。因为我是基督徒的关系，罗马的名胜古蹟，对我来说，都有一种亲切之感。我们一行人都喜欢罗马，喜欢天主教的神父。有一回，一位神父开车，带我们直向一条巷子冲去。我急得大叫：
「这是单行道！」
神父说：
「这是罗马！」
于是车头一转，屁股朝前，倒车进去，神父说，就是警察看见，也只能瞪眼佩服。
最兴奋的是，我们见到了教皇，教皇还亲自和我握手，不相信的话，有照片可以为证。──我是教皇在广场上巡视信徒时，千万个握手者之一。圣彼得大教堂附近的礼品店，每天都出售昨日所拍的照片，我就买了有自己的那一张。
爱荷华
开始写《通监》的第二年（一九八四），我和香华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的邀请，参加该校为期三个月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于是再度赴美。在爱荷华五月花大厦宿舍里，我每天埋头的，仍是继续翻译《资治通监》，香华因为会说英语，有用武之地，总是找时间访问其他国家作家。这项写作计划的主持人，是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先生，和他的华裔妻子聂华苓女士。五○年代，聂华苓是雷震先生的助手，主编《自由中国》文艺版，她跟我是二十年以上的老友，自然成为他们家的座上客。当时中国作家，无论海峡的哪一岸，有一项共同的特征，个个都是烟枪。我很少看到世界上有这样爱妻子的丈夫，安格尔自己不吸烟，但他却纵容他妻子的中国朋友，把家里搞得烟雾迷漫。华苓喜欢朋友，所以安格尔经常储备一条烟，以防中国作家一旦口袋里烟抽完的时候一哄而散。而爱荷华华裔的北京饭店店东裴竹章先生，他捐一笔巨款给爱荷华大学，指定作为邀请柏杨夫妇之用。这位从来没有回过祖国的韩国华人，从北韩到南韩，再从南韩到美国，他唯一的盼望是，盼望他的祖国更好。
就在爱荷华唯一的一次演讲，我讲了〈丑陋的中国人〉，一向，在任何地方演讲，无论讲得多么烂，总会有一些礼貌性的掌声，这次演讲以后，只有椅子纷纷移动的声音，听众静悄悄的起立散去。平时习惯于演讲后为读者签名，那一次也没有这种荣耀，连主席都觉得不好意思，搭讪着把我送回五月花公寓。
一个星期后，一位南美作家把两卷录音带交给我，说：
「一个中国学生要我把这两卷带子交给你。」
那是〈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录音，我请吕嘉行先生代为整理。感谢邀请单位没有把录音带销毁，否则的话，未必有再一次的讲出机会，也不可能有《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问世。
──就在前一年，我坐了两个小时的火车，从台北到台中东海大学讲同样的题目，大礼堂满座，前几排全是教官、教授，事前主办单位答应给我一卷录音，可是除了开头几句话外，全部空白。 讲演后的第二个月，美籍华裔作家江南先生，被从台北国民政府安全局派出的杀手狙击。案子没有破时，凶手是谁，已呼之欲出。我们在返台湾途中，经过旧金山时，向江南遗孀崔蓉芝女士致哀，并写一诗悼念老友，也同时自伤：
枪声三响撼金山我来湾北哭江南
陡觉浑身如泼水顿惊亡友已入罐潭
骨灰盈掬枉成泪音容仍在化作烟
香火两枝献灵上痴望归魂立窗前
书生爱国非易事举笔方知人世艰
身陷诛杀皆不晓恩怨亲仇都茫然
昔日曾蒙伸援手而今愧难报如泉
从此永诀幽冥道悲君自悲扬孤帆
文化人最大的错误，就是高估暴君赃官们的智慧，认为他们会做某些事，或不会做某些事。
我在美国时便写信到大陆寻找冬冬和毛毛，经过一番一言难尽的转折，终于把她们分别找到。因为母亲的再婚，两个女儿的处境，都是一把辛酸眼泪。但因为郭家是辉县大族，冬冬还没有改姓。而毛毛却一开始就认为母亲的丈夫就是生身之父，直到有一天，共产党厉行下放政策，每家只能留下长男或长女，其他子女都要放逐到乡村，做父亲的才告诉她说：
「你的生身之父是蒋匪余孽，下落不明！」
只有真正遭受到这种亲情遽变的人，才能体会出它的打击，是如何的沉重。现在，苍天保佑，就在这时候，生身之父出现。我必须从美国寄信，因为写的是四十年前的地址，万一退回，不会被特务发现，那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信件终于寄到她们手上，几经安排，直到一九八七年，冬冬、毛毛分别从辉县和西安，抵达香港，我和香华也从台北到香港。当初仓促离开她们时，一个还未出生、一个还是那么小，而今她们头上已生出白发。
父女相聚一星期，又要分别，送她们到红炮车站上车，看到二女佝偻的背影，四十年前离开时的情景，再现眼前，而这次难道是再度永诀？忽然间伏在栏杆上失声痛哭，香华扶着我说：勘「火车还没有开，快赶上去，还可以送她们一程！」
我们跳上列车最后一节车厢，一直送到罗湖，看她们进入国界，心情彷佛阴阳相隔。
而就在当天晚上，听到广播，蒋经国在台北宣布，准许国人前往大陆探亲。沧海桑田，真是一个幻梦接一个幻梦。
回到台北，已是圣诞节，美国总统尼克森先生访问北京引起大地春回，笼罩全世界的冰山，开始溶解。中国共产党宣布改革开放，欢迎当初定要缉拿归案、逃往台湾的「蒋匪残余」回乡探亲，并且保证对过去的反共罪行，甚至血债，一笔勾销。
这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巨变，当年随政府来台的军公人员，和像我这样的平民，大约有三百多万人，大陆被当作「匪区」，很多人因写一封信给故乡亲人，或接到过故乡亲人一封信，而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比比皆是，至于亲自回乡，更是骇人听闻。而今，四十年后，时间办到炸弹办不到的事，再严厉的惩罚都阻挡不住回乡探亲。其实，把亲人接到香港会面的浪潮，在此之前，早已开始，但只是隐密进行。当大多数人都向法律挑战时，法律便失去尊严。
蒋经国宣布准许台湾居民前往大陆探亲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成了「温门」人物，不断有记者访问，甚至有些外国驻北京记者，万里外来台湾采访时，总是顺便问一声我是不是准备回去，当然也附带调查一下，我在大陆被翻印作品的稿费，如何处理。从现在开始，九年零二十六天的牢狱灾难，完全转化成正面意义，《纽约时报》把我比喻为中国的伏尔泰时，我悄悄的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才知道伏尔泰的事迹，非常感动。
一九八七年，香港电台举办青年阅读奖励计划「开卷有益」，邀我前往颁奖。当我和香华走出香港机场的时候，忽然发现有点异样，突然间闪光灯照耀得如同白昼，使人眼睛都无法睁开，数不清的麦克风推到面前，记者群已围上来，几乎异口同声的问：
「柏杨先生，你对大陆查禁你的《丑陋的中国人》，有什么感想？」
查禁？什么查禁？我想都没有想到大陆会出版五种版本《丑陋的中国人》，造成严重震荡，以致人民政府不得不把它查禁。香港电台负责招待人员在机场前往旅馆途中，解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原来《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出版后，国务院总理胡耀邦先生曾经在内部指示上，对这本书加以肯定。现在，大陆发动的反自由化，主要的就是针对这本书而发。
这次参加颁奖典礼，是我在香港受到的最后一次礼遇，因为在一次餐聚中，有位记者问说：
「九七后，中共能不能仍然维持香港的法治和繁荣？」
我直率的回答：
「恐怕不能，不是中共没有这个决心，而是没有这个能力！」
第二天，报纸上原句刊出，朋友打电话沮丧的说：
「柏杨，糟了，你又祸从口出！」
果然糟了，从此以后，我每次申请入港的签证，都遇到困难，甚至拖到申请期限以后，才被批准，有的更石沉大海。
香华本来出生香港，我的赴港困难，使她恐惧有一天祸延妻子，油然生「回归」之念。感谢英国建立的健全制度，她很容易的取到她的出生证明，经过粤语口试，不久就领到护照，港台间不但可以通行无阻，出国旅行尤其方便，有一次，她在贝尔格勒申请赴罗马尼亚签证，台北护照要等两个月（北京护照也要等十天），香华急得团团转，问罗国大使馆的人说：
「香港护照可不可以？」
「现在就签给你！」
这是一个卡通镜头。不过，九七大限将到，将来，又是一番光景了。
家园
中国并不一直是个统一的国家，大分裂时代就长达三百八十六年，小分裂时代也有七十三年。但因为当时的政治制度和军事技术，都不能严密的封锁，所以边界上商贩来往，从没有长期断绝。可是一九四九年，共产党的人民政府在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仍保持中华民国的国号和年号，以海峡为国界，双方连一封信、一个字，都不能飞渡。
两岸突然解仇，使人震惊于万物不断蜕变的本质。大陆欢迎台湾同胞前往大陆探亲，台湾不但准许台湾同胞前往大陆探亲，更开放前往大陆投资经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国共血腥内战。
我于一九八八年九月，和香华重回大陆，先从香港直飞上海。回忆四十年前，上海四号桥警察公墓难民营那段日子，以及吴文义先生带我到台湾的往事。上海是我最后离开大陆的城市，又是回到大陆第一个踏上的城市，面对眼前的光景，不禁感慨万千。一向，国民党和共产党见面，总有一方是被绳捆索绑，想不到一夕之间，双方都能这样友善和睦，真得感谢新时代的来临。
这么美好的开始，却被我的性格破坏。我和香华到上海的第三天，就提议拜访正在受严厉批斗的王若望。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茹志鹃女士，这位出面邀请我们来访的东道主，一口回绝，说王若望回山东去了，不在上海。不久我却从小道获知王若望仍在上海的消息，便直接前去访问。我之坚决要看王若望，只是同病相怜，既没有政治意义，也没有文学意义。但是，却因此与茹志鹃女士决裂，重返大陆的第一站，就如此的不愉快。
多少年后，我也责备自己鲁莽，这是两岸文化初次接触还没有默契的阶段。我这个野生动物在台湾横冲直撞，撞进了监狱，现在到了另外一个刚开放的陌生社会，竟贸然提出要会见被孤立的异议份子，茹志鹃当然惊慌失措。我完全忘了出狱后的那几年，有外国记者要求新闻局安排访问时，新闻局都推辞说，他们既不知道我的住处，也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当上海不欢而散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我们就再没有招待单位，开始尝到疏淡的滋味，不过，我们反而交了一些新朋友，很是忙碌。
北京的中国作家协会还安排了记者会，一位和我们相处很好的小姐，告诉我们说，她们接到写柏杨的指标是：要少报导，最好不报导。不过，《人民日报》在我们抵达的次日，就把我们到北京的消息发布出来，一位文化官员告诉我：《人民日报》是全国性政治报纸，从不报导台湾作家行踪，你们是例外。我也因此对大陆新闻写作自由尺度，得到了解。
北京已变得与四十年以前大不一样，只有古老的胡同，仍是当年情景，我特地前往住过的口袋胡同二号凭吊。当初的主人魏国瑞夫妇以及东厢住的常咸六夫妇，都已化成幻梦。西厢当初住一位军官的太太，挺着大肚子等候丈夫归来。他最后归来了没有，没有人知道，现在只是另一位穿着陈旧的年轻女人，在屋檐下蹲着洗衣服，茫然的看着来去自如的我们，一句话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问。我走到大门，回想四十年前离开北京那一天的早晨，天色未明，常咸六和杜继生等送我到门口。杜继生忠厚木讷，当时，他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和一位美丽的北京姑娘辛蕙芳结婚，一对金童玉女，人人羡慕。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他送了一件棉袍给一个逃亡的反动份子，使他惹下麻烦，他被共产党「专政」批斗三十年，不能抬头。直到一九八五年，才算平反，安置在石家庄河北省教育学院当副教授，稍后退休，摔断了腿，又转成静脉炎，妻子半身瘫痪，不能言语，我两次去大陆都没能见到他，但我们终于取得了联系。
离开北京的前两天，在北京的台湾同乡会宴席上，我表示渴望能前往民主同盟总部作一次参观。因为我是在台北调查局特务刘展华监督之下参加民主同盟的，如果藉此机会能够看一眼民主同盟总部是方是圆，死也瞑目了。台湾同乡会长热心的说，她愿意代为安排。
第二天上午，我和香华就接到民主同盟的请帖。晚上，就在民盟总部，见到了久仰大名的民盟主席，也是当天做主人的费孝通先生。其余在座的都是民盟的高级官员，三○年代、四○年代全国知名的高级知识份子菁英，也都是在共产党无穷的运动中，被整肃过的对象。
对香华而言，她完全不知道在座的人的来历，索性不听大家的谈话，只顾一面吃东西，一面看她手中的一本书。半个小时后，用敬佩惊讶的眼光望着我，低声说：
「这本书写得真好！」
我随手接过来，是一本抗战时《大公报》派驻伦敦的特派员萧干先生的大作，这才发现当年可望而不可及的萧干先生也在座，不禁啼笑皆非说：
「你连萧干先生是谁都不知道？」
香华一脸茫然，我这才感觉到，海峡两岸隔绝得这么彻底。
下一站，我单独的返回故乡──河南辉县，香华则直接去西安，在毛毛处等我去会合。我就这样的回到了匆匆离开四十余年的故乡，正应验了一首唐诗，不过，只改一个字，就更符合眼前情景：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两岸开放后不久，我就教冬冬在幸而还没有被铲平的祖坟上，为父亲立下一碑，纪念我的哀思：
这里安葬的是郭学忠先生及夫人，也是我的父母，我没有见过母亲，但父亲于一九四○年在这里入土的时候，眼看灵柩冉冉下降深穴，我曾经抢地痛哭。而今（一九八八），大姐育英、二弟德漳，均已病故，大妹育俊、三弟德洋、幼妹育杰，不知流落何方，音信全无。事实上我非长子，长子汴生，幼年早夭，可惜我记忆模糊。已逝之人，当在地下见父，未逝之人，凭墓哀悼。我于一九四九年远移台湾，将来也葬台湾，子孙永难再归故土。父死之年，五十有七，儿今已六十有九，为我父立此一碑，如果幸得保存，作为海峡两岸郭门一线相牵，血浓于水，但愿两地后裔，相亲相爱。
我在冬冬和她的家人带领之下，就在碑前，向父亲的坟墓下跪叩头。当初父棺下葬时，我的哭声已远去天际，四十年后归来，泪已流干，只剩百感交集。
我回到当初读书的县立小学，看到书架上摆满北京友谊公司出版的《柏杨版资治通监》，回想读五年级时，第一次向上海北新书局购买当时新文艺作品的情形，历历仍在眼前。我读五年级时那栋教室仍在，只是看起来是那么小，当时同班同学，除了邓克保外，一个也不复记忆，只克非先生坐在讲台上的影子，和侯万尊先生的手板，一幕幕升起。
回到故居，「老司院」广场已经不见，乱七八糟的塞满了房舍。冬冬引导我走一条小巷，最后才走到老宅，大体上仍保持当年形状，住着不少人家，那些乡亲仰起脸，表情木然，没有欢喜，也没有惊愕。我原来住的大厅南厢房，却空荡荡寂无一人，对面有张大床，就是姥姥睡的那一张吧！霎时间，彷佛看到她把缠过的小脚泡在尿盆里，悲惨的仍在呼喊。我走到北厢房，那是表婶住的地方，当初她就隔着中庭，拉大嗓门给我讲故事，想探听她的行踪，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故居被瓜分四十年，我想多站一会凭吊儿时往事，却无法停步，有一种不能承受的陌生感使我窒息，隔离得太久太久了。同辈、玩伴，一个不见，环绕在四周的是深深的代沟，没有共同回忆，也没有共同言语，好像又是异乡。
在北京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辉县为我立了一个胸像，大陆作家牧惠先生问我怎么处理，我脱口说：
「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拆除！」
但是，回到辉县时，却发现像已竖起，而又没有人询问我的意见，冬冬把揭幕时的报纸拿给我看，当时确有一番盛况。我内心升起一种特别的情绪，有几分激动，有几分感伤，也有几分感激。
──三年后的一九九一年，北京《解放军报》对我发动攻击，几个月后，香港《明报》和台北《联合报》报导说：像被拆掉。我写信回去请冬冬查看，果然不见了，为什么拆？什么时候拆？什么人拆？拆除后丢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
我又回到开除我的百泉初中，当年的建筑所存无几，寻寻觅觅，校长不在，书记李春亭先生郑重的招待茶点，我怀念起当年的梁锡山先生、刘月槎先生，辜负他们教诲，那时太小，又没有人扶我一把……
下榻百泉宾馆，一天夜深，客人散去，我脱光衣服洗澡，才发现并没有热水，家乡十月末的酷寒使我受了凉，得了严重感冒，从辉县到郑州，从郑州到西安，从西安到香港，然后带回台北，过度的疲劳，不知道节制的应酬，加上水土不服，故乡气候已不能适应。
离开辉县，冬冬陪伴我前往西安探望毛毛，住在西安人民大厦。按照原定的计划，本来还要前往重庆，经三峡到武汉，但感冒已使我无法行动，困顿昏睡，四肢无力，所以决定由西安直飞香港返台，只好向热情挽留的当地朋友解释说：
「出门快一个多月了，有点想家。」
「你家不是就在河南吗？」
「不，我家在台湾。」
离西安那天，一早，毛毛、冬冬，和大陆作家周明先生、诗人晓钢女士一行人，把我们送上飞机。四十年隔绝后，第一次重返故乡，就这样匆匆结束。唯一的遗憾是：女儿的母亲们先后去世，姐姐也稍早去世，只留下一个不识字的甥女窦芳爱。往日种种，遗恨留到黄泉。两个小时的航程后，我们在香港着陆，当飞机轮胎和地面摩擦的声音停止时，飞机上响起一片掌声。隔着旅馆的窗子，俯眺香港的街道，一片繁荣，忽然感觉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心情安定下来。
回到台北，把这次返乡之行，写了一本十二万字的报导，定名《家园》，在台北《中国时报》发表，出书后，封面上题下几字副题：
大陆可恋
台湾可爱
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
再想不到，这几句话也会出麻烦。台北《远望杂志》一向刊出我是他们的顾问的，《家园》出版后不久，我就被他们开除，名字从杂志上消失，没有一声通知。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这几句话有什么不对，和冒犯了谁！
最后文字狱
匆匆十年，《通监》终于完成，十年中虽然发生了很多事，但都没有使翻译工作中断，任何时候，晚上都工作到深夜。我执笔那一年，六十四岁，早有白发，而到七十三岁完成时，白发已经满头。返乡探亲时，大陆报纸强调我六十九岁「高龄」，我暗自心惊，回台北后困惑的问城城说：
「六十九岁算高龄吗？」
城城反问说：
「六十九岁不算高龄，几岁才算高龄？」
《柏杨版资治通监》将近一千万字，平装本七十二册，精装本三十六册，恰恰是最初预估份量的两倍。远流出版公司安排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为「柏杨日」，在台北诚品书店举行一个盛大的庆祝酒会，庆祝生日，也庆祝全书问世。最高兴的是，城城、垣垣，和孙儿中中，都来参加，把我当作亲生之父的义女刘元旭，也从旧金山赶来，城城、垣垣、孙观汉、许素朱、陈丽真，也都拥至。我在致词时，万感交集的说：
「我是二十五年前的今天被捕的，那时候如果知道有今天这样的荣耀，心里一定不会那么痛苦难过。」
忽然间，我看到坐在前排的蒋纬国将军，忍不住直率的对他说：
「二十五年前的今天，也正是你老哥逮捕我的日子！」
我只是触景生情，脱口而出。而蒋纬国的风度这时完全呈现出来，他致词时，代表他的老哥蒋经国向我表示歉意，在座的人都深为动容。而最激动的还是元旭，为我过去的苦难，抱住我泣不成声。
《柏杨版资治通监》共译了十年，十年之内，另有三种版本问世：
一、《师大版通监》：一九八四年十月，台北文化图书公司印行。
二、《名远版通监》：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台北名远出版社印行。
三、《改革版通监》：一九九一年十月，北京改革出版社印行。
这证实了一项事实：古文已经死亡，越古的文言文，死得越是彻底。传统的知识份子对文言文唯一的办法是加「注解」或加「导读」，现代广大的读者群，显然不能接受，而渴望有现代语文的古籍出现。少数人霸占垄断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每一个普通读者都可以直接吸收知识。《通监》是一部将近一千万字的庞大巨着，十年内竟有四部版本出现，指出古文今译的趋势，没有人可以阻挡。
我自信《柏杨版资治通监》可以代替司马光的原着，但《柏杨版》的寿命最长恐怕也只能维持两百年，河山代有才人出，届时自有二十三世纪流行的当代语文代替。我小时候用的言语，二十岁时别人已听不懂。入狱前用的言语，出狱后别人也十分陌生。二十三世纪的《通监》译本，一定和《柏杨版》大异，甚至到那时候，可能用的是中文拼音文字，那就更令人兴奋。
和完成《通监》对我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是，我获得国际桂冠诗人奖。一九九二年，我请香华去美国凤凰城出席该会年会，一面代我补领去年颁给我的桂冠，一面代我向大会致辞。她匆匆动身，到了桃园机场，行李已经过磅，柜台小姐却发现她的签证已逾期几天，既窝囊、又沮丧，急回台北，忙得夜不安枕，但总算加签了护照，搭上第二天班机。而就在会场，才发现该年（一九九二）的桂冠得主竟是香华，兴奋的几乎跳起来，谁说「福无双至」？福也有双至的时候，只不过比乘飞机时，空中小姐昏倒到你怀里的机会还少。
就在桂冠奖之后，总统李登辉先生曾经在两次讲演中，两次强调说：
「柏杨的事件，以后再不会发生！」
这是国家元首一项正式的宣示，我万分高兴，在中国历史上恶名昭彰的文字狱中，我能成为最后一个受害人。
尾声
在遥远的北方，夏季，黄沙滚滚；冬季，冰原一望无垠。刚从蛋壳中孵出来的幼鸿，伸出脆弱的翅膀，畏缩的试着起飞。突然间，他摔落在地，奄奄一息，他挣扎站起，重新起飞。突然间，他再摔落在地，奄奄一息，他再挣扎站起，再重新起飞。他饥寒交迫，两目茫然。无法抵挡的狂风暴雨，一会把他卷向东，一会把他卷向西，一会把他吹向高空，一会把他投向大地，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他侥幸的一天一天成长，也侥幸的一天一天健壮。不过，和茫茫天地相比，他仍然那么渺小，渺小到世界上没有人注意他的存在。他十分孤单，使他不得不用一己的力量，负起集结在翅膀上的层层坚冰。
对着无边无涯的天空，他只知道飞翔，因为一旦停止飞翔，他将栽倒在地。时光在振翅中过去，天气无论是热、是冷、是阴、是晴，有时冰雹当头而降，有时脚下汹涌着随时会吞食他的大海。忽然，一支箭射中他，再一支箭射中他，他别无选择，仍只有继续不断的带箭奋飞。他羡慕其他的飞鸿，恣意翱翔天际，羽毛光亮，鸣声悦耳，掠过他的身旁，把他远远的抛弃在后。但他终于飞到鸟语花香的南国，他也哀伤一些比他更不幸的同伴，他们不过只中了一箭，甚至一箭都没有中，只不过眨一下眼，便栽落地面，粉身碎骨。飞行途中，偶尔，留下脚印，几乎都是带血的脚印，他低头凝视，不知道他的爪痕，为什么与众不同。
孤鸿飞翔了七十五年，现在，他缓缓下降，驻足高岗，发现自己满身是伤，满身是箭，有些伤口已经癒合，有些伤口还在滴血，有些箭已经脱落，有些箭还深入骨髓。时间把伤口的流血止住，但不能把箭拔出，他只有引颈长啼。
高岗不胜寒冷，又无限寂静，他可以听到山中的精灵，向他耳语。就在脚下，一个村落接一个村落，原乡正默默的看着他，作无言的呼唤。
九天翱翔闯重雷独立高岗对落晖
孤鸿不知冰霜至仍将展翅迎箭飞
附录：
01、柏杨:22世纪也不会是中国人的世纪
十年前，一篇拟在南方周末发表的谈话录
柏杨，两岸三地中国人熟悉的作家，一位“人权斗士”。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历史、十年通鉴……他不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也是思想家、社会观察者、文化评论者。这位受难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更是文化改革的行动者。
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问世以来，在华人世界引起了风起云涌的争论，至今余焰未熄。这本备受争议的书，使柏杨先生成为世界华人圈最具知名度的作家，也由此被海内外新闻传媒称为是一位最能代表中国人良心、又最有决心追求中国人尊严、也重视人类尊严的人。
1998年5月下旬，柏杨先生携夫人张香华女士回河南辉县老家探亲祭祖。5月28日上午，笔者有幸在先生下榻的河南中州假日宾馆，对柏杨先生进行了一次专题访谈。在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柏杨先生谈锋甚健，他的话语平易亲切，幽默诙谐，直率坦荡，妙语连珠，所谈尽是肺腑之言，绝无表面敷衍之辞，使人受益良多。
从正视丑陋着手
石炎岭：先生长期关注国民素质问题，并致力于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二十世纪即将过去，当我们站在新世纪门槛的时候，请先生就如何提升国民素质谈谈看法。
柏杨：我想这个题目非常大、非常重，也不是三言两语或是再长的时间就可解答，这是其一。其次，我自己也没有能力来回答这么大的问题。不过根据自己的感觉，觉得我们民族的品质应该提升。尤其是在这个世界上万邦林立的时候，我们中国必须要走到国际社会，决不能闭关自守。第一，现在是电子时代，根本不可能闭关自守；第二即便可能（闭关自守）的话，受害的还是我们中国人，不会是外国人。在地球上没有我们这个国家，其他国家照样可以活得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不参加国际社会，我们就不可能过得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我们的民族成为一个世界上很光荣的民族，很荣耀的民族，惟一的路，就是要提升我们的品质。我们常说，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我们常说，我们要争一口气。这都说明了我们必须要自我检讨。为什么我单独提出来要提升中国人的品质，没有提出来要提升菲律宾人的品质，也没有提出来要提升非洲朋友的品质，也没有提出来要提升泰国人的品质，这非常简单，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讲这个话不怕冒犯别人，因为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因为我们爱这个国家。所以我希望我们民族，在世界万邦之林中，成为一个光荣的民族。
石炎岭：十四年前，先生在美国发表了《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在华人世界引起了强烈的文化震撼。它可以说是战后半个世纪以来，对所有的中国人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受争议的一本书；同时在海内外也产生了许多误解。对此您怎么看？
柏杨：我想当初所以要讲演，而且在美国讲演，都不是故意的。原来，我准备在中国土地上讲，在台湾讲。但是，因为没有场合讲，人家也不给我这个场合讲。若干次呀，当对方知道我的题目是《丑陋的中国人》的时候，真要把我驱逐出去：我们不丑陋，你不要在此地乱讲。我根本没地方讲，所以在美国的时候，去一个地方，我抓住这个机会讲出来了。
批评本身没有善恶，只有是非。我们应该判断，我们讨论的这个主题是对还是错，而不应该讨论为什么在这里讲，而不在那里讲，为什么讲这个题目，不用另外的题目。不应该讨论你的批评是善意的，是恶意的。这种事情毫无意义。而唯一的意义就是说模糊焦点，避开这个事实，制造一个其他方面的主题来和稀泥，稀释我们主题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据说它有很大的影响，也出乎我意料。因为有美国人写的《丑陋的美国人》，也有日本人写的《丑陋的日本人》，它们当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有一点影响应该是在意料之中，至于这么大的影响，蛮出我意料。不过我觉得，因为我运气好的关系，这个影响还不能算大，因为我想象之中，假定我们台湾还在戒严时期的话，我可能重新被逮捕。假定说大陆没有开放的时候，那第一个我根本回不来，第二个这是犯罪的东西，不仅仅是查禁，恐怕力量还要更大，那必然有很多人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