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算术从此恶性循环，一辈子都无法提升，对我的升学，造成致命的杀伤。这是我平生最痛恨的一位老师，我不能原谅他的暴行。有一次，大概一个星期天，我在校园里打篮球，侯万尊也来参加，他连投两个球都进篮了，我捡起球来又传给他，并故意讨好地叫一声：
“侯老师，再投一个！”
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不对，侯万尊突然脸色大变，喝问道：
“你怎么敢对老师这种态度？跟我来！”
我虽不知道闯了什么祸，但我知道我闯了祸，而且是大祸，双腿几乎重得抬不起来，低着头像囚犯一样地跟在他的背后，一直走到他的宿舍。宿舍门上钉着一个牌子，上写“仰民室”——仰民，是侯万尊的别号。
侯万尊一进他的房间，就抽出手板，向我狞笑说：
“伸出手来！我不打你的右手，好让你写字，我打你左手。”
侯万尊端详着我恐惧的面孔，冷冷地问：
“你说，叫我打你几板？”
我完全变呆了，我想说几句乞求讨饶的话，但我的性格使我开不了口。主要的是我想认错，又不知道错在哪里，又恐怕认了错，使侯万尊更为发怒。我只一心想到怎么逃过这一场毒打，一股被羞辱的恨意从心中升起，我的心灵向侯万尊咆哮说：
“你为什么问我？板子在你手里，你要打多少就多少，你怎么会听我的？你欺负一个孤儿罢了。”
但我忍耐着尽量把语气放缓、放软，忽然间脱口而出，说：
“随便。”
“我就打你这个‘随便’。”
侯万尊暴跳起来，大声叫骂，一面用手板雨点般打向伸出来的我的小手。我痛得大叫，每一板子下去，小手都被打得摔向背后。侯万尊并不痛惜，仍大叫：
“伸出来，伸出来。”
在这一生中，我就后悔我当时不敢拔腿逃走，痛恨自己畏缩、没有胆量。尤其是我必须自动伸出手挨打，是我一生中最早的一次重大侮辱，我不能忘怀。我把侯万尊恨入骨髓，心里想：
“我长大了一定要报复。”
几十年后我终于长大了，甚至于长老了，我虽然没有报复，却产生一种强烈的诉求，那就是我反对任何体罚，认为凡是体罚学生的教师，都应受到严厉的谴责。
这是我最后一次被打，大概挨了十几板后，侯万尊才让我捧着渗出鲜血的小手出门。我害怕学校，又逃不出学校，天地之大，在我看来只是一个牢笼。
有一天，在我住的“老司院”空地一口水井里，人们打捞出一具跳井自杀的人的尸体。我望见那光着上背的男性尸体，脚上头下地从井里吊出来。隐约听说，那是县政府的一位职员，因为家庭过度贫穷，无法赡养家小，才投井自杀。就在那刹那之间，十二岁孩子的我兴起投井自杀的念头。可是我没有付诸实施，因为我一转脸就遇到一个同班同学，大声告诉我一条生路，那是一份招生简章，同学高高举在手上，喊叫着、跑着。他也是挨打族群的一员，所以我立刻就会悟到是一个天大的消息。果然，那份简章上说：在辉县县城北方约三公里的百泉镇上，新成立的私立百泉初中，招考一年级新生，除了高级小学毕业生可以报名外，高级小学五年级肄业生也可以用同等学历报名。我正在就读高级小学五年级，这消息使我高兴得发疯，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事实上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肯垂听我的咨询，包括表婶在内），就悄悄地带上毛笔盒，前去投考。
这是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充满自信的考试，半个月以后，学校发榜，我被录取。辉县是一个荒僻的县分，教育并不发达，百泉初中虽然是当时该县惟一的最高学府，但因全县没有几个高级小学的缘故，惟恐招收不到学生，所以包括我这种菜鸟在内，才勉强招足了两班。
百泉初中的环境十分优美，天下没有几个学校像百泉初中那样地紧傍着小河小桥。“百泉”这两个字，当称“百泉乡”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庄，而在百泉乡的中央，苏门山下，有一个“百泉湖”，那是一个美丽而巨大的池塘，湖水清澈得可以看出从底部冒出来的泉水水泡。像星宿海是黄河的发源地一样，百泉湖是卫河的发源地，百泉初中就在百泉湖下方不到半公里的地方。可是这么好的环境，学校却设在一座破庙里，包括学生宿舍在内，全是用借来的庙宇和民宅，因为距县城有三公里之遥，所以我也成了住宿生。
一般小孩第一次离家到学校住宿的那种依恋或畏惧的感觉，我一点都没有。在开封时，我一个人住一间房子，回到辉县，也是一个人住一间房子，而宿舍里，小朋友拥拥挤挤反而觉得热闹有趣。不过那些小朋友都来自四面八方的荒村僻壤，尤其是来自山地的学生，讲得一口比辉县话还奇怪的盘上话（“盘上”是辉县北部山区地带，海拔约一千米）。他们是当时典型的山地居民，呆头呆脑，言语粗鲁。最初，我们十几个人一个寝室，木板床紧紧相连。有一天晚上，和隔床来自盘上的一位名叫尚均的同学，一言不和，他的闪电拳头已击中我的胸膛。我看他个子既大而又蛮不讲理，不敢还手，吃了闷亏，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十年后，尚均当辎重兵团驾驶兵，还载着当时已是兰州大学学生的我，西出玉门（甘肃省玉门县，不是玉门关），饱览西疆的景色。
县城距盘上大约二十公里，我以辉县平地人的身份看盘上山地人，认为盘上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而开封人看辉县人，也认为辉县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北平人看开封人，同样认为开封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南方人看整个的北方人，也认为北方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后来更发现，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也都言语奇怪，没有教养。这种观察和感慨，虽累积了四十年才得到，但它确是源于尚均那猛烈的一拳。
我考取初中，对自己而言，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第一，我终于彻底摆脱了恶师侯万尊；第二，我开始学习英文，用不了两个礼拜，就把二十六个字母既会写又会背——可惜我的英文程度就到此为止，以后再也不能提升。好比说，那个the字的发音，我几乎念了一年多，几千几万遍，还是不会。因为我念英文，完全是用中文注音的，而the字的发音是没有恰当的中文可以注音。然而，使我对英文完全绝望的一件事，发生在第一学年，学校开课后不久，英文课本上有下列的一句话：
“I have a pen.”
我就注音“爱海夫恩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万万想不到，书被磨来磨去，字迹有点模糊，“恩”变成“思”，“盆”变成“盒”。我就读成：
“爱海夫思盒。”
英文老师是梁锡山先生，河南大学毕业，他眼睛瞪得像一对铜铃，问我说：
“思盒？思盒？思什么盒？哪里来的思盒？你怎么读成思盒？”
他慢慢走到我面前，把我吓坏了，赶紧低头找书再看，因为惊慌过度，连“思盒”也不见了。可是梁老师却耳聪目明，他把英文课本夺过去，一眼就看到了毛病出在哪里，顺手拿起了砚台，敲打我的脑袋，重复说：
“思盒，思盒，看你还敢不敢再思盒？”
这一次是我上初中第一次挨打，以后虽没有像小学五年级时那样打不离身，但也唤回了我从前挨打的噩梦。我的英文程度是这样的低落，算术程度更在水准以下，雪上加霜的是，初中课程除了算术一门课以外，又加上代数、物理和化学，每一门课都是一个苦难，使我无法应付。我真不明白，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学问，学也学不完。尤其学校的老师，一个不如一个，像英文老师梁锡山，他是一个非常和睦的年轻人，拥有一个胖太太，他的英文程度到底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但是我发现英国人的名字中经常有威廉第三、查理第五，感觉到非常奇怪，心里想，这是不是和中国的三叔、五叔一样？而且，我读了两年初中，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英国人有没有姓。假定没有姓的话，他们家族怎么区别？假定有姓的话，那姓应该是什么样子？尤其使人大惑不解的，好比说詹姆士第三，生了一个儿子，应该叫詹姆士第四才对啊，想不到他会叫约翰第二！这使十二岁的我，想了两年都没有想通。有一次，我鼓起胆量，向梁老师提出这个问题。梁老师回答说：
“英国人没有姓，他们都是依照第五、第六顺序排下去的。”
“可是也不对啊！”我说，“那么，詹姆士第三，生了一个儿子，应该叫詹姆士第四才对，为什么却叫约翰第二呢？”
梁老师被问住了，他倒没有翻脸，只搔搔头，站起身子，说：“有时候他会将儿子过继给他哥哥弟弟的，所以连名字和辈分都改了。”
我还要再继续问下去，梁老师已经走开，手摇着一把折扇，用力地扇风。我心里虽不服气，但并不敢追上去再问，以后也不敢再提出来。我心里有一种反抗意识，我相信英国人一定有姓。
最致命的老师，还是教算术与代数的老师，我已经无法记得这两门功课是怎么读的，根本不晓得代数是什么东西。很多同学以及一部分老师，总夸奖我聪明，我确实聪明，但一个人一旦聪明到认为不用学习就什么都会的时候，就已经走到尽头了。就在百泉初中，十二岁的我，揭起了“横行”革命，仇视所有横排的书籍，包括英文、算术、代数、物理、化学，决心对它们连一眼都不看，上课也只打瞌睡。大家不是都说我聪明吗？聪明不能使我学会功课，却使我交了不少狐群狗党的好朋友，考试的时候，专门传小抄给我。所以，我的功课虽然天下最烂，但考试成绩总是漂漂亮亮的。同样地，我考试成绩虽然漂漂亮亮的，但是我的功课却是天下最烂。举个例子，我一直读完了上、下两册化学，可是“原子价”是什么，直到二十世纪要过完了，仍然不知道。
教物理学一位朱姓的老师，是一个长胡子的小白脸，扭扭捏捏像个大姑娘。他也是大学毕业生，不过他的程度跟我同样差劲。朱老师一上课，就把书本上的课文一字不漏地抄到黑板上，再由学生抄到练习簿上。在记忆中，朱老师从没有和学生说过一句话，学生从来也不敢问他问题。无论是物理或化学，百泉初中没有做过一次实验。这样的一个乡村草莽学校，能够持续下去，也是一个奇迹。
可是，也有使我怀念的老师，第一位是国文老师刘月槎先生。他是河南省陈留县人，也是英文老师又兼校长的梁锡山读私塾时候的老师。他已经很老了（可怜，那个时候他不过六十岁，以现代眼光看起来，离老还差大大的一截），脸上堆满了像核桃皮一样深刻的皱纹，顽皮的学生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老核桃”。刘老师非常欣赏我的作文，每一次都批上一个“甲上”，使得我在学校里声名大噪，也使我飘飘然自命不凡，忘了我是谁。虽然我对“横行”功课一无所知，但仍然昂首阔步，好像是一个功课最好的学生一样。实际上，我的国文程度，并不如刘老师所嘉许的那么好，因为他也是一个半吊子。我记得当时作文，开头常用的一句话是“满天星斗，月明如画”，刘老师总是在旁边加上双圈。直到五十年后，同样教国文的妻子香华，告诉我那不是月明如画，而是月明如昼；而且，当满天星斗时，月光不但不可能“如画”，也不可能“如昼”。半世纪荣耀，一下子破灭。
另外一个可爱的老师，确确实实可爱，是一位女音乐老师，已记不得她的姓名。她大概最多不过二十三四岁，面颊红得可以挤出苹果汁来，教百泉初中的时候，已挺着五六个月大的肚子。有一次音乐课，学生隔着窗子，看到她丈夫护送她从邻近的乡村师范学校，走向百泉初中。她丈夫可能在百泉师范教书，他的右手拉着她雪白的左手，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小提琴，小心翼翼地扶着她跨过水沟。我们这一群野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和这么漂亮的女人，以及这么亲密的夫妻关系，我们就在教室里大声呼叫，用脚跺地，双手握拳，拼命地擂动书桌，一直把训导主任引过来，幸好，没有人挨打。这位女老师好像只见过一次，却终生难忘。
我考上初中后不久，继母从开封也回到辉县。她昭彰的恶名使大家害怕，和我家一墙之隔的二叔郭学涛的妻子，立刻把两家往来的惟一小门，用砖堵死，以免受到继母的牵连或影响。这项强烈措施，我并不知道它的原因。后来才知道，就在我回到辉县这两年间，父亲跟继母，统统吸上了鸦片，房地产几乎全部卖光，在开封不能立足。又过了不久，父亲也跟着回来，他们才发现我已就读百泉初中。父亲表示说，本来计划把我送到开封省立初中的，大城市学校的学生跟乡下学校的学生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既然已经念了乡下的初中，也就算了。
背影和呼喊
继母突然在辉县出现，一开始的时候，使我吓呆了。但是，因为第一，辉县到底是郭家的老宅，来往的都是郭家的亲友，第二，她刚刚回来，一切还很陌生，所以我所恐惧的挨打，竟然没有发生，也许是新环境的新鲜感，使继母暂时收敛起她的凶性，甚至还面带笑容。我从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于是，立刻就忘记过去所受的种种凌虐，而且还感觉到有一种骄傲，觉得晚娘跟亲娘一样，第一次尝到父母双全的温暖，在这一段时光中，我无比地快乐。辉县家宅共有四五个一连串相连的院落，大门在一个街道上，后门在一个广场上，那就是当时很有名、现在已盖满了房子、早被人遗忘的“老司院”。从“老司院”的后门进来，就是一个菜园，表婶就在那个菜园里种些黄瓜、丝瓜、茄子。我对这很有兴趣，尤其我非常喜欢搭黄瓜架，也会用井水灌溉，有时候摘下来最嫩、最脆的黄瓜，一面走，一面吃，是我最大的乐趣。
可惜，好景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日子。有一天，当我玩耍回家的时候，没有进门就听到继母跟父亲吵闹的声音，最熟悉的开封家里那种扯破尊严、下流的嘶喊和辱骂，突然间重现眼前。继母厉声尖叫和不停地跳脚，辉县人虽然原始落后，没有见过世面，但是也没有见过女人这样发威的场景。大家所受的惊吓，远超过习惯这种叫骂的我。
我躲在墙角，脸色发白，看到父亲愤怒地冲进房子，披上大衣，拿起皮包，一直走出后门。那是很明显的，他要离开辉县这个家，摆脱这个失败的婚姻所带给他的折磨。而从继母的诟骂中，知道他要再回开封。我忽然惊恐起来，很想扑上去拦住爸爸的去路，但是我不敢，于是身不由主地远远跟在父亲背后，一路追踪，从家的后门，穿过空荡荡的“老司院”，穿过东大街，穿过南大街，一直望着父亲的背影。在大衣的包装下，看不出来他的身材，但我知道父亲非常瘦弱，年纪很老了（那一年，父亲不过四十几岁，可是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看来，确实是很老了），而且一直咳嗽。每一声咳嗽，都使他提着手提包的右手抽动，我为可怜的爸爸流下眼泪。静静地追下去，爸爸就在前面人群中忽隐忽现，最后出了南门。南门外，就是一条通向新乡的二十公里长的马车大道，我发现父亲会一直步行到新乡（那时候还没有任何代步的工具），到新乡后再坐火车前往开封。
我原来并不知道为什么追赶父亲，也不知道追到父亲后又要做什么。现在我忽然兴起一种强烈的欲望，希望如果追到父亲的话，盼望他能把我带在身边，一块回开封。而就在出了南关后，行人逐渐稀少，我没有办法隐藏，父亲突然转回头来，看到了我。我也看到了父亲，又惊又喜，我在心里喊：
“说不定爸爸会带我走！”
正当我要跑到爸爸身边的时候，爸爸忽然大喝一声：
“你干什么？马上给我回去！”
我稍微一呆。
“快回去！快回去！”父亲厉声说，“你要挨揍？”
我立刻转身飞奔，再也没有回头看父亲一眼，而就在我踏进家门的时候，已听到继母冷冷的尖叫声：
“叫炮头，你仗着你爸爸在家，横冲直撞，现在，你爸爸走了，我看你还仗势谁？”
骂声还没有结束，一个父亲平常用的书桌上檀香木做的镇纸飞了出来，那镇纸约拳头般大小，击中我的胸脯，我往后踉跄了几步，栽倒在地。继母随继冲上来，用一个小板凳砸下去，我抱住头部，哀号着逃开，一面哭一面跑，一直跑了两三公里，跑回学校。
在这种环境下，我的功课成绩注定低落。当我在百泉初中升二年级的时候，二年级共两班，一班成绩较好，一班成绩较差，同学们就把较好的那一班称为白菜班，较差的一班称为萝卜班。我当然被分到萝卜班，有时，我去问刘月槎老师功课，他总是和和气气地对我说：
“你好好用功，我提升你到白菜班。”
可是，不幸，我这一辈子都读不上白菜班。
我虽然功课出奇地低落，可是，那个时候，正是发育的年龄，却是非常能吃。全校小朋友的伙食，也跟我们的班级一样，分成两团，一个伙食团被称为“白菜团”，可以吃白面馒头，而且有肉，另外一个伙食团被称为“萝卜团”，只能吃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一碗稀汤和几粒咸菜，稀汤里根本没有一滴油。“萝卜团”一个月只缴一块银圆，“白菜团”则需两块银圆。表婶每月给我的伙食费是一块银圆，所以只好参加“萝卜团”。
玉米面窝窝头绝对可以喂饱肚子，但是，一个像我这样年龄的孩子，需要吃三四个才会饱，而玉米面粗糙又没有味道，难以下咽。最残忍的是，这两个伙食团门靠着门，相邻并立，每次吃饭，对我来说，都是艰难的考验。我们所谓的饭厅，就是厨房前面的院子，没有桌子，没有椅子，也没有小板凳，各人端着各人的碗，围绕着院子，蹲下进食。白菜团的同学们手里的白面馒头发出一种清香，热腾腾的炖肉，更刺激辘辘的饥肠。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种贫富差距带来的创伤，渴望吃一口肉，一口就好。按理来说，我家那时的情况，依弟弟妹妹每天早餐可以喝牛奶吃荷包蛋的标准来看，我还是有资格参加“白菜团”的，但我吃不到，因为谁叫我是没有亲娘的孩子？我的眼睛不断望着那白馒头和肥肉，当有人望过来的时候，我会立刻把头转到别的地方，表示自己并不在乎吃什么。很多年后，有人向我宣传人类天生是素食动物的时候，我完全不能接受，我认为人类天生的是肉食动物，拒绝吃肉是违反上帝的意思，不准别人吃肉是一种对别人的惩罚。因为正餐使我一直有一种饥饿的感觉，所以就向校门外那些卖零食的摊贩买零食。当然我没有钱买，于是乎，我又犯了开封时代的老毛病，请求摊贩老板准我赊账。那时候能够读初中的学生多少还受人尊重，于是老板答应记账。连三岁的孩子都可以猜得出来赊账的结果是什么，我欠了根本无法偿还的一笔巨款，大概有三四元之多，雪上加霜的是，有一次我管伙食团，把钱挪用了吃零食，竟欠下面粉摊也有三四元之多，债主就堵在学校门口，我连校门都不敢出。
可是不敢出校门并不能解决问题，学生总是要出校门的，逼得我快要发疯。穷极计生，我带着债主回到辉县县城的家，溜进仓库，让那些债主用脸盆当作斗，把麦子装到口袋里还债。那时候，表婶恰好不在家，家里另外一个老人就是姥姥。姥姥默记脸盆倒麦子的次数，估计约有两石之谱（一石十斗），她告诉了表婶，表婶写信告诉了在开封的父亲。父亲写信叫表婶揍我，表婶当然不敢动手，因为她到底只是郭家的佣人。
在这里要说明的，继母在父亲奔回开封后不久，也回开封，却把她的婆母送回辉县与我们同住。在正厅的两端，各有一间卧房，表婶住一端，我跟姥姥住另一端。我对姥姥泄漏我偷卖麦子的秘密十分不满，不过我只有心里不满，没有表现出来。但我一生都为曾对姥姥不满这件事十分懊悔，姥姥是一个忠厚的老实人，也是一个最可怜的老人。年轻的时候，她当一位“道台”（郡长）金屋藏娇的姨太太，她当年的美丽和享受的荣华富贵，恐怕属于天上人间。可是噩运向她下手，民国成立，身为满洲人的“道台”下台，儿子也不久死亡，她则随着媳妇以娘亲的身份到我家。她的财富和显赫的“道台夫人”地位，最初还相当受人尊敬，可是，财富不久就被耗光，她在家中就逐渐地没有地位了。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两三次，继母叫她一声“妈”，其他时间都是对她呼来喝去。我一向认为姥姥就是继母的亲娘，一直到有一天知道这个复杂的关系时，才对姥姥十分怜惜，为姥姥难过，有时听到继母刻薄地责骂她，更感觉到她老来孤苦和内心的绝望。
姥姥出生官宦家庭，文化水准较高，虽然她不识字，但她的言谈行为、一举一动都显示出她的文明素养。这和我们纯粹的草根性格格不入，有时她文明的语言反而引起父亲的自卑感。而姥姥和大多数年纪大的老人一样，经常想起当年，她常常用“当年我们大人……”作为开端，更使得父亲大不高兴。
在开封的时候，我几乎对这位姥姥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忆。姥姥到了辉县，和我对床而眠，使我贫乏的童年生活中，多了一个人物。姥姥不久就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脚痛，我常在半夜被她呼痛的声音惊醒，后来不仅仅半夜呼痛，简直是日夜呼痛。她说那像是把脚放到火炭上一样地痛，最初她把脚泡在冷水里，还可以止住，后来冷水已经失去效用。有一次，我好奇地蹲下来
察看姥姥已经缠过的小脚，研究那种致命的痛，发现她的脚背隆起，脚趾蜷缩，完全变了形状，非常可怖。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女人的三寸金莲，既想呕吐，又感到毛骨悚然。多少年后，我想这可能是一种痛风，但当时没有一个人说得出她害的是什么病。事实上，表婶也从没有给她请过医师，每当安静的午夜，万籁俱寂的时候，姥姥一声声的哀唤：“痛死我了！痛死我了！”穿过窗户，向外飘荡，使我想到她那个做“道台”的丈夫和她那已死去的儿子，甚至还使我想到：当初把妙龄的她卖给道台的她的父母，是不是听到这种哭号？那是多少年、多少年前的往事了。
姥姥去世前，又被送回开封。她临去之前，并没有祖孙话别的场面，只是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别人告诉我的。她这一去，从此没有再见。
逐出学校
我自认小时候是一个坏孩子，因为我没有受过什么家庭教育，没有累积下教养，个性又十分顽劣，使我无法成为一个驯服的乖乖牌小白兔。我喜欢看的武侠小说，恰好和我潜意识中的反抗性格结合。现实生活中，除了挨打外，没有享受到多少温暖，只有一次，当我十岁的时候，是在开封，一位同班女同学，送给我一个用泥捏的风箱玩具，大概有一个大人的大拇指大，用墨涂得黑黑的。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拥有的玩具，放在口袋，放在床头，想着那位女同学，可是我的胆量忽然小起来，不敢和她讲话，直到回辉县前夕，却把它弄丢了。但那个女孩子的印象并没有丢掉，一直留到现在。
后来，到了辉县上小学五年级，那时候的女生几乎都比我大，而且没有开封的女生那么清秀，我自然和她们玩不在一起，不但玩不在一起，反而几乎天天发生冲突，随时都在吵架。前面坐的是一位女生，我总是把毛笔放在桌边，使毛笔头露出半截，那女生往后一靠，一定沾一背墨，她总是大叫：
“我非告你不可！”
“非者，不也，”我说，“非告就是不告！”
结果当然是告了，告给侯老师，每一次都挨一顿手板。
只有一位女同学，个子小小的，纤巧玲珑，坐在第一排，和秦鼐同桌——秦鼐就是前述那位父亲向侯万尊抗诉的同学。这个可爱的小女生，起了一个男生的名字，名叫邓克保，我一直想找机会和她讲话，但她从来不理我这个野男生。
秦鼐和邓克保两位同桌的小朋友，命运似乎都不太好，听说秦鼐在考取大学后过世，邓克保小学毕业后也过世了，不知道害什么病。四十年后，我在台北《自立晚报》连载报导文学《异域》时，就用邓克保作笔名，“邓克保”成为文中以及后来的电影中男主角的名字。这篇报导文学使我和邓克保一直结合在一起，她是我惟一记得的童年女伴——不，是童年女同学，仅仅是女同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假设这是一场美丽的恋爱的话，大概就是我的初恋吧！
辉县虽然是我的故乡（老家），可是我却像一个流浪天涯的孤儿，继母在父亲离家出走后，也跟着回到开封，辉县偌大的庭院中，只剩下同样孤苦的三个人，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跟仆人没有什么分别的贫寒表婶，另一个就是日夜呼痛、哭诉无门、六亲无靠的姥姥。事后回想，发现我的家道就在这个时候迅速中落。鸦片的剧毒开始侵入我们这个小康之家，使我们这个刚脱离农村、跃升到都市、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从吸第一口鸦片开始，不到四年（我在辉县县立第一小学和百泉初中那段日子），迅速地接近赤贫。我并不知道这个经过，但在辉县一连几进的深宅大院，除了我住的那一进院子和靠后门的那个菜园以外，全都被父亲卖掉，而后门也就成了大门。我当时的年龄还不能直接感觉到家庭的衰败，但从表婶给我的伙食钱，只能够参加萝卜团，不能参加白菜团，才有贫寒的感觉。凡是参加萝卜团的同学，多少都会受白菜团同学的轻视或欺侮，不知道这是一个文化现象，还是个别的气质，有钱的大人固然看不起他的穷朋友，有钱人家的小孩似乎也同样看不起他贫苦的小朋友。不知道学校为什么设立这样强烈对比的伙食团（故事总是重演，十年以后，我在四川省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念书，学校里也设立了两个伙食团，一个是四川同学的吃肉伙食团，一天三顿全是白米饭而且有肉，另一个是外省同学设立的靠教育部贷金为生的吃菜伙食团，早上吃稀饭，一个月吃不到两次肉），这对穷孩子的自尊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于是乎经常采用暴力——打架、骂粗话、跟老师对抗等等手段，来平服自己内心的自卑，我是这个族群中最出名的一员。
我的功课之糟，是“天下”皆知的事，但最初行为还有一些大城市文明的痕迹；后来，这些文明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了，我想到的，除了玩，还是玩。第一个最大的志愿就是想当一个篮球健将，可是我篮球却打得不好，得不到体育老师的赏识。虽然我非常努力地练习，但班队、校队，全没有我，我就省吃俭用，自己买了一件背心，到裁缝店，前边缝上“泉中”二字，背后缝上一个“2”字（本来想缝上“1”字的，但我很谦虚，所以只缝上“2”字，表示校队的二号人物）。平常不敢穿，只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才敢穿。而那个时候，却没有篮球可玩，篮球都锁在训导处的柜子里。无可奈何，只好去偷，偷到之后，就在球场上，投一次篮又投一次篮，然后回到城里冷清的家，当然顺便也把篮球带到家里玩。
四十年后，在北京遇到同班同学——后来当了中共高干、而又退休了的朱光弼。朱光弼询问我偷球的技巧为什么那么高竿，因为我偷了几次球都顺利得手，有一次，朱光弼跟我一块去偷，忽然门锁响动，我飞快逃掉，朱光弼却被捉住，挨了一顿揍。
骑脚踏车是那个时候学会的，游泳也是那个时候学会的，当然是狗爬式。狗爬式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非常消耗体力。有一天，一群同学到百泉湖去玩，有人提议游泳。那时候辉县还没有“游泳”这个名词，所谓游泳，当时称为“洗澡”或“浮水”。一个年长的同学问我：
“你会不会？”
我逞能说：“当然会！”
当我随大家“扑通扑通”像鸭子一样乱七八糟从岸上跳下去之后，一股刺骨的冷冽，使我觉得不妙。游不了一分钟，就浑身瘫软了，身子忽然下沉，而脚却接触不到湖底，心里更加惊慌，喝了一口水，叫不出来呼救的声音，被旁边一个同学发现，抓住我的头发拉到岸边。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自找的“天灾”。如果那一次淹死了，天下最欢喜的，恐怕就是继母。
我在百泉初中横冲直撞，就在二年级末期，校长梁锡山老师，为了提升学生们的程度，规定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照常上课，全体学生都要留校，由老师们义务为大家补习。这种循循善诱的情谊，在以后多少年的日子里，一想起来就深为感动，可是那个时候年龄还小，不能领会善良老师的苦心，而且，我的基本性格也在成长中逐渐显现出来：星期天本来是应该玩的，为什么不准玩？而且我争的也不一定是玩，而是对这种无理的压力有强烈的反弹意识。
这时候一个叫冯立勋的同学，比我大八九岁之多，已经结了婚，遇到星期六，当然强烈地渴望回家和他的小妻子相聚，可是他一个人又不敢逃走，就诱惑我和他一起行动。这正符合我的愿望，于是两个人步行三公里，兴兴头头，半跳半走地回到县城。冯立勋一头栽到他那个温柔乡里，不肯出来，把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丢在大门外。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家里搞什么，或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使他这么着迷（我的年龄还不知道什么是闺房之乐）。我等了又等后，只好跑回自己冷清的家。第二天就是星期天，一觉醒来，走投无路，又没有其他地方好去，只好再走三公里回到学校。就这样，事情爆发了。
走进学校大门时，全体同学正在上课，大院子非常寂静，满地都是炙热的阳光。全校师生的眼光，从各个窗子望出来，注视着我这个小小的身影，孤独地走向萝卜班教室。偏偏梁锡山老师正在班上补习英文，默默地看着我入座，然后走到我的面前问说：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回家。”
“你不晓得学校不放假？”
“不晓得。”
梁锡山脸色变青，我心里也在沸腾，我想喊：
“你明知道是星期天，为什么不放假？这是应该放假的，你剥夺了我们的权利。”
当然，我还不懂得“权利”二字的意义，但心里确有反抗的行动。结果我没有喊出来，因为我还是有点害怕。梁锡山老师从我手中夺过来英文课本，挑出一段，叫我背诵。用不着算卦就可以知道结果，我连念都念不出来，更不要说背，支支吾吾了一阵，全班同学都看着我，一点声音也没有。梁老师把课本摔到桌上，因为用力太猛，课本在桌上跳了一下，滑落到地面。梁老师接着用手想打我，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大概是大家注目的眼光，逼着我不得不表演英雄行径），一举手就把梁老师的手掌挡住。这是一个天大的反抗事件，梁老师也愣住了，喝道：
“你敢动手？”
我也喝道：
“你敢动手？”
梁老师已经被逼到墙角，无法结束这项师生面对面的冲突，于是他大怒说：
“学校不要你这种坏学生，给我滚出去。”
我也被自己的行动吓住，但是已经下不了台，除非讨饶，可是我又不肯讨饶，因为我害怕罚跪！跪，是继母给我的一种最轻微、最平常的刑罚。于是，我也叫喊说：
“走就走，你摔坏了我的英文课本，赔我的书。”
梁老师扭转身子，气冲冲地走出教室，叫说：
“找一本英文书给他！”
被吓坏了的小朋友，以及别的班闻声而停课的小朋友，都跑出来，跑到广场上，远远地围绕着布告栏。我也跑出来，张皇失措地站在人群里，不知道如何是好。
一会儿功夫，一个工友拿着一张布告，贴在布告栏里。大家慢慢地围拢上来，一个一个瞪大眼睛，张大嘴巴，注视着那张布告。那是一张开除我的学籍的布告，上面写着：
“郭定生冒犯师长，开除学籍。”
这是一项滔天大祸，超过我所能承受的，我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又不知道父亲知道后有什么反应，免不了要挨揍。英雄气概霎时间没有了，但仍作最后挣扎，我冲上去，把那个布告撕下来，然后大声说：
“梁锡山，你赔书！”
梁老师派一个工友把书塞到我手中，几个身旁同学向我小声警告：
“你还不快逃，他们叫警察去了。”
我这才觉得真正不对劲，我本还想逞英雄，站在那里，表示毫不动摇，但我实在是害怕到极点，于是就像一只土拨鼠一样，狼狈地顺着小径，跑得无影无踪。
这是我错误的第一步，是一生中第一件使我后悔终生的事。假定人生能重来一遍，我绝不会冒犯梁锡山老师，因为梁老师性情温和，对学生十分爱护，很负责任地教学。可惜，那时候的我，完全不能领会，等到能领会的时候，听说梁老师已经逝世。
至于另外一位教国文的刘月槎老师，虽然他总是给我的作文九十分，又不断宣称“把郭定生从萝卜班擢升到白菜班”，但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他只是一个没落的上一代的老秀才，放着“国文”正式课本不教（上面有鲁迅等当时名家的文章），却印一些他自己写的被称为“范文”的大作。
剧毒海洛因
逃出学校后，只有一条路，就是回三公里外的县城。家里仅有的两个老人，表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开除，姥姥更是不知。我天天睡大觉，有时到城外“三闸”抓螃蟹。幸好，那时候的荒僻小城，还没有青少年帮派，否则的话，不可避免地我会陷进另外一个世界。我逛荡着，没有人跟我玩，也没有朋友，同年龄的孩子都在上学。我把爆竹拆成一个个纸炮，装在口袋里，一手拿着燃着的香，爬到空无一人的城墙上，掏出一个纸炮，在香头上把它点燃，扔到城外，听它们的爆炸声，心中大为愉快。事后回想，不知道愉快什么。
被开除的消息终于从表婶的信中让父亲知道了，父亲来了一封三四张纸密密麻麻的信，沉痛地责备我的恶劣行迹。最重的几句话，我到老年的时候还记得，父亲要我跪求校长收回成命。如果在父亲的押解之下，我可能跪求校长，但靠一封严厉的信，我根本理都不理，连信都不肯看完，拔腿去玩自己的了。父亲对这个远在天边的无法无天的儿子，也无可奈何。姐姐从乡下赶到城里，除了哭泣以外，也没有其他办法挽救这个僵局。父亲的信件虽然没有产生力量，但姐姐的眼泪使我有一种罪恶感，既惭愧又厌烦。最后，还是父亲让步，写信叫我前往开封。我在辉县四个年头，悄悄而来，狼狈而去。
到了开封，本来预期父亲会揍我一顿，结果没有。父亲老了许多，而且卧在病床上。那年父亲不过五十多岁，却显得那么憔悴。而且，最吃惊的，我回到的已不是四年前离开时的东铜板街三进院子的巨宅，而是位于八府仓后街的一个大杂院。大杂院的三面都属于同一家花生行，我们家只占着东厢的三间。就在这三间屋子里，住着父亲、继母、妹妹、弟弟，再加上我，那种拥挤的情况，可以想象。而厨房就设在屋檐底下，上面搭一个遮雨的篷子，下面仅可容身。当年那种有奶妈，早上喝牛奶、吃荷包蛋，以及跑到街上喝江米甜酒的日子，都成为过眼烟云。现在的情况几乎接近赤贫，父亲靠着新组成的花生业同业公会过日子，辉县还有若干亩田地，就在这个时候陆陆续续卖掉，来维持这个残破的家。其实，父亲仍可以回辉县老家过一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不回去，却在开封和赤贫搏斗。人们都以为他过不惯乡村的平淡生活，其实，父亲不回去的原因，比这个严重得多，那就是继母由吸鸦片烟，已沦落到吸海洛因。那是一九三○年代初期，鸦片横扫中国，几乎深入每一个角落。有些有钱的人家，尤其是大地主，甚至鼓励自己的子弟抽鸦片烟。那是一个只有简单而又自以为聪明的脑筋，才做得出来的评估，他们把每年抽鸦片所开支的费用，折换成田地，认为一个人抽鸦片七十年，只要消耗九十亩田就够了。如果他们家有五百亩田的话，吸五辈子都吸不完，却可以使儿子沉湎在烟榻之上，免得他出门上学，一去不回，或者是吃喝嫖赌，把家产败光。这项评估太单纯了，却不知道吸毒是会升级的，继母在吸了四五年鸦片以后，改吸海洛因。
海洛因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美的剧毒，像太白粉一样的细末。吸食的时候，只需要一张锡箔纸（香烟盒里那张防潮纸），把雪白色粉状的海洛因用小指的指甲（这可能是中国男人喜欢把小指指甲留长的原因之一）挑起一点点，放在锡箔纸上，划燃火柴，在锡箔纸下边轻微一烤，那一小撮海洛因粉末，立刻化成一缕似有似无的青烟，冉冉上升，这时候，瘾君子立刻把鼻子凑到青烟上，深深吸一口气，毒品立刻进入全身，前后只要几秒钟。一个烟瘾来袭的人，全身瘫痪，无气无力，眼睛发直，毫无克制能力地流着口水，那种狼狈的情况，使人震惊。千万记住，吸毒的人没有羞耻心，绝对没有羞耻心，女人就在这个时候卖淫，男人就在这个时候偷窃，只要能得到一包白粉（仅仅一小包白粉而已，大概为普通药房配药那种药包的十分之一）。药包到手之后，眼睛立刻发出贪婪的凶光，用发抖的双手把它小心翼翼地打开，吸过之后，你才发现，海洛因真是神奇，他可以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眼中凶光立刻变化亮光，智商顿时会超过普通人若干倍，而且行动利落得像一只猿猴。
这就是继母毒品生涯的写照。父亲一度也参与吸食，在倾家荡产之后才被迫停止。但继母却在卖了儿子、卖了女儿以后仍然吸食，这当然是以后的话。父执辈不断向继母规劝，不断发出警告，要求继母戒掉。我真是幸运，在还是少年的时候，就发现一位言足以拒谏、智足以饰非的典型人物！每当父执辈规劝继母时，不用等到开口，继母立刻就分析毒品的可怕性，甚至于连海洛因的制造过程和经销过程，中盘、小盘的剥削情况，以及毒品对身体的严重伤害，都十分清楚。说到最后，她提到海洛因价格的昂贵，并举出实例，某家某家都是良田千顷的富户，现在全都卖光，女儿在街头任人玩弄，讲到痛心的地方，继母会流下眼泪，泣不成声，发誓她一定要戒断，如果她不戒断，她就是没有心肝的禽兽。客人所知道的吸毒的坏处，继母全知道，而继母从深层挖掘出来的深一层的害处，连来说服她戒烟的客人都震惊得无话可说。我和弟弟妹妹们，在一旁亲眼看到、听到，每一次都深深感动，认为家庭的灾难终于过去了。然而，继母照样吸她的毒。
这就是家庭破败的原因，好在青少年对家庭贫富的感觉并不十分敏锐，何况我睡在房子的墙角，比起当年家未败时一个人睡在墙角，没有什么差别。同时，无论什么时候，我身上总是没有一分零用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