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平面几何
回开封后，走投无路，手中没有初中毕业文凭，又没有可以报考同等学历初中二年级肄业期满的证明，开始承受没有证件的熬煎。证件的威力是如此的强大，使我无法抵抗。真不明白，既然学校有入学考试，为什么还要证件？既然允许同等学历，为什么一定要初中二年肄业期满证书？我找不到答案，即使找到答案也没有用，而且即令取消所有投考资格也同样没有用，因为我根本考不取。主要的是数学。初中的数学科目共有三项，一是算术，二是小代数，三是平面几何。算术不用说了，我根本不会，小代数只学了半年多，连方程式是什么都弄不清楚，至于平面几何，从没有听说过，因为三年级才教平面几何，我在二年级末期就被开除。
这个时候，开封龙亭一条街上，开了一家“开明英数实补班”。我看到招贴，要求父亲准许我去补习。父亲给了我三块银元，叫我报名。那是一家野鸡补习班，只有一个摆着七八张桌椅的破旧教室，学生也只有我一人。教师一条腿微跛，我早已忘记他的姓名，但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这一辈子历次考试的血战中，就靠这位老师教给我的一点点本领，打遍天下。不能想象，如果没有遇到这位老师，我更会沦落何方，狼狈到什么程度。
就在补习班，我学习从没有听说过的平面几何，而且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中，竟把那平面几何，弄得滚瓜烂熟。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一个对算术和小代数白痴的学生，竟然对平面几何如此地熟练，说明我确实有数学的潜能。我对平面几何迅速进入情况，是因为刚刚来到开封，一切都很陌生，既没有狐群狗党的朋友纠缠，又不知道到什么地方游荡。更重要的是，也没有一个人再夸奖我天纵英明。而且考试逼在眼前，不用功不行，死心塌地地下了真正的苦功。回忆这段往事，发现要算术好并不是天下最难的事，只要每一个练习题都把它做出来，不跨越一题，不明白的地方绝不含糊，一定要把它弄明白。等到平面几何补习完，要开始再补习小代数的时候，暑假到了，各高中纷纷招生，就补习不下去了。如果迟招生三个月的话，说不定我的小代数和算术，也能起死回生。
那时候最使青年学子崇拜的是省立开封高级中学，它的入学资格审查非常严格，非初中毕业不可，不收同等学历。而我什么文件都没有，结果父亲的朋友，在开封高中当训导员的王伦青先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准许我报名。
考试的时候，数学共出十题，包括算术四题、小代数四题、平面几何两题。我两道几何全答对了，得了二十分（我到现在还认为，发明只要有一门功课零分就不能录取的人，简直是“整人为快乐之本”，他们的目的是要考倒学生，而不是要考取学生）。
至于英文，我有个传统的战法，那就是请英文好的长辈，写一篇一二百字的英文作文，里边包括自传、小时候的生活、父母的爱护与自己将来的希望，以及如果考上学校，对国家的抱负，表现出自己是一位上进、爱国、爱乡土、爱父母、兄友弟恭的好学生。这一年，我十七岁，就发明了这样一个百战百胜的考试法宝。不管出什么题目，我只要把这一篇文章背熟，一字不改地抄上就对。至于物理、化学，我一筹莫展，已忘记用什么奇妙方法解决这两门功课的困难。最后，终于发榜了，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人头攒动，校门口水泄不通，我从第一名开始，找到备取的最后一名，再从备取的最后一名，找到正取的第一名。然后横着找，从第一排的右边，找到第一排的左边，再从第二排的左边，找到第二排的右边，这样一排一排翻来覆去地找。然后再换一个方法，从左到右找姓名的第一个字，然后再找姓名的第二个字，再找姓名的第三个字。反正是找了一个多小时，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名字，我知道完了，脸上是汗水还是泪水，已分不清楚，眼前一片模糊，胸口猛烈地跳动，我不知道怎么回去面对父亲。所花的巨额补习费全都落空，以后怎么办呢？这时候，听到旁边有人在哭泣，我也想哭泣，可是仍咬着牙，没有出声。正当我低下头，拨开人群要走的时候，听到两个同学在远处谈话，一个说：
“咦！郭立邦那小子怎么会考取？真是出了鬼！”
我简直是像听到一声霹雳，一个箭步跳上去，抓住他们中一位的右臂，大声问：
“我在哪里？我在哪里？”
这个时候，假设那同学说：“只是一个玩笑！”我真的会心碎，幸好那同学指出我名字的位置。原来，这才是真正可以用上那个“忘了自己是谁”的成语。我原来是叫郭定生的，这次报名不敢用郭定生，因为已被开除了，百泉初中准把开除的事报到教育厅，所以父亲把我改为郭立邦。对我来说，这个名字非常陌生，我本能地在榜上找郭定生，怪不得怎么找都找不到。
对我而言，这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骄傲，只读了初中两年（还不到两年）就被开除的坏学生，功课又是那么烂，竟然考取在我眼中是全世界最好的高级中学，高兴得简直要发癫。我本来不会吹口哨的，现在也会吹了，看到那些开封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学生，理都不理——当然，她们对我也理都不理。
父亲对我考取高中，当然很高兴。可是父亲好像不知道省立开封高中是这么的值得夸耀。尤其是有些人，包括父执辈或同院花生行那些伙计，问我说：
“你在哪个学校读书？”
我骄傲地回答：“高中。”
对方往往追问说：
“哪个高中？”
我最不能忍受这种愚蠢的反问，因为天下只有省立开封高级中学才是值得一提的高中，只要提“高中”两个字那就够了，不需要提它的校名。可是，我虽然因考取了而沾沾自喜，功课程度却不能相配，不但不能相配，简直比在百泉初中时代所受的压力更大。因为百泉的时候我在萝卜班，所有的孩子都来自荒村僻壤，就是高明也高明不到哪里去。现在开封高中的同学，来自全省各县精英，口音不一样，仪容不一样，功课超出一般水准很多。当我发现有一位同学，可以用英文讲故事的时候，简直吓得要死，我一辈子都赶不上他们。而数学里面，取消了算术当然很高兴，可是又改教了大代数跟三角，更是要命。尤其想到，二三年级还要学立体几何跟微积分时，恨不得立刻疯掉。我终于悲哀地发现：读书真苦！那时候，还没有招兵买马的行动，如果有的话，我早就逃走从军报国去了，实在受不了那些“横行”的英文、数学的折磨。
轰轰烈烈的恋爱
我除了上学被功课搞得苦不堪言、奄奄一息外，另外还有一项烦恼，就是找不到女朋友。那时候，政府正在严厉禁止妇女缠足，一个小学或初中毕业的女学生，经常被县政府聘为“放脚委员”，到乡下各地去宣传缠足的害处和天足的好处，还挨家视察，发现有五六岁小女孩缠足的，就要求立刻停止。这是确确实实为人民谋福利的善政，而许多乡下人的回报，却是把那位任放脚委员的女孩暴打一顿，眼看着她在邻居们叫好吆喝声中，夺门而逃。这就是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乡村中最精彩的景观。
在这种社会基础上，识字的男人，也就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文盲。设在辉县沿村的郭家祠堂，在一九二○年代曾经有过赏格：本族青年小学毕业的奖赏二十银圆，中学毕业的奖赏五十银圆，大学毕业的奖赏一百银圆。那时候农村的雇工，一年工资才二十银圆。一百银圆能够购买年轻人五年的劳力，这在乡下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目。从此我就发誓要拿这项奖学金，来减轻日渐衰老的父亲的负担。可是终告失败，因为我一辈子什么学校都没有毕过业。
男性的知识分子已经如此稀少，女性的知识分子，更稀少得可怜。不要说识字的女性，就是从没有缠过足的女性，在一九三○年代仍是罕见的稀有动物。我有一位堂兄郭立生，省立汲县师范学校毕业，曾经拿到祠堂五十银圆的奖赏，被乡下人尊敬为最有前途、将来可到县城跟县长平起平坐的年轻绅士。他师范学校毕业的那天，媒人就不断到他家说媒，把她们手中的姑娘美化得貌如天仙：柳叶眉啦，瓜子脸啦，面若银盆啦，三寸金莲端端正正啦。只要“三寸金莲端端正正”一出口，堂兄就会像爆竹一样地跳起来，把媒人赶走，以致毕业了两三年，还没有娶妻成亲。父母心焦愤怒之余，决定用强制手段，堂兄才被逼说出他的最低条件：第一，女方必须上过学堂；第二，女方必须是天足——从没有缠过足。这在一九九○年代绝对不值一提的条件，在一九三○年代却是天大的难题。最后堂兄终于屈服，不识字没有关系，但必须没有缠过脚。即令屈服到这种地步，仍然无法达成愿望。他父母央求了好几个媒婆，到全县各乡去探听消息，结果发现，全县天足的女子倒是不少，可是都在十一二岁以下（她们都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父母冒着家族或邻居的嘲笑，而拒绝给她们缠足的）。天足的适婚女子全县里几乎找不到一个，这造成了堂兄家里一个重大风波。他的父母怎么也不了解，儿子竟然不喜欢小脚，闹得堂兄几乎离家出走。
五十年后，我重返家园，才得知这件公案的结局，郭立生后来终于在新乡县物色到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天足女孩（她在她的故乡几乎嫁不出去），迎娶到家。现在，她早已去世，立生堂兄住在他嫁到获加县的女儿家里，常往返获加县与辉县之间，从他脸上似乎还可隐约读出青年时代这段奋斗史。在这个古老的传统社会，仅仅使人明白缠足是不人道的，天足是美的，就这么的不容易。因之，我从小就怀疑中国人对美和丑的鉴赏能力。
女性知识分子竟然少得如同沙漠里的小百合花，家里如果出现一个高级师范或高级中学的女学生，那简直能轰动全县。我一直到十八岁，从没有见过一个高师或高中的女学生。其实，倒是真的见过一个，那是辉县老宅邻居张老太太的女儿张少。当我读初中的时候，少已经读省立开封艺术师范学校，我们这一群孩子都叫她五姐（她家有五个女儿），每次她从开封放假回来，那种城市女学生的打扮，真叫我们这群野孩子们晕头转向，天天围绕着她转，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比我们这群孩子其实也不过大三四岁，我有时候作成人状，仿佛大人的口气，不叫她五姐，直接叫她的名字少，她也顺口答应，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也仅止高兴而已。那位都市小姐根本就没有把乡下小萝卜头看在眼里，有事的时候就差遣我们跑腿办事，没有事的时候，想跟她多说一句话，她都不理。其实，即使叫我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而现在，我到了开封，而且读的是“世界第一名校”——高中（全世界人都应该知道它是开封高中），气势非凡，勇气大增，自信心也大增。虽然那时候，高中学生还没有听说有谁在谈恋爱，但是我自认为有顶尖的资格去交女朋友。那时候的恋爱，都发生在表亲之间，一旦双方面关系是表兄妹，那简直是天造地设，铁定的一对，非恋爱不可，这由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代，民国初年畅销的小说书上，描写的都是表兄妹恋情，可以得到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束手无策。我已经不想成为篮球健将了，而急于成为网球健将——进入开封高中后，我才学习了几天打网球。因为我在练习打网球时，能把网球打到墙外，我必须从门口飞奔出去，到马路上拣球，常使那些路过墙下正在读师范的女学生，叽叽喳喳地捂着嘴笑，这时候我就大为得意。
有一天，我在拣球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一个书包上的名字：何玉倩。那个书包的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学生？是胖？是瘦？是高？是矮？统统不知道，而只知道她的名字。回到学校，就在脑筋里构思，怎么样写一封信给她。
过了好几天难挨的日子，信终于写出来了，密密麻麻五张信纸，这是我平生第一封情书，可惜已不记得详细的内容。但只是坚信这篇文章如果正式地写在作文簿上，老师一定会批一个“甲上”。反正是，小心翼翼地贴上邮票，投入邮筒。从此，天天到学校信箱那里观望。为了避免同学对我的行动起疑，我就宣称并不是来看信的，因之也不在乎有没有信。这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上课几乎全听不进去（其实没有这封信，也听不进去），只好逃课去打网球，没有对手的时候，就一个人面对着墙打。有一天，那一个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像当初看榜时候一样，从一排信中忽然发现我的名字。我跳上去把它拿下来，不错，是我的名字，而且字迹写得那么秀丽，信封又是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我的心几乎跳出胸腔，我想：我的心脏病的病根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
不过，奇怪的是，信竟然没有封口，只有一张信纸，上面写的大意是：
“你年纪轻轻，不用功读书，却给女生写信，我们已把它公布到我们学校布告栏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这是一个无情打击，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来说，更羞愧难当——尤其是把我的信公布在女子学校的布告栏里。我完全被打败了，当场把信揉成一团，塞在口袋里，坐在一个墙角，很久很久都站不起来。我不仅后悔写这封信，而且还非常害怕公布在“女师”墙上那封自己写的信流落出校门，落到父亲之手，或落在开封高中同学之手。同时我也非常痛恨这一位叫何玉倩的女生，竟用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手段，而只不过为了炫耀她自己曾经被男生追过。
这件事终于悄悄消失，我也渐渐地恢复正常，但不会忘记这次打击。这使我一辈子坚持一项做人的原则：绝不利用朋友的真情善意，来达到自私的目的，因为我曾受其害。
不管怎么说，这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就这么灰头土脸地结束。
西安事变
就在被第一次恋爱搞得昏头转向的时候，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正遍地沸腾——贫民饥饿沸腾，抵抗日本侵略沸腾，共产党武装革命沸腾，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沸腾——而且，都到了临界点。当时的我所知不多。一年以前读百泉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发现很多人挤在布告栏前，仰头观看全校惟一的一份报纸，头条的标题是：政治会议通过根绝赤祸案。
政治会议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却知道“赤祸”＊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共匪”＊。共产党怎么被称为“共匪”＊也没有一个同学了解。只知道共产党的军队在江西省组织了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突破中央军的重重包围，翻山越岭，向西穿过湖南省、四川省，越过秦岭，进入荒凉的陕北，另组陕甘宁边区政府。虽然这是一场又一场的血战，但距河南却遥远得很，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尤其遥远。可是就在我考取高中那一年，国民政府实行全国高中学生暑期军事训练。这是一个大规模而非常有功效的思想统一运动。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送了一架飞机给蒋中正先生作为座机，蒋中正把墨索里尼当作学习对象。学生集中训练，于一九三六年暑假开始，为期三个月，在严格的德、日式教育下，学生们除了军事操练外，主要的是接受法西斯教育，像称蒋中正为“领袖”，不再称呼他为“蒋委员长”。而一提起“领袖”，站着的人都要立正，坐着的人都要起立。站着的人立正比较简单，双手双脚靠拢就行了，坐着的人起立，可是像旱地拔葱一样，桌子往前推，椅子和板凳向后倒，一阵混乱。尤其是“领袖”二字，不像“立正”二字那么明确，大家行动不可能一致，有的先站起来，有的后站起来，一不小心很可能跌倒，笑声、嘘声和惊恐声，会同时爆出。这种法西斯动作，一直维持到撤退到台湾后的一九六○年代，把起立改为原地挺胸，闹剧才算停止。我的杂文《立正集》，灵感就是从这里产生。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项军事训练没有效果，恰恰相反，它的效果十分明显。那些可塑性最强的青年，包括我在内，入伍不久就驯服地接受了这项思想，我们真的相信，蒋中正是英明的领袖和民族的救星。三个月军事训练结束后，这批集训的全省高中一年级学生，大约有五六千人，爱国心像火焰一样地强烈，全心全意崇拜蒋中正。我当然也是如此，除了我非常不喜欢“立正”那个动作。
这时候国民政府正在全力执行“安内攘外”ˇ政策，高中军事训练是“安内”ˇ的一部分工作，而另一部分工作，与年轻学生无关的，就是政府的中央军，跟共产党的红军，在陕北对峙。
江西省的红区战场，蒋中正投下去的是中央嫡系精锐部队。可是在陕北边区战场，他却用“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撤出的东北地方军作为主力，他自任“剿匪”ˇ总司令，而命东北地方军统帅张学良先生当副总司令。这真是一个自以为得计的大政略和大战略，他保存了他所控制的中央军部队的完整：如果共产党红军被东北地方军消灭，蒋中正当然大喜若狂；如果东北地方军被共产党红军消灭，蒋中正也会同样地高兴。因为当时中国各省地方军的所谓杂牌部队，到处都是，假如能够借共产党红军之手，消灭其中最顽强的东北地方军，当是借刀杀人的第一等奇计。
但是蒋中正高估了自己，因为这项阴谋是如此的明显，连十岁小娃都看得出来。中央政府更明目张胆地，对东北军人员的补充，严加限制，使东北军死一人、少一人，死一连、少一连，于是当我正在为恋爱所苦的时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中正被张学良扣押。就在事变的第二天，《河南民报》上的头条还登出来：蒋委员长飞抵洛阳。
这真是弥天大谎。不久，广播才传出“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被扣”的消息。平常人对蒋中正的认识，只知道他是中央政府的灵魂，拥有最高权力，虽然国民党已开始把他推向神的地位，但是不过刚刚开始，并没有深入民心，西安事变使这个运动迅速成为事实。蒋中正被扣押，我那时刚刚接受军训，正对他热烈崇拜，对这项巨变，感到心痛如绞。回家告诉父亲的路上，一面走一面哭，觉得天地就要崩塌，中国就要亡了。路上很多行人都停下脚步看我，并转头盯着我的背影，惊讶地凝视。我听到有人喊一声：
“这孩子怎么了！他病了吗？”
我是病了，生了爱国病，这是爱国病第一次发作。在历史运动法则上，使我有很多醒悟：人生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它就变成灾难；如果处理得好，它反而是更上一层楼的阶梯。
西安事变两个礼拜后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中正乘专机飞返南京。张学良被判十年有期徒刑。蒋中正痛恨张学良入骨，因为这场事变使他神经质的懦弱，完全暴露，所以他对张学良虽然无法判处死刑，却嫌十年时间太短，十年刑期期满以后，蒋中正仍下令继续囚禁，三十年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相继去世，张学良才被释放。
犯上作乱
明王朝时代，一位高级官员郑（曼阝），他的大名震动公卿。母亲去世后，继母对他百般虐待，有一次他忍无可忍，假传他父亲的命令，教婢女下手把他继母打了几棍，结果被判凌迟处死（凌迟就是一刀一刀把身上的肌肉割尽，这是传统礼教中野蛮的酷刑之一）。
我不是介绍郑（曼阝）的案件，而是指出一点，殴打继母在中国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恶行，它被全民——尤其是被儒家知识分子所谴责，也被政府当作残酷镇压的目标。
我在开封的家，虽然败落到只剩下租来的三间破屋，可是继母的声势却因吸海洛因更为浩大。她弄不到钱，就把煤块装到麻袋里偷运出去。父亲身体更加衰弱，靠贩卖老宅剩下的一点积蓄过日子。继母要钱，父亲不给，继母又恢复东铜板街时代的咆哮咒骂，照样地辱及郭家祖宗三代。我的愤怒从小累积，累积了十几年，现在已是高中学生，忽然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不能忍受年老多病的父亲继续受辱。那一天，父亲躺在屋内病榻上，继母在院子里，不知道为了哪桩事情，她暴跳如雷，诟骂父亲，那样狞狰和泼辣。同院花生行的伙计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不要脸时的撒泼场面，有的傻笑着，有的呆呆地看着，纷纷从屋子里出来围观。我一股冲动，冲到继母面前，但仍然有点胆怯，只是用较平常微粗的声音阻止她：
“不要骂了！”
继母愣了一下，十八年的积威使她毫不把我放到眼里，叫骂的声音反而更大，并挑战地说：
“你这个叫炮头，你们满门都是叫炮头的郭家，男盗女娼，你站到我面前，敢怎么样？你敢打我？”
一个“打”字，为我指出了一条明路。我几乎浑身颤抖地（那是过度的害怕，也是过度的愤怒）在地下划一条线，大声叫：
“你敢过这一条线，我就打！”
继母的眼睛冒出火焰，她不相信在她鞭子下不断哀号、匍匐、乞求饶命的那个男孩，竟敢如此凶悍。于是她毫不在意地直冲过来，想冲进房门。就在这一刹那，我击出重重的一拳，这是向“二十四孝”挑战的一拳，也是向几千年传统礼教挑战的一拳。继母应声倒地，开始在地下打滚哀号：
“你敢打我呀！”
我跳上去，又是一拳。继母这时才发现十八年来她所用的那一套魔术，已经完全失效，她面对一个她从没有想到过的叛逆局面，于是改口大喊：
“郭学忠，你叫你儿子打我是不是？我跟你儿子拼了！”
父亲在房里发出微弱但十分焦急的吼声：
“小狮儿（我的乳名），你干什么？还不住手！”
我扑上前去，在继母身上又施一拳（我对自己笨拙得不敢用脚去踢她，十分自恨）。继母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继子的殴打，突然害怕起来，惟恐我拿起就在手边的菜刀，于是她改诟骂为哀号，大叫：
“救命啊！救命啊！”
父亲在屋里，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叫：
“小狮子！你要气死我！”
我听到父亲挣扎着起床的声音，有点惊慌，看到躺在地下哀号的继母，不知道如何善后。于是，就一溜烟地拔脚跑回学校。回到学校后，心情定下来，才发现我又一次闯了大祸。过了好几天，我才畏畏怯怯地回家，一面走一面幻想面对的景观，像继母扑上来和我对打，或者父亲拿个棍子对我一顿臭揍，或者继母已经逃走——那是最好的结局了！我蹑手蹑脚进到三间破房，坐在父亲床前，一个传奇的场面发生了，父亲不但没有揍我、骂我，更没有任何追究，只衰弱地说：
“你看，你妈正在房间给你做棉袄，去向她赔个罪！”
我心惊胆战地站到继母面前，并没有赔罪，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赔罪，只是站在继母的身边，等待着继母一旦动手，我就还击。继母的表现，也是一个奇迹，她微微地笑着，十分温暖地说：
“来，比一比，看看穿上合适不合适，合适的话，妈再给你做。”
这是我自从有记忆以来，听到继母口中吐出的最甜蜜的声音，我感动得几乎要跪下来求她宽恕。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觉得不对劲，我并没有解开自己心中的结。不过，事情终于这样过去了。
两三个礼拜之后，我又回家，继母在院子里，听到我的脚步声，回头说：
“你等一下，妈正在给你煮江米甜酒！”
院子里正好站着花生行账房蔡掌柜，我也站过去，蔡先生说：
“你妈待你不错！”
我尴尬地点点头。
“傻小子，”蔡先生说，“你可小心点你妈给你煮的东西！”
我呆了一下。蔡先生低声说：
“你看你妈的嘴角！”
我看到继母的半个侧面，发现她的嘴角向上撩起，那种邪恶的表情，使我打了一个寒颤，但自己也陷于困境，我没有理由不吃继母煮给我吃的东西，惟一的方法就是不常回家。
多少年后，甚至到今天，我垂垂已老，仍不后悔对继母的这次反抗行动，而且恰恰相反，如果我不把继母殴打那一顿，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懦弱。
蛇山一带红点多
作为侵略者，日本真是世界上最拙笨的一国。美国四处侵略，有人却相信中国跟美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其实错了，中法战争时，天津附近的法国军队战败，美国军舰立刻偷偷地向中国开炮，支援法军，清政府无可奈何，忍气吞声，只好假装不知道。英国的侵略，建立了世界性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后来大都成为拥护英国的友邦。只有日本，军队所到之处，除了种下仇恨的种子外，没有其他任何收获。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芦沟桥，假装一个士兵失踪，向中国展开大规模的疯狂攻击，在算盘上（算盘是中国最古老的计算机），他们明白地计算出中国必亡的结论。当“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出时，全中国再度陷入沸腾，一种要求抵抗到底的民心，没有人可以阻挡，于是，共产党陕北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江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我在年轻时候像每一个男孩子一样，想在战场上成为英雄，以致连做梦都梦见到前线挥动大刀杀敌。于是，就在“七。七”事变后不久，高中二年级的我，投笔从戎。所谓投笔从戎，就是去投考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除了炽热的爱国心驱使我投入这个大熔炉、大时代外，还有两个并不十分光明，但却十分重要的秘密动机。第一是我渴望早日离开继母，免得遭受毒手。第二是我无法弄到初中毕业证书，开封高中一再催促缴验。父亲也找过训导员王伦青先生，王先生只有办法使我报名考试，没有办法使我通过证件关卡，开除学籍的大祸随时都会发生。这种压力足以使我精神失常，我希望（一辈子都这样希望）跑到一个用不到文凭的地方，老死在那里！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设在南阳县，训练三个月，毕业之后，省政府负责派任工作，最高可当联保主任。读过王安石变法这段历史的人都会了解，“保”是中国政府最基层的单位，大体上等于现在台湾的“里”，若干“保”可以组成“联保”，也就是一九九○年代的“乡”，联保主任就是乡长。这对一群十八九岁的青年来说，简直是天大的诱惑。而就在这三个月集训中，我第一次受到共产党那种神秘的和温暖的触摸。
一天晚上，同是来自开封高中、比我高一班、功课好得人人尊敬的同学张纯亮，把我叫到一个角落，搂着我的肩膀，低声告诉我，共产党在陕北有一个高尚的革命圣地，全国优秀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参加真正的抗日工作，问我愿不愿意也去参加！那时候我正崇拜蒋委员长，自然不相信还有其他革命圣地。但张纯亮提醒我说：
“共产党也是拥护蒋委员长的，你没有看报吗？”
张纯亮把陕北描绘成一个美丽乐土，大家像兄弟一样地互相照顾，那是一种革命感情。不过生活很苦，平庸的年轻人总是寻找借口不敢参加。我不认为自己平庸，就这样，我成了张纯亮精挑细选出来的他所认为的优秀青年。不久，一次聚会时，我们决定某一天晚饭以后，各人分别向队上请事假、病假，或返乡探亲假，在东门里集合，由张纯亮充当班长，好像出操一样，把我们带出城门，这样可以避开岗哨的检查。共产党自有他们的地下交通网，把我们送到陕北。南阳、延安之间，直线距离一千公里，当中隔着高耸云天的秦岭山脉，沿途还有国民政府的军警和地方政府的岗哨，段段阻截，可能随时受到逮捕，遭到枪杀。但我们这一批人，热血澎湃，准备接受任何挑战。可是，最后并没有出发，因为就在约定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张纯亮被捕。我远远地听到嘈杂的人声和凌乱的脚步声，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张纯亮所聚集的那些同学，互相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对方的面貌，张纯亮本人也没有招供出他所集结的同学名单——因为我们没有听到继续逮捕的风声。
伟大的陕北革命圣地没有去成（这是我一生中惟一可能加入共产党的机会），结业的时候，联保主任的高位也没有派到我头上，而是随着大多数同学，被保送到设于武昌左旗营房的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我们从河南去的同学，约有五百人左右，编成一个大队，番号是第五大队。我被编到第十三中队，中队长是中央军官学校十二期工兵科毕业生吴文义先生。这位东北籍的长官，在我一生中三个最大关键时刻出现，是我生命史上重要的一位恩师。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本土，进入中国中部第一流的都市武昌和汉口。队伍穿过英租界的时候，也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英国国旗，以及滚滚的长江和闹哄哄的码头渡口。一切都是陌生的、新鲜的，使我大开眼界。
“战干团”训练时间是六个月，前三个月是普通训练，后三个月是分科训练。我的好奇和好动使我报考了谍报队，丰富的幻想中，我希望当一个神出鬼没的间谍，像“○○七”一样（那时候当然还没有○○七）杀敌立功，然后以一个平凡人的姿态在街上闲荡，没有人知道我对国家有过伟大贡献，可是却在一个秘密组织中受到尊敬。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因为谍报队（第九队）的队长是一个南方人，好像是浙江人，他那种像鸟叫样的国语和傲慢的态度，与吴文义比较起来，简直是两种人。间谍生涯遂到此为止，我又返回吴文义那个中队——第十三中队政工队。
可是，中队长虽然很好，相当于排长的区队长李龄，却是一个毒疮——我生命中第二个侯万尊。天下所有的错误从此完全发生在我身上，打扫厕所、禁足、禁闭、挑水，李龄一不高兴或一高兴，我都会被罚。双手举枪，两腿半分弯，伏地挺身，二十个是起码数，有时候挺到六十才命令我停止，有时候挺到趴倒在地。但是，同班的另一位名叫叶子忠的同学，命运却好得像活在九霄云端，我常抨击他小白脸，从这项抨击，可看出我的长相，实在够不上什么水准。每次打野外或行军的时候，我本是第一班的排头，叶子忠是排二，但李龄却认为我头脑不清，而命令叶子忠当排头，他对我真是一个最大克星。三十年后，叶子忠当了台湾省电影制片厂厂长，而我却正在火烧岛坐牢，又一次证明人生确实有不相同的命运。
六个月的训练使我另有感受的是：我结识了许多外省籍的同学，像叶子忠，他就是南京人。这些外省籍的同学，对从河南来的青年，几乎不约而同地有一个最大的惊讶，即令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也都是满口脏话。脏话是一个野蛮族群感情上最粗糙、最原始的发泄。河南处于中原地带，将近一千年以来，水利被破坏，居民被屠杀，终于成为一片荒芜，小民除了穷困，还是穷困，仅比陕北、甘肃、贵州稍好一些，没有多余的钱使孩子接受教育，所以脏话成为每个人的口头禅，使我们在那些文明程度较高的他省同学——像来自安徽、浙江、湖北、四川的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一个安徽同学曾经向我质疑说：
“你们河南人这么样粗野，怎么交女朋友？”
“女朋友？什么是女朋友？”
我自从第一次轰轰烈烈恋爱之后，再没想过这个名词，但是，现在开始想到了。于是，我就尽量使自己变得文明，不过进步很慢，因为没有人教我。
“战干团”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所设立的收容机构，思想教育是它最主要的课程。其中有一个课目为“领袖言行”，一个教官在讲起领袖的英明时，声称：
“全国军队，以团为单位的动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行军、驻扎，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作战，领袖都了如指掌。”
从同学们脸上的表情，可以读出来那种对领袖的忠心尊敬。有一次，蒋中正到“战干团”训话，真是震天动地。十三队被派出当仪队，而我以第一排（区队）第一班（分队）排头的资格，昂然站在营房大门的内侧。整个左旗营房，鸦雀无声，两千多人的学生总队，像豆腐干一样地排在演讲台前，即令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可以听得见。正当大家紧张得要崩溃的时候，营门传来三番接官号，一两位少将级的官员轻轻从营门跑进，站在仪队旁边。刹那间，三番接官号停止，阅兵号起奏，更是一种令人沸腾的军乐，一个平常只能在相片上看到的大人物突然出现，后边跟着一群随从。蒋中正穿着全副军服，缓缓地走到仪队面前，仪队向他敬礼，他举起戴白手套的手，向举枪致敬的仪队还礼。我既兴奋又紧张，第一个想到的是，有一天回到辉县，可以向乡亲们夸口：我见过领袖。大概是兴奋紧张得过了头，我竟忘了举枪。蒋中正当然不可能发现这种错误，但专门发现别人错误的人可太多了，李龄就是其中一个，检阅结束后，李龄认为我故意侮辱最高领袖，要把我送军法审判。没人相信那时候的青年子弟兵会侮辱领袖，所以李龄的苦心没有实现，而我在关了三天禁闭后，憔悴不堪地被释放出来。大家对我那种乡巴佬的紧张，引为笑柄。
这时候，日本已开始轰炸武汉，空袭警报后，“战干团”同学每次都疏散到左旗营房正对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蛇山。我们听到谣言说，从日本被击落的飞行员尸体上，搜出作战地图，发现蛇山一带红点最多。可是看不到团部有什么新的指示，不但没有新的指示，反而仍命我们一大早就起来爬上蛇山，躲避预期的空袭。
一天上午，空袭警报响起，大家奔向蛇山，不久即听到紧急警报。我和几位同学趴在地上，抬头望向天空，隐约听到飞机逼近的声音，就在半空中，“呼！呼！呼”，稳定而沉重，从南向北移动，霎时间，大地如死。我看到九架轰炸机，在我头顶正前面的上方出现，那是最危险的角度，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忽然，几乎像是从地面拔起东西一样，原来高射炮开始反击，日本飞机附近布满片片炮弹爆炸的白烟。那九架飞机，像一个整体一样，稍微向上一扬，仍继续前飞，就在飞机的机腹下，突然出现几十个黑点，蛇山正是它的目标。一种“沙——沙——”的炸弹磨擦空气发出的啸声，把整个蛇山罩住。接着是眼前一黑，大地再度震动。我用标准的伏地姿势，双手抱着后脑，恨不得把自己的头压进地球。然而我的身子反被弹起来，跌下去，弹起来，再跌下去，只听到一片号叫。大概只有十秒钟，日本飞机从头上飞过去，可是蛇山像过了好几个世纪。我们上山时排队而来，下山时则零零落落，像一群溃败的散兵游勇。我抓住水壶，正要喝水的时候，忽然发现我抓的是一个人的右手，我大叫：
“队长！队长！”
接着是扔下那只被炸掉的手，就往下爬，被一个满身是血的尸体绊倒。我站起来再跑，看到一条腿就挂在左旗营房的电线上。从此，学生们都吓破了胆。
不久后，有一天，天色阴森，不知道是哪一个大官莅临，全体学生集中广场，听候训话。训话还没有开始，大官还没露面，警报已发出凄厉的长号，声音令人发抖。全体同学竟然一哄而散，跑上街头，跑向田野。队长的吆喝怒骂，甚至恐吓要把我们枪毙，都阻挡不住。我和几个人一直跑到一个矮堤的旁边趴下来，我害怕得不得了，我害怕死，其实我真正害怕的是残废。这个时候，我最大的希望是有一个钢盔。我对我的害怕不觉得惭愧，但我对于自己像大家一般地四下逃命，却非常惭愧，责备自己不配做一个革命军人。
珞珈歌声
六个月在警报声中结束，大部分同学被派到部队当政工官员，而我则和少数同学被送去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考试。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蒋中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国民党内建立的私人小组织，它有一个和国民党同等庞大的系统。中央设中央团部，省设支团部，专员区设区团部，县设分团部。工作人员训练班（人们称它为“青干班”）设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受训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却是陪伴我终生的一段时光。“青干班”一共有四个中队，三四百人，大家都那么年轻，我尤其年轻，才十九岁。而有些同学已经将近三十岁了，又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地位，看我不过是个顽童。在那种自认受领袖宠爱、受国家重视、身负救亡图存重责大任的雄心勃勃气氛里，豪气万丈，认为乾坤就在我们手里，可以扭转。最使大家感动的，是蒋中正几乎每隔几天都要来作一次训话，使我感觉到和最高领袖是那么样的接近。
在“战干团”的时候，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一个来自乡下才十九岁的青年，简直弄不明白自己的位置——在一夕之间，长官告诉我：
“你是英明领袖的子弟兵！”
我是既兴奋又惊讶，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大的荣耀。我下定决心效忠领袖，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从我当仪队的那时候起，就单方面这样赤胆忠心，假如这时有人行刺蒋中正，我会用我的血肉之躯，保护领袖，跳起来挡住子弹，或趴在即将爆炸的炸弹上。
武汉大学建筑在珞珈山半山腰，是我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大学之一。校园的一侧是一望无际的东湖，我和一批同学几乎每天都去游泳，我的游泳技术突飞猛进，脱离了狗爬式，学会了自由式、蛙式、仰游，而且学会了跳水。有时大雨倾盆，雷声隆隆，还有耀眼的闪电，整个东湖被笼罩在雨网之中，湖边的游泳池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反复地跳水。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所以没有惧怕。在那段日子里，“青干班”的训练非常松懈，我永远记得那时学会的一首歌，李叔同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歌。今天，五十年后，我仍然会唱。每当歌声响起时，我就回到那一去不返的青春年龄，三四百位年轻小伙子，在武汉大学的体育场上，席地而坐，由那些年轻的女同学领导着教唱，草绿色的裙子，随风飘荡。其中有一位女生，名叫钱纯，不过二十二三岁年纪，她唱得那么好，而她主持小组会议时，那么有条有理。她好像是南方人，那么漂亮，那么大方，我简直把她当成天人，不要说跟她讲一句话，连走近她都不敢。可惜后来，她被派到二百师，在衡阳火车站被日本飞机炸死。
就在训练快结束的时候，日军接近武汉，“青干班”同学被送上火车，向南方开拔。记不得是哪一天，我们坐在敞篷的车厢里，毫无忧虑地歌唱欢笑。走到汀泗桥（那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最激烈的战场），突然之间，大家一起发出恐怖的尖叫，一架日本军用侦察机，飞得那么低，两个巨大的日本国旗的太阳标志，在我们头上擦过，呼啸着一掠而去。火车立刻停下来，队长叫大家四处疏散。我们立刻躲进北伐时北洋军阀留下来的战壕，那里乱草密布，几乎看不到太阳。而就在这时候，日本的两架战斗机，开始扫射，大家趴在战壕的角落，连呼吸都不敢，惟恐飞机上的日本驾驶员听见。低空扫射和高空轰炸那种恐怖是不同的，有一种无处可逃的感觉。奇怪的是，将近二十几分钟的密集扫射，竟没有一个同学受伤。可是当我们想再坐火车的时候，发现火车头已被炸烂，于是我们全体只好一起徒步前往长沙。我一直认为蒸汽式的火车头，像家里烧水用的铁锅一样，里面装的全是滚烫的水；想不到日本炸弹解开了这个谜，原来里边装的全是我所无法了解、像人小肠一样弯弯曲曲的钢管，不禁大为怀疑，水都到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