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长沙后，被安顿在一家空荡荡的民宅住下。虽然公家还供给伙食，但是，一个最大的困难，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克服，这时更为严重的，就是我一直穷得一文不名。如果出去游玩，没有赶上吃饭，就必须饿到下一顿。尤其是九月以后，天气渐冷，我穿的还是单薄的短裤军装，已经不能抵抗寒意，每一天坐在寝室地板上，双手抱膝，一言不发。一位名叫赵蓉的女同学，年龄和我差不多，那一天，她忽然拿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好像是男女不分的学生上衣），悄悄走到我跟前，把它塞到我手中，微笑着说：
“穿上吧！”
我那时是一个还没有开化的北方野孩子，现在已经忘记对她说“谢”了没有，我只是立刻穿上，感到一股温暖，但我没有胆量再去找她讲第二句话，可是对她终生不忘。和赵蓉感情最好的另一位女同学，名叫周伦，她以舞剑受到大家的注目。我到了台湾后，她也到了台湾，和一位军官结婚，住在台北县五股乡。我曾经到她家里看她，问她赵蓉的消息。赵蓉在大陆没有出来，周伦也不知道她的下落。等我重回大陆，仍怀念这段往事，可是，人海茫茫，不知道向谁问起。
我在长沙住了不到一个月，发现气氛越来越紧，家家户户都关门闭窗。我们这一批年轻学生每天逛长沙市中心名胜天心阁，天心阁下有一个动物园，游人也越来越少，动物开始挨饿，不断发出凄凉的哀号，已经没有人喂它们了。第二天，同学们忽然发现，有些大厦的柱子上，出现耀眼、斗大的日文标语，我们虽然不认识日本字，但是知道不是汉奸干的，而是中国人向日本军人所作的心战宣传。这是一个不祥之兆，长沙显然要放弃了。就在那一天的黄昏，一辆吉普车把我、范功勤、李淼和刘尘四位同学，载到一栋房子里，中央团部临时办公室就设在那里，当时已凌乱不堪。组织处长康泽先生最亲信的秘书汤如炎先生，派我当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豫北分团主任，其他三人都是干事。每个人又发了一笔钱，命我们立刻动身，从长沙南下，然后绕道回到已经被日本占领的豫北地区，展开工作。有趣的是，三十年后的一九六○年代，汤如炎在台北当立法委员，和另两位廖姓、王姓立法委员，竭力反对节育，竟主张把支持节育的我阉掉。我则在杂文中称他们为“廖王汤”，以与专治妇科的“中将汤”媲美。
到今天都不知道选中我当主任是什么原因，另三位同学年龄都比我大，不过从此我就成了国民党干部。多少年后追思，这么潦草轻率地派遣，事实上并没有把我们当成什么干部，只是临时搭配，既没有教给我们求生的本领，也没有教给我们任何组织宣传的训练，就把我们送到日本占领军地区，像驱逐一群羔羊到狼群里一样，任凭我们自生自灭。
当时的战场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国民政府为了阻挡长驱南下的日军，炸毁黄河堤岸，一个人工的黄河决口，造成空前悲剧。就在郑州与开封之间的花园口，堤防破裂，几十层楼高的水势，奔腾而下，二十公里以外，都会听到吼声。洪水像千万条翻腾滚动的恐龙，沿着低洼地区，直奔东南方两百公里外的淮河。乡民被吼声从梦中惊起，大水已当头灌入，吞没一个村庄像吞没一个蚁穴一样，无数中国人（没有人知道确实人数）被自己政府一个轻率的决策埋葬，开封城本来在黄河之南，竟一下子到了黄河以北（抗战胜利后，黄河再度改道，开封才再回到黄河以南）。我们四个人一行，贸然登程出发。当我们徒步离开长沙，沿着铁路南下时，看到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正沿着铁路北上。到了易家湾，忽然间背后红光冲天，那是历史上有名的长沙大火。可是，等到长沙变成一片焦土之后，日军距长沙至少还有二十公里。我们绕道新化、益阳、沙市、襄樊、南阳到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的洛阳。就在洛阳，我们脱下军服，换上便衣，四个人分别先行潜回各人的家乡，约定一个月后，再到当时惟一尚在国民党军手中的林县集合。
辗转跋涉，我回到自从被百泉初中开除便再也没有回去过的辉县，投奔常村五叔郭学慈。这里虽然是日军的占领区，但日军仅只集中驻扎县城，中国庞大得像一个大海，日本军事力量无法彻底控制，只靠一些愿意当走狗的汉奸——皇协军——维持治安。
结婚与父丧
我突然归来，使五叔和两位堂兄、堂嫂，大为欢喜和惊奇。他们第一天就告诉我，父亲曾经依据传统礼俗，在若干年前，为我定下亲事。她是县城南关的女孩，名叫艾绍荷，比我大三岁。我从来不知道有这门亲事，也从来没有人——包括父亲——告诉过我。最初我有一种被侮辱的心情，提出反对，可是，整个家族（从二叔到九叔）坚决支持父亲的立场。惟一的姐姐也从她寡居的婆家山屯村，带着孤女赶到常村，哭哭啼啼地规劝，认为郭家是一个大家族，不能够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退婚行为——因为被退婚的女人被人嘲笑，一辈子都嫁不出去。我要求先到开封探望父亲，再到林县跟同学们会合，然后再回来结婚。大家仍然反对，姐姐尤其坚决。一般人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坚强、顽固、永不顺服的人，实际上，有时候，我却不是这样的性格。我这一生有太多的时候，都是放弃坚持己见，接受别人的支配，这一次的婚姻，就是一个例证。我一直惭愧这次对礼教的顺从，假设人生能够重来一遍的话，我绝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有几回，我冲动得想趁半夜逃走，但因为抵不住姐姐的眼泪，没有逃成。于是在十九岁那一年，我结婚了，这是我第一次的婚姻，这次婚姻带给我终身歉疚，绍荷有旧式女子所有的美德，如果我能安于种田生活，我们会白头偕老。
但是，父亲在开封病危，我仓促赶到开封，看到的却只是一具棺木。父亲，这个乡下出生的知识分子，身跨两个王朝（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不能够抗拒当时官场文化的主流（鸦片和海洛因），终于家破人亡。他去世时五十七岁，因什么病致死，没有人告诉我。父亲以一个农家子弟，闯入复杂的城市世界，时间一久就被腐化，仍不得不被淘汰出局，潦倒以终，把儿女们留给一个吸毒的妻子——那比留到虎口还可怕，虎还不食子。他临危时没有一句话嘱咐儿女，继母说，爸爸在死前只叫了一声“大爷”。“大爷”，是辉县本地人对父亲的称呼。就在棺木旁边，继母用香烟盒里的锡箔纸吸食海洛因。日本人在占领区内，执行毒化政策，所以中国人吸毒是公开而合法的。我暗中盘算，一块钱银元的代价，不过只能化作一缕青烟，那个消耗量，像恶魔的无底深洞，任何人都填不满。在把父亲灵柩运回辉县祖坟安葬前，继母特别为父亲举行一项点主大典，这是我又一次硬碰硬地向儒家的传统礼教屈服。
五十年后，直到一九九○年代，我才发现：中国人并不信神，而只信鬼。这项发现就是在一九三○年代这次点主大典上播下的种子。因为在中国社会，我从没有看到任何一项祭神大典这样的隆重，也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比祖先更伟大、更尊严、更有权威的神。
点主大典是儒家学派如山如海的丧礼中，一个小得微不足道的仪式，但已使我兴起无法遏止的愤怒。“点主”是这样的，丧家用木板制成一个牌位，牌位上用毛笔写一行字，大概是“郭学忠之灵位”之类的文字。在“郭”字上端用毛笔写一个“王”字，而请一位地方上有名声、有势力的绅士当点主官。请点主官并不容易，往往要送一笔可观的聘礼。于是我这个长子，就被搞得头昏脑胀。仅只跪的次数和跪的诡异，就万世不得其解。大概是这样的：
司仪官喊：“跪！”
我就跪下。
司仪官喊：“起！”
我就站起来。
司仪官又喊：“跪！”
我再跪下。
司仪官再喊：“一叩首！”
我就向灵柩叩一个头。
司仪官又叫：“起！”
我又站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我再跪下。
司仪官又叫：“起！”
我又站起来。
司仪官又喊：“跪！”
我又跪下。
司仪官叫“二叩首！”
我就叩头。
司仪官叫：“三叩首！”
我就再叩头。
司仪官叫：“起！”
我再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我再跪。
司仪官又叫：“起！”
我又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我再跪下。
司仪官再叫：“一叩首！”
我就叩一个头。
司仪官再叫：“二叩首！”
我再叩第二个头。
司仪官再叫：“三叩首！”
我再叩第三个头。
这时候，我已浑身是汗，简直站不稳了。三叩首之后，总应该结束了吧！哪知道这才是第一拨跪起循环的开始。
司仪官接着又喊：“起！”
我站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我又跪下。
我除了跪跪起起外，无法阻止礼仪之邦这项传统的古老礼仪，对父亲的哀痛和尊敬，使我对这项礼仪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只敢暗自在那里置疑，而且这疑窦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跪”、“起”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终于进入点主的高潮，点主官穿着长袍马褂，手拿一支新购买的毛笔，在盘子中沾满了猩红的朱砂，往牌位上“王”字上面，点上一点，成为一个“主”字。乐声与鞭炮声同时大作，拥挤不堪的“吊者”，也就跟着十分“大悦”。
点主大典不过是一个烦恼的焦点，使我惊恐的还是继母。她不会忘记我殴打她的羞辱，从我到开封，直到祭典那一天，我常在她脸上看到微微翘起的左唇角。这时，父亲的一位好友于香圃先生救了我。于伯父是东北人，很多年前入关，一直追随我父亲做事。日军占领开封后，以东北人（也就是“满洲国”ˇ人）为主的占领军特务机关，也在开封建立。人不亲地亲，经过东北同乡的介绍，他也进了那个单位，而且因住开封太久，得地利人和之便，官位很高。就在点主大典的前两天，于伯父头戴日军瓜皮帽，脚穿长筒马靴，腰挂东洋刀，带着两个同样装束但从态度上可看出是比他的地位低的军官，大踏脚步，走到灵堂。他从口袋掏出一封信，双手捧着，放在父亲棺材前的供桌上，脱下军帽，深深一鞠躬，手扶军刀，大声喝道：
“大哥，小狮子（我的乳名）是你前妻惟一的儿子，今天竟然有人陷害，揭发他是中央探马，要不是落在小弟之手，小狮子今天无命可逃。大哥！你对我恩重如山，有小弟就有小狮子，不许有人害他一根毫毛。这封信是谁写的，大嫂？”他横眉怒目地转向继母，“是不是你写的？”
继母惊恐地回答：
“我不识字，怎么能写信？”
于伯父转向我：
“从今天开始，你晚上住在我家，日本人那里有我担当。”
突然间，他拍着我的肩膀，流下眼泪，说：
“小狮子，你的命真苦！”
于伯父在大家尊敬、震惊的眼光中，大踏步跨出大门，我一直送他到十字路口。
“你快点离开开封，”于伯父叮咛我说，“灵柩后天就启程，我会派人送你到黄河沿。”
点主大典后的第三天，我护送父亲的灵柩，匆匆上路，返回祖籍辉县。于伯父亲自送出城门，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后来，我在书上常看到有人引用一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每一次，只要看到这十个字，我就想到于伯父。而且，再想到六年之后，抗战胜利，于伯父的下场，深深感到锥心悲痛，此生已无以为报。
父亲的灵柩放在两辆前后相连、人力挽动的架子车上，穿过干涸而满是细沙的黄河故道，再穿过京广铁路，历时三天两夜，终于运到祖坟。继母则跟其他弟妹，另坐火车回乡。就在父亲的棺柩冉冉垂下墓穴的时候，我才感到父亲真的是死了，永远不再回来。而自己是那么样的孤单，于是跪下来，用头撞地，放声大哭，呼唤：
“爸爸！”
这一声“爸爸”，突破了儒家礼教给我的另一种禁忌。原来家中长辈一直警告我，当哭父的时候，不可以哭出声音，这是礼教上对一个君子人物最低的要求：只能唤“爹”，不可以叫“爸爸”，因为“爸爸”是洋式称呼，违背传统，正在幽冥路上前进的父亲幽魂，将听不到你的声音。我被吓坏了，不愿父亲一个人寂寞地走向幽冥，于是乎我声声哭“爹”，问题是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叫过一声“爹”，“爹”这个字引不起我一点父子亲情。
直到我忽然叫了一声“爸爸”，使我回复到真实的位置，于是，大雨倾盆般的伤心泪水，使我匍匐在墓穴旁，拦住父亲的棺木，不准放下。全族人从没有见过一个成年男子这么哭父母的，认为我显然违反了礼教。
安葬父亲之后的第二天早上，一个东北口音的男子，进门拜访，把我拉到一旁，低声说：
“你快点逃走，于伯父挡不住，你妈不断在告，而且今天就走，一分钟也不要停。”
那人留下一叠储备券，仓促告辞，连一杯茶也不肯喝，而且不肯讲他的姓名和他的去处。我仓皇进屋和绍荷道别，她一面为我整理包袱，一面哭泣，我又一次尝到生离死别，于是离开了辉县，一离开就是四十年。四十年后，重返家园，绍荷早已再嫁，而且不久逝世。重拜父坟，往事历历。
荒山逃亡
我连夜北上，进入被称为“盘上”的山区，两天后赶到林县河涧镇，和范功勤、李淼、刘尘会合，加速成立早就应该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豫北二十五县，这时只有林县仍由新五军据守，西边是太行山，那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北面则是共产党游击队。我找到一家民宅，挂起招牌，布置起了办公室。我们的顶头上司远在万里外的天边——重庆，我们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只是在珞珈山诗情画意地度过了一个美丽的夏令营生活。除了愿为领袖而死以外，不知道要做什么，而我们的年龄如此之轻，我不过二十岁，其他人不过二十二三岁，现在却把组织训练青年、对抗日本和共产党的沉重任务，交在我们手上。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办，中央团部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去办，只是把一些油印的文件，千辛万苦地颁发下来。可怜我们这群年轻人，连公文都不会写，我们不过是被牺牲的棋子，中央团部潦草塞责、随随便便地派遣，表示又成立了一个分团，如此而已。
要想混日子也不容易，那是瞬息之间千变万化的邻近沦陷区的地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一天下午，河涧镇上的军队突然增加，马嘶声、人叫声，显出气氛有异寻常。一个消息说：
“八路军已攻下林县县城。”
黄昏以后，国民党军开始向东撤退，林县距河涧大概十五公里，我们一行四人仓促地捡起行李，随着零零星星的残兵败将，也向东撤退，没有目标，不明情况，没有一个有关系的人可以探听消息，只知道随着大众，一步一步，摸索前进。
不久，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山区，天上没有月亮（有月亮的话，也是被乌云遮住），万山丛中也没有灯火，也没有狗。山径是那样的狭窄而崎岖，有时候，旁边就是悬崖，栽下去就不可避免地粉身碎骨。大概午夜过后，我们走到一块狭小的梯田，在上面疲倦不堪地睡去。第二天继续逃亡，饥饿干渴交集，站在山头，看到前面山麓有一个村落，而且听到鸡鸣，我们兴奋地顺着山径而下，结果，近在眼前的村落，足足走了十四个小时，天黑了以后才狼狈地走到。村头有一个农家，他们的全部财产只有一只鸡，但是他们不肯卖，多少钱都不肯卖，最后才勉强用高价卖给我们四个窝窝头。窝窝头有拳头那么大，我饥火中烧，抓过来，张开大口，一下子几乎咬掉一半，正要咀嚼的时候，只听见一种微小的奇异响声，口中忽然间塞满了细沙，一粒一粒的细沙，像当时跳远坑里用的那种细沙，过度用力的牙齿，使细沙发出怪响。我大叫一声，喷了出来，那不是真正的细沙，而是窝窝头被咬碎了的颗粒，无论是味道和硬度，都和真沙没有分别。其他三个人没敢张口，而干瘪的山民夫妇被我的动作吓住了。我最初是愤怒，大叫一声：
“这怎么能吃？这不是人吃的！”
刹那间，我万分羞愧，为自己这种身不由主的反射动作羞愧。“那不是人吃的”，难道山民夫妇不是人吗？我这一生做了很多冒犯别人尊严的事，这是其中之一。多少年之后，读到元曲赵五娘的悲惨歌声：“这糠哦，与米一处飞！”我那一次吃的，就是使赵五娘流下眼泪的糠。北方农家穷苦，连黍米（小米）的壳都不敢抛弃，碾成粉末后，就叫做糠，蒸成中空的馒头模样，就叫窝窝头。我幼年虽然吃尽了苦，也仅是没有肉吃、没有白面吃而已，在这次逃亡途中，才第一次吃到绝对难以下咽的糠，这件事情使我终生难忘。
中国人竟这么彻底贫穷！我开始怀疑：中华民族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农民还在吃糠？
我们一直逃到一个不知名的村落，忽然间遇到流亡的安阳县政府，才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了林县，进入安阳县境。就在安阳县政府，见到主任秘书韩彬如先生。他拿出中央团部的电报，要他接管豫北分团，并命我们四个人前往洛阳报到。这又是一个突变，但也使我们如释重负，因为我们自知年纪太轻了，不足以担负这项重任。
就在这不知名的安阳县万山丛中，我们一行四人，摸向洛阳。
大隧道惨案
到洛阳后，我被派到偃师县分团当干事。“主任”的官衔没有了，对有些人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打击，但我在官场上有迟钝的一面，对于这项贬职，无动于衷，真的认为，一个革命青年不应该计较任何名分。不过，不久我从内心里开始改变，这改变虽不能使我重视官位，但却发现上进的重要，人生最大、最新的诱惑，在引导着我踉跄迈步。
那时候，战时陪都重庆，有一个中央训练团。这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分别从全国各地选拔党、政、军优秀干部，到重庆参加有时是一个月、有时是三个月的中央训练团，使他们能和中央高级官员亲近，产生一种敬畏的向心力。我不久就被保送受训，坐火车到宝鸡（就是秦穆公发现神鸡的地方），在宝鸡转乘四天路程的长途汽车，到达重庆。
重庆这个战时首都，街道像旧金山一样，高高低低，一年之中，约有六个月的漫长时间大雾迷漫，对健康非常不利。可是，抗战初期，用雷达投掷炸弹的设备还没有发明，全靠飞行员的目击，所以雾季反而成了这个山城的保护网，至少六个月内，不会发生空袭。而另外六个月的晴朗天气，则是“跑警报”季节。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防空袋，里面装着一天的民生必需用品，机关职员甚至于还带着必须处理的公文。每天早上都先仰望山头挂的警报风球：当出现一个球时，表示日本飞机已从武汉机场起飞；当出现两个球时，表示日机已进入四川省境；当出现三个球时，表示日机已接近重庆，或已在重庆上空。往往，太阳还没有出山，一个球已经升起，空袭警报发出像受伤的野狼一样的哀号，然后，全城的人都逃出家门，奔向附近的防空洞。重庆建筑在山脊两侧，所以防空洞既普遍又坚硬，从来没有发生被炸塌的事情。
可是，就在我去的那年六月，碰上大隧道惨案。大隧道是指重庆山脊惟一的一条防空洞，几乎是把山掏空，从西方的入口到东方的出口，长度大约有好几公里，每隔一段距离，开一个洞门，供民众进出。惨案发生的那天，日本飞机从上午即行轰炸，全城在隆隆巨响之下发抖。那时候的中国，已经没有防空的能力，日军有时候只保持一架轰炸机或战斗机在上空盘旋，就足以使山城变成死城。大隧道中既潮湿，空气又不流通，避难的人又拥挤不堪，空气不足，每一个洞口都放下栅栏，加上铁锁，防止市民在空袭期间到街上乱跑，引起日机的投弹和扫射。到了下午时分，隧道里的男女发出呼号，要求出来。可是，把守洞口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动心。等到晚上，日机离去时，已经没有几个人能活着出来了。这是中国防空史上最大的一个耻辱，事后好像只把卫戍司令刘峙免职。刘峙是国民政府中有名的饭桶将军，他除了拍马逢迎外，什么都不会。惨案虽然使他去职，但依照传统官场文化，他不久就另有新职，而且是升了官。
最感荣耀的一件事，是和蒋中正躲在同一个防空洞。那次空袭，发生在上午十时，中央训练团在重庆浮图关下，警报响起时，我们被带进一个庞大无比的半隧道之中，三面都是天然岩石，侧面开向山谷，面积足有几十个足球场那么大。当我们在所携带的小凳子上坐定以后，看到蒋中正在护卫之下走进来，洞的深处摆了张大桌子，桌子旁有一张藤椅，他就在那藤椅上坐下，卫士们四周站立。不久，轰炸开始，大家可以听到远远的重庆市区的爆炸声。我仔细地观察领袖，发现他镇定如恒。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如果这次把他炸死，历史上不知道怎么样描述这一幕，又怎么描述我们这些陪死的无名小卒。
中央训练团使学员产生向心力，蒋中正把他的照片送给每一个学员，而且亲自一一点名。送给学员的照片，确实使人动容，最高领袖权势大到没有极限的时代，家里如果挂一张蒋中正签名盖章的照片（当然是别人代签代盖），不但是一种光荣，也多少有一点保护作用，使一些小头小脸的牛鬼蛇神有所顾忌。至于点名，那就跟普通军队里、学校里的点名一样，蒋中正拿着十行纸写出的名册，然后一一呼叫：
“张三同志！”
“李四同志！”
张三、李四就立正，举起右手，高声答应：
“有！”
然后，蒋中正就往张三、李四脸上、身上，打量一两秒钟，在名册上用红笔点上一点，或打一个勾。那些来自低层的干部，没有比这时候跟英明领袖更亲近了。这种点名方法比赠送照片，更能使人产生预期的效果。有一次，一个在陕西工作的同学，在吃饭的时候还在喜不自胜地呢喃着说：
“点名之后，领袖对我有了印象。”
突然之间，我反应说：
“放心吧，领袖对你不会有印象，点名是叫你对领袖有印象。”
一句话说完，全桌同学都呆住了。有的人急忙把筷子放下，好像大祸就要临头，我也察觉到自己的失言。这时候，同桌上一位官阶上校的分队长，用筷子做个手势，叫大家继续吃饭。然后，他莞尔一笑，对我说：
“你的嘴太快了，已快到足以断送自己的地步。”
我只是想一语点破那位同学的冥顽，全没有想到它的危险性。我赶紧低下头，以这位分队长的话作为勉励，立志不再多嘴。可惜，我是一个没有福气的人，个性使我不吐不快。后来，遇事不但仍然说出来，更糟糕的是，甚至还用笔写出来。
开始用假证件
在重庆一个月期间，思想发生急剧变化，使我回忆到长沙大火之夜，在我之前，有一个年纪比我大将近十岁的同学，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当中央团部秘书汤如炎询问他愿不愿意到沦陷区工作时，他坚决表示希望留在中央团部工作，我暗中讥笑他是一个懦夫和老奸巨猾。这次，我到了中央，才发现世界之大，不是我这个地方性的小干部所可以想象的。那位自请留在中央团部工作的同学，因为有好的资历，已经当了组织处一个组的副组长，手握全国工作干部的升迁调补，趾高气扬，已没有一点同学的情谊。而其他珞珈山的同学中，也有六七位被中央团部保送到复旦大学（重庆）、四川大学（成都）、武汉大学（乐山）。他们一个个神采奕奕，一旦大学毕业，就跟一九八年代一旦取得博士学位一样，前途似锦。而我不过是一个高中二年级肄业的地方性土包子小干部，我发现当初长官们勉励我们献身革命、不必继续读书的训话（因为革命就是大学），是一种欺诈。这使我改变志向，一定要上大学，即令是上一天大学，只要履历表上学历栏可以写上“大学肄业”，也比“高中肄业”体面。
在离开重庆前的那几天，我疯狂地寻觅上大学的路径，终于发现根本不可能，因为我没有高中毕业或高中二年级肄业期满的证件，而且，即使有，中央团部也不可能无缘无故保送千里外的一个低级地方干部。
我绝望地回到偃师，觉得眼前一片漆黑。我不甘心这样被低学历所吞没，所以继续不断地解决我的困难，决定参加明年“西北区大专院校联合招考”。于是，我重新收拾起我那残破不堪的功课，故技重施，再演习一遍几何，再背一篇英文作文。我刻苦到连晚上睡觉，都不停地自言自语。其次，我要找一个假证件报名。一个朋友把我辗转介绍到洛阳城南五公里一个村子里的另一位朋友，说他可以给我一张证件，只要花五块钱银元就可以了。我千难万难地凑了五块银元，到了月底取件的那一天，拿着银元徒步前往，一路上心跳不断加速，这是决定我一生前途的一张纸。我不知道是哪个学校，也不知道能不能买到手，万一对方没有呢？那我怎么办？我从来没有这样焦虑过。原野上行人很少，小径旁边就有一座小小的土地神庙，我站在庙前，用最虔敬的心情祈祷：
“请你保佑，给我一张证件吧！”
我买到的证件是一张甘肃省立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期满证书。甘肃在哪里？天水在哪里？都远在西疆天边。已经管不了那么多，我就用这个证件，参加西北区大专联考。
考过之后，静等着放榜，这是人生最难度的一刻。我坐卧不安，吃不下饭，而且一想到不被录取后的日子，就一阵阵地晕眩。
就在发榜的前一天，信步走到一个市场，看见一间小屋里有一位算命先生，我不安地走进去，问说：
“先生，考学校的事可以问吗？”
那位盲卜师声如洪钟地说：
“可以。”
我交过钱，摇过六爻课。盲卜师根据我正面（字）、反面（闷）的口述，仔细推敲，然后说：
“考什么学校？”
“我参加西北区大专联考，不知道能不能考取。”
“可以考取，”盲卜师用扇子敲着桌面说，“不过，很靠后了！”
我狂喜地跳起来，又回头问一声：
“你的卦准吗？”
“当然准！”盲卜师严肃地说，“不准，砸我的摊子。”
盲卜师的自信，也感染到了我。可是，出门走了几步，又恢复了茫然。算卦到底是算卦，万一考不取，砸了摊子又有什么用？我又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第二天，我前去看榜，发现我被分发到省立甘肃学院（若干年后改为国立兰州大学）法律系。我当然高兴，但也若有所失，再想不到盲卜师的“很靠后面”指的是学校名次，不是指个人名次。西北共有九个院校——国立西北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而甘肃学院是所有院校中最末尾的一个。兰州在西部一千多公里以外，那时候还没有铁路可通，坐长途汽车要整整四天。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决定抛弃一切，西奔前程。
我到了甘肃学院，就在办理注册登记时，注册组一位组员翻看我的文件，露出很深的困惑神色，问我说：
“你在天水中学念过书吗？”
“念过！”但我心跳起来。
“民国二十八年有二年级吗？”他沉吟说。
“有。”我开始浑身发毛。
那组员继续沉吟说：
“我是天水中学毕业的学生，仿佛那一年还没有二年级。”
“有。”我舌头都硬了。
“好吧！等我查查看。”
很明显地，假证件已露出破绽。我把行李提到宿舍，坐在那里发怔。这挫折是我不能克服的，只有被开除的份。但同时我也在安慰自己，那事最快也要到一年以后才能查出来，一年时间，又该有多少的变化？我为读书受了很多折磨，开封高中的往事，又重现面前，我无心听课，也无心游玩，日坐愁城。
开除
第二年夏天，同学们纷纷离开，各返家乡。我假证件被拆穿的时间，一天一天地逼近。有一天在街上闲荡，忽然遇到几位百泉初中的同学：袁凤鸣、朱好仁、尚均（就是揍我一拳的家伙），他们这时候都在辎重兵团当驾驶兵。袁凤鸣高高在上当连长，他们每人开一辆大卡车，好不威风。他们运送新兵到新疆，归途再到玉门油矿运汽油回来，要我一块兜风。我连宿舍都没有回就跟他们出发了，我希望深入新疆，永远不再回来，永远不再受证件的压迫。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河西走廊，这里在唐王朝时还是一个黄金地带，宋王朝以后，却一直残破到今天。“大西北！建设大西北！”多么伟大的号召，可是这个西北却一片贫穷。在山丹县一带，我发现中国最贫穷的地方，比河南省安阳县山区吃糠的山民更要贫穷。白天时候，全家人（包括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几乎赤身裸体地蹲在土炕上，身上披着已变成黑漆漆、毛全部打结的老羊皮，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回来后折叠好放在床头。这就是世界上五大强国之一的中国的农民生活。有些司机看到这种情形，大笑大叫。我心中感到的却是绞痛和无限羞愧。
我最后没有去成新疆，因为新兵到了酒泉就另外有车运送，辎重兵团的车队直接前往玉门油矿去装载汽油。我当然随着前往，目睹到当时中国惟一的油矿。我不能用科学术语介绍这个油矿，我是一个科学白痴。似乎是公元前八世纪时候，在那万座荒山之中，有一座老君庙（祭祀太上老君，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李耳先生），老君庙背后有一个小小的水潭，比一口井大不了多少，水色乌黑，水质黏得像稀稀的糨糊。居民们常跋涉几十里路之遥，带一桶回去，家有病人或晚上孩子拉屎时，就用破布沾一点桶中的潭水，用“取灯”（穷苦人家用的土制火柴）把它点燃，火光可以持续半个小时以上，当地人视为神明。
这个水潭中的“水”就是冒出地面的原油，水潭就在玉门县西南二十公里的万山丛中。原油随时都会从地面渗透出来，中国人忙于做官和内战，没有人理会这个天然资源。直到抗战前不久，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才成立玉门油矿局，正式开采。在轻轻一动原油就大量流出的情况下，油矿局没有那么多炼油设备，只好把它们输导到山谷，两头堵住，经过一两个月，原油就蒸发得所剩无几了。
不过，我不久就不为国家大量损失原油忧心，而为自己忧心了。油矿里连一个饭铺都没有，只好靠从新疆进口的青色葡萄干度日，结果大量呕吐酸水，饿得奄奄一息。等到随车队回到兰州，一走进校门，就被一个同学抓住，附在我耳朵上悄悄说：
“你被开除了！”
该来的终于来了，是那个天水中学假证件害了我。
“学校可能已通知了警察局，”那位同学说，“你要小心！”
我溜进学校，回到寝室。甘肃学院位于清王朝贡院旧址，每一个学生都有一间宿舍，所以我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背起行李，溜出大门。千辛万苦远奔边陲，读大学的梦，就这样破灭。大学，你的大门怎这么难进！我庆幸有这一趟玉门之行，得以悄悄地脱身，否则的话，可能会被叫到教务处，指控伪造文书。我找一个小客栈住下，躺在床上，仰望着天花板，不明白洛阳南庄那位朋友，为什么卖给我一个这么容易辨识的假证件。我想哭，但哭不出来，一生中有很多次这样的遭遇，想哭一场的时候却没有眼泪。
感谢苍天，正当我想要投奔辎重兵车队去当司机的时候（这是当时惟一的一条活路，不然我会饿死兰州），忽然想起来，我在飞机场检查站有位相识不久的朋友，于是我去找他，哭丧着脸问他能不能给我一个工作。他盘问详情，然后忽然说：
“你拿我批的单子去买飞机票，我送你到重庆。”
这句话，我听了两遍之后，才相信不是拿我开心。抗战时期，飞机的班次和座位都有限，能不能搭上飞机，全看机场安全人员能不能批准搭机申请。所以，一个没有人事关系的官员，即使你是部长，候机十天半月也是非常平常的事，而我一个穷学生，居然可以顺利地买票飞到重庆，简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事。我就把准备应变的钱，买了一张机票，直到上了飞机，我才相信这是真的。
这位朋友，名叫张辛伍，江西人。十年之后，国民党军完全崩溃，我在上海遇到了落魄的他，请他随我一同上登陆艇，一起到了台湾。
我飞到重庆，举目无亲，在中央团部做事的“青干班”同学，又都陌生，无人可以投奔，就在两路口上清寺一带徘徊又徘徊。两路口有一个中央团部消费合作社，就在合作社门前，遇到了正下班出门的女职员崔秀英。她听我问路的口音，晓得是她同乡，就把我带进合作社，介绍给她那些同事，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坐驿马车到沙坪坝，找到百泉初中同学买枢运（买，是一个奇怪的姓，他信回教，可能是阿拉伯人的后裔），那时他就读中央大学地质系。在百泉初中读书时，我因买枢运的功课太好而揍过他，但并不能把他的功课揍坏。现在，买枢运上了中央大学，我却是一个被开除的流浪汉。
那时候，中央大学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大都市的考生，真可称之为满山满谷，买枢运就把我安置在一间破教室里，睡在一块黑板上。教室里另外还挤着五六个本省同学，全都说四川话，我似懂非懂。
在甘肃学院时，我就跟迁到河南省内乡县的母校——开封高中——当初允许我不拿证件就投考的王伦青老师，取得联络。王老师天大的恩典，给我寄了一份开封高中二年级肄业期满证件（严格地说，这是一个伪造的真证件，因为我只在二年级读了几个月）。我本准备一旦天水中学案件爆发，就拿这个证件接替——这当然是个白痴的想法，可是，现在用得着了，我用同等学历报考中央大学。
如果我能考取中央大学，整个人生会完全改变，因为这次证件是真的。可是，我当然考不取，就凭我那两道几何和一篇英文作文，以及临时加工的生物学，竟想考取当时全国第一流的最高学府，简直连自己都笑出声音。不过我确实全力以赴。
考试那一天，几何没有问题，两道全答对了。英文作文题目是University，看了之后，心中凉成一团：什么是University？University是什么？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字，猜都无法猜。那一次，我背了三篇英文，不知道用哪一篇才好，只好硬着头皮随便找一篇抄上。
考完后，遇到前来投考的也是百泉初中同学朱光弼，而下一节是生物，我问他：
“你可知道孟德尔三定律？”
“什么是孟德尔三定律？”朱光弼瞪大眼睛问。
“你连孟德尔定律都不知道，还考什么大学？”
“混蛋，快教给我！”
就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我告诉朱光弼孟德尔三定律。结果下一节生物课考试时，果然出孟德尔三定律。朱光弼并不靠这孟德尔三定律而考取，但是，他稍后确实考取了当时全国最好的、设于昆明的西南联大，我却名落孙山。垂头丧气地搬出中央大学，大梦又醒了一个。我在这万般落寞中，和崔秀英发生了感情，仿效当时最流行的办法，我们在两路口租了一个房子同居。
再做假证件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上大学的心，早已到了黄河，但我的心仍然不死，一面找工作，一面准备明年再参加西南各院校大专联考。人生有很多难以预料的际遇，神差鬼使，我的一个长辈在设于青木关的教育部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当主任委员，我去找他，他把我安置在设于重庆市两路口川东师范旧址的该会重庆登记处，当一名小职员。那一年，我已二十五岁，既看不到未来，也不敢回想过去。然而，一个机会像闪电一样地出现。
青木关距重庆大概五十公里，从四面八方沦陷区逃到重庆的流亡学生，早已筋疲力尽，所以招致委员会特地在川东师范旧址设立登记处，由岑文华先生当主任，另外有两个干事作为助理，我就是其中之一。沦陷区学生前来登记时要填具表格，写明他原来的学校、科系、年级等等。根据带来的证件，由登记处主任在调查表上签注意见，转报也设在青木关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再分发到各大学继续就读。有时候，没有证件或证件不全的学生，由岑主任口试盘问后，略微可信，就在调查表上加签“考核属实”。有时候，岑主任不在，我就代他签注意见，而且签出自己的大名，教育部也不问究竟，一律分发。这样持续了几个月后，一个奇异的灵感突然进入我的脑海。我跳起来说：
“我为什么不能够分发自己？”
不过，有一个难题，我不能用郭立邦的名字登记。这么一个小小的困难，竟困扰了我两三个月之久。最后，一个从南京逃出的学生前来登记，他是汪精卫政府中央大学政治系肄业三年期满的学生，具有全部的成绩单，货真价实的证件，我如获至宝。尤其，那个学生的名字几乎使我跳起来，他叫郭大同。我去照相馆把郭大同的证件翻照下来，再把原件改成郭衣洞（也只能改成郭衣洞，没有第二种改法），再拍下照片。先把郭大同照相的文件签注意见报上去，过了两三个月，估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已经分发，然后请朋友用郭衣洞的名字填写一份登记表，再由我签注这样的考核：
“经严格盘问考察，该生确系伪中央大学政治系三年级肄业期满学生，建议分发同级学校。郭立邦。”
至于照片，我签上“后补”，以后当然也没有补，这种例子太多，教育部从不追查。
寄往青木关教育部后，每天数着日子。普通情形下，不到两个月，学生本人就可以接到分发令，可是两个半月后，仍没有消息。于是，那一天，我向同事借了一套整齐的中山装，把钉有补钉的皮鞋（这是抗战时最常见的装束）擦得发亮，搭巴士前往青木关。我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代表岑文华主任，前去查询沦陷区学生郭衣洞的分发事宜。高等教育司一位官员接见，对我的辛苦及负责精神，十分嘉许。查卷后，告诉我，郭衣洞已被分发到国立东北大学，要我回去安慰那位从南京流亡到重庆的可怜大学生，通知书日内即行寄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