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个叫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我喜孜孜地回到重庆。屈指计算，距我上次参加联考，已经一年了。这一年中，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已迹近停止，生活比较平静，尤其是我与崔秀英同居，又结交了很多朋友。那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前途辉煌，我感觉到比他们任何一位都好。我还不敢宣布我又成为大学生了，惟恐是一场空欢喜，但经旁敲侧击的打听，才发现，本设立在万里之外辽宁省沈阳市的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我那时候正读小学二年级），辗转迁移，现在设在四川省的三台县，在重庆北方三百公里，从重庆如果沿着涪江而上，可以抵达三台城下。不久，教育部的分发令寄到，我向岑主任辞职，说了一大堆谎言之后，岑主任脸上露出慈祥和关切的笑容，说：
“你搞的鬼我全知道，快上学去吧！”
我身子忽然发抖。我这个无母的孤儿，到了后来，有人夸奖说我无所畏惧，其实不然，我最畏惧的是：加到我身上的恩惠或温暖。岑主任像父兄一样的恩情，使我永记。三十年后，我们在台北重逢，岑主任经营一家水泥公司。他那稍后结婚的夫人，在巴西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当主任秘书，那个时候前往巴西的移民，有很多都由我担保。
我这一生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励和帮助年轻人在国内或出国读书升学，一方面知道求学的艰难，一方面也是深受岑文华的感召。
崔秀英和朋友们送我在两路口搭巴士，前往三台。东北大学设在三台县文庙，我这时候第一次使用郭衣洞的名字，谨记着当初从郭定生改成郭立邦时，几乎忘记自己是谁的往事，一路上，就一直念着这个新名字，而且很懊恼把“同”字改成“洞”字，而没有改成“桐”字，可是已无法挽救了。东北大学是一个以收容东北流亡学生为主的大学，我到教务处报到时，教务长亲自向我问话，一面拿出我的照相证件，翻来覆去看。我开始流汗，害怕他提出问题，包括：“中央大学在南京什么地方？”“政治系主任是谁？”幸好，教务长没有问这些，但却问了另外一个致命问题，使我几乎立刻被驱出大门。教务长说：
“你已经学了三年，日文怎么样？”
犹如五雷轰顶，我呆了一呆，小聪明救了命，我说：
“我在南京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整天做地下工作，谁去学鬼日本话？”
教务长莞尔笑了笑，挥挥手叫我出去说：
“快去宿舍报到吧！我们还要进行编级考试。”
我心里在唱歌，找到宿舍，大概等待了一个多星期，教育部分发的插班生，以及其他学校自动转来的插班生，大约有二十几人，在一间教室里，举行甄别考试。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着没有英文及算术的考试，胆量大了很多。虽然政治系一、二、三年级所有的功课，我都没有读过，我也不怕。我对“政治系”下了一个定义：那是一个识字不识字都可以读的系！而且，我是从南京来的沦陷区流亡学生，深受政府关注，只能使我降级，不能把我开除，因而有恃无恐。又是一个星期，布告栏里贴出甄试结果，我被编到政治系三年级就读。人生真是奇妙，我这个在大学只读过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合法地成为三年级的学生，二年级是一个空白。我对不能够进四年级，一丝一毫没有抱怨，三年级对我而言，已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教育部那个科员，怎么会把我分发东北大学，而没有分发设在重庆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或设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以及设在乐山的武汉大学？而分发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根据什么理由？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非常明显，办公桌上一个无心的作业，往往使人的命运产生基本变化，假定我不读东北大学，以后发展的轨道，可能不会走向台湾。
就在三台，我幸福而满足地过着大学生生活。天渐渐入冬，四川的冬天绝不是没有棉衣就可以度过的，而流亡学生却没有棉衣。那时候，基督教会在三台设立一个学生公社，准备了很多灰色粗布棉大衣，借给最贫苦的学生，我在穷的程度上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也借到了一件。但我却吸上了烟，吸烟成了难以负荷的最大开支。那时候买烟，不是一包一包地买，而是一支一支地买，有一个景象常在学校对面小铺出现，我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把一张揉着的钞票放在桌上，举起食指，大言不惭地说：
“司令牌，一支。”
然后带着一支司令牌纸烟，回到学校，在大庭广众下吸起来，十分得意。
入学不久之后，学校突然发生罢课。到底为什么罢课？真正主要的原因，当时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只记得其中有一条标语是：“力争粪费”。以我的性格，应该非常赞成罢课才对，而且罢得越久越好，最好一罢两年，当罢课结束之日，也就是毕业之时。不过，我是千辛万苦才进大学之门的，了解到读大学之不易和大学生涯的可贵，认为能读大学是一种福分，不应糟蹋，而应珍惜，所以我并不支持罢课。每天到大街上游荡，只在心中暗暗希望罢课早日结束。
罢课终于结束，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但我却从“力争粪费”这项活动，发现一个战乱不断而又落后贫困的社会的深层现象。东北大学全校男学生只有一个厕所（女生宿舍当然另有女生厕所），男生宿舍走到男生厕所，最快要五分钟，这是一个漫长的距离。白天还好，每一个人都有憋尿的能力，可是到了夜晚，寒风袭骨，爬出了被窝，要走五分钟才能摸到（那时候还没有电灯），简直是一种苦刑。同学们于是索性来个不顾一切的大解放，出了寝室门，就在院子里小便。冬天结冰时，院子里冰块高高地堆起，全是尿液冻成，夏天则是一片腥骚，简直不像是一个大学，而像一个庞大的鸡窝。远在男厕所的粪便，因为有那么多生产者，所以每隔几天，就要被掏一空，卖给当地农民作为堆肥。
教育部每个月都发给学生贷金，注明是国家借给学生的学费，将来毕业后要分期偿还。贷金数目已不记得了，每月都在增加，可是物价飞涨，贷金不够伙食费。那时候就流行一种“见饭愁”症候，八人一桌，四菜一汤，汤只是一碗咸水，四个菜没有一个可以下咽，偶尔有一盘花生米，立刻被抢一空，以致大家不得不立出一个互相遵守的公约，就是：“只可骑马，不可坐轿。”骑马是用筷子夹一粒花生米，坐轿是把筷子横下来，可以一次铲起两粒、三粒。在这种情形下，同学们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出卖粪便的堆肥费上。伙食是半个月一期，每月十五日和三十日，中午和晚上都可以吃到一顿肉（最丰富的是晚饭，大概每人可以吃到一大块），所以，力争粪费成为罢课运动的动力。然而，沦陷区学生饥肠辘辘，平常没有一点脂肪，突然一次吃下大量的肥肉和猪油，肠胃不能适应，往往泻肚。我上铺就有一位同学（那时候十个人一个房间，五张床，都是上下铺），每一次都逃不过此劫，而且一晚上拉两三次之多，我劝他以后加菜时少吃点吧！
“不，”他正色说，“拉死也得吃！”
东北大学学生分为两大族群：一是本省同学，来自四川全省；二是外省同学，来自全国其他各省。外省同学差不多都是流亡学生；本省同学都是有家有室，生活富裕，他们不会跟着外省同学吃相同的饭菜，于是另组伙食团，最大的不同有两点：一是早上吃干饭（外省同学早上吃稀饭），二是每顿都有肉。这使我回到百泉初中时那种白菜团和萝卜团的时代。不过我已没有初中时候那种哀怨，只有一种惊讶，就是无论本省与外省同学，对于这种明显的贫富差别待遇，竟然都无动于衷，认为是天经地义。
大学生活
食色性也，男女同学间最容易恋爱。不过，那时候男同学有女同学的八倍之多（其他各大学大概也是这个样子），一直使女同学的身价，居高不下。外省同学因为穷得出奇，也就先天地屈居下风。那时候三台没有其他娱乐，东北大学学生惟一可做的一件事，就是晚饭后，到县城狭窄的街道上轧马路。偶尔有男同学邀得女同学并肩而行，立刻成为天大的新闻。
本省同学衣服穿着比较华丽，而且出手阔绰，和女同学轧马路之余，还可以请她到小馆吃一碗猪肝面，而外省同学则攒钱攒上一个月也不见得能请得起，所以，外省同学纷纷大败。不过也有一些东北籍的女生，宁愿跟同族群的同乡男生搞在一起。
恋爱事件都很平常，没有造成特别风浪，只有一件事，发生在我入学的次年：一对平常形影不离、几乎已被肯定成为夫妇的毕业班同学，那一年发生变化。因为他们高一班，我入学的时间又太短，并不知道内情。直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被一个同学叫住，用惊恐的声音吩咐说：
“快去车站，找到张素娥，告诉她韦真翰自杀了，要她无论如何回来。”
我向南门外跑去，看到张素娥正提着行李在那里等车。我把话告诉她，认为她一定会跟着我回校。出乎意料的是，她并没有，最初一脸惊愕，接着变成不耐烦的神色，说：
“车子马上就到了，这班车不走，今天就再没有到成都的班车了。”
这回答大出我意外，我有点冒火，几乎要把她拖回来，但仍勉强忍住，大声说：
“你们是情人啊！”
张素娥犹豫了一下，把行李交给我，随我走回学校，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我把她送到韦真翰的寝室，里面挤满了人。有人开始欢呼，安慰韦真翰说：
“你发什么傻，张素娥不是回来了吗？你们自己面对面谈谈吧！”
大家陆续散去，我看到张素娥进入宿舍，用手把门关上。我也回到宿舍，觉得自己是个侠义之士，做对了一件事。
可是，到了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听到消息，张素娥和韦真翰过了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仍悄悄地走了，一些男生开始咒骂那个女生是贱货、不要脸。我最初也跟着咒骂，可是我觉得很不对劲，忽然想起来，张素娥这样做定有她的原因：男女两人发生肉体关系并不等于给对方写下了保证书，她为什么不能离开他？只要她想离开，她就有权离开。女人和男人睡一觉，就等于是签下卖身契，万世不能翻身，这是古老的男人压制女人的手段，在二十世纪大学生脑筋里居然存在，使我大为惊惶。可是当有一天，我在饭桌上提出这个看法的时候，大家攻击我是个异端，伤风败俗。但我发现我的思想，从文化到政治，在不断蜕变。
这种备受攻击的情形，使我想起中央大学的买枢运。那年暑假，我和三四个四川籍的应考生，挤在一个破教室里，买枢运告诉我，那三四个应考生是他的家教学生，对他十分厚待，每天都给他买两瓶牛奶和两块面包，买枢运也用心地教。三四位应考生十分感动，发誓说，即使他们考不取，也要继续供应老师牛奶和面包，直到老师毕业。我听了后，忍不住讥笑说：
“做你的春梦！”
“为什么？”买枢运说。
“这话连孩子都骗不了，”我说，“不过是目前有求于你，一时甜言蜜语。你跟他们非亲非故，不要说他们考不取大学，即使考取大学，也不会再理你。”
买枢运脸色大变。
“你真笨！”我继续说，“竟看不出只是利用你！”
买枢运的眼睛射出一种洞烛其奸的光芒，鄙夷地说：
“郭定生，你到社会上做了几年事，什么都没有学会，只学会了老奸巨猾。你知道他们待人是多么的真诚，怎么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看了买枢运认真的态度，我感觉惭愧，我只是就人之常情来判断，对那几个应考生并没有特别的恶意。相形之下，买枢运像个天使（事实上，他真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好友），而我却像一个瘪三。买枢运那种鄙夷的眼光，像火焰一样地烧得我在教室里住不下去，只好搬到另外一个教室。不过，不久，还没有等到发榜，就在联考结束的第二天，那几个应考生就不见了，牛奶、面包也不见了。买枢运找到我叹气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并不知道，我只是有那种感觉。”
多少年来，“感觉”常使我“洞烛机先”，但也常使我备受伤害。
对我来说，读政治系简直是易如反掌，什么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以及那些当时已记不清楚的功课，对我都不是问题，只需要考试前两天，买包四川特产的油米子花生（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花生），请一位书呆子同学，做一次重点复习，就完全解决了。其实回想起来，当时的考试确是犹如儿戏。像三民主义这门功课，我从来没有上过，而上过课的同学，为数实在不多，老师也乐得你爱上不上，他说：
“十个人上课，我给十个人讲；五个人上课，我给五个人讲；一个人上课，我给一个人讲；没有人上课，我给钱讲。”
考试的时候，有些和教务长比较亲近的同学，曾幽默地提出建议：
“三民主义用不着考，学校可以请三民主义老师和其他两位老师站在台上，叫学生鱼贯而入，指认谁是三民主义老师，如果指对了，三民主义就算及格。”
教务长骂他们胡说八道，把他们赶走。
当时日本败相已逐渐显露，同学们看报的风气十分浓厚（虽然常是昨天的报），阅报室常挤得水泄不通。太平洋战争打得天翻地覆，但我记忆最深的一场战役，是由于一个有趣的报导。当日本大本营宣布美国第七舰队已被摧毁，全部沉入海底时，美国太平洋海军司令部发表一份公报，证实日本大本营公报的真实性，但却加一句说：
“美国已将第七舰队捞起，以每小时四十海里的速度，向日本海岸败退。”
意大利和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是天大震荡。希特勒先生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向德国人保证说，一九一八年永不会再现（这一年德国向英、美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现在，希特勒和他的情妇躲在防空洞里，一方面自己结婚上床，一方面声嘶力竭地呼吁德国人民为他战死。喧腾国际十二年之久的希特勒曾誓言他一辈子都不结婚，因为他爱德国，已和德国结婚，现在却硬生生地跟一个活女人海誓山盟。这些对我而言，都是严肃的教育：相信政治人物的承诺和誓言的人，不是转用它欺骗别人，就是已成为无可救药的白痴。墨索里尼的下场最为悲惨，他和他的情妇被游击队生擒活捉，枪毙后，头下脚上地吊起来示众。据说：全世界只有英国首相丘吉尔佩服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在被德军救出，第二次掌权后，处决了叛变他的女婿，以致和女儿反目。而丘吉尔对他的女婿，却无可奈何。有一次，女婿拍丘吉尔的马屁说：
“墨索里尼不过是一个混混，无胆无识。”
丘吉尔反驳说：
“不然，我不如他。”
当女婿的大为惊讶，丘吉尔说：
“至少他枪毙了他的女婿。”
德国和意大利投降，轴心国只剩下日本，任何一个人，包括东北大学门口卖纸烟的那位不友善的伙计（他从不肯赊烟给我），都知道日本已穷途末路。问题是能不能再战，全世界说了都没有用，日本大本营说了才有用，而日本大本营竟宣布说：
“日本还要再战，直到帝国人民全部战死，三岛化为一片焦土。”
耍狠的话是吓不住人的，大家有一种怀疑，不知道日本人怎么收拾摊子。国防部曾在各大专院校招募远征军。盟国有个计划，要从印度出发，向东方反攻，穿过缅甸、泰国，直到越南，中国远征军就负担这个任务。种种优待的条件，使正在学校读书的学生非常动心，主要的是可以到印度去玩一下，这一点已经够了。当时报上就曾经嘲笑说，如果远征军从埃及出发，报名的会更多。
很多人劝我从军，很明显地，从军就等于毕业。可是我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的意志更为坚定，打死我，我也不会离开好不容易才挤进来的大学，我一定要货真价实地读到毕业，而大学毕业是我一生奋斗的惟一目标。可是，当我刚升上四年级的那个暑假，时局发生巨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天气晴朗，学校正放暑假，校园显得清静寂寞。刺耳的蝉声把人聒噪得发呆，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同学们除了睡觉，还是睡觉。睡觉后鬼混一阵（青年时代好像有用不完的光阴），晚饭时候，懒洋洋去餐厅，重复一次“见饭愁”，接着就半饥半饱到街上轧马路，有几个零钱的同学，甚至还到茶馆泡茶，或者到茶馆后院打麻将。可是，那天傍晚时分，气氛有点异样。大概六七点钟左右，由县政府收音室（全城大概只有县政府有个收音机，据我所知，东北大学师生，从来没有想到买一架，因为那东西贵得可怕）收听、抄写、油印，并分送有关机关的新闻简报，只有十六开那么大的一小张，这时候，在东北大学走廊的布告栏上出现，第一条消息是这样的：
“美国投下原子弹，日本宣布投降。”
先看到的同学，像疯子一样，跑到街上，招呼大家快回去庆祝，全校一片欢腾。日本投降，简直不可思议，比今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忽然听到美国向古巴投降，还不可思议。理由很简单，那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崛起和傲慢，武力的显赫，加上他们一再宣称全国战死，简直不能想象竟然也会屈服，尤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屈服，这真是历史上最震撼的一页。同学纷纷议论的是：如何迁校和如何返乡。东北大学原址在沈阳，当然是迁回沈阳，同学不管是哪一省人，当然全随学校迁往沈阳上课。沈阳和三台直线距离二千二百公里，就在这个时候，
“满洲帝国”*依然存在。
天已入夜，大喜若狂的同学们，在东大惟一的广场，燃起营火，找了很多木柴，甚至学校的破板凳、破桌子，都投掷进去。熊熊火舌舐向天际，舌影忽亮忽暗地掠过每位同学的面颊，看得出内心的喜悦，那是多年所盼望的喜悦。可是，大家却像修筑埃及金字塔法老王坟墓的一群被割掉了舌头的奴隶，只呆呆地站在那里，没有语言，没有声音，围着营火，像一大堆参差不齐、刚出土的兵马俑和木乃伊。这景象敲打我的大脑，想到德国投降时，美国人和英国人的高歌狂舞，我心里怀疑起来：这些大学生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高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跳舞？传统文化真是一个大酱缸，不要说不识字的小民，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生，一个个也都被酱成干屎橛、酱萝卜。反传统文化的思想，被这次营火启蒙。
什么是原子弹？一颗原子弹竟然能使一个庞大强悍的帝国投降，它一定可怕得不可想象。但它是怎么制成的？没有一个同学追问，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没有一个教授向我们解释。而日本虽然战败，但他们在原子弹投下后，立刻就知道它是原子弹。我心中有一种感慨：日本仍是一个一流的强国。
永远开除学籍
东北大学是我千辛万苦求学的终点。我到沈阳时，已是初冬，北国寒冽的冷风，跟四川迥然不同，何况我又交回了学生公社借给的棉大衣。好在那时候有救济总署的国际救助物资，那是来自西方国家民间捐赠的御寒衣服。我随着还没有毕业的同学，被带到仓库，挑了一件勉强合身的毛制品大衣和一个八角帽，这是我到东北后第一件冬装。
我自从大学毕业就没有收入，靠过去节俭下来的一点储蓄生活（其实我到后来已加倍浪费，一天要买两支烟，而且升了一级，不但不吸土制的司令牌，还吸货真价实的美国烟。日本一投降，美军的剩余物资大量流向中国，十分便宜，司令牌完全被市场扫地出门。后来到了南京，第一次吃到巧克力糖，发现简直是世界上第一美味，可惜价钱太贵，我发誓当有一天我有钱买上整整一盒时，一定把它一口气吃光）。可是，到了沈阳后，面对自己身无一文的“闯关东”的抱负，忽然茫然，不知道怎么闯法。一位同班同学被学校延聘为助教，那种感激欢喜的表情，真叫我惊讶。有人也建议我到中学教书。如果教书，又何必跑到几千里外的东北？可是除了这条路，只有饿死。于是在当初祖国学社负责人杨德钧、苗景隆、廖衡等人怂恿下，在小西边门找到一个日本商社的房子，不知道杨德钧运用什么关系，就搬了进去，在门口挂上“祖国文化馆”的招牌，希望开一家书店。
然而再也想不到并没有开成书店，我反而一夕之间，成为一名木材商人，抚顺县东面几个山头的树林，都在我的大名之下。分析起来，稀松平常，不过一场官商勾结的把戏而已。本溪煤铁公司正需要大量坑木，那就是，挖掘煤矿时，用来支起坑道，免得坍塌的木头。这种坑木材质虽不好，需要量却非常庞大。当地木材商人和新来的接收官僚，既对不上话，也搭不上线，于是，有人找到我。我有一位老师，当沈阳师范专科学校校长，他有一位朋友在本溪煤铁公司当副总经理，就这样我去向那位副总经理推销。一分钟前，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坑木，一分钟后，我却成了一名坑木商，讲得头头是道。那正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副总经理正为坑木大为烦恼，很多商人向他们推销时，满口承当并找有铺保，答应在限期内把坑木送到本溪车站，可是结果全都一去无踪。有些当然是存心欺骗，但也有一些货真价实的木材商人，千辛万苦从山头把树木砍下，运到火车站时，却被国民党军抢劫一空，拿去劈柴取暖。所以当我向他保证一定可以运到的时候，副总经理相信老同学的学生，同意这笔买卖。大概经过一个月的往返折腾，我取得了十两黄金的佣金。
十两黄金的佣金是当初木材商指天发誓所承诺的数目，可是到真正拿到支票的时候，木材商的面孔开始不一样了。最初是先给我二两，剩下的八两作为投资，最后则出言恐吓说：
“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外省人，我们把你扔到野地里，叫狼吃掉，你家里十年都找不到你的下落。”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商业行为所遇到的挫折，使我看到翻脸的迅速及彻底的镜头，大为震骇。我故作镇静地告诉那些商人：
“我如果二十分钟后不走出中苏联谊社（这是当时的五星级饭店，木材商的写字间设在那里），我的同学就会报警，报出你们的名字。我不怕死，我如果怕死，不来东北，而且你们今天如果不立刻付款，我马上就打电话到本溪，报告公司你们这个骗局。”
这样才把他们镇住。实际上我从没有想到好朋友为钱会生出那么恶毒的念头、说出那么恶毒的话，根本没有心理准备。他们只好开出支票，我不准他们划钱，立刻到银行提出现款，第二天换成十两黄金，全数交给廖衡保管。
十两，在那个时代穷困学生眼中，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就用它来维持祖国文化馆的开支。
可是，好景不长，一个晴天霹雳又打到我头上，再也想不到，假证件的事又东窗事发。这是一九四七年的事，那年暑假，东北大学刚刚开学，听到风声说：我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
一位叫吕文达的好友从北陵坐马车赶到小西边门，告诉我这个噩耗。
“怎么回事？”我惊骇地问。
原来，日本投降“害死了人”。学校把毕业生的证件送到教育部，教育部查对南京中央大学档案，发现根本没有郭衣洞这个学生，明显不过地是伪造文书，于是下令开除学籍。不但开除我东北大学的学籍，还通令全国院校，宣布我的罪状，任何院校不得收容。这个置人于死地的通令，只有兽性发作的人才想得出来。我怔怔地仰头望天，这一生为了上大学所付出的眼泪，现在全成泡沫。我伪造证件固然触法，但何至赶尽杀绝，不留一条生路。侥幸的是，我总算没有留在学校当助教，也没有到其他中学当老师。
不过，不久之后，我却糊里糊涂地当上大学教授。东北籍教育家徐延年先生在沈阳成立私立辽东文法学院，大概看我是重庆来的外省人，在社会上又相当活跃，于是请我当政治系副教授。这个正在向教育部申请立案的草创学府，还没有赶得上看到教育部开除我的文件。稍后，我遇到“青干班”同学徐天祥，徐天祥又把我介绍到设于北大营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跟他一起当少校政治教官，每月有主食和薪俸，生活得以维持。而且，情况开始好转，徐天祥取得一个军中将领的支持，答应每月给我们一个连的补给品，要我们办一家日报。这一连三件事，都是救命船，因为那巨额的十两黄金，在我们不谙撙节的花费下，很快就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四十五年后，我在台北接到一本《辽东文法学院师生小传》，在世的师生，仍有二百余名，卷中还刊出我的小传，并记载说：“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许，中国文联组联部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领导小组负责人佟书，代表我们同学在北京饭店房间，拜望了阔别四十年的老师（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和他的夫人（台湾著名诗人张香华女士）。互相寒暄之后，柏杨老师请佟书转达他对同学们的问候，并表示下次回大陆探亲，定要看望大家，同时还询问了徐院长安西、匡扶教授和几位同学。此时，佟书将他书写的条幅——《遥寄台湾柏杨先生》（徐竹影作诗）：”隔海凭栏无限情，元宵佳节忆先生。杯中一两相思月，饮到三更映到明。‘——赠给柏杨老师。先生极为高兴，连说：“字写得好，诗也作得好。’表示回到台北，一定挂在客厅正中壁上，以示留念。”想不到一个轻轻脚印，竟留给我如此深远的温馨。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人生，大概就是这样。
我在沈阳市中华路找到一栋房子，挂起《大东日报》招牌，买了一部印刷机，搬出祖国文化馆，和徐天祥以及另外一位从辽阳逃出来的警察界朋友孙建章，共同住进报社，开始筹备出报，包括向中央政府申请登记。
沈阳
《大东日报》的登记，政府始终没有批准。国民党是一个愚笨的党，它严厉控制报纸的登记，认为可以钳制新闻自由，所以一九四○年代真正中国人的心声，反映在当时的杂志上，而不反映在报纸上。不过，幸而政府没有批准，如果批准，我们的损失将更惨重。
更大的挫折来自于整个时局的变化，国民党军在东北拥有最精锐、最现代化，而且远征过印度的武装部队——新一军和新六军等，他们从军服到武器，全是美式装备。可是，经过两年内战，东北“剿匪总司令”＊从熊式辉到陈诚，从陈诚到以饭桶闻名于世的卫立煌，甚至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后来，蒋中正被选为“中华民国总统”＊），也亲自到东北视察，种种措施和声势，都不能挽救东北的局面。四平街一战之后，守城的陈明仁将军，突然被中央撤职，军法审判。大家已经发现，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已公然向民心宣战。局势遂像从山顶滚下来的坠石一样，不可收拾，各大城市纷纷被共产党攻克。最后，偌大的东北只剩下一个沈阳和一个锦州还在国民党军手中。沈阳街头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不但高官富商纷纷逃亡，连贫苦的小市民也纷纷搭飞机远走北平。
贫苦小民搭飞机逃难，写下了中国社会史上最重要的一页。设在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雇用民航公司的飞机，把大量军粮和武器运往东北，飞机回程时，舱位全空，沈阳有些单位就利用这个空舱，疏散他们的员工。当员工疏散得差不多后，空舱依旧，有些人就利用机会，包下空舱，向民间出售机票，从中赚取佣金。
不管谁申请买票，都要“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批准。以堂堂的“剿总”之尊，竟去处理小民的机票，荒谬得不但使人失笑，也使人震惊。报纸上也有人作温和的攻击，认为“剿总”应该掌握大局，不该过问鸡毛蒜皮小事。“剿总”反应十分激烈，叱责他们是“匪谍”＊的言论，企图掩护“匪谍”＊逃往北平，之后就再也没有批评的声音了。这小故事隐藏着一个大的意义，事实上，“剿总”官员，没有任何大事可做，批准机票就是他们惟一能做的大事。整个军事行动——战略的、战术的、后勤的，以及陆海空军联合作战计划，“剿总”都不经手，而由蒋中正在遥远的南京决定，甚至一个团的出击或撤退，都由他直接指挥。“直接指挥”应该是国民党军在这场大规模内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处处可以看到直接指挥的悲惨结局，只是，所有自命不凡的头目，总是喜欢直接指挥，因为，只有直接指挥才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威和英明，十分过瘾。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上午，我贸贸然去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发现北大营全然一空，官兵们已全部撤退到沈阳市区。息县那次被隔绝在城外的镜头，重现眼前，我大为恐慌，急行折返沈阳，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气氛。回到大东日报社时，厨夫告诉我说，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住在炮子坟（炮子坟距大东日报社只有二十分钟路程）。这时候，我才看到当天出版的《新报》，四十五年后，仍记得它的头条标题：“沈阳城外，共匪不多”。
我没有心情看内容，只感觉到这样的标题，令人啼笑皆非。傍晚时候，街上已经没有行人，我、徐天祥、孙建章、廖衡，挤在楼上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而我今年已二十八岁了，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第二天上午，解放军大批进城，车队也鱼贯而入，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中有些女孩子（使我想到“青干班”时一些女同学）还打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
事实明显，我们即使想苟延残喘地留在沈阳，也不可能。于是，决定放弃一切（其实这时已没有“一切”了，只剩下两肩一口），逃亡北平。
我、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逃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穿上临时买来的国民党军军服，惟一不同的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前一天晚上，我们聚集到辽东文法学院办公室，第二天凌晨，就以国民党军打扮，走向沈阳火车站，想买一段南下的车票，能买到哪里就买到哪里。我们所以改穿军服，因为那正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统战心战的巅峰。凡是国民党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还乡生产”。四十年后，我和孙建章在台北被调查局逮捕，一个叫李尊贤的调查员问口供问到这里时，把笔愤然地投在桌子上，发出阵阵冷笑，大声叱骂说：
“你们竟然能穿国军的衣服走出匪区？这就够了，你们证实你们自己是匪谍。”
当时除了这套军服外，每人还拿了一张通行路条。至于这三张路条是哪里来的，已无法记忆，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一个图章，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我们从别人的手中买来，用墨水改造的。
走到沈阳车站后，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一个古老的废墟。其实，并不是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
抗战末期，政治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政治的延长，军风军纪也完全荡然，国民党军和土匪海盗，没有分别，不要说从来不排队，甚至从来不买票。一旦巢穴倾覆，只好排队买票，而且还排得这么规矩，只不过失去靠山。
售票窗口打开，才发现南下的火车只能买到皇姑屯，而皇姑屯距沈阳只有一站。我们到了皇姑屯，安静地出站，站外挤满了农家用的马车，这正是乡下人农闲赚外快的时候。我们雇了其中的一辆，南下山海关。这是一趟奇异经验的旅途，入夜之后，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紧夹着马车进发。这批解放军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南下攻击北平，人民解放军军风的严明，使我们咋舌。在黑暗中，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
我总是回答：
“我们是国军。”
当对方一时听不懂，或弄不清楚什么是“国军”ˇ时，我就作一个总结说：
“我们是蒋匪！”
那些纯朴的战士们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马车夫有时还叱喝他们：“让路，让路！”
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见惯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凶恶，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
“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
解放军的行动跟传统的行军方式，恰好相反。他们于夜间上路，天亮时进入村落，分住民家。早饭后，门口从来不站岗哨，一个村落里，虽然驻扎了大军，但是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们的岗哨都站在屋顶上，居高临下，一览无遗。除了解放军，还有成群结队，没有钱雇车的国民党军残兵败将，他们带着干粮，低着头，有时混在第四野战军的行列中，一步一步南下，跟解放军的方向虽然一样，却拥有两样心情。
就在山海关附近，我看到一个国民党军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一滴一滴地滴在路上。他双肩架着支架，一步一跌，跌下后再艰难地自己爬起，然后再一步一跌。他是湖南人，他说他要回家，家里还有母亲、妻子，还有弟弟。他在新六军当少尉，眼睛大大的，十分清澈。我送给他一块大头，他收下来说，他将来定要回报。多少多少年后，海峡两岸开放，来台的很多大陆军民重回家园，这位军官下落不知如何，恐怕已成春闺梦里人！
北平
我和徐天祥、孙建章三个人（廖衡回他的故乡哈尔滨探亲，稍后也辗转来到台湾），终于穿过山海关，到仍在国民党军控制下的唐山，再坐火车转往北平。这是一个悲凉的下场，我们住在一个朋友介绍的小公寓里，眼睛望着天花板，口袋里空空如洗，肚子开始饥饿。孙建章去投奔在十六军当连长的朋友，我和徐天祥忽然想到，我们以第三军官训练班教官的身份，可以投奔设在北平旃檀寺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军官训练班。于是去了，一个上校组长一看见我们的狼狈装束，就拉下脸来，用拳头敲着桌子说：
“你们为什么不抵抗？”
我们呆在那里，不敢坐下。
“你们为什么不抵抗？”
徐天祥已经气结，我结结巴巴说：
“我们是文职人员，不是带兵官。”
“你还强辩，革命军人就是随时准备牺牲。”
我回答说：
“北平朝不保夕，看你去当革命军人吧！”
说完之后，拉着徐天祥走出办公室。
维持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和徐天祥陷入绝境，只好四处拜访朋友，东一顿、西一餐地维持生活，很快就瘦得不成人形。
我后来找到一位辉县小同乡，在新六军当少校的常咸六。常咸六不知道害什么病，双目突然失明。我和徐天祥经常到他家（口袋胡同二号），他太太总为我们准备一杯茶，有时也请我们吃碗面条，可是仍难忍饥饿。
有一次，我和徐天祥在西单马路上，毫无目的地闲逛，我忽然厉声说：
“你活该挨饿！”
徐天祥看一下我。
“你活该挨饿，”我愤怒地说，“你受过高等教育，却喂不饱自己的肚子，你饿死都不足惜。”
“你说谁？”徐天祥问。
“我说我。”
我对饥饿和贫穷充满了憎恨，不能原谅自己的无能。
我忽然遇到那位连孟德尔定律都不知道，却考上西南联大的百泉初中同学朱光弼。他现在是燕京大学四年级学生，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已变成一个共产党，是北平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之一。我就常到燕京大学，跟他对床而眠，听他讲些无产阶级革命的故事。我如果肯洗心革面的话，他答应由地下管道，把我送到城外人民解放军总部；我说我愿意洗心革面，但我不肯到人民解放军总部。
每天早上，朱光弼都陪我到豆浆摊吃烧饼油条，往往先让我坐下，然后他站在旁边数他口袋里的钱。有时说：
“只能吃一碗豆浆。”
有时说：
“再加一个烧饼。”
有时遇到财大气粗的日子，他就大声叫：
“管饱！”
我这时候就吃一碗豆浆、两个烧饼、两个油条。朱光弼很少自己也坐下来吃，他总是先在学校吃稀饭，因为两个人吃，钱就不够了。
北平城里，街上人潮汹涌，挤满了国民党军官兵，也挤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小贩，手里托着一串银元，在西单徘徊，口中单调地叫着：
“买俩卖俩！”
这是钱贩子，从事银元和当时流通货币——金元券——的兑换活动，从中赚取差额，利益十分可观。那时候金元券像瀑布般地下跌：小贩在这个巷口，一个袁大头可以买金元券五亿元，走到另一个巷口时，就可以买五亿五百万元；等他再回到原来那个巷口时，一个袁大头已涨到五亿一千万；到不了晚上，一个袁大头可能换六亿了。
同时盛行的还有卦摊，每人问的问题都一样——前程。卜卦的答案也千篇一律，只有两个：一是，你就留在北平！北平是福地，自有贵人助你；另一是，吉祥在西北，西北有贵人（那时候西北还在傅作义部下董其武将军之手）。
忽然，事先毫无迹象地，有一天，傍晚时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ˇ派人在街上发放传单，要市民于晚上六点钟，一定回到各人的家，收听重要消息。很自然地，当夜幕低垂，六点钟整的时候，我、徐天祥等，都聚集在常咸六狭小的房子里。就在这时，收音机宣布：“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不久，收音机再次宣布，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不久之后，收音机第三次宣布：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一分钟后，在万籁俱寂的空气中，慢慢传出收音机的声音：“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第一……”不记得详细内容，仅只“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这几个字就说明了一切，用共产党的话说：“北平解放。”
第二天，我到街上，北平已出现另外一种气象。每一个路口，都有三个哨兵，一个是华北总部战士（这时已自动拿下“剿匪”字样），一个是人民解放军战士，一个是北平市警察。
我找到朱光弼，他把我领到刚成立的人民大学门口，要推荐我去读研究部。
“国民党会毁了你，你有志难展，”朱光弼说，“共产党有无穷天地，爱才如命，你要留下来，新国家需要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