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支支吾吾，答应一定留下来。
两天后，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
我决心继续逃亡，向几千公里外从没有去过的南方疆土逃亡。然而我哪里都不能去，因为身上没有一分钱，连蹲在街头吃碗“茶汤”的钱都没有。就在阴历年的除夕（那应该是一九四九年的二月了），正在常咸六家中发呆，徐天祥走进来，坐在我对面，问我：
“你走不走？”
“我想走，可是我没有钱。”
徐天祥从口袋中慢慢地抓出一叠银元，放在桌上，一个一个把它叠起来，叠得高高的，用手指数了数，整整十四元。然后，把它推到我面前，轻轻地说：
“拿去。”
“这算什么？”我问。
“这算你的路费，拿去就是了。”
“你哪里来这么多钱？”
“你不要管，拿去就是了。”
“你自己为什么不用？”
“国民党气数已尽，没有生存的希望，我就留在北平。”
十四元，足够我逃到上海。于是急急联络几位东北大学的朋友（那时孙建章已随着十六军撤退）匆匆结伴南下。我们的行程是由北平坐火车到天津，再由天津坐汽车到济南，由济南坐火车到坊子，穿过无人地带，再到仍在国民党军据守中的青岛，然后从青岛乘船到上海，到上海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于是那一天（大概二月十日左右），在常咸六家脱下军服，换上这时刚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百泉初中同学杜继生所赠的长袍，和几个朋友，跟几个月前从沈阳出走的情形一样，在晨曦朦胧中，悄悄打开大门，悄悄踏上街道，回头向杜继生、常咸六夫妇告别。冷风刺面，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然而，也就这样，我离开了北平古城，挤上满是残兵败将的火车，只听汽笛最后一声哀鸣，忽然想起来，远在辉县，我于逃亡后才生下来的女儿冬冬，又想到留在息县的另一个女儿毛毛。刺脸的寒风，从脸上移向心头，碎成片片。面对茫茫前途，孑然一身，这一年，我二十九岁，一生努力，化成一片模糊的眼泪。
第一次入狱
珞珈山的“青干班”是一个政治机缘，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是它却集结了足以影响若干人前途的社会关系。一九四五年，总统蒋中正的儿子蒋经国，在重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原址，创办了中央干部学校，招考研究部第一期（奇异的学制、奇异的名称）。这完全是蒋经国私人干部培育中心，那些研究部第一期的若干学生，曾经主宰台湾政坛三十年。蒋经国用人的标准，第一顺序就是研究部第一期的学生（至于研究部第二期，以及普通科学生入学的时候，蒋经国的兴趣已经转移，不再重视）。所以，一九六年代台湾政坛上，有一句谚语说“非干不行”。“干”是个双关语，指你要想当官，非“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出身不行。蒋经国先生想跟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稍后改为政治大学）媲美，他效法中央政治学校的架构，既没有在教育部立案（他如果立案，易如反掌，但蒋家父子的作为总是表现出权威凌驾法律之上），又没有冠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字样，没有人知道这些干部是谁的干部。
“青干班”的初名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后来改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蒋经国创办了中央干部学校以后，为了安抚和吸收当时已在全国各地青年团具有实力的“青干班”同学，就把“青干班”改为“中央干部学校第一期”。“青干班”同学经此一改，也就成了蒋经国的学生。学生虽是学生，却到底不是真正的学生，所以当时也有一个比喻：“青干班是门神，开门时在里面，关门时在外面。”不过，“青干班”同学也就在这门里门外，吃一点政治上的零碎点心。
我就在走投无路时，遇到了“青干班”年纪最大的学长李荷先生，他那时候已当上“立法委员”ˇ。他的一位朋友瞿绍华当教育厅人事主任，一纸派令，我就成了屏东农业职业学校的人事员。
屏东在北回归线之南，比台湾北部更接近热带。我到差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两件这辈子第一次穿的香港衫，在独自一间的小屋里，安静地过日子。每天上班下班，打算终老天年。可是好像是上天注定的，坎坷的路程不但没有结束，这不过是刚开始，和以后我所受到的灾难比起来，在大陆上那些折磨，实在是微不足道。
我的薪水，除了生活开销之外，添购了一些衣服，还买了一架可以听短波的收音机，每晚上就收听一段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京戏，当然也附带收听几句华南一带情况的报导。当时台湾已经戒严，收音机也不普遍，我每晚开收音机，除了扰乱邻居的安宁外，当然也引起别人的注意，尤其是特务的注意，可是我自己却没有丝毫警觉。
于是，常常地，像在沈阳、北平时一样，向同事们谈论国家大事。尤其糟的是，我特别赞扬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对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行径，深恶痛绝。恰好报上有一则消息，一个军人没有车票，硬闯出车站，收票员尾追到军营，要他补票，结果招来一顿殴打，使我感到羞耻。晚上，快要入睡时，两个普通装束的中年人进来，很客气地要我前去谈谈。
“去哪里谈？”
“你去了就知道。”
就这样，我被吉普车载到火车站，押上火车，一直驶向台北。押我的人，不但没有语言，在火车的晃动中，也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我像木头一样，被夹在中间，满腔愤怒，一点都不知道事态的严重。第二天，天一亮，到了台北，他们把我送到设于青岛东路的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一进大门就听到从一排木栅里面，发出哄堂的叫声：
“欢迎新客人！”
我被推进其中一个像兽笼一样的房间，里面塞满了赤背穿短裤的囚犯，我爬到房间的一角，在一个庞大的马桶旁边坐下。
“你犯了什么罪？”有人问。
“不知道。”我说。
“哈！你明明是一个匪谍，怎么说不知道？”
这时候我才有点害怕。
“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匪谍！”
他们指的“匪”就是共产党，有时候再加上一个“共”字，成为“共匪”，“谍”指的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以后四十年间，“匪谍”两个字成为台湾人民一种最可怕的巫蛊，不小心碰上，立刻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就在看守所，我跟一位年龄相若的人，谈得非常投契，他叫杨启仲，是一位中学老师，因为同事在他的宿舍发现一本艾思奇编的《唯物论辩证法》，被送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了，还没有问过一次话。
押房拥挤不堪，只能容纳十几个人的兽笼里，有时能塞进三十几个人，大家只好蹲在那里，轮班睡觉。伙食既简单又肮脏，大多数人都泻肚，马桶就在我身边，臭味还在其次，有时还有粪汁溅出来。我无法静下来思索怎么会落得这种下场，陷入我从没有想过的困境，呼天不应，唤地不灵，没有人告诉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也没有人指引我怎么自救。从每天不断塞进来的囚犯口中，知道外面正大肆疯狂逮捕，一个人因身上插着红花在新公园被捕，一个士官因不小心掉了帽徽被捕，但很多人都是因为“偷听共匪广播”。我胆怯起来，万里渡海，难道为了到台湾断送残生？早知道我应逃回辉县，或逃回息县，反正不过如此！
就这样，我受到漫长的囚禁，没有人问一句话。直到一天上午，守卫叫出去二十几个人，带到大厅，接受审判，每个人询问的时间，大概五分钟。我进去后，台上坐着一位法官，他已十分疲倦了，一脸的不耐烦。我还没有站定，他就开始宣判说：
“阅读非法书刊，为匪宣传，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像五雷轰顶一样，我哀声叫道：
“法官明鉴，我从没有阅读过任何一本共产党的书，就是在北平的时候也没有。”
“你没有看过，这《唯物论辩证法》是谁的？”法官问。“
法官明鉴，那不是我的书。“
“不要狡辩，带出去。”法官说。
我挣扎哀求说：
“法官明鉴，那不是我的书。”
“不是你的书，”军法官说，“难道是我的书？”
一个书记官附身跟法官耳语，法官自言自语说：
“杨启仲的判决书，怎么放在这里？你叫什么名字？”
我把名字告诉他，法官翻了又翻，自言自语说：
“又是一个没有判决书的人，带回去候审。”
我回到押房，而杨启仲就再也没有回来。时至今日，不知他可仍在人世？仍在台湾？
终于有一天，我再被叫到军事法庭，另一位军法官宣布说：“窃听共匪广播，处有期徒刑六月。”而就在当天，我已被羁押了七个多月，我高兴得几乎要喊他青天大老爷，可是面对的问题是：到哪里去找保人？全台湾恐怕没有一个人肯保一个“匪谍”。押解我的那个班长（囚犯对看守法警的尊称）看出我的困难，告诉我说：
“如果你有八十块钱，我可以替你买一个保人。”
八十元是一个大数目，幸而我身上恰恰还有八十元，收押时被收去保管，言明出狱时领出交付。就这样，我走出看守所，但已囊空如洗。当我跨出那个小门，仰天叹一口气，发现又一次地四顾茫然，无处投奔，身无一分。感谢神灵，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遇到刘尘。他在工矿党部做事，恰巧路过那里，而工矿党部设在台北市华阴街，距离不远。我向他借返回屏东的路费，刘尘把我带到工矿党部，警告说：
“你被人带走，一去半年，有什么理由相信学校还保留你的职位？你应该先打个长途电话问个清楚。”
我惊醒过来，捏造一个姓名打电话去试探，对方直率地说：
“郭衣洞已经被开革了。”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总是不断地失败，而且是惨败。
我被神秘逮捕，依当时白色恐怖的气氛，应是有去无回，可是却被草草释放，连判决书都没有给一张，似乎和国际局势有关。在我坐牢的七个月期间，“韩战”ˇ（朝鲜战争——编者注）爆发，发表白皮书本来要放弃国民党和蒋中正的美国，突然重新把台湾抱起，台湾从弃儿变成宠物，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国民政府”ˇ的声势一下子从谷底升到中天，信心也随着倍增，对那些人山人海的政治犯，无法一一处置，才把一些他们认为不足轻重的作一清理，大批释放，我不过是幸运者之一。
但幸运只能使人恢复自由，不能恢复工作，我只好到刘尘服务的工矿党部睡地铺度日。在那个时代找工作真是艰难，尤其是台北的雨似乎比南部多得多，每一次穿着湿淋淋的皮鞋到一些长辈家拜访，在玄关那里简直无法脱鞋，除了袜子湿淋淋的不能上榻榻米以外，袜子上的破洞，也使我难堪。就这样，失业和破洞的湿袜子，就像连体婴一样地在我的记忆中不可分割。在台北碰壁又碰壁后，忽然得到李淼的消息，他在省立新竹中学当人事员，于是投奔李淼寄住。不久，在省立台南工学院（后来改制为成功大学）附设工业职业学校当人事员的范功勤来信说，他可以介绍我到他们学校当历史教员。虽然，我对历史一窍不通（事实上，学校的课程，我没有一门通），不过我已没有什么选择。
“附工”的生活，是我最安静的一年，认识了担任教务主任的戴瑞生、文兰华夫妇，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并且收他们的儿子为义子。他们是一对非常厚道、诚实的朋友，我漂泊半生，终于尝到一份温馨。而三十年后，当我从火烧岛回到台北，他们夫妇立刻给我寄来一个月薪俸的巨款。
我住在“附工”教职员宿舍，只有六个榻榻米大，但我真是盼望就这样度完我的余年，我太疲惫了。可是苦难不会这么轻松放过我，第二年，学期快要终了时，大家下学期的聘书都已经发下，只我没有。范功勤暗中告诉我说：
“你的名字报到教育厅，教育厅一直没有批准，因为你有被屏东农校开革的纪录。最好还是早一点离开，找一个县立的或私立的学校，他们教师的资历不报省教育厅，只报县教育局，也许可以蒙混过去。”
于是，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再一次踏上流浪的道路。
一个外省人，在那个时期，曾入过狱，有被开革的不荣誉背景，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在炎炎烈日下，我不停地一间学校一间学校访亲问友，结果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
“没有空缺！”
最伤感的一次是去埔里中学，那个美丽的镇和优雅的学校，使我爱不忍离，可是教务处商主任却无力帮助。但他告诉我，东北大学校友杨德钧，在南投县政府当教育科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急急赶往南投，杨德钧义不容辞地把我介绍到草屯初中当国文教师。
草屯是一个温馨的小镇，就在那个小镇和小规模的学校里，我结识了当时同事、后来成为历史学者的朱桂先生。而那些学生中，有好几位，像后来在师范大学当教授的廖吉郎、在电信局当处长的曾武臣，以后一直和我保持联络。
草屯是那么美，尤其是教员宿舍建在小山丘上，上、下课时要走十分钟的马路或田径，悠然自得。夜晚，山丘上只有风声，我就在孤灯下，读了不少学校图书馆有关文学的丛书。但我的心并不能安定下来，一直到证件被县政府教育局批准，薪饷被核定之后，才长长地舒一口气。
第二学期还没有结束，我的一位老师胡蒂先生，从台北来信，叫我抽空北上。我遵照指示去了，心想要到台北去，我这个南部的土包子，应该注意一下穿着，于是，临去前，特地用最低的价钱买了一套蹩脚西装，这是平生第一次穿西装。胡老师原来在东北资源委员会当处长，我以为他可能介绍一个永远可以摆脱假证件阴影的其他工作。
防空洞里的一幕
我生在一个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家庭，一个人孤独地在辉县上小学时，照顾我的表婶——一位乡下农村妇女，恐怕是佛道混合祖先崇拜的一种泛宗教徒——经常请一些三姑六婆型的老太婆，在家演出神灵附体节目。当焚香叩头之后，“九天仙女”（当时辉县民间最盛行的女神，她是天老爷玉皇大帝的女儿，不是佛教的神）就从天上下凡，附到一位老太婆身上，那老太婆随即打哈欠、流泪，低声吟唱：
“九天仙女下天庭，来到人间走一程，将身坐在高堂上，不知请俺啥事情？”
善男信女就跪下来，向她提出疾病、平安等等疑难杂症，九天仙女会一一回答。
我从小不信这种装神弄鬼，有时我肚子痛，表婶就请九天仙女给我扎针，九天仙女虚拟一个手势，我就故意躲开，让那位老太婆仍煞有介事地继续扎针，而且念念有词。我却提醒她，大声叫说：
“针扎到柱子上去了！”
老太婆因为被拆穿而恼羞成怒，一拍桌子，站起来就走，一面走一面说：
“不诚心，不会灵！”
不过，我虽然不信神鬼，却非常喜欢那种神秘气氛，尤其是焚出来的香味。我常幻想，日后我长大了，要在四合院角落空地上，盖一座小庙，供上一尊佛像，点上三支香火。
我跟宗教的关系，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而跟基督教的渊源，却延后了六七年。一九四二年，那时我正调到偃师，有一次日本发动空袭，我躲在一个山麓的防空洞里，这时除了我，另外还有一位将近中年的妇女，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当日本飞机低空掠过，发出刺耳的噪声时，她忽然跪下来，举手向天，祷告说：
“主啊！保佑我们偃师的人，保佑我们——防空洞里两个人！”
我大声说：
“那一个人是谁？”
她缓缓说：
“那一个人是你。”
我真是一个野生动物，不但不知道感谢，也不知道欣赏她的慈悲，反被这突然而来的关爱弄得不知所措。
“你叫谁保佑我？”
“当然是主！”
“谁是主？”
“主是耶稣基督。”
“那个钉死在十字架的洋鬼子吗？”
“洋鬼子”是那个时代对外国人的通称，即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还有许多人改不了口。
“他不是洋鬼子，他是主！”
我开始奚落耶稣基督，那个妇女，呢喃地祷告说：
“主啊，宽恕他！他做的他不知道。”
这一幕在警报解除后，我就完全忘记。
然而，十多年后，我从台北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出来，投奔新竹李淼。一个星期天上午，在新竹街头徘徊，看到一群基督徒出入教会，忽然像有一个灵光在那里一闪，使我看到防空洞里的那一幕，每个带着圣经、年龄稍长的女信徒，在我看起来都像防空洞里的那位虔诚的妇女。于是我身不由己地随着他们走进教堂，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后边，听牧师讲道，然后一个人再孤零零地回到宿舍。从此，我几乎每天都要去教堂一次，遇有聚会时，也顺便参加。不过，我跟其他任何教友都没有来往，只买了一本圣经，沉湎到里面。
每次翻开圣经，偃师那位女信徒宽恕我的图案，就历历重现眼前，甚至，我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位女信徒身边的碎瓦乱石和一些微弱小草。
在台南“附工”教书时，我参加了安息日会。安息日会是基督教中一个特别的教派，它跟其他教派都不一样，它是守星期六的。那就是说，星期六是安息日，在这一天，大家都不工作，而普通教会休息的星期日，正是安息日教会的星期一。这样说来，会把人说得糊涂，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才把Monday译成星期一，Tuesday译成星期二，使人对日子有一种顺序的感觉，如果像日本人一样，把Monday译成月曜日，Tuesday译成火曜日，对安息日就不会那么陌生了。其实现在的月历上，也可以看出安息日的正确性。第一排是星期日（日曜日），普通教派是日曜日休息的，还没有工作就先休息，岂不违反圣经旨意？而安息日会，在工作了六天（星期日到星期五）之后的土曜日（星期六）才休息。
这一段教会经验，使我在应胡蒂老师之约到了台北后，踏上做梦都梦不到的另一个历程。
我满怀期望地到了台北，才发现胡老师并不是介绍工作，而是介绍女朋友——齐永培女士。当然，没有人知道我在大陆上还有婚姻，我更不会自动宣扬。不过，事实上，大家也并不是全不知道，来台湾的外省年轻人，连同年长的老一代，几乎都包容一件事，男的能婚就婚，女的能嫁就嫁。那时“政府”ˇ有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口号：“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重返大陆虽然不像后来那样完全绝望，但是，也都知道，那件事是多么的渺茫，也都互相体谅，甚至鼓励在台湾落地生根。
和永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齐家有位客人在座，他是台北仁爱路浸信会的长老，兼“国际青年归主协会函授学校”教务主任。他发现我对圣经很有心得之后，就邀我到他们设在台北中山北路的函授学校当教师。这是一个远离证件、核薪、开除、革职等坏消息的好机会，而且他们的待遇很好，每月美金三十元，折合新台币一百二十元，而中学教员每月才新台币七十元。
当暑假开始的时候，我离开草屯，到了台北，立刻去函授学校上班。第二年，我和永培结婚，后来生了两个男孩，大儿子城城，小儿子垣垣。我们曾经过了三四年的平静日子，永培朴实、勤俭，是一个可敬的女性，可是两个人的性格发生严重冲突，我第一次证实性格决定命运的真理，这是一个错误的婚姻。
函授学校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本来就喜欢读圣经，圣经事实上是犹太人的古代史，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十分引人入胜；而批改学生作业和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都需要充分的圣经知识。我发现，对一个东方人而言，如果不了解圣经，简直无法了解西方，圣经是西方文明的基础。
不过，函授学校不是一个久居之地，归根结底，那里不能避免种族歧视，不但如此，还有严重的阶级存在。这是我第一次和外国人共事，特别敏感，而且愈来愈觉得不对劲，譬如：外省人（mainland）每人每月美金三十元，本省人（local）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五元，美国人则又是另外一种更高的待遇。这种措施使我对基本上的教会精神，感到怀疑。最后，终于再一次闯下大祸，被赶出大门。
那是不久以后的事，一九五三年元旦，校长司派克（Spark）先生宣布：“本校没有任何假期，照常上班。”而当时政府规定，元旦是“开国”ˇ纪念日，放假三天。中国籍职员都敢怒不敢言，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向外国人表示异议。当他们建议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向校长反映时，两位老先生都微笑摇头，不作任何答复。我并不比别人更为勇敢，但我注意到，当七月四日美国国庆时，美国人都不上班，只有中国人上班。而当十月十日“双十节”时，美国人也不上班，中国人还是照样上班。再加上这次元旦事件，中国教师没有一个人敢提出抗议，我决定用我的方法表达出来，表面上看来只是反抗美国人种族歧视，其实，我更愤怒这些中国人的畏怯和奴性。
元月一日、二日、三日，一连三天，我像幽魂一样，在台北大街小巷逛来逛去，准备接受即将来临的风暴，其中，也一度懊恼地警告自己：“你这算干什么？刚吃了三天饱饭，就竟然向外国人挑战！”
元月四日，我假装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的，走进办公室，依照平常规矩，悄悄坐在座位上。正庆幸一切平安，心里想顶多扣三天薪水罢了，司派克先生已呼唤我的名字，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定地问：
“你一连三天没有上班，是吗？”
“是的。”
“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三天是我们的‘开国’ˇ纪念日。”
“但是我宣布过，我们不放假。”
“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假，因为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基督徒是无国界的，你不适合这里的工作，会计室已经给你结好账了，请你离开。”
“我接受，但是，明天早上的早祷，我是不是可以来主持，作为最后的告别式？”
这是我临时被逼出来的反击诡计，司派克先生当然不知道，所以他立刻答应。
在基督教团体，每天入座办公以前，全体职员都要聚集在一起，由一位年高德劭的兄弟姐妹主持，例行地做一个简短的早祷，然后各回岗位工作。
第二天一早，我提前十分钟赶到归主协会（一分钟都不敢迟到，迟到便失去机会），大家团团坐定。我简单说几句跟大家道别的话，然后开始祷告，我大声说：
“主啊！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今天团聚的机会，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侍奉你。我已经被开除，只因为元旦是我们的‘开国’ˇ纪念日。主啊！我相信你会允许你的子民庆祝。我们千辛万苦，颠沛流离，逃亡到台湾，深知我们的处境既危险又衰弱，在世界万邦之中，微不足道，可是我们总算有个家。……”
祷告到这里的时候，听到大家的抽噎，我自己也被自己的哀伤感动，泣不成声。一时大家自悲身世，哭成一团。
这个早祷的地方，恰恰位于会长郝益民先生房间的门口，跟校长室只隔一个窗子。因为会长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是河南开封话），所以我的祷告，字字句句，他都听得清楚。早祷结束之后，会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立刻教我复职，并且给我两个星期的假期休息。我受宠若惊，但我不愿把我的悲愤变成威胁，只要传送出去就够了。当我走出校门时，校长的秘书兼翻译追上来，告诉我说：
“基督教是无国界的，你不要太坚持！”
“没有国界吗？”我瞪着他说，“看看摩西怎么出埃及的。”
就这样，我离开了青年归主协会。基督教给我的裨益太多，所以虽然离开时并不愉快，但我对这个协会和这位会长，一直心怀感谢。
救国团
我的野性，与其说是原始的，或浪漫的，毋宁说是倾向文艺的和文学的。我从少年时代，就被各式各样的武侠小说迷住，还几乎浏览了当时大部份传统的社会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甚至看不懂的《儒林外史》，和十分艰深、用文言文写的《聊斋志异》。
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言，我所读非主流的书，占去的时间实在太多，假定能用其中三分之一的时间去读算术，三分之一的时间去读英文，而不去读家长和教师们一提起来就青筋暴胀的非主流书籍，这一生一定过得平平顺顺，快快乐乐，会和现在大大的不同。
百泉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才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文坛上的旷世名着──《红楼梦》，但是对这本书的印象不佳。因为四大厚本已看完了两本，还看不到打架，我立刻就认定那不是一部好书，把它扔得远远的。真正使我崇拜的第一位现代作家，却是张恨水先生。
在高中入学考试前，为了准备功课，到开封图书馆读书，偶然间从书架上发现一本张恨水写的《啼笑姻缘》，立刻被其中的情节抓住，每天都看到下午闭馆，被馆员吆喝赶走。男主角樊家树与女主角沈凤喜、何丽娜的传奇式恋爱，使我走到街上都一直惆怅若失，几乎把新学会的平面几何忘光。
从《啼笑姻缘》、《金粉世家》、《大江东去》，直看到歌颂国军常德保卫战的《虎贲万岁》，只要是张恨水写的书，我有见必买，一直到有一天，买到署名也是张恨水作的小说，看了几页之后，忽然觉得完全不对劲──只知道不对劲，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反正怎么看都不对劲，翻查版权页，才发现作者是「张恨冰」，冒牌蒙混。从此，我就以张恨水的知音自居。
张恨水的作品，采用中国传统章回形式，这是最困难的一种形式。仅只是章回的题目，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文学素养，根本就写不出，而且对话密密相接，那才是真正的上臻功夫。
考上开封高中后，才开始接触完全采取外国形式的新文艺。看过当时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鲁迅，特别是鲁迅小说的沉重和积郁，那种每一个字都像石磨一样在心灵上转动的压力，把问题冷峻的刻画出来，他的小说对我的影响，极为深远。
不过，真正对我写作启蒙、以后对我写作有帮助的，却是一部既平凡而又奇怪的书，那就是《作文描写辞典》。自三○年代大陆，直到七○年代台湾，市面上不知道出过多少种版本，内容大致上分为人物篇：「少女」、「流浪汉」、「老人」、「病人」、「秃头」，风景篇：「小溪」、「河流」、「斜阳」、「小径」……；还有感情的描写，像「失恋的少女」、「恐怖的古刹」、「火灾」……等等，至少也有四、五百页，编者从各位名作家的作品中，寻找有关段落，文后都注明摘自某作家某书。大陆是那么样的广袤，书的种类又是那么样的繁多，而价钱又是那么样的贵，不要说是一个学生，就是中产之家也无法看遍所有文艺作品。可是，却可以透过这本书，看到文坛全貌，尤其是摘录下来的，都是精彩片段，读者很容易由惊讶而好奇，由好奇而购买他们的书。我就是从这样的「类书」中，兴起对文艺的兴趣，和对作家的崇拜。像对丁玲，有一段描写她挨家逐户寻找她的丈夫胡也频，使人真为她的处境哀伤（胡也频那时候也不过二、三十岁左右吧，因为思想左倾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悄悄枪决）。其他作家，像章衣萍、沈从文，也都是靠《作文描写辞典》引荐，进入他们的世界。
到台湾后，对共产党在大陆上的流血斗争和极端的不自由，以及台湾岛上的南北漂泊，使我心中产生很强的写作冲动，只是没有机缘。青年归主国际协会的事情发生后，我写下平生第一篇散文，投寄到当时台湾最大的一份杂志──《自由谈》，而且被采用发表。题目已经忘记，不过影响倒是记得的。刊出后，当时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吴嵩庆先生写信给我，邀我到他家共餐，吴先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向我肯定一个基督徒有爱自己国家的权利。而我的很多朋友读到这篇文章，才知道我身在台湾而且失业。百泉初中的老师、也是百泉乡师范学校校长李振云先生，教我去他担任校长的台北县立树林中学当教员，我再一次想到安定，永远安定。
可是，第二年，珞珈山「青干班」同学包遵彭，出任蒋经国成立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文教组组长，邀我参加。树林位于台北市之南，过去，我每天要徒步三十分钟，由我住处走到万华车站，搭车到树林，下车还要走十几分钟才到学校，遇到雨天，沿途泥泞不堪，而救国团总团部就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却是说不出口的，仍是我的证件出了问题，因为我始终没有东北大学文凭，来台湾后，一直用同学们保证的「证件遗失」证明。在树林中学，虽然通过了核薪这一关，但台北县政府曾用公文催促我补缴正式毕业证书，并且告诉我，教育部现在已经开始颁发正式毕业证书，担保证明不能再用。问题是，我当然不敢申请正式毕业文件，因为明知教育部有开除我的档案，只要申请，就等于自投罗网。仅这一点，就够我欢天喜地的转向救国团。从此，大家把我归类为蒋经国的人。
很多人认为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是一个特务组织，其实，当然不是，它只不过是蒋经国培植私人势力的迷你王国。总团部设有若干组，最初以数字为顺序，以后取消数字，直接标出工作的内容，像青年活动组、青年服务组、文教组、妇女组……具有政党组织的雏型，蒋经国是主任，胡轨是副主任，李焕是主任秘书，这是一个单调的团体，被外人称为太子门下，但却绝对不是特务，因为特务是一种专业，救国团不够资格当特务，况且蒋经国另有特务系统，不需要救国团介入。我到救国团不久，就在包遵彭桌上，看到蒋经国致党团高级干部的一份签名密函，大意说：
「有很多同志反对我接管情治机关，认为那是一种特务工作，不符合我的身份……」
蒋经国就这一点加以解释，然后，他说了一段重要的话，他说：
「关于情报治安工作的法律问题，我曾经和戴笠同志谈过，他说：革命就是法律，我们身负革命重任，不能处处遵守法律。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以此与大家共勉。」
我忽然警觉到，我看到了一份我不应该看的机密文件，急忙回到自己的坐位。
不久，总团部搬到峨嵋街，发生了《自由中国》事件。
《自由中国》是国民大会代表雷震先生创办，受到胡适先生支持，它传播民主自由思想，对社会弊端的直言不讳，在五○年代，成为台湾社会唯一的一座灯塔。那是撤退到台湾后，喘息舐伤的时代，大陆上的惨败，不但没有使国民党有任何醒悟，反而认为：
「共产党的成功，是我们国民党太善良的缘故！」
于是更加强党化教育和组织训练，最高统帅蒋中正先生的领袖地位更加巩固。只有《自由中国》杂志，呼吁希望国人从腐败、独裁、封建中觉悟。我到台北后，不久就跟《自由中国》的一些成员，包括社长雷震先生、编辑聂华苓女士、傅正先生，来往密切，我对《自由中国》的言论，从头到尾，由衷认同。
到救国团后，《自由中国》对国民党的抨击更加激烈。有一次，发表了〈那是什么东西〉一文，质问学校旗竿顶端的国旗下面，另外还有一面绿旗，它是什么？蒋经国为此大为震怒，因为那正是救国团的团旗。在每个星期三上午，由蒋经国主持的团务会报上，他严厉的对与会的干部说：
「你们一定有朋友在《自由中国》，我命令你们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是反动的，要自负后果。」
我当然不会把这些话转告，不愿因我传话使双方面的敌意更为增加，可是心里同情《自由中国》。
团旗事件后不久，爆发了另外一个重大的「祝寿专号」事件。
蒋中正大概是世界上最喜欢庆祝生日的一位政治领袖，五十岁生日的时候，还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就发动了献机运动，所献飞机排一个中文的「五十」二字，在天上飞翔，报上登出照片。到了台湾，每逢他生日那一天，都要举办一次祝寿活动，所有的媒体像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刊出「普天同庆」、「薄海欢腾」标题。最有趣的是，蒋中正一面欣赏部属为自己祝寿，一面又下一个「手谕」，交给中央社送各媒体发表，手谕上说：
「听说要为我祝寿，值此国难期间，实不可行，希望转告各级单位，确切遵照。」
大意是这个样子，原文已不记得。结果是祝寿场面越来越热闹，花样也越来越令人叹为观止。在台湾这个小岛上，已听不到任何追究大陆失守责任的声音，而只有众口一辞的赞美民族复兴的救星，蒋中正自己也终于相信这一些都是真实的。
一九五六年十月，全岛各机关学校已经开始筹备庆祝领袖华诞，蒋中正忽然颁发一道命令，像古帝王「征求直言诏」一样，要各方面不要顾忌，尽量对政府提出批评。
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永远不会下达这种要人民批评的命令，因为舆论每天都在批评。由这项命令，可看出蒋中正的心理状态，和当时舆论窒息的程度。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蒋中正先生要求人民批评的同时（或许稍后），大陆上另一位英明领袖毛泽东先生，也用同一手法，引蛇出洞。
《自由中国》服从蒋中正的命令，出版了一本厚厚的「祝寿专号」，惹下大祸（不过，感谢上帝，比起冒犯毛泽东那种大祸，《自由中国》可以说是个幸运儿）。国民党发动四面八方全方位围剿，胡适建议蒋中正应该总揽大局，不必在每一件小事上分心，也就是提议分层负责、信任专家。国民党抨击胡适包藏祸心，目的在剥夺领袖的权柄，使领袖成为无权无能之辈。另一是《自由中国》主张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律尊严，要求给人民一个明确的言论轨道，国民党抨击这是一种可怕的「思想走私」。
国民党自从撤退到台湾，一提起共产党就心胆俱裂。蒋经国接管情治系统后，有监于过去潜伏的共产地下党的泛滥，更变得歇斯底里。那时候有一部苏菲亚罗兰和马龙白兰度合演的电影，最后，男主角拿破仑退到一个岛上，苏菲亚罗兰给他送换洗的衣服，相当轰动。而在一次团务会报上，蒋经国严肃的询问大家看过没有，大家说看过。
「那么，」蒋经国问，「说说你们对这部片子的意见。」
没有一个人敢开口，因为不知道他的意思何在。这在官场上是一个重要的法则，当你不知道顶头上司是什么意思的话，千万不要发言。当你被逼非发言不可的时候，那就要看你的聪明了。于是，逼到最后，大家只好讲演技、景色、音效。蒋经国脸上逐渐露出厌烦，他说：
「你们完全没有深度，没有政治警觉。」
在大家惊愕的眼神中，他继续说：
「这明明是讽刺我们，讽刺我们退到一个小岛上，孤立无援。只剩下一个女人给我们送来破旧的衣服。」
第二天，场场爆满的电影就突然下片。这是我第一次从高阶层那里得到启示：越是有权柄的人，他的神经绷得越紧，盲点也越多。当时，我几度想报告说：
「这部片子是我们退到台湾以前拍的，与台湾毫无关联。」
但我已经感觉到，蒋经国对任何逆耳之言，都听不进去。
在救国团期间，我也有两件一生中难得遇到的顺心事。第一件是，我终于拿到东北大学毕业的合法证件。在这件事上，我深深感谢共产党。我得到消息，载运教育部所有档案的那艘军舰，从南京开往台湾，一出长江口，就改变航道，向北行驶，投共去了。换句话说，教育部现在根本没有开除我的档案，而只有一九四六年一本毕业生的名册，所有申请颁发毕业证书的同学，一律得到一份下列样式的证件：
「经查东北大学一九四六年毕业生名册中，确有某某某，特此证明。」
这真是上帝创造世界以来最大的喜讯，可是我仍不敢亲自去教育部申请，因为被开除的那件事，一度轰动天下，尤其高等教育司，我不敢面对那种尴尬而且足以坏事的场面。于是我用「信海」战术，每月写一封信到高等教育司，高等教育司那些官员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我这个学生是被开除学籍的，可是他们苦于没有证据（证据在可爱的共产党那里，高等教育司总不能找两个同学证明我被开除吧）！
连续写了五个月的信，并扬言要向监察院和法院告状，高等教育司才不得不发给我一张教育部证明的大学毕业证件。不过，等我有了这个证件之后，才发现没有这个证件也行，因为忽然之间，我又收到国立政治大学发给的另一份毕业证书。讲起来真是传奇，因为蒋经国的当权，中央干部学校毕业的学历，也被政治大学接受，而「青干班」又是中央干校的第一期，就像拖油瓶似的拖到政治大学，成为他们的毕业生。
其次一件顺心的事，就是我被聘到成功大学教书。我在渖阳时，曾在辽东文法学院当过副教授，当时不觉得什么，现在却是一个有利的经历，使我跃跃欲试，心想，能再到大学教书该多好！
当时成功大学校长阎振兴先生是我的前辈，看我是救国团高级职员──副组长的份上，要我去教「三民主义」，我没听清楚教什么，就一口答应，听清楚了后，虽然想不教三民主义都不可能了。在那个以工科为主的大学中，我总不能去教平面几何吧！可是，我对外又不好意思说教三民主义，当有人问我教什么时，我总是支支吾吾说教《诗经》。一位朋友曾因此预言说：
「老郭，你的前途，就到此为止。」
「为什么？」
「你明明说谎，又没有说谎的本领──一说谎就结结巴巴的人，没有前途！」
不过，我确实教过《诗经》，不过只有两个小时，是代同事上课。事后，我非常佩服自己的胆大，什么都敢教，说不定那一天回到百泉初中教算术！
被俘
我在救国团有我的天地，除了上班时间以外，都在写我的小说。长篇小说集《蝗虫东南飞》，中篇小说集《莎罗冷》，短篇小说集《秘密》《怒航》《凶手》《挣扎》，都在五○年代出版。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小小的名声，受到文坛重视。那个时代，因为出版的困难，出名反而比较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