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全国本来只有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可是它一开始就被少数几个人把持，不肯放手，于是引起了窝里反，以冯放民、刘心皇、王临泰三位先生为首的一群作家，宣告脱离，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支持下，成立了「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真正领导人是救国团文教组组长包遵彭和副组长杨群奋，我则是负实际工作责任的总干事。担任总干事最大的好处是，使我认识了五○年代大多数作家。
当总干事还有好处，当时台湾不但对外封闭得像一个铁桶，对内也很少旅游，只有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会员不断组团作环岛访问，这在当时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行动。而更石破天惊的是，还组团分别访问金门和马祖两个军事重地，每一次都由救国团出面向海军总部申请一艘登陆艇，由海总在坦克舱搭起床铺，这不是一个普通民间团体所可以办得到的。
另一个好处是，每年暑假救国团都举办暑期学生战斗训练，在各式各样的战斗训练营中，特别成立一个战斗文艺营，这个营就交由青年写作协会主办，我自然是主角。文艺营普通分为四组：小说、诗歌、戏剧、文艺理论。
──后来，我离开救国团，尤其是入狱以后，所有该会的历史文献，对我都一字不提，手法干净俐落，态度严峻，就好像俄共之对付托洛斯基、中共之对付陈独秀。即令是图书上，遇到作者是我时，「郭衣洞」也会被删去「郭」字，成为「衣洞」。
救国团的工作虽然使我有所收获，但有时候也受到岐视。有一次，《自由中国》雷震先生邀请几位朋友到他家后院喝下午茶，来宾中一位是台湾大学教授殷海光先生。殷海光是谁，我那时还不清楚，殷海光当然更不知道我，但他一听到救国团几个字，立刻露出不屑的面孔，态度傲慢。我总认为教授气质应该有相当涵养，春风化人才对；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殷海光所以有那样的态度，是他把我归了「异类」的缘故。
救国团上自蒋经国，下到每一位职员，都把《自由中国》视为寇仇。有人警告我，不要再和雷震他们来往，但我不能接受，因为内心里喜欢并且尊敬雷震先生，从不觉得和《自由中国》来往，是一种背叛团体的行为。当救国团发动四面八方围剿《自由中国》时，我没有写一个批评的字。不过我却在《自由中国》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幸运的石头〉，描述一个人一辈子靠运气，而不是靠能力，步步爬上高位。
这篇小说写得并不好，但是却被认为讽刺某些人物，就有人打小报告说：我在东北陷入解放军之手时，曾被俘掳，而且被关到集中营受过训。当时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说，蒋中正在总统府召见重要将领，张飞进见，警卫说，你是行伍出身，没有学历，不行。诸葛亮进见，警卫说，你有民主思想，不行。马超进见，警卫说，你是地方军阀，不行。关公进见，警卫说，你被俘过，不行。袁世凯进见，警卫不认识他，问他说：「你是谁？」袁世凯回答说：「我是袁大头。」警卫惊喜说：「袁大头？走后门！」
被俘这项流言的诬陷，是我中年以后的巫蛊。我无法证明我没有被俘过，而且，主要的是，没有人要我证明，即令我可以提出证明，也不知道向谁提出。巫蛊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无所不在的病毒，被咬过的人，才知道它的厉害。假证件的事，那是自己真正的作伪，不是别人诬陷，赖上帝的保佑，终于过关；可是「被俘」突然现身，紧紧的抓住我，我不知道怎么摆脱。
有一天，文教组长包遵彭先生把我叫到房间，锁上房门，严肃的问说：
「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东北撤退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检举你在东北被共匪俘掳过，还在集中营受过训。」
我跳起来，大声说：
「我没有被俘过，也没有受过训。这消息是哪里来的？」
「消息来源当然不能告诉你，反正有人检举。」
「我要面见主任（蒋经国）解释，这是从没有的事。」
包遵彭立刻紧张，用力握着我的手，说：
「天老爷，你千万不能向主任作任何反应。懂吗？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我才这么坦率的告诉你。本来只教我暗中调查，并没要我通风报信。主任如果问你怎么知道有人检举你，你怎么回答？」
我目瞪口呆。
「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讲，」包遵彭说，「不但害了你，也害了我。如果你说是我告诉你的，我会当场否认。」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一切谨慎就是，不要得罪人。」
不久之后，主任秘书李焕先生也把我叫去，谈一些公事后，轻描淡写的问了一句：
「怎么有人说你在东北被俘过？」
我重复一遍向包遵彭说过的话，李焕也用包遵彭同样的话，嘱咐我谨言慎行。
这种千钧压力，每隔一段时日，当我心情正要恢复平静之际，总要重演一次，然后原样结束。最无奈的是，我还被严厉的告诫，不准向任何人提起。
后来我才知道，「被俘」是一个严重的罪行，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我陷在五里愁雾中，日夜忐忑不安。
一九五○年代末期，国际上流行一种称为「年会」的学术会议（不是年度性质的会，而是专题性质的会，像国际物理年会、国际地球年会）。救国团在一九五八年冬天，在风景明媚的日月潭，举办「中国青年文史年会」，其实就是一个以大专学生为主的冬令营。就在年会上，我认识了静宜英语专科学校（后来改为静宜大学）的学生倪明华，这是我一生中，又一次被切成两段，一切归零。爱情足以使年轻人着迷，但对中年以上的人来说，只不过一句虚话；尤其是男人，事业居于无可动摇的第一位，爱情不过逢场作戏。可是，对我不然，这一场爱情，使我跟永培仳离，和整个社会作对。
对这件事反应最强烈的是明华的父亲──中兴大学教授倪渭卿先生。他那时正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训，和成功大学校长阎振兴先生同住一个寝室，他警告阎先生，成功大学如果再继续聘我教书，他们夫妇将去闹个天翻地覆，阎先生遂立刻把我解聘。倪先生又发电报给蒋经国，指控他的部下利用职权勾引他的女儿，要求严办。蒋经国并没有立刻下令把我撤职，而只是要副主任胡轨先生警告我说：
「拿得起，放得下，才是大丈夫。前途重要，怎么可以这样胡闹！」
我不是胡闹，而是认真，我仍继续和明华来往，她父亲的反应越发强硬。那时的报纸虽然对这件事没有一个字的报导，但在整个救国团和它所属的各县市支部，已成为轰轰烈烈的话题。我平常本树立了不少敌人，现在，更成为流言四射的箭靶，想不到的一些丑闻，和足以致我于死的跟共产党有关的一些传言，越来越严重。我完全孤立，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也有一些朋友前来劝解，站在事业和前途的立场上，指出我半生辛苦的成果，将为一个小女人而毁于一旦，不但不实际，也不聪明。
然而，我完全听不进去，我把爱情置于第一位，把事业前途置于第二位，不在乎任何批评和阻碍，正是我的盲点。「青干班」同学张忠渠感慨的说：
「你已经着迷了。」
「是的。」
迷，是我的致命伤。
蒋经国叫李焕转达他最后的一次警告。
「主任说：郭衣洞不是被俘过吗？如果他再继续惹事，我就叫调查局调查他这件事。」
「调查就调查，」我说，「我根本没有被俘过！」
李焕不说话，沉默了一会，说：
「好吧！你辞职吧！」
多少年后，回想起来这一段对话，忽然惊出一身冷汗。那年我已四十岁了，虽然经过那么多灾难坎坷，可是，仍不知道「调查」的恐怖含意。直到十年之后我被逮捕，才发现一旦「调查」，即令以皇太子之尊，也会被「调查」出叛国的罪行。不过，虽然当时蒋经国已十分不耐，但他却不为已甚，并没有真要「调查」。而李焕先生，以他当时的影响力，如果不包容担当我的荒唐的话，蒋经国可能会被激怒，采取行动。而发生在十年之后的被捕事件，将提前十年发生，那才是我最大的悲惨。
辞职后，又恢复了当年的孤独，接着，深怀内疚的和永培分开，孑然一身在临江街找了一间房子暂住，没有薪资，没有工作，身上只有一点点零用的钱。而明华却如石沉大海，她被父母软禁在家，不准上学，也不准出门，根本不知道我的去向，二人无法联络。感情在沸腾了以后，又归平静，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时，朋友们开始讥笑说：
「你被一个小女子耍了，这么大的男人，就这么轻易的断送自己一生。」
我并不后悔，但事实硬是使人不得不相信，有朋友甚至建议我写信给蒋经国，承认错误，要求再被录用。使我懊恼的是，他们怎么会想出这种主意。
不久，《自立晚报》总编辑李子弋先生邀我到报社工作，使我在饥饿边缘，有一个饭碗。《自立晚报》在长安东路，每天来往临江街之间。那时报社经济十分拮据，几个月发不出薪俸，所有的职员们又无他处可以投奔，只好在毫无收入的情况下，一天一天的苦撑。那时的公共汽车票价是一块钱，很多次我因为没有那一块钱，而步行一个小时上班，再步行一个小时回家。生活是那么样的艰苦，但仍一直有信心，怀着盼望。
忽然有一天，正在报馆上班，倪明华在她的同学汪道霞陪伴下，悄悄的在面前出现，这像是一场梦境，而梦境也确实从这个时候开始。感激明华为我所作的牺牲，她履行她的承诺，我付出后半生的全部代价，包括难以挽救的跟城城、垣垣二儿的父子之情。
明华父母最后接纳了我们，不过，二老的接纳，并不表示二老的学生也接纳。前面提到的《自由中国》编辑傅正先生，是倪老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傅正这一辈子都不原谅我娶他的师妹。大概是结婚之后的第二个月，他冲到临江街的家，我刚把茶奉上，他就开始辱骂。
辱骂了足足一个小时后，他站起来呼唤说：
「明华，你现在跟我走！」
明华劝他坐下来，我则索性下逐客令，叫他自己走。傅正果然走出大门，走到对街，等候明华的答覆。明华过去劝他回家来坐，他当然不肯，把倪明华的手摔开，怒冲冲而去。
一年以后，傅正因《自由中国》案被捕，囚禁台北县土城的「生教所监狱」──生产教育所，倪明华还炖过好几次红烧肉给他送去。我鼓励她这样做，从买肉到雇车，都是我出马。
不久，台湾中部横贯公路通车，公路局局长林则彬先生约我作一次通车前的访问，为通车典礼写一本小册子。我和明华由台北飞到花莲，由公路局总工程师胡美璜先生陪同，乘一辆吉普车，从太鲁阁直到东势。路面大部份还没有铺上柏油，车子过处，黄土漫天。我曾为此行写下〈宝岛长虹〉，并为沿途名胜取下了十二景，十二景在《中央日报》上刊载过，也常被人们引用。然而，我入狱之后，就没有人（包括我自己）再提了。
最怀念的一件事是：「柏杨」这个笔名，就来自这趟横贯公路之旅。全线当时除了一两处坍方外，其他全部通车，只有最后的一个隧道，鹰架还没有拿开，我们的车子到了隧道的东口停下，徒步从鹰架间穿过，走到隧道西口，再坐另一部接驳的专车西上。就在等候西口专车的时间，招待人员把我们引到隧道附近高地的原住民村落里喝茶。这个村落原住民的马来语发音叫「古柏杨」，我非常喜欢这三个字的发音，回到台北开始写杂文时，最初本来想用「古柏杨」作笔名，但看起来好像是武侠小说的作者，就索性改用「柏杨」。至于那个地方现在名叫什么？位置又在哪里？若干年后，我重游横贯公路时，好像〈桃花源记〉里的男主角刘子骥，已经无法寻觅。
十年杂文
专车游横贯公路的光彩，对我的贫穷没有裨益，那时候还不流行付给演讲费、撰稿费。台湾公路局认为我既是局长的贵宾，地位崇高，岂可以现金论价，所以并未支付分文，真是连煮字疗饥的机会都没有。这时，报社命几位编辑分别撰写专栏，专栏的稿费虽然很低，但不无少补，且很少拖欠。我就把分到的专栏定名为「倚梦闲话」，每天写一千余字。这不是十分体面的开始，但是却把我悄悄的带进另一个新的写作广场。
最早写杂文的目的，显而易见，不过只为了免于饥寒，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念，向专制暴政挑战，所以最初只谈一些女人、婚姻之类的话题。可是，到了后来，每天在报社里听到记者们采访回来，尤其是采访警察局回来，常带一些使人发指的社会新闻，而报社碍于人情或畏惧后果，往往不敢发表，我就忍不住在专栏里，提出抨击。有一次，一家主人指控他的女佣偷了钱，刑警队就把那女孩带回警察局，双臂张开作「大」字状，铐在栏杆上，这是一种连军阀时代都不会发生的暴行（即令是帝王时代，为了防止强暴或戏弄，女囚犯不戴枷、不反绑）。又如红极一时的名鸨何秀子女士，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举行记者招待会，控诉警察索贿。而警察局第一个反应就是：一个老鸨怎么有资格举行记者招待会？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则是：老鸨跟总统一样，有资格举行记者招待会。
社会的黑暗，反映这个社会的品质，传统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不把人当人，尤其不把女人当人。我见到这一类的恶行，多半来自警方，这使警察先生在我的杂文中，占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当时全岛所有的警察局和派出所墙上，都有九个字的斗大标语：「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这简直是只有发高烧的人才想出来的荒谬念头，一个警察居然自命是人民的教师，已够自大，还要当人民的君王，我认为其心可憎，最后还要当人民的爸爸，就更不可宽恕。所以我给警察先生取了一个绰号，叫「三作牌」，引起很大的回响，以致后来记者写稿写到警察时，往往用「三作牌」来代替。这个绰号造成两个后果，第一是在提出这个绰号后一年半左右，警察局墙上的标语全部涂消，第二是全体警察的怒火，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这就是十年后我被捕时，政府组织了三人专案小组负责侦讯，警务处也指派代表的原因。
杂文富于社会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条鞭子，它虽不是鲁迅先生所创的文体，但却是由他发扬光大，它更是对抗暴政的利器，因为它每一次出击，都直接击中要害。在那个威权至上而肃杀之气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会如一潭死水。国民党蒋家王朝战败之余，撤退到台湾，满身伤痛，后来在美国强大武力的保护下，才休养喘息过来。然而由于对共产党深怀恐惧，所以把共产党视为天神，认为它既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同时，国民党也发现，有个像共产党这样的敌人真好，对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文化人，只要把共产党帽子往他头上一扣，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立即铲除。这套手法我并不是不了解，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一遇到不公义的事，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忍不住奋蹄长嘶。
杂文固然是打击专制暴政的利器，但也是一种两头尖的利器，会同时伤害到自己。我心想：幸好当时有一个《自由中国》作第一道防线。然而，一九六○年的某一天，蒋经国和他的家人去碧潭游泳，从他温暖的笑容上，可看出他心情的愉快，似乎天下一切平安无事，就像他的笑脸一样浮漾着和煦。然而，如今回想起来，当初史达林先生下令逮捕托洛斯基元帅时，他也去黑海游泳，露出同样笑容，那是满意自己成就的笑容。因为就在当天，蒋经国下令逮捕雷震和傅正。雷震被捕时，还交代他的助理要继续出版《自由中国》；他实在应该知道蒋经国逮捕他的目的，正是不允许他继续出版《自由中国》。
逮捕雷震，查封《自由中国》，是五○年代一件大事，而比这个更大的事，像软禁孙立人将军，以及肃清孙将军在军中的势力，都没有引起反弹，因为那都是在秘密之下进行。国民党特务认为对付像雷震这样手上没有任何兵器的人物，根本不需要秘密进行，所以毫不避讳。当时和雷震、聂华苓非常接近的作家群中，公孙嬿和他们最为亲密。可是，雷震被捕后，公孙嬿立刻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长文，对雷震痛加斥责。一时间，讨伐雷震和《自由中国》的声音，充斥所有报章杂志。
《自由中国》这道墙崩塌之后，我的咽喉完全暴露在情治单位的利剑之下，当时我听到的第一个讯息，就是出自同事口中的警告：
「警备司令部的人说，柏杨以后该乖了吧！」
偏偏，我不但没有变乖，反而从内心激发出一种使命感，觉得应该接下《自由中国》交出来的棒子。这种信念，在我的杂文中，不断出现。在气氛一天比一天肃杀的那段日子里，读者把它十分看重。
那些年，很多事情使我如鱼刺在喉，不吐不快。靠着胆大包天和一时的运气，发挥了聋子不怕雷的精神，不断写下去。为了减少阻力，我用最不严肃的方式，讨论最严肃的问题，幽默最容易凝聚读者群，也最容易引发更多人关注我们社会的病态。
渐渐的，我走出了最初以女人和婚姻等风花雪月的题材，走进眼睛看得到的社会和政治的底部，最后，再走进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所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使我震撼，我把它譬作「酱缸」，但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这个酱缸竟有那么大的腐蚀力。
年，台北警察局在召开了无数次的会议以后，决定自某月某日开始，禁止随地吐痰，对违犯的人处以罚款。市民都欢呼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到来时，蒋中正却突然下令阻止，他说：要以德服人，只可以劝告，不可以罚钱。结果一个可以改变人民气质、提高环境卫生水准的机会，就告破灭，大家空欢喜一场。而当时的报纸和电台却异口同声跟着宣传：德治比法治好，因为动不动就罚钱，只会招来民怨。中国不能够革新进步，第一因就在于这种「德治比法治好」的酱缸产物。
阻挠传统文化革新的两项措施，全由蒋中正主导。一是中国驻印度第一任大使罗家伦先生，曾大力提倡简体字，并写了一个小册子，用蒋中正的一句话作为书名：「这样的文字，非简化不可。」结果这句话不过使罗家伦免于被捕，文化界大小打手，纷纷指控：凡是主张简体字的人，都是「与共匪隔海唱和」之辈。那个时代，一旦被这七个字咬上一口，非死即伤，我曾为此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魔匪〉，因而也被再一次烙上印记。
二是，中文横写时，应该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的纯文化问题，警备司令部也磨刀霍霍。中文横写，天经地义的，应该从左到右，因为汉文单字，就是从左到右写的，从来没有人从右到左。当汉字堆积成文章时，当然也应该从左向右。如果从右到左，不但无法控制字与字间的距离，而且，手腕也会把你右边写的字，擦成一团。不幸的是，共产党在大陆不但实行简体字，还从左到右横排，于是，凡是主张从左到右横排的人，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我终于发现政治上改革之所以困难，全由于文化上的恶质发酵。因此我不断呼喊，企图使酱缸稀释，才能解除中国人心灵上滞塞的困顿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份盼望社会进步的沉重心态，正是把我自己绑赴刑场的铁链。
十年杂文期间，除了在《自立晚报》「倚梦闲话」专栏外，稍后也在《公论报》辟「西窗随笔」专栏。这两个专栏的内容和形式一模一样，虽然这两份报纸的发行量不大，但在白色恐怖时代，影响却立竿见影。
除了执笔为文外，我还被邀到国立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兼任教授，教「文学概论」，使我不得不阅读一些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籍。当时我已经出版了十本小说，却直到教文学概论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小说，和小说应该怎么写。但我也发现，理论对创作并没有太大帮助，而只对欣赏有帮助。这时我对杂文的运用，已较熟练，渐渐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体。当然也受到过挫折，例如，我用第一人称的时候，除了「我」以外，还不时的自称「柏杨先生」和「柏杨先生暨夫人」，以及「我老人家」等等。有一次，编辑会议上，有位记者廖素雯女士要求报社用行政力量，制止这种不伦不类、自高自大的写法。
十年杂文，是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这么长期的安定日子，因为倪明华和我逐渐建立起一个平静的家。婚后第二年，明华生了一个女孩，命名佳佳。在这之前，所有的孩子早和我疏远，现在女儿成了我唯一的亲情慰藉，从她呱呱坠地那一天起，每一声哭啼，都牵动我的心肝。从她身上，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女孩，还看到另外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这些是终生无法挽回的椎心之痛，也是任何一个婚变后，不能抚养子女、身为父母的哀情。作父母的可以暂时忘记儿女，但不能永远忘记`；不能无时无刻的思念儿女，但会终生不断思念。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自己获得小小的平安，那就是把对所有孩子的爱，全部倾泻到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现有孩子身上。八岁前的佳佳，眼中也只有爸爸，平日爸爸陪她玩，陪她闹，被她当马骑。终于，等到佳佳要上幼稚园的前一天，她背上给她新买来的小书包，兴奋的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可是，当幼稚园报名的时候，却因为出生日只差几天，而被学校拒收。我跑到学校去找那位女老师理论，所谓理论，是我事后叙述时的文明语言，实际上是去吵架。吵架当然没有效果，差几天就是差几天，所以只好拜托担任家长会长的任显群先生从中关说，才报得上名。报名那一天，正好遇到那位吵架的老师，她冷笑说：
「这么美丽的小姑娘，怎么有这种凶恶的老爸，真是奇怪！」
既然夸我女儿漂亮，所以虽然咬定我凶恶，我也乐于接受。考试那一天，我比当初考大学时还要紧张，坐立不安，像只猴子般走来走去，一直等到佳佳大大方方走出来，表情上一点都不畏缩，我迎上去，抱起她问：
「考得怎么样？」
五岁的女儿回答说：
「一百分！」
我高兴得手舞足蹈，一百分是一个满分，一定可以考取。想不到听来听去，似乎所有的孩子都考一百分，这才觉得有点不妙，赶紧再去找那位吵过架的女老师，陪笑问她：
「我女儿考得怎么样？」
她大概看出我的迫切和恐慌，直接告诉我说：
「考取了！」
接着又把前面说过的话，颠倒过来重复一遍：
「这么凶恶的老爸，怎么会生那么美丽的女儿？」
第二天，我送佳佳上学，看她进到小小教室，临窗坐下。刹那间，坐在那里的，似乎就是城城，当年，我送他上国语实验小学，城城比较胆小，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守在窗外的爸爸，等我一转身离开时，他就在教室里大哭，我只好折回来陪他，这样多少天之后，城城才能够适应。而垣垣上幼稚园时，我却不在一旁。现在，从佳佳小脸蛋上，看到她两位哥哥的笑容，感觉到这世界是那么样的难以两全。
佳佳不仅仅喜欢听我为她说故事，还喜欢父亲身上的烟味。每天下班回来，她就要攀着膝盖爬到身上，从前胸嗅到后背，从后背嗅到头顶，说：
「爸爸身上烟味真好闻！」
这也成了我拒绝戒烟的最大理由。
倪明华因我的关系，学业中断，我不愿她为此抱憾终生，千方百计，甚至半强迫的，在佳佳三岁那一年，终于把明华送到中国文化大学就读。每天晚上，明华去学校上课，家中只剩下一对父女，大书桌旁就放着一张特制的小书桌，供佳佳坐在那里做功课，当小学一年级开始写字的时候，看她把那复杂艰深的汉字一个个塞入小小的方格子里，我深为难过。不久，佳佳跟孙观汉先生的小女儿孙世钟──与佳佳同岁，书信来往。看到孙世钟用英文写的信，感觉出来汉字给中国孩子的沉重压力，我当时就想，如果中国文字不改革，单单汉字的学习压力，就会使人筋疲力竭。
杂文十年所以成为美好的十年，另一个原因是，这十年中，我结下了很多人生中最难得的几桩友谊。有一天，忽然接到寄自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一封信，这是跟孙观汉先生生死相交的开始。孙先生是物理学博士，曾出任国立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所长，建立中国第一座教学用的原子反应炉，因此，后来被尊为「中国原子科学之父」。他对我的称赞和期许，使我虚荣心大增，好像我真的有他所说那么伟大。幸好，虚荣心大增了一阵子之后，我开始警觉到，如果再继续大增，我会毁灭。
孙先生二十四岁即到美国，娶了一个碧眼黄发的美国女子为妻，生下二男一女，但当他有一天在那温暖的家庭中，发现包括他自己，以及儿女在内，都在用英语思考、用英语交谈的时候，油然生出故国之思。他要再一次看看中国字、听听中国话（不过，孙先生浓厚的绍兴腔国语，常成为周围女性朋友嘲笑的对象）。恰好，梅贻琦先生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偕夫人随梅贻琦回台。当他写信给我时，他已返美，我们通信频繁，却一直没有见过面。
又有一天，我接到一封笔迹秀丽的信，结下第二桩永不磨灭的友情，那就是当时还没有结婚的陈丽真，台湾彰化人，高中毕业就考上铁路局的列车小姐。她的国语和孙先生的国语成尖锐对比，清澈悦耳，字正腔圆，她和当时的男朋友商量后，决定写信给我，并来家中拜访，从此成为通家之好。
陈丽真是一个深情的女孩，她的爱情生活对她而言是一场恶梦，我入狱前就不断的调停她和男友之间的争执吵闹，不是男友悲悲凄凄来找我，就是丽真哭哭啼啼来找我，我成了他们诉苦的对象。我入狱后，他们终于结了婚，却成为文学家笔下那种典型的怨偶，在他们生下一个男孩之后，终于仳离。丽真也写了不少短文，可是那种奇特的不安宁家庭生活，根本不是一个创作的好环境。
我后半生的朋友，几乎全来自我的读者，结交过程相差不多，先是通信，再见面聚会，最后往往成为互相扶持的知己。
梦寐一样的往事
十年杂文，表面上看起来沉静得像一个没有涟漪的湖面，其实湖面下，恶浪滚滚，漩涡翻腾，我有相当数量的读者，也有读者带给我的物质生活的水准，和精神层面的鼓舞，每一篇文章在《自立晚报》刊登时，对无所不在的国民党特务而言，几乎都是一记强力震撼。明华也出了一本书《叮咛》，就读中国文化大学夜间部时，因住家离学校有相当距离，特为她买了一辆汽车，这使她成为台湾女作家拥有汽车的第一人，却不知道，也因此招来大忌。有一天，小说家林适存到我家作客，临走的时候，在楼梯上忽然转身对我说：
「你整天骂政府，反政府，日子过得这么好，而我们这些拥护政府的作家，生活却过得这么困难。」
我再也料不到，最要好的朋友竟会讲出这种杀伤力极大的话，我以为人们应该为朋友们的好运感到喜悦！一位军中作家公孙嬿就比较聪明，他在国防部情报局工作，担任过驻伊朗、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他告诉我说：
「我从不接待同事到家里来，一旦他们发现你活得比较舒适，他们就会陷害你。」
嫉妒，也就是「红眼病」，是酱缸文化中最可怕的病毒。白色恐怖时代，每一个新闻记者、每一个作家，心里都有一个小型警备司令部，落笔的时候，会自动提出质疑：
「警备司令部会有什么看法？」
那时候，各报社都是用铅字排版，因为字盘位置的关系，「中共」很容易误成「中央」，「中央」也很容易变成「中共」。这对晚报的作者、编辑、捡字，和校对人员，是一种梦魇，每天都要等到下午四点半钟之后，还没有接到电话，编辑台和工厂才能放下惊恐的一颗心。
《自立晚报》前任发行人娄子匡先生就栽在下午四点半的电话上。他曾经开除了一位职员，这位职员后来到警备司令部书刊检查小组做事。有一天，《自立晚报》登出一则报导，其中有「草山一衰翁」（草山即今日的阳明山）。娄子匡接到电话，那位职员在那一端得意的说：
「这下子抓到你了，你死定了。」
娄子匡是一个民俗学家，不坐牢已属幸运，但也只好把报社交出，转让给李玉阶。
就在写杂文的第三年，一位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曾当过「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在阎锡山当行政院长时代经常出入院长室的张化民，写了一篇短文，讨论蒋中正的功过时，文章中有八个字：「自以为是民族救星」，结果一个字判一年，八个字判八年，恐怕是世界上最昂贵稿酬，这正是当年文化人的处境。
已晋升为救国团副主任的李焕先生，对我仍有旧情，他警告我说：
「每一次开宣传会报，很多单位都对你提出严厉攻击，主任（蒋经国）从不讲一句话。看情形，你最好不要再制造麻烦。」
「可是我看到太多使人落泪的疾苦，不能不写。」
「你不是在艺专当兼任教授吗？有位朋友最近可能接任校长，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以拜托他请你专任。」
我表示愿意离开报社，专心教书，因为内心也实在恐惧下午「四点半」的日子。可是上帝的意思不是这样安排，李焕那位朋友后来没有接成校长，我也没有再看到李焕。
这个时候，我的一部报导文学《异域》开始在《自立晚报》连载。故事背景是根据驻板桥记者马俊良先生每天访问一、二位从泰国北部撤退到台湾的孤军，他把资料交给我，由我撰写。很多当初在大陆誓言与某城共存亡的将领，结果不但城亡人不亡，抛弃了愿为他们战死的部下，甚至卷款潜逃到台北，藉着关系，竟先后到国防部坐上高位。我委婉的把真相报导出来，使那些一脸忠贞的家伙大为愤怒，因此引起国防部对报社的强大压力。有一天，宪兵司令部政战主任萧政之到报社，我们是「战干团」同学，他把我带到爱国东路宪兵司令部，警告我一句话：
「你麻烦可大了，我们不能明目张胆的查封报纸，但可以查封你。」
我狼狈的走出大门，对这一次没有被扣押，十分心悸，对宪兵司令部竟介入文化圈，更感到危机四伏，也因此发现自己的孤独，一支笔无法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我决定停笔，可是当另一个不公义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却又无法压制自己的良知。
明华进入中国文化大学后，读行政管理系，系主任是当时《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先生，给了她一个位置，主编《中华日报》的妇女版，这是一个令人称羡的差事。到这时为止，明华是我婚姻生活中，唯一向我说过「我爱你」的妻子，这句话虽然常在小说里出现，可是五○年代以前现实生活中，却很少人能够听到，当日月潭第一次听到她对我说出这三个字时，心中起了很大的冲击。一生中从没有听过一个女性向我这样倾诉，我最大的变化从这三个字开始，温柔的力量使我逐渐跃出野生的莽原。
明华白天在中国广播公司上班，晚上到中国文化大学上课，剩下的时间则编《中华日报》妇女版，她成了一个非常忙碌的少妇，我暗中庆幸生活日趋改善。我在《自立晚报》上的班，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其他时间全用来读书和撰写杂文，成了一个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和佳佳有一种父女相依为命的特别感情。佳佳读复兴小学，放学时，我总去接她，她晚上参加一个舞蹈训练班，放学时已经深夜，舞蹈班派车子送每位小朋友回家，当车子的喇叭声响时，我就从三楼飞奔下来，佳佳在学校或在舞蹈班所见所闻，总要一桩桩一件件向做父亲的我报告。
有一次，幼稚园园长家庭访问，夸奖佳佳美丽，成绩又很好，问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老师帮助的？我脱口而出说：
「她不肯吃饭！」
结果，等园长告辞，佳佳小小身躯冲到客厅，一面跳，一面气得声音颤抖，她喊叫说：
「我这一辈子都是你害的！」
佳佳不肯吃饭，真是一大头痛，每天晚饭，明华都要端一个碗，跟在她背后追来追去喂她。而每次佳佳都要爬到巷口一辆三轮车上坐着才肯下咽。那时，我们养了一条小狗，佳佳却悄悄的去把狗食吃掉，不一会儿功夫，就大泻肚子，而且发高烧，于是把她送到新生南路儿童医院，医师认为事态严重，立刻给张病床，吊起点滴。入夜后，我睡在床前地下，只铺了一个军毯。佳佳从昏睡中醒来，拉着不能入睡的我的右手，亲着说：
「爸爸，你将来害病，佳佳也守着你！」
一句话已经够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最贴心的一句话。我噙着要流下的眼泪，安慰她，把手轻抚着她的眼皮，使她入睡。这些遥远而模糊的父女亲情，如今只剩下做父亲的一人记得而已。
不肯吃饭的风波，我们从建国南路搬到敦化南路后，又发生了一次。佳佳躲在房里玩玩具，菜饭摆到饭桌上半小时，怎么叫都不肯出来，我十分生气，就用一种使她可以听到的声音对明华说：
「佳佳不吃饭，已经不是我们的女儿，巷口有个张伯伯和我讲好价钱，一百块把她卖掉。一会儿人家就来领，快把她的衣服收拾好。」
话刚刚说完，佳佳从房间冲出来，泪流满面，嘶喊说：
「你这个臭爸爸、坏爸爸、死爸爸，你把我卖掉，你凭什么卖我？……」
我这一次真正的吓住了，看佳佳眼中流下来的滴滴泪水，知道已深刻的伤害了她稚嫩的心，我急忙把她抱起，承认爸爸犯了错，说：
「儿啊！爸爸宁愿死也不会卖你！」
我用舌头舐她的眼泪，从那时候起，我再也不对孩子说出她不能承受的话。
我的个性是一个典型的粗线条，只有在对女儿时，才变得纤细。佳佳还穿尿布的时候，有时坐在我怀里忽然撒尿，我从不敢出声，要一直等她撒完，才抱起来为她换洗。深怕一慌张会惊吓孩子把尿憋住，可能产生后遗症。
十年之中，佳佳给了我八年之久的温馨父女之情，恶运的魔爪在我认为已经远离而去时，却悄悄逼近，突然间从天而降，使我承受更凄惨的打击，接着是十年牢狱，家破人亡，我再被撕成碎片。
山崩地裂
倪明华主编《中华日报》的妇女版，当然是一个好工作，可是，她身兼三职，早上出门后，晚上回家，总在十一点左右，疲惫不堪，但仍勉强支持。
一九六七年夏天，《中华日报》向美国金氏社订购「大力水手」连环漫画，交给家庭版每星期刊出五天。明华要我翻译，以我的英文程度，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但我却接下这份工作，因为漫画上的对话十分简短，更重要的是，又多了一份稿费。
「大力水手」漫画是连续性的，金氏社每次直接寄下两个月的稿件。大概十二月初，一天晚上，倪明华刚进家门，就接到《中华日报》的电话说，大力水手已没有存稿，明天一早，会派专人来取。明华这时候才紧张起来，一面坐下来赶工，一面催促我，一定要快点赶出译文：
「译稿完成后，请放到送稿袋里，我不再看了。」
「大力水手」是一个全球发行的漫画，没有政治色彩。可是，那一次的稿件，画的却是波派和他的儿子，流浪到一个小岛上，父子竞选总统，发表演说，在开场称呼时，波派说：
「Fellows…..」
就是这个Fellows，引爆使我毁灭的炸弹，我如果译成「伙伴们」，大难降临的时间或许延后，可是，我却把它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心中并没有丝毫恶意，只是信手拈来而已。译完后，蹑手蹑脚走进卧房，把它轻轻的塞进送稿袋，舒了一口气，上床就寝，没有一点恶兆。历史上说大人物灾难发生之前，总会有点不祥的预感，这也恰恰证明，我不是一个大人物，只不过一个倒楣的平凡作家而已。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日，《中华日报》刊出这帧漫画，没有人注意它，连我和明华也没有注意它，它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刊出的连环漫画罢了。可是，虎视眈眈的特务们像发现新星球一样，奔走相告；假如我的耳朵敏锐的话，会听到他们的磔磔笑声。就在那年阴历年前后（二月初），救国团请各报记者登合欢山。我接受邀请，和倪明华像贵宾一样被招待先乘火车到丰原，换成巴士到东势，进入横贯公路，不久就看到了雪景，对一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方人来说，冬天没有雪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台湾平原是一个无雪地带，二十年来从没有见过雪，现在眼前白茫茫一片，每一片雪花和每一阵刺骨的冷风，都使人回忆到手背被冻烂的儿时。天快黄昏的时候，大雪使车子不能前进，在救国团陪同人员的引导下，住进冬令营小屋，既饥饿又疲惫，幸好屋内有熊熊火炉，温暖如春，我们和当时在《征信新闻》供职的常胜军夫妇，一起挤在一个大炕上。
第二天，踏上没膝的积雪，找到昨天乘坐的吉普车，重新折回东势，这是一次有趣的休假，充满了新鲜。还不知道大祸逼在眉睫，我们一回来，《中华日报》就叫倪明华到报社去，告诉她说，调查局认定「大力水手」漫画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打击最高领导中心，在精密计划下，安排在元月二日刊出，更说明用心毒辣。尤其出自柏杨之手，严重性不可化解。
我被这项可怕的罪名吓住，一时间，头昏目眩。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特务会对我下此毒手，只模糊感到莫大的压力而已。现在，焦急而茫然，所认识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实质上有所帮助，尤其使人心都撕裂的是：佳佳天真无邪的继续她的顽皮，我对她更百依百顺。
大约第三天，明华到《中华日报》，突然被调查局人员带走，那真是个冰冻的一天。我虽然仍到《自立晚报》上班，但同事们用奇异的眼光望着我，显示出来他们什么都已经知道了。整个下午，在佳佳不断问「妈妈哪里去了？」声中度过，晚上，佳佳好容易入睡。我跪在床头，大声向上帝祷告，祈求基督使明华能被释放，我自己是祸首，一切应由我承当。午夜之后，明华回来，我们离别虽只有一天，但心情却彷如隔世，她第一句话就说：
「事情很严重，明天会约谈你！」
等到明华入睡，我心乱如麻，坐在书桌前，写下一信：宝：几件事交代，分述于下：?报馆请祖光商请吴三连先生，可否留职停薪，万一短期内可以昭雪，有吃饭之处，以吴先生长者，当获允，如不获允，必有困难，不可怨尤。 ?人在危难，朋友自必少，若干朋友，必有嘴脸者，万勿悲愤，要忍才是第一等人，蒋总统在奉化，借钱还要担保，你我岂可幸免。 ?除银行支票外，我不欠人。 ?毕业后，可携佳佳赴美，如不能出境，可找李焕先生或迳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不必记挂我。 ?如传出我与事实不符的口供，则是受到苦刑，万勿相信。 ?出国后，如有合适对象，即可与我离婚（图章在你处），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佳佳长大，告诉父亲文字狱之苦，终身不可走写作之路，如我昭雪，她可回来依我。 ?到美可访孙观汉先生，一叙我受的栽赃及迫害，但仍请他千万继续为国人写文章，继续唤醒国人灵性，在文化本质及气质上改革。 ?你的方形图章是办过印监登记的，房子可卖掉，用做路费，房价有四万余元未付，查看铁盒中帐单。 ?为我之事，不可找任何人求救，这是有计划的泄恨诬陷，无人能为力，亦无人有此担当，找人徒惹人笑。切记。 ?告佳佳勿哭，爸爸已先去美国等她（你们如到美，可云我已回国）。 ?你也不要哭，更不可到处控诉，更不可云军法不公，免你再受打击。 ?有读者来信，可代覆，告以柏杨先生病故，可免其再来信（邮局信箱钥匙在汽车驾驶台烟灰罐中，图章亦在，每隔两天，取信一次）。 ?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出国事不妨先求见，免申请受阻，再叮咛。 ?想办法见城垣二儿，出国钱若有多时，付给他们，代我吻他们，致我日夜悬心的爱。 ?可请妈妈来伴，但不可打电报，免老人家受惊。 ?努力补习英文，用钱宜省，少做衣服。 ?出国时家具可赠体康。 ?如银行头寸不能周转，只有退票，我们别无收入，以后应还，一文不可少。 ?本要交代若干业务，免得你临时手足无措，不免又写若干感情之事，类似遗嘱，幸勿为此而悲，心情不宁，不能细嘱，体念我心。 ?记住，坚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