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仍有未了之事，趁你上班，佳佳在玩，再分别叮咛。 ?如生活困难，可试向何关根先生求援，可告以柏杨病故，临终相托。 ?你上午痛哭，使我心碎，文字狱虽出意外，人情冷暖则在意中，必经此你才可以成熟。 ?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但因有志之士提供资料，故无法细察，不过要求出国，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不可畏而不行。 ?到美可投奔你大哥，因大嫂敦厚，谋一差事，能读书更好，此事孙先生必可成全。 ?我如昭雪，当会给你连系，不必给我来信，我在狱中。 ?黎世芬必迫你辞职，可找一教员（反正只几个月就毕业），否则坐吃山空。 ?只加强补习英文，不可对任何人透露出国事，在我们只是避难、避势利眼、避你触目伤情，但他们可能诬你叛逃，诬你包藏祸心。 ?对凡来安慰你的人，不可表悲表愤，切记。?圣母像你要带走，教佳佳早晚祈祷。 就在三月四日，吃过晚饭，我在灯下交代后事，心神不宁，佳佳和她的小朋友华昌言在刚买的大型电视机前，坐在地板上看电视。调查局调查员高义儒先生和刘展华先生，按铃进来，要我随他们前往调查局谈话，向明华保证说，天亮以前一定把我送回来。全家人都不说话，只有在走过佳佳背后出门的时候，她回头向刘展华噘一下嘴，发出一个单字的声音：
「嘘！」
明华靠着窗子，面无表情的盯住我的背影，陈丽真一直尾随下楼，扶我登上调查局黑色的厢型车。这是重要一刻，此次一去，就是十年。等我出狱后，房子已经不归我有，妻子已是别人的妻子，女儿虽然仍然是我女儿，但已变成另外一位少女。
到了三张犁调查局招待所，被带进一间六个榻榻米大的审讯室，主审员是刘展华。第一件事就是叫我撰写自传，从出生之时，写到被捕之日。而另一个房间，科长刘昭祥先生为主的研判小组，听取刘展华侦查的摘要，联合判断案情。
刘展华一开始就问到整整二十年前（一九四八年），渖阳在内战中陷入共产党之手的经过。七、八句话以后，他单刀直入说：
「你被俘是哪一天？」
「被俘」这两个字，自从离开救国团，十年之久都没有再听到过，今天忽然被提起，使我看见面前的陷阱，除了挣扎着不被推下去之外，没有方法保护自己。
「我从没被俘过。」
刘展华撩起他的嘴角一笑，使我想起我的继母，他重复说：
「你是几月几日被俘的？」
「我从没被俘过。」
「是吗？你没有被俘过吗？在那个大势已去的时代，国军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多少高级将领假装跟共匪妥协，这有什么关系？重点是他最后效忠不效忠国家。」
直到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惩治叛乱条例有明确的规定：凡是被俘过的人，不论军官或士兵，一律判处重刑──从五年到无期。
「我没有被俘过。」我说。
「你是哪一天被俘的？」
「我从没有被俘过。」
刘展华的声音渐渐的凌厉。
「你是哪月哪日被俘的？」
「我从没有被俘过。」
「好硬嘴，」刘展华大声说，「你是哪一天被俘的？」
我拒绝承认被俘过，并不是我聪明的知道一旦承认被俘，就全盘瓦解，只是因为确实没有被俘过。可是，刘展华用一种得意的眼神盯住我，脸上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不断的翻转着拿在手上的米达尺，问说：
「好吧，那你逃出渖阳的路条是哪里来的？」
「我们自己写，自己刻印。」
「怎么刻印的？」
「用肥皂。」
「是谁刻印？」
「孙建章！」
苍天在上，我的供辞牵连出来孙建章，因为图章确实是他刻的，而且他可以为我挺身作证。这时候，孙建章在苗栗警察局当督察长，再想不到，我请他作证，不但救不了自己，反而把他也拖进火坑。孙建章立刻被免职，逮捕归案。调查局正发愁缺少人证，是我亲自把一个活证人送到他们的手中，因为法律上规定，同案被告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
后来，审问官又多了一位年纪较长的李尊贤先生，集中焦点盘问我被俘的经过。刘展华对我不肯承认被俘，十分震怒，我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他即将爆炸。这时，我被安排睡在临时摆在角落的一张行军床上。我还不知道就在这间审讯室里，三、四个月前的一个夜晚，调查局把《新生报》的一位女记者，连当时副总统严家淦先生都称呼她为「沈大姐」的沈元妙女士，全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沈元妙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最大的羞辱和痛苦，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唯一剩下来的声音，就是：障障「我说实话，我招供，我说实话，我招供……」
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沈元妙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她招供不出她从没有做过的事，于是迅速拴上房门，解下绳子，就在墙角上吊身亡。这个六○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爆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头。障她后来被宣布的罪名是「畏罪自杀」，调查局仁慈的为她修筑一个矮坟。
军法处看守所
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正是芦沟桥抗战八年的纪念日，我被戴上手铐，押上一部铁栏杆警车。在步履艰难的走出押房大门的时候，李尊贤恰巧擦身而过，忽然停住脚，指着我说：
「我第一眼就看出你是匪谍，现在有什么话说？」
我木然的望着他，一直走过去。
「死不认错！」他在后面生气说。
我很想回头唾他一脸，当然，我没有这么做。上车后，发现孙建章也在里面，我们相对苦笑，押解我们的两个特务，在旁警告说：
「不准讲话！」
我透过铁栏杆窗子，浏览沿途街景，想到分别四个月的妻子倪明华，每当警车遇到红灯停住时，我都幻想，会不会发生一种巧合：明华开着车子也因红灯而停下来，两车并肩，我们可能对一个照面，不能想像两人怎么反应？向她微微一笑？或者擂窗大吼：「冤啊！」那将给她多大的负担！我惆怅的重睹睽违四个月的台北和平东路、罗斯福路，直到景美，进入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在一个法庭前下车，军事检察官郭政熙下令收押，我和孙建章被分别带到两个押房。和十年前青岛东路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大不相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全是新建筑，而且厕所是蹲式的抽水马桶，不过奇特的是：距地面约一公尺，也就是约到腰部的地方，有一块横置的木板，囚犯如果直着身子，根本走不进去，只能爬着进去，无论大小便，都无法蹲下，只能趴在那里，像狗一样的拉屎撒尿。不知道当初的设计人，为什么会生出这种邪恶主意？天正盛暑，没有自来水，抽水马桶只不过是一个粪坑。押房有十个榻榻米那么大，挤满了赤身露体、只穿短裤的难友。当大家知道我是柏杨的时候，发出一阵惊呼，有人说：
「全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讲真话，还以为政府给你特别任务，做榜样给外国人看。」
直到这时候为止，我还弄不清犯了什么罪，和犯了什么法条，所以难友向我查问案情的时候，无法回答。就在火烧似的押房里，开始难以形容的煎熬。
一天早上，门缝里塞进来起诉书。
难友们看到我起诉书上「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款」时，脸色苍白，不说一句话。我急着问：
「我的罪可能判几年？」
一位难友把一本《六法全书》塞给我，我查到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款，那是唯一死刑，唯一死刑就是说：
「除非不判罪，一旦判罪，就是枪决。」
我脸色跟其他难友同样苍白，霎时间，童年往事，涌到眼前，继母的咒骂：「叫炮头」，如今果真无情的应验在我身上！我虽然想不通自己何以如此下场，但是，这时候终于明白：蒋经国要杀我。
我不甘心的自问：
「我难道真的伤他那么重？」
一位好心的难友爬过来坐在我身边，悄悄的问：
「起诉书上的事情是真的吗？」
「全是编出来的。」
「你真是小说家，」他说，「你这篇小说的稿酬太高了，恐怕要付出生命。」
另外一位难友递来一杯开水，我爬着去接，右膝盖发出一种强烈的剧痛，我呻吟着，坐在地上不能动弹，右膝红肿，我发现已成残废。这时难友们各自回到铺位上，我用手抚摸着右膝，心中凄凉。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发作，不然我会在送到军法处的时候，要求军事检察官验伤。但是难友们告诉一些类似的故事：一个人在调查局被拷打得遍身流血，送到台大医院医治，那人的女儿 （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儿） 千方百计探听出爸爸的下落，并设法把病历表影印一份，当面呈堂。军法官和检察官都哑口无语，逼问她这些资料的来源，要判她泄露国家机密的重罪。最后虽然没有让她坐牢，但法官对她父亲被拷打，却做了明确的解释说：
「检验单固可证明他在调查局受过殴打，却不能证明被调查员殴打，可能人犯互殴，亦可能自行撞伤，所提证据，不足采信。」
更因为他女儿居心险恶，企图诬蔑政府，陷治安人员于罪，对她父亲判得更重。
「检调是一体的，法律在他们手上，」一位难友说，「我们束手无策。」
大家提出的具体意见是：
「开庭的时候，千万不要提及你受过刑求，那反而激起他们的报复，也不要说犯的罪都是你编的，军法官会认为你狡狯无赖。唯一的办法是假装信任军法官公正清明，只请求调查渖阳沦陷后，共产党有没有设立民主建设学院，有没有中国民主同盟；北京沦陷后，旃坛寺有没有共产党训练机构；上海那时候的复旦大学校长是不是许逢熙。法庭只要就这四点澄清的话，你就有活命的机会，千万不要指责他们的革命同志。」
大概一个月后，正式开庭，审判长是上校聂开国，主任审判官是少校方培然。我站在台下，请求庭上就上述四点施予调查。庭上的军法官似乎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方式，一时不知所措，犹疑了一会功夫，方培然悻悻的说：
「本庭就着手调查，叫你死而无怨。」
我走出法庭的时候，蓦然间看到明华拉着佳佳的小手站在路边，向我凝视，佳佳眼睛瞪得那么大。差不多半年不见了，孩子似乎长高了不少，相距只有五、六步，做爸爸的却不能上去拥抱自己的女儿。
监狱生涯就是艰辛，在那燠热拥挤的押房里，囚犯们的生命被片片撕碎。看守所接见日是星期三，最初，明华每星期三都来探望，携带一点小菜，有时候也带佳佳来。看到佳佳，我的心都滴血。我要求明华以后不要再带她来，一看到孩子，父女俱伤。
长期羁押下来，渐渐的，和明华见面时，几乎已经无话可谈。「唯一死刑」这个条款，明华已在律师那里完全了解它的意义──这不是一个短时间之内就可解决的挫折，而是一个要长期耐心承受的灾难。明华是个受人侍奉的小妇人，她面对的是她完全不了解，而又充满恐怖的压力，她完全慌乱，真难为她支持了七、八个月之久。后来，接见的时间由一周一次，减到每两周一次，再减到每一个月一次，更变成两三个月一次。我每次接见，都有心理准备，认为一定会发生，却一直没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最后一次接见，隔着玻璃窗，明华毫无表情的在电话的那一端说：
「我们的离婚手续，应该要办一办了！」
「我临走时，写好离婚协议书，亲笔签名，又亲自盖章，放在你那里，拿出来就可以用。」
就这样，结束十年婚姻。我想起一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接见完毕后，我站起来，浑身像煮在滚水锅里，踉跄回到押房，心里一片茫然。我告诉自己：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过去四十年，只是一场漫长的梦。难友们怕我跌倒，扶着我坐下，我自己爬到铺位上，身体靠着墙，有人问：
「太太接见了吗？」
我点点头。
「是不是向你提出离婚？」
我又点点头。
「太太来接见，而没有带东西，一定是分手！」
从此，我吃不下任何食物。我再一次想到：死才是最好的解脱。当绝食到第十天的时候，军法处开庭，两个法警把我扶到庭上，方培然只问了一句话：
「你为什么不吃饭？」
「我不想。」
这一次开庭，只不过在法律上做一个纪录，所以问一句话即行结束。想不到，大概因为肠胃放空了的关系，神志反而特别清醒，对死亡反而没有什么感觉。家破也好，人亡也好，大学毕业也好，大学不毕业也好，一切都成了过去，现在就是静静的躺在那里，并不等待什么发生，而只什么都不等待。
看守所官员对我似乎十分注意，他们把押房里其他囚犯全部调走，另外派一个官方的御用难友，进来睡在我身边，名义上是照顾我，实际上是暗中监视，防我自杀，他不断用香喷喷的饮食引诱劝勉我进餐。
有一天，那位御用难友特别把我扶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洗热水澡，我身上已经没有肌肉，瘦枯的骨骼，被失去水分的焦黄皮肤包住。我向自己叹息，这正是一个叛乱犯的下场，我竟这样倒毙在监狱里，回想二十年前万里逃亡，并不后悔，反而有一种终于安静下来的感觉。
有一天，那个可以自由出入押房的御用难友，忽然进来告诉我说：
「你太太来接见你，」而且告诉我其中原因，「你太想不开，所长特别请你太太来劝劝你。你不要以为我是他们的走狗，活着，你才能报仇！」
就在所长办公室，倪明华冷若冰霜的坐在那里，我则坐在茶几的另一边，茶几上放着一个旧式的旋转盘录音机，用来录下囚犯和家属的谈话。所长在一旁说：
「你们有什么话尽管谈谈，不要糟蹋自己。郭太太，有话尽管告诉你先生。」
然而，没有人开口，明华那种充满了厌烦和不耐的表情，带一种万箭俱发的杀伤力。我连正眼都不敢看她，她已不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她，也不是最后一次看到的她，我眼前坐着的是另外一个心肠铁铸的女人。经过四、五分钟之久的无声无息，我只好首先开口说：
「事情已经如此，我完全靠你了。」
「你不要靠我，我管不了。」
「我知道你很能干，你……」
「我不能干。」
我哑口无言，幻想着她可能会讲几句安慰鼓励的话，即令是假的也好，可是没有，她眼中充满了厌恶。我再无法开口，只听录音带旋转的声音，所长再一次的提醒倪明华有什么话尽管说，她没有任何反应，连在旁边监视的警卫们，也在那里叹息。最后，所长无可奈何的说：
「既然没有话说，那你请回去吧！」
声音还没有落地，明华倏的站起来就走，没有跟任何人打一声招呼，经过我面前也没有多看一眼。我急忙尾随着她，几乎是同时冲出房门，她好像逃避瘟疫似的，走得飞快，我紧靠着她身旁，希望听她说出一句话，假定这时候她能够告诉我：
「你放心，我还会继续营救你！」
这世界该多么不同啊！然而，什么话都没有，走廊上唯一听得到的，就是警卫们快步跟着我们走的声音。下了楼梯，明华直奔大门而去，两个警卫抓住我发抖的肩膀，把我押回囚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从此之后，天各一方。不过，后来倒是接到她一封信，一个月后，明华一封简单的信从门缝塞进来，信上说：
「离婚手续已办妥，法院已登记，请问：你的东西，我怎么处理？」
我不知道怎么答覆，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拿着这封信，不停的呻吟，终于镇定下来，提笔回信说：
「我在台湾无亲无友，无依无靠，在此授权给你，把你认为属于我的东西，全部抛弃到大街之上，随人拣取，立此为据。」
奇异的是，这封信使我的心情豁然开朗，觉得自己的绝食行为有点好笑，当初有一百个、一千个理由绝食，这时也有一百个、一千个理由，觉得荒谬，其中一个最最主要的不成理由的理由是：
「我要活下去，好记下我的遭遇！」
这时绝食已二十一天，我恢复进餐。
时代到底不同，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坐牢时，不但没有律师，也没有起诉书和判决书。现在不但有起诉书，还准许被告请律师查卷。我请的律师，在查卷以后告诉我说，请求法庭调查，法庭确实都调查了，而且有了答案：
第一、渖阳沦陷后，根本没有什么民主建设学院。第二、共产党从不在他的训练机关里，为友党吸收成员，所以我不可能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即令我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同盟当时尚是国民党的友党，也不违法。第三、共产党并没有在北京旃坛寺设立任何训练机构。第四、许逢熙自抗战胜利后从没有到过上海，也从没有在复旦大学任职。
一连串的正面消息使我转忧为喜，我向一位看守班长报告这种情形，半自慰半征询的说：
「法官不可能判我刑！」
「二条一」唯一死刑，只要有下列两个条件就可以构成：一是参加叛乱组织，二是有叛乱行为。隔壁押房里台北市挑挽业公会理事长八、九岁的时候，曾参加过共党的儿童团；五十年后，他告诉朋友说，共产党在长江上建了一座大桥；前者是参加叛乱组织，后者是为匪宣传，属于叛乱行为，结果被判处死刑。
──自从罗马法颁布以来，再野蛮国家的法律都有一个基本原则：「不溯及既往」。也就是今年公布的法律，效力不能追溯到去年，可是，蒋家班大法官为了使特务的杀戮合法化，第六十五次会议上作成决议，认定法律可以溯及既往，即令在这项条例颁布前五十年加入过共产党，也等于现在加入。
那位班长听出我的话充满自信，忍不住笑说：
「你放心吧！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叛乱犯被判无罪的，如果没有犯罪证据就不判刑的话，军法官靠什么吃？」
班长的话使我心中一凉，百思不得其解，军法官根据什么判罪？不过，不久，我就明白了，特务有特务的行为模式。我被带到法庭，审判长聂开国起立宣布：
「郭衣洞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八年。孙建章被判感化三年。」
我最初认为我会被枪决，继而又认为会被判无罪，脑筋简单得和白痴没有分别。宣判完结，我被押回囚房，当难友知道只判十二年时，都为我死里逃生，向我道贺。
孙建章由我的证人变成我的共同被告，在审讯途中，刘展华一再向他警告说：
「我们的对象是柏杨，不是你孙建章。你不过是陪绑罢了，死不承认，将来会把你一起卷进去。」
事实上，他们对孙建章也确实特别优待，只判感化三年。所谓感化，就是不送入军人监狱，而送入台北县土城乡一个名叫「生产教育所」的集中营式监狱，实施思想教育，名义上感化若干年，实际上是看特务的高兴或不高兴，可以无限期延长。倪明华的师兄傅正先生，就延长了两个三年，甚至当中还有一段时间被囚禁火烧岛。孙建章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他三年期满出狱，虽然家破，幸好没有人亡。我出狱之后，跟张香华──那时，我们刚认识不久，在台北衡阳街和他蓦然相遇，我拉住他，向他致歉说：
「建章，对不起你！」
「谁又对得起你？」他说。
这句话简单朴实，使我无限内疚，终生铭感。
南航
自我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就从一个「被告」身份，变成正式「人犯」，不过仍暂时羁押军法处看守所，并没有解送到监狱服刑。忽然有一天，我被调出押房，充当「外役」。「外役」的意义，就是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接受监狱官或班长指定的工作，晚上则仍然关入押房，这是一般人犯所盼望的差事。现在，我被调到看守所图书室工作，更是外役们所期望的福地，所以心情很快就获得不少纾解。我把行李搬到外役区押房，从此可以自由自在的从押房走到图书室，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觉。图书室还有一位外役丘延亮，原是台湾大学人类考古学系的高材生，他的姐姐是蒋中正的儿媳妇、国防大学校长蒋纬国将军的妻子。丘延亮在学校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暗中传阅从日本驻华大使馆利用外交邮件进口的左倾书刊。他是被逮捕学生群中判得最轻的一位，只判五年。事实上，他坐了两年半，也就是在我被调到图书室的次年，就被保释出狱。
我在图书室当外役，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监狱生涯中最最愉快的一段日子。从被囚禁的人挤人狭窄囚房，突然转移到可以兴之所至的在院子里走动的另一个世界，那种情境简直像梦幻一样。外役人犯和押房人犯有天壤之别，外役区除图书室之外，还有洗衣工厂和缝衣工厂。现在我和丘延亮坐拥一、两千本图书，而其中有一套就是《资治通监》，使我开始着手写狱中第一部着作──《中国历史年表》。
囚犯在牢房中的地位，决定于有没有外来接济，每星期三的接见日，丘延亮在中央信托局任处长的父亲，都派司机送来菜饭，所以情绪愉快。我被收押初期，每星期同样也都有特别烹制的饮食送来，办完离婚手续后，就再也没有了。这时，只剩下陈丽真一个女孩子未把我遗忘，每星期都提着菜篮饭盒，从台北到景美军法处探监。
然而，有一次，当丽真接见过之后，转身要回家时，两个警备司令部的武装人员把她拦住，押解到军法处。她不知道犯了什么罪，被吓得路都走不稳，结果一位军官问她：
「柏杨是叛乱犯、国家的敌人，你为什么给他送饭？」
丽真回答说：
「他是我老师，现在孤苦无依，只有我照顾！」
「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说他是你老师，你读什么学校时的老师？」
丽真突然之间怔住，军官用一种洞烛其奸的眼神盯着她。
「说呀！」
「其实，我是柏杨的读者！」
「那么师生是作掩护的外衣了，柏杨吸收你加入什么组织？只要你从实招供，我们可以免除你的罪刑。」
丽真这时候除了哭啼外，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军官说：
「你们的关系不简单，如果不是组织上的关系，他到这步田地，你不可能还藉着送饭的名义和他取得联系！」
丽真回答不出一句话，军官忽然换了一种缓和的口气：
「如果真的没有组织上的关系，你最好以后少来！」
丽真带着汗淋淋的身子，快步离开军法处大门。回到家后，当天晚上，她的夫婿陈体康先生从铁路局下班回来，带来消息说：管区警员特别去找他，警告他管管老婆，不要再乱闯是非之地。
从此，丽真很久不再来看我，我认为这原是人情冷暖，对一个叛乱犯而言并不足惊奇，除了心里有一点点惆怅外，也就迅速的自行化解。可是，那一年的除夕，看守所播音室在播出感训教材之余，忽然播出一首祝福春节的歌：
「大年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过新年！」
歌声之前，有一句道白说：
「各位听众好，我是『丽真』，向你们大家拜个新年！」
这是一首六○年代最流行的庆贺春节唱片，当然，道白里的「丽真」是一位歌星，不是我的学生「丽真」，不过这两个同音字，倒使我又一次涌出眼泪。
看守所图书室这段时日，是平生最宁静的日子之一，假设坐牢可以这样坐下去的话，十二年也无所谓。可是，在我调到图书室后不久，难友中就流传一项耳语说：政府在火烧岛上正兴建一座新式的政治犯监狱，囚禁日渐增多的政治犯。耳语又说，美军预备把储存在日本冲绳的毒气，运到台湾储存。国防部官员曾经陪同美军官员到山区视察，勘查储存场所，因而对获得美国支持的信心大增，认为美国的友谊牢不可破，永不会抛弃我们，把毒气迁储台湾，就是显明的保证。这使蒋家父子精神焕发，决心整顿「复兴基地革命阵营」中日渐自由化、也就是日渐失控的大众传播工具，以迎接新的战斗形势的来临。
于是，一九六八年，蒋家班发动了「文化消毒」运动，开始明目张胆的逮捕文化界的败类，我恰恰首当其冲，成为被消毒的第一名。接着就是在火烧岛建造政治监狱，使这项消毒行动得以毫无限制的扩大范围。
当这个耳语开始流传时，政治监狱才刚刚破土，而火烧岛既远在天边，落成也不知在何年何月何日，难友们认为对这种「外岛管训」的恶运，不必忧虑。
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第二年，耳语传来，政治监狱已经盖好，政治犯集中管理，势在必行，唯一的希望是，名单上最好没有自己。有一天，看守所所长跟政战官突然来到大操场，集合全体外役政治犯，说是有要事宣布。当大家集合后，所长说：
「点到名字的，到前边集合。」
五分之四都被点到名字，我也在其中之列，留在台北继续当外役的美梦破灭了。所长叫我们回去拿行李，然后被鱼贯的送回原来被告区的押房，而且立刻锁上房门。一会功夫，宪兵队逐个房间点名，每人上了五花大绑，两个人绑在一起。这对享受一年有余自由生活的外役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平常笑脸相待的看守所班长，一个个变成另一副神情。尤其一个叫杨蔚的少尉监狱官，冈山中学毕业，考上军法学校，被派到看守所工作，他长得相当清秀，而且对外役也和颜悦色。有一次，他到图书室，很有礼貌的问：
「我是不是可以借一张椅子到外面，我喜欢树下看书。」
我对这个年轻军官留下十分良好的印象，但是，三、四个月后，当他发现他对外役有绝大的处分权力时，态度开始转变，最初不过气势傲慢，后来行动逐渐凶暴。这时候，他到押房视察，用手试探五花大绑的结实程度。我们坐在地上，他则不断故意用膝盖碰撞我们的面颊。就在当晚，几架探照灯的巨光投射到院子，我们被带出押房，两人一双的走上警备司令部的镇暴车，车队浩浩荡荡在黑暗中向北奔驰，天亮的时候，抵达基隆码头，被赶鸭子似的赶到登陆艇的甲板上。登陆艇重新装备过，新的铁栏杆，新的链条。荷枪实弹的宪兵在四周戒备，我们被重重包围，坐在甲板上，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蓝天。虽然没有谁告诉我们驶往哪里，但是，人人心里明白，目的地是火烧岛。彷佛为了防备北京派出军舰或潜艇营救这一批重刑的政治犯，天上有飞机巡逻，海上有驱逐艇护航，我从没有想到，我们的身价竟如此重要。
中途，忽然一阵大雨，宪兵中一个姓年的指挥官准许我们到官舱前布棚下躲雨。曾经当过台北市议员的难友林水泉先生，躲雨时拖着他的行李，那位正在蜕变自己的监狱官杨蔚，这时候跳起来，在他脸上猛摔一个耳光，大喝说：
「教你人避雨，没教你行李避雨！」
林水泉一直拥有的豪放笑容收了回去，连那些年轻宪兵的眼光，都被这一声响亮的耳光吸引，而迅速流露出同情。当雨势停住，大家又被驱回甲板，宪兵们分别上来检查捆绑的绳索。一个年轻宪兵塞一支烟到我口袋里，低声说：
「听说你是柏杨，刚才那个打人的王八蛋，他不过是个少尉。你想抽烟时，就喊报告说捆绑太紧，我会下来检查，就把烟带给你。」
前排右前方的一个宪兵也正在检查一个政治犯的绳索，低声告诉递给我烟的他的同伴说：
「我舅舅也在里面！」
不久，大家都感觉出来，一种耳语正在宪兵队中轻轻的传递，有些年轻宪兵更低低的咒骂。显然的，宪兵与押解我们的警备部队，正迅速增高敌意，反而使我担心他们会发生冲突。幸好这个航程时间不长，第二天下午，登陆艇驶进火烧岛港口。
火烧岛
火烧岛，这个使人毛骨悚然的名字，位于台湾东南海域。世界许多国家好像都有一个毛病，恐怖时期的政府，总是在它的领海上找一个孤岛，囚禁重要人犯，法国就有一个魔鬼岛，南非也有一个罗本岛。日本占领台湾时，就把火烧岛当作囚禁反日份子的天然监狱，台湾回归祖国以后，国民政府把火烧岛改名为绿岛，但它的任务并没有改，五○、六○年代，岛上的政治犯有万名之多，那时候的火烧岛，只有稀疏的不到十个村落。政治犯被送到岛上后，自己动手先筑起围墙，然后，再在中间筑起铁丝网，挂起「新生训练总队」招牌，男政治犯和女政治犯被铁丝网遥遥隔开，他们各自搭盖自己的草屋宿舍。就在那四周全是惊涛骇浪的孤岛上，一到夏夜，鱼腥扑鼻，但每当有月光的夜晚，一抹朦胧，有浓厚凄怆的浪漫情调。据说曾经有男女政治犯遥遥相望，不能对话。一位出身音乐教师的政治犯和一位音乐系女学生的政治犯，隔着铁丝网，一有机会，就站在那里痴痴凝望，后来教师为她写下曲谱，借着歌声，向她唱出凄怆的心情，这首歌曲曾经流行全岛，那就是有名的〈绿岛小夜曲〉：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
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
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
让我的衷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
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
这绿岛的夜已经那样沉寂
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作者是谁，赠与的对象又是谁，自不敢露面，也都无法查考。不过每当这首歌声响起的时候，就使人想起那个不平凡的故事，和台湾经历过的悲情命运。
当我们这群政治犯在火烧岛上岸的时候，火烧岛已不再那么荒凉，车队穿过山间小径，向监狱进发，连绵不断的丘陵上，满布着全副武装岗哨。最后，我们在一个全新建筑「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门前停下，然后分批被驱入押房。
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的囚房，是一个二层楼建筑的小型五角形大厦，共分为十个区，每区有十个、八个押房不等。就在这里，我度过整整五年。
我们被带入押房时，监狱官下令政治犯交出身上所有的香烟。在外役工作区的人，无论图书室、洗衣工厂，或缝纫工厂，都准许吸烟，后来在登陆艇上，透过宪兵充满了同情的手，大家身上多少都有几支香烟。这时候，监狱长宣布说：
「不管你们过去受到什么优待，本监狱绝对不许囚犯吸烟。」
不准吸烟，对不吸烟的人没有丝毫影响，但对有烟瘾的人来说，简直是一个严重打击。十五年后，蒋家班威权政治崩盘，所有监狱才解除了这个无聊的禁令，并没有听说哪一个囚犯利用打火机或火柴自杀或杀人纵火。官员们所以禁止囚犯吸烟，只是展示他威权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国民党青年守则外加的第十三条：「整人为快乐之本。」事实上，绿岛感训监狱从开始那一天，一直到结束，政治犯没有一天断过香烟。
第二天，押房门忽然打开，一个水电班长，大踏脚步走进来，用他的手扳头敲了两下厕所龙头，等开门的戒护班长离开后，他转头过来，低低问一声：
「那位是柏杨先生？」
我应声答应，那班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封我入狱前回给读者们的贺年卡，他说：
「我是你的读者，名叫郭英，我这里先给你一包烟，吸完以后，就报告看守说：『抽水马桶坏了。』我就会带烟来。」
我入狱前一直保持每天四包烟的习惯，郭英当然无法供应，可是，一下子竟然有香烟的来源，使我在监狱里的地位大为提高。
政治犯监狱，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疯人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废铁的地方，也是出金钢的地方。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基本教养，坐牢的时候，会毫无遮拦的呈现出来。
在牢房里结识的朋友有几十个之多，最传奇的就是台北《大华晚报》董事长兼中国广播公司副总经理李荆荪先生。当我锒铛入狱的时候，李荆荪主张立刻开除正在中广公司当职员的倪明华，一年后，李荆荪也锒铛入狱。他当初划清界线的行动，反而被指为「伪装忠贞，以便使自己挤入领导中心的伎俩」，他的案子是件一手遮天、明目张胆的冤狱。当时，周至柔和蒋经国激烈的争夺行政院长高位，李荆荪是周至柔的智囊之一，迅速发展出一种不可抵挡的形势。蒋经国最后只好釜底抽薪，使用雷震模式，先教一个人自认是共产党，然后再一口咬定李荆荪是他的同志，就万事妥当。雷震被控以知情不报，判处徒刑十年，李荆荪则以加入叛乱组织，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蒋经国不久跃上行政院长宝座，周至柔从此噤若寒蝉，抑郁以终。李荆荪是一位智慧型高级知识份子，在牢房中受所有政治犯的尊敬，我们不久就成为最契合的伙伴。十年后，李荆荪被送到台北土城「生教所」集中营监狱，度过残余的刑期时，蒋经国准备对他特赦，条件是要他写一封悔过书，他微笑的拒绝。他说：
「判十五年，就坐十五年！」
李荆荪整整坐满十五年，不差一天。出狱后，《中国时报》约他执笔写短评，就在写字台上，突然心肌梗塞，溘然去世。出殡的时候，一批难友齐集善导寺灵堂，向司仪要求一个公祭的时间，治丧委员会总干事一口拒绝，不知道从那里来的冲动，我在吊客群中一跳而起，大喝一声：
「火烧岛的难友，到前面来！」
在大家愕然中，徐瑛、卢修一等十几个人挤到前面，我高声朗诵出临时想到的祭文：
「荆荪大哥，你这个国民党的忠贞份子，竟被国民党迫害得家破人亡，好容易拨云雾见青天，想不到又死于心脏病发。当我们希望你能领导我们反抗暴政的时候，你舍我们而去，但我们相信国民党反动的暴政必然灭亡，你在九泉之下会看得见的，我们也会看得见的。」
有人开始啜泣，荆荪夫人终于哭出声音，那是灵堂的第一声哭声，荆荪的女儿也下跪致谢。那时仍是白色恐怖时代，蒋家班的威权仍在颠峰，「暴政必亡」一向是罩到共产党头上的专用铁帽，我公开回敬国民党。当我们离开灵堂的时候，灵堂寂静得像一个坟墓。
另一位政治犯徐瑛先生，从任何角度来看，他都是模里西斯共和国的公民。在他曾祖父那一代，移民非洲东南、印度洋中的模里西斯岛。当模里西斯是英国属地的时候，徐瑛是英国公民；后来模里西斯独立，徐瑛是模里西斯公民，出任模里西斯《华文中央日报》总编辑。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建立，他这个英国公民留学北京，就读北京大学。一九六七年，他代表报社前往东京购买新型印刷机，因为不知道中国人内斗的残酷性，竟然路过台湾。当时恰巧世界各国其他华文报纸负责人正云集台湾，于是大家一齐受到蒋中正召见，十分嘉勉他们对自由祖国的贡献。就在第二天，当蒋中正握手的余温仍在徐瑛掌中的时候，他的双手已被警备司令部的铁铐锁住，随后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徐瑛在十五年牢狱之中，没有一分钱接济，连买卫生纸钱都没有，更不要说牙膏牙刷。中国有句话说：「烈妇易，贞妇难。」刑场上高呼万岁容易，监狱里十五年不屈难。徐瑛是我所看到的政治犯中最沉稳的一位，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面不改色，甚至连放封的时候，脚下一步都不错乱。国民政府要求徐瑛放弃英籍护照，徐瑛拒绝，天下没有一个人愿意选择一个坐牢易如反掌的国家。可是，坐牢期满后，面对十五年不准通信、远在万里之外的故乡，他发现他和中国籍的其他政治犯遭遇一样，早已家破人亡，妻子和孩子们对于失踪十五年之久的丈夫和父亲突然出现，无法接受，以致徐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就在这时候，他认识台湾宝岛女子陈玉咽，结为夫妇，他终于主动的改换护照，一直到我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们仍快快乐乐的过着新生的日子。
卢修一先生，这位法国巴黎大学博士，那时候正在台北东吴大学当政治系主任，他如果依附国民党的话，可以预测到他的前程既平坦而又光明。可是，他却于我出狱后不久被捕，特别优待，只判感化三年。有一次，我去土城「生教所」集中营监狱，卢修一在背后突然大叫我的名字。这一声大叫，使我开始认知台湾独立运动，并不只是少数失意政客的发泄，而是一种理念。卢修一后来当选立法委员，他的妻子陈郁秀是师范大学的音乐教授。
另外一位绰号叫「兄弟」的林震廷先生，他是一个沉冤海底的人物，现在已经很少人记得刘自然案件了。韩战发生后，美军根据〈中美协防条约〉，进驻台湾，使国民党政权死里逃生，获得强大的支持力量，台湾人民本应该感谢美军的，然而，任何国家的士兵都有坏胚。一九五七年，住在阳明山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军士雷诺，把当地居民刘自然两枪击毙，宣称刘自然偷看他太太洗澡，甚至在他开了一枪把刘自然击中倒地后，刘自然仍爬起来，手拿木棒，企图进屋行凶。这个离奇的故事，激起民族情绪的反弹，爆发反美运动。在大家还没有弄清事情真相以前，就包围美国驻华大使馆，殴打美国官员和践踏美国国旗。第二天，国民政府开始逮捕群众，一一判罪，刑期最高的只有六个月，而且宣布全案就这几个人被捕。当时著名的专栏作家凤兮还特别写文章赞扬政府明智，我也深信在这件涉外案中，政府绝不至于说谎。想不到，被囚火烧岛后，却发现了「兄弟」。他被逮时是《联合报》的记者，特务们在包围美国驻华大使馆人群的照片中，查出了他，判他无期徒刑。任何媒体都没有透露片纸只字，在他整个的服刑期间，一直担任外役，上自监狱长，下至政战干事的升等考试、升官考试、年终考试，以及读训心得（读蒋中正的训词），都请「兄弟」代为执笔，而且全部奏效，他们也会买一点卫生纸或牙膏作为回报。很多忠贞官员竟然是政治犯一手造就的，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难友中，有两位黄姓好友，一黄是黄恒正先生，他有极度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翻动纸张的声音，都使他惊醒和彻夜不能入眠。他和我被囚在一个押房，相邻而卧。黄恒正藏有反动书籍，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他思想纤细，我惯于枕上看书，否则就睡不着觉，但是翻书的声音，却使他难以合眼，他要求我不要看书，我接受了，于是他为我做了项庞大工程作为回报，就是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把我写的《中国人史纲》原稿重抄到练习簿上，以备将来出狱时，正本被查抄撕碎，囚室里还留有一份。黄恒正获得自由后，不久结婚，大家为他得来不易的幸福日子，充满祝贺，却发现他得了癌症，住进马偕医院，我曾去看他，他已骨瘦如柴，逝世后，他的妻子黄照美女士，被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聘作职员，同事都称她「黄姐」，在那个白色恐怖时代，这义举有相当危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