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黄，是位人道主义者，宜兰县罗东镇的黄英武先生，台湾大学毕业后，在罗东中学任教，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种不可原谅的罪恶深为痛恨，自然而然的倾向社会主义。终于一件可怕的事发生在他身上，那时候，蒋中正署名的《苏俄在中国》一书，正被各级学校奉为经典，大家对蒋中正一开始就洞烛共产党的奸诈，无不叹服有加。可是，有一天，黄英武在台北牯岭街旧书摊上闲逛，发现一本一九二七年蒋中正着的小册子，宣扬国民党的三大政策之一──联俄容共，对苏共和中共赞扬得无以复加。这使黄英武大为震惊，于是买了回来，在学校公开传阅，全校师生也大为震惊。结果可想而知，黄英武被捕，判刑十二年。他是一个非常坚强而有理念的高级知识份子，从不动摇，也不悲观，狱中曾写了数十封以上的家书，教导他的侄弟辈如何立身持家。他出狱后，跟沈月桃女士结婚，经营油漆生意，不改诚恳敦厚的书生气质，使他的经营备感艰难。
施明德先生，最初被囚禁在第六区──重犯区的政治犯之一，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有时被送到病房，有时又被送还押房。原配妻子陈丽珠女士是一位传奇的女性，父亲经商，施明德当时在炮兵学校读书，因主张台湾独立而被捕，并被判刑。他的妻子曾用巨额金钱，把他保释在外，还生了一个女儿。本来这件案子可以不了了之，但施明德的坚强性格，使他无法放弃他的理念，于是，重新被捕。就在六区押房，一天晚上，他腹痛如绞，大声号叫，第二天一早，就被送到台东八○四野战医院，诊察出是急性胃出血，稍迟即行穿孔，于是立即开刀。这次救施明德一命的，是当时的监狱长郑显亚，郑显亚派车把施明德送到飞机场，强行拉下两位乘客，当时大家对军人还有点畏惧，没有人敢表示异议。施明德开刀后，身怀重伤，特务人员却把他一只手铐在病床上。陈丽珠去看他，发信到各机关各媒体请愿，声称她要到总统府前面自焚，以致八○四医院的医师们都深深感动，对施明德说：
「你的行为我们不能苟同，但你妻子对你这番十年如一日的营救，有情有义，世间少有。」
然而，人生的变数太多，今天的盟誓，不能保证明天履行。一九七五年，政府特赦全国囚犯，施明德和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最亲密的战友庄宽裕先生，一同由无期徒刑减为十五年有期徒刑，因为庄宽裕先施明德被捕，所以，庄宽裕也先施明德释放，生死不渝的情谊，使施明德向他托妻付女，于是事情急转直下，即令想像力再丰富的小说家，也写不出稍后使人不能想像的情节，施太太竟然抛弃了已经为他付出十四年的牺牲，再等半年就要被她营救出来的丈夫，而爱上了丈夫最要好的朋友。等到施明德出狱，所预期的妻子奔向丈夫相拥而泣，幼女抱着父母大腿也痛哭失声的感人场面，没有发生，迎接施明德的却是令人错愕的消息，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脆弱的人真可能刹那间神经错乱。幸而，施明德十分坚强，他不久和充满政治理想而敢于行动的美籍爱尔兰裔的爱玲达结婚。
陈映真先生，政治犯中少数的小说家之一，他以《将军族》一书闻名文坛，军法处判他有期徒刑十二年。这十二年对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不但不足以使他气馁，反而促使他更为献身。陈映真是中国共产党最热烈的祟拜者，既激情而又浪漫。一九七八年，台北《读书人杂志》社长陈铭磻先生设宴招待陈映真夫妇和我们夫妇，想听一下政治犯监狱生活情形。陈映真首先发言，他说：
「我们坐牢的朋友，一个个都有高水准政治素养，相亲相爱，互相扶持，沮丧时，大家唱歌鼓舞士气，都是亲密的伙伴。」
这段话引起在座年轻朋友们钦敬的眼光，只香华大为惊愕，因为她从我这里听到的是，难友们往往各有各的政治信仰，壁垒分明，甚至互不交谈，互相敌视。而有的所谓政治犯，更根本和政治无关。一位难友原关在流氓职训队，受不了那里的折磨，听说政治犯监狱比较自由，就喊了一句「共产党万岁」，被判五年徒刑，送到火烧岛政治监狱后，吃饭时都怒目插腰，立刻成为一霸。这一切跟陈映真所讲的完全两码子事，但陈映真讲时，却是那样的诚恳温馨，彷佛一篇动人的革命小说。九○年代，陈映真一批朋友代表设于台北的「中国统一联盟」前往大陆访问，北京曾隆重的把他们招待到国家元首级贵宾行馆的钓鱼台，受到最高礼遇。
同埋一丘
台湾政治犯的制造经过，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侦讯期，普通都在调查局或在台湾警备司令部保安处，最为艰难。社会上受到普遍尊重又有充分自由的绅士，突然间被捕，推入四周都是铁栏杆的小房间里，被侮辱，被殴打，精神会霎时崩溃。货真价实的「叛徒」，反而比较轻松，因为只要决定招出什么，或不招出什么就够了。只有那些欲招却无供可招的人，苦难最多，因为他必须揣摩问官所引导的方向，假设当初预定你是参加民主同盟的话，如果你忽然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就无法接受，假定你的猜测始终不能符合他们给你的暗示，苦难就更大。有人在刑求下，悲愤的叫：
「我是匪谍，我是匪谍，你们教我招什么，我就招什么！」
这种绝望的哀求，只会更激起审问官的愤怒，因为你冒犯了他职业的尊严，审问官会抓住政治犯的头发，教他跪在算盘上：
「我们从不教人招什么，你自己做了什么，就招什么。」
不是每个政治犯都跪过算盘，也不是每个政治犯都摇过电话（把电话线的电流通到手指上，然后摇动把手，电流会使一个人浑身发抖，屎尿齐出），但是，最后都会照着特务们的预期，招出答案。只要你第一件事自诬，就一泻千里，每件事都会自诬，直到法律把你完全严密的绑住。如果只看笔录，只看口供，每句话都是囚犯说的，事实上，每句话都是特务说的，真是：
他白即自白，一一服上刑。
这段时间大约四个月（法律规定侦讯期间不能超过四个月，特务非常守法，四个月内足可以完工，即令超过四个月，也会捏造没有超过四个月），这是最苦的阶段，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被逼死或逼疯。一九六八年国立政治大学学生代联会主席许席图，在学校组织了一个学生社团──统一社，结果被捕，不到三个月，神智完全错乱。我在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囚禁时，每天都听到他从一个单独囚禁的幽暗房间里，发出凄厉的哀号：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四个单音节的字不断重复，从他那僵硬的、带着哭声的嘴中喊出，二十四小时，从不停止。监狱官在那寒冷的冬天，把他剥光，教他手淫。一间仅可容身的单独禁闭室，堆满了屎尿，他就在屎尿堆中，一声声呼唤：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每一声都像鞭子一样，把人的心抽碎，每遇有大官前来视察，监狱官就把许席图捆绑起来，用布条塞住嘴巴。军法处一度决定准许他保外就医，可是许席图出身贫寒，父母双亡，只剩姐弟二人相依为命，姐姐省吃俭用，供弟弟读上大学，她拒绝把弟弟领回，在法庭上哭诉说：
「我弟弟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好好的大学生，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怎么养他？而且养好后又要再交给你们，还能再受得了吗？万一养病期间，他逃掉或失踪了，这么严重的罪名，我怎么承担得起！」
我不久被调做外役，再不知道他的下落。转眼二十年，九○年代初期，白色恐怖已成为过去，《中国时报》忽然有一条消息，报导说花莲玉里疯人院，有一位来路不明的病患许席图，希望能查出他的来历。许席图这三个字的同名度很低，我打电话给报馆，说明原委，愿挺身作证。我心中十分感慨，就在许席图稍前，外交部长钱复在国立台湾大学读书，也是学生代联会主席，人生际遇，如此悬殊。
第二阶段是军法审判，除非像许席图那样，侦讯期间被苦刑逼疯，否则，大多数政治犯的移送书，就等于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而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也等于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好像黑社会的洗钱一样，军事法庭只是把屈打成招的黑箱作业，使它合法而已，军法官假定判决某一个政治犯无罪，他的下场就是自己成了下一个政治犯。至于公设辩护人更是可怜角色，唯一的功能就是替政治犯认罪，祈求庭上法外施恩。大多数政治犯都知道官司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比起在调查局或保安处，心情要平静得多。只有一种人是惊恐的，那就是被判决死刑的囚犯，立刻被戴上脚镣，准备随时枪决。
所执行枪决的时间，总在凌晨五时左右，天色初呈朦胧，囚门卡啦一声，门锁打开，传唤的声音早已经惊醒了从地铺上坐起来的死囚。
「某人，开庭！」
大家当然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再听到脚镣的声音，一步一步，走向大门。有时候，一次执行六、七个人，脚镣声更像钢锯一样，锯碎囚犯们滴血的心头。有时候，有人高喊：
「毛主席万岁！」
有时候，也有人高喊：
「蒋总统万岁！」
往事如烟，忠贞与叛徒同样伏尸墙下，同样埋葬一个乱岗荒丘，现在全都化成尘土，无一点踪迹可寻，苍苍者天，曷其罔极。
一位年纪最轻的政治犯庄信男先生，他是马来血缘的原住民，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很知道上进，也喜欢读书。我们之所以成为好友，因为他在军法处看守所时，有一场传奇的演出，几乎丧生。原来，另一位政治犯林美海先生，在台湾糖业公司人事室当股长，思念留在大陆上的母亲，托他女儿的一位南非同学，带美金五百元给他的母亲。南非同学把钱带到了，而且和他母亲拍了一张合照，加上收据，从南非寄给林美海，以慰游子的孝思。这封信落在特务之手，通匪资匪，证据确凿，被判死刑。
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庄信男和林美海铺位相邻，那天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庄信男跟林美海互相调换铺位，监狱官和看守都不知道。第二天拂晓，押房门突然打开，两个班长冲进来，扑向庄信男，用一块毛巾把他的口塞住，然后双手反绑，一直带到法庭。桌上摆了一盘肉、一碗酒，和两个馒头，庄信男嘴被塞住，有口难言。最后，军法官叫他在一张纸上签字，对有些不识字的难友，按手印就可以了，庄信男幸而受过教育，他写下自己的名字，书记官才发现不对劲，报告军法官说：「他不是林美海！」庄信男这才被送回押房，法警另把林美海绑赴刑场枪决。
这是大时代的一个小插曲，大官场里的一件小丑闻。写到这里，充满了当一个中国人的悲情。
使人最伤感的一件事是，一件牵涉到八个人的「苏北匪谍」案中，有三个政治犯被判死刑，五个政治犯被判十二年。死刑政治犯正在上诉，而十二年徒刑政治犯，依照法律规定，超过十天后，刑罚即行确定，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再提起上诉。两个月后，五个人都以「受刑人」的身份调作外役，在洗衣工厂工作。又过了半年，远在美国的一声枪响，改变了五个人的命运。台独份子郑自才先生向访问美国的当时国防部长蒋经国开枪，一击不中，郑自才逃亡。蒋经国回到台北，当外国记者向他询问这场虚惊时，他微笑说，他已经忘记了。当然，他并没有，而是把对台独的愤怒，发泄在红帽子上，下令八个人全部枪决。那天凌晨，一个恐怕是政治犯中身材最高的苏北老乡，正蹲厕所，班长扑上去，把他双臂反铐，拖出押房，裤子都来不及提上来，沿途全是屎尿。为了防止他们呼号和诟骂，嘴巴都用布条塞住。后来，才知道军法处大费周章，先代那原来被判十二年徒刑的五个人，暗中提出非常上诉，然后再由国防部军法局（那时候局长就是后来被擢升为副总统的李元簇先生）发还再审，再审的目的是改判死刑。
第三阶段就是火烧岛，政治犯到了火烧岛就到了终站。无期徒刑囚犯只有死亡才能出去，有期徒刑囚犯虽然出狱的日子总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但总算有一个盼望。
大脑是一个最难控制的东西，越是不愿去想的事，越会更强烈的去想。
在看守所时，难友蒋海容先生有一天警告我说：
「对不起，我要告诉你，你快要疯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蒋海容说，「你坐在那里，一直喃喃自语，到最后嘴角还吐出白沫，根据我的经验，这是精神错乱的前兆。如果你不能够自我克制，你的喃喃自语将变成无缘无故的喊叫，那时候就无药可救！」
我否认喃喃自语。
「你问问别的朋友！」蒋海容说。
我用一种探询眼光，看着其他难友，他们逐一点头。这是我最害怕的事，并且对自己竟然陷于疯狂的边缘，感到难以为情，但我接受这个事实，向蒋海容恳求说：
「拜托你救救我，以后再遇到喃喃自语时，请给我一拳。」
蒋海容承诺。于是不久，蒋海容的一拳击中我的右肘。
「有什么事？」
「你刚才又自言自语。」
「我没有。」
一个难友在旁说：
「你刚才确实说了一连串无聊的话。」
就这样的，蒋海容把我从疯狂边缘拉回，然而，我却无以为报。他是当时政治犯中身价最显赫的一位，官拜调查局调查处长，多少「匪谍」丧生在他的手下，最后擢升为调查局主任秘书。蒋经国介入特务机关，主持情报改制后，国防部情报局负责大陆情报，法务部调查局主管国内情报，爆发特务人员之间的内斗。普通行政机关内斗，最多不过走人，特务机关内斗，就非见血不可。蒋海容和调查处当时的副处长李世杰，以及情报局当时的一位副处长等十几个人，先后被捕下狱，受尽自己人的折磨。有一天，蒋海容忽然梦见自己是蒋经国派到监狱调查冤案、错案的密探，我趁势问他：
「你自己回想，过去所办的案子，有没有动用过苦刑拷打？有没有冤狱？」
「我从没有下过命令叫调查员动手，所办的案子都有真凭实据。」
不过，他也长叹一声说：
「落得今天这个下场，或许我冤枉过人！」
他被三次判处死刑，终于以无期徒刑定案，也被送到火烧岛。一年后的一天，忽然又被调查局押回台北，大家都认为他可能提前释放，多年后才知道，他在调查局监狱被特务用绳子绞死。调查局对蒋海容之死的说词，跟对沈元障之死的说词，如同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四个大字：「畏罪自杀」。妙闯过喃喃自语一关后，逐渐适应监狱生活，我还发明一项守则：铁窗外面的事不去想！我把整个监狱岁月投入写作，完成了三部史书：《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及《中国人史纲》。我用早上吃剩的稀饭涂在报纸上，一张一张的黏成一个纸板，凝干之后就像钢板一样坚硬。每天背靠墙壁坐在地下，把纸板放在双膝上，在那狭小的天地中构思。我建立我自己最基本的史观，就是我为小民写史，而不是为帝王将相写家谱、写嘉言懿行；我想突破两千年以来被视为正统的、以朝代为单元的体裁。像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虽然用一种看起来极其深厚、充满新鲜刺激的辞句做为标题，可是内容却仍是古老的考据手段，和保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既得利益，他最大的毛病是传统性的：说不清楚。我在脑海中不停酝酿，想彻底取消朝代的框框，改用世纪（一百年）为单位，使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得以更明确的显示出来，还想把历史上那些令人头昏脑胀的官名，一律现代化。问题是，这样作，不但尖锐的违反传统，简直是在另立传统，一定会招来老传统的反击，可能体无完肤，犹豫踌躇不敢下笔。有一天，和同押房一位难友黄华先生谈起来，他说：
「管什么传统？应该只管创新，能不能够站得住脚，由读者决定。」
一语提醒梦中人，茅塞顿开，决定不顾一切，作全面的突破。反正每天放封时，一定搜查押房的监狱官即使翻看原稿，上面全是历史往事，和眼前当权者毫不相关，也不会干涉，所以我写作途中，没有受到干扰。
另外，我也写了些诗。监狱实在不是创作抒情文学的地方，人在坐牢三五年之后，因为生活简单，不但谈话内容会越来越简单，连梦也会越来越简单，到了后来，索性连一个梦也没有了。俗话说：「日有所见，夜有所梦。」日无所见的时候，储备不出来做梦的素材，自然无梦。长期坐牢的政治犯心灵，好像压干了的果实，失去原有的润泽和滋味。然而，政治犯也有政治犯的幽默，我就常常嘉许勉励一些同窗难友说：
「你坐牢的表现很好，加你三年刑期，以资鼓励。」
然而，每个人的幽默度并不相等，这句仿效加薪的灵感，有时也会引起反弹：「你怎么咒人！」
出狱的时候，有些人就在监狱门口，把穿过的囚衣和盥洗用具全部用火焚毁，不希望把霉气带回家。我却是把每一样有监狱标帜，或监狱编号的东西，都当作珍贵的纪念品，小心翼翼的装进行李袋，这使有些难友大为惊奇。平常，我总是想尽办法使生活多一点情趣，监狱官在每个押房，会随便指定一囚犯担任室长，我就自封为室长助理，后来觉得这个官衔还不够过瘾，就再自动加官为「特别助理」。二十五年后，当行政院新闻局制作《中华民国名人录》时，要我校正经历，我就填上「国防部感训监狱第四区第八室室长特别助理」。
出狱
传统有一句话：「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指任何欢乐都有结束的时候，团圆也都有缺失的时候，原是一种人生无可奈何的结局。然而，如果改为「天下没有不结束的暴政」，同样也是一种定律。一九七五年，一连好多任的总统蒋中正先生逝世，当监狱官率领大家观看电视、聆听这项宣布时，确实有一种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之感。有些人自出生以来，蒋中正三个字就像金箍咒一样，紧套在自己头上，拉也拉不掉，撕也撕不下。对我来说，更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从一九三八年在武昌左旗营房当仪队开始，到现在身为囚犯，前后三十七年，半生岁月，由当年极端崇拜，到逐渐对他质疑，信心动摇，以致完全崩溃，其中最令我不解的是，这位全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丧失了一千万平方公里巨大的国土（相当于一个美国），把十亿「敬爱他、服从他领导」的人民，丢弃给一个被称为「共匪」的残暴敌人，自己落荒而逃，逃到大海一角，竟没有丝毫责任，责任反而都是别人的，也不受任何法律审判，反而要审判别人，狼狈的失败，反而证明他更英明，实在令人作呕。
第二天，监狱官分别到各区集合囚犯，宣布蒋中正死讯，下令大家一律静默三分钟哀悼。有个该死的难友，突然笑了一声，激起监狱官的大怒，诟骂笑的人丧尽天良，几乎为大家惹来大祸，事后虽然扬言要深入调查，也就不了了之。
蒋中正之死，带来皇家效应，历史上，老王死后，新王登基，总要大赦天下，表示薄海感恩。蒋中正逝世后，他的儿子蒋经国当时任行政院长，虽然还没有登基（登基的是副总统严家淦），但政府已下令刑事犯减刑二分之一，政治犯减刑三分之一，无期徒刑减刑为二十五年，唯一的但书是：凡参加共产党的政治犯，一天也不减。我判刑十二年，减掉四年之后，只有八年。这时候我忽然发现刘展华先生真是可爱，如果不是他在审讯过程中那一声断喝：「你也配！」此时，我就不可能减刑四年。
蒋中正之死是火烧岛腥云消散的前兆，十三年后，蒋经国逝世，蒋家班瓦解，火烧岛政治犯监狱终告撤销。
──一九四五年中国对日抗战胜利时，蒋中正如果翘了辫子，一定会被人戴上完美无缺的民族救星的帽子，永耀史册。
虽然减刑，但我的刑期仍要到次年（一九七六）才满，倪明华依照离婚契约，每月都寄给我五百元赡养费，虽然没有片纸只字，佳佳倒是常有信来，可是我看不到孩子对家庭生活的描绘，也看不到其他政治犯儿女们常写的一句话：
「爸爸，盼望你早日回家！」
佳佳从小小的年纪，心灵就被安排得如此吊诡，父女之间只能谈些官话，我已预感到我最恐惧的疏离气息，正笼罩我们头上。
所幸的是，就在景美军法处看守所，政治犯倾巢南下的前几天，陈丽真冒险又送来了一次日用的盥洗用具，使举目无亲的我，被囚入火烧岛政治监狱的那天，在亲友调查表中，得以写下陈丽真的名字，台湾两千万人中，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一九七六年──我入狱已整整八年，从元旦那天开始，就在墙上画下倒数日历，直到三月七日。每天早上划去一格，还剩六十六天，第二天早上再画去一格，还剩六十五天，以后除了早上画去一格，减少一天外，到了晚上，也把明天的画去。原以为铁窗外的事绝不会去想，这些年来一直严守这项铁则，可是，现在变得万念俱发。这不是急躁，而是动心。八年监牢，似乎最后这两个月最长，也最难度过，我终于写下怀念佳佳一诗：
吾儿初生时秋雨正淅沥父独守长廊喃喃向神祈护士终相告告父生一女此女即吾儿此情舔犊意儿啼父心碎儿笑父心喜看儿渐长大摇摇学步举曾入托儿所一别一哭涕负儿迳自归为儿理发髻出疹畏风光门窗日夜闭儿身热如焚抱儿屡惊悸自幼厌进餐一餐一淘气悄悄吃狗食吐泻几将毙住院儿卧床伴儿父卧地五岁接电话口舌即伶俐怒时呼臭爸顿脚如霹雳六岁考幼园百分高第一滑梯玩不休万唤都不理上学有人送下学父迎及一路攀父臂仍作秋千戏爬肩闻烟味翻腾上父膝遇事即寻父搂颈絮絮语寻伴乐不归惹父沿街觅急急如疯汉惶惶汗遍体当父离家日儿已二年级坐地看电视尚对差人嘻一去即八载一思一心戚梦中仍呼儿醒后频频起而今父将归儿业亭亭立何堪吾家破孤雏幸存息儿已不识父怜儿泪如雨出狱前几天，我把所有的行李、衣服和图书，打包寄给陈丽真，她事先还为我定下旅馆，约好当天她从台北赶到高雄，到长途巴士站接我。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等三月七日到来。然而，就在屈指计算着见面日期的时候，一个可怕的阴谋，上至蒋经国，下到台湾警备司令部，在秘密实施，他们决定「不释放柏杨，继续囚禁」，这就是蒋家父子特创的一种使政治犯绝望生畏、不可思议的「隔壁手段」。
「隔壁手段」关键在于「隔壁」，火烧岛政治监狱的隔壁，是警备司令部所属绿岛指挥部，指挥部有一个新生大队，所谓新生大队，就是黑社会重量级流氓集中营，凡是其他流氓管理所（正式称「职业训练所」）管训的流氓，不服从管训，或殴打长官，或屡次逃亡，被列为恶性重大的，都送到火烧岛新生大队，接受更严厉的折磨。大队直辖四个队，其中三个队管训流氓，一个队（第六队）则是管训从「隔壁」（政治监狱）刑期虽然已经届满，但有关单位认为他的思想仍未改造，或者找不到保人的政治犯；就在出狱当天走出大门时，重新逮捕，囚入第六队，管训期限是三年，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延长。有人甚至在第六队囚禁二十余年，外面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班长们经常警告囚犯：「我没有办法教你出狱，但我有办法教你坐牢坐到死！」
有一位难友在他出狱六个月前，依照规定写「感训心得」。普通情形下，都会依照官方盼望，把自己写成一个痛心自责、永远拥护英明领袖的悔过之徒。想不到那位难友在写感训心得时，不但没有认错，反而把他在调查局所受的苦刑，以及全案冤屈内情，写了二十几张纸。政战官平常对他的印象不错，这次特地前来押房，向他分析利害，要他重写。这位难友认为现在他要出狱了，党国要人不是都在勉励诚实无欺吗？他要让层峰知道事实的真相。政战官怎么劝他都不听，政战官大怒，碰的一声，关门而去，同房间难友告诉他说：
「你这样坚持，恐怕会被送到隔壁！」
他这才开始惊慌，立即写报告要求更换感训心得，政战官叫班长传话说：
「感训心得已报到国防部去了，无法收回！」
结果，那位难友被送到隔壁，六年之后，才被释放。
但我仍无法想像，「隔壁手段」会落到我身上！刑期届满的前一天下午，被看守班长唤出，带到监狱会客室，在座的有监狱长、政战主任，还有绿岛指挥部指挥官王道洪将军，以及警备司令部保安处副处长吴鸿昌。在座有七、八个人，只吴鸿昌一个人戴着墨镜。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传统，凡是干不可告人工作的人，总喜欢墨镜，大概是怕被人辨识真实面目吧。不过，由于他发言最多，立刻可感觉出来，是他主控全局。不等我坐下，他就开始说：
「你不是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政府帮你介绍工作？」
「是的，是班长叫我写的。」
「政府曾经向全国各机关各单位，调查有没有位置可以安置你。可是，凡是看到你大名的人，嘿、嘿、嘿，他们没有一个不摇头，政府并不气馁，仍然为你继续调查，要知道，你虽然不爱政府，可是，政府却是爱你的，最后总算是为你找到一个教官的缺，那就是在绿岛指挥部。」
「是不是把我送到第六队管训？」我的头轰的一声胀起。
「绝对不是管训，你是真正的教官，和指挥官平起平坐。」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先回台北一趟，」我勉强镇定说，「看看我的女儿，然后，再回来到差？」
「不可以，但你可以叫你女儿前来看你。」
「请问，我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绿岛？」
「你这个问题，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回答。」
「那么，」我说，「这岂不仍是管训？」
「告诉你，这不是管训，就不是管训。」
「如果不是管训，我不接受这份工作，可不可以？」
「你知道你为什么坐牢吗？」吴鸿昌开始翻脸。
「我知道，我是匪谍。」
「什么匪谍？就是因为你不听话，才教训教训你。你看，你到现在仍然不听话，竟想回绝上级的安排。你以为我们不敢管训你是不是？如果你非以感训队员自居不可，不想当教官，我一个电话，管训令就会下来。你信不信我们有这种力量？」
「我信。」
「那么，」吴鸿昌如释重负说，「回牢房写一份自愿接受这份工作的感谢状。」
直到今天，事隔二十年，我仍想不通，八年监狱，我没有违犯过狱规，也没有受到过处罚。只被呵责过一次，在景美看守所外役区时，电视天天播出「自从总统（蒋中正）来台湾，风调雨顺甘露降」一歌。一天，我一面扫地一面唱，一位班长说：「你唱什么？」听了我的说明，厉声说：「你唱就不一样，不准唱！」这一段插曲，难道竟被列入记录？但有些难友天天诟骂，有位难友还跳河逃亡过，照样按时出狱。不管什么原因吧，很明显的，蒋经国在军事审判中杀我不成，现在有点懊悔，改用隔壁手段，教我苦死孤岛，不知道什么仇恨，使他如此的难以释怀！
当我把噩耗带回囚房，第四区难友霎时间噤若寒蝉，大家原以为这项隔壁手段，已被特赦令取代，现在才发现，以特务为主干的政权，绝不会放弃每一个整人的机会。第二天，我被提到大礼堂，面向蒋中正的遗像，宣誓永远脱离叛乱组织，永远信仰三民主义。然后，被带出监狱大门，天正降着毛毛细雨。大门前马路的另一边，是一排嶙峋岩石，从太平洋深处涌起的巨浪，发出空洞的响声，化作一片白色泡沫，像雪崩一样，粉碎溃裂。我想停下来享受一分钟出狱的自由，然而，两个卫兵分立两旁，台阶下一辆军用吉普车在那里等候，我黯然跨进车厢，五分钟后，就到了政治犯最恐惧的「隔壁」──绿岛指挥部。
指挥官王道洪在客厅等我，态度谦和，不像是对一个囚犯，而像是对一个宾客，他也是昨天监狱客厅那场官囚见面的座上群贵之一，也是火烧岛上官阶最高的一位官员。他直入核心的问说：
「郭先生，到底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指挥部这里应该有我的资料。」
「什么资料？什么资料都没有，我奉到的命令是：不准你离开绿岛，但在营房之内，你的行动绝对自由。」
这就是软禁，我每天除了吃饭以外，没有任何事可做。软禁最可怕的地方，是它没有刑期，名册上，我的职位是「看管雇员」。凡是判刑的囚犯，即令是二十五年的最高刑期，也有期满的一天，即令是无期徒刑，也有大赦、特赦，或减刑的可能。只有软禁犯，可能被囚禁三十年、四十年，永无尽期，任何大赦、特赦、减刑，都轮不到自己，因为我们已非罪犯，没有判刑，只不过由于一纸行政命令，等承办人更换几次之后，会逐渐把这个案子遗忘，那也等于全世界把这个人遗忘。我一直等到成了软禁犯以后，才发现蒋家父子更黑暗、更恶毒、更滥权的一面。
当初名噪一时，从厦门游泳到金门，投奔自由的红卫兵王朝天先生，他这个呆子竟然想向警备司令部讨回登岸时身上被搜去的人民币，因而被送到台北土城生教所集中营监狱，接受感化教育。他气愤不平，在黑板上写出他的抗议，结果再被送到火烧岛当看管雇员。
另一位更离奇的软禁犯汪廷瑚先生，他得罪了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张宝树先生一个电话给警备司令部，汪廷瑚立刻在他教书的台北市大安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教员位置上被捕，押解到绿岛指挥部，成为「看管雇员」之一。事后，张宝树曾经派了几位汪廷瑚的朋友，到火烧岛劝他写一份悔过书，就可释放，每一次都遭到拒绝。这样一直到我回返台北，继任指挥官周书府先生，对软禁犯采取严峻态度，汪廷瑚终于遭到毒手，不明不白的死在周书府派出的枪兵围殴之下。
软禁
软禁，使即令一生中所受的打击像大雨倾盆的我，也承受不住。所有希望都被无情的摧毁，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一连几晚，我都无法安枕，哀伤、愤怒，心悸不止，最焦急的是，我无法告知丽真详情。后来，丽真在《柏杨?美国?酱缸》书中，有一文描述出她当时的遭遇，抄在下面：
三月一日，小昱气喘，住进了铁路医院。三月二日，一栗（丽真夫婿）被警总请去谈话，每次被传讯都是胆战心惊，但每次都因为信心，因为问心无愧，因为一份友爱之心，而博得传讯官员的谅解和同情，他们并且善意的劝一栗不要到绿岛接了，风高浪急，交通又不便，孩子身体也不好……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好意。三月三日，我给老师一封限时信，告诉他我们四个人──祖光、一栗、小昱同我，决定三月七日从下午二时起便在高雄火车站正对面的一家大饭店等他。三月四日又寄了一封限时信，怕万一三日的信遗失了连络不上。三月五日，小昱出院，六日这天，像蚂蚁在热锅上似的。三月七日，我们一家三口（祖光早一天先到高雄了），乘上了台北八时南下的观光号特别快车，可怜小昱还在轻微的气喘！祖光同一栗计算了半天，认为老师最快也要在下午五时之后才能到达高雄，我们就把那份吊在半空中的心放在五时之后。我实在急不过了，就请他二位在旅馆里陪伴躺在床上的昱儿，我独自跑到公路局东站去等，想想这么多年不见，老师驼背了？发白了？苍老不堪了？心里把老师想成最不忍卒睹的惨状，眼睛不敢转动的盯着从台东开来的每一班公路车。六点、七点都失望的过去了，老师还不出现。「一定是老师爱美本色，先去理发、染发了。」一面安慰自己，一面又要耐下性子来等。「糟了，说不定坐在刚才到的停在前面的那班车上了！」心里想着，就往饭店狂奔──三副沮丧的脸孔默默的相对着，我又回到公路局车站。八点、九点……每一班车的旅客都被我毫不放松的盯得牢牢的。十点，又到了一班车，在一阵蠕动的人潮中，我似乎看到了老师的影子。
感谢上苍，我没有高血压，否则不堪设想──我站在车子门边，盼着、盼着、来了很像，但不是老师，也许就是老师，追过去，站在他面前，两人互望了一眼，是有点像，但绝不是老师。没有泪了，只有失望，对方一定说我神经病，管它呢！徘徊、等待、心焦、失望，身上的细胞真不知道要报销多少亿个。好心的站长走过来问：
「等人？」
「是的。」
「很重要的人？」
「很重要。」
「半夜十二点了，由台东开来的最后一班车早已到了，今天晚上再没有台东来的车子，小姐，你脸色不好，送你回去吧！」
「谢谢，不用了。」
脚上像绑上了千斤重担似的提不起来。
「吃晚饭去吧！」祖光说，他二位向高雄夜市走去，我陪着儿子在旅馆里，仰望夜色的穹苍，那疏落的闪烁的繁星，显得无比的苍凉与虚弱。
三月八日，我们一家赶到台中公园赴约，这是平凡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高潮。下午五时，我们落落寡欢的搭上北上的快车。三月九日，收到老师出狱前夕（三月六日）寄给我的一首诗。
三月十日，收到老师还是从绿岛寄来的限时信：「丽真：我已经准备好，以为就可以回来了，长官却把我找了去，告诉我仍要留在绿岛，继续囚禁，看样子我们此生见不到面了，请原谅，使你们四位辛苦的白跑了一趟，心绪空前伤感震荡，不多写。」喔，事情已经大白，老师虽然终于出狱，但却永不会回来了。
指挥部保防官准许我写信给丽真，可是却不准许提到任何软禁字样，只可告诉她，我现在担任教官，生活十分快乐。迄今为止，我仍不知道蒋经国为什么恨我到这种地步？先是要我伏尸刑场，在我成了漏网之鱼后，又要使我葬身孤岛。我在营区内虽然可以自由走动，也可以站在高岗上遥望巴士海峡，但是，我没有朋友，所有官兵都把软禁犯当作一个麻疯病患，不敢接近。我虽然走出有期徒刑，却又一脚踩空，栽入无期徒刑。这时候我全部希望，是能看到佳佳一面。我知道，见城城、垣垣、丽真，是不可能的。指挥官已经批准我的申请，可是，最大的困难，是在写给佳佳的信上，无法告诉她爸爸在哪里，和到什么地方才可以找到爸爸，因为凡是军事单位对外通信，只有一个邮箱号码。所以我不能说我在绿岛指挥部，也不能告诉佳佳到绿岛指挥部，如果违反，那就又犯了泄露军机的重罪，可能加判无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再一次天无绝人之路，我在软禁期间的顶头上司，感训组长汪乃效先生同情我的遭遇，日后我们成为好友，他正巧到台北度假，才把地址及约好的时间，带给罗祖光，这时，祖光是《自立晚报》副社长，比较有空闲，祖光答应带佳佳前来绿岛。
这一场分离八年的父女会，我有一首长诗记事：
千里来探父父迎乍邂逅茫茫两不识迟迟相视久父惊儿长大儿惊父白首相抱放声哭一哭一内疚父舌舔儿额儿泪染父袖睹儿思往事利刃刺心薮旧创初结痂新创再毒殴痴痴望儿面父心泪中抖环岛踏胜迹汗湿裳衣透儿或挽父臂父或牵儿手温泉洗双掌绝壁听海吼高崖攀灯塔佛洞卜神佑缠父打乒乓父女大交斗笑声彻屋宇又如旧日友儿居招待所窗外荫椰柳诸友屡邀宴率儿起敬酒明月照小径父女并肩走喁喁儿时事指天询北斗儿卧酣酣睡父傍彻夜守听儿呼吸匀喜儿不解忧儿虽已长大仍是一孩幼睡时仍踢被不能自察纠乘车惧颠簸嘱儿紧抓绶饭桌用饮食嘱儿垂双肘坐时儿弓背嘱儿挺胸钮食罢不刷牙嘱儿勤加漱隐镜疑伤目嘱儿另选购琐琐复絮絮惹儿嫌父朽二日匆匆过留计苦无有儿自凌空去父自归窗牖再视儿睡处抚床泪如漏小径仍似昨父影独佝偻重见尚无期念儿平安否自爱更自重莫贻他人口佳佳走后，我已没有第二个希望，假设这时候突然死去，也了无遗憾。几个月后的一天，忽然全营警戒，一架直升机在草坪中心降落，军号齐鸣，一位高级将领走下来，官员们低声传告，警备司令部政战部主任韩守湜将军前来视察，指挥部人员除非有特殊任务，不可以离开各人所在的房间。大概一个半小时后，一位组长跑步进来，呼喊我的名字，一面说：
「主任召见你，快换像样一点的衣服！」
八年的囚犯，又哪里来像样一点的衣服？八年前随身穿来的西装，早已寄给陈丽真了，组长只好叹气说：
「好吧！好吧！就穿这身衣服吧！」
走在路上，他忽然警觉起来，问我说：
「主任为什么召见你？」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写过申诉信给主任？」
「这里的每一封信，都经过保防官检查，我如果写这封信，他会让我发出去吗？」
他狐疑的说：
「那主任怎么知道你在这里？你认识他？」
「是的，我跟主任是高中同学。」
他生气的责备：
「那你来的时候为什么不早说？」
「组长，你想一想，我是一个软禁犯，一进门就说：跟你们总司令部政战主任是朋友，你不认为我三八吗？」
他对刚才的态度有点懊恼，脸上立刻堆下笑容：
「柏杨先生，你来这里几个月，我们并没有亏待你，主任如果问你什么，你可要凭良心回话。」
「那当然，请你放心，何况，你们对我确实很好。」
其实，我和韩守湜自从离开学校，一直没有见过面，假定他没有道义担当，绝不敢承认跟一个政治犯有这种关系。所以，一见面，我除了向他致谢外，就直接了当的问：
「我还有没有希望出去？」
他谨慎的说：
「我不知道，如果你是被管训的流氓，我今天就可以带你走。」
「警备司令部难道还管不到我的案子？什么机关管到我的案子？」
「你应该往上面想。」
「国防部？」
「更要向上。」
「那么……」
「不要谈了，我只能向你保证，你在指挥部期间，我们对你绝对优待。不过，我建议你，每个月写一份读训心得，实际上这对你没有一点帮助，但是，一旦有人帮助你的话，可供给他一个很好的台阶。」
在指挥部的午宴上，韩守湜让我坐在他的右边，然后站起来向指挥官以下全体官员说：
「柏杨是我的老同学，拜托大家多照顾他。」
这是一项雪中送炭的友情。两个月后，另一架直升机隆重降落，军号照样响起，原来是更大之官，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升先生、副主任萧政之先生，连袂前来视察。根据韩守湜的经验，我心里想，他们可能也会相见。可是，飞机走了，汪乃效惊奇的说：
「我知道你们是同学，向他报告说，柏杨也被关在这里，他们一面点头，一面笑笑说：『柏杨，嗳呀！名人！名人！』一步也没有停留，登机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