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校唯一发愁过的事是填表，不但要填姓名、性别、民族、住址之类，还有一栏叫做“家庭成分”。听我妈说起，我爷爷曾经雇过几个长工的事在划阶级成分时我家差点被定为“上中农”，我妈为此逼得上吊喝药抗争过。我入学后文革已接近尾声，虽然“成分论”不再大肆宣扬，火药味不很浓了，可是毕竟和同学不一样啊。每次学校填表，看到大多数同学都嘻嘻哈哈地填家庭成分“贫农”，而我要填“中农”，心里充满羞辱。有时候我还心存侥幸自作聪明地写个“下中农”，离“贫下中农”只有一字之差，尽管这一个字的距离难以逾越，但好像这样就可以拉近点和同学的距离。我总要躲到后面等着最后交表，趁老师不注意悄悄塞到最下面，这是我最早的自卑，也是在学校唯一的自卑来源，一种无形的东西像个紧箍咒，就是那样折磨着我未经世事的幼小心灵。可能我比较敏感，我小姐姐好像没有这样为难过。我后来倒是忘了什么时候不再填家庭成分了，罩在心上的乌云终于散去了。
我那时真的很无知，也干过好些荒唐好玩的事，有一次我竟然无所事事地拿着钥匙去捅插线板，差点没给电死。我种过苹果籽，但它没像向日葵一样再长出一棵苗来，倒是随手扔在花园里的桃核、杏核都长成了小树。看着筷子在水桶里怎么看起来变歪了可是拿出来还是直的，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下雨天我会站在廊檐下接串串雨水，我奶奶说滴檐水打在手上会长瘊子，我倒要试试看是不是吓唬人的；看到雨后彩虹我会兴奋地指指点点，我妈说那样手上会长疔我才不在乎。我曾经问过很傻的话“地主家的老姑娘为啥一直没有嫁人，她那么大了为啥还不生娃娃？”我妈吓得一把捂住我的嘴“你胡说些啥呀，她是高不成，低不就才耽误了，人家都没过结婚哪来的娃？”难道女人不是长到一定年龄就会自然生娃，像母鸡下蛋一样吗？和结不结婚有啥关系呢？我曾经把削铅笔的木屑泡在水瓶里，据说这样可以变成橡皮。我还从池塘里舀来一瓶蝌蚪，指望它们永远光光滑滑，圆头圆脑像个黑豆芽，不会变成四条腿的丑陋青蛙，直到他们变成难看的灰褐色，露出两只“马脚”，慌忙吓得倒回池塘去。我也曾在下雪天用树枝支起一个竹篱笆，撒几颗谷子，躲在门帘后面拽着绳子试图扣住麻雀什么的解解闷，但我从来也没有捕获过一只比我更笨的鸟。
大概是一年级暑假家里晒了麦子，中午我妈打发让我去翻搅一下。我扛着比我还高的木耙走到晒麦子的地方，在太阳底下来来回回地耙，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直到把一片麦子耙成一个个小方格。耙完麦子我坐在树荫下乘凉，看着蓝蓝的天无边无际，而我能看到的无非是四周被山圈住的这一块，我能做的也就是守着家里的这一片麦子翻来搅去而已，我开始发起呆来。我竟然冒出很傻的念头，我们这里是晴天，那山那面的地方是不是也是晴天，山那面的那面也是晴天吗？我这样想着，思绪好像也飘到高高的天上。我一会想着同是一片天不可能这块下雨那块天晴，好像听说地球是圆的，那天也是圆的嘛，不管是圆的还是方的，反正是连成一片的，那就是要晴天到处都是晴天，要下雨到处都在下雨？一会又觉得不对，不对，想着有没有可能我们这几座山的地方是天晴，隔了这些山的地方在下雨呢？想啊想啊，脑汁都快绞尽了，自己快被搅糊涂了也还是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我这样幼稚的天问当时真的很困扰我，我还不知道曾经有过一个“杞人”像我这样痴傻地忧天已经被嘲笑了几千年。我这个井底之蛙也实在想不出来天到底有多大，更不知道什么是天有不测风云了。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关于我妈的点滴（一）
娇小的女儿在妈妈怀里撒娇，这样的场景大概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我从没有这样的温情记忆。很奇怪我从小到现在的好朋友几乎家里多是很简单的构成，一个女孩、两个女孩或者三个女孩，我喜欢那种温软和睦、友爱亲密的氛围，从她们身上散发的感觉总让我着迷。
我妈生我的时候已经41岁了，有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期间还有另外两个夭折了)，当母亲的愿望实现了，传宗接代的任务也早完成了。有儿又有女，她实在是早都不想再生了，但是60-70年代还没有出台“计划生育”的国策，缺乏节育措施，她当然不知道有个叫马寅初的人提出的“人口论”被批倒了，没有人能解救她。我爸有时候打趣说她要在苏联就是英雄母亲了，人家是越生越光荣。我妈不理解多生孩子和英雄怎么扯得上边，她可没有那样的境界。
我家的孩子大体上都相差两三岁，但是我二姐是63年出生的，和58年出生的大姐隔了5年，我妈说在最困难的那几年吃不饱饭，身上的经血都干了，等情况好转了才又正常的。我的降生纯属恼人的意外，我爷爷奶奶嫌我这个“死女子”将来又不能替张家顶门立户，长大了还不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我小时候又黑又瘦，脸上就突兀一张大嘴，也没有表现出机灵喜人的样子，所以他们几乎都没怎么正眼看过我，我就是被爷爷唤做“大嘴娃”的可有可无的多余孩子。两年后我弟弟降生，我爷爷倒没觉得多余，还高兴又多了个“带把儿的”孙子。
我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从最初几年一回来，变成一年一回来，到后来一周一回来，就像家里的客人。我妈和我爷爷、我大哥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她白天要种地，赶回家要做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的饭，我爷爷奶奶是吃素斋的，虽然那时候没多少荤腥可做，但猪油和菜油还是要分开的。她伺候完老人孩子再喂猪喂鸡，晚上还要手不停歇地赶针线活，做一家老小的衣服鞋子，毛衣毛袜。甚至农闲的时候她都在纺毛线、缭皮活、缝手套，挣点买盐买醋的小钱。小时候总记得晚上我们睡觉时她还凑着煤油灯坐在炕沿穿针引线，灯影下干瘦的她几乎被锤炼成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了。
我妈在生我小姐姐时还挺着大肚在灶前做饭，突然羊水就破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她，她自己熟练是地剪了脐带，包了婴儿，三天后不得已就下炕干活了，月子里也没什么吃的，为此落了一身病。等我不受欢迎地降生时，她已经实在不堪重负了。我妈说起我爷爷奶奶差点想把我送人，我爸不在家，她也同意，只是原本说好了的人家，后来没有来抱，“我们又不是养不起要送人，要抱也要自己来抱”，这是我妈自尊的底线，就这样我幸运地留在自己爸妈身边长大了，不然还不知道我的命运是什么样呢。早早嫁个农民，当个村妇大概是最可能的。
我和小姐姐小时候互相做伴，我妈下地干活就把我俩锁在屋子里，农村的屋子一般只有一个门一个窗，门关上屋子里黑乎乎的，我俩只能趴在炕上，眼巴巴守着窗台看外面的亮光，百无聊赖等着我妈收工放我俩出去。有一次听到院门哐啷响了，慢慢移进来一个白胡子老头，他全身都快支在拐杖上了，颤颤巍巍，背个脏脏的大布袋，一看就是要饭的。我姐像盼到救星一样，小手拼命拍打着窗户哭喊“老爷爷，爷爷，我都叫你爷爷了，你放我们出来吧，你带我们跟你走吧。呜呜呜——”。老爷爷饿得路都走不直了，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呢，他凄然地看着我俩笑笑，“乖娃娃，你的嘴咋这么甜呢，你别哭了噢，等你家大人回来”，掩上门就悄悄走了。我妈后来听说了这事，心里一定心酸吧，但她把这当哭笑不得的笑话说给人听。
我们村是个回汉杂居的村子，因为地处平川，靠天吃饭条件还算过得去，那时候经常有来要饭的外乡人。如果碰上外乡来的说“大嫂子，散个捏提”的回民讨饭的，我妈就说我们是“大教”，不是“小教”，因为注重宗教信仰的回民是连汉民的水都不喝的，不知道饿着肚子的人是否还那么在意。其实我妈看着家里有剩下的馍馍之类时啥也不说就给了，会得到人家双手抚脸的一句“色俩目”作为回报，如果哪天碰到好几拨讨饭的，三番两次给就有些舍不得，但也说不出“家里啥也没有”这样违心伤人的话，就用“我们这边是大教，你到村子里边去”这样很能说出口的话打发，毕竟那时谁家也不宽裕。
虽然我妈老说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短、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在她的意识里是根深蒂固的，我不怎么记得她骂过我哥或我弟，但是落在我身上的骂人话简直都像刀子，“短死的”、“挨刀的”、“栽倒的”、“充军的”、“睡不死的”、“脚户（夫）”，甚至“嫁汉的”，长大了听到“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是很正常的一句话，但在我们老家“嫁汉”是骂人的话，估计骂女儿嫁人也是让人伤心的。小时候因为贪玩或者偷懒干活，或者打破了东西惹了祸之类，听到这些恶毒的话从我妈嘴里雨点般噼里啪啦地落在我身上，我简直气得要命。我爸倒是有点偏爱我这个喜欢读书的小女儿，记得有个冬天和我爸躺在被窝里背《唐诗三百首》，正背到“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我妈拿着笤帚一边扫地，一边扯着脖子骂骂咧咧“死女子，还不下炕梳头洗脸去，日头都照到三竿了”，真是气恼之极，她自己天不亮就起来忙东忙西，也看不得别人大冬天在被窝里多赖一会儿。我爸只好催我穿衣下炕，省得我妈再唠叨。
被她骂得多了我也刀枪不入了，基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反正挨骂又不会掉一块皮少一块肉。我小姐姐虽然比我大2岁，但她小时候脾气不好，动不动就能哭得天翻地覆的，没人愿意惹她，所以我俩一起做什么事有错失，我妈也都是数落我，连早上叫起床我妈都是骂我“头睡扁了”，不过我姐因为坏脾气小时候真没少挨打。我只要觉察到我妈眼见骂得没成效，要抄起笤帚疙瘩动真格的时，就一溜烟夺门跑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这个好女也知道比起屁股上火辣辣地疼，撒腿跑掉更好一些。等我玩够了回家端起饭碗偷眼瞟我妈，她好像也早忘了我还欠着一顿打呢。偶然我挨打后嚎啕大哭，坐在地上蹬着地踢掉鞋，也是我爸或者大哥大姐过来哄劝我，拉我起来拍掉屁股上的土，别指望我妈会来给我擦眼泪，她哪有心思和功夫理我呢。
我小时候话多又不着边际，我妈嫌我简直像癞蛤蟆，一天“呱呱呱”吵得人烦，不像我小姐姐公鸡打鸣似的，一天就那么金贵的两三声，一句顶一句。有时候大家端着饭碗在廊檐下或坐或蹲吃饭时，我妈用筷子戳着我的头说“这个贼女子倒鬼得很，一看见要挨打就隔门跑了，不像三女子倔脾气不依不饶，狠在眼前任你往死打，叫人越打越生气。”长大了我想我妈并不是诚心要打我们或骂我们，她实在是超过了生活忍耐的极限了，也许骂那些恶毒的话或者抽打我们能让她发泄一点苦累吧，谁让她一天有那么多活要干，有那么多孩子要拉扯呢。
我大妗子每次来看我妈都忍不住劝她“你又当男人又当女人，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何必呢？你有这么多女儿，让两个大的再别念书了在地里帮你，你以后一定要留一个在身边，等你老了伺候你”。北方农村里真的是重男轻女的，女儿家上不上学反正以后是“人家的人”，没必要花那么多钱供给上学，还不如早帮家里干活实惠，我有很多亲戚家就有姑娘嫁在本村，给父母早晚端吃端喝的多让人羡慕呢。我妈虽然骨子里可能也这样想，但是她很坚决“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了，我妈过世的电报我不认得，他爸没有给我说，我妈埋了一个月我才回来，我不能再让我的娃当睁眼瞎了，识字了才能拿住自己。再说我把哪个留下耽误了前程都不忍心啊，一碗水要端平哩”。我外婆去世时我妈去我爸工作的外县探亲，她刚刚生下我二哥，我爸看到电报当然不是要有意瞒她，但是念及她还在月子里，那时候长途班车都是敞篷的，万一路上哭着受风寒落下病，大人孩子都受不了啊，所以我爸只好狠心隐瞒了消息。在我妈看来没有给她妈妈送终是心里最大的遗憾，而这都是因为她不识字，不会自己看电报。这个无法弥补的心痛她一直耿耿于怀，怎么也不肯原谅我爸，多年以后每次说起还眼泪涟涟地怪怨，甚至为这已经过去几十年的伤心事吵起来。
关于我妈的点滴（二）
在众多孩子里，我妈说我从小就皮厚，说我3岁左右扁桃腺发炎化脓了都不啃声。因为家里孩子多，我妈整天要劳动，要做家务，根本顾不上我们，我们几乎就像被放养的小猫小狗一样，她哪有功夫歇下来抱我们一下呢，就算我有要撒娇的心也凑不到她闲下来有精神的时候啊。冬天多半都是等不及我妈帮我们脱棉袄就合衣睡着了，等她发现我有一阵总是缩着脖子的时候，她觉得奇怪，才停下手里忙的活拉过我看，发现嗓子里已经溃烂了。
在我有印象的一次扁桃腺发炎，我妈不知道从哪学来的偏方，把大蒜和苦杏仁和着唾沫在嘴里嚼碎，贴到扁桃腺外面敷，据说唾沫嚼的药效好。那时后我少不晓事，嫌恶那个味道，看着她嚼时的痛苦样子更不愿意脖子糊那么块东西，现在想想要把一口大蒜和杏仁在嘴里嚼成泥得多难受呢。
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蹲在茅坑却怎么也拉不出大便，憋得脸通红，蹲了半个多时辰，脑袋都快炸了，几乎要栽到茅坑去，我大喊我妈快来看呀，她闻声冲将过来，二话不说用手帮我抠出来一堆黑粪蛋。
我小时候有一阵晚上睡觉磨牙，我妈煮熟了猪尾巴逼我吃，说吃了这个就不磨牙了，不然“磨牙的姑娘长大没人要”，那油腻腻的东西怎么咽得下啊，我满院子跑着躲，不愿意束手就擒，我妈满院子颠着她的“解放脚”边骂边追。后来我真不磨牙了，不知道是因为吃了猪尾巴还是吃了宝塔糖打掉了蛔虫的原因。
上初中时我得了气管炎，每到冬天就发作，时常咳得眼冒金星，咳到躺着的人能从床上坐立起来，我那时住校睡十多个人的大通铺，晚上不但我自己休息不好，也影响别人的休息。我爸领我看完西医看中医，喝完糖浆喝中药，总归没有见效。有次周末回家我妈神神秘秘地给我端了个杯子，叫我一定要喝下去，我一看，什么呀，一杯黑乎乎的灰，我直接转头要走人，“你再别讲迷信了，我才不喝呢。”她哀求我“狗狗娃（我老家对小孩最亲昵的叫法），你听点话喝了吧，喝了病好了我就不操心了，不然一直咳嗽咋办呢？”，我那时正在青春期吧，一个学科学的学生怎么能向迷信低头呢？就算她的眼神看着像心快碎了我也毫不动摇，鄙夷地挖苦她“咦，简直愚昧死了，你再别给我搞封建迷信了，赶紧倒掉去，我反正是不会喝的。求神问道都能治病还要医院干啥？”我妈无奈地小心放下杯子，先忙乎别的去了。在旁边一直没有做声的我爸小声说“哎，你不要让你妈伤心了，那是她让你大哥陪着去老君庙给你求来的符烧的灰，半夜走了十几里山路，你稍微喝一点是个意思”。我爸是个读书人，一向是反感我妈没文化讲迷信的。听了我爸的话我什么也再没说，顺从地端起那杯灰水走到我妈跟前一饮而尽，好让她高兴。我后来气管炎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了，我妈说“还是我求的符灵验，要不咋吃了那么多药都没好呢”，我没和她辩驳。
我高考完才知道我妈之前也去老君庙给我和小姐姐许过愿，我考上大学后她宰了只鸡去还愿，她觉得她的愿没有白许。
我和三个姐姐后来结婚都生的儿子，每逢人问“你的四个姑娘咋那么齐刷刷都生的儿子”?我妈也总笑得合不拢地嘴，说这都是她初一十五从不忘烧香许愿的功劳,老天爷保佑着呢。
我爸提前退休回家后，我哥哥姐姐也都大了，我妈才稍微轻松一些。我能想起来的我妈对我的笑容是我11岁考上天水一中之后的事了。我和小姐姐一直同班在村小学上到4年级，我爸才有功夫管我们，他担心我们被耽误了，于是托人转学到市郊的天水郡小学上了5年级，参加一中招考并不是很有把握。我二哥工作的榨油厂和一中是正对门，考完数天后我哥回来告诉大家看到榜上有我的名字，全家还是意外的高兴，但我姐姐落榜了，所以是一半欢喜一半忧愁，欢喜被压缩了，忧愁也被稀释了。
听说一中入学要做体能测试，啥叫体能测试没听过，百米跑总归会的，但我这个乡里娃连立定跳远都不会，可别因为体能测试不过关被刷下来了。我妈吃完晚饭把花园边扫干净，让我换上球鞋在院子练一下，看看能不能临阵磨枪学会立定跳远。晚风吹拂着夜来香的浓郁香气溢满院子，我爸和我妈站在廊檐下，抹着脸上的汗水，欣喜地笑着，看着我笨手笨脚、身体僵硬地在花园的竹篱笆边立定跳远。我一下一下地跳，花香一阵阵往鼻子里钻，那个画面和他们的表情我现在想起来好像还在昨天。此后，我妈的容颜在我印象里渐渐变得柔和、清晰起来。
大概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吧，有一次我妈去城里我姨家，顺便去看我念书的一中学堂是啥样。她走后我宿舍有个同学对我啧啧赞叹“呀，你妈的眼睛怎么那么亮，从没见过那么亮的眼睛，虽然经过那么多岁月沧桑也掩饰不住风韵”，我茫然地看着她，不明白整天忙得灰头土脸，形容枯槁的农村老太太和“风韵”有什么关系，同学看我没反应觉得不可思议，还在那意犹未尽地说“真的，你妈年轻时一定很漂亮的”。我没见过我妈年轻时什么样，也从来没想过她的青春是什么样，但听同学这样说，我才开始想着作为女人的我妈曾经有过怎样的岁月呢。
我妈年轻时没留下多少照片，仅有的几张也是和孩子或当时全家的合影，照片上30多岁的她盘着发髻，穿着深色的大襟衣服，打扮比实际年龄大，儿女绕膝的她看不出年轻的样子，倒真觉得眼睛非常亮，有点清秀，不完全像个标准的农村妇女，有一点说不出来的气质。打我记事起我妈就是这样一幅打扮，我从不记得她有别的样子。我问我妈“你年轻时人家说你漂亮吗？”我妈简直有点羞涩地呵斥我“这娃，没大没小，没事干咋问起这话？”，经不住我缠，她终于只缓缓地说了一句“以前你爸从不在他同事跟前提起我这个乡下老婆，直到去探亲，人家才说原来老张的老婆长得不赖”。
我爸解放后在外县参加工作三年未回家，我妈老说她带着我大哥就像孤儿寡母一样等了三年，大哥二岁多才第一次见到我爸，因为这个缘故我妈对我大哥倒是有一些特别的偏心吧。我爸工作变动过多次，离家越来越近，但那时城乡交通不便，总是离家的日子比回家多吧。我妈虽然不识字，但她看过些秦腔剧，听得遍数多了也大概知道些剧情，她曾经自比守寒窑的王宝钏，虽然没有守十八年。我想我妈的青春大概就在白天的苦累、夜晚的孤寂中耗过了吧。
岁月像流水一样淌过，我们一年年长大了，我妈也一年年变老了。
我上一中后住校六年，每周回去一次，我不再绕在我妈膝下惹她烦了，当然也没人给猪找菜吃了。周末回去我妈照例白天下地干活，我也帮着她去地里干活，等到下午4点左右她就赶回家去给我收拾吃的。她常年腌着一大缸咸菜调剂一家人的生活，家里所有种的菜都能晒干盐渍后入瓮，萝卜、胡萝卜、卷心菜、莴笋、豆角、豇豆，品种丰富。她给我用辣椒油炒一大瓶咸菜，装满满一饭盒炒菜米饭（那时候北方吃米饭不太普遍，我妈是为了给我换个口味。等我在复旦大学食堂吃了四年之后，对米饭的喜好荡然无存了。不管吃什么面食，哪怕没有最起码的醋和辣椒油这两样调料，也比硬硬的糙米更好下咽），再烙一大包饼，为了能多存几天她总要多放点油放点盐卷进面里。我带着咸菜到宿舍经常是被大家抢吃了，饼子天热吃到最后也就长白毛了，但我把毛刮掉泡开水吃，想着这是我妈的心血怎么能舍得扔掉。其实我那时在我哥榨油厂搭伙吃得还可以，只不过不买馍可以节省一点粮票吧。每次回去我说她做的咸菜同学都爱吃，她就特别高兴，炒的时候再多放点油，给我带得再多一些。她什么时候都舍得拿家里最好的东西待客，“你爸的同事也都爱吃我做的臊子面”是她常常挂在嘴边的。每到假期或者过年，我的同学呼啦啦来一屋子，她高兴得什么似的，端上米酒和油果子，再赶着炒一大锅葵花籽，听我同学围着她叫阿姨长阿姨短，争相夸我在学校里学习怎样好，她脸上就乐开了花。
我妈有点绝活，她会扎耳洞的手艺几乎让我们村的所有姑娘都受益，她拿两颗花椒籽在耳垂两侧对着揉，直到揉得发热，耳垂薄得像张纸了一针穿过去，别一段鸡翎，这就好了，她扎过的耳洞不会发炎。有时候还会有附近工厂的姑娘慕名上门，她也为此自豪。夏天时还经常有麦芒钻进眼睛里的人跑来求助，她翻起人家的眼皮吹一吹，拿着缝衣针横着一撇，麦芒就出来了。
我那时不屑于扎耳洞，觉得她做鞋缝衣服纺线织毛袜也都是平常的事，倒算不上多心灵手巧，她包的粽子总不是三棱型的，而是扁平的，她给我们缝的“的确良”衬衣还要拿去找我表嫂给我们绣花。我妈只是勤快吧，她说她曾经一晚上就给我二姐拆洗好了棉裤，为了我爸领她干干净净去城里看病。那时候换洗的衣服很少，我妈说她吃完晚饭先把棉裤拆洗了，压在热炕席上等着暖干，然后连夜缝好，第二天一早我二姐就穿着新新的棉裤进城了。
我妈做的鞋尽管穿着舒服，但看着同学穿的黑色丁字皮鞋我还是心里偷偷喜欢的，但我不会给我妈提那样的要求。我妈当然也看着别人家姑娘穿皮鞋好看，在我高中毕业时我妈终于给我和小姐姐一人买了一双皮鞋。她很兴奋地让我们试穿，说是她缝羊皮活给挣的钱，碰巧有人来村里推销皮鞋。我到现在还记着我第一双皮鞋的样子，黄褐色的猪皮船鞋，有一圈镂空小花，黑色的半高跟，虽然是真材实料，但真的有点笨头笨脑的，我还是把这仅有的一双皮鞋穿到大学去了。
我上大学专门带了一双我妈做的红色平绒布鞋，每当别人问起我这个在上海念大学的女儿，她一点也不掩饰自豪地说“我的小女儿是穿着我做的布鞋去上海念大学的。”她怕我不会拆洗被子，用棉纱把棉絮密密实实地包了一层，这样我拆洗时棉花就不会和被里被面粘到一起了。我后来生孩子前我妈也早早缝了大小两个被子，也是这样缝的。她看着我抱着孩子，感叹着“看着你抱娃的背影自己还像个娃娃呢”，我知道，在我妈眼里，不管我长多大，永远都是个她没长大的娃。她快80岁到兰州来看我，还非要给我儿子缝一床合适的被子才甘心。
我上大学后听我爸说我妈每天都要等着天气预报说上海的天气，好像那样她就会知道我的冷暖似的，后来我到兰州工作，她又开始记挂起兰州的天气了。
我妈真的是个忙惯了闲不住的人，她70多岁膝盖得了骨质增生，腿脚不便再干不动地里的活了，就开始给我们的孩子做鞋做衣服，纳鞋底。年轻时候拼命干活太多了，她的手关节已经严重变形，根本都合拢不到一起，看着她戴着老花镜，用她那变形的粗手擀面条、纳鞋底我真的不忍心，但是她说闲着没事干着急。每次我回去她都会攒一摞鞋底，这是给我的，这是给女婿的，这是给我孩子的，看看大小合适不，她当然不知道我孩子的脚长得有多块。有一次她压在炕席底下的鞋底受潮竟然都发霉了，我儿子嫌弃怎么有股“炕”的味道。我为了劝她歇着就挑毛病“现在一双鞋垫就卖一元钱，你再别忙乎了，你做的这根本就不合适。”她一点不泄气，问我哪搭不合适，小了还是大了，肥了还是瘦了，非要让我把我们的尺寸给她找纸画下来，念叨“外面卖的哪有我一针一线纳得穿着结实呢。”我对她的执拗无计可施。
我恋爱订婚后时间不长，婆婆家已经看了八字，定了婚期。虽然我妈觉得我年龄还小，结婚有点早，但她也觉得儿大不由娘，“万一人家看好的日子我们不同意，以后没生儿子或者有别的啥事我们还得落怨言”，所以就表面情愿地同意了。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这也让她去掉了隐忧吧，她没有明说但欲言又止、旁敲侧击地暗示过，我在外地她操心但也管不上，既然定了的事早早办了她也省心，免得时间长了闹出什么闲话，姑娘家名声比什么都重要。我妈不知道怎么给我悄悄说起成年旧事“刚解放你大爹在外面2年没回来，你大妈有身孕了，你大爹也笨，回来还问她肚子怎么有点大，你大妈说她饭吃得多了。你大爹回来才6个月你大妈把娃生下了，但没多久那娃就死了，倒算干净。那时候你外婆就给我说，娃呀，你可千万要守好自己的身子，别干见不得人的事情，落下闲话，叫婆家休回来可就没脸活了。你爸常年在外面工作，我一到晚上谁家也不敢去，早早就把门拴了窗子关了，有时候半夜听见翻墙进来敲门扣窗户臊皮的就吓得浑身发抖，只能隔墙吼着骂几句。”我妈对我说起这些的时候，不但把她依然没有挥散的恐惧传给了我，让我浑身激灵，我也听出了话外的意思，我想这大概就是她给女儿的婚前教育吧。
关于我妈的点滴（三）
这些年我们兄妹忙工作、忙家庭、忙孩子，大大小小的事也没断过，我们只有平安才能让她放心，即便我们忙得都顾不上多去看她，但只要知道我们没什么事她就知足了，可是我们不管哪个有了烦恼怎么逃得过她的眼睛呢？我做听神经瘤开颅手术没敢惊动她，隔了半年我才回去，就说耳朵不好做了个手术。她眼见我这样还是急在心里，她除了给我要偏方、求神问道，总是催问我再去外地看了没有。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办法，对我说把食指塞到耳朵里，塞紧再猛地拔出来，能听到“嗡”的一响，她怕我不做，还举起她僵硬的手臂做演示，“你看，就这样，你没事了就记着做做。”我心里苦笑，这是治轻微耳鸣的，但我还是答应着“好，好”，装作认真地当她面做几下。我这么大了竟然还要她这样的揪心，每每想起这些我只会无声地流泪。
我的耳朵生病后渐渐地电话也听不清了，和朋友、同事还可以发短信、发邮件交流，可是最痛苦的是不能再给我妈打电话了，尽管我们相互电话里说的无非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话，但我和她没有第二种渠道可以交流了。听力开始变差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要拨通家里的电话，我知道我妈腿脚不好，挪到电话跟前时间比较长，所以我都习惯让电话铃多响一会，别让她因为急着接电话被桌椅绊倒。电话铃响着的时候我既希望她接起来，又怕她接起来。有时候电话响了好久没人接我反而会长长舒一口气，默然放下捏得发湿的听筒，好像拨电话这个仪式已经足够了。起初在电话里我其实只是想听到她的声音，也让她听到我说我都好，工作不忙，孩子也好。她年龄大了耳朵也有点背，但比我强多了，她担心我听不见，我担心她听不清，我们总是扯着嗓子你说东我说西，虽然我听不清她到底说了什么，但我想她絮絮叨叨倾诉了也就够了吧。
我的听力越来越不行了，我回家唯一可以享受的和她聊家常也困难了，白天坐在旁边看着她说话，大概也能估摸说的什么，或者有姐姐在旁边把她说的话写到纸上。晚上我躺在她身边，她伸过她粗糙的大手在我胸前上下左右轻轻揉着，说这样可以舒缓血脉，是不是会对耳朵好些，说实话我从不记得我妈抱过我，这么大了好像第一次和我妈这样亲密接触，还真有点不习惯。她还想给我说什么，我心里难受极了，也很烦我自己为什么就听不清呢，我只好硬着心说“妈，赶紧睡觉吧，有话咱们明天再说。”我甚至不敢面对她的眼睛，那么忧心忡忡的。我帮她拉好被子，转身装睡，我知道她一定也没睡意，还在凝神看着我，可我没有办法和她面对。
我妈虽不识字，但她天天雷打不动翻黄历，除了记着初一、十五要烧香，还记着我们全家每个人的阴历生日，从我爷爷到我爸、我们每一个孩子，甚至下一辈的孩子，甚至左邻右舍的老人孩子，从腊月到正月一个也不会漏。我的一个玩伴长到20多岁，在他妈去世后才发现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到底是什么时候，来问我妈是不是记得。每逢家里有人要过生日了，我妈早早就开始念叨，就算再没什么吃的，她也会多少变出点好吃的过个简单的生日，但她从来不提自己的生日。我们那么多孩子竟然一直都没人知道我妈的生日是哪一天，直到她老了我们才想起也应该给她过生日啊，偶然谁问起她的生日提一下她都很高兴，她不想给我们添麻烦，但其实心里是喜欢热闹的。我非常惭愧，尽管我记性很好，记着很多朋友的生日，可是一直没记住我妈的生日到底是哪天，直到我妈80大寿才终于记住了她的生日——1929年八月初九。
我妈说她自生下来就命硬，在月子里一场大病眼看没救了，我外爷已经把她扔到地上的一堆干草上，只能咽气了就卷出去埋了，没想到在我外婆的哭声里她竟然又活过来了。我爸活着时她自怜自艾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因为没文化被我爸“在脚底下蹂了一辈子”，我爸去世后她倒再不提了。虽然我和我爸的感情更亲近，但在我自己为人妻为人母之后，每每想起我妈的人生，我忍不住设想如果她当年就嫁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相守在一起，身边不但有人嘘寒问暖，还有人帮她分担体力活，那样她是不是会更踏实呢？或者听我大妗子的劝告，随便留我们哪个姑娘在身边，在她年老时端茶倒水伺候起居，她就不会这样辛苦了吧？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一——二十七日
我的一个姑爷
我的一个姑爷
我们老家把爸爸的姑姑叫姑（娃）婆，把爸爸的姑父叫姑爷（爷读二声），姑爷并不是对女婿的称呼（这个读轻声）。
朱家姑爷其实是我爸爸的表姑父，他在亲戚里德高望重，但为人谦和，因为同好读书的缘故，他和我爸爸比较亲近，是我们家的常客。小时候我不知道他和我家的渊源还有另外一些缘故。
大家提起他经常是一脸恭敬，但腔调里总是拖着些惋惜，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反正觉得他和别的亲戚不太一样，他看我们这些小毛孩时都很凝神、和气，身上有一点比较超然的感觉。
他总是穿着发白的灰色中山装，一脸清癯，不过面色红润，声音清亮，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身杆笔直。他每次来都会热心地问问最近的收成怎么样，大小孩子都怎么样，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都显得那么斯文。
他经常是步行十多里路从城里来我家，从不坐车。我妈一看老人家脚步轻轻地提着两纸包点心走进院来，就忙不迭地问走累了没有啊，赶紧搬个凳子让座，找个好点的杯子沏上一杯我爸的新茶。
他来我家多半是背着两只手在院子里到处转转看看，听我妈热切地给他说家长里短，他只是专注听着，“哦、噢”应着，频频颔首，并不多言。他和我爸静静坐一会，喝点茶，随意说说最近看了什么书，偶然慨叹一下世事就走了，也不多留。出了我家的门他可能还会去更远的地方，闲云野鹤一般。
我妈老拿姑爷和我爸做比，常常姑爷前脚走，我妈后脚就开始数落我爸，“你看你还不如姑父精神，那么老的人还到处走，让你闲了出去转转，整天栽到屋里哪也不去，从早到晚掌一本烂书躺在炕上，除了吃饭、走厕所就是看书，眼睛看坏了，人也躺得散架了。”对于我妈的唠叨，我爸已经有了十足的抵抗力，他卷起书在身上轻挥一下，像赶了个苍蝇似的，抬头看我妈一眼，慢慢翻转身面朝墙躺着，就着被树荫遮蔽的窗户下那点光亮，继续捧读他的“烂书”了。偶然高兴的时候他会躺在走廊上的木躺椅里看书，但让他去闲游，别说他的高度近视眼不好使，得过风湿性关节炎的腿脚也不方便。
我和妈妈走亲戚去过姑爷家，是在天水“人宗庙”（现在叫伏羲庙）旁边的一个三进的大院子。大人说话拉家常，我没事东瞅西瞅，发现堂屋墙上放照片的玻璃镜框里竟然有好些非常模糊的照片，或者像碳素画像，那些人都像戏台上的人一样穿着朝服、戴着官帽，我觉得有些奇怪。我和爸爸说起我看到的照片，我爸才说朱家祖先在清朝都做过官，姑爷解放前曾经是天水又名的才子、书法家，但因为他早年就加入国民党，解放后吃了很多苦头，境遇不顺，“可惜了一身才华”，爸爸说到这里发出一声长叹。
说到姑爷还得说起我爷爷，我爷爷大概因为我后婆的缘故和我爸有隔阂，他一辈子留给我爸的遗产除了一点他走东跑西多年做小买卖攒的银元外（这些银元不知道一直藏在家里什么地方，爷爷走后多年，我爸觉得自己也老了就公平分给我们七个兄弟姊妹一人十个。我爸说这是爷爷的心血，希望我们留着做个念想，什么时候也不要当做钱花了），还有一句话“人一辈子多吃亏，死的时候就走得快一点，受的罪少一点。”我爷爷一辈子都在践行这句话，他临走时扫完家里的院子，靠在后园墙上晒太阳，等我妈专门给他做了一小锅米饭去唤吃饭，发现他靠在墙上已经有点硬了。大概因为我爷爷比较仗义，家里日子也过得去，况且我爸妈都有一副古道热肠，在我姑爷遭受文革“最紧张”（我妈的话）的迫害时，走投无路的他在我家南厢房躲藏了一个多月，避过祸乱。
我爸妈受我爷爷的言传身教，别人的一点点恩都会念念不忘，但自己对别人的好却提得少，对于姑爷在我家逃难的事我只听说过一两次，我妈讲起来还对当时的情形心有余悸，也怜惜姑爷遭的罪。为了不让村里人知道，姑爷就像老鼠一样藏着，等着我妈送吃送喝。可以想象姑爷潦倒恓惶的样子和他对在我家避乱这事的感恩，毕竟在那个乾坤颠倒、人人自危，甚至亲人反目的时候我家对他伸出了援手，给了他安全的庇护。等风潮稍稍平息，姑婆来接姑爷回家时，在地上给我爷爷重重地磕着头，泣不成声。现在我记不起以前听过的太多细节了，又听不见我妈再说这些事，下次回家我打算让我妈说说，让我姐替我笔录下来。
姑爷家是大户人家，他有个妹妹嫁给兰州做布料生意的，据说曾经在兰州南关十字有个小楼，我爸在兰州求学时常叫去吃饭，我爸时常说的则是他的姑姑给他做的一身毛料衣服，要知道在解放前一身毛料衣服在我爸的穷同学里有多显眼。（这张照片可以为证，左下角穿着笔挺的毛料衣服，戴着圆框眼睛的我爸爸在同学里是不是比较有气质的？我爸是个有心人，他年老时和同学联络上说起照片，没人手头有，我爸翻拍给他们每人一张，我这张大概是复印的，不太清晰。）我妈都时常回忆“那一身毛料衣裳”。姑爷的另一个妹妹嫁到北京，我爸76年陪我哥在北京治病时多亏了这个姑姑，说起为了给我哥找药方还是办手续，姑姑的一个女儿大夏天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最后把给孩子喂奶的都断了，我爸一直让我们记着这个恩情，实在是歉疚无法弥补。我姑爷还有一个妹妹结婚没多久丈夫死了，回到哥哥家终老，尽管得到哥哥疼惜，但没少受心眼狭小的嫂子白眼。
我妈说起姑爷家，会提起有一年正月她带我和弟弟去走亲戚的情景，“你姑爷真是个好人，姑娃婆那人呀——”，我妈说起人情冷暖，心里的寒凉似乎都没消散，在亲戚家受到的菲薄让她刻骨铭心。中午眼看人家摆饭桌了，姑婆这个女主人并没有留客的意思，姑爷却很高兴地要留我们吃饭，他的三姑娘瞪了他一眼，和她妈使了个眼色。我妈一看非常知趣地强笑着赶紧起身，抓起我和弟弟的手说该走了，姑婆顺水推舟，笑着说那就不挽留了，下次再来吧。木讷的姑爷没有发现女人们眼皮底下的暗潮涌动，还执意劝我妈都到吃饭时间了，怎么不吃了再走，我妈只好灵机编谎说还要去城里我姨家吃饭。姑爷急得说既然有事不吃饭，那大过年的赶紧给孩子找个苹果拿上，他的女儿迟迟没动，直到我们走出院子，走到巷子里，回头只看见姑爷追着送出来，哪有个苹果的影子啊。我妈倒没太在意那个苹果，只是说“你不知道你姑爷有多为难，急成啥样了。”
以后我上学在家时间不多，关于这个姑爷的事多半就是听我妈说起。
两岸关系缓和后，国民党员的身份可以重见天日了。姑爷已经从中学退休了，被聘去文史馆修天水地方志，那段时间他很忙碌。他曾经饶有兴味地借过我爸收藏的一副雕有八仙过海的衣帽架去考证。后来还听说姑爷好像被选进了政协发挥余热。
姑爷给我家写过一幅中堂“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还应我爸要求写过门楣“通德第”，大字看起来有些味道。他年事很高的时候给我写过一个横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是他对我的期望。我老公觉得书法看起来算不上太好，不知道是他的功夫早些年荒废太多还是年老的缘故。落款“朱据之于劬园”，我才知道他的大名，而劬园其实就是他做书房的一间简陋平房，起了这么个文雅的名字。我查了字典才知道“劬”念QU，是“劳苦、勤劳”的书面意思，姑爷这一辈子真的够得上劳苦，却是劳而无果。
我最后一次见他都想不起是哪一年了，好像是个初夏，我回家探亲和姑爷不期而遇。他那时候已经很老了，但还坚持步行，我妈总担心路上的车不安全，劝他再别一个人走路了，他大概已经习惯了，我妈就劝他那一定慢点走。其他的细节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家的小院满目青翠，李子正繁盛得压着枝条，我妈兴奋地搬来一盆刚刚开花的朱顶红摆在凳子上，请姑爷和我们一起照了相。他穿着一件象牙白的衬衣，发须皆白的站在我们中间，那也是我们和他唯一的影像。
我爸爸不会书法但非常喜欢欣赏，有次不知道他从哪个报纸缝隙里看到《书法大字典》的征订启事，不顾我妈埋怨他尽买些没用的东西，毅然火速寄款邮购。买来四卷本的《书法大字典》简直如获至宝，用牛皮纸包了封面，锁进大衣柜上方的箱子里，一本一本逐页赏析揣摩。我也是从那里知道了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的演变经历，略知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宋体的不同写法，很是好奇象形字里的“马”，上面一只眼睛，下面四条腿，简直太传神了。我一度在课本扉页上写下“马”的象形文字，也照猫画虎用小篆或隶书分别写上我的名字。可惜我家孩子没个字写得像样的，读书人的门面活都没做好。我爸把他珍藏的字典推荐给书法家的姑爷，姑爷当然喜欢了。姑爷猝然离世后连同他借的其他书子女没有提起归还的事，我爸也不好再追问，他俩的书缘就以这样的方式不了了之。
再后来有一次回家，我妈很伤心地说“哎，这半年你没回来都不知道出的事情，朱家的你姑爷走了，那么好的一个人啊，好端端地说走就走了。”我听了心里一沉，问我妈到底是怎么回事，才知道是走在路上出了车祸，当时一条腿就碰断了，在医院没撑多久就去世了。
我这个姑爷就这样悄然湮灭在尘埃里了。他走了子女们才后悔地想起他们竟没人让他给家里写几幅字，他留下的一些书稿也没人看得懂。他的子女们跟着他这个背运的父亲度过动荡的青春时代，只有一个完成学业，其余都在五金工厂当了工人。
姑爷一辈子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唯一受过教育的儿子受父亲连累被发配甘肃高台，就是西路军全军覆没被埋成“万人坑”的地方。两个孙子一个年过四十没有成家让父母揪心，另一个有出息的孙子成为中学化学权威，事业正起步却到了淋巴癌晚期，医生宣告只剩三个月的时间了。可怜这个孝子才把退休的父母接回老家，打算享受天伦之乐呢，命运有时候真的过于残酷了。
想起姑爷，我总会想起他落款的“劬园”。多年后天水市提出“以伏羲故里为亮点”打造“文化古城”之类的口号，对伏羲庙重修大建，附近街道全部拆除，建起了仿古一条街，还添了个气派的广场，以前的味道倒是再也找不到了。姑爷家的院子不会也拆平了吧？即使还在，人去楼空，“劬园”也只是轻轻落在宣纸上的两个墨字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