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他又来找我妈说理，他问我妈，“当年有个当火车司机的招工名额为啥没让我去？不然我开火车，娃买票，多好的事，谁都不用求。”老天哪，他说的是火车，他以为是谁家承包的小面包车啊？我妈被他这话问得哭笑不得，说我爸已经去世了，这事她从来没有听说过，“难道要和你爸去对质吗？”
最近我看到一系列关于铁路的报道，“一面是高铁事故频发，一面是铁道部高官落马，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堡垒正从内部崩塌”。不到一年时间，铁道部有八高官相继涉嫌贪腐落马，其中铁道部运输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被曝在美国和瑞士有28亿美元存款。据报道，由于动车与高铁急速扩张，一些工作人员都是快速培训上岗的，包括一些列车司机，几乎都是新手，文化水平并不高，素质也不高，基本上都没有工作经验。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铁道部有内部指令，所有有油水的职位，几乎都是内部招工——叫“内部消化”，都从铁道部内部家属子弟招工招生，有些更是由领导来指派，一些领导的乡下亲戚，摇身一变，都成了高铁司机。哎，看来我大哥狭隘的小农意识并没有过时，私心也不可笑，还有深厚的土壤滋长，倒是我等愚痴了。他只是想给他的孩子找一个赖以为生的“饭碗”，并不想去贪占几十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可惜，“铁饭碗”、“金饭碗”不是谁都能捧上的。
大哥家大女儿当年由我爸出学费，我出生活费，在兰州上了中专，可惜毕业后怎么也找不到可干的活。工厂的工作一个月三百元，孩子抱怨“就那点钱手还老被铁丝弄破”，和同学去外地打过工。她闯荡了几年，自己嘴里对家人也不说真话，一会给妹妹说和同学去新疆了；一会给我妈说和同学去上海打工了，回来给家里买了电饭锅，给了一千元钱。我妈高兴大哥终于能指望住女儿了，苦日子快熬到头了，我大哥却叹气说“你听她说的，哪里见了呢？”三年前大女儿最后一次从家出门，给她妈说去兰州找妹妹，给妹妹说和同学去打工，她妈送到车站，从此杳无音讯。她妹妹一直挂着QQ，可再没等到她上线，手机早已无人接听。大哥找遍了能找的同学，毫无线索。大嫂去年找人算命，说孩子在外面受苦了，年底能回家，可到现在也没人敢再提这事了，唯恐多问一句会掀开大哥大嫂心中没有结疤的伤口。我看到广场上的流浪女，真的希望她是我那可怜的侄女，我可以收留她回家，别让大哥大嫂再苦苦寻找。
去年大哥的菜地因为修路征用，补偿了一小笔钱，估计他这辈子也没挣到那么多钱。但是我再次见他，那些财富似乎没有改变大哥一丝一毫，他还是以往那个样子。那笔钱一整块存了2年定期，等着以后给儿子买房交首付吧。眼看着CPI高居不下，存款利率一次次提高，大哥存的时候还是二年2.75%的利率，现在CPI已经高达6.4%，2年期定存利率已经变成4.4%了,可怜我大哥那点失地换来的血汗钱就在银行贬值。我托人捎话，让大哥把他的钱再转存一次，利率已经调高这么多，还那么死死存着太亏了。已经到了银行柜台，银行工作人员说那样太麻烦，他就木木地说“那就算了吧，已经存了就那么放着吧。”他平时要卖掉多少菜方能换来一百元啊，可是眼睁睁看着他这么吃亏没有办法。
我们家姐妹不管对大哥有多少意见，有多少恩怨难了，但在菜市场买菜总是想起大哥的不易，都不忍心和人讨价还价。爱屋及乌，那毕竟是我们的大哥啊，说起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大姐、二姐中学毕业后和大哥一起种地、拉石头修路，往山上背粪，也有劳动中的感情；他看着我们几个小弟妹长大，我们对他也有体谅。大哥小时候那张小学毕业的证件照，看着是多么聪慧漂亮的少年。偶然看家里的老照片，第一张全家合影后面站在爸妈身后那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是我大哥啊，无论如何也无法和眼前这个闰土一样的农民联系起来。岁月在改变人的容颜的同时，到底是怎样改变着人的内心啊？
歌手甘苹有一首歌“大哥，大哥，你好吗？”以前每次听到，我都会想起心酸的大哥，其中有这样一段歌词：
每一天都走着别人为你安排的路
你愿意付出悲伤的代价
每一天都做着别人为你计划的事
你愿意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痕
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
多年以后是不是有了一个你不想离开的家
我的大哥从没有走出过天水一步，真是个井底之蛙。我爸生前一直希望他能到省城来看看，开开眼界，我希望有朝一日大哥能迈出他的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三—八月五日
那些人，那些歌……
那些人，那些歌……
回想在这个生活了二十年的城市，我竟然没有听过几场音乐会或者演唱会。不知道是我本来就生活在一个荒漠般的边缘地带，抑或是多年来忙于为工作、为家庭奔波，忙着养育我这些年最大的成果—我的儿子。很多时候我都是买磁带或CD在家听，周末也会听FM98.5调频立体声节目，在百听不厌的怀旧金曲中一遍遍追忆我的似水年华。当然，我现在的听力只能看带字幕的国产片，演唱会是再不能去当南郭先生，滥竽充数了。不管什么歌曲对于我，都成了最标准的对牛弹琴，我记忆中的旋律都早已经定格了。
记得2000年4月，带着才来单位实习的美女同事去北京出差，竟然在民航摆渡车上见到德高望重的王昆。艾敬在“我的1997”里唱过“还进了著名的王昆领导下的东方”，在期盼香港回归的热潮里，“红磡体育馆”成了响彻大街小巷的符号，去看“午夜场”成了那时年轻人的梦想。但后来的年轻人估计连艾敬都不识了，更别提老前辈王昆了。我非常激动地和这位丝毫没有架子的艺术家拍了照，我就扶在她身后的椅背上，可惜冲洗之后发现眯眼了。我大概被艺术家的光芒遮住了，或者是太高兴了。她的“二月里来”、“五月的鲜花”那甜美嘹亮的歌声滋润了多少人的心田啊。王昆对年轻人来说已经太古老了，显然没有新一代的歌星更加有吸引力。听到车上骚动中传来阵阵惊叹的声音，很多人涌到一边窗口，指着旁边经过的另一辆车，“哇！齐秦，齐秦！那边有个人是齐秦！”“真的是齐秦!”这位戴着硕大的金丝边眼睛的中国新歌剧的第一代演员、《白毛女》中第一个“喜儿”、中国流行歌坛伯乐、曾经领导“东方歌舞团”推动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创造了无数辉煌的老人，很有气度地微笑了，我也跟着平静地笑了。已经年过七旬的她腿脚已经不灵便了，但没有前呼后拥的助理和工作人员，下车时我搀扶了一下她。和我同行的美女怎么也意想不到第一次出差就能在飞机上遇到偶像齐秦，后来又看到腾格尔，兴奋地没等落座就去找偶像合影。齐秦穿着白色T恤，很友好地搂着激动地双颊发红的美女，在狭窄的机舱通道让我给他们拍照。其实我一直也很喜欢腾格尔苍凉、低沉的声音，“我的家，我的天堂——”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萦绕耳边的旋律。看到他满脸严肃地系好安全带就坐，空姐已经在督促大家各就各位，我终究没敢要求合影，我毕竟不是青春美女啊。不过好像我厚着脸皮，在登机牌上请我一直默默支持的歌手签名了，他的字像他的歌声一样奔放，要不是亲见，可能难以辨认。
我看过一些赠票的商业演出，印象已经不深了。我自己买票去看的演唱会，有两场倒记忆犹新。
一场是崔健演唱会。老公是崔健的忠实粉丝，收集了崔健所有的磁带。我以前工作的单位在侨汇商场买过一批日本原装的爱华随身听，作为很稀罕的福利发给我们。我老公毫不客气地据为己有，竟然把这个原装货的磁头听坏了，估计崔健的磁带功不可没。他时不时周末在家乱吼，“我要从南走到北，我也要从白走到黑啊”；“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为何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哇”；“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你问我看到什么？我说看到了幸福”；“我就是-红旗下-的蛋”我总是要一遍遍制止他五音不全的歌声，“再别吼了，没人嫌弃你一无所有，我这不是已经跟你走了吗？家里就这几十平方米，不用你从白走到黑，不出一分钟就从南走到北了。你也别想撒野了，看见幸福就不错，赶紧来抱抱你家的宝贝蛋吧。”
崔健98年情人节来兰州演出时，我正发着高烧。我平时体质很好，印象中也就中学发过一次烧，大学发过一次，还有就是这次。平时不怎么发烧的我，偶然发烧，觉得自己真快要死了似的，全身发烫，虚弱无力。老公早已蠢蠢欲动，他是一定要去亲身体会偶像的现场演出气氛的，他也想与我一起去感受，寻找飞扬的激情。他不由分说给我穿上他的夹袄，是一件军绿色外贸棉布夹袄，拽着我就出门。我记得那时冬天也不是太冷，好像没穿过羽绒服，不像现在夏天奇冷，冬天奇热。来给我们看孩子的婆婆差点看傻了，这发烧还没好，出去再吹点冷风可怎么办？简直是疯得不要命。我当了一回真正的“发烧友”，起初还裹着夹袄，老老实实坐在椅子上，在浑身的灼热中听着崔健时而满场跑，时而端起落地麦克风的激情演唱，陪着兴奋的老公不停地鼓掌。当“一无所有”的歌声响起时，全场几乎沸腾了，都不约而同站起来跟着吼，独唱变成了大合唱。我这个病妇蔫蔫坐着好像有点傻帽，也被老公拉起来跟着满场的狂热听众嘶吼。演唱会后好像发烧没有加重，出了一身汗，裹着寒风回家，感冒也差不多好了。
另一场是2004年“童安格、辛晓琪、张镐哲兰州围炉经典演唱会”，虽然不是个人演唱会，童安格只是作为重磅歌手出场，但能见到我年轻时的偶像，哪怕是听一首歌我也心满意足了，何况辛晓琪的“味道”和张镐哲的“北风”都是我喜欢的歌。上大学时童安格应该算我最爱的歌手，我买了他的磁带，好像也和好朋友互赠过。“让生命等候”的重叠喟叹、“生命过客”的茫然发问、“梦开始的地方”的空灵、“忘不了”的假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高音……屡次听到他的歌声，心扉屡次被撞击、打动。我大学时代的笔记本有我和好朋友手抄的童安格的歌词，我也不止一次在笔记本上记下心动的感觉，但终究没有成文。1991年圣诞夜，我和老公芳心暗许时被街头音像店传来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而感动。93年底在结婚前的置办中我们又咬牙买了他的CD，那时我的工资就二、三百元，一张CD三十多呢。想不到他会有朝一日来兰州演出，看到舞台中间的偶像，依然是带点蜷曲的头发，穿着一件黑色菱形暗格的上衣。虽然我们都已不再年轻，一听到“走在忠孝东路，徘徊在人群中，茫然走向我的人生路途，选择了多少错误。我在睡梦中惊醒，感叹悔言无尽。恨我不能说服自己，接受一切教训”，我忍不住激动。尽管我不知道他唱的那条路是什么样的路，这个“忠孝”却有些古意。他把徘徊的“徊”唱成HUI，说服的“说”唱成“SHU”,似乎比我们更加接近古老的传统。之前看过报道，他的有一双儿女的温馨家庭已经解体，我为心目中的偶像没有把爱情故事续写到地老天荒而遗憾。我不是狭隘的粉丝，“单身贵族”的他是我的偶像，成家立业的他更是偶像中的好男人、好丈夫、好父亲。我曾经为他亲手录下老婆生孩子的场面而感动，可是这样的童话还是破裂了。“从梦开始的地方，一切还给自然”。演唱会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中华情”海外演出，他竟然还穿着那件菱形暗格的衣服，不像现在的年轻偶像，一场演出都得换几套衣服，或者本来男女就有别吧。
我工作后听过最多的歌应该是常青树蔡琴的歌。她的“天鹅绒般的嗓音”简直是不老传奇，她自称她的CD是试音响最好的选择，这应该不算自夸。“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甜蜜。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忘记。那是你的眼神，温柔又美丽，啊！友情天地，我满心欢喜。”我不知道听过多少遍，感受着友情天地的欢喜和甜蜜。“南屏晚钟”、“出塞曲”、“被遗忘的时光”、“绿岛小夜曲”、“今宵多珍重”都是唱了几十年、听了几十年的老歌了。“爱断情伤”这首电视剧《雷雨》的片尾曲，对我来说已经算是比较新的歌了，“等待不难，时间总是不长不短。心中有渴望和你静静谈一谈，而雷声轰传，却让人心慌意乱……想走却没有方向，迷乱在狂想的路上。夜那么长，足够我把每一盏灯都点亮。守在门旁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夜那么长，所以人们都梦的神魂飘荡，不会再有空间听我的爱断情伤。”她的浑厚哀婉的歌声是对那个燥热疯狂的雨夜最好的阐释和安抚。
苏芮的“牵手”是让我感动的一首歌，她的豆沙喉演唱的“酒干倘卖无”，曾经是我高中毕业联欢会上被同学模仿的主打曲目。多年沧桑、沉淀之后，苏芮携“牵手”而来，依然动人。“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只有经过生活甘苦的人，才会明白真情的可贵。“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管是与爱人还是朋友，能一起牵手、慢慢变老，是多么淡然而又浪漫的事啊。
许巍是后来走进我内心的歌手。初听许巍，他还不是很有名，也没有偶像的外表，但我一下就喜欢上这个从西安走出的“北漂”歌手，有点落拓、忧郁，却那样执着、温暖。乐评人李皖曾经这样评价过许巍：“一句话，这是内向者—是孤独的人—至深的安慰。”他的“蓝莲花”、“今夜”、“礼物”、“夏日的风”、“在别处”、“天鹅之旅”、“星空”、“完美生活”、“简单”、“时光”、“漫步”等等，都是我在忙碌而烦躁的时候最想静下心聆听的歌。许巍的歌曾经陪伴我度过很多个加班的晚上，我可以无所顾忌地播放出来，让他的歌声在寂静的夜晚溢满我的办公室。有人说“许巍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仗剑走天涯的人，一个走在路上追求梦想的人，一个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这应该是真正听懂许巍的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地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地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朴树似乎更像个吟游诗人，他就那么淡定地唱着，面无表情，有时还戴着一顶有点可笑的毛线帽，两边带穗那种，像个羞怯的女孩。“那些花儿”、“白桦林”、“生如夏花”，这些低低吟唱的歌声里，“有叛逆之后的沉默与隐忍，还有令人心悸的痛楚”。许巍、朴树和老狼三个人，似乎有很多特质上的重叠。只是老狼和许巍的歌声里，能找到清新和喜悦，所以比朴树的感觉来得温暖。老狼的“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不仅替年轻一代释放了青春激情，也替已经不再年轻的一代追忆了青春岁月。
阿杜的歌有一阵是我每逢周末就要播放的，有点嘶哑的嗓音，很男人味的长相，这个曾经的包工头，竟然成了偶像歌手。“离别”、“天黑”、“想家”和“坚持到底”等反复播放几遍，吵醒睡懒觉的老公，他就会不动声色地起床，换上他喜欢的音乐。
羽泉的“最美”是我老公买给我的一张碟，“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次微笑都让我沉醉。”在三口之家的锅碗瓢盆、磕磕碰碰中，再次听到这样纯美的声音还真让我陶醉了一把。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是“东方时空”早期音乐栏目中的一首MTV，清新的风格，惆怅的旋律，小提琴的伴奏，我和老公也不约而同喜欢上那个戴着眼镜的，像个傻傻学生的演唱者马格。“我能不能把我的手放进你手里？你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还要忧郁，我们的心能不能相依还要看你。嘿，看风景，多美丽，从没相信，和你在一起。”丁薇这个像丁香一样散发着淡淡芬芳的歌手，沉寂多年后于2004年出了珍藏版CD《亲爱的丁薇》，我老公毫不犹豫地给我买来，现在真的只能珍藏了。
羽泉的大头贴是我儿子最早贴在床头的明星，如今青涩的两个年轻人的头像已经被晒得发白了。儿子的业余爱好是拉小提琴，莫扎特应该是他的最爱，但后来周杰伦却成了他的偶像。他会对着歌词执着地哼唱“双截棍”。我什么也没听懂，只听到“哼哼哈嘿”，这也算音乐吗？他买齐了所有周杰伦的专辑，甚至连版本也要收藏，回老家还拣到一张很久前的版本如获至宝。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北京出差，他用爸爸的手机发短信给我“妈妈，给我买周杰伦的专辑，我很忙。”我心想你很忙就让我跑腿，我还不便呢。在偌大的北京城我上哪去找最近的音像店？有打车的钱都够买CD了。我很不解地打电话问他爸爸，才知道专辑的名字叫“我是牛仔我很忙”。兰州还没上市，儿子想和首都歌迷一样先听为快。我不是牛仔，我当然不敢说忙了，尽管满世界的人们都在说自己“很忙”。儿子的命令那就是圣旨，这像以往采购变形金刚、火车侠、《神探柯南》珍藏版、台湾产悠悠球、原装鲁比克魔方以及各种场合用的国际象棋一样，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我每天上班路过的广场边，曾经有两个弹吉他卖唱的青年，他俩演唱的竟然是自己的原创歌曲，我现场买了一盘磁带以示支持。在寒冷的风里，他俩唱着“家乡”，也唱着“流浪”。不知道这两个流浪歌手如今漂泊去了哪里，是否找到“流浪歌手的情人”？曾经在南关十字地下通道里也听过一个歌手的演唱，他唱的是我喜欢的许巍的歌。在那个路人行色匆匆的阴暗地道里，许巍的歌如同天籁，让我忍不住驻足，但又不好意思站在那里聆听。我很庄重地向他的吉他盒子放了钱，在远一点的地方听了一段就走开了，但我知道许巍的歌会一直回响在我们心里。
音乐已经在我的生活里完全消失了。我的电脑里仍存放着七百多首MP3，我不会再打开听了，但我从不忍删除，就让那些歌静静地趟着吧。我会记住这样一些繁杂的名字：卡伦.卡朋特、惠特尼.休斯顿、席琳.迪翁、阿桑、陈琳、张清芳、齐豫、朱哲琴、许茹芸、王菲、田震、刘若英、潘美辰、陈淑桦；保罗.西蒙、迈克尔.波顿、罗大佑、张学友、张国荣、谭咏麟、陈奕迅、郑钧、小刚、赵传等等。我也会记住“加州旅馆”、“乡村路带我回家”、“昨日重现”、“寂静的声音”、“今夜你是否寂寞”、“远航”、“爱情故事”、“忧愁河上的金桥”这些英文老歌。如今“他们在哪里呀，他们都老了吗？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阿桑已经像叶子一样因病早早凋落了。张国荣在“愚人节”坠楼了，至今让歌迷无法相信风华绝代的“哥哥”永远走了。柔情永远没人能懂的陈琳也坠楼了。约翰.丹弗因飞机失事永远踏上回家的路。大多数已经和我们一样年华老去，没有像“谭校长”永远十八岁。但伴随我整个青春时代的歌声，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看过报道，国外似乎年年有“猫王”模仿大赛，我想没人能模仿他的长相，也没人能模仿他浑厚的磁性嗓音吧，他已经是一个永恒的传奇了。我喜欢的那些歌，尽管只能在心里回味旋律，但那些优美的歌词依然可以一读再读。“音乐教父”罗大佑的歌每一首都堪称经典，都可以在耳畔、在心中陪我们一起从黑发唱到白头。这个精瘦的男人，不知道蕴藏着多少能量，似乎青春不老。他没有属于美丽的才女张艾嘉，也没有属于美丽的才女李烈，他属于无数的听众。他的歌词，几乎每一首都是可以称作为诗歌的。前几天翻看大学的笔记本，翻到好朋友为我抄写的《闪亮的日子》、《你的样子》、《光阴的故事》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再次想起那“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在我即将写完这篇文字的时候，一个久未谋面的青海小妹妹发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因为爱情”的MP3。我告诉她我现在已经听不清什么歌曲了，但还是感谢她与我分享。她很内疚，她只知道这是王菲和陈奕迅合唱的一个电影的插曲。她说“还没看电影呢，只是偶然在酒店的电视里听到这首歌，很温暖的感觉，也许是我的多愁善感，一下子喜欢上了它。”呵呵，电影《将爱》我已经在网上看过，只是不知道里边的歌是什么样的，我现在看的都是彩色默片。她一遍遍对我说“对不起姐姐，我忘记了。”“真的很对不起，我只是想把自己喜欢的和你分享，但我忘记了。”我怎么会责怪她呢？能和她这样隔代的孩子找到心灵深处的共同点，心有灵犀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我觉得很有幸，也很温暖。即使我听不清了，我也可以给别的朋友分享啊。
遗憾我现在想象不出盲人歌手、诗人周云蓬唱出的是怎样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只能坐着他的“绿皮火车”去想象。我也不知道现在都在流行哪些歌手的演唱。无论是“纵贯线五虎将”，“老友记六人行”，还是罗大佑怀旧演唱会，我都只是看看新闻了，本来他们也不会来我所在的边远城市开演唱会。前天周末和家人外出，在南关十字的地下通道里我又看到一个吉他歌手，不知道他是否我前几年遇见过的歌手，也不知道他唱的是谁的歌。我俯身向他的吉他盒放钱的一瞬间，我听到了两个字——“谢谢”。他一定不会猜到我是个连歌声也听不见的路人，这两个字对于几近失聪的我，也几乎成了天籁之音，像许巍的歌声一样，简简单单地温暖了我的心。
二〇一一年八月七-九日
为我朋友患病的父母祈祷
周六是我休假回来第一个周末，我去了一个朋友家，看望她癌症晚期的母亲。之前朋友短信告诉我“不用来了，她已经不认识人了。”我没想到病情扩散这么快，但就算她已经不认识我，我还认识她啊。
朋友的母亲曾经是省城一所医院的院长，也算是事业型的女强人。可是她在医院工作了一辈子，退休之后自己竟然成了医院的常客，不过是“医患”换了位子。她一次次做手术，大手术、小手术，手术之后肠粘连，再次手术但是作为曾经的医生，她一直很开朗、很乐观，完全看不出来是一次次住院、做手术的病人。不住院的日子，她还笑呵呵地招待老同学一起玩玩麻将、打打牌，也一起结伴去旅游访旧。
前年我查出“听神经瘤”的当天，朋友咨询了她在天津的脑外科专家舅舅。晚上老人通过电邮答复我“NEEDTOOPERATION"，还真是个一点不落伍的专家。朋友说她妈妈要来一起看我，我怎敢让老人跑来看我这个晚辈？朋友转达了她母亲的问候，我手术前去了她家，听听阿姨用专业的态度安慰我”没事的，这个手术你放心，术后又不需要再服药、治疗，做完手术就都好了。“
今年春节前，朋友从医院接回妈妈过年。我春节去探望，她们知道我现在耳朵不便，两人一起等在小区大门口接我和老公。朋友为了让妈妈有个好的居住环境，特意换了带小区的房子，为此她和老公上班不便，孩子上学不便也无怨无悔。见到阿姨，我看不出她像从医院临时接回来的病人，依然脸上带笑，看着很精神的样子。一路还热心地为我介绍小区的花园和设施，非常满意这个可以散步的小区。我那次去不像是探望病人，倒像是一起打气，相信病魔都会被我们击败。
我感觉朋友家宽大的新居地暖不是太热，我给朋友和她妈妈买了棉拖鞋，心想阿姨在家时间长，不要脚底受凉。银行理财经理给我老公送的晚报订阅卡我也一起送给阿姨，希望能给她打发一些闲时光。这些年我们已经习惯了在网上浏览新闻，不再看从中央到省、再到市，层层过滤、复制的通稿新闻，我们也不需要被整版的房地产和车辆广告狂轰滥炸了。
这才半年时间，再次进朋友家客厅，没有看到她母亲。看到躺在卧室正输液的阿姨，我几乎失声惊叫。她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头发已经掉光了，脸上有好几块淤紫，人好像有些浮肿了。朋友告诉我脸上的乌青是自己翻身摔在地上，大概是磕到输液架的底座上了。过了一会看着她睁开眼睛，但没有向我这边望，她的眼睛已经没有方向性了。她挠了挠后背，朋友起身帮她按摩了一会，盖好毛巾被，她又安静地躺着。液体流完一瓶，朋友去换针头，她已经快成半个护士了。
我只能在旁边看着，除了把她裸露在外的脚放回毛巾被，什么也帮不上。我甚至没忍心问朋友“阿姨还会感觉到疼吗？”
我另一个在上海的朋友，我儿子的干妈，也正陪伴着父亲经历最艰难的日子。朋友说”他呼吸困难的情况经常出现，感觉随时都有可能离去。这样的日子很难熬，但也无法逃避。“我前年十一月去上海，顺便复查手术后的情况，正巧碰到朋友生日。在她宽敞的家里，见到若干她的好友，也见到了她的父母、弟弟全家人。那时老人已经有些清瘦，但精神也算好。现在，我看不到老人是什么样子，只能看到朋友在忙碌的看护之中对我在邮件里说起”他神智清醒，对于身后事也已交待清楚。应该说，我们全家对将要面对的情况都有心理准备。但是这种事情再多的准备，到发生的那天还是会觉得困难的。我现在尽力多陪陪他，有一天是一天了，尽量不留遗憾。“
做儿女的能做的还有什么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是怎样的哀伤啊。我这两位朋友正在受难的父母，都没住院，选择在家里看护。朋友说”一切以他心意出发，医疗的力量很有限。人的生命还是靠人自己的命。希望我爸的命还没有到终点。“
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但我们每一个凡人面对自己亲人的病痛都不可能置之度外。我们都不是庄子，可以看透生死，超然忘我。毕竟，父母都只有唯一啊。
我的朋友和家人都很坚强，陪着父母最后的日子一定是百感交集，但她们在尽力做着能做的事。陪着父母度过每一天，这就足以让老人安慰。“尽人事，听天命”。
她们要么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要么是长女，是家里的支柱。我看到的朋友脸上只有承担和坚毅，哀伤早已收起掩藏。她们远比我做的多得多。我家里凡事有哥哥姐姐、姐夫操劳、出力，我这个不在父母身边的孩子，除了一腔孝心和相思，什么也没有做。我爸爸去世时时脑梗发作非常突然，我从没想到那一天是那么出其不意地降临。不管是谁，都不会把死亡和自己的亲人联想在一起。周五我还和他打电话，他笑着说在刮胡子，周六和我妈去我大姐家，他那时腿已经浮肿，但他拒绝去医院，是我大姐硬拉他去城里看病的。周日早上还没去医院，人就不行了。下午我姐姐通知我“爸脑部大出血病危”时，我简直像个傻瓜一样，慌了手脚，不知道该干嘛、老公一听就慌了，让我给赶紧单位请假，“赶紧赶回去啊”。我那时竟然希望变成个鸵鸟，把头埋起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似乎那样爸爸就不会离我而去了。我没有为他做任何事，我赶回家时没有见到最后一眼，也没有看到他最后痛苦挣扎的场面，只是摸到他还有余温的手和耳垂，脸已经被黄纸遮盖了。
我在心里为我朋友的父母祈祷，他们经历了无数风雨的生命应该不会就这样到终点。我也希望我朋友像我儿子两岁多时描述的干妈，"是从容样子“。
周末翻到我大学时的一本笔记本，扉页抄了这么一段话：
飘飘入世，如水之不得不流；
不知何故来，也不知来自何处；
飘飘出世，如风之不得不吹，
风过漠地又不知吹向何处。
伽亚谟《鲁拜集》
谨此祝福我朋友的父母平安！
我爸的一次维权行动
我爸的一次维权行动
休假回老家期间，我得以有机会翻检爸爸留下的抽屉。从表皮已经剥离、脱落，像皲裂的土地一样的褐色牛皮包里，找到很多他悉心保存的遗物。有他为我二哥工伤提起的认定申请；也有为打工工资事宜几乎要向老板诉诸法律的起诉书底稿；有为我家人的纠纷提出的民事诉状留底；还有向报社反映报纸文字问题、村民现实问题的信件底稿。其实他只是个退休返乡的书生，本是个生性疏懒、豁达开朗的人，什么事情都愿意息事宁人，从不去计较。但他又是个耿直、热忱的人，眼里容不得沙子。他遇事不怕事，一定要讨个是非曲直，容不得黑白颠倒。他一辈子都难改嫉恶如仇的本性，喜欢仗义执言，自己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看不惯“官老爷”不知民间疾苦的作法。他在一个信封后面写有几句话“草菅人命、横征暴敛、权势冲天”，不知道是因何事让他如此愤慨！说他是个“公民”也好，或者他自称的“农民”也好，他比我这个学法律的女儿更像个维权斗士。我除了实习时去过“公检法”部门，从没和法律再沾过边呢，我那些法律知识早都成了故纸堆了，何况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总是在“与时俱进”。我完全是遵从了我一个老师说过的话：“大学毕业都没学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搞什么法律，趁早改行。”
我看到我爸遗物里有一份最为完整的资料，他的草稿和消费者协会的反馈、批转都有留存。有前因有后果，留下他的一次维权行动的印迹。事情的起因是为了安装电话，电信局收钱不办事，他作为村民代言人及个人消费者向消费者协会反映，直至问题解决。
我得先回顾一下我记忆中有关电话的故事和发展史，佐证我爸维权的迫不得已。曾几何时，电话是垄断专营的稀缺商品。我记得87年上大学时，每个宿舍楼只有一部拨盘电话。电话“叮铃铃”一响，看楼阿姨就从窗户探头喊叫“***室，某某某来接电话。”如果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宿舍，她当然得走出传达室去喊。打电话的人已经付过费了，接电话是不需要付费的，但得给阿姨呼叫付辛苦费，大概是1角钱。根据严歌苓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幸福来敲门》，描述的就是八十年代的故事。我喜欢的两个演员蒋雯丽扮演的江路和孙淳扮演的宋宇生这对冤家，就是因为在院子的小卖铺接打电话，结下了悲喜情缘。我91年毕业前夕找工作时为了和老家联系，好朋友陪我去电信局打长途电话。我记得在交完押金等候叫通的时候，蚊子差点把小腿咬遍，那个燥热的旧木地板房间和遥远的电话带给我的仍是无望。刚上班时和家里人为了急事联系，只能厚着脸皮去领导办公室给姐夫单位打通电话，匆忙说两句。92年7月，我第一次出差去挂林学习一个月的国际业务，这当然是让同事艳羡的美差，可是要离开热恋的男朋友还是不舍。熬过一周就去住宿宾馆不远的电话亭，打一次长途电话，诉说一下甜蜜和相思。
寻呼机的出现大概是为了辅佐、延伸电话的功能。92年9月单位为我配备了“无线寻呼机”，那是从电信局“126”台购买的松下竖式数字寻呼机，后来寻呼台才遍地开花的。要知道那只是因为我们部门不到十个人是做“国际业务”的，领导说“时间就是金钱”，才享受的特权。那时候寻呼机还很稀罕呢，我的号码还在一万之内。公交车上谁的传呼机“滴滴”作响，全车人都会扭头看。有些人会让传呼机多响两声，感受一下艳羡的目光再美滋滋摁下，还得赶紧下车找公用电话去回复。
我记得93年底我结婚不久，老公去南方出差，我只休了三天婚假就被单位叫去上班。年末熬通宵加班做完决算，元旦放假腆着脸向领导借了他的“大哥大”作为犒劳，想和老公在约好的时间通话，感受一下“电话诉衷肠”的浪漫。那时候“大哥大”可绝对是身份的象征，像砖头一样重的蜂窝式摩托罗拉手机，必须用专门的手提包才能装下。能提那包的，不是有身份的人就是有钱的老板。大概是95年，有个同事花了三千多元初装费给家里安装电话，让人好不羡慕。除了能掏出那笔不菲的“初装费”，那至少相当于半年的收入呢，关键是还得有路子，排队几个月才能搞到指标。我自己家里安装电话是在97年，老公在外县找了份差事，联系就显得非常需要了。
我在97年4月的日记里记载：“他的工资已经拖了三个月未付，但我还是打算找人安个电话吧，起码他在无聊的时候可以听听我和儿子的声音。”我在日记里还写到“两岁的儿子总是拿起计算器贴在耳边假装电话，喂，爸爸你好！喂，爸爸再见!有一天他周末起床就说要给爸爸打电话去，到楼下游玩的地方去打，可是他说自己“没有钱钱”。问他要给爸爸说什么呀，他说爸爸给我挣钱去了，爸爸回来吧。”我记得我是享受了“5-17电信日”优惠，交了一千八百元初装费，当然也托了熟人。可是说了两个多月，排上队，依然不见动静。一次两次地打听，熟人出面调停，总算来安装了，还因祸得福地给了比较好记的号。原本这号是给重要部门或人物预留的，因为给我家的电话迟迟没有安装，所以临时顶凑了。别说安装电话，连选号都是需要求人的事呢。我记得当时我天真地问老公“这么一大笔初装费日后会退给我们吗？”他瞪我一眼，“你想什么美事呢？”我不解地追问“可是我们安了电话，就算不打，每个月也要交30多元的月租费，每次打电话的钱另收，这个初装费是师出何门呢？”他正沉浸在安通电话的喜悦里，哪有功夫理会我的愚昧，“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你不想安，想安的人挤破头呢。”这倒是的。我家的电话号和证券交易税的电话很像，刚安装时经常有人打来电话询问股市讯息。
我在后来的单位花五十元购买了已到折旧年限的汉显寻呼机，是摩托罗拉横式寻呼机。那应该是2001年以后了，当时觉得还是挺稀罕的，起码寻呼机可以直接显示信息，不用再找电话去回复。现在已经一钱不值，睡在抽屉里权当收藏了。手机开始流行后，我儿子看到街上有人用手机大声地打电话很眼热，建议“咱们给爸爸也买个手机吧，可以在街上移动着打多好。”我之后拥有的第一部移动电话是个银灰色塑料外壳的小灵通，信号不好，总是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也不能出市区出差携带了。2002年下半年我和同事团购，预交两年话费得到第一部手机。每人从工资里按月扣除缴纳，总计五千多元或接近五千元，拿到彩色显示屏、彩铃的三星或摩托罗拉手机，兴奋不已。现在想想够奢侈的，只是因为每月扣减，慢刀子割肉，不觉得心疼罢了。我过年回家还用手机绳，把我的摩托罗拉手机拴到脖子上，给我的小侄子炫耀什么叫“十六和弦”的铃声。那么多话费两年之内怎么打得完呢？我几乎隔一天给我妈打个电话，她老人家不懂啥叫预交话费，她怕浪费我的钱，每次不等我唠叨完就挂断电话。我和外地的同学聊天，也和国外的朋友聊天。朋友说国外话费比国内便宜多了，让我放下电话她打过来，可是我的话费不是不打白不打的吗？
手机现在当然是满大街可见了，有钱的可以买几千元或者更高档的品牌手机，没钱的也可以买几百元的山寨手机。“有钱和没钱的区别无非就是：你去买苹果4代，我去买四袋苹果”呗。我现在只知道用手机发短信，我才要上高二的儿子已经换过好几部手机，除了手机的主要功能，还得有“智能”。手机在他手里纯属玩具，可以玩游戏、上QQ、查字典、看视屏、听音乐，忙得不亦乐乎呢。固定电话也不再是电信局一家专营，铁通、网通等都进区、进院打促销战，“初装费”终于成了历史，不过每个月的“月租费”也够电信部门白赚的了。
我儿子上幼儿园后早期的假期都是领回老家，他爷爷家安装电话也很晚，只能约好一周去外面打一次电话，或者我姐姐领到她们家去给我打电话，以解我对儿子的思念。我在日记里记录了很多有关儿子打电话的细节。“四岁的儿子被爷爷领着给我打来电话，一口天水话：妈妈，我耍得好得很。妈妈，我想你哩。妈妈我玩得乖，吃得好。妈妈再见！”三言两语就算汇报完了。有一周他爷爷不领孩子打来电话，我还会心生怨言。可是后来他爷爷家安装电话了，儿子却只顾高兴地玩，不肯接电话和我们说什么了。
言归正传，说说我爸维权的事。其实我想给父母安装电话的心愿由来已久，我爸爸热心公益，但给我回信总是在我妈的几番催促之下才迟迟提笔，往往是我写三封他回一封，都是言简意赅。我妈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我要想和他们说说家常只能指望电话了。可是农村电话没有布线，我也鞭长莫及。2000年时村里十户人家凑起来打算安装电话，我得知消息立即为父母汇了六百元初装费，让他们一定要尽早安装电话。一来我在外地，在电话里可以向父母问寒问暖，即使报喜不报忧，说说“我的工作挺好，孩子也好，家里都好”，听听彼此的声音也是好的；另外父母年龄大了，万一生病可以让城里的姐姐及时得到消息，他们如需要什么东西，也可以及时通知姐姐们周末去看望时采购。
我爸保留的电话费装机发票显示时间是2000年9月26日，费用568元，上面盖有“赠话机一部”和“电话机已付”的印戳。我爸向消费者协会第一次申诉时间是2001年1月3日，这得多好的耐心等着安装一部电话呀。这竟然还是花钱的买卖，不是免费的馈赠。
我爸的申诉书底稿是这样写的：
市消费者协会：
改革开放20年，我村村民响应党的号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于20世纪已解决温饱，稳步进入小康社会。随着21世纪曙光来临，正大踏步向着更加富裕的道路迈进。但地处乡村，讯息不灵，商事不便，须电话沟通，于是村党支部请市电信局安装市话。局方承诺：10户以上优待安装，并于2000年9月26日派业务员2人，亲来我村宣传。群众交款开票20多户，1万多元，合约成立，口头承诺国庆后安装。岂料一去无消息，书记催过多次，才查线路，做规划。管事的孟科长亲口应承：可以安装，再不扩户，但只说不做，催也不理。迄今3月余，跨一年又跨一世纪，还是光收钱不办事。真不理解：发展电信业务，解决农民困难，本是党的关怀，也是电信职工的天职，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为什么要官商老爷放下架子，改掉恶习，追赶潮流与世界接轨这么难！白拿农民血汗钱脸不红，心不亏，凭什么？如是作风，怎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农民最通情达理，电信局既单方毁约，装机无望，请贵会协调，按违反“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受理，赔偿损失，退款道歉！
落款是窝驼村党支部。我爸不是党员，他只是个捉刀人。不知道他这次申诉有无结果，他于2001年2月13日又以个人名义再次执着地提出申诉。
这次我爸搬出新的理由，以期打动消费者协会：“窝驼是个回族同胞聚居的民族村，民族事务、宗教事务与市内发生频繁；窝驼又是个城乡结合点，上市有公交专线，却远离太京公社20里，反而不便。”他又补充了新的进展，“年前电视台过问，才栽杆拉线，又热了一阵，只等装机通话，却又凉到今天。但奇怪的是，对原有自己栽杆拉线已通话的几户，把旧线拆了，接在新杆上。本以为新增户栽杆架线，万事俱备只等装机，却不声不吭不干事，不知为何？更可恶：胁迫农民，个个签名，写下局长强加给农民的：将来中央优待西部农民，也不得改农话。这是丧权辱格的协议，剥夺了消费选择权，是开除国籍的卖身契。还有，发票上红印：“赠话机一部”的优惠，大食言，不赠了。迄今收款违约近半年，从2000年到2001年，国庆过了，春节又过了，不闻不问。好像老百姓欠他们的，应该要，应该白收。光爱钱不办事，与巧取豪夺何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