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三，荠菜当灵丹”，春天的地里不仅麦苗返青从地皮上直起腰杆了，地里的野草也纷纷探头了。荠荠菜是比较招人喜欢的野草，源于美味可食，而且据说营养丰富，爸爸说民间有“春食荠菜赛仙丹”的说法。南方有三月三吃荠菜煮鸡蛋的习俗，但我家都是用荠菜包扁食。我妈不会一张一张擀饺皮包饺子，而是擀一大张面，切成梯形块，做成馄饨一样的“扁食”，不过比馄饨馅多。春天的荠菜就是最好的馅料，和肉也好，和豆腐也好。荠菜基本都是我和小姐姐从地里挑出来的，我小时候不知道是笨拙，还是干活潜意识追求完美，每次姐姐和别的伙伴赶在前边挑大的菜，我跟在她们屁股后面打扫战场，一定要把每一棵小菜都清理干净才甘心。拿回我家厨房算野菜，长在地里就是害事的野草啊，其实长在别人家地里和我好像也无关的。我这点风格承自我爸，他老年退休回家务农在地里锄草，也是力求大小通吃，几乎把地翻遍，被大家笑话“在地里绣花呢”。我得到的嘲笑当然更多了，我妈总是指着我的半筐菜和姐姐的一筐冒出尖的菜比较，笑话我怎么就不开窍，干活不长眼色，怎么就不知道赶在人前面拔尖呢？可是我这个笨鸟干活就学不会先飞，总也改不了缩在别人后面清理的毛病。后来大家总算舒了口气，这个干活总撵不到人前的笨姑娘学习倒还不落人后。我还想起一个关于饺子的笑话，我舅家的孩子去城里我姨家，姨姨好心包了饺子。孩子以前从没见过，回去给他妈告状“姑姑家把扁食的耳朵都咬掉才让我吃”，哈哈，我们每次提起这个笑话都忍不住大笑。
农历四月四，恭逢佛教中传统的文殊菩萨圣诞，我现在想不起那天要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五月五”是端午，北方没有赛龙舟的风俗，只有缠荷包、包粽子、戴彩绳。当然，在地埂边拔艾蒿、踩露水是我们睡醒前我妈已经做完的事了。我妈用绸布缝的荷包，布料是做绸布棉袄的边角料，香豆也是在菜地边捎种的一行。我们看不上她做的土气的香包，自己在学校学会用五彩线缠荷包，样子就是荞麦形的六棱荷包。虽然每年都缠，但纸的材质、丝线的颜色年年在改进，好不容易得到一张挂历的油光纸都是让人羡慕的，缠出的荷包才可以不断挑战体积的极限。我妈包粽子的手艺其实一直没学过关，不得要领。尽管年年包，可是她包出来的粽子就是扁梯形或三角形，不是锥形。扁粽子不但样子不好看，四角漏气，糯米总是有点水叽叽的，不是太瓷实。但就是这样的粽子，闻着锅里新鲜的粽叶和糯米散发出的清香，依然让人馋涎欲滴。我妈的粽子品种也很简单，不是纯糯米就是放一颗红枣，剥在碗里拌上蜂蜜，凉凉甜甜的滋味就是夏天里最好的美食了。小时候大哥自己养蜂，所以大多数时候蜂蜜也是自产的。家里的老槐树开花时，或者地里的油菜开花、荞麦开花时，大哥都会放蜂。在后园放蜂时蜜蜂飞得满院都是，我们吓得躲进屋里，唯恐被蛰一下。大哥戴着纱布面罩，指挥着那一群蜜蜂。等蜜蜂们采够蜜，疯够了再乖乖回到蜂箱里一扇扇自己的巢穴去，那会儿觉得大哥真挺伟大的。
“六月六，请姑姑”是一个流传很广的风俗。每逢这天，村里各家各户都要请回出嫁的老少姑娘，好好招待一番再送回去。据说这个习俗是从春秋战国时候就兴起的，称为“姑姑节”，在六月六接回闺女，应个消仇解怨、免灾去难的吉利。“六月六，不吃鸡就吃肉”。农村嫁出去的姑娘，就像泼出去的水，在这一天却被当做尊贵客人对待。其实姑娘也就是担个名，不管吃鸡、吃鸭还是吃肉，大概都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夏收夏种大忙季节，给壮劳力补充营养吧。小时候姐姐没出嫁前，这一天我们几个小的会和来请妈妈的表哥一起去舅舅家做客。不过妈妈惦记着家里的麦收，一般也不会长呆，无论是舅舅家，还是我家，平时最好的饭就是臊子面。洋芋、胡萝卜、豆腐、萝卜都切成丁，我家还会汆点木耳、黄花，肉臊子当然是少不了的，讲究的摊个鸡蛋饼切成丝，出锅时再撒点香菜末。这样的面，颜色、味道、营养全有了。家里地多时大哥一个人收割不过来，会请麦客帮忙。招待这些卖苦力的人，我妈从不心疼，他们吃好了才有力气干活嘛。从他们吃饭的本事我妈也能分出优劣，“头等麦客能吃能喝，二等麦客光吃不喝，三等麦客不吃光喝。”最不能干的麦客累得连吃都吃不下，只剩喘气、喝水了，苦力这碗饭真不是那么好吃的。
“七月七”的夜晚，就是俗称的七夕节，也称之为“乞巧节”或“女儿节”。我妈知道的故事不算多，但她也知道王母娘娘和牛郎织女的故事，她会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今天晚上牛郎织女就在鹊桥相会了，你们在葡萄架下听，还能听见他们说话呢。”我没看见牛郎，也没看见织女，完全是“狗看星宿一灿明”。对那个无端拆散美好姻缘的王母娘娘实在没有一点好感，对我妈摆出来的水果和自己做的巧果倒有天生的好感。现在的水果是商品，可是我小时候家里是以种粮为主的，果树只是自家院里栽种，完全是自给自足。在这个草木飘香的季节，吃到各种新鲜水果，当然算美事一桩。那时候还没有中国传统“情人节”的说法，小孩子只管吃好、玩好。
八月十五过中秋，小时候的月饼就是像什锦点心的那一种，里边都是干巴巴的冰糖、红绿丝，无非是表皮做得更有型。虽然那时物品稀少，但我小时候就不爱吃这些东西，只喜欢吃点心的酥皮，所以包点心的纸包经常由我来负责清理。我妈说我生下来不吃甜饼干，我爸只好买一点咸的梳打饼干补充，我有点匪夷所思，我竟然会在什么零食都没得吃的年月挑食，大概那时候真不知道“愁滋味”。我长大后姐夫们过节来“缀节”，提的月饼是从小到大一摞，味道还是一样单调，真不如我妈自己烙的月饼新鲜好吃。我妈烙月饼很简单，馅是蜂蜜、核桃仁、黑芝麻，炒一点熟面调进去，馅会更酥一些。外面用铁夹横竖夹上花纹，抹上一层姜黄。给月婆子送礼的花馍也是这么做的，不过没有馅，而是一个大锅盔。饼子出锅前我妈会用火柴往下扎出一个个小眼，“观点”一下火候。一俟月饼出锅，还没等我妈献月亮、敬月神，我嘴凑上去左吹右吹，好快点凉下来咬一口。我妈这个自制月饼，不论色、香、味，绝对超过商店买的什锦月饼。有了蜂蜜、核桃仁、黑芝麻的香和甜，外面夹不夹花纹，抹不抹姜黄，对我来说都不重要。读大学以后的中秋里，我很少在老家和家人团圆，一起看月圆，吃月饼，但总是想起我妈做的月饼。我后来学着她的手艺，给儿子也做过，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有点香甜的饼子罢了，他大概领会不了月饼里的乡情。
“腊月八，啪沓沓。有米饭的吃米饭，没米饭的掐娃娃”，这是一句天水俗谚。再穷也不至于吃不起小米饭。每逢腊八，我妈做的小米饭与平日不同，会放点肉臊子，切点胡萝卜丁，再撒点葱花和盐，熬出一锅带点咸香的小米饭。
腊月二十三就是小年了，这一天，老家习俗是杀鸡献灶，烙灶饼、献灶糖。晚饭后，我妈早早收拾停当忙着烙灶饼，一般是十二张，寓意一年十二月；如果逢闰年，则要烙十三张。烙好后先摆放在灶头，洗手点蜡焚香，磕头祭祀“灶爷”。等一炷香后，我妈会将每张灶饼掰出一点，抛到厨房顶上，恭献灶君受用，剩余分给我们大家吃。灶饼其实也没有特殊的味道，无非是放了甜馅，但吃完灶饼，就可以盼着过年了。我妈说献灶糖就是要把灶神的嘴涂甜，黏住灶神的嘴，让灶神“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我们长大后我妈不做灶糖已经很多年，现在每年春节回家，我婆婆一定会留着老家带来的灶糖和灶饼，给我们吃一口图个吉利。
“过年”意味着什么，不说都知道是一年里最好的日子，当然先要磨刀霍霍向猪羊了。我小时候和姐姐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给猪找菜吃。有时候上山去地里挑，有时候图省事去河坝割一筐水芹菜。分田到户后，家家的地都是精工细作，地埂越挖越细，连河坝滩涂、山脚下的闲田都被扩进各家版图，野菜还真不好找。冬天我们这两个猪倌就解放了，猪食主要是晒干的胡萝卜叶、油渣、麸皮和玉米面汤。喂了一年的肥猪，腊月里杀掉，过年吃一半，剩下一半腌在缸里真可以细水长流吃半年。我记得有一年杀猪，那应该是一头不算笨的肥猪，一看阵势就知道末日来临，野性大发，绝不想乖乖束手就擒，任人宰割。我妈已经烧好一大锅开水等着，可是几个壮汉竟然不能将它绳之以法。它拼了命在院子里一圈一圈奔突，凄厉地嚎叫着，喷着粗气，眼睛瞪得血红，那殊死一搏的架势简直像要吃人，根本没人敢近前。我这个胆小鬼早被吓得躲到爷爷上房，用棉花塞住耳朵，从门缝里窥视满院的纷乱。后来听我妈说是被赶到茅坑里，用门杠打晕才拖上来杀掉的。尽管我妈一再感叹这真是一头有性格的“刚强”猪，但不影响她从猪头到猪脚，从猪皮到猪油通通收拾给我们吃。我为刀俎，它是猪肉，如之奈何？我们上中学后家里就不再喂猪了，本来住在回民村也不方便，大家都改吃牛羊肉，倒是更显得民族和谐了。后来村子成了种菜区，满地边菜叶任其晒干朽烂，猪也吃不上了，也怪可惜的，真是“有牙齿的没锅盔，有锅盔的没牙齿”。
过年我妈要准备的除了一大竹箩馒头（至少能吃到正月十五），还要早早酿一坛甜醅或米酒，蒸几笼最受大家喜欢的夹板肉，炸一缸油果、馓子，剩下的热油顺势炸丸子、炸豆腐、炸里脊。天水的里脊都是做成酸辣里脊，用蒜苗炝锅，味道非常窜，后来在很多地方吃过糖醋里脊，总是没有那个香味。甜醅或米酒用麦子或大米，煮好后在案板上晾干水汽，拌上酒麯，就可以入坛了。我妈吓唬我这时候酒麯还没发酵，可不敢偷吃，吃了会变成哑巴。丸子有肉丸，也有洋芋丸或者豆腐丸，那时觉得只要过油的东西，没有不好吃的。炼完猪油的油渣，剁碎包在三十晚上的扁食里多提味啊。正月初一穿上新鞋新衣服，兜里揣几颗糖，等几角压岁钱，就盼着吃一顿浇了煮肉、夹板肉和肉丸的白菜豆腐粉条烩菜，以及拌了猪头肉、粉丝、菠菜的胡萝卜凉菜酒碟。现在过年可吃的花样多了，但我一想起小时候正月初一那顿漂着油花的烩菜、与平日不同的酒碟，还会口舌生津，那就意味着过年的味道。如今饮食讲究低脂、低糖，可是我们那会肚子里没多少油水和糖分，哪顾得了什么健康不健康的。
我中学六年住校，吃的最多的是我妈烙的小饼和咸菜。小饼是一次一个的量，为了能存放，里边卷了油和盐。我妈的咸菜缸从冬天到夏天一直都不空着，品种丰富，我最爱吃豆角、莴笋和胡萝卜的咸菜。每次我妈把咸菜切碎，用油炒了，我再让她拌进去辣椒油，塞一罐头瓶就够我吃一周了。不过这么香的咸菜带到10多人住的宿舍，免不了要大家品尝，有时候就带两罐头瓶。后来我上大学了，我妈的咸菜也渐渐没人吃了。上大学每次离家前，我妈都会为我专门做荷包蛋。有时里边是炒菠菜，有时是炒韭菜，放点粉丝，吃了这碗沉甸甸的荷包蛋就可以上路了。我给儿子说起以前只有每次出远门才能吃到荷包蛋，他很不以为然。说实话我只管吃，还真做不出像样的荷包蛋，煮出来的是一锅鸡蛋花。过年回家专门向我妈和姐姐请教了一下，知道了小火才会让鸡蛋包在一起，不至于散开。现在我单位食堂的早点也提供荷包蛋、疙瘩汤，我回家给我妈说一吃荷包蛋就想到她，她听了一脸甜蜜，像自己吃到了一样。
我爸是个讲究生活的人，但他除了每天早上让我妈烧一壶新开水泡茶，再没什么挑剔的。他的饮食和他处事一样，顺应天时，喜好到什么季节吃什么时鲜，在周而复始的简单生活里品尝滋味。春天来时，总有山里的亲戚送来乌龙头，这是老家山里特有的一种野菜芽，状似毛笔头，味道略苦。起初我接受不了这个苦味，但禁不住爸爸劝说要知道入乡随俗，尝遍人间百味，也渐渐喜欢上了。乌龙头可以凉拌，也可以做大卤面。我妈做的大卤面，是用油浸过的面扯出来的宽面，“宽面大臊子”，当然比普通擀面更香、更有嚼头。我到现在都喜欢吃宽面，这既是吃惯了我妈做的大卤面，也和我粗放的性格相符。
春天里除了芨芨菜，还有一种常吃的野菜——斜蒿，白杆细叶子，根倒挺粗。斜蒿长得精致，凉拌做出来味道也很香。我爸说外地人也吃马齿苋，我妈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用这种生命力异常顽强的野菜喂猪了。我妈是个没什么见识的农村妇女，她的观念都是口口相传固有的，她会把卷心菜的根切了凉拌或腌菜，但绝不会吃我爸说外地人叫“翠衣”的西瓜皮。她只知道吃甜粽子，陪她去杭州旅游路过嘉兴，她怎么也咽不下有名的嘉兴肉粽，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宁夏吃过凉拌苦菜，我老家只用于做浆水；我在山东吃过油炸香椿，和我老家的吃法全不相同。凉拌蕨菜、凉拌苜蓿、凉拌芜菁也是到季就吃的时鲜菜，老家后园种的香椿则是最方便的，得来全不费工夫。香椿芽在开水里一焯，直接凉拌或者与豆腐凉拌，味道都很独特。我妈把臭椿芽都能做了吃，不过是开水煮的时间长一点，再用凉水拔半天工夫，味道好像也不差。现在市场上卖的香椿芽价钱很贵，但闻不出香味来，大概是温室培育的。
我爸最爱吃春韭菜盒子，他会一边咂着嘴吃，一边教我吟咏杜甫的诗句“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梁”，只差“惊呼热衷肠”了，感觉好像神仙日子一样。他真的讲过“访旧半为鬼”的故事，从历年“运动”里熬过来的人，对于“活着”都格外珍惜。我爸说他有次去陇南文县碧口镇出差，想起好像有个老同学。爸爸说他不管在哪找人都非常“巧”，七拐八拐总能找到几十年不见的人。但那次他最后找到的是同学孤苦伶仃的老母亲，他的同学在文革里早自杀了。同学的老母亲想不到儿子走了这么多年还有人记着，我爸想不通的是文县是个山清水秀，天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同学怎么会没躲过浩劫？
夏天里最消暑的是我妈炒的大麦茶了。大哥每天下地回来，端起凉在案板上的一大瓷缸大麦茶，一饮而尽。我那时候对这个看着黑乎乎的东西不以为意，想不到这几年餐馆也流行大麦茶，我这才回想起我小时候喝过的麦茶。麦穗快熟的季节，我会揪几个回来让我妈在灶火烧，那个香味简直没法形容。烧熟的麦穗在手心一搓，吹掉麦皮，半绿半黄的麦粒嚼起来非常有劲道。等到麦子彻底成熟就发干了，错过烧麦穗的时节。大人们在前面忙麦收，我和同学放学后就提个筐子，或者直接背着书包徒手去人家刚收完的麦地，总能捡到一些地边漏割的、捆扎漏下的，或者车上掉下的麦穗。这些麦穗做粮食磨面显然太少，但煮一锅新麦真是最好的选择。煮熟的新麦拌糖也行，拌蜜也行，什么都不拌，也有自然的清香味道。
夏天可吃的菜非常多，但我最喜欢吃凉拌灰菜、油泼茄子和蒜薹炒肉、青椒炒茄子。在我妈看来，用猪油炒比较“吃油”的蒜薹和茄子才好吃。槐花飘香的时候，我妈用槐花焖一锅面也是美味。焖面老家叫“穹馍”，可以用榆钱蒸、槐花做，平时最多用洋芋做。刚出锅新鲜吃，我喜欢剩下的用油炒过的味道。
秋天到时，我妈除了填满咸菜缸、酸菜缸，还会早早做西红柿酱，晒干菜。蒜薹、豆角、茄子、莴笋、菜花等都可以挂在屋檐下晒着做储备菜。洋芋、胡萝卜收获时，我妈做完饭的灶火里埋个洋芋、胡萝卜，等吃完饭、洗完碗，也差不多熟了。用灶火烧出来的苞谷也比煮的香，大概是沾了草木灰的火色。有时候我妈会煮一锅洋芋，爸爸喜欢蘸蜜吃，我觉得蘸糖、蘸盐也都各有风味。此外，平时主食吃面，所以总离不了在“面”上下功夫。老家的柿子不是薄皮可以立食的品种，村里的柿子分给各家各户，我妈先煮一大锅让我们解馋，剩下的放到屋顶等霜“杀熟”。高处不胜寒，柿子在屋顶经霜变软、变红，就可以取下来，焗一锅熟面拌柿子吃，甜软的柿子被面裹成一块、一绺，干面也不至于呛人，这个吃法真是有创意。
冬天实在没啥好吃的，房檐下掉的冰梭子、冰串子我也想方设法跳用棍子倒下来，这不就是老天爷给我们做的冰棍吗？虽然没颜色没味道，但唆两口，聊胜于无。我妈常撇撇嘴“嘴里真是没味道了吗？”嗨嗨，冬天的嘴里还真是寡淡得没味道了。家里除了吃窖里储藏的冬菜，我妈晒的干菜、腌的咸菜、西红柿酱，甚至会冻豆腐。晚上把豆腐切成块放外面，不一会就冻成干了，怕被野猫或家鼠偷吃，会用爸爸自制的挂篮高高挂起。猫和老鼠都等着过年，我们何尝不盼着过年呢？
我从小还喜欢吃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茄把、蒜薹帽、韭苔帽、鸡冠这些柔柔的边角料。高粱（老家叫蜀黍）上长出来的一种寄生菌也是我爱吃的，白白的像烟卷，叼在手里模仿抽烟的架势很好玩。虽然没什么味道，但就是喜欢吃那个柔软的感觉，恨不得人家地里的高粱都别结穗，全长成这种菌才好。我妈每次炒茄子都得给我留着茄把，炒熟焖一会先给我盛出来吃。家里的鸡头也基本是我包揽，我后来考上大学姐姐落榜，妈妈说“家里的凤冠都让你拔了呀。”不过她的讲究是不让我们吃鸡翅、鸡爪。据她说吃了鸡翅会飞得太远，吃了鸡爪只知道用爪刨钱，吝啬吧（她的原话叫贼眉）。我在她的监视下没有吃过这些东西，一样飞得离她很远，倒是没学会刨钱。我是在上海同学的感染下才学会啃卤鸡爪和鸡翅的。
孩子终究是孩子，小时候妈妈做的这些吃食之外，也有眼馋的时候。那时候上海大白兔糖或者北京花生牛扎糖，大多数是过年才能按颗分到手的，平日里没多少可盼的，我想起一盒山楂丸的故事。山楂丸是助消化的药丸，可是毕竟有甜味啊。家里有盒山楂丸高高架起在炕边的大衣柜顶上，我看着盒子却够不着，怎么办呢?灵机一动，有了，拉出衣柜的抽屉，踩在上面不就是现成的梯子吗？可是踩上去还差那么一点点，我只好下来把抽屉再抽出一点，踩在抽屉边沿上，踮着脚总算够到了，可是抽屉也被我踩得干脆掉下来，我手里抓着山楂丸的盒子，在炕上摔得四脚朝天。独立包装在一个个小盒里的山楂丸撒落在炕上、地上，小盒上的蜡封都溅落在地，幸好抽屉结实。我慌慌张张，非常狼狈地打扫战场，偷偷取了一颗又踮着脚尖把盒子硬塞到衣柜顶，再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咂吧着嘴回味着带点微苦的甜蜜离开现场。
有人形象地说，天水人走到那里，浆水缸背到那里。我每次感冒口中无味时只想吃一碗清淡的浆水面，浆水的确是有去热清火、清热解暑的功效。浆水的做法是选用鲜嫩的苦苣（苦菜）、苜蓿、荠荠菜等野菜或芹菜、莲花菜做原料，切成细条，煮熟后加上发酵引子，盛在瓷罐内盖好，三天后即成浆水。天水人做浆水面的浆水是用蒜瓣、红辣椒炝熟的，要炒韭菜做浇头，炒青椒佐味，不像兰州人吃浆水是直接煮开，味道差了很多。不过兰州人吃浆水面讲究配卤猪蹄，浆水面成了配角，我和我妈倒是都钟爱猪蹄的。兰州人更倾向于喝浆水，天水人则更重吃酸菜。外地人觉得浆水发酵过的味道不太好，不容易接受，不过我觉得比起北京豆汁来，浆水真算清淡的。我是个口粗的人（我妈的说法叫口壮），中学住校，在上海读了大学，受同学影响南北口味通吃，从不挑食，可我就是喝不下豆汁，不管它多有营养，多有皇城的盛名。
天水是以面为主食的，面的做法从早上的鸡蛋面糊糊、拌汤（有的地方叫疙瘩汤），到中午的各种臊子面、浆水面、用草帽搓的猫耳朵、酸菜洋芋馓饭、苞谷面锅鯫（鯫是小鱼的意思，文雅的也叫漏鱼）、扁食、面皮（也叫酿皮），再到晚上的各种饼子，如包谷面甜馍、白面锅盔、蒸花卷、蒸馒头，总是离不了面。从焖面到炒面，再到焙杏仁面茶，水洗面筋，无所不用其极。平时吃白面、包谷面，偶然也吃高粱面，但好像只用于蒸馍。包谷面甜馍现在很少有人做了，蒸发糕更简单，我倒很怀念我妈“塌”出来的甜馍。做甜馍的工具是黑陶的，像半截上小下大的烟囱放在锅中间，类似北京涮锅中间放木炭的桶，但里边倒的是水。包谷面和得半稠不稀，顺着锅边和陶桶（我妈叫凹，倒挺形象的）抹平，锅下面有火烧，锅里面有汽蒸，所以做出来的甜馍底下是硬的一层锅底，但上面是酥软的。为了更甜一些，我妈还会调一些糖精。那时候总贪图甜的好吃，不过我妈也听我爸说吃多了不好，放得并不过量，她也知道“胶多了不粘，蜜多了不甜”物极必反的道理。
荞麦算杂粮，我爸喜欢吃荞麦面条，荞面必须混合白面才能擀成形，这应该是个手艺活。熟能生巧，我妈总算摸索出合适的比例了，做出的荞面不软不硬，有荞面的味道，也有白面的样子。天水最有名的小吃呱呱、凉粉多是用荞麦做成，也有用冰豆做的、淀粉做的，最受欢迎的是荞麦的。天水几乎每条街巷都有卖呱呱、凉粉、面皮的小馆、小摊，还有推车挑担、串户叫卖的。我妈做呱呱是个很麻烦的大工程，多数时候在雨天花半天时间慢工出细活。要先把荞麦粉成“荞珍子”，用水泡软，再用盐水瓶和碗边擀碎，非常费力气，然后滤出淀粉加水入锅，用小火烧煮。直到锅内形成厚厚一层色泽黄亮的呱呱时，才可盛出装到盆内加盖，经过回性，就大功告成了。锅底就是呱呱，上面沁成形的就是凉粉。凉粉可以切成条吃，我妈更喜欢捞成丝吃。呱呱的吃法有些特别，是用手撕块的，大概因为荞面柔韧性强，撕成小块容易入味，再配上辣子油、芝麻酱、芥末、酱油、盐、醋、蒜泥等调料。天水甘谷盛产辣子，天水人吃面也喜欢辣，呱呱就是典型的辣味小吃。兰州人喜欢以牛肉面做早点，天水人则习惯以呱呱为早点。有不少外地游客面对满碗流红的呱呱，会咋舌、冒汗，看着呱呱是用手捏碎、撕碎觉得不太卫生而错过了品尝的机会。但很多吃过的人都会上瘾，天水呱呱和松子是最常被捎往外地的特产。
我每次大学假期或者工作后探亲，刚放下早饭的碗，我妈就开始问“今天想吃点啥？”哎呀，我又不是为了吃才回来的，我总很不耐烦地回答“吃、吃、吃！一天就知道说吃，从早到晚就忙乎吃了，你随便看着做吧”。我妈一撇嘴，“这娃呀，你回来吃上点我做的饭，我心里就了然了。”她总归会每天变着花样给我改换口味就是了。以前家里蒸面皮的锣半个村都会轮流借，很少有挂在我家墙上的时候。现在村里也有卖面皮、呱呱的，卖花卷、面条的，条件比以前方便多了。我妈总会给我做一顿扯面、包一顿扁食，在我的要求下做顿浆水面，
她老觉得有肉有菜才是好饭，浆水面端不上桌。吃到久违的鸡丝馄饨，刚出笼的热花卷，那么简单、家常的清香却让我觉得比山珍海味还难忘。说到这儿很惭愧，我没有像姐姐们在我妈的手艺上推陈出新，我不太会做饭，也懒得包饺子、包子，不知道我儿子以后能回味的，还有什么呢？
我儿子从小体质算好，最常得的毛病是咳嗽和拉肚子，他最惧怕打针输液，但无论多苦的药他都能面无惧色一口吞下去，可是他就是咽不下乌龙头。无论是凉拌的、和肉一起炒的，做在臊子面里的，一看见就做出呲牙咧嘴的痛苦表情。起初我们硬劝他试着吃吃就习惯了，没有苦瓜苦，更没有药难吃，为啥就咽不下去呢？无奈他实在接受不了，我们也就不好强人所难了。我想着冰箱里姐姐给我买来冷冻的乌龙头，忍不住失落地指责他“乌龙头是天水特产，不吃乌龙头就不算天水人”，没想到他曾很不屑地反驳“我生在兰州，我是兰州人，本来就不是天水人。”我简直无语。哎，我们孩子的故乡到底是哪里呢？故乡那些让人回味的美味难道在我们这代人以后就失传了吗？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八月十七日
远去的村庄
在我最初的记忆中，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简直像个大的没边的世界，整天和伙伴们东奔西窜地疯跑，好像总也跑不出村。我那时不晓得“地老天荒”，也没听说过“沧海桑田”，以为所有的村子都是这样，也以为这个普通无奇的村子以前是这样，以后也永远都会是这样。
我们村离城15里，坐落在平川上，处在城乡结合部的位置使它更像个集散地。一河之隔就是新华印刷厂、自来水公司，后来沿路又有了农科所、机械工业学校和另一所中专等单位。天水—定西高速公路的路口就在一里之外，也许迟早有一天，它会像因给高速公路让地而消失的村庄一样，被纳入城市的版图。从我10岁左右稍微懂事到现在也就30年时间，老人们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的村庄已经面目全非。我唯一庆幸的是村庄附近没有挖出金矿之类，也没有建起化工厂，自然环境没有被更多的破坏，故土难离的人们还可以在这里颐养天年。
处在高速发展的时代，10年时间已经足以有河东、河西的区别，我不能想象再过30年，这个村庄会是何等模样？说不定会被拆迁“上楼”，整个村庄都不复存在呢。我总是忍不住在想，我家院子里爷爷栽下的那棵两人才能合抱的老槐树，它会一直挺立在哪里吗？它会有天水南郭寺阅尽历史风雨的“唐槐”的幸运，与岁月一起慢慢变老，让后人感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吗？
我们村不像周围的村子叫“尹家庄”、“姚家庄”或者“师家崖”什么的，也不同于“十里铺”，它有个奇怪的名字——“窝驼”，归属于“太京”公社（后来改称太京乡，现在则叫太京镇）。不知道这个拗口的名字因何而来，村里几乎没人说得清，也许是驻留过骆驼商队？村里也没人追问，反正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窝驼”的人。
这个村子和周围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个以回民为主的大村子，汉族才是这里的少数民族。一进村口东头大家叫做“张家那边”的一片住着少量的汉民，村子里头围绕着清真寺的“马家那边”聚居着回民，当然村子里的姓远不止这两个，但都习惯了这样代称。从小我妈就告诫我们在村里的回民面前千万不能说“猪”，要说“亥”，可别把回民惹了，他们很齐心的。
我妈曾说起建清真寺的时候还征用了我家院子的两颗大椿树做了柱子，那是太爷种的，“这么粗呢”，妈妈圈起胳膊给我们比划时还能看出她有些心疼呢。我生下来时清真寺已经在了，那对我们来说是个神秘的禁地。我第一次进清真寺是因为1976年的大地震，那一年我刚刚6岁，有天半夜被大姐裹着被子抱到院子，我还睡得模模糊糊呢。听着远近杂乱的吼声“地动了(老家把地震叫地动)”，我好像并没怎么感觉到地动山摇，我想象中地震应该是天塌地陷的恐怖情景吧。听说遥远的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不知道地震还会不会再来，村里人家都集中进了四周开阔的清真寺院内，搭起帐篷过渡。那时候年龄太小不知道大人的忧愁，倒觉得大家混住在一起，在帐篷间捉迷藏是挺好玩的事。
“文革”后期开始搞活经济，村里在清真寺的大经堂内办起丝毯厂，大姐、二姐高中毕业后都在那里织丝毯。我借着给她们送饭的机会时常去看，一幅幅顶天立地的梁上绷着白线绳的经线，村里心明眼亮的大姑娘们坐在梁前，对着图纸织丝毯真是“一丝不苟”。师傅是从城里请来的，织的丝毯则是出口商品。她们使用的两种工具很好玩，割线的刀几乎是正方形，刀口一面有点圆形弧度；把织好的纬线夯实的墩子像梳子有齿，但是铁做的，齿长把短，非常重。她们飞快地照着图纸织一行，再用墩子穿过经线一行行砸实，就这样单调的动作，但只有眼疾手快才能成为个中高手，织出图案精美的丝毯去城里“交活”时不会被返工或拒收。我有时也好奇地想体验一下做织女的感受，可惜我费劲栓上去的丝线大姐会一把揪掉。
我忘了丝毯厂什么时候倒闭的，姑娘们嫁人的嫁人，招工的招工，考学的考学，种地的种地，清真寺又重归它的本来用途。每逢回民过节时远近的穆斯林都戴着簇新的白帽子，穿着黑色长袍从四面八方涌入清真寺，亲如一家，在阿訇的主持下举行他们的仪式。这时候和我妈关系好的人家就会给我们送来几个过节的“油香”，有时候还会端一碗精致的“碎面”，不挨边地倒进我家的碗里。说实话回民的饭食做的是精致可口，他们的院子也永远是干干净净的，这些习惯也自自然然影响到同村的汉民，连我妈都常年戴着一顶白色的卫生帽。我妈说村子里自打我们姐妹那一拨去城里上中学后没人再养猪了，这些年年轻人也都跟着回民吃牛羊肉了。后来村口还开起了澡堂，村里年轻人不用再为洗澡发愁了，老年人还是习惯打一盆水擦身。
现在的清真寺不再是空旷的大院，村里回民集资修复了大经堂，盖起两侧的餐厅、澡堂，种上花草，修了拱门和照壁，成了一个独立而完善的宗教场所。照壁门口印着“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清真寺名副其实地成了村里回民的核心所在。
村里原先分为四个生产队，我家属于四队。清真寺旁原先是三队的麦场，现在被改建为“婚育文化”广场。除了“晚婚晚育”、“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标语，我倒没看出哪里体现了“婚育文化”。广场有凉棚和座椅，有棋盘和花园，也有一个标准的篮球场，球场边还有一排健身器，这里成了孩子活动的乐园，也成了大人们茶余饭后来小坐的地方。除了广场设施，随着“新农村”建设改善的还有村里的土路全修成了水泥路，再不会一下雨出门就踩两脚泥了。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我家的邻居，男主人是跛腿，房子年久失修，院墙塌下一半。他家临着村里的中心马路，外人进村都可以看见这个破败的院落。他家的房子破旧是事实，关键是公社管事的人正好是他家亲戚，所以把“帮扶“的措施落在了实处，在迎接上级检查前突击给他家修了一面砖房，还修了院墙。这倒真是做了件”建设和谐社会“的好事，比给山上刷油漆或用围栏遮羞的创意更积德造福。我们都不奇怪粉饰繁荣、弄虚作假的戏目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断绝，“波将金村”在神州大地上以不同版本时刻翻新着花样。
村里很多东西是随着78年分田到户后逐渐消失的，但村口山脚下的坟园是最早被迁移、荡平的。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脉气被挖断，村庄似乎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安宁，这大概就是在文革后期“死人给活人让路”的时候吧。那片柏树森森的坟园对我们孩子来说真是恐怖的禁地，从小就被吓唬夜里“有鬼”，鬼大概都是出没于坟园的吧？远远看着密不透风的柏树，树顶上面呱呱叫着、盘旋着的乌鸦，我们就望而却步了。爷爷扫烧炕用的柏树籽带我去过几次，坟园遍地是经历了多年枯荣的小草丛，落着厚厚的柏树籽，很多坟头都爬满干草，坟堆缩得很小。回民的坟堆是长形的，汉民的坟堆是圆形的，家族的坟墓之间有小矮墙隔开。我寸步不离地跟着爷爷，蹑手蹑脚帮他把扫拢的柏树籽装在背篓里。一路提心吊胆，左顾右盼，唯恐从后面冒出来的鬼影把我抓走。迁坟的命令下达时村里几乎沸腾了，哭天抢地，民怨四起。挖祖坟意味着什么，这点各民族的理解都是一样的吧？但是行政命令就是一切，必须无条件执行，更何况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周总理不是把他家的祖坟早都平了做表率吗？我家的祖坟顺势迁上了山。很快，坟园和古柏都荡然无存，一条新马路从那个位置穿过，马路边修了个商店，商店后面还空出很大一个院子。半年后商店有个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去世了，村里人传说是坟里的冤鬼把魂抓走了。商店还有个从城里来的营业员，听说她戴了块稀奇的“电子表”，竟然会自动显示时间，我和伙伴们好像都去围观过她手腕那块黑色的方形手表。
我小时候村口有个池塘，紧挨着我们小队的麦场和牲口圈。池塘里的水永远都是清澈的，不时可以从流经的小渠注水。池塘除了轻轻摆动的绿色水草，划着长腿游弋的水蚊子，时不时在水面成群点水的蜻蜓，就是整天鼓肚刮噪、出没期间的癞蛤蟆。池塘是饮牲口用的，到底有多深我不得而知。池塘边有棵老柳树用来栓牲口，树皮都被牲口啃光了，露出白白的树桩。每年柳树枝条返青时，折一段柳树枝，做个“柳哨”（老家叫咪咪，吹出来的确是这个声音），春天好像就在我们的哨声中吹来了。等柳树叶子长出来，开了花结了柳絮，柳哨是做不成了，男孩会爬上树做一顶柳树草帽，冒充“小兵张嘎”放哨。
春日池塘边，牛蹄踩出的脚印里总是聚着一堆一堆黑豆般的蝌蚪，圆圆的脑袋，细细的尾巴实在太可爱了。我每年都忍不住用罐头瓶舀一瓶放窗台上玩，直到它们露出“马脚”，变成丑陋的灰黑色，吓得赶紧再倒回池塘去，让它们回到自己的天地畅游。蝌蚪要是永远不长大该多好啊，但我自己好像是一心盼着长大的。牲口和农具、土地都分到户后，牲口在各家圈养，起初还牵到池塘饮水，但毕竟不便，池塘的功能渐渐消失了，自然也不复存在了。现在池塘的位置是一座信用社，但愿这是块聚宝盆，涓涓细流终能汇集成河。
紧邻池塘的是我们队的牲口圈。那里永远都是臭烘烘的、蚊蝇成堆的地方。但是只要牲口晚上回圈，或者牵出来饮水，我们就能找着乐子。看驴打滚嘶鸣、马昂脖长啸、老牛慢条斯理颠着屁股，羊群咩咩叫着你挤我、我挤你在水边喝水，走开后留下一路黑黑的羊粪蛋，我们都能笑半天。有句俗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不过我眼拙，除了看着马的鬃毛长一点，没看出它们有什么区别。老牛是最好玩的，别看它们总是瞪大眼睛、伸着犄角吓唬人，耕牛又不是斗牛，性格其实是最乖顺的。连牛虻都最爱欺负它们，落在身上任牛尾巴左面甩、右面甩，就是赶不走。牛虻长得像蜜蜂，但蜜蜂采的是花蜜，它吸的是牛血。牛虻屁股上没有蜜蜂蜇人的刺，对我们来说倒是安全的，我们可以帮着老牛对付牛虻啊。不过得先从牛尾巴上借用一根牛毛，老牛皮那么厚，应该不疼，“九牛一毛”对它来说也没什么损失吧。抓一只牛虻在手，绑住脖子或者尾巴，看它扯着牛毛能往哪飞。玩腻了，或者牛虻扯断牛毛逃脱了，或者绑得太紧勒死了，再换一只玩。那时候伙伴们抓个蝗虫、蛐蛐都能玩半天，辨一下是雌的还是雄的，争吵半天也没人能说服谁。有时候撕断大腿看虫子蹦，或者揪掉翅膀看它们再也飞不起来，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现在想来不明白，小小孩子怎么会那么残忍，也许实在是无聊得发慌吧。
麦场是大人们干活的地方，一样能变成我们的乐园，除了在宽敞的麦场玩老鹰捉小鸡、丢手绢，最常玩的游戏是绕着麦场的矮墙跑，看谁先掉下来，这种游戏我基本都是垫底没商量。战战兢兢爬上去，没跑半圈就掉下来，只好当观众，看他们健步如飞跑得眼晕。记得有一年牲口圈旁边堆了好多麻袋装的红薯干，这东西以前没见过，得尝一尝什么滋味。趁天黑我们围拢、包抄过去，把从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里学的本事通通用上，有放风的，有掩护的，有殿后的。扯开麻袋上的绳，慌慌张张赶紧往口袋里装红薯干，两边装满就撤退。红薯干应该是喂牲口的，直接吃并不好吃，但在炉火上烤一下味道还不错呢。村里用来榨油的油料“秂（念REN）子”是最得我们欢心的，这玩意拿起黑透的枝杆往地上甩几下，颗粒就满地滚。黑灰色的颗粒直接就可以放到嘴里吃，满口生香。我们最常去麦场干的事，就是偷秂子，有时候我妈会警告我们“那是一包油，别吃太多了滑肠。”
麦场没有告示牌，也没有排班表，但到了碾场时节，神秘的“消息树”总是让大家知道麦场明天谁家用，后天谁家用。口口相传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到了麦收后的晚上，大哥会给我妈一一数说着“明天一队谁家、二队谁家、三队谁家、四队谁家”。我妈说“那我们哪天碾场”，这么定下来就该忙乎了，我们也会被从睡梦中叫醒，去把麦子从麦垛拉到麦场，再一捆一捆拆散开、摊平，麦穗朝着一个方向摆成圆形。等牛拉着辘轳一圈一圈绕场转，我们就可以解放了。在麦垛下补一会瞌睡也不错，在麦草里挖个洞捉迷藏也挺好。
村里也有蛮横人家，不管人家预先准备，来强占麦场，或者本来就关系龌龊，故意在这时候找茬闹别扭。冤家见面分外眼红，免不了一场面对面指着鼻子，跳着脚的恶骂，没准人多势众的一方骂急了会操起家伙动手，直打到头破血流，可并不全是扯着脖子指桑骂槐的架势。我记得我家也被人抢占过，害得全家扑空不说，来帮忙的二舅也白跑了一趟。麦子碾脱粒后用藤条缠的链夹摔打脱皮，用木锨扬场，把麦粒和麦皮扬在半空中分离都是手艺活，二舅是好把式。但我家面对来者不善，基本是“石头大了绕着走。”我妈有时在折返的路上会嘟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哎，她不知道二千年前的古人司马迁已经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爷爷的教导一贯都是“吃亏是福”，他所说的最大的福就是“死的时候走得快一点，不受罪。”79年冬天，他真是扫完院子靠在后园墙上，脸上带着舒畅的笑晒着太阳就无常了。
村东南角临河沿的高台上有一个水磨，看磨坊的是个瘸叔。以前村里人家的粮食都是拿到这里去磨面的。我小时候跟妈妈去过几次，最让我看着稀奇的是磨坊下面被水冲得转个不停的水车，常年冲泡在水里的水车已经是黑色的了。磨盘上磨好的面得用细小的扫帚不停地扫下来聚拢，我妈不一会就成了白眉、白面、白发的老人。村里后来有了电磨，速度快了，效率也高了，年轻人再没有工夫和耐心去水磨坊淘神费力。尽管我妈说水磨的面好吃，但终究无法阻止它日渐衰落的命运。磨坊的原址上盖了一个二层小楼，出租给城里来的人，他们在河坝承包了一大片树林。石头凿的大磨盘和以前碾场用的石辘轳散落在院墙下的水渠边。磨盘当了平整的垫脚石，辘轳则像石牛一样横七竖八地沉睡在草丛里，全无用处。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也是我们村的写照，但村子一面有青山为障，一面连着另外的村，绕村有两条河。东西向的河对岸仍然是其他的村庄，南北向的河对岸就是印刷厂。南北向的河汇入东西向的河，然后都汇入藉河，它们最终的归宿是渭河。村里人平常说的“大河坝”是指东西向的大河，南北向的叫“小河子”。爸爸说他小时候还见过河坝的鸳鸯，特别好看的水鸟，成双成对在河里游着。我有点怀疑那种画上画的鸟真有其物？会落脚在我们这？我小时候除了野鸭子，可没在这见过别的水鸟，但大河仍然滔滔不息地流着。河坝是女人们洗衣服的地方，也是男人们天热洗澡的地方，更是我们小孩的游乐场。岸边的大石头就是男女有别的自然分界线，夏天男孩在上游光屁股铺天盖地打水仗，我们女孩在石头下的一潭水里羞怯怯地淹着身子，只能仰躺着用脚踩水花。捉鱼的时候倒是可以男女合作的，男孩脱下衣服当渔网在水里摸鱼，我们负责在沙滩上挖坑装水，给鱼重新安家。河坝里最多的是“长虫鱼”，通体麻褐色的花纹，像蛇一样，我老家把蛇叫“长虫”，这种鱼因此得名。南方人把多小的鱼苗都能做成鱼干或者咸鱼吃，但北方人不怎么吃鱼，也不太会做鱼，这么小的鱼苗拿回家只有玩几天。没有瓶子装的时候，只好再把它们用手掬着放回河里去，好像从没有见虐待过小鱼，鱼这种生灵看起来还是可爱的，应该下不了手吧。
河边的地近水楼台，河坝曾经种着一大片水稻，真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天水虽然地处西北，但翻过小陇山就成了长江流域，所以种水稻并不奇怪。大人们在田里插秧时我们也会跟去凑热闹，水里的水蛭却是让人惊心的。水蛭被我们叫作“钻板”，这是非常形象的称呼。它在水里伸展开游动时是一条细长的黑带，但一旦附上人腿就缩成一团黑球，吸盘像钻子一样钻进肉里。时常听见水里鬼哭狼嚎的声音，腿上血淋淋的，八成就是钻板附身了。那个家伙看着细溜，可不是一把能掐死的，在石头上砸都不轻易砸中，光溜溜对不准，好不容易对准了也是一团，而且据说像蚯蚓一样半截也可以复活，所以一定要用尖石头砸得血肉模糊才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