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过一本崭新的淡绿色封面的小通讯录翻看，里边除了我认识的、听说的，还有很多从未听说过的在全省各地医院工作的校友。我有点不解，他给我解释，上海医科大学现在并入复旦了，所以把以前在上海医科大学就读过的校友也归进来了。老天，在遥远的上海发生的院校合并，竟然在这里也悄然影响着校友会的规模，竟然还是倒溯回去的！校友录上很多人其实早已调走或出国了，我不知道以王老为代表的校友会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历史记录和联络方式的。即使找不到最新联络方式的，上面也都有名字，有专业和毕业时间，给所有回来过的校友都留有一席之地，编出这样一本通讯录还真不容易。
王老拿出一张打印纸，在上面空白处写道“请你写一篇”，我拿起一看是“关于编辑出版《陇原复旦人》（暂定）一书的征稿方案”，是为了“彪炳复旦学子的业绩，展示复旦人的风采，作为2013年在兰州召开的复旦大学第十三届世界校友联谊会的一份献礼”。应征校友要提供一篇自传体稿件，包括工作简历、主要业绩、科研成果或者著作等。我这么普通的人怎么敢青史留名呢？王老很诚恳地在纸上写“我们要求所有校友皆可入编，不一定是杰出，我们甘肃人少，但地区艰苦，工作平凡而伟大”。他还不忘解释“平凡——伟大，不在地位高低”。放下笔，他又找出一本浙江校友为百年校庆献礼的校友风采录给我借鉴，“这是样本”。按照征稿方案，“凡是在甘肃境内工作和生活的复旦校友，不论退休还是在职，不论年长还是刚刚参加工作，只要是复旦大学（包括上医大）有过学习、进修、培训的经历，都是校友，都在征稿范围。”看来我是推脱不过了，何况老人还要求“编书一事请支持”呢。
说完正事，我们才开始闲聊，相互了解。我介绍了我自己的经历，也说到刚刚参加的毕业20年聚会，说到学校的新变化，他听得非常专注。老人写字的笔画已经不是很流畅，笔触非常慢，有些字还需要仔细辨认，他热心地给我一笔一画介绍自己，让我有点歉疚也有点感动。他1956年毕业于复旦新闻系，先后在甘肃日报等报社工作，92年已经退休，真是老前辈了。我说他长得非常清秀，不像北方人，他眼里顿时闪出亮亮的光。他马上在纸上写道“我是安徽全椒人”，他特意在全椒下面用括号标注（文化城市）。我说我知道的，我大学时好朋友有个室友就是全椒的，安徽是人杰地灵的地方。听我这么说，他显得非常高兴，立刻在纸上写“今天见到你很高兴，保持联系！以后我们聚会请你参加！”
他拿出他自己的校友通讯录，封面已经有些翻卷，内页标注得密密麻麻，有补充上去的电话号码，也有变更的通讯地址，甚至有变动的职务，在后面的空白页还补充了北京下派甘肃临时交流的博士校友。翻到其中一页，他很认真地用黑笔在姓名上画了方框，“这个校友已经去世了”。他问我联系的校友里还有无在通讯录上没有的，我说这本通讯录实在太齐全了，再无遗漏，真是为难他这么费心了。他在纸上重重地写道“都是校友情谊！”然后小心翼翼地拿出自制的通讯录给我展示。那是一本纸抄本，按从字母A到Z的顺序编排,整整齐齐地画了表格，手录了姓名、籍贯、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信息，有在家乡的同学，有在异地工作的朋友，当然也有很多校友。一整本通讯录看得我叹为观止，真是个有心人啊！
他看到我桌上孩子的照片，夸我儿子长得好，问今年多大了，在哪里上学。我说儿子在一中实验班上高二，他马上翘起拇指，“不简单，将来也能考复旦”。他告诉我他的孙子今年高三，也和我儿子一样上过私立初中，也在一中上学，但没在实验班。我问他需要明年高考时帮他找人吗？他很有点得意地拍拍他的通讯录说“不用，现在很多系里的负责人都是晚辈，都知道的。”哈哈，多么可爱的老人。
临走前他嘱咐我“多保重”，我倒是担心他这么大年纪的人一个个校友这么走访下来多辛苦啊，一个人出门要小心，更要保重。几天后在报社工作的校友转达王老对我的“赞誉”，说我“非常好”。我也请校友转达我对王老的敬意以及他为校友们付出心血的感谢。很惭愧我帮不上更多忙，难道就因为我给他倒了一杯茶？陪他聊了一会天？答应了他的约稿要求？我从他这里感受到的却是沉甸甸的“校友情谊”。
时隔一个多月后，王老又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还穿着上次见面时的灰夹克、蓝裤子、绿军鞋，只是夹克里还套了军绿色的羽绒小袄和毛衣，提着发旧的蓝色环保袋。他脱下外衣，棕绿色的毛衣侧面竟然露出脱线的大洞。他一坐下就呵呵笑着给我笔谈，并未注意我在观察他的穿着。他身上唯一的亮点是一块白底镀金壳、咖啡带的手表，我坐下时凑近打量，竟然还是一块印有“复旦大学”字样的纪念手表。
他这次来访是想问我对自己的稿件再有无修改，我忙摇摇头，本来就平淡如水的经历，硬着头皮凑出千字已经不容易了，何况他还夸我“你的稿子别人看过都说写得好”，哪还需要再修改？再怎么润色也包装不成“杰出人士”呀。他给我看已经收集到的稿件，每一份都在“收稿登记表”上做了登记，也都做了多多少少的修改。在一份5月交稿的名字上打了黑框，注明已去世。哎，才写完自己的经历还没等印成铅字就算盖棺论定了。真是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啊！
王老还很热心地带给我另外一个校友的消息，我只知道那是我的中学同学，并不知道和我有大学校友关系啊，原来是后来读了研究生，那的的确确是校友了。他想见见我的另一个同事校友，可惜两次寻访未遇。我有点心疼他这样辛苦奔波，应该让年轻人帮忙组稿，现在发邮件多方便啊。他指着绿军鞋写道“他们无暇。我是锻炼、活动，有益于身体健康。”他这样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我还说什么呢？忙把同事去海南度蜜月刚刚带来的黄辣酱和苦丁茶，以及一包未开封的龙井茶全塞到他的包里，表示一下我的小小心意。他除了说我太客气了，再次交代多保重，下次聚会一定要参加！
面对他这样的热忱，我想下次聚会我是找不到借口不参加的，就算我听不见他们的交流，也应该去感受一下老校友们的浓浓情谊。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值得我们尊重，也值得我们去感怀。很多校友都生长在江南水乡，在那个特殊的年月响应国家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毅然离开东海之滨的上海校园，告别家乡，怀抱一腔热诚来到西北高原的兰州扎根。他们那时还不知道除了艰苦的自然环境，还有更严酷的磨难等着他们。很多人被关过牛棚、上过干校，下放当过工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在蹉跎岁月中消耗了，劫后重生的他们更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我很难想象王老1959年被派到藏族叛乱刚刚平息的甘南负责记者站工作，自带行李骑马深入牧区采访的情景；也很难想象他60年代在铁道报纵横千里，既当采访人又当培训员的情景；更难以想象退休前的他坚守铁路事故现场7天7夜，日夜采访、赶写报道的情景。他们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背井离乡，卸下名校的光环，在这里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他们的确是骄傲的“陇原复旦人”！
虽然我为他有些寒酸的衣着心酸，为他被浪费的才华心酸，也为他逝去的年华心酸，我更愿意在心里记住这个让我感动、也让我尊敬的老人温暖的名字——王明奎先生。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一)
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全是吃母乳长大的。虽然我妈从1947年生下我大哥，到1972年生下她最小的宝贝孩子——我弟弟，长达一代人的那些年月里，能让她充饥的东西并不多，但只要有她一口吃的，就会从她体内转换成有营养的乳汁，等我们长大时才发现我妈的乳房已经松垂到肚子了。在1957年困难年月出生的大姐虽然先天不足，但她后天雷打不动地坚持早晚锻炼，足以成为我们中的佼佼者。爬完华山都丝毫不言累，说身轻如燕一点不算夸张。
我从小比较皮实，听我妈说三岁左右得过腮腺炎，但一直缩着脖子不哭也不叫，直到溃烂时她才发现，赶紧抢救。我到现在其实也没搞清楚，到底是脖子外面溃烂还是里面溃烂了。后来在我有印象的时候也得过这样的病，老家俗称“胡胡子”，最简单就是用杏仁和着蒜被我妈嚼成糊糊，贴到脖子上土法治疗。大概因为揪住脖子贴药时有些费劲，我妈怎么发现我的脖子好像比别人粗短，于是担心我像对门大婶一样患上大脖子，拖着一个肉球难看。这次以预防为主，让我在隔壁赤脚医生的爷爷那里打过几针，也吃过很多谷维素和发咸的碘片，家里的饭菜也多了海带。
我的脖子外面并没有长出悬垂的肉葫芦，但是脖子里面却不通畅，初中住校得了慢性气管炎，这像鼻炎一样在西北都属于常见的上呼吸道疾病。慢性气管炎久治方愈，我妈觉得是用她求的神符治好的，但鼻炎却屡治不爽，因为我得的是结构型鼻炎—鼻椎骨歪曲兼鼻甲肿大，吃药或者痛苦的穿刺只能治标。鼻炎引起头晕，直接导致我嗜睡如命。在同学们都如饥似渴学习时，我经常是春困秋乏，夏日炎炎好睡觉，冬天座位一换到暖气边就不由自主昏昏欲睡，老师提问时同桌得负责推醒正打瞌睡的我。这样子怎么考大学呢？最后不得已做了我平生的第一个手术，剪掉一块鼻甲。惭愧我高挺的鼻梁原来是个外强中干的样子货，后来才知道外强中干的零部件不止鼻子。好歹鼻子做完手术，烟囱比以前利落了，还不妨碍使用呢。
鼻炎的门诊手术虽小，痛感却一点不小。医生用药钳往鼻腔里塞浸泡过麻药的纱布条时，我感觉好像要直捣黄龙，塞进脑髓里去了；麻药塞进鼻子，泪腺同时被刺激，黄豆大的泪珠不由分说就噼里啪啦往下掉，我这才知道什么叫七窍相连，也是第一次见那么大的泪珠。陪同在旁的二姐直怪我一点不坚强，这么点小手术在她同事面前丢面子了，我真是有口莫辩啊。听着医生在鼻腔里用手术剪刀“咔嚓咔嚓”，不知道剪掉多大块鼻甲。手术之后好像在医院住过一晚上，想想看，两个鼻孔被塞得一窍不通，只能用嘴呼吸是什么感觉。醒着还好，一直张着嘴就是了，睡觉就别提多难受了，连门牙都被进出的气息吹得发疼。早上醒来，发现整个脸都憋青肿了。同样，手术病愈后抽取纱布条也让我担心，源源不断抽出的纱布条会不会把脑髓一起抽将出来。那段时间我怀疑自己的智力受影响了，总是感觉笨头笨脑的。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铁人王进喜的同类，从来不知道心疼自己，更不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农村孩子嘛，没什么娇贵的。大学时为了班级荣誉，我可以在跑完800米之后休息10分钟，再接再厉跑上3000米的征途，被同学视为长跑健将。哪知道我也才知道我还有这潜力，早知道我就去当运动员为国争光了。
除了前面说的那几个小毛病，我唯一能记起来的发烧只有两次，一次在初中，一次在大学。对于我来说，多年不遇的发烧病来如山倒，全身发软，脖颈发硬，头昏脑胀，时而冷得发抖，时而热得汗浸，差点以为自己是要报销了。第一次发烧时二姐把东倒西歪的我用自行车驮到她工作的医院，打了针，在她宿舍睡了一晚。我一直迷迷糊糊说“我不行了。咋办呢？我真的不行了。”二姐紧紧搂着我发烫的身体，一直安慰我别说胡话了，睡一觉就好了，没事的。她是护士嘛，见得生老病死太多了，肯定说没事的，我有些不太相信。早上醒来发现我并没有死啊，感觉二姐还真像让我重获新生的圣母。大学时的发烧也让室友和我的好朋友担心，那么强壮的人怎么会病倒呢？她们七手八脚把我扶到校医室，打完针回宿舍睡了一晚上，也就安然无恙了。
我中学的生理卫生课被年轻的男老师轻描淡写地忽略过去，简直像隐晦教学，也正中我意。80年代初期，男女生同桌还会画三八线的，我本来就从农村封闭的环境里出来，还真羞于知道什么人体结构。知道那么清楚干嘛，只要没缺零件就行了。我在大学时捂着胃说“肚子疼啊”，遭到室友们大笑，“你的肚子怎么长得比别人高那么多？”我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那别人的都长在那里呢？我中学住校六年，没少吃长出白毛的饼子，胃都一声不吭地容纳了呀，我这才知道原来胃不是脾，却也是有脾气的，刺激过分了也会发作。我们身体的各个零件只有出现毛病时，才会提醒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
我的铁人神话一直延续了很多年，连我老公也认为我是完全不需要照顾的“铁人三项运动员”。他当年的800米成绩还不如我呢，只是勉强达标的水平，而我是大学里系记录的保持者嘛。好男不和女斗，咱好女也不和男斗呗，于是全家出游或者爬山回来，老公可以和儿子躺着歇息，似乎连喝水的力气也没了，而我洗干净手就可以马不停蹄地做饭给大家吃。铁人嘛，就要有铁人的样子，这时候我早忘了老公的班主任老师后来教过我六字真言，女人要“多撒娇少干活”，我是宁肯累死也学不会撒娇啊。我在办公室里干活也从来巾帼不让须眉，我可以一手提着一大桶纯净水，踩着高跟鞋在走廊上款款走过，令男同事瞠目，不等他们跑来帮忙，我已经把它安放到饮水机上了。
对了，除了生儿子时剖腹产肚子上被划了一道，我还做过一个胆结石手术。腹腔镜手术创口倒很小，但却是全麻的，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感觉还是很奇怪的，很多功能都忘记了。全身被麻醉过，我不会变得更笨了吧？哎，可怜我原本是铮铮铁骨，也终被左一刀，右一刀，划得七零八落，竟然连胆都没了，这下就算我搞清它的重要位置也没用了。不过原本就是胆小鬼，这回倒有借口了，做事豁不出去可别怪我，没胆儿嘛。
相比之前所有的手术，在脑袋上开刀应该算大手术了，连一代枭雄曹操都为之胆寒，更别提我这样的凡夫俗女了，何况我还无胆呢。不过无胆者无畏，好在现代华佗用的不是大斧头，而是显微镜下的柳叶刀，工具轻巧多了，风险看起来也小多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灾祸既然来了，躲是躲不过的。那就像刘胡兰姐姐学习呗，勇敢地把脑袋伸出去。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二）
要说我这个需要做开颅手术的听神经瘤病史，那真是有历史了，但是长达几年的治疗一直不对症，所以直到发现脑瘤时，也就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最起码的，可如果连病因都找不到，哪医治怎么会有效果呢？歪打正着的事毕竟是奇迹。
我最早发现一侧耳鸣，是在03年春天。在山东出差，头挨到济南千佛山宾馆洁净的白色枕头，却听到耳边嘶嘶的声音，像蝉鸣般吵扰，挥之不去，捂上耳朵照样不能将噪音阻隔，翻来翻去难以入睡。我坐起来试图寻找声音的来源，拉开窗帘看着黑暗中静默的千佛山，什么也没有。那耳畔到底是什么声音呢？宾馆显然不会养着鸣蝉，何况春天也不会有蝉鸣。百思不得其解，心想也许是办公室的针式打印机发出的噪声遗留？
第二天一进在济南出差办公的地方，我找遍办公室，遗憾地发现压根就没有针式打印机，可是耳边的声音还是一阵一阵萦绕着。看着楼下马路上穿流而过的车辆，车轮和路面摩擦发出的沙沙声几乎不可能传到这高楼来啊，看不见、摸不着的恼人噪音让我心神不宁。济南的同事非常热心地带我去了济南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就诊，医生检查了耳道，没发现任何异常。问我是否最近受过外伤，当然没有，连摔跤都没有呢。那就是“耳鸣”，也许是因为乘坐飞机引起。我出差坐过很多趟飞机，以前怎么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使劲回忆也想不起在飞机上有遇到气流之类导致耳鸣鼻塞的经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耳鸣”这个词，虽然我觉得很烦恼，心想应该好好治疗，别一直这么耳根不净，但熟人介绍的医生开了几元钱的药就打发我们走。我一看除了维生素B1，还有我久违的谷维素。看医生的态度和开的处方药，好像是不值一提的小毛病，那就暂且忍忍吧，没准过几天就好了呢。
出差一个月，行遍齐鲁大地之后回家，我发现耳鸣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耳朵里的音乐会除了有蝉鸣声、虫叫声，也会有流水叮咚声，或者火车隆隆声，变着花样上演，万籁俱寂的夜晚这些声音显得尤其清晰。幸亏我是睡眠特别多也特别沉的人，所以耳鸣虽然影响睡眠，但影响有限。廉价的维生素小白片看起来不是灵丹妙药，我还是得抓紧治疗为好。
我第一个就诊的当地医院是解放军总医院，实力雄厚，服务态度也比较好。看起来慈和的耳鼻喉科老太太一听我说耳鸣，没多说什么，就告诉我耳鸣不治愈会导致耳聋的，给我推荐了德国进口药，三针需要近千元。价格是贵了点，但想想耳朵可是大事，还是一咬牙就开了药。心想这么昂贵的进口药应该很灵吧？受老公影响，对严谨而死板的德国人的产品我们一向是推崇有加的。三针进口药打下去，就像打了三个水漂，连个声音也没听到，当然，耳鸣的声音还在。我这下是没脾气了，进口药都无济于事，那就听之任之呗。
耳鸣声成了只要我醒着，就会如影随形伴我左右的伙伴，而且不知不觉从一侧耳鸣变成双侧耳鸣，这下倒对称平衡了，绝对是环绕立体声。尽管我的耳朵其实分辨不出来重低音、立体声的音效被老公嘲笑过，但在两侧耳朵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声音，我还是能听出来环绕效果的。耳鸣当然会让我心烦意乱，可是毫无办法。你挥出一只手也许可以拍死一只蚊子，也许可以一手遮天；伸出两只手也许可以捂住不想听的声音，可是你能捂住耳朵里面的自来声吗？
这期间我吃过西药，看过中医，也上网查询过最新科技成果。不用费劲，我默认的新浪首页最左上角头条广告就是“耳鸣鸣起来真要命”，竟然在“让女人满足视频”之上，甚至盖过了房企品牌价值揭晓。不知道是耳鸣过于普遍，还是“28天恢复听力健康的耳鸣康复仪”更为神奇。可见耳鸣是常见病，却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给了江湖游医巨大的行骗空间。在分析了数个祖传秘方之类后，我不得不笑着安慰自己不用上当，几乎已经放弃了治疗。我也吃过银杏叶片之类营养神经的药品，虽然看起来也不完全对症，但看在我对优雅如扇的银杏树叶心存好感的份上，就吃几盒医生开的银杏叶片吧，滋养一下我脆弱的神经，也增加一些他们的用药提成，滋润一点他们的生活。
再次常跑医院却是因为有了新的症状—面麻，伴随听力下降，不得已变成医院的常客，被医生诊断为“面麻、面瘫”。从针灸到拔罐，从理疗到按摩；喝过中药，打过针剂，每天像吃盐一样吃维生素从A到E片；拍过X光片，做过CT检查。十八般武艺几乎上全了，但是症状却有增无减。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三）
耳鸣的噪音已经顾不上烦恼，可是新的症状又出现了。05年末突然感觉到右侧脸部有些发麻，就是脸枕着胳膊睡觉压迫后的感觉，仍然是不知不觉，莫名其妙。面部麻痹也可以叫小中风，专家解释的原因有很多，我当时认为一种比较可信的解释是感冒病毒未去，身体比较虚弱时开窗吹风导致。我忙起身看看我身后的窗户，好像真是经常开着一条小缝透气，该不是就这么股邪风让我脸麻吧？曾经听说过有人对着电风扇或大开窗户睡觉，睡醒脸歪的事儿，我虽然没有脸歪口斜，但脸麻如针刺般难受，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女人最爱惜的是自己的脸面，可怜我并不如花似玉的脸蛋，几乎从没有精心装扮、侍弄过，现在也顾不得很多了，用手胡乱揉搓发热只能暂时感觉舒服，用手使劲拧掐也只能让疼压过麻。最难受的是开会吹到头顶的中央空调，半天周例会结束我整个脸都僵掉了，好像失去知觉，这时候知道麻和木真真是唇齿相依的孪生子。开会没有办法逃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那段时间我坚持去美容院并不是想护理皮肤，而是为了蒸蒸桑拿，享受头脸按摩的舒服。我总要交代手脚轻柔的美容师“动作尽量重一点，没事的。”
春节回老家，和我妈睡在我家的土炕上，木窗户缝里有风簌簌渗进来，我几乎把整个脸都捂在被子里睡觉。春节之后感觉面麻程度更重，我老公怀疑是在我家睡觉吹风了，我心里倒没这么认为，他对我过年呆在娘家原本就有微词，这下是找到说辞了。不管什么原因，有病还得看，就算病去如抽丝，也得一根一根慢慢抽呗。
春节上班后先去了省人民医院，是熟人介绍的神经内科的专家，先听我自述症状，问持续多长时间。我絮絮叨叨地先说耳鸣好几年，又说面麻好像也有段时间了。医生要我伸出两臂站稳，手随着他做动作，握拳、松开，频率逐渐加快，动作都还是自如的，随后医生边开单子边说，“你这个病情最好做个螺旋CT检查一下。”我一向觉得自己很健康，从未做过类似的检查，听起来怪吓人的。问医生做这个得多少钱，他说580元，我竟然还问有没有便宜点的，“有啊，便宜的100多，300多元，但检查不出病。”那不知道发明那些便宜的检查方法是为了什么，看大夫凝重的表情，我心里也发虚，人一生病，首先会有心病，总担心自己得了重症，往最坏处寻思。于是二话不说，交钱检查，结果出来前，心里还是有点沉重，七上八下的，直到两天后拿到拿到格式化的报告单，只有早已印刷好的八个字结论——“颅内平扫未见异常”，如释重负。老公说“就是拿钱买了个放心”，那也值了。拿着建成结果找到医生，他扫了一眼报告单，很慎重地说“没事就好。我当时让你做检查没敢告诉你，做螺旋CT是为了排除脑瘤，怕你有精神负担。因为面部神经牵扯非常复杂，所以必须先排除脑瘤。你这个症状很轻，回去吃点维生素，再吃点营养神经的药就好了。”然后开始刷刷开处方，我当时还特意告诉他最好开甲类药或乙类药可以用商业保险报销，但是划完价500多元，开了几瓶藏药，当然都是自费药。我心想该不会他早知道没事，故意让我检查的吧？后来问起中医，听了我的经历，只是笑，明显的面部神经麻痹，哪用做CT？开藏药也太不合适，但大医院就是这样，以药养医嘛，这个我们都懂的。
西医已经确诊排除脑瘤，是面部神经麻痹，至于耳鸣除了吃六味地黄丸保养，完全不用多考虑了，那再试试中医吧，医生说这种病最严重的会导致嘴角歪斜、眼睛闭不上，还是有点可怕的。学医的同学介绍了他的师傅，一个姓权的老中医，也是中医学院的权威，60多岁时还生儿子，不是一般的强。老中医赤脚盘腿坐在被线装书占据三分之一的床上搓着药丸，棉袄敞着口，大冬天脑门上还冒着汗。听我说病情前先眯起眼睛，傲慢地盘问我怎么知道他，谁的关系介绍的，他不肯轻易为陌生人看病的。听我谦恭地交代了同学，他马上在我面前大骂徒弟不成器。我忙赔笑说我同学忠厚老实，是个好人。他瞪我一眼“老实？老实顶啥用？”我大气也不敢出，不知道什么才顶用呢，隐约想起同学和师傅合伙开药店赔了钱，师傅这么生气倒也可以理解。他给我号脉时问我在哪里工作，一听银行，却眉开眼笑了，“银行啊？银行好嘛。”他边号脉边对年轻的老婆吆三喝四，他给我开的药就是桌上放了几箩筐的自制药丸，很自负地说“我这药你先吃几个疗程试试，没有治不好的病。”那个药丸表面不光滑，几乎和苍耳子一模一样，时常会扎嗓子，堵在嗓子眼难以下咽。
06年2月吃药的同时，我开始去中医院扎针，咱们中国哪都人满为患不奇怪，可是连医院扎针都扎堆，我还是有点没想到。早上上班脱不开身，我就下午赶上班前去。医生姗姗来迟，等候在外面的老太太一个比一个动作迅速地占领了床位，捋好衣裤等候用针。我总是抢不到第一拨，想不通那么身手敏捷的老太太扎针是为哪般呢？去了几周觉得这个医院太远，好像也没什么效果，挤在一群老太太里也感觉怪怪的，于是转移战场。
随后我选择了一个离家很近的私人诊所，这样中午去扎针不影响上班。医生给我上了电疗，就是在每一根针上端用细细的金属丝通电，这样刺激作用更大一些。扎针的痛苦我已经有点习惯了，可是通电后的感觉还是无法描述的难受。随着噔噔噔晃动的银针，我差点要从床位上坐起来，可是得病了只能忍受，这时候我对逆来顺受有了更深的理解。难受的时候一个人躺在那里，承受着针的振动，忍受着从头到脸被电流阵阵刺激的感觉，默默流泪。
针灸当时会忘了脸麻，刚扎完也能舒服一会，但持续时间不会太长。眼看耳鸣越来越厉害不算，右侧脸部肌肉毛孔大了，也暗淡无光，明显有些萎缩，一个脸却泾渭分明。我本来很喜欢拍照，可是看着拍出的照片表情越来越不自然，笑容越来越僵硬，好像有点绷着，还真是有些烦恼，原本就不够美丽的脸也不再上相了。
电疗一段时间，症状并没有减轻，我有点怀疑私人诊所这样治疗的方法是不是合适，那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是去了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在这里扎针的有中风的老人，也有车祸后四肢受伤的孩子，得急性面瘫的年轻人，看着让人揪心，可是像我这样表面症状不明显的病人真不多见。我第一次去随机挂了一个女医生的号，她说话柔声细语，扎针也没有太大感觉，但几次拾针后手脚扎针的地方都冒出血，严重的一次淤青了很久。一想起在她那里扎针就有恐惧心理，看来有些活真是不适合我们女人干的。同样都是针，绣花针适合女人，针灸还是留给男人吧。转移到一个男医生那里，他很热心，每次都要前后询问很多，他怀疑我是不是颈椎有问题，压迫面神经和听神经，要不然为什么扎针不见效呢？我也听朋友说脸麻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她的一个同学就是常常觉得半边身体麻木，去医院检查果然被诊断为颈椎病。我的工作就是天天坐在电脑前，一动也不动直坐到下班，倒是有可能引起颈椎病，那就赶快检查，对诊治疗，将问题遏制在萌芽状态。
遗憾的是做了颈椎X光片，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在全家陪着取片时无聊中让儿子测了视力，倒发现他的眼睛近视到早该戴眼镜了，一边100度，另一边400度了。每次警告他玩游戏别太久把眼睛弄坏，我和他爸爸的近视眼本来就担心会遗传，他总是扭头嘴角上扬笑得露出酒窝，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证明自己视力很好，就像小时候那样是为了证明他没瞌睡一样。真不知道他平时是怎么看黑板的，眼镜配上，漂亮的大眼睛、长睫毛被遮挡在镜片后面，真是有点可惜的。
不是颈椎的病，那就还是面神经的问题呗，一本病历都快写满了，无非是“面神经麻痹”，中药方我都快背下来了，我算是领教久病成医是有可能的。尽管医生会让实习学生写“症状比前次有好转”，但我自己知道还是老样子。除了隔一天一次针灸，辅之以每天吃汤药，中药熬到后来老公有点不耐烦了。吃那么多药也不见什么好转，中药就先停了吧，针灸还是时不时继续。热心肠的医生有点束手无策，他建议我不妨练练气功或者太极拳，舒经活络，也许会有帮助。我倒是想练啊，问题是那功夫有点太慢呀。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四）
去医院次数多了，我发现最权威的专家是需要排队的，而且时不时还不出诊，不是去开会就是去讲学了。我不妨也凑个热闹试试，没准就碰见神医了。医生看了我的病历，听我自述了病史，倒也没说太多，那就继续针灸“试试看吧”，他说得比较谨慎。扎了一段时间，医生自己先憋不住了，“你这病有些奇怪，按理面神经麻痹3周之类必有症状，嘴歪眼斜，可是你这么久也没有症状，从没遇见你这样的病人。”说得我自己都没了信心。从冬天到春天都在为此困扰，天气转暖刚觉得好一些，下大雨时被冷风一吹，又麻麻的了。因为脸不舒服，天气也总是反复无常，所以感觉做什么都没有兴致。真盼着天气什么时候转好，我的脸也可以恢复正常。可是天气真的转好了，我的脸依然是麻木的。
这期间单位组织每年例行体检，做过CT检查，也做过据说挺高级的彩色多普勒，除了说右侧脑部血液流速有点过快，什么问题也没有，那真是奇怪了。针灸治疗断断续续，有病乱投医，我还去过人民医院做理疗，甚至想试试高压氧舱，被老公阻拦了，别什么都试啊。一个同事介绍了一个江湖医生，说治好了他妈妈多年的耳鸣。老公不以为然，我却觉得不妨一试，跑遍了全市的医院也没有治好，这对我当然是仅剩的一线希望了。这个在家里治病的医生除了给我注射了天量的激素外，一次诊疗300元，还建议我吃同仁堂出品的牛黄安宫丸十颗。这个药我从小是听说过的，大哥家的孩子得病毒性脑膜炎就用过这个价格昂贵、包装精美的神药，但也回天乏力。再次听说是因为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遭遇火车翻车事故，几乎已经宣告不治，辗转国内治疗，据说用了牛黄安宫丸奇迹般地苏醒，让神药更加闻名遐迩。我吃了四五颗，就被我学过生物的老公斥为“兽医”的药方，停了药。静下心想想，这药的确和我的耳鸣耳聋、面麻是风马牛不相及，再神的药也不可能包治百病。
07年春天在北京进行了3个月的党校学习，我的针灸治疗又转战首都。无意间碰到的医生竟然是从兰州军区调往首都的军医，著有专著《生命空间论》，据说给很多部队首长做过保健的。他应邀给我们做了保健讲座，我听得晕晕乎乎，但依然期望是碰见神医了，简直像他乡遇故知啊。他判断我的病灶还是在颈椎，他的针灸和一般医生不同，不是在手脚、脸和头部穴位扎很多针，而是一支在虎口，一支在手腕，仅此两针。针比以前所见的更粗也更长，一针扎下去，感觉整个胳膊都钉在桌上了，像抽筋的感觉，完全不能动弹。我有个非常瘦弱体虚的党校同学，也和我一起忍着班主任的白眼逃课去扎针，每次我都担心她的细胳膊会不会被扎透啊。
去北京之前其实我的右侧听力已经基本丧失去，以前习惯用右耳接听电话，逐渐发现听不见了，当然不是电话的原因。虽然一侧听力肯定不好使，但也还能勉强应付，只是定位不灵，身体平衡性也有点差，原本就笨手笨脚的，时常下车后会摔倒。5月底毕业时同学非常关切我这个有点奇怪的病，这么年轻怎么会一边失聪呢，脸色也不如前几年见面时滋润水灵了？有热心同学给我推荐了专门的北京面神经研究所，在那里做了检测，“看，左右眉毛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这就是典型的面麻，用我们这的特效药没问题的。面麻治好了，听力自然就好了，你这是面神经压迫听神经所致”。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一看敷的药膏像泥巴一样从头糊到脸，药膏每晚还要蒸，觉得我好像没这个耐心，还是选择用擦的水剂吧。一小瓶止痛水80多元，一个疗程12瓶，成分是人参、姜和酒精。我把一瓶送给了朋友得急性面瘫的女儿，她的病来得快去得也算快，打针、输液基本痊愈，她还担心用这种刺激的液体搓脸会损伤皮肤呢。呵呵，我的脸早已不是细皮嫩肉，就不用担心损伤了，只要不麻得难受就行。用完北京买来的原液，老公在家自己配制。可口可乐的绝密配方是天大的秘密，后来居上的百事可乐不是也差不多吗？何况我们用的主要原料还是产自北京的红星二锅头呢。
我所有的治疗都像做了实验，病情没有根本好转，面麻日益严重，听力越来越吃力。平时交流还勉强，开会时听领导轻声讲话已经非常费力了。08年不得已配了西门子助听器，1800元的入门级，感觉倒是清晰多了，那就这么凑合吧，听不到领导吩咐会误事的呀。其实早在06年我很不甘心地在人民医院找到五官科主任就诊，很想知道听力究竟为什么下降时他就建议过我配戴助听器，他除了让我做电测听之外没有做任何检查，直接就说我这样听力下降没什么原因，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在隔壁定点厂家佩戴助听器。那时戴上助听器倒还是能听清的，于是也心存侥幸，觉得还没衰退到耳聋眼花的老太太的地步吧？
08年底去北京出差前办公室同事说他做儿科医生的老婆有个同学在北京协和医科大读博士，正好在协和医院耳科实习，不妨去那里找她的导师好好看看。去了才知道首都医院的专家挂号都是提前预约的，难怪会有黄牛高价卖号给外地人。一大早去医院按照预约条挂号，抬头看黑压压的门诊挂号处的通告栏已经全是“无号”，很多托着行李的外地人只能眼巴巴看着。哎，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说得一点没错。首都专家不亏是见多识广，干练的女医生一听我的症状就说“你这么年轻不应该一侧听力失聪的，最好做一下耳道核磁确诊。”她很耐心地听我说病史，认真做了病历记录，也开了检查单，我一听做核磁要几天后才有结果，可是到年底是银行工作最忙的时候，我怎么好意思因为自己的身体在北京耽搁呢？医生说“那没关系，核磁回你们那里也可以做，做完核磁再排除病因。”她接诊完已经中午12点半了，虽然疲惫但没有一丝懈怠。想想我们当地的医生上班来得晚走得早，我经常11点半前赶到医院会扑空，除了中医口述让实习学生书写病历，西医连病历都懒得写一行，只知道开药。第一次在北京就诊，感受真是不一样，难怪全国患者都要往这里拥。
可遗憾的是我竟然一忙就是半年，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做核磁排查，所以迟迟不知道病因。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五）
2009年6月初，我出差去杭州开会，借机和杭州、大连的党校同学相聚在西湖之滨的汪庄，畅叙友情。大连同学送我一支非常精美的黑管金色花的兰蔻口红，杭州同学除了尽地主之谊，送给我们丝绸包裹的精致茶叶以及满满当当的杭州特产差点让行李超重。我们虽然只是3个月的“同学”，但在完全脱离工作、离开家庭的世外桃源里，老夫老妇聊发少年狂，结下的是重回纯真年代、依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醇厚友谊。会后参观了胡雪岩故居，在红顶商人美丽的后花园观赏游鱼假山小憩，欣赏了园里的寿山石和琉璃工艺品，品尝了杭州特色佳肴；也乘船游览了冯小刚电影《非诚勿扰》外景地——西溪湿地。我那时完全沉浸在杭州美景以及与朋友温馨相聚的喜悦中，还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以正常人的面目享受美景美食、深情厚谊的美差。回来我还不忘赶紧给朋友汇报杭州之行，引用了陈云同志的话“杭州是个好地方”，这还真是大实话，汪庄院子里一块刻满名人题词的大石头上还刻着这句话呢，那可是毛主席的别墅所在呀。
不过轻松美妙的杭州之行并没让我得意忘形，开会时同行的领导已经非常关切地提醒我了，“给你说话你都听不清，这样怎么行啊？回去赶紧好好检查一下耳朵。”我一直在下降的听力已经影响到工作和生活了，真该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彻底检查一下病因了。出差回来得知大领导休假陪孩子高考去了，还特别关照我最好去北京好好检查，那我就可以轻松地去检查自己的病了。我再次和同事老婆的同学—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博士取得了联系，她说去北京检查最好带上以往病历，我说我以往的病历好像都没什么价值，完全牛头不对马嘴；她又嘱咐那最好做完核磁检查拿到结果再来，在北京做核磁还得耽误几天。她是从兰医二院考取博士留京的，她告诉我就去兰医二院做核磁吧。哎，兰州的三甲医院几乎全被我跑了个遍，唯独这个医院没有去过，这次算是填补空白了。
6月8号上午我去二院先挂了耳科的专家号，医生头都不抬听我诉说半天，提笔就开药，没等我说我要做耳道核磁就不耐烦地喊“下一个”。不得已我只好去找熟人，同学的妈妈是省内第一个医学女博士，曾经在这里担任过院长，尽管退休了但还坚持一周三次坐诊，那天她正好出诊。我找到她的办公室时里三次外三层，围满患者。她还是书生本色，对每一个病人都耐心关切地询问，只知道开对症的药，不知道开昂贵的药，如今像她这样的医生真是不多见了。我好不容易凑空子说了我的来意，她给核磁检查室的主任用繁体字写了一张竖行的、古风犹存的纸条，恳请为我做核磁检查，然后交代我去神经外科挂号开检查单。我以为拿着检查单去就可以做检查了，哪知道做这么昂贵的检查竟然也要排队，只好下午再来。
当天我已经预定了晚上去北京的飞机票，心想也就是个例行检查吧，不知道核磁什么样，应该和CT差不多，我自己去做就可以了，如果顺利的话做完直接去北京。老公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陪我一起去，当然事后证明这是无比英明的举动，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毫无预兆。下午第一个做核磁的病人是被四个人抬进去的老人，第二个是被大人抱进去的孩子，我是自己走进去的，所以感觉分外轻松。躺在检查舱里机器轰鸣了半天，滑到舱外，我以为检查已经结束了，护士在我手背上注射一针，又滑进舱内继续忍受轰鸣。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我如释重负，可是一见老公脸色好像乌云压顶，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呢？
核磁检查室的主任一看就是个风度翩翩的老绅士，他叫我和老公一起到检查室看了光屏上的亮团，然后叫我们去他办公室关上门。他早已收敛了慈和的笑容，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肿瘤已经很大了，必须马上做手术，你们回去考虑一下。”我没反应过来这话的含义，好像仍处在检查的迷迷瞪瞪里，为什么要有思想准备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手术该做就做嘛。因为我说晚上要带着检查结果去北京，同学妈妈也打了招呼，于是我们等在检查室外面及时拿到了光片和诊断书。我从来没见过一向镇定的老公如此慌张的神情，我也才知道中间注射是因为检查发现脑部有阴影，他又去补钱办手续，注射了显影液加强针，这才清晰地反映出肿瘤的大小。我这种什么都不懂的人也一眼看见光片里右脑部位有一个乒乓球大小的亮团，诊断为“右桥小脑角区有一约4.1*3.3*3.1CM大小球形信号灶，有部分组织伸入到右内听道内口。意见：右桥小脑角区占位，多考虑为听神经瘤。”
拿着检查结果，提着行李，我就打算直奔机场了。老公很让我奇怪地说“这时候你还去北京干什么？”嗳，我们不就是为了拿到检查结果去北京看病的吗？“你不用去北京也已经可以确诊了，还去北京干吗？”我被他问得无言以答，心里也有点烦乱，那就先不去了？那干什么呢？一看表才4点半，离下班还有1个半小时，我把行李往老公手里一塞，像没事人一样交代“那你把东西拿回家去，我去上班吧。”他更加奇怪地瞪我一眼，“这时候你还去上班？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我什么也没想，完全是无意识的，既然不去北京，我检查已经折腾大半天了，那耽误的工作不得补回来啊？他似乎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有点烦躁地说赶紧回家想想怎么办吧。
我平时总是懒得动脑子，被同事评价过“只知道低头干活不会抬头看路”，也时常被老公指责说话都不经大脑过滤，所以对很多事都反应比较迟钝，习惯于放马后炮，做事后诸葛亮。回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看着白纸黑字的诊断书和触目惊心的光片，我这才回过神来，我得的是脑瘤啊，是要做开颅手术的！嗯？我很不愿意相信地问老公“真的要做开颅手术吗？”他苦笑着回答“脑部肿瘤不开颅，你说在什么地方做？”我仍然不甘心地问“不是听说还有伽马刀吗？”老公说“医生说了，伽马刀只适合于3厘米以下的小肿瘤，况且伽马刀不能根除，遗留组织还会再长，只能通过手术根除。”老天呀，这个静悄悄在我脑子里长成鸡蛋般大小的肿瘤无异于晴天霹雳，真的象是末日来临一样，无法控制的恐惧顿时漫过全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