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会时还发生了个小插曲。我后来的老公当时是另一个理科班的班长，他也不属于好热闹有才艺的人，只会在旁边瞎起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窜到我班门口，在走廊扯着嗓子大呼小叫我的名字，我很纳闷这人怎么这样？好歹我也算全级的名人，名字是他随便喊的吗？我没来及放下手里抓的葵花籽就跑出来看个究竟。要知道我们那时候虽然在私下已经有男女同学暗传情愫，但表面上还是比较封建的，男女授受不亲。我一出教室，在黑咕隆咚的走廊，躲在柱子后面的他突然迎面闪出来，打开手电筒晃着我的脸。我连一秒钟考虑都没有，直接把一把葵花籽愤然打在他的脸上。他竟然没生气，傻呵呵笑着说了几句就讪讪地走了。第二天我把这事告诉另一个同学，她也是我的朋友，还有点欣赏那位班长呢。她一听我竟然拿瓜子打在人家脸上，吃惊地眼珠子都快出来了，她很认真地说“你一定得向他道歉，你那样做太不礼貌了！”哼，凭什么我要道歉，是他失礼在先的。（我写这些的时候，老公在旁边看着，只会傻乎乎地大笑，他完全不记得有这样的事。算了，就当我瞎编吧，他连大学同学的名字都不记得几个了，连我和他大学毕业工作后的那个国庆节第一次拉手的情节都不记得了，甚至连去年的事都不愿记，还指望他会记着什么呢？要知道我可是动过手术，被金刚钻开过颅的，死了多少脑细胞呢，竟然事无巨细什么都记得。哎，怪不得他的外号叫“木料”，压根就是木头一块。看来我当时没道歉是对的，他根本没往心里去。）
晚会的疯狂之后，撕去彩带，教室里一切又归于平静。我们一边诗情画意地写着毕业留言册；一边约三五好友去照相馆拍个留念照；一边硬着头皮做一套套模拟题，准备最后的冲刺。我记得有次数学测验我竟然愣神了，题目本身难度也大，我连卷子都没做完，结果自然是可以想象的。惴惴不安等来班主任老师发卷子的时刻，他脸色铁青地把试卷重重撴在讲台上，教室里鸦雀无声，真的感觉掉一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老师先从左到右把全班同学挨个扫视一遍，盯了我一眼，然后开始拍桌子，痛心疾首。我都忘了怎么低着头领回我的卷子稀里糊涂回到座位的，那几天我都不敢正视老师，大家让他失望了，连我这个被他寄予厚望的学生也让他失望，要知道那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了。我考出那样的成绩怎么对得起在他家吃的好多顿饭，对得起他借给我自行车让我自习之后赶着回家呢？我是他那届学生里最大的希望，他曾经非常自信地在教研室对其他老师放言“你们就等着我这个学生87年的北大通知书吧”，哎，我让老师有点伤心了。尽管他连一句批评都没有，但他的阴云一样的脸色和眼神已经让我无地自容了。
我的班主任后来正在盛年因为白血病去世。师母一直守寡带大了两个儿子，娶了儿媳，我们去看她，问她怎么不再找个伴。时隔多年她已经可以忍住眼泪，笑着说“再到哪儿去找那么好的人呢？”是的，是的，那么好的人啊，我们再说不出一句话。我还想起语文老师，姓邹，他第一次在黑板上傲然写下漂亮的板书，粉笔头一摔，介绍他的名字取自刘禹锡“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时字正腔圆的川味普通话让我颇为难忘。我好像还和同学胆战心惊地去帮这个脾气古怪的孤身老头缝过被子。
我和后来的老公当时偶然在校园遇见，他除了骑着车子从我旁边路过时吐着舌头，朝我扮个鬼脸外，还会扔下一串“哎哎哎，大傻瓜”飞驰而去。我气得直跺脚，真恨不得扔掉手上的书本，冲上去踹倒自行车，把他揪下来暴打一顿，他也太欺负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拿他没办法，只好给班上一个和他关系好的同学求援，我这个有诗人气质的同学当时还真有点对我动心，不过我装不知道就是了，先解了燃眉之急就行。我同学当然对他提出严正警告，觉得他怎么能欺负我这样单纯善良的人呢，“简直太不像话了”。后来他对我的态度有所缓和。好像还示好地来套磁“哎，你不是团支部书记吗？大书记就帮我写个入团申请呗。”想得美，我才懒得理这号人呢。在临近高考时仍然不是团员的学生干部里，他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班主任老师都无可奈何。我现在想想有点后悔啊，当时真应该拉这个后进青年一把。（他的这个老师后来出差专程到我家来，看看我们这对结婚了的学生。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车轱辘话其实就一句“女人一定要多撒娇、少干活”，不知道是因为她太了解她这个学生了，还是基于她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老师后来遇到车祸不幸去世，每每想到她，我就会想到她的婚姻格言和她爽朗的大笑。）
说到我这个有点活宝的同学，我现在的老公，他已经从一个口无遮拦的刺头少年，磨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问起当年的一切，他似乎都没什么太深的记忆了，那我就不为亲者讳，给他多描画几句吧，让他顺便复苏一下尘封的记忆。这人当年在学校绝对算个人物，当然不全因为他博学聪明，还因为他的其他怪相。他一夏天几乎都穿着套头的老头衫，头发永远毛毛糙糙，不修边幅，简直有点落拓不羁。我们时不时会听到他的传说，诸如老师正在讲题，他冲上黑板写下别的解法，和老师一争高下。化学老师惩罚学生没答对答案的办法是叫到讲台前来，面对全班“照相”，老师一气恼地叫“某某快上来照相”，他就在下面添乱问“彩色的还是黑白的啊？”每次一下课他就冲到走廊上，也不管其他班老师是不是还在拖堂，挨个班级呼叫着他的好朋友的谐音绰号“醪糟快出来”，“篱笆快出来”。他班上有个毕业时才15岁的小男孩，他走在路上经常是亲昵地抱着那孩子的头，把人家的帽子抛到半空取乐。（这个当时异常瘦小单薄的孩子几年后在军校出落得异常高大威武，再想看他的帽子，需仰视才见。看来军校真是个熔炉。）至于他口出的狂言，那就更多了，诸如惹恼好多自尊心极强的女生的话“你们女生就是不行”之类。毕业那年保送名额只有省内重点大学有四个，老师还没到问他，他就狂妄地宣称“这个学校八抬大轿来抬我都不去”。（没想到最后谁也没抬，他竟然为了读生物无奈地选择了这个学校，自己走着去了。哎，我还曾经挖苦过他。不过此后他的言行似有收敛，人啊，什么时候都得给自己留点余地，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就会受到命运的捉弄呢。）
我那时候真的已经有点脑子装满了的感觉，好像复习不下去了，就等着在考场上腾空脑袋了。我老公那会除了以欺负我为乐，倒还说过一句淡定的话“有什么好紧张的，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班上有个后来考上人民大学的女孩其时还心静如水地投入复习，让我只有佩服的份。每天下自习我就躲在校园里或者宿舍里去歇口气，但是那个家在本校的女孩竟然会一直安坐教室，等打扫卫生的同学拿着扫帚扫到她脚下时她都浑然不觉，只会抬起脚让一下，继续埋头书本，完全不顾躲一会满教室的乌烟瘴气。
直到考前，我还时常被我的好朋友拉出校园去散步，或者陪她下馆子。她比我低一级，家在外地，父母宠爱这个离家求学的女儿，每月总是寄来丰厚的生活费，所以经常有余钱改善伙食。我们有时候馋了就去学校附近餐馆，点一盘鱼香肉丝或者酸辣里脊，也有时会来一碗地地道道的鸡丝馄饨。当我们悠闲地走进校门，时常会碰到我才从教室出来的同学，他们有人担心地提醒我“你的好朋友还有一年才高考，你怎么还和她闲逛”？嗨嗨，我也没办法，我不但闲逛，还会放下手里的习题耐心地解答每个同学的问题，好像还帮我朋友写过作文作业交差。
就这样懵懵懂懂地，高考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我却感觉心乱如麻。有一次和好朋友在校外走着，远远看见我当时暗恋的男孩和一帮同学从远处走来，我竟然扯着朋友胳膊直接折回。即使见面，什么也不能说，还不如不见，我朋友当时很不理解我干嘛那么惊慌。他教室窗下正对着花园的丁香花，我徘徊在丁香树前，真的结着丁香一样的愁怨，指望他会偶然抬头望外，从窗口看到我。在临考前我终于和他“狭路相逢”，我去操场边的水房打开水，他抱着足球满头大汗从操场过来。看着他高高的身影，我一下子呆呆靠在墙角，等着他走近，我好像只茫然地看着他，傻傻地说了一句“我都不知道今夕何夕了”，他那时其实有心仪的女孩，只是我不知道。他抹着额头的汗，轻轻笑着说“要不要我告诉你今天是7月4号，还有3天高考。”谢谢他的提醒，再无一言，我提着水瓶，心事重重地低头回宿舍了。
就在高考前两天的晚自习前，我那个诗人气质的同学突然出现在我宿舍，当时其他同学早已匆匆放下饭碗去教室临阵磨枪了，我还在宿舍慢慢喝着水磨叽，我不知道他怎么看见我在宿舍的。他呼吸有些急促地说“我一直佩服你的学习，也喜欢你的朴实和善良，请你一定接受我的感情。”说完，他还掏出了一张写在白纸上的密密麻麻的诗塞给我，大概是仿舒婷的《致橡树》之类。我扫了一眼，什么呀，又是“地火”，又是“像地下的藤蔓相连”（藤字还被写错了）。他还真会挑时间，都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来给我表白这个？我面对他的热切简直怒不可竭，但一想到后天就要高考了，我不能太伤害他，影响他的情绪，只好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劝慰他等高考后我们再说好吗？
我的高考记忆（二）
7月正是父母农忙的时节，他们心里挂念我的考试又帮不上忙，只是让来城里卖菜的大哥捎了一盒我最爱吃的炒菜米饭。考场在另外一个学校，步行有点远，我从老师家借来自行车。平时很少骑车，所以车技不是太好，本来就有点紧张，再忘了捏闸、摔了可怎么办呢？幸好还有个同为住校生的男同学骑车和我作伴去考试。考试中午，好朋友特意去亲戚家给我做了饭，我吃到她捧在饭盒里的鱼香茄子和酸辣卷心菜，简直香得流油，真觉得是最美的饭菜。本来她就是心灵手巧的人，不光生的明眸善睐，能歌善舞，能弹会唱，连厨艺也是一流。
考场上的紧张我几乎没什么印象了，每场考完我都会抄下答案，出来和同学对答案。在第一天考完却发生了点不愉快的事，吃完晚饭我和好朋友在她练琴的学校钢琴房说着考试的事，想听她弹几首曲子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没想到一个一直纠缠他的男生尾随而至，找上门来，好朋友竟然不顾我的坚决反对要和他出去约会。我们争吵了几句，她留下我走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情绪竟然瞬间爆发，砸着琴盖失声痛哭起来。后两天的考试真的就在糊里糊涂中度过了。
当熬过三天彻底考完，不管发挥怎么样，大多数同学都先放松了，但我有个认真的毛病，非要在书本和习题里翻找，一定要找到所有能找到的考题。当然我没有白找，我的记忆力也让我的估分和后来的成绩只差了半分。我估完分数心情忐忑地和朋友出去庆祝，等我再回到宿舍时，才听说我厚厚的复习笔记被几个男生偷走了，大概他们一出考场就知道是“黑色七月”，大学的梦碎了，已经早早筹划着复读的事了。
在等着离校的那几天，我好像和暗恋的男生淋着湿漉漉的小雨，一路什么话也没说，去看过一场电影《恋爱季节》。坐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第一次和男生看电影我自己都觉得脸一直发热。电影的内容当时就没留下什么印象，也许心思根本没在那个狭小黑暗的影院里，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怎样未知的明天。
在离校的最后一夜，宿舍的同学几乎全走光了，我却迎来另一个同学。她的两个姐姐都是让我们羡慕的大学生，她的父母对她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目标直指北大、清华，她也有那样的实力。但是她发挥得不算正常，估分出来当然没有达到她爸的要求。她爸爸当时就把她关在家里，哪也别想去，准备复读，明年非上清华不可；最不行也得现在就着手学习微积分，为以后大学毕业考研做准备。我的同学终于和她望女成凤的严苛父亲顶撞了“你简直虚荣”，她和爸爸大吵一架，愤愤不平地质问“凭什么不让我放松一下”，从校园内的家夺门而出，来到我的宿舍哭诉。我就在空荡荡的宿舍和她住了一夜。
（关于高考填报志愿的我在一篇博客里提到过，重新抄录在这里。）
我们那会儿是考完试不等分数出来就填报志愿的。尽管我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我知道家里条件有限，有些顾虑。爸爸当时捎话来，不管我考到哪儿，他就供我到哪儿，有爸爸的支持我就放心选择了。我自己的估分和最后公布的分数只差零点五分，虽然考分不算太理想，但估分准确率那是相当地高，不过当时报志愿并不知道啊，到底报哪儿好？我几乎要把能发动的老师和同学都发动起来，搞民意测验了。那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也不太富裕，看着地图上那一个个诱人的名字，真没几个人去过，除了我们在地理课上知道的可怜的常识外一无所知。北京当然好，是全国人民向往的首都，本来是一心要去北京的啊，可是北大之类也太歧视我们边远地区了，不是考古就是马列主义运动史，那是能吸引17、18岁的年轻人的专业吗？只好把我多年来想去看看北京天安门、在未名湖畔徜徉的愿望搁浅了。我问地理老师天津怎么样啊，离首都近，不是有南开吗？“天津不行，太脏。”那上海呢？我那位很自以为是的同学（当时他还不和我一个班，后来成了老公，这话说来话长）说“哼，就你那个脑袋瓜，你不怕被精明的上海人欺负吗？”咦，我还就不信十里洋场能把我这个土包子怎么着了。在我的智囊团七嘴八舌热火朝天讨论着，要帮我在一摞厚厚的招生简章里沙里淘金挑出理想的志愿时，我这个迷惑的当事人突然像个开窍了的将帅，“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红笔出其不意地远远一勾，就是上海了！他们都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没反应过来，以前从没说过我要去上海的啊！我和上海的缘分就这样定了。
哦，高考结束了，我当然不能对我的诗人同学食言，落荒而逃。他因为身体原因高二就休学了，我是彻底解放了，可他还要再苦熬一年，我为自己影响到他的情绪觉得很内疚，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想来想去，想到我后来的老公了，他俩本来就是朋友，也许他替我去做思想工作，安慰那个同学排除杂念，好好准备复读更好一些。等他俩沟通完，自然要来向我汇报情况，我也得表示一下感谢呀，总算减轻了个思想包袱。好像在学校门口，我后来的老公向我通报了他如何做思想工作的情况之后，突然冒了一句“哎，我看你以后还是嫁给我吧。”这人也太邪了，简直该死！我连想都没想，气得当时只说了一句话“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嫁给你！”我那时倒也不是觉得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是生气我一直没把他当异性看，一直拿他当值得信赖的人呢，他怎么说出这样破坏友谊的话？好在我俩说完谁也没往心里去，风吹走就当什么也没说过。17、18岁的孩子，心还像天上的浮云呢，怎么可能许下缘定三生的诺言。（我倒是有个中学同学和来实习的体育老师一见钟情，后来结为伉俪，成为我们那拨的爱情传奇。）
虽然轻而易举地回绝了他的痴心妄想，不过他当时还是我可以信赖的人，也是唯一可以找到的劳力。他帮我用自行车驮着行李，送我回到十几里外乡下的家。我记得我们进门时，院子里摆满了连杆挖来的大蒜，已经晒得有些发蔫，正好可以辫成串的柔湿度。我妈正坐在院子里累得满脸通红地辫着蒜串。她除了道谢也顺便问我俩的考分，我妈一听完就替我自卑“怎么我姑娘的分数比你低几十分？”他不好意思地解释他考的是理科，多一门生物，所以总分本来就多五十。我妈这才放下心来。哎，无论是我妈还是我本人，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看着有点浑不吝的家伙，就帮我驮了次行李，竟然在若干年后把我娶到手，说缘分也许好听点，说是“放长线钓大鱼”大概更加贴切。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我除了帮爸妈在地里干活，还帮妈妈辫完一院子的大蒜，也拿着蒜和菜去城里卖。我可没像《人生》里的高加林那么自卑，卖东西看见熟人都吆喝不出声。大概爸爸一直教育我们背上书包是学生，放下书包就是农民吧，我一直比较坦然，从不遮掩我的农村出身，也不以劳动为耻。（我的好朋友多年后埋怨我可害苦了她，她以为所有农村孩子都像我一样朴实，没想到碰到很多“洋芋开花赛牡丹”的事，让她一点都不知道设防。哈哈，一把指头还有长短呢，绝大多数农村人还是很朴实的，毕竟是长在地上的嘛。）我和姐姐跟着爸爸在麦地里割麦子，三个业余农民干活也引得村里人打趣“孩子她爸，你怎么让两个姑娘娃在地里干活呢？她们还是学生娃吗？”爸爸说“嗨嗨，老大分家了，不让姑娘娃干活再让谁干呢？学生娃回家也得劳动锻炼”。我和弟弟拉上满满一架子车菜去学校附近的市场卖，买一根冰棍都觉得很奢侈。偶然见到同学的父母或奶奶，我也没有躲藏，主动给他们送一点，自家种的菜不值钱，我们同学可是有几年的交情呢。有时候卖完菜我会让弟弟拉着架子车回家，我去老师家送菜，没准还能蹭顿饭呢。
其实干活倒是让我忘记了担忧，偶然在燥热中会也觉得空虚难捱，神经近乎崩溃，心里七上八下地等着录取通知书。有一天爸爸去城里办事，顺便让他打探一下消息。我和妈妈在白菜地浇水，等轮到我家时天已经黑了，妈妈让我先回去。我进屋时爸爸笑着说“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真的吗？是哪？爸爸竟然说“大连海运学院”。不可能，我感觉顿时跌落冰窖里，我没有报那样的志愿啊？就算我的成绩再不理想被调配，那也得是我报过的那些学校啊。那录取我的专业呢？爸爸说是“海底打捞”，亏他编得出啊，这个笑话也一下露馅了，我是文科，不可能有那样的专业的。看我失望的样子，几乎急得要跳脚，爸爸哈哈大笑着，凑着昏黄的灯光，从黑色人造革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份白底红字的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张关系我命运的通知书），封面上还印有圆圆的校徽，信封里夹着几张牛皮纸的行李托运签。我的大学梦就在那样的一个夜晚悄然实现了。后来听学校老师说我爸在拿到我的通知书时手都在发抖，可他回家竟然会和我开那样轻松的玩笑啊。
二〇一一年六月四日
（后记：9月4号入学前，离家附近的铁路发生了塌方事故，车堵了一周。家人不放心第一次出远门的我，找来找去，姑父竟然找到一个要去复旦进修的老师，把我托付给他。在火车站托运行李时姑父看到另一个贴着复旦标签的行李，也找到了行李的主人，把我们拉在一起做了介绍。家人把我从车窗里推进去，车厢里挤得没有立锥之地，只能金鸡独立。站了六、七个小时，那个同行的男同学用了两个小时挤到我跟前，说家里在前面的站买到座位票，让我去轮换坐一会，我就这样来到当时还破破烂烂的上海老北站，被热情的校车接进美丽的复旦园。）
体检归来
早上参加单位体检，我被特别关照做左耳道核磁项目，时隔一年检查一下我脑袋里0.5毫米的神经瘤发展得如何。坐在检查室外面等候，看到被几个人连裹带抬，用被单包进去的病人；也看见坐在轮椅上突然掏出面巾纸掩面痛哭的病人，我不由得想起我09年6月在上海华山医院做右耳听神经瘤切除手术的情景。
说起来我做的开颅手术算是我40年人生中的大事，我到现在都没有告诉我妈，也没有一个人会告诉她，怕她会想起我二哥76年在北京天坛医院治疗的伤心事，二哥因为脑袋被飞落的砂轮打得脑浆直流、命悬一线，在鬼门关苦苦挣扎半年。对我来说两年时间过去，好像已经有点云淡风轻了，我偶然会用手去摸耳朵后面已经平复的伤口，去揉一下有点轻微滑动的那块头皮，要知道那下面可垫着块钛合金板，价值近万，而且是自费项目，进口材料值钱着呢。嗨嗨，说不定我以后老了，死了骨灰火化会烧出舍利子之类吧？（是不是有点不敬？）
有多年未见的朋友问我手术之后脑袋变形了吗？哈哈，怎么会呢？虽然是脑袋开瓢的大手术，但是在显微镜下面做的微创手术啊，从开颅、止血、切割瘤体、剥离残体到缝合，都是精细的流水线操作。至于手术的后遗症嘛，用我一个朋友老公宽慰我的话，“就当做了一次失败的整容手术”，多睿智的比喻呢。看来大家对开颅手术真不了解，我真应该再回顾两年前那个突如其来的祸事，好好说说手术前后的事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这话我们大概都听说过，但当真正的天灾人祸降临到自己头上之前，不会有切实体会，也许就像英国绅士见面先说天气一样，明天的天气是下雨还是天晴，到底要不要带伞这样轻松吧？
我前面说过，我从小就比较皮实，虽然我连抽血、打针都不敢看，但这个手术真没把我吓倒。
其实我这人心理素质很差。举个例子，上初中时因为身高比同龄同学稍高，于是“筷子里边拔旗杆”被选拔到校田径队参加全市运动会少年组比赛。农村出来的嘛，别的技巧项目咱不会，死力气有的是。可是悲催的是，尽管我平时私下练习铁饼随便一扔20米，但一到赛场上看着旁边观众围成的三角墙我就紧张，我也知道人家没人认识我，没人把我当回事，但就是不敢抬头看两边，施展不开手脚，最多扔16米，别说老师失望了，我自己都很沮丧，不过就那点成绩我当时竟然也拿过奖呢，占了年龄小的便宜。我真的是俗话说的“门背后的光棍汉”，上不了台面的。况且我是个不太自信的人，也害怕被别人关注，所以公开场合几乎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媒体用“气定神闲”描述站在高高跳水台上的伏明霞，简直服气得五体投地，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气定神闲是怎么修炼出来的啊！
说到心理素质这事，我真的是很佩服杂技演员、竞技运动员等等，在发令枪响或者赛点的那个瞬间，我们旁观者都会紧张得手心出汗，坐卧不安，别说强大压力下的当事人了。因此，当刘翔在北京奥运上面对亿万观众的热望选择痛苦退赛时，我一句也没有抱怨他怎么不拼死为国争光。想想我自己那点芝麻经验，我觉得太能理解他了，他带着伤呢，如果万事俱备的话，13秒左右的距离对他算什么呢，光赛场上的热浪和呼吸都能合成一股东风，把他吹得飞起来的了。刘翔再风光咱们也别眼红，运动员那碗饭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吃的。
有点扯远了，还是说心理素质的事，我中学住集体宿舍，一旦有人东西找不到，我就开始脸发热，好像人家在怀疑我。不过说到找东西，不知道是有第六感还是记忆力好，我经常会如有神助地在他们眼皮底下、脚底下找到他们翻来翻去掘地三尺也没找到的东西，这个绝活现在也在我家施展。如果连我都找不到的东西，那大概就真的是无影无踪了。
噢，还想说，看到张爱玲的《小团圆》开头我就被吸引了，因为她描写的考试的噩梦实在太亲切了。几十年来虽然过关冲卡（不是斩将，我从来不以挤掉别人或踩着别人往上走为荣），我的成绩也算不错，但我真的是被考试烤糊了。我至今还会经常梦到在考场上抓耳挠腮，竟然没一道会做的题，看着老师不满的眼光，身边人低头答卷的影子，眼看交卷时间到了，我焦灼地从梦中惊醒。啊，总算又解脱了一次。
我说了这么多，是想说我真的是心理脆弱的人，不过我为什么没有不堪一击，大概是因为我还有点迟钝，反应总是慢一拍，所以在没觉得天要塌下来之前就先木了。
有朋友问我检查结果怎么样，没那么快有结果的呀。我们是集体体检，还有很多人没检查呢，不知道结果猴年马月能出来。我也没上心，我是例行检查也不太着急，反正瘤子应该还小，长得也比较慢。我现在该注意的耳朵都没办法，瘤子就顾不上了，让他慢慢先长吧，反正迟早还得再手术。
不知道换了别的人，像我这样遇到右侧耳聋、一次开颅、术后面容尽失（算不上花容）、左侧即将失聪，再一次开颅会怎样。在前年刚知道患听神经瘤时，有很多朋友说佩服我的坚强，那时我会暗自落泪，后来我就不知道自己是坚强还是麻木了。听神经瘤的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一，而双侧听神经瘤是这其中的百分之三啊，我中了一次“头彩”，看来还得再来一次。
体检回来，单位小妹妹偶然瞥见我手上贴的因为做核磁打加强针留下的胶布，她知道我听不清，所以不是随口一问，而是特意发信息问我“怎么了，是不输液了？”我为她这么细心、贴心的关怀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真得想一想，好好说说我做手术的事，也以此感谢那些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关心和安慰、鼓励和支持的朋友。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
初入复旦（一）
话说我第一次上大学报到，出了拥挤闷热的上海老北站，在出站口与和同行的进修老师和同学一起挤到很显眼位置的学校接待台。第一次感觉到掉进蒸笼的滋味，9月的老家已经有点初秋的凉意，而此时的上海又湿又热，衣服都裹在身上了。坐上清爽的校车，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车行路过闸北的棚户区，一片片低矮破旧的灰色楼房，让我怎么觉得这不是我想象中那个高楼林立、霓虹闪烁的上海滩呀。进入高校云集的杨浦区才感觉到大城市的气派了。那一个个高大素朴的院墙里都是让学子们向往的地方：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空军政治学院……快到邯郸路的时候，屁股已经有点坐不住了，禁不住朝窗外频频张望，这个从录取通知书上已经看了几十遍的位于“邯郸路号220”的复旦大学到底是怎样一个校园。此后，这个地址和200433的邮编以及我所在的法律系8727的邮箱也是我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无数遍向家人和同学广而告之的一项主要内容。（那时候都买的便宜信封，不怎么有学校专用信封。）
校车停在大门口时，好像夜色已经降临了，上海天黑得早嘛。还没来及打量一下黑魆魆的四周，只看见了高大的毛主席塑像，就四散开来，拖着行李，沿着遮满梧桐树的林荫大道，凭着学校示意图去找各自宿舍楼了。我要去的16号女生楼已经出了校外，我不太认方向，也不善于看地图，一路打听了好几个人，觉得那段路好漫长呀，我这个土里土气一看就是初次闯入的新生也一路被打量着。乍一见到走在林荫里轻搂的情侣我倒不好意思起来，低下头快步走过，“卿卿我我”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上海果然是开放。
终于来到我的落脚点，给我分配的宿舍是三个专业合居的七个姑娘。第一次亲密接触到两个苗条美丽的上海姑娘，她们很热心、和气呀，当然也很洋气，说话也很嗲喽，只要两个人碰一起，就开始叽里咕噜说着我们根本别想听懂的话。琼戴着眼镜，比较内向，说话有点咬着舌尖，一字一句非常认真，是典型好学生的摸样。瑾真是标准的上海美女，我一见她就知道“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绝非虚言。除了我这个西北偏远地区来的，还有个矮矮胖胖、温柔娇羞的女孩倩竟然是邻省的陕西咸阳来的，她从小生长在新疆石河子，但依然白的倒像我老家夸人的白白嫩嫩的“瓷娃娃”呢，我一下子就觉得亲近了。她是被在芜湖上大学的姐姐送来的，已经安顿好了，也热心地帮我指点在哪个校区商店去买水瓶和脸盆，怎么买饭票，她后来成了我在大学的第一个朋友。我记得有次生病她帮我打饭，偏偏买了我在老家很少吃也不喜欢吃的洋葱和芹菜，洋葱有点甜丝丝，而芹菜有股药味道吃不惯，面对她的热心，我努力把饭菜吃得精光，也从此改掉挑食的毛病。倒是她四年之后都死活不敢吃黄鳝。
除了两个上海姑娘瑾和琼、我们两个西北姑娘，还有个名如其人的浙江椒江女孩玲，她虽然娇小玲珑，声音清亮，但说话语气非常干脆爽快，直视你的目光透出满满的自信和干练，一看就是多年的学生干部。初次见面她不忘给我们强调她老家属于台州地区，“台”字读一声而非二声，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可是倩的老家咸阳的“咸”明明应该读二声的，她却操着老家话读三声；而来自遵义的静把一声的“遵”也说成三声，当然我老家天水的“水”用老家话读四声。虽然中学说普通话不算多，但毕竟住校六年，和宿舍同学交流也算过得去。于是在这群南腔北调的同学里，我尽量操着还算标准的普通话蒙混过关。
玲的老家盛产黄岩蜜橘，她带来一大箱作为给大家的见面礼。我之前只偶然吃过又干又酸的红桔，满嘴留核，如此硕大甜美，竟然没有一颗果核的橘子简直像从罐头瓶标签上下掉来的。
南自广西南宁的女孩红是我们里边的大姐，她说话总是拖着儿音，笑起来像她老家的阳光一样明媚，她看样子挺会照顾人，没想到似乎是宿舍里唯一的独生女，大姐风范不愧是中学名校磨练出来的。最后要介绍的是和我同年但小我半岁的小妹妹静，她来自遵义，她是用我们听着有点像四川话的口音介绍“遵义的”。她名字叫静，其实性格有点闹，总是哈哈哈哈大笑着停不下来，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掩上脸从手指缝里偷看我们的动静。现在想想她大大宽宽的脸盘，扑扇扑扇的大眼睛和满脸俏皮天真的神情，真是忍不住要笑啊。她也总学着我老家话叫我的名字，觉得简直太好玩了。
有好一阵我要给南方同学纠正我是来自西北甘肃的，不是附近江苏的，他们读起来都差不多。说起天水,他们只知道是三国姜维的故里，我还要给他们补充是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地方，也是教科书上诗仙李白的祖籍“成纪”所在。现在都争得热闹了，好像都跨出国门了，我也不淌这浑水了。但天水无可争议的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飞将故里。这位悲壮的将军功勋等身，就是至死不能封侯。话说历史上封妻荫子的王侯如过江之鲫，可是被“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样的千古名句传诵的又剩下几人呢？
对了，我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次喝到上海的水，我不顾当着先我而来热情给我倒水的中学校友的面，几乎喷吐出来，这飘着一股让人不爽的味道，叫做“水”的东西哪里是人喝的？要知道我老家叫“天水”，虽然喝的不全是天上之水，起码是甘甜的地下之水啊。我后来初次去南京路过苏州河时才终于明白这股臭乎乎的味道是哪来的了。没办法，入乡随俗嘛，何况我还是从农村来到大城市，再别狗眼看人低挑剔了，捏着鼻子喝了几次也就习惯了。不过第一次放假回去灌下一大杯家里的井水，才发现这水原来是甜的啊，以前从没注意。
火车上和我同行的男同学顺着地图指示已经逛遍了校园，竟然足迹已经去过鼎鼎大名的南京路了。他很热心地陪我转了校园一圈，也带我去看了南京路，以前写作文老用鳞次栉比、摩肩接踵、琳琅满目、目不暇接这些词想象繁华，当终于见到繁华时只有目瞪口呆了。虽然囊中羞涩，但第一次来到南京路总得买点什么做个纪念吧，我挑了本封面有个外国女孩抱着小狗的影集，我对自己的属相一向情有独钟，这个影集也将留下我大学生活的身影。我后来再没怎么去这个老乡宿舍，我不喜欢他的室友看着我们时别有意味的眼神，此后也就渐渐疏远了。
刚到学校安顿妥当，我最急迫的事当然是给爸爸写信，他会读给不识字的妈妈听，所以我尽量用老家口语化的语言来描述我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介绍我的学校和同学。此外就是得赶紧拍张照片给他们看看这个美丽校园的直观印象了。我上中学时几乎全穿着姐姐淘汰的衣服，那时夏天好像也不算热，最高温28度我已经要在水龙头下冲湿裤脚凉鞋解暑了，从来没穿过短袖，更没穿过裙子，高中毕业才穿着姐姐的裙子照了张四姐妹的合影。上大学时我带着二姐淘汰的裙子和露出一截大腿的厚长筒袜，一件爸爸临时买的短袖衬衣。还背着一个从老山前线下来的军人哥哥送的崭新的军用挎包，戴着小姐姐送给我的发卡，在曦院的假山前拍下了我在复旦园第一张笑容都没有来及打开的照片。
关于这个发卡我还得说几句，上小学时爸爸给我和小姐姐一人买了个宽发卡，一个金黄、一个暗红，上面是两条描金凤凰。当时小姐姐脾气比较任性，东西总是她先挑，她大嘛，挑了红的，我用黄的也喜欢。结果在五年级学校组织观影，那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电影，从影院出来走到半路都没适应明暗交替，排在路队里我竟然木头木脑地撞到电线杆上，发卡直接就断了，我当时心疼得只想哭，但忍住眼泪在拥挤的队列里慌忙捡起断成两截的发卡，怕同学嘲笑一路捏在衣袖里回家。回去爸爸给我用胶水粘了，小学毕业时我和姐姐同班，毕业照上都戴着发卡。此后这让我们珍爱的发卡一直陪伴着我们，直到上面的描金凤凰图案都不见了。我考上大学，但小姐姐落榜了，遭遇坎坷的姐姐在伏着被子哭红眼睛后，把她的红发卡送给了我，我就是戴着这个发卡来到复旦园，也带着对苦苦复读的姐姐的牵挂。
对了，还有个挺让我头疼的事，我录取通知书上的专业是我自己选的国际经济法，但安排宿舍时因为整个西北就我一个，估计被忽视了，所以才被安排到几个专业合居的宿舍。初来乍到，人生地疏，我不知道怎么和老师问我的专业是不是搞错了。勤工俭学给我们照相的师兄很热心，安慰我不用担心，直接给辅导员说就行了。老师确认我的专业是安排宿舍时弄错了，我就先在这个宿舍住了一学期，后来调整到我班同学的宿舍。这个小小的失误竟然让我除了结识两个宿舍的同学，多出几份友情外，也让我认识了大学的第一个朋友倩，在后来军训时按照宿舍划分和哲学系在一起，继而遇到我最好的朋友丹。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真有缘分？
说到照片我想起来那时候经常去五角场的一个绿铁皮报亭冲洗照片，当时的五角场还破破烂烂，没想到如今都成繁华商业圈了。老板招徕在外面的一张照片是《苔丝》的女主角娜塔莎.金斯基，她全身赤裸着被一条蟒蛇缠绕，遮住三点，大概是体现野性的惊艳。我每次看到却觉得触目惊心，我当时更欣赏自然、淳朴的美，喜欢她在电影里戴着宽沿帽的村姑扮相。
我们发的粮票里有半两的粮票，我看到上海人买点心竟然不是一次买一斤，而是可以买一个两个，不能不佩服上海人的精细。我以前吃过的香蕉是爸爸舍不得吃偶然带给我们的一个两个，表皮乌黑，因此我一直以为香蕉皮就是黑色的。在上海见到新鲜的香蕉橙黄橙黄，甚至有的还发绿，我才纠正了这个错了很多年的观念。我还知道我最爱吃的蒜薹在宿舍是不受欢迎的，她们不但叫法和我不一样，管它叫蒜苗，而且嫌它有味道；而我叫蒜苗的东西她们叫大蒜，我叫大蒜的玩意她们叫蒜头。东北同学说的地瓜，我叫洋芋，而南方同学叫土豆。我还知道不仅我们各省的方言不一样，浙江省几乎是隔几十里就有一个方言，同在一省的厦门和福州竟然属于两大方言语系，我的同学就很自豪地同时会说这两大方言。哎呀，南北交融真的是有点好玩啊。
有一段时间我和咸阳姑娘倩、遵义姑娘静这三个来自偏远小城市的女孩时常结伴，好奇地在学校角角落落溜达，先从熟悉各教学楼的位置开始，免得下了一节课再去另外一个教学楼找不到教室。我们在学校后门的水果摊上讨价还价，我问香蕉可不可以买几“齿”，大把香蕉长得不就像一排巨齿吗？“哇-哈-哈-呀”，没等摊主答复，静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小齿齿呀”，此后因为这个典故她可没少取笑我。
初入校园还有个重要节目是会老乡。在宿舍呆着，总有成帮的老乡会找上门来关照着我这个新同学，有时候甚至还有外校的老乡在一起串。我也跟着去过同济大学，发现“吃在同济”、“玩在复旦”还是有些道理。在和一大帮男老乡闹闹哄哄会过几次之后，我失去了兴趣，但是认识了高我一届的新闻系师姐琳。这个说话一句一顿、温柔如水的女孩就从老乡变成了朋友，也是我工作后联系最密切的复旦校友，我和她的友谊在复旦园生长，在复旦园外一直蔓延。
初入复旦（二）
当然，作为新生我们也关注校史里光辉的名字，了解“旦复旦兮，日月光华”的来历，知道相辉堂的命名，景仰仍在学校的名师，也随时关注食堂前的海报，提前去3108大教室占座位听听公开讲座。说到海报，我想起当年班上一个彪悍的沈阳女孩想组建个女子足球队，她贴了个豪气干云的招募启示，画面简单，就是一只高跟鞋踩着个足球，LOGO就一句话“复旦——在我们脚下”！这是我对吸引眼球最初的认识。不过如此启示没有募来几个温文尔雅的复旦美女，足球队终于没有组建起来，复旦仍在我们脚下扩展，但不是被“踩”在脚下。我倒是在想啊，如果国足有点“中国——在我们脚下”的豪迈，或者“中国——在我们脚上”的敬畏，也不是现在这样的状况吧？
讲座里印象很深的是见到电影演员秦怡，这个银幕上的绝代美人，已经有点迟暮。她稀疏的头发做成小卷贴在头上，有点发黄。说话柔弱，举止优雅。我第一次真实感受到原来名人在他们光鲜的外面下竟藏着远比常人更多的坎坷和辛酸啊，她说到智障的儿子时落泪了。当时初露锋芒的谢百三还是个年轻讲师，但复旦学生并不是只看虚名不重真才的，他的讲座格外受到热捧，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走廊外面都挤满人，连我这样没什么经济头脑的人，竟然都凑过很多次热闹。他对乡镇企业、中小企业的调研，是非常生动而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比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枯燥理论新鲜多了。（前一段他来我所在的城市讲课，我老公回来感叹谢教授确实是牛人。他从下午2点讲到晚上7点，本来预定是5点的。中间不停地喝水却从未中场休息，口才真不是一般地好！我想那和他在3108的历练不无关系吧？）
那一年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相辉堂前草坪上疯狂的音乐节，3108教室激情四溢的诗歌朗诵，还有复旦剧社演出的奥尼尔的《天边外》，年轻的心从此驿动。电影《红高粱》的观感也让我吃惊，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拍啊，那浓烈的红色、静谧的蓝色，让人窒息的高粱地、满屏幕巩俐露出虎牙的特写，以及那个苍凉的月牙门带来的视觉冲击让我震撼，简直不可思议。我竟然连看了三遍，意犹未尽，其中两遍是和班上一个女同学散场后躲在厕所，又继续站着重温了一场。
说到诗歌朗诵了，我还有些题外话。诗歌当时还处在它的黄金时代，我们提到校园诗人、诗社社长许德明、陈先发、傅亮等等都是非常崇拜的，诗社的油印刊物也是我们喜欢的，甚至诗人的浪漫爱情故事都是我们好奇的童话。我记得我是听了诗歌《两个人的车站》的深情朗诵才去找电影看的，也由此爱上苏联电影的深沉、静谧与宏大。题外话是我本来一心是想学中文或者新闻的，但在填报志愿时，我鬼使神差地放弃了当时非常热门的新闻专业，选择了比较新的国际经济法。等入校从同乡那里听到的消息才让我万分庆幸自己的选择，没有去当炮灰，不然还不知道我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呢。和我同时从甘肃考入新闻系的男孩其实一直在复旦附中就读，只是回父母工作的兰州、他的户口所在地参加了高考（那时候不说高考移民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新闻系那一个名额几乎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后来继承了诗社社长的衣钵，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我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头发花白、日理万机的校友，他已经是**传媒的总裁，典型的成功人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