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时还从没有考虑过工作分配的问题呢，尽管我爸爸一心要我别满足于本科教育，应该继续读研或者出国深造，但我很怀疑家里的经济实力。多少年来就他一个人工作，妈妈在家种地，供了我们那么多孩子，我怎么可能再加重他们的负担呢？当初读大学时爸爸说我考到哪里他供我读到哪里，我已经非常知足了，所以一心想早早参加工作，可以分担家里的经济压力，为已经年迈的父母尽点孝心。何况被班上那些超级牛人打击地自信心一点点丧失，我怀疑自己有没有考研的实力呢，早早就不思进取了。我和好朋友下课之后总是相约，晃晃图书馆、逛逛街、看看电影、看看录像，甚至没事了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遛弯。我俩经常在校园内徜徉，遇到我苦背字典后来考取美国大学全额奖学金的同学，她总忍不住说我俩“简直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我上大学第一学期带着爸爸给的六百元，存在学校门口的银行，随用随取，这些钱足够支付我一学期的全部费用，交过书本费，不但能吃好，买几本小书，我还买过一本教师节打折的27元的《辞海》，也能时不时在四川北路买件价廉物美的衣服，把自己扮美一下，放假回家时还能大包小包地给全家老小买些上海货表表心意。假期回去我对爸爸说班上其他几个南方的农村男生都申请助学贷款了，我也要申请贷款，减轻家里的负担。爸爸说不需要我贷款，家里可以承受，何况我是个姑娘，他不想让我背上负担。我坚持说我是北方偏远农村的，家里孩子又多，没比南方同学家里条件更好，我为啥不贷款？爸爸经不住我坚持，就去村里开了证明。后来的每个月我都会在学校信用社拿到三十元的助学贷款，到毕业前其实也就总共一千零二十元。爸爸来信说贷款不还清就拿不到毕业证，他和妈妈心里感觉很不好，他们攒够了一千元，让我把贷款还了，轻轻松松毕业。我没有同意，我一定要用自己的收入来还这笔贷款，不然还有什么意义呢？爸爸拗不过我，最后用这笔钱让二姐陪着妈妈在我毕业前的春天来上海，看看我的学校，也开开眼界。
89年后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好像一下子变得有些困难了，再不是可以随便自主选择工作的天之骄子，但总归还有来学校要人的单位，所以我也不是很担心。自己学的怎么也是名牌大学的热门专业呀，整个西北地区、我在的省就招了我这一个学生，我还愁找不到工作吗？
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连我妈这个农村妇女都知道啊。河南梆子里常香玉怎么唱的来着“谁说女子不如男？”可是我毕业时一些单位来招人就一个条件——“男性”，这要搁在有些国家，都可以打个性别歧视的官司了。教过我们经济法的老师是刚从北大毕业的研究生，非常清高的才子，他对我们放言“如果你们学了四年法律后，毕业时还没学会怎么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我劝你们趁早改行别干法律了。”我可不指望拿我那点可怜的“国际经济法”去和谁打官司争权益，为找工作打个“民告官”的官司，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国情啊，只能接受现实，谁让我妈当时怎么没把我生成男孩呢？我记得国有资产管理局来招一个男生，我们班北方只有三个同学，除了我还有两个辽宁姑娘，当然全都不符合人家的条件。但是南方人还不是很喜欢去北京，最后，一个长沙的男生回家联系工作未果，不太情愿地北上去了国有资产管理局。
我的辅导员大姐挺喜欢我，觉得我能吃苦耐劳，性格随和、适应性强，当然也淳朴厚道，她自己就是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她觉得我去军事单位也不错。她非常热心地帮我打探工作的消息，大热的天，骑车带着我去找前来招人的单位下榻的地方，哪怕去宁波海事法院之类也行啊。尽管我当时觉得去宁波这样的小地方还不如回老家省会城市，“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可人家也限定必须是男性！后来班上一个醴陵的男生去了。他不久后就“下海”去了珠海，成了一个成功的律师。我当时当然没想到回老家工作也不是任我随便挑的，也不会想到宁波会发展得比我老家的省会城市更快更好，到底谁是鸡头谁是凤尾还难说呢。
我当时其实并没有想留在上海或者去外地大城市，大概是小农意识，我还真是很天真地想回省工作，既为落后的家乡建设做点贡献，也离父母近一点，可以经常回家探亲多好。当然老家的小城市的确是太小了点，我学的国际经济法也用不上啊。我毕业一心想回省会城市还有一个原因，我中学时的好朋友家就在省会城市，她的父母家人都是和善的知识分子，待我像自己的孩子，让我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我想起高中时曾经有个暑假和小姐姐一起来朋友家度假，他们既喜欢我的无拘无束、笨手笨脚，也欣赏小姐姐的腼腆内向、善良能干，小姐姐手擀的面条让他们赞叹不已，这给我一向不太自信的小姐姐很大的慰籍。有一天中午我睡午觉睡得稀里糊涂，起来发现他们都看着我笑，不知道笑什么呢，还是朋友的妈妈心软，让我快去照照镜子，我才发现鼻梁上被墨汁画了副眼镜。朋友的爸爸很疼爱我，说“真象个小猪啊，睡得那么香，在脸上画了半天都没醒来。”
我在这里第一次见识到省城“下土”的恐怖，后来知道这叫“沙尘暴”，我之前只知道下雨下雪，还没听说过下土呢。（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像《西游记》里的妖风一样黑砂黄土的“沙尘暴”有朝一日会刮到我还算山清水秀的老家天水，吹到我上过大学的上海，甚至漂洋过海到台湾、香港。我们对大自然的索取力度太大了一些，大自然对我们报复的速度也太快了一些。）朋友给我们买了三元一斤的荔枝尝鲜，原来这就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里说的荔枝，也就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荔枝啊，真的觉得好奢侈啊。朋友的姐姐带我在街上喝酸奶，我只喝了一口，这奶子怎么像坏了一样的味道？她再怎么说有营养，我也咽不下去。后来在上海看到宿舍同学可以一口气喝下三瓶，我也渐渐接受了酸奶的滋味。
我高考后他们全家为我考上名牌大学而欣喜，她姐姐送了一件和朋友一样的时兴夹克衫，她妈妈送了一套运动衣，她爸爸送了一支英雄金笔。金笔我一直锁在箱子里，大学毕业前写论文时才拿出来用。大学四年，朋友的爸爸给我写的信我比我爸爸写的还厚，每次开头都是“原子，猪娃子，”和对他女儿一样的爱称，他在那些信中和我谈了多少人生的道理和生活的感悟啊。我刚大学毕业找工作那段时间，朋友的爸爸怎么想起给我看手相，说我40岁左右会有场大病，事业最多干到正县级，感情线比较简单。那时候我才21岁，连工作也没着落，前途未卜，想想30岁都是遥远的事，40岁还不用去想，我那么像铁人的体格会得什么大病呢，当然更没想什么职务的事，觉得一个科长就挺牛了。所以他说着，我只是听着笑，不知道该信还是不信，但当然记着他说的话。他那么喜欢我，那时候还说我像一头无拘无束的小鹿，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人会捕获我。最近突然想起，觉得很多事竟然会这样应验啊，难道命运都是天生注定的？
因为有朋友一家的厚爱，我想在省城工作即使不在家跟前也不会觉得太孤独、陌生，所以我几乎是想着投奔她家而来的。不过有点遗憾的是，本来朋友当记者的姐夫答应我，凭我这样好的学校和专业，他帮我联系进当时最好的外贸单位肯定没一点问题，工作不但效益好，也可以发挥我的专业特长。眼看学校规定自主联系单位的期限将到，好朋友陪我去邮局打了几次长途电话依然没有消息。既然工作没找好，我想他也有难处，那就听天由命吧。我总归还是想回去，也曾经给好朋友说过感觉冥冥之中有人会在老家等着我的话。去哪里落脚并不重要，“只要是他的手牵着我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席慕容的这话就像我的心灵鸡汤，让我不至于太怅然若失于没有工作的失落。给我教过金融学的老师曾经给我老家中国银行省分行的副行长带过进修班的课，他很热心地帮我写了推荐信，我就是拿着这张推荐信和学校的毕业生推荐表，走上回家找工作的路。
我当年高考落榜后直接被税务、银行招聘，早早参加工作的同学，得到过我们多少的同情啊。他们工作后陆续读完成人高考或者电大之类，不但有了学历，也拥有了工作资历，成长为业务骨干。而我读了四年大学，竟然找不到当时最好的单位——外贸公司的门朝哪边开，竟然还是要到银行谋职，并且才是新手上路，还要自己寻找能立足的岗位，老天爷还真会开玩笑！（若干年后，外贸公司不再景气，有门路的人又开始想方设法往银行调动，真是风水轮流转。倒不是我多有先见之明，而是顺应了命运的安排罢了。）
我7月初到家后放下行李，安慰爸妈天无绝人之路，没敢逗留就直奔省会。那时大姐正好刚在省广播电视学校进修完，她也焦急地帮我想办法。她带我到了落脚的表姐家，见到表姐的同学，和表姐的孩子一起叫她郭姨。郭姨在团省委的《新一代》杂志社做编辑，她有严重的罗锅，又瘦又小，但非常好强，性格爽朗，有点刀子嘴豆腐心，也是一副热心肠。我第一次和看着有点怪怪的人打交道，心里有点疙疙瘩瘩。郭姨的父亲是老革命干部，她也是大学生，对我这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也不以为然，看我的眼光也有些挑剔，但还是骑车陪我去找老师介绍的中国银行。这个银行当时正在修建办公楼，办公的机构还真是狡兔三窟，我们当然没有见到行长大人，好不容易找到人事处，一位姓金的女科长接待了我们，她看完我带的推荐信和推荐表，很公事公办地笑着对我说“小张，你看这样，你带来的东西呢，我们先留下。我完了和领导汇报一下，等领导研究之后，过些天你再来等我的答复。”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人家称呼我“小张”，好奇怪的感觉。这就算是投石问路吧，反正心急也吃不了热豆腐，那就等着人家研究呗。
郭姨因为身体原因没有成家，但打算收养山西老家的一个小女孩，她要去统办楼上的民政厅问收养的手续，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就和她一起去了。从民政厅出来她突然想起要去找在这个楼上办公的建行同学问件事，我站在门外等她。郭姨的同学姓姜，当时是一个科长，他看见门外有点羞涩的我，问郭姨“你这个人口贩子，是不是又给谁介绍对象去了？”郭姨说“咦，这次还真不是介绍对象，人家才从大学毕业找工作呢。”姜叔很热心地把我让进办公室，问我从哪毕业的，学的什么专业，我一说完“复旦大学国际经济法”，姜叔听了瞪大眼睛，简直有点大惊失色，赞不绝口“哎呀，真了不得，高才生呀。”我不好意思地低着头说“什么高材生呀，连个工作都找不到。”姜叔一听奇怪了，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我们给他说了刚去中国银行人家答复等消息的事。这时姜叔突然一拍大腿，“哎呀，我隔壁办公室就是我们新成立的国际业务部，你与其要去中行，还不如来我们这多好！”我现在是等着人家挑，哪有自主权呢？姜叔二话不说，直接把我拉到隔壁国际业务部老总的办公室，老总是个戴着眼镜，长脸、爱笑的天津老头，他听姜叔介绍完我的情况就说“好啊，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呢。”我一点都没反应过来，难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吗？
我找工作的经历（二）
那老总说需要我这样的人，我就来这落脚了？他们刚刚在系统内通过考试选拔了七个工作人员，才粗粗组建了信贷部和会计部，还要筹备计划部和国际结算部。我每天早早来替老总打扫办公室，提水扫地擦桌子，他们又不能安排我干具体工作，我就看着老总给的业务书籍和资料，每天惴惴不安地等着工作落实的消息。老总也得给行长汇报啊，进人的事哪是部门老总能拍板的呢？
过了几天，姜叔悄悄叫我出来，他说我工作的事估计老总不太好和行长去说，但这事只有行长才能决定，这样等着不是办法。他拿出激将法，“你好歹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不行你就自己去找一下行长试试吧。”我可以自己去找行长吗？我都忘了我是怎么去敲开行长的办公室的，大概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进去就在门口的沙发上端端坐下，开门见山介绍我自己是来找工作的。行长是个有点矮小的重庆人，他从一摞文件里抬起头看着我有些发笑，“我告诉你吧，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打过电话，就是写过条子，起码也是有人陪着来的，自己闯进来的，你是第一个。”我为自己的鲁莽觉得不好意思，但觉得行长这样和我说话好像也没有太责怪的意味。行长对我这个闯进门来的学生表示出兴趣，他问我上了什么学，学了哪些课，大学主要有什么感受，为什么要回到老家来？当我说到想离农村的父母近一些，竟然带出了他的感慨，他说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上了北京石油学院，参加工作后也经历过很多，“农村孩子有个好前途不容易啊！”他感慨完这句话，对我说“你先回去，明天早上九点钟，你来我这里等回话。”
我从行长办公室出来，才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小时！国际业务部的老总早在楼梯口焦急不安地张望着，他一见我就说“哎呀，你可真行，行长那么忙，什么事都停下和你谈了两个小时。”我这才觉得自己有点不知深浅了。
第二天大概是7月12日，我依约来到行长办公室，行长有点语重心长地只说了一句话“我们昨天下午已经上过党委会了，你来了就要好好干。”我的工作就这么找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行长了，但当时脑海只想着一句话“士为知己者死”。国际部的老总本来一直觉得我还傻呵呵的，但从此对我有点刮目相看，我一说自己在工作里不会交际应酬，他就说“你还不会？几句话把行长都说动了。”我真正在这个银行工作后，才意识到行长至高无上的地位，每逢他背着手走近电梯，所有人都毕恭毕敬地靠后给他让出路来，我才知道当时姜叔让我找去行长办公室还真需要勇气。工作之后我再也没敢踏进行长办公室一步。
我后来还在街上遇到中国银行的那位女科长，她客套地问我“小张，怎么样，你还来不来我们银行了？”我没想到她还能认出我这个只见过一面的求职者，我也客气地说“呀，谢谢你，我已经找好单位了。”谁知道她到底给行长汇报没有呢。
我拿到银行的接收函，转身就到了旁边大楼的人事厅，可我得知的消息是我的人事关系已经被下派到老家的人事局了，我要在省城工作就得去办改派手续。这就不是我能办得了的事了，大姐夫帮我办改派的事，老家人事局一听“复旦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直说“多少年就这一个啊，这是人才，我们要好好储备起来，为家乡建设做贡献。”呵呵，这时候我成了要被储备的“人才”了，但分配到哪，没准。
拖了一个多月，我的改派手续总算办好了，我以为有单位接收函，有改派证明就万事大吉了，想不到还需要人事厅的接收手续。于是我又一趟趟地隔空就去人事厅，办公室永远都是人满为患，多是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人，工作人员没人抬头回答我的问询。我就在已经开了接收函的银行没有名分、没有工资地天天上班，不知道哪天会有转机。
姜叔的父亲和岳父都是从湖北干革命出来的将军，全家人也基本都是军人出身。他爱人在军队医院有一套房子，他在银行又分了套新房，于是他家的军队医院的房子就成了我的临时落脚点，还没毕业的好朋友也时不时来陪我。这样夏去秋来，我还是没有办好工作关系，直到9月11日。
我那天已经不知道该不该抱什么希望了，两个月来已经跑了无数趟，再去看一趟吧，看看到底有什么说法。早上天气有点阴，我的心情也是阴的，我来得算早，办公室围着的只有两三个人，办事人员一看又是我这个熟面孔，尽管他们也同情我这个名牌大学生的境遇，但所有事都是公事公办，还是答复我再等等。我一看又白跑了，什么也没说就走出办公室，但在走廊里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憋了两个月的委屈和愤懑一起袭上心头，走到电梯口我都没有忍住眼泪，这样在公共场合有些失态，我还是先躲到阳台擦干眼泪再说吧。我正在阳台上独自抹泪，刚才打发我的办事员走了过来，他说“我正找你呢，你跟我到办公室来一下。看你跑了这么久，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也不容易，既然你已经联系好接收单位，我们就给你把手续办了吧。”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好运就这样降临了。
我忘了是怎么签完字拿着那张薄薄的接收函，千感谢万感谢离开人事厅的。下楼看到广场，我突然想去拍张照片寄给父母，让他们看看这就是我即将上班的地方。我还穿着大学时自己的白色牛仔裤织和黑白拼色薄毛衣，在一个孔雀造型的绿植前面拍了一张悲欣交集、笑都笑不出来的照片。
我终于是个有工作关系、有工资关系的人了！
在随后的时间里，我又按照应届生下基层锻炼的政策下到支行，（其实也有没下基层的，我已经处变不惊了。）一百多个应届大中专生看我这个唯一的名牌学生都像天上的月亮，也没人敢和我这个郁郁寡欢的人接近。人事科长在动员会上说“哎呀，郊县的办事处都是急着用人的地方，那里蓝蓝儿的天，白白儿的云，空气要多新鲜有多新鲜，一个人一个大办公室，你们谁想去啊？”他最后说是特殊照顾我，分配我去了郊区的办事处。办事处的主任说“哎呀，你这个名牌大学生到我们这里简直是大材小用了。”我对这些不知道真假的吹捧已经有些麻木了，没什么大材小用的，干什么都行啊，这一路走来，大学生的光环早就失色了。我被分配到银行的最基层单位——储蓄所，也说是特别照顾在办事处的储蓄专柜。
在储蓄所上班，工作就是数钱记账，我在大学里觉得最没用的两门选修课——会计和计算机成了工作必须掌握的吃饭技能，而其他所有的知识真是毫无用武之地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命运总是让我们觉得出其不意，是它总要扼住我们的咽喉。我开始埋头学珠算、翻打传票，学习四指点钞、单指点钞，学习记账、做表。工作是两班倒，中午得带饭，有一次忙起来竟然忘了电炉上热的饭菜，等打开锅盖，才发现水干了不说，塑料饭盒烧得只剩一半塌下来，锅底都烧出了洞。还没挣钱呢，我下班先赶紧给储蓄所买口新锅赔偿，不然第二天别人热饭没锅了。
我还不慎收过两次五十元假钞，那都是教了学费，谁让我没辨别出来呢？所长姐姐对我还是挺好，她老公在古籍书店工作，她很羡慕我的大学生身份。所里另外一个大姐有次说她有急事，让我赶紧接班，我钱都没清点完，她就让我签字接收，匆匆走了。等她走了我左数右数，钱真是少二十五元，我什么也没敢说，这就算买了教训吧。我后来听说出纳台的一个业务能手去上了趟厕所忘记锁钱箱，等回来发现少了一万多元。那时我的工资才是一百元刚过，被单位硬性扣零存整取20元，扣月票款3元，发到我手里是91元。（月票款还要自己出6元，零存整取的钱我10个月后离开提前支取，一分钱利息也没拿到。）出纳台也没有监控仪器，那个可怜的姑娘被全行批评、被通报处分、被扣发奖金，也被调离出纳台，每个月工资先扣赔款。在银行工作“钱款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对外是这样要求的，对内也同样。发生出纳短款，只有自己悄悄补上，不然就是责任事故，不但没人替你补窟窿，还得受处分。
在储蓄所工作了十个月，我终于可以回到国际业务部了，还没干国际业务，先去桂林参加了一个月的培训。第一次出差就去了那么美的地方，学了那么久，和储蓄所狭小的三尺柜台相比，天地一下广阔了。那十个月给我的教训和感触太多了，让我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同事，形形色色的顾客，也让我接触到银行最基础的业务。此外，那段时间和老公确定的恋爱关系也让我觉得日子还是苦中有甜。
我找工作的经历（三）
我当时觉得自己找工作的经历真是艰难啊，求爷爷告奶奶，只差三叩九拜了，几乎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人为我奔忙。可是现在想想，我自己没有托关系、走后门，没有花一分钱，没有写一份简历，也没有参加一场考试就找到了还算满意的工作，可是说起来在这个物质社会还算不上难。后来同学听了都说是“天方夜谭”，现在看来，除了我学校的金字招牌外，只能用幸运来解释了。
帮我找工作的郭姨后来在我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周末休息经常去她那里，看完电视我就睡在沙发上。有次早上醒来才想起上早班该迟到了，我有点怪怨她那么早醒来躺在床上看书也不知道叫醒我，她说“我没有孩子，我才不操多余的心，你自己的事情自己操心。”她说是这么说，却要热心地帮我张罗找对象的事，简直像业余红娘，说“结一对因缘积一层德”。我国庆节回去和当时的同学，后来的老公看完电影《开国大典》，暗生情愫。但郭姨根本不看好我们这样的异地同学恋，觉得不现实，不会有结果，她不顾我反对自作主张想给我介绍对象。她让我周末过来，我进门才发现摆了一桌子菜，屋里还有别人，她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大学老师。呵呵，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面对那个木讷的老师也没有任何感觉，有些尴尬，此后我让她再别闲操心了，我心中已经有人了。我结婚也是从她家里出嫁的，她就像是我的娘家人。后来才知道她竟然是我老公高中的班主任孙老师的好朋友，孙老师曾经来我家送给我六字真言“多撒娇少干活”，但时至如今我也没有学会。孙老师已经因为车祸去世了，郭姨也因病去世近十年了。但这一对说话泼辣、办事爽快、笑声爽朗的好朋友的音容笑貌还会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接收我参加工作的行长据说也已经因病去世了。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99年10月打算离开建行之前，尽管工作后慑于行长威严，我再没去找过他，但我想再离开前还是应该和他告别，毕竟我是他特别招进来的。我工作的国际业务部后来成了炙手可热的地方，省里的头头脑脑的孩子几乎把那里当成就业基地，行长的独生女也成了我的同事。我们时不时发点侨汇商场的洋货做福利，比如爱华随身听、日本虎牌热水壶等，也组织去香港“考察”。我工作了九年时间，在各个部门转来转去，总像个救火员，哪没人顶哪，哪缺人顶哪，并没受什么重用，倒是熟悉了银行各部门的工作。那时行长已经在新办公楼占据了一层的位置，秘书坐在电梯口的房间，我没有预约，直接敲门进去。依然是开门见山说我要离开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在重要的业务岗位立足，还是想再去闯闯，我当时好像还流泪了。行长大概也流露了惋惜，我要去的另外一家银行就曾经栖身在他的办公楼上，当时还名不见经传，前途未卜。
我工作过的国际业务部的老总，说起来挺有意思，我在他手下干活既不善说话，又没眼色来事，也没有背景，他也从没照顾过我。不过我结婚时都忘了给他预备回民席（他是天津的正宗回民），他还是去参加了我的婚礼，并作为主婚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把我交给我老公，还给我送了条毛巾被。我离开建行时他早离休了，但是后来在一个老同事婚礼上见面，他很惋惜地说“我要是还在，我就不让你走。”我在新单位工作后有一天下班在楼下路边见到他，很感意外“您老人家怎么在这？”他呵呵笑着说，没啥，就是想来看看我，看能不能碰上，我当时感动莫名。尽管他没有重用过我，但在走后还这样惦记我，这份情，我领了。
姜叔简直就是我工作的贵人，我无意间被他引荐，找到第一份工作，又被他引荐，找到现在的工作。99年9月的一天，下班在路上正好遇见姜叔，他那时是委托贷款处的副处长，正好负责我现在工作的银行的委托代理工作。他说“你工作的国际部高干子女那么多，你也混不出名堂，这个新筹建的银行你想不想去看看？”我都没听说过这个银行，尽管那时还不到30岁，但已经工作了9年，我觉得未来的日子可以一眼看到底，就等着在这里退休了，还折腾什么呢？姜叔让我写份简历，他带我去见见筹备组的领导，我说我在这工作得好好的，我又不是去求职，干吗要写简历？我没写过简历，也不会写简历，觉得也没必要写简历啊。姜叔拿我没办法，说好哪天带我先去看看，行不行再说。有天下午他带我去了新银行的筹备组，不多的几个办公人员都忙忙乱乱，领导和姜叔很熟，笑容里有点不怒自威的表情，他大概听了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非常傲气地说“不瞒你说，想来我们这的人多得是啊！上至国务院领导，下至省上领导，多少人都打招呼，但我就一条，只录用德才兼备的人。”我其实也没想一定要来，只是鉴于姜叔的热心来看看，就这么见完面我都快把这事给忘了。国庆节还带着儿子赶去上海和宿舍同学聚会，看看他干妈，回来后还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考完试的傍晚，刚进家门还没歇口气呢，非常突然地接到陌生的电话（那时候没有小灵通或者手机，是家里的固定电话），说他们找来找去，觉得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是最合适的人选，通知我晚上在新银行的员工宿舍有个聚会希望我参加。我就这么走进了现在工作的银行大门，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历程。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九日
吴先生（一）
吴先生是我父母家人对他的尊称，也贴合他香港同胞的身份。吴先生是我大学宿舍里福建同学的舅舅，他们是印尼的华侨。我同学家人后来定居厦门，吴先生定居香港做药材生意。
吴先生个子不高，身材适中，典型的国字脸。他有些慈眉善目，非常爱笑。头发不很茂密，但梳理得纹丝不乱，露出宽阔而发亮的脑门，一看就是过着优渥的生活。他早年学医，又从事药材行业，所以身体看起来保养得非常好。尽管我们认识时他已过半百，但皮肤看着依然很有光泽。他总是衣裤整洁、皮鞋光亮，系着腰包，里边揣着他的走南闯北的细软和护照，步伐又疾又轻。我和同学会开玩笑说吴叔叔一看就是“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他会侧着头，非常诙谐地微笑着做出“嘘”的动作，“别乱讲哦，什么港澳同胞啊？”他有点介意暴露他的香港身份，对我们大陆的治安还是有些担心。他没有经历过文革，但通过境外新闻和亲友的经历对文革比我们那些年轻人更了解。那时候还是八十年代末，尽管巴金出版了《随想录》，再三呼吁“讲真话”，建立“文革纪念馆”，对文革的反思我们大学生也知道得并不太多，我们偶尔像听天方夜谭故事一样听他这个“外宾”讲起文革。不过他说话一点不尖锐，大概深谙“和气生财”的道理，说到生气的地方大不了摇摇头叹息几声，马上就露出笑容岔开话题，“我们说点高兴的事情好啦”，他从不讲和他的身份不符的话。他对大陆的各方面情况都很熟悉，经常孤身一人出门在外，小心谨慎、不显山露水真没错，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吴先生每次来大陆顺便到上海办事看外甥女，除了同学高兴舅舅又来了，我们也像过年过节一样。他没有孩子，对外甥女视如己出，除了给我们宿舍姐妹带各种精美礼品，还会带我们这帮穷学生开洋荤，让我们宿舍倾巢出动，相伴去高档酒店开开眼界，奢侈地美餐一顿。我在老家本来就没什么机会吃鱼，在学校食堂偶然吃到带鱼，在高档饭店吃饭，我才知道他们沿海人是供奉妈祖的，吃鱼的时候忌讳给鱼翻身，因为那有翻船的不祥之意。我们一边有些贪婪地享受着美味，一边咂舌发窘，为一顿饭吃掉几个月的伙食心疼不已。吴叔叔看着我们的样子会哈哈大笑，“哈，小姑娘不要这样的啦。人生就是这样嘛，既要能够吃苦，又要知道享受才好啊”。
在席间吃到高兴处，吴叔叔总会和甥女聊起苏拉威西岛的老家和亲戚，有时候会陶醉地轻声哼起“星星索,呜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
船儿呀随着微风荡漾,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从他们的谈论和他的歌声里，我可以想象留存着他们家族记忆的美丽海岛，以及他们几乎遍布世界的血浓于水的亲缘。
吴叔叔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内地，普通话还算标准，但也叫不真我的名字，总叫成“晓燕”，我一笑他的港腔，他就自我解嘲“哎呀，张小燕是特别有名的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啦”。我那时候没看过台湾电视节目，还不知道有这么个著名主持人。他好像真给我们看过他和这个美丽的宝岛主持人和一些香港娱乐名人的合影呢。香港，香港，咋就那么香呢？同学会撇撇嘴，“哇，老舅，你怎么又开始显摆了哦”。他看我们瞪大眼睛看着名人合影，也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他好像挺得意地说过“我年轻时很多人说我长得像台湾演员柯俊雄呢”，别说，看吴叔叔的五官，年轻时应该是美男子的。我那时心里真的好羡慕呀，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见到偶像歌手童安格、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和齐秦呢？那时候大陆对于这些港台明星还是全新的市场，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若干年后，童安格会定居大陆；也想象不到在我工作的城市，已经不再年轻的我终于看到不再年轻的偶像童安格的现场演唱，就那几首老歌，“依然是那种心跳的感觉！这到底是梦是真？”（前两年我工作的城市有个执着的姑娘竟然倾家荡产追着刘德华要嫁给这位帅哥，姑娘的爸爸竟然为此在香港蹈海自杀，像闹剧一样轰动一时，真是不可思议呀。我觉得名人还是不要隐婚的好，也许会少一些狂热粉丝，但也杜绝个别痴迷的后患。）
因为宿舍只有我一个来自农村，吴叔叔对我这个淳朴的西北姑娘特别厚爱，在给外甥女带衣服的同时，也会给我捎几件时髦的香港衣服。那时候浦东尚是破旧的郊区，上海人“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上海浦西的繁华比起香港，差距应该还是很大的，南京路上的时兴商品，售货员都会起劲地用上海普通话叫着“这位小姐呀，过来看看呀，这可是香港来的新样式呀”。（那时候小姐、先生还是老上海流传下来的很正常的称呼）看到张爱玲笔下三十年代香港人到上海置办嫁妆挺不可思议呢，上海曾经有过那么时尚前沿的时候啊？还真是风水轮流转啊！到了现在，满世界的廉价商品都是中国制造，中国的富人几乎要买下世界上任何角落的奢侈品了！香港商品再不是一眼就可以认出的了。
大学有个寒假，吴叔叔想让甥女去广西南宁阿姨家过春节，因为路途太远，他挑选我给同学作伴。同学的姨夫林叔叔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也是他们福建老乡，(我的同学姓黄，她的同乡姨夫姓林，我那时就奇怪他们福建人怎么不是姓黄就是姓林呢。同学说那我妈妈和舅舅不是就姓吴吗？)林叔叔其时在哪个厅担任领导，非常有书卷气，没有一点官架子，阿姨对待我这个陌生的孩子也特别善良和气，热心地让我品尝南宁的各种水果美味。看到街上的大榕树，我对南宁的城市绿化印象非常深。第一次吃到杨桃、芒果、菠萝，也记住了南宁满街的“酸嘢”。在阿姨家丰盛的除夕家宴上我吃到了“枕头粽”，内容简直堪称“八宝”；也吃到了他们福建老家的特产“醼皮饺”。第二天下楼对铺满楼道的爆竹屑我感到奇怪，没见过这样的景象。问过同学才知道南方人觉得新年使用扫帚会把财运扫走，新的一年会难交好运，现在这个习俗已经遍及全国了。南方的发达经济影响了落后的北方，连许多南方的饮食、习俗也渐渐融入北方，老家农村抱在怀里的孩子都会说“恭喜发财”了。阿姨家有个聪明可爱的小弟弟，大年初一，阿姨家乖巧美丽的妹妹陪我们去了市内静悄悄的公园，在有广西少数民族特色的建筑造型——侗族美丽的鼓楼和风雨桥前我们都留了影。
我和同学到南宁之前先去游览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再从南宁搭火车前往广州和吴叔叔汇合，那当然是我第一次南下的经历。同学的爸爸是我们复旦的前辈校友，他的大学同学董叔叔当时在桂林陆军学院当领导，就安排我们住在学院招待所。董叔叔家的小女儿又黑又瘦，留着直愣愣的短发，像个假小子一样阳光、透明，她陪着我们转了市内一些地方。我对桂林市内镶嵌的几个碧绿小湖印象深刻，这还真是个小家碧玉的美丽城市。我们当然看了课本上描述过的象鼻山，去了刘三姐对歌的大榕树下，乘船游览了美丽如画的漓江。看到形态各异的山峦和两岸摇曳的凤尾竹的倒影，真的体会了“人在画中游”。
火车半夜路过衡阳时我和同学都被吵醒，听着“火车好坐，衡阳难过”的传言，紧紧拉上窗帘，想从窗帘缝里探看窗外的动静，又怕让车下的人看到我们而引火烧身，吓得坐卧不安。难不成彪悍的衡阳人会冲上车抢劫不成？我们安然过了衡阳，但广州火车站拥挤混乱的人流、贼头贼脑的小偷、飞抢密码箱的摩托车手还是让我心有余悸。我们住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流花宾馆，和家在广州的宿舍同学一起去看了广州闻名的春节花市，我们的青春笑脸都被映得像花儿一样。我记住了象征发财的金桔，也记住了友谊宾馆富丽堂皇的吊灯、友谊商店琳琅满目要用外汇券购买的洋货。之后我们再结伴北上，坐火车逛了西安，顺路去我的不远的老家。
我们在西安住在火车站附近的解放饭店，游览了兵马俑、华清池，参观了钟楼、鼓楼，对这些驰名中外的古迹和上面简直能跑马的宽阔城墙都惊叹不已。我和同学都觉得兵马俑前面的烤红薯实在是太好吃了。到了西安当然要品尝特色小吃了，我们吃了肉夹馍、擀面皮，也在大雁塔附近吃了羊肉泡馍。同学从小在海边长大，习惯于吃海鲜，她还不太适应辣椒，也一时接受不了羊肉的膻味。呵呵，我平时在宿舍吃蒜薹她都要捂鼻子的。说实话，我算喜欢吃羊肉的，但我也不是太喜欢西安羊肉泡的吃法，我更愿意吃老家的清汤羊肉泡馍，粉丝、薄片的羊肉、撕成小块的饼子都漂在汤里，而不是像疙瘩汤一样稠的泡馍。我们当时还怀疑是不是没吃到正宗的，后来再去西安知道就是这么个吃法，半生的饼子揪成指肚大的碎块用汤浇熟。我们在小吃街吃羊肉水饺，人家是论半斤卖的，我们三个人要了半斤外加三个碗，才发现不够吃。吴叔叔给调料汁里加了很多辣椒油，吃出一脑门子的汗珠子，真是稀里哗啦。
我脑袋有点不太转弯，为了凑时间晚上从西安上车，白天早上赶到我家，竟然推荐买了时间看起来刚好合适的慢车票，当然没有卧铺了。上车前吴叔叔还美滋滋地说“没关系啦，我们上车再补包一个软卧车厢好了，这样三人一间舒舒服服睡一夜就到了”。我们那时候出门都习惯坐硬座的，硬卧已经很知足了，从广州到西安陪着他坐软卧真的觉得太奢侈，一路上我都有点接受不了。哪知道上车才发现火车破旧不堪不说，慢车压根就没有卧铺，列车员也没见到一个！真有上了贼船不由己的感觉。满车厢坐着衣服破旧的民工，呛人的汗味、烟味、脚臭味、方便面味，全混合在一起，我和同学都有点受不了，但这个住惯高档酒店、坐惯软卧车厢的香港同胞还笑着安慰我们“没有关系啦，熬一晚上就好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车厢有块玻璃破了，冷风呼呼往里钻，我们在旁边人惊异的眼光和嘿嘿的笑声里感觉如坐针毡，但到底还是孩子，白天在西安玩累了，我和同学竟然在那样的环境里也睡着了。我们醒来，发现他在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一车厢人，毫无睡意，估计他也不敢睡，毕竟身家不菲呢。同学看着对面的三人座上叠坐着五个人，七歪八倒地睡着，有人还淌着口水，禁不住皱眉。她对他们有两团红蛋蛋的脸也觉得有些好笑，我说我们老乡那叫“红二团”，也就是高原红！我自责这一路太让吴叔叔受罪了，他下车后笑着说“没事啦，身边坐着两个小美女，我哪敢打盹哦？责任重大呢。”
在我家简陋的农家小院，尽管我家人捧出所有热情，接待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和我的同学，可是我妈还是苦于条件有限，唯恐招待不周。我同学有点不习惯下面发烫、上面发凉的土炕，但吴叔叔并不让我们感觉太局促，他乐呵呵地坐在我家的热炕头，端起米酒直说“很好喝啊”。他还饶有兴致地在我爸的陪同下参观了我们村的清真寺，非常专注地听着阿訇介绍伊斯兰教风俗。晚上我们姐妹陪着他俩深一脚浅一脚地去我家的菜地，欣赏农村冬夜的月亮。
有一年夏天，吴叔叔还带着太太在我家院子住了近十天，他要找甲虫入药。我们全家人帮他捉虫子，也把村里的小孩发动起来，黑色的大甲虫有多少收多少。他太太在香港过惯了养尊处优日子，我家的茅厕普通的城市人都难以接受，更别说她了。没办法只好把痰盂拿到屋里解手，完事了太太就喊他。我妈一听到就赶紧抢着过去倒，怎么能喊大男人做这些事呢？那时正逢我父母结婚五十周年，吴叔叔临走前感激我妈给他们端吃端喝伺候这么长时间，送给老嫂子一个小黄金花戒作为金婚纪念，我妈一天也没舍得戴过。
我结婚次年（1994年）夏末，吴叔叔来我工作的城市和一个朋友交换蝴蝶、甲虫标本，依然兴致勃勃。我都从小姑娘成为人妻了，他倒看不出一点变化，还是那么精力充沛的样子。他带着宝丽来一次成像的相机，当场就给我和老公拍了合影，还真有点稀罕呢。
吴先生（二）
1996年6月，我有机会去香港“考察”十天，实现小平同志“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的愿望。其实那时候还不算我们自己的土地，办理护照、签证和出国一样麻烦，我们团队的手续我负责跑了一个多月才办完。到香港感觉真是到了文明社会，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没有人插队、没有人大声嚷嚷。路上人们行色匆匆，连自动扶梯都得自觉空出左边，留给有急事的人快行。在街上走累了随便坐在路边花坛，用手摸一下，没有一点灰尘，鞋子穿了几天都是干净的，而且好像越来越滋润。马路上川流不息的各种名牌车，却见不到堵车，也看不到交警。我们团队在当地临时雇用的司机是个年轻精干的退伍军人，他对我们这么兴奋地看香港有些不以为然，“这么小的弹丸之地，有什么可看的？”他告诉我们每年假期他都去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呵呵，这还真应了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之说，围在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
我们按照既定的行程安排，先参观考察了渣打银行，见识到真正流水化操作的国际结算业务；拜访了建设银行的香港代表处，得到了他们刚刚开业的银质纪念币。看到豪华的办公室，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把“冷气”（不叫空调）开那么足，大夏天却披着件毛衣外套，真不节能；我们游览了海洋公园、浅水湾，我回家后很长时间牛仔裤缝里还洗出浅水湾的细沙。海洋公园的水族馆真让我们大开眼界，海豚表演也让我们流连忘返，不过遗憾我没有敢尝试海洋公园的那些惊险设施。年轻人一定不会错过那些依山傍海的游乐设施的，又不像我们进公园要买票，玩别的项目还得再一次次买票，海洋公园的门票是通票。我本来就胆子小，同行的一个大姐下了过山车面如土灰地瘫倒了，我们搀扶她在旁边的花坛歇一会，她边躺下边喘着粗气说“如果让我选择死和过山车，我宁愿选择死。”那我也就别去受刺激做两难选择了，还是活着更好一些啊。
行程之外，我见到在香港做律师的同班福州同学翌和隔壁宿舍中文系的另一个校友茵，她们请我在中环广场小酌，也给我儿子买了非常漂亮的两件套衣服。尽管我之前已经咬牙花六十港币给可爱的儿子买了“堡狮龙”的方领小熊T恤，二百多元的小孩衣服还是觉得太昂贵。一件黑白条纹的带帽水兵长T恤，外面套着一件红色套头衫，这衣服我儿子一直穿到4岁多，别提多好看了。这也奠定了我后来给儿子买衣服的品味，邻居都说我把儿子打扮得像小公子，哈哈，他长得聪明又漂亮，我还真舍得给他买衣服天天换呢。（那时港币比人民币值钱，兑换比率大概是1.1-1.2:1，想不到现在人民币升值成0.8:1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