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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桃花源> 关小常
这是一部亦编亦著的作品，但我特别喜欢；这也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与生命快乐哲学的作品，希望读者喜欢。
人生的意义就是人存在的理由，人生的意义就是快乐。不管你是工人、农民、医生、学者、法官、政治家、哲学家、道德家、自由者、正义者、善、恶、美、丑、真、假……所有的人，所有具有生命感知能力的人，如果生命是痛苦的，那么人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无意义的生命中，人成为“一沟绝望的死水”，没有快乐的生命，人就没有了“情热”和“智光”。
这个世界上，每年有多少人自杀？文学界有诗人之死，娱乐圈有明星之死，企业界有富翁之死，校园里有学生之死。不管这些人为何而死，有一相同的，生命的存在失去了意义，生命成了痛苦的理由，那么存在就多此一举了，只好自然以摆脱生命的痛苦和虚无。与其生命痛苦，不如一死百了。
因为我快乐，所以我存在。我快乐我存在。
前言 好的文学
现代文学由二十年代的五四时期开始，现代文学是人的文学，也是**的文学。现代文学的旗帜是什么？是启蒙与救亡。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开篇就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节奏”，五四时期以启蒙为主，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救亡的声音越来越大，终于压倒了启蒙。起初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些小说正是为了启蒙，改变国民性而做的，这时候鲁迅的小说是人的小说，是人的文学。但后来，救亡成为当务之急，鲁迅只好写杂文来来**助威，鲁迅的启蒙理想只好弃之一边。所以鲁迅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前期，后期的成就主要表现出一个**家和思想家的才能，与文学的关系越来越远。
现代文学的价值在于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启蒙民众的任务，但昙花一现，没有真正去做。所以这任务一拖再拖，拖到现在。当今的社会，人的价值和地位还没有真正实现。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社会无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弱者没有生存的空间，社会可以凭集体的名义把一个弱者置于困境当中，甚至置于死地。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陈独秀谈到他的人生观，其中有以下两点：“（1）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2）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义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可见陈独秀很推崇西方近代的“人权”思想和“人个主义”。陈独秀是一个急进民主主义者，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以生活进步和个人幸福”为基础的社会。实际上，二十年代的文学可以说是启蒙文学，正是“以西方近代个人主义为武器为理论为基础的”。
一个社会的进步，如何来衡量？那就看它是如何对待个人的。如何对待弱者的。是否尊重个人，是否保护弱者，还是以集体的名义任意贱踏个人的权利与利益，这是判断社会进步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搞现代文学研究，应该对社会有所用处，不然的话，我们的研究就毫无意义，等于痴人说梦，闭门造车。我们的任务是梳理清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发扬其光辉的一面，把人的旗帜高高地举起来，促进社会的进步。五四时期提出民主与科学，要民主首先要立人，人不立，民就作不了主，这也是鲁迅说过的。民主属于精神文明，科学属于物质文明，光强调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不重视民主，这样的社会不是进步的。我们生活与日提高，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幸福感在下降？我们首先要“立人”，才能谈幸福。
鲁迅前期的小说是人的文学，周作人也提倡人道主义，沈从文写的《边城》也是人的文学。但自由主义文学与海派小说发挥了人性恶的一面，把人性之恶表现到了一定程度，尤其是像张资平等作家更是如此。沈从文正好相反，他见识了许多人性恶的一面，但他发挥的是人性善的一面，表现了人性美与善的一面，这才是好的文学。**文学是救亡文学，是为了救国，配合政治写的，功利性太强，缺乏真情实感与充分的想像力，因而**文学的艺术价值十分有限。茅盾的《子夜》虽再现了一个宏大的现实世界，但好像是写一部历史，它不是真正的小说，不是好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逐渐领导其它文学的一体化过程，**文学因而是霸道文学强权文学，根本没有考虑人的价值。这也是在延安王实味等人遭受迫害的根源。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这就是**文学的本质。
一句话，我们搞现代文学研究，必须看到现代文学只是提出一个任务，但远远没有完成。
一． 文学是人的文学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正像中国社会到了一个如何前进的关键时刻一样。马克思主义之需要创造性的发展和这种发展的重要意义，没有任何时候像今天在中国这样突出。从五六十年代东欧，苏联到七八十年代中国的人道主义潮流，共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本身由于强调社会忽视个体所带来的巨大缺陷，但并未真正开辟如何走向未来的理论通道。如何概括总结百年来的世界经验，如何概括总结数十年中国经验，将是一个巨大的题目和远为艰难的工作，它也将经历异常困难复杂的漫长过程。”这段话说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致命缺点，“强调社会忽视个体”。所以现代文学中的无产阶级**文学是集体狂欢，而不是人的文学。
李泽厚在该书第311页写到1986年期间中西比较的“文化热”讨论，梁漱溟先生宣讲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仍然强调儒家孔孟将是整个世界文明的走向”。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有以下主要观点：“（1）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知的，中国生活是理性运用直觉的。印度生活是理知运用现象的。（2）西洋人是要用理智的，中国人是要用直觉的——情感的。（3）机械实在是近古世界的恶魔。人类文化要有一条根本变革：由第一条路向改变为第二条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4）富于情感是东方人的精神，这情感与欲望的偏盛是东西两文化分歧的大关键。”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人”，他认为“科学在其领域内之成就，直夺天工，吾无间然。然人类只要科学，而废返己之学，则流弊将不可言。”“人本”，“动态”，“感性”这三者，是熊十力继承和发展了儒学基本精神所在。
冯友兰认为，“我们是提倡现代化的，但在基本道德这一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是可变的，但在基本道德这一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是可变的，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的……如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是说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的，现在所须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则此话是可说的。”
熊十力，梁嗽溟和冯友兰等人十分推崇儒家孔孟道德，但是儒家也有一个致命弱点，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强调社会忽视个体”。以我看来，先有个体才有社会，所以首先就个性解放，其次才是儒家孔孟道德。五四时期向西方学习个性解放，这没错，但抛弃了中国传统道德，它的前途也是十分可怕的。如果只讲道德不讲个性，推崇孔孟道德，中国只会返回到封建社会，也是一大退步。因此，一个进步的社会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做到：(1)个性解放。（2）推崇孔孟道德。二者缺一不可，中西合二为一才是理想的社会。
作为文学，同样地，首先要反映人性，其次要追求善，除此之外，还必须达到艺术美，三者兼备才是好的文学，真正的文学，永恒的文学。
二． 文学不是历史，而是艺术
文学不是记载政治经济的历史，所以历史上的《春秋》，《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不是文学，只是历史书籍而已。当然文学不是与政治经济无关，政治经济是文学的土壤，也可以说是文学的根基，但文学是美丽而茂密的树枝和树叶，不是枝干本身。文学不能脱离政治经济社会，但文学如果是记载和简单反映政治经济的历史就成了光秃秃的枝干，就像北方冬天的树木，光有枝干没有树叶，也就没了生气。文学好比春风可以把杨柳裁成美丽而又富有生机的树。所以鲁迅的杂文多数不算文学，只是为**呐喊助威而已，那是时代的需要。鲁迅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他不可能去做纯文学。鲁迅后期很少再写小说，至于长篇小说就更不可能了。杂文好比是一把匕首，虽然有用处，但没有艺术价值；又好比是北方冬天的树，光有枝干，没有生机，虽然挺拔有力，但终无气息。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第231页中说，“尽管《子夜》因为概念支配创作，艺术上甚至不如《动摇》，对上述人物的塑造也并不能算是很成功，但无论如何，它空前展示了一个现实的客观世界。”历史书籍展示的客观世界更广更大，但并不因此就是文学，文学没有艺术性就不是好文学，好比一块巨石，不经雕塑家的雕刻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件艺术品一样。
李泽厚接着又说，“五四时代是所谓的问题小说，实际并不成为不小说，它们只是一堆对人生意义，生活目标，对劳工，青年，民族，社会，特别是对婚姻，恋爱问题的主观疑问和自我抒发。”余秋雨也认为五四时代的问题小说，“人物都是一个面目的，那些人物思想是一样的，举动是一样的，到何种地步说什么话，也是一个样的……一个样的作品，显然与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相去遥远……”。三十年代的优秀长篇小说，开始多方面展现出真实的社会生活，巴金把我们带进一个数代同堂的大家庭的阴森大门，而老舍则记下了一个人力车夫艰难行走的排排足迹。“但这些小说，虽然很真实但却不美，为什么？就是因为《子夜》，《家》，《骆驼祥子》在艺术上还未达到精品的艺术美的程度。何况老舍的<<骆驼祥子〉〉还批判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显然是为了配合时代配合政治的需要，分明与五四的启蒙精神背道而驰。祥子想独自混好是不可能的，那确是时代的必然，但说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则是错误的。个人主义不等于不要团结，不等于不要集体。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263页上有这样一段话，“从文艺史看，则经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作品是以其艺术性审美性，装修着人类心千百年;另一些则以其思想性鼓动性，在当代后世起重要的社会作用。那么怎么办？追求审美流传因而追求创作永垂不朽的小作品呢？还是面对现实写些尽管粗拙却当下能震撼人心的现实作品呢？当然，有两全其美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包括如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歌德，莎士比亚，曹雪芹，卡夫卡等等。应该期待中国会出现真正的史诗，悲剧，会出现气魄宏大，图景广阔，具有真正深度的大作品。但是，这又毕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不能两全，如何选择呢？这就要由作家艺术家自己作主了。”李泽厚说他会选择“为人生而艺术”，尽管粗拙而能当下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在我看来，既然称为文学，在艺术上就必须达到一定水准，否则粗制滥造的长篇也不等于是精品和艺术品，因而也不是真正的文学。
三．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大任务
李泽厚在该书开门见山第一篇就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实际上也正好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大任务就是启蒙与救亡。启蒙就是改变国民的劣根性，救亡就是救国。启蒙的文学作品有鲁迅前期的小说，郭沫若的〈〈女神〉〉，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文学观，郁达夫的一些小说，沈从文的〈〈边城〉等；救亡的文学主要是左翼文学作品和延安红色**文学作品，具体有鲁迅，柔石，蒋光慈，茅盾，丁玲，沙汀，叶紫，艾芜，萧红，萧军等作家的作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反启蒙的文学作品和反救亡的文学作品，在这里不作具体说明。
中国现代文学，急则**，缓则启蒙。启蒙是治本，救亡是治标；启蒙见效快，救亡见效慢；启蒙可以缓，救亡刻不容缓；启蒙需深入人心，救亡需要**力量；启蒙是解放人性，救亡是解放民族；启蒙是救人，救亡是救国；启蒙事小，救亡事大。救亡的目标达到以后，本应重提启蒙，但随着文学一体化进程完成以后，文学中个人的声音越来越小，个人的地位越来越下降，压抑人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终于导致了文化大**十年浩劫。改革开放后刘再复等人又重提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可见启蒙的道路是多么艰难多么曲折！
改变国民的劣根性，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当务之急。台湾作家柏杨写了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里面写到了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是不能团结，窝里斗；其次是中国人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所以改变国民性，应向两方面努力：（1）个性解放；（2）推崇孔孟儒家道德，发扬人性善的一面。但中国当代文学除这两条之外还当向别外一点努力,那就是（3）艺术美。中国当代文学如果能做到这三点，就是好的文学，三者缺一不可。总之，个性解放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的，推崇道德是从社会角度出发的；先有个人，然后有社会，没有个人不成社会，只顾社会不顾个人是不对的，只有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才是上乘的文学，再加上艺术美才是好的文学，真正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