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平凡中享受生命快乐的现代作家 第十三节 幽默闲适的林语堂
林语堂曾讲过一个风行一时的笑话：“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要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的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林语堂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对中西文化比较熟悉，并以此自豪，他的最长处就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写了大量关于中西文化的书或文章，如《读中西文化》、《吾国吾民》、《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中西哲学之异同》、《论中外的国民性》、《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论东西文化的幽默》、《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中国印度的智慧》、《美国的智慧》、《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等，这些著作的大意就是主张以儒家的“明礼”来建设“伦常秩序”，以道家的“不争”来破“强权思想”，东西文化的综合使林语堂获得了个人心灵的平衡。林语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他心灵的归宿，他在《论语》和《人世间》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幽默闲适的散文。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迷茫中返归传统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陈平原在《林语堂与中西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3）一文中认为：
谁也摆脱不了传统的制约，所谓**传统，并非完全不要传统，而只是抛弃钦定的“传统”。**传统必然导向重新发现、重新选择传统。或迟或早地，**者必须在传统中找到思想的资料和精神的同道，否则外来思想文化无法立足生根。因此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向传统复归，而在于如何复归。……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如何既发扬五四**精神，又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的“中国人”，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抗日战争的爆发，客观上掩盖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发掘民族脊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成了时代的最强音。许多人在并没有真正解决头脑中“古今”、“中外”之争的情况下，便顺应历史潮流，理直气壮地向传统复归了。
虽然林语堂提倡的幽默闲适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有点不合时宜，但世移时变，在如今却有独特的魅力。在和平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里，我们提倡的是和谐，所以林语堂的个人主张极有市场。现在正时复归传统的大好时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能使个人的心灵得到解放，使人在现世社会中得到快乐和幸福。
林语堂，1895年生，福建龙溪人。他的父亲是基督教教会牧师。在鼓浪屿的教会学校和厦门的寻源书院学习过，17岁时他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1月林语堂与鼓浪屿的首富寥家二小姐寥翠凤结婚，同年秋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学习，27岁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第二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师范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经常在《语丝》上发表文章，追随鲁迅，积极参与鲁迅的“打狗”运动，与黑暗势力激烈斗争。1926年去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院长，以激情始，以愤怒终，厦门大学内部的人事斗争，使他十分感叹。他想起了鲁迅的至理名言：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1927年在外交部当秘书长，职务仅次于部长，在职6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场生涯。他总结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短暂的官场生涯使他对中国的政治十分失望，他觉得自己是“吃植物的”，思想的人，他决定绝不做政治家。
1928年林语堂因生平惟一的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而成了红人。1932年主编《论语》，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这期间写了大量的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的主要人物。1976林语堂在香港逝世，享年81岁。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美国很流行，书中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紧张节凑生活下的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也就东方的生活方式，正像他自己所说，他还是要回到东方，穿着中国式长袍和平底鞋，享受悠闲的生活。林语堂说：“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而这种悠闲的生活也就是快乐的生活，而快乐的哲学也是最精湛的哲学。林语堂的理想是做一个豁达的幽默家，他说：
那些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时，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气、深刻和机巧。他们永远在处理琐碎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那些心思较旷达的幽默家更能应付伟大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