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的重要技巧之一就是使用隐喻。隐喻的两极即喻旨和喻体，既有差异性又有相似性，隐喻的两极差异性越大越有张力，如果没有差异性也就用不着隐喻了，同时隐喻的两极又具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性，否则隐喻也失去了意义。诗人人闻一多把黑暗的旧中国与死水相比较，二者距离很远，前者是国家，后者是事物，国家的特征用事物来隐喻，就显得十分生动有力。假如诗人仅说：这是一个黑暗的国度，那么整句诗显得平淡无奇苍白无力。同时黑暗的旧中国与死水共同的特点就是*、僵死、浑浊和黑暗，没有相似性就无法隐喻，旧中国是一个抽象物，而死水是一个具体的事物，抽象的事物经过这一隐喻，其丰富性就表现无遗了。维姆萨特说隐喻“给了我们一种有利于科学的、特殊的、创造性的、事实上是具体的抽象。”通过隐喻，我们审美理解了旧中国的抽象意义，隐喻简而深，看起来简单的几个字就形象地准确地把旧中国这一具体的抽象表现出来了。
诗人为了加强隐喻的效果，还在死水前加上“绝望的”三个字，十分微妙地把诗人内在的感情隐喻出来了。诗人没有说这是一沟*的死水，因为光这样说还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绝望的死水”就提示了旧中国的危机和诗人对此的心理感情。死水不可能绝望，诗人又把死水拟人化，把旧中国隐喻为一个绝望的人，诗人的用意是深刻的，面对黑暗的旧中国，诗人的内心无法掩饰悲愤心理，一个处于绝望境地的旧中国，等待它的只有两种命运：死亡或抗争。正如鲁迅所说，不是在沉默在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诗人的感情通过这一隐喻也隐约地表达了他指望人们从黑暗的旧中国中挣扎出来，重新“开垦”出一个美的世界。
隐喻所要强调的对象是复杂的，诗人所指的旧中国不仅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它的黑暗*，还有它的丑陋和恶，把矛头直指儒家的吃人道德，正是儒家文化把旧中国活生生的流水变成了*的死水。诗人的这一隐含的思想唯有通过隐喻才能表达出来，隐喻更富有表现力。儒家文化发展到二十世纪又成为死的文化，把中国造就成了绝望的死水，没有生气和希望。诗人对儒家文化充满了绝望，只有抛弃这种沉重的历史包袱，中国才能充满活力。诗人刚从美国回来，深感西方自由*文化能给旧中国带来新气象，所以诗人说：“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希望中国重新焕发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