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穆旦，1911年生于浙江，是九叶派的代表。他的诗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穆旦诗歌写作的出发点在于揭示中国社会的苦难。他认为其原因一在于政治专制，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后转而思考现实中个人的处境特征，尤其是制度对人的异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命的痛苦、自我的分裂。穆旦认为，当人们认同公允的“价值”，进入没有偏见和异议的成熟状态时，便意味着生活的日渐虚伪，并随之失去自由也失去了意义。在诗人看来，这种矛盾是世界的本质性的，因此构成大量的悖论：对生的热爱与对生的诅咒（《我》），强调在绝望中赢得赢得希望（《时感之四》），在“不情愿的情愿，不肯定的肯定”中成长（《三十诞辰有感》），“良心”的事业只能在“一切的失败里成功”（《良心颂》）。对立的张力强有力地表达了世界本质上的背反性。基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省，穆旦发现了这些矛盾；但是他同时也要承受这自省的痛苦，被当时批评家称为“这是一种生命的肉搏”。
应对这种充满悖论的世界，穆旦在诗里提出一个现实之外的世界，即“主”的世界。“主”在他的诗里代表了一种理想的自由。但现实堵塞了通往“自由”的道路，穆旦提出达到自由的途径就是在现实中人们使自己变得“残缺”（“无”）。在著名的《被围者》一诗中，他设想了一条含混的精神出路：、、、、、、、、
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
我们的绝望将使他们完整。
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
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要坏：
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漏雨
才会来骚扰，也许更寒冷，
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
我们消失，乃有一片“无人地带”。
诗受启于艾略特《荒原》，但为人类保留了乐观的前景。“被围者”既意味着“我们”被现实全面异化，同时“我们”意识到了被现实异化的危险，“我们”是醒悟者。“我们消失”，就是在追求自由的意愿和行动中，消除异化“我们”的现实。这虽然只能是在精神的、思想的层面上的，但穆旦认为这是在一个异化社会里惟一可能的反抗。
断定自由的意识会在现实关系完全消除的地主涌现，这一点与郭沫若《凤凰涅磐》的再生设想有点相似，凤凰是在*（也就是完全否定了现实之后）进入一个至善的世界的。但是穆旦的诗歌陈述得远为复杂。在他的设想中，直接摆脱现实的关系，现实关系对我们没有了支配作用时，它也就消亡了：“那多年的对立和万物的不安，都要从我温存的手指向外死去。”（《诗》）这就是现实关系的效力终止、人获得自由的时刻。穆旦希望的是摆脱现实的控制，从而使人摆脱异化为自己对立面的命运，由此创造一种自由的历史。
快乐就是内心的自由。自由是无比快乐的状态。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由，那他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为了自由，一个人可以牺牲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