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七十三节 保持本色，坚持个性，走自己的路
李金发原名李淑良，笔名金发，1900年生，广东梅县人。据他在《我名字的来源》一文中说‘1922年在法国患病，老是梦见一位白衣金发的女神领他遨游太空，他觉得自己没有病死，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金发。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一阵骚动，被称之为“诗怪”，成为我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1925年初，他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教，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为《小说月报》、《新女性》撰稿。1927年秋，任中央大学秘书。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州塑像，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1936年任该校校长。40年代后期，几次出任外交官员，远在国外，后移居美国纽约，1976年去世。
被誉为中国象征主义“第一诗人”和“中国雕塑界之泰斗”的李金发无论在20世纪新诗史上或是雕塑史上都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历来对李氏的研究多各执一端。研究诗人的李金发和研究雕塑家的李金发在两个互不关联的领域里平行展开。于是，活生生一个李金发被一分为二，见其诗人一面者因其20年代那批怪模怪样的诗作而称之为“诗怪”；(3)见其雕塑家一面者，则因其学成回国后在中国白纸一张的雕塑界拓荒创业而称之为“泰斗”。然而“诗怪”与“泰斗”判若两人，两种身份各行其是。一个完整的包含多个侧面的自相矛盾的李金发似乎没有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之中，一些重要现象也因此而被遮蔽。比如：在20世纪的中国，涉足两个以上艺术门类的文学艺术家比比皆是，在不同的领域，他们以不同的角色身份拓展着自己的空间。多数情况下，艺术家所兼具的两种艺术身份往往互相涵养，精神气息相通相融，相得益彰。像既是画家又是文学家的丰子恺、凌叔华、叶浅予等就是这样。而李金发的情况却有些例外。
李氏20年代涉足中国文艺界。当其时无论新诗领域或是雕塑领域都存有大片空白地带。有所不同的是，新诗背后，站着有几千年传统的优秀而强大的古体诗巨人。无时无刻不处在这个“巨人”的阴影之下，新诗人所面临的不是“创业”的艰难而是“转型”的焦虑及压力。不蹈前人旧辙而重创一种新诗的体式，这是20年代新诗人必需面对的最大难题。一切刚刚起步，如何用现代汉语重造一个诗的世界，如何给世间万物及感受以新的命名，以建立新诗的体式或说一种新诗的传统？一切尚在摸索之中。李金发遇上了这样的历史时机。
作为雕塑家和作为诗人：李金发一体两面，为历史留下两个绝然不同的形象。写诗，他宣称“我的诗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是个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做雕塑，他则有忡忡疑虑。他一再检讨当年选择雕塑专业时的“天真无知”：“没有体会到中国现在的社会是什么社会，艺术是否可以谋生，是否甘心一辈子过穷艺术家的生活？”前者作为一种精神性的表达几乎是不计功利不顾一切的，后者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却不得不与“价钱”、“合约”、“交易”联系在一起，在与位尊如宋庆龄、孙科、汪精卫之辈，财大气粗如歌院老板之流的扯皮中实现他的雕塑蓝图。写诗纯属个人事件，做雕塑则是面对公众的社会行为，尤其是历史人物塑像，它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总摆脱不了当局者或具体历史情境的诸多限定。因此，雕塑家的李金发就没有诗人李金发的那份洒脱超然，他不得不在生存的枷锁中小心翼翼地扮演他该扮演的角色。这种持重、稳妥的姿态在他30年代中期任广州市立美专校长一职时体现得更加充分。事后有穗美学生回忆道：李出任穗美校长，“完全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没有展拓艺术教育的崇高理想，充分表现当时腐化的官僚主义坏作风。”此说法可能含有个人偏见，但那几年穗美没有明显发展却是事实。任何艺术家都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成、发展、形成自己的面目，那怕是拥有两种身份的同一艺术家也会在不同境遇、不同心态的制约下呈分裂状态，其在同一时空中所进行的两种艺术行为也可能会持明显相悖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趣向，李金发正是如此。他是20世纪中国具体生存环境所塑造的一个艺术家，对他的双重身份的考察，应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李金发就是一个坚持个性，保持本色，走自己的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