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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 国民待遇启示录[全书]
二元结构下的中国(上)
作者序
历时三个月，终于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但将八章的内容写完后，序言却拖了好久才写出来。这是因为想在序言里做个总结，或说画龙点睛，简明扼要地给读者一个交代。但告诉读者什么，这本书有什么价值呢？的确挺费心思。一般说来，三个月写出的东西很难有什么好著作。今天的图书出版是个粗制滥造的时代。我能超脱出时代的特点写出什么真东西吗？
尽管有这些疑问和时代背景，我还是尽力了。坦率地说，这本书主要是为中国的弱势群体所写的。这个弱势群体便是远在人们视线之外的农民、城市工人以及那些身受不平等待遇的人。这是因为中国入世在即，当外资大举进入后，二元结构的中国必将出现更加明显的两个收入阶层和消费阶层，必将出现更严重的两极分化，由二元社会结构和不平等身份待遇导致的社会矛盾会变得加剧起来。这一加剧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果，是否会毁掉中国多年来向全球化靠拢的努力，现在都很难预料。问题是当前社会对于这一前景几乎还全然无知，很多人甚至对什么是“二元结构”毫无概念，对于不平等的身份待遇也毫无意识。因此，此书的出版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给社会提个醒：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某些社会群体获得更多的牟利机会，更多的福利待遇，而另一部分国民却陷入制度性的贫困。
发展需要在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下进行，否则，发展就成了贫富差别的代名词。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待遇到今天已看出它明显的不平等性。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发展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以GDP为目标的发展追求也显然走到了尽头。如果仅是在沿海地区建起一片漂亮的摩天大楼，内地乡村始终保留着一大批与发达无缘的农民，那么这种钢筋水泥加鼠标式的现代化就是一种畸形的现代化，残缺的现代化。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在部队行军的时候，走在前面人要压住步伐，否则后面的部队就要赶不上趟，甚至掉队。一个好的指挥员，行军时总要瞻前顾后，总是提醒前边的部队慢点走，招呼后边的人跟上。为什么前边的人要照顾后面的人呢？因为部队在排队时，总要把个头高的人排在前面。个高的人腿长，走起路来一般比个矮的人要快，所以行军时前边的人要压住步伐。我对这一现象深有体会。因为当年在9637部队当兵时，排队总站在连队前头，行军时连长总是提醒我要压住步子走。
现在是我们整个国家都在行军前进，这支队伍中的人有高有矮，走在前面的人如果不照顾后面，整个部队就有脱节的可能。为了避免我们中华民族这支队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脱节和掉队，我写下了这本书。即使有些话说得过重了，也希望大家原谅和理解。
坦率地说，国民待遇的内容要谈得太多了，生活中具体的待遇人们每时每刻都在接触。我这本书所写出的内容只能是挂一漏万。待遇问题牵扯到法律、伦理、政策规定和风俗习惯，需要众多的官员、学者、法官和民众来共同解决。这本书之所以叫《国民待遇启示录》，就是让人们自己去思索。重要的是提出问题，给人们一个思路，问题提出来才能去想办法解决。有一点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此书中所说的国民待遇与WTO文件里的国民待遇有所不同。这里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引申的概念。希望专家们不要跟我抠字眼。
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不仅仅在于物质富足了多少，还要看人际关系和国民待遇改善和文明了多少。中国今天在经济建设上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制度的建设和观念的更新要跟上。这就是我在紧盯经济运行之余抽出时间写这本书的原因。
在这里应当感谢的是一些朋友对此书写作的帮助，文化界学者丁东先生在这本书出版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给予了帮助。出版界的学者姚本星先生对本书内容的兴趣激发了我写作的动力。当然还有我的家人，如果没有她们的关心和帮助，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版。
最后，希望大家耐着性子看下去，直到看完为止。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当然也希望人们多做批评和参与讨论。因为，这个话题可不是我一个人能说得清楚的。
1.待遇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
最近有一个学者心里很不痛快。有一天他被请到某电视台制作节目，但当节目播出时，发现自己被删掉了。于是，打电话去询问，原来是由于自己的身份改变了，从原来中央级的国有单位调到了一家民办单位。在这家电视台负责审批节目的领导看来，民营单位的人似乎不够登大雅之堂的资格，便将人家的镜头给删掉了。
这件事使这位学者在人格上有深受侮辱之感。入世在即，都什么时候了，有人居然还在搞身份歧视和所有制歧视。这种观念和意识不破除，中国无平等可言。因此，国民待遇问题非要解决不可，否则就没有公平竞争，一个社会就没有公平。但是在中国，要想统一国民待遇，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当人们对待遇问题还没有完全认识的情况下，统一国民待遇只能是一句空话。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世界人权宣言》开头的这句话，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人们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中所应享受的一种待遇。它是国际社会规定的一种人权，也是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公民应当追求的一种待遇。但说归说，做归做。由于各国历史发展各不相同，今天在对宣言内容的实践上表现各异。
譬如在我国，对公民的待遇似乎没有多少深入研究。直到近些年来，从关贸总协定那里、从世界贸易组织那里传来了“国民待遇”这一词汇，于是我们生活中“待遇”这一词的使用频率才逐渐高起来。
最近有个名叫《涉外保姆》的电视剧，其中有一个在上海工作和居住的外国人，他想找一个和中国人在一起居住的房子，但租房公司按我国的法律规章办事，就是不给他介绍。为此他大发牢骚，还要给上级领导写信提意见。细想一下他说的也对，你们中国人到美国或其他国家去，不都住在当地人家里吗？几十万中国留学生有几个住在学校给提供的宿舍里啊！但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就必须住到中国政府指定的住处呢？为什么就要象鸟一样被圈养起来，享受笼子式的隔离待遇呢？中国的这种做法实在让那些外国鬼子百思不得其解。
我的一个外甥现在法国里昂读书，当地管理部门专门给每个外国留学生找了一个法国家庭，结成对子，每星期天都去人家家里去玩。这个法国家庭有三个女儿。看着一个中国小伙子和三个法国姑娘在一起，让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心里十分宽慰。这样做，既有利于外国留学生和法国家庭相互进行文化交流，使留学生尽快熟悉法国生活和文化，又使他们待在法国不寂寞，生活中充满了人情味，
待遇是什么？简单的理解便是一个人受到的对待和款待，或者所获得的生活条件。仔细深究起来，待遇里面大有文章。譬如，待遇是怎么产生的？合理不合理？接受不接受？为什么同样的人有不同的待遇？可以说人类生活的所有内容似乎都围绕着待遇转。看看当今天下众生相，熙熙攘攘，忙忙碌碌，整天都在为什么呢？说到底，很大程度上是在追求待遇。
政府官员，勤勉一生，虽说是为人民服务，但也是为了更高的待遇。从科长升到处长就可以享受更宽敞的住房、更多的工资。从处长升上厅局长，便配有专车。级别再高的，车、房子、警卫等待遇更不一样了。这几年，我们大学时期的同学在北京经常聚会，具有厅局级别的人都是车接车送，这里便体现了待遇。
几天前，我从北京到烟台，在火车上碰到三位兴高采烈的计算机专业的硕士毕业生，他们正在去烟台东方电子公司报到。我问他们条件怎样，回答是每月工资6000千元，这是事先与用人单位谈好的。看，这就是待遇。不谈好待遇，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可能都不会发生。在北京人头攒动的劳动力市场上，人们不仅在挑工作，挑单位，还在挑待遇。
人与人打交道，无时不刻不涉及到待遇。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不谈好待遇就很难办事。18世纪时，英国公使马葛尔尼万里迢迢赶到中国，想晋见乾隆皇帝，但得到的待遇是必须下跪，才能见面。由于这位英国人坚决不肯接受这一超过朝拜自己国君的礼仪，只好被拒之门外。随使团所带来的几船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科技礼品，如可以连射八发子弹的马枪和天文地理音乐钟，都未能展示给中国人看。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待遇，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东西方的文明交往和物质交流，今天谁也说不清。
即使在一个家庭里，孩子们之间也在攀比待遇。一个孩子比另一个孩子少吃了一块糖，也会争执不休。追求平等待遇可能是人的本性。追求不平等待遇可能也是人类的天性。
待遇不仅是物质的，更多的时候是精神的和荣誉的。例如古代帝王封官晋爵，今日战士立功受奖，评比劳动模范，都是一种精神的待遇。有时人们为了捍卫和获得荣誉待遇，不惜献出生命。
待遇问题既奇妙又复杂，待遇与人类的生活关系如此密切，但又被人们熟视无睹。多少年来，人们为了待遇争得头破血流，为当兵、上大学、提干、评职称、涨工资、分配住房费尽了心计，绞尽了脑汁。也有人为放弃待遇显示出崇高的精神和风格。雷锋是这类人的典型。但崇高归崇高，再高尚的精神也要建立在基本生存上。工人要求下岗后获得社会保障，是一种待遇。农民要求进城后自由择业打工，这是一种待遇。学生要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考大学不按地区划分录取分数，也是一种待遇。民营企业想进入垄断领域，国有企业想股票上市，都是在争取一种生存待遇。
从国家方面看，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是一种待遇。中国加入联合国，是获得了一种身份和地位待遇。中国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在争取一种平等贸易和投资的待遇。国际上这个组织那个会，实际上都与待遇有关。
那么现在要问一句：人们为什么如此重视待遇，如此追求待遇？待遇对人们有什么好处？待遇为什么值得那么多人去争去抢？说到底，待遇关系到个人、企业和国家的命运和生活。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78年的恢复高考，使一大批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本人自1968年初中毕业后，在工厂、部队、农村工作了10年，一直无缘大学校门，只是由于恢复考试制度，才一举身登龙门。恢复高考制度，实际上是给所有中国青年一个公平竞争的受教育待遇，不分家庭出身和年龄。只是在获得了这一待遇之后，许多人的命运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记得前年在《商界》杂志看到一篇封面文章，报到的是江苏森达皮鞋公司总经理朱相桂的事迹。看后感慨良多。就是苏北一个农村的普通农民，一个砖瓦窑厂的临时工，在改革开放后，在得到可以办厂办企业的待遇后，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建起森达中国最著名的制鞋企业，获得“中国第一鞋”的称号。没有改革开放后的新待遇，中国农民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吗？
待遇对于国有企业也相当重要。1999年，国家开始对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哪些企业该转？哪些企业排不上号？这就需要看政府有关部门的决定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批企业展开了进京游说工作。据说当时进北京的飞机上，平均每个飞机上都有一个进京跑债转股的企业代表。当时国家经贸委的门口人流络绎不绝。获得债转股的企业皆大欢喜，没有获得机会的企业仍然软磨硬泡。这可是对企业生命攸关的大事。北京一家建材企业，将不良债务剥离出去几个亿，日子顿时好过了。而那些债务剥离不出去的企业只有在沉重的压力下生存。
由此可以看出制度和待遇对人的重要性。这就是人们孜孜不倦追求待遇的根本原因。无论是起自奴隶时代，还是今天的现代工业社会，争取好的待遇都是人类最核心的生活内容。周武王伐纣，是为了一种待遇，陈胜吴广起义也是为了一种待遇。列宁、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为了获得待遇。翻开一部人类历史，为待遇而争夺，充斥字里行间。
安徽省小岗村的农民私下将田分包到户，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前些年，许多个体私营企业戴着全民所有制的“红帽子”，又图得是什么？
但待遇并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东西，并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待遇是被社会用法律或道德规定了的制度，这是一种刚性的待遇。刚性的待遇一旦固定下来，便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力量。一个人的待遇一旦固定，便很难逃脱自身的命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在传统的社会里，情况更是如此。例如在春秋时期，孔子便以“君、臣、父、子”的名份在人们中间划分严格的待遇区别。中国社会到了晋朝更形成了严格的等级社会，门阀制度，人际关系拉开了更大的差距。在封建社会里，待遇是按皇权、君权、吏权、族权、父权等权力级别层层划分出来的。一个等级一个待遇，彼此之间不得逾越。在那个时代，要想改变自己的身份待遇，真是比登天还难。处在最下层的劳动人民稍不注意便有犯上作乱之嫌。正是由于此，人类历史成了一部追求合理待遇和不合理待遇的历史。
之所以要追求合理待遇，是因为存在着不合理的待遇。为什么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合理的待遇呢？除了与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有关，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有关，也与各朝各代周期性的政治变化有关。在封建统治时期，人治是中国的主要政治方式。因此，小民百姓的待遇如何，全看皇帝老子是怎么想的。统治者想对了，便有好的待遇，想错了，便活该倒霉。
在当今的法制社会里，待遇由制度来规定，但刚性的待遇是要由行政官员或各级办事人员决定的。因此，刚性之中有弹性。例如在我们传统的国有企事业单位里，职工的待遇往往是由管理者的好恶决定着的。就拿分房来说，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有体会，在没有进行房改之前，完全是分房部门的人说了算，谁摊到好的，谁摊到孬的，完全在于房管处。在民营企业或私营企业里，职工的工资待遇往往由老板说了算。社会中每个人的待遇尽管是由身份、地位、能力决定着的，但有些待遇往往不是凭本事和才能获得的，而是要靠贿赂、讨好等种种不正当手段。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刚性的待遇往往被金钱或别的东西所腐蚀，最后变成弹性的待遇，即不平等的待遇。
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有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和生活待遇之分。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便是你受法律制度规定的身份地位。这是一种刚性待遇，往往很难改变。例如，农业户口的人不能随便迁移到城市，外地人到深圳要办理边境证，美国商业零售业沃尔玛不得进入中国市场。生活待遇便是家庭中或周围邻居中打交道时的相互关系。处理得好，大家愉快，处理得不好，婆媳吵架，邻里不宁。
国际间也是这样，为了待遇问题整天争执不休。最近中日贸易又起争端。2001年4月23日，日本政府正式开始对中国的大葱、鲜香菇和蔺草席采取200天临时紧急限制措施，对这三种产品超过基数部分分别征收256%、266%和106%的高关税。中国外贸部宣布，日本采取单方面措施和行动，甚至采取歧视性做法，严重违背了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如果日方继续维持这一措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中华工商时报》用这样的题目来渲染：“中日贸易战一触即发”，可见待遇问题多么重要。
2.中国是否缺少对待遇的研究？
说来也怪，待遇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如此密切，然而国内对待遇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却很少研究。至今国内也没见到一本专门研究待遇问题的书。只是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中国人才接触了一个新的概念“国民待遇”，英文叫“NATIONAL TREATMENT”。人们谈论这一词语，往往从法国大革命后制定的一些法律说起。例如，1804年《法国民法典》中规定：“外国人在法国享有与其本国根据条约给予法国人的同样的民事权利”。即一个外国人来到法国后，享受与法国人一样的民事权利待遇。今天的“国民待遇”一词主要用在国际贸易上，即在国际贸易和人员流动时，所流动的货物、资金和人员都要受到相互平等的待遇，不被歧视。
关贸总协定的第一条第一款明确指出：“一缔约方对来自或运往其他国家的产品所给予的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方的相同产品。”这是著名的最惠国待遇原则。
当代的国际贸易是建立在这样一些原则上的，除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再就是非歧视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非歧视是世界贸易组织最核心的原则之一，其宗旨就是在世贸组织成员之间不得实施歧视待遇，各成员应平等地对待其他任何成员。国民待遇原则的基本含义是：缔约一方保证另一方的公民[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商船在本国境内享有与本国公民、企业和商船同样的待遇。
国民待遇原则主要体现在关贸总协定的第三条“国内税与国内规章的国民待遇”一节中。这些条款规定：
1，各缔约国认为，国内税和其他国内费用，影响产品的国内销售、推销、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法令、条例和规定，以及对产品的混合、加工或使用须符合特定数量或比例要求的国内数量限制，在对进口产品或本国产品实施时，不应用来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
2，一缔约国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领土时，不应对它直接或间接征收高于对相同的本国产品所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同时，缔约国不应对进口产品或本国产品采用其他与本条第1款规定的原则有抵触的办法来实施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
4，一缔约国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领土时，在关于产品的国内销售、推销、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全部法令、条例和规定方面，所享受的待遇应不低于相同的本国产品所享受的待遇。
这些条款读起来十分佶屈聱牙，不过细细体会起来，不过是给外国人与本国人同样的待遇，其真正的精神就是不排外。世界贸易组织为什么提倡自由贸易的原则呢？主要是有利于各国优势互补和经济发展，增进全世界的经济利益。现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家，非此国国籍的外国公民除了不能参加政治选举，除了没有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其他的权利基本上具有了。
遗憾的是，搞了多年计划经济的中国对此原则和精神还十分陌生。要做到不排外、不搞地方保护可不容易。这些年我们国内就发生了好多起保护本地产品、排斥外地产品的例子。非国民待遇除了表现在保护本地产品上，还表现在保护本地劳动力和本地居民生活上。例如，对外来人口实行就业限制，不许外地户口的人员从事某些工作，不给外来人员上户口。实际上就是不欢迎外来人员。北京有家医院门口居然写着“清查外来人口，利国利民”的字样。要是大家都这样保护来保护去，那干脆，各省都关闭大门，九寨沟风景区不许外省人进入，张家界公园非湖南籍的人不得入内，大家都各过各日子。如果这样分割下去，那还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是一个国家的人，就要有公民自由流动的权利。
现在国际间都在按国民待遇原则办事，但是在我们国内，一些地方还在大搞身份歧视和户籍分割，还在实行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因此，我在这里写国民待遇问题，实在是受国际理念的影响，实在是有心希望我国向国际看齐。把此书名定为《国民待遇启示录》是非常恰当的。中国人只是得到了外国人的启示，才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其实，待遇现象是一种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社会上许多人和许多职业都与待遇有关，甚至相当多的一批人的工作就是确定待遇。例如法律工作者，律师辩护，法官判案，都是在为当事人寻求应得的待遇。只不过所用的词语不同，语言符号不一样。现在，我们换个语言来观察这一现象，或许可以更容易地理解现实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今天，我决定运用“待遇”这一概念，从国民待遇这一视角对对我们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些问题进行观察，想来肯定会有新的发现。语言对人们理解问题往往有着神奇的作用。有时用一种语言符号解释某个问题，就是难以理解，但换一套语言符号后便可使人豁然开朗。选择“待遇”这一词来观察和揭示当前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许多问题。
待遇问题或者说权利问题是与人民群众生活关系最密切但又最缺少研究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出现这一现象？说起来可能与我们以往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怀着一腔共产主义热情，忘我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很少有人向组织向领导谈条件谈待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不能讲求待遇，还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无私奉献。因此，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对待遇的问题从理论上研究得甚少。建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羞谈待遇。按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来看，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根本就没有必要讲求待遇。
虽则如此，待遇和权利却是一个绕不开的实际问题。空谈高尚是不能搞好社会主义的，更不能适应今天的市场经济。在建国之后，即使在左倾思潮最高峰的时候，在物质待遇方面也没离开等级制。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都还是按级别领取工资。建国后实行的22级工资制照样在干部中实行，八级工资制照样在工厂内实行。待遇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最现实的内容。
记得当我1968年初中毕业后刚迈进工厂，每月工资就是26元钱。我这个工厂与别的工厂不大一样，由于是制作炸药的对人体有毒的化工厂，因此，学徒工的工资比其他厂要高出5元钱来。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少的数目了。一个16岁的年轻人，每月一下子拿上26元钱，真可以养家糊口了。
当时工厂里，最高的八级工工资好象是80多元钱，最高工资不超过最低工资的三倍。在60年代那个时期，一个八级工的老工人是相当受人尊敬的，拿到近百元工资的人就是社会上的高收入了。当时社会上再高一点的就必须是高级干部或高级工程师。记得当时18级的科长工资是80多元钱，10级的高级干部工资是将近200元钱，高级工程师的工资水平也与此差不多。在那个时代，中国是一个没有多大贫富差距的国家，大家互谦互让，尽管仍然有一些自私自利的人，尽管阶级斗争十分残酷，但在人民群众内部，在给予一部分人不同待遇的同时，整个社会表现了一种利他精神。但是今天，情况大不相同了。一心为公的人少了，一心为已的人多了。助人为乐的少了，损人利己的人多了。
2000年，美国的一家财富杂志登出中国50名首富，最多的首富拥有资本几十亿美元。仅仅是20年的时间，中国人的财产状况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不仅要研究，这种状况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富人与穷人之间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差别？这里面与待遇有什么关系？什么待遇的人可以多赚钱？什么待遇的人赚不到钱？怎样看待制度性贫困问题？
今天，中国人的财富、地位和身份已经拉开了这么大的距离，再不研究待遇，再不研究待遇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就容易出问题。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谁影响了我们致富？》，里边好象着重谈的是制度的事情。的确，有时影响人们致富的原因不是人的愚笨和懒惰，而是此人所享受的制度待遇。譬如，北京市规定了100多个工种，不许外地人就业。在这种待遇下，外地人在北京能致富吗？因此，公民待遇问题不可不研究，对合理的待遇不可不研究，对不公平的待遇不可不研究。
待遇说起来主要有国民待遇、企业待遇、国家待遇三种。待遇关系着个人的命运、企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任何人、任何企业和任何国家都不可忽视对待遇的研究。从个人角度说，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解放前上海某公园里那块牌子：“华人如狗不得入内”。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中国人所遭受的外国人的待遇。在这种待遇下，中国人民怎能不起来反抗斗争！
再看国家的待遇，近代以来，中国人每每为国家的衰落和受帝国列强的侵略欺侮而痛心。中国被冠上“东亚病夫”等种种歧视和侮辱性的称号。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伍了？原因还是在于中国人的待遇出现了问题。自清朝中期，统治者便开始封锁海疆，不让国民向海外开拓，不让国民与外国通商。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徙待遇的丧失，只能使中国错过了世界新大陆开发的机会。等欧洲人占领了美洲大陆，中国人再去争夺资源，便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1883年，美国第一个排华法出笼。中国劳工自由进出美国的待遇便从此消失。中国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待遇都开始恶化。劣势由此形成。从近代开始，中国失去了世界上强国的地位，弱国的待遇从此形成。自清末至今，100多年了，中国始终未能摆脱积弱的命运，中国一直在图强。中国的表现，是争取公平国家待遇的典型。
至于说企业，维持一种身份待遇更是许多企业处心积虑的事情。最近证券管理层发布命令，决定让那些濒临破产的PT上市公司退出交易。但哪个PT公司可能也不愿意获得这一待遇。在4月25日的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里，上海商业网点这家PT公司好象还在凭着与政府的关系，拼命疏通关系，想办法继续维持一段时间，千方百计不退市。-
中国的PT公司，是中国政府与国有企业特殊关系的产物。按正常的规则办事，中国股票市场上一大批亏损企业早应该退出市场了。但为什么至今没有一家退出？只能说这些ST和PT企业获得了政府管理层的特殊照顾，特殊待遇。如果实施破产，那么一大批国有企业的职工将走上市场，失去原有的国企职工的身份待遇。这对很多人来说，从心理上是很难接受和很难习惯的。
那么，为什么国有公司能获得特殊关照和特殊待遇而民营企业难以获得呢？为什么国有企业的职工就应该生老病死有保障，农民和民营企业的职工就该自负其责？为什么当前的中国企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同待遇？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另外，搞企业管理的人都知道调整好企业内部的待遇很重要。待遇搞不好，骨干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会跳槽，内部会闹矛盾，甚至发生搞内讧。企业里那些从事人事工作的管理人员整天就是围着待遇转。待遇研究涉及到产品的成本核算企业效益，管理者要在各个因素中进行平衡。
目前，中国企业经营者的待遇问题已经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问题。有些国有企业搞不好，与厂长经理的待遇很有关系。在大量民营企业冒出来的今天，国企经营者的收入待遇与个体私营经营者的收入水平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这导致国企经营者的心理越来越不平衡。
据报到，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李毅中的月薪只有2500元，而这家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年销售收入为3900亿元，约合500亿美元，在世界上都是排上号的大企业。另据报到，首都钢铁集团的董事长罗冰生2000年的收入头一次突破6万元，每月平均也不过5000元，连我前边提到过的三个刚毕业的研究生都比不上。北京市1999年12月开始试行经理年薪制，基本年薪为职工平均工资的1.5--3倍，风险年薪控制在基本年薪的2--3倍。企业经营者的最高年薪不得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10倍。
而在美国，企业的高级经理人员的平均收入在1980年为一般工人的42倍，1998年则为419倍。甚至连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财产也使国有企业经营者相形见绌。200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刊出中国50名首富名单，他们的排名如下：
1，荣毅仁及其家族，主要企业：中信集团，主要行业：投资公司。财富：在香港上市企业中信泰富公司拥有18%的股份，价值19亿美元。
2，刘永行及其兄弟，主要企业：希望集团，主要行业：动物饲料。财富：按1999年集团价值计算，拥有10亿美元。
3，任正非，年龄56岁，主要企业华为科技，主要行业：电信设备。财富：据估计深圳华为公司价值100亿美元，估计任正非在华为拥有价值约5亿美元的股权。
4，张兴民，年龄42岁，出生于吉林九台，主要企业：海南兴宝集团。主要行业：贸易及房地产。财富：4.8亿美元。
5，吴一坚，年龄40岁，主要企业：陕西金花企业集团。主要行业：制药。财富：以其2000年资产为基础计算，个人财富达4.22亿美元。
6，鲁冠球，年龄55岁，主要企业：浙江万向集团。主要行业：汽车配件。财富：鲁冠球拥有集团100%的股权，以集团1999年净资产计算，其拥有的财富达3.6亿美元。
7，张宏伟，年龄46岁，主要企业：黑龙江东方集团。主要行业：建筑及贸易。财富：以1999年集团净资产计个人财富达3.5亿美元。
8，徐文荣，年龄65岁，主要企业：浙江横店企业集团。主要行业：磁性材料生产。财富：以徐文荣100%拥有的横店集团1999年净资产计，他的个人财富为3.25亿美元。徐文荣当年说服乡政府借给他5万元创办一家丝绸乡镇企业，答应在3年内双倍偿还借款。在还清了早期款项之后，徐文荣1999年创建了自己的磁性材料公司，并拓展到化工生产领域。徐文荣还于1996年组建了八面山影视基地，曾摄制了《鸦片战争》。
……
这是两个差别巨大的企业家待遇。毫无疑问，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经营者，有着不同的物质待遇。这些待遇规定得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正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焦点问题。为什么民营企业家在经过一番奋斗后，可以积聚起庞大的个人资产，而国有企业经营者却不能？在这种制度下谁还愿意干国有企业？从这些问题也可以看出，待遇研究在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我国的专家学者要在这一领域花费相当精力。
本书权当抛砖引玉，搞不出理性的总结不要紧，能提出问题就行。我想本书应当按这种思路去写：首先是学理上，国民待遇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影响国民待遇的有哪些因素？待遇与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什么关系？与意识形态和国家的价值体系是什么关系？制度对待遇有什么影响？应该怎样制定待遇，公民应该拥有哪些权利？怎样才能制定公平的待遇？第二是从实证上考察当前中国有哪些不平等的国民待遇？这些待遇是怎么出台的？如何统一国民待遇，如何消除当今一些歧视性的国民待遇？如何合理地制定国民待遇？如何与世界规则接轨？由于本人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因此，此书讨论的更多的将是普通老百姓的国民待遇，特别是城乡间不同的国民待遇上，当然也要尽可能多地探讨一些企业待遇和企业家待遇。
从顺序和重要性上看，本人认为，普通国民的待遇也就是公民的权利是最重要的，其次是企业待遇或团体待遇，再次之是国家待遇。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人民富强了国家才能真正的富强。一个国家最应当制定好的应当是公民的国民待遇即公民权利，然后是企业待遇和外交政策。从历史上看，民弱国强式的富强是不可能持久的。秦始皇尽管修建了长城，建造了巨大的墓葬工程，但国家很快灭亡。穷兵黩武可以创造历史奇迹，但只能喧哗一时。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国家的强大是否可以代表人民的强大？国家包揽一切是否可以做得好？把一些事情放手交给民众去做，是否做不好？这些问题都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一个国家的政府要做的事很多，在国际上要争外交强国待遇和贸易强国待遇，在国内要制定好和调整好国民间的各种待遇。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一个国家人民的重要选择。每当在这个时候，我心中便被两种思路所困扰。一种是我国建国后一直采用的思路，靠政府集中力量搞赶超，靠伟人包揽一切，靠精英治国，靠国家来包办一切事情，靠国家抚育人民；一种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思想，发挥每个国民的力量，人民强大了，国家便强大，社会便富足。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也与亚当?斯密的思想有共同之处。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每个人充分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充分自由发展的条件。”之所以我认为制定个人的国民待遇和维护个人的权利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原因就在这里。
这一思路是欧美国家的主要价值观念。在中国也历来被一派思想家所代表。例如，胡适有句名言，在他听到有人号召青年们牺牲自己的自由去换取国家的自由时，便大声反驳说：“争取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在中国走过一段曲折的历史路程后，回过头来看这是一种非常诱人的思想，但遗憾的是这种欧美思想一直未被中国实践，并在历史上曾经被人们以各种理由所批判。
时代进入21世纪，看来实践这种思想的时候到了，时机也成熟了。不过这两种思路在操作手法上是截然相反的。建国50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计划经济赶超思路的问题，但也难以肯定亚当?斯密的思路拿到中国来一试就灵。各国有各国不同的历史传统，在改变这些惯性和传统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抵抗。
因此，中国的选择应当是十分谨慎的。在这个历史时期，每个有责任感、有良心的中国学者应该缜密思考，既不能偏激和武断，也不能保守和迂腐。在待遇问题的研究上，不能走极端，从一个不讲待遇、无私奉献的极端走到一个斤斤计较、利欲熏心的极端。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当今的现实问题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巨大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个人贫富差距。如何缩小这些差距？如何使中国社会保持平稳发展？如何使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如何废除哪些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待遇与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一个国家的国民待遇与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有什么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将是本书研究待遇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3.待遇与权利，立法与立权
谈到待遇不可不涉及权利。前面我讲过，待遇有法律待遇和非法律待遇之分。社会上有成文法律规定的公民待遇我们把它划为法律待遇，家庭成员之间和邻里同事之间的往来关系属于非法律待遇。
法庭在宣判某罪犯时，经常宣布剥夺其政治权利，也就是政治待遇。如果被剥夺政治权利，那么此人便没有选举权等任何政治权利，一种待遇给取消了。
待遇一般是由权利来规定的。从权利角度来讲，公民的待遇有很多类。如生命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教育权利、文化权利和发展权利等。而每一类权利中又涵盖着许多具体的权利。如经济权利中包括劳动权利、保障权利、休息权利、罢工权利等。政治权利中具体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
待遇与权利关系密切。那么权利与待遇是种什么关系呢？我的理解是，权利是待遇的法律规定，权利与待遇相互依存，待遇是权利的体现。待遇与权利是互通的，有一定的共性。例如，权利的制定主要从人性出发，有些权利是由人的天性决定的，如平等自由。待遇也是出自人的生理需求，例如人人具有爱美之心，人人向往幸福生活。待遇一般是按人性和人类的需求来给予和制定的。
权利不是一种单方面的东西，它与义务相呼应。待遇也是相互的，是以对方变化而变化的。待遇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互惠关系，其实质是一种人际关系、法人关系和国际关系。这种关系依人们之间的理解和合作程度而定。待遇不是单纯的获得，还要相应的付出。除了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规定的基本人权，各国国民的待遇都是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而具体制定的，各国国际间的待遇也是通过外交手段相互制定的。
因此，在研究待遇的同时，不能不涉及权利。认清楚权利，待遇也就清楚了。由此看，要想获得待遇，首先要获得权利，首先要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但遗憾的是，我国建国以来，对阶级斗争研究得比较多，对人的权利、法人的权利研究得比较少。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不研究权利已经不行了。
在人们从事物质生产即经济活动之前，首先要明晰自己的权利。你能搞什么，不能搞什么，要把你可以活动的范围和界限搞清楚。否则，不是越轨便是犯法。当前我国经济活动中为什么出现大量违法乱纪的现象，关键是人们没有认真地研究权利、义务和待遇。该要的要，不该要的也想要。盲目上项目，盲目搞开发，随意从事生产经营，结果只能是出现大量的侵权违轨现象。
古人慎子曾经举过一例：“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焉，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取，非不欲兔也，分已定，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这个故事所反映的是产权问题，在产权不清之时，跳出个兔子，大家都去抓，谁抓到了归谁。但如果这个兔子是有主的，它在大街跑时，就会没人理。为什么？因为它的主人是清晰的。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出现大量的社会纠纷、社会腐败和违法乱纪，主要根源是权利不明，法律不行。因此今后需要做的大量的工作是明晰权利和维护权利。首先是国民个人要明白都拥有哪些权利和待遇，其次是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政府部门要明白拥有哪些权利。在这一基础上还要明白哪些权利已经过时了，应该修改了，哪些权利制定得不合理，应当改正或补充，哪些行为超越自己的权利，应当纠正。对于这一切，每个公民、法人团体和政府管理部门都要清楚。
权利和待遇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因此，权利的制定不仅是立法者的事，应有群众参与。曹思源先生曾提出建立人大会立法委员会旁听制度和媒体透明制度，即人大会在讨论某项法规时，应允许有人前去旁听和提意见。
这些年来，我国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便是以法治国，依法治国。但喊了多年依法治国也没见多大的成效，贪污腐败还未杜绝，时下又冒出个黑社会来。原因何在？关键是权利不明，道理不明。在这种状况下谈何以法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