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产值的确翻了几番，但这是以破坏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取得的财富。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靠粗放经营和资源投入发展的国家，有多少GDP，就有多少资源和环境消耗。增长与消耗和破坏几乎是成正比的。写到这一章时，正值6月5日“世界环境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由徐刚同志执笔的环境节目“守望家园”。里面提到一个数字，1995年，中国因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高达6130亿元，占当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4%。1996年，世界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因水和空气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为54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400多亿元。
国家环保局长解振华同志在2000年一个记者采访中透露：我国生态恶化趋势仍在加剧，土地退化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38%，且以每年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年失去一个县。植被破坏严重，草地沙化、碱化面积占总面积的1/3，沙尘暴呈上升趋势。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不少中国人的眼睛还只盯着GDP，很少注意由于环境破坏每年失去多少生存空间。中国人最缺少的是什么？我早就说过，是生存空间，是土地。但即使这样，每年仍要失去一个县的面积。这一财富值多少GDP？没人统计，没人计算。掠夺式的增长，看来GDP增加了，但失去的比增加的还
要多。
今天，我们还能再享受到优美的环境吗？对于环境的变化，50岁以上的人都有体会。也就是在短短的50年间，中国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一切，本人有着深刻的亲身感受。这里，我必须把它写出来，以引证中国环境的恶化。
那是1958年的春天，在我六岁的时候，父母把我从济南市送到山东胶东半岛上一个背山面海的小村庄，去跟膝下无子女的姑父母一起生活。在这个小山村里，我被拥入了大自然的怀抱。50年代，对于许多中国农村来说还是一个完全的农业时代。在那里，村庄的面貌以及人们的生活几乎与几千年的古代社会没有任何区别。一切都是自然淳朴的。驴，牛，鸡狗，炊烟，旱烟袋，火镰，草鞋，石墙，灰瓦，草房，杏树，槐树，石铺的街道，依地形而建的高低错落的房屋。小村庄坐落在一座山脚下，一条由上而下的大山沟穿村而过，把村子分为南壃和北崖两部分。
当时的小村庄大约100多户人家，不到500口人，1000多亩地。在童年的记忆里这是一个优美的环境。山坡上覆盖着郁郁青青的松树，山沟里流淌着清清的溪水。小村庄高高地坐落在九目山脚下，俯瞰着东面、北面一片蓝蓝的大海。姑姑家住在村南头，房后一块林地，房右一块园地。当时的村庄，家家户户前后左右都留有空间，并不象今天都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各家各户都绿树掩映。如果从山坡上望下去，整个村庄绿树环抱，一片浓荫。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绿色环境里长大的。夏天，打开后窗，便是一片小树林。透过树丛的缝隙，可以看到远处蔚蓝的大海。那时经常从后窗爬出去，躺到一棵小树杈上悠哉悠哉地玩耍。在西园那茂密的草丛中，我感到了泥土的温馨和亲切。记得有一个夏末秋初，当野草长到半人多高的时候，我便在草丛中开辟了一个窝。躺在里面，被高草掩盖着，仰望天空，静静地感觉泥土的芬芳和大自然的静谧。就在这种环境里，什么人能对自然不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
可是今天的故乡，昔日的旧景已不复存在。村子被房屋挤满了，一个挨着一个。我家西边的园地已被一家人盖上房屋，后边也盖上房子。房子是盖得高大亮堂了，但儿时的绿色空间却随之消失。最令人心疼的是屋后街道旁那三棵粗大的老槐树，树龄足有五六百年之上，居然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消失了。在童年的记忆里，那可是真正的大树，粗得好几个孩子都搂不过来。大树下原是村里人消夏乘凉的地方，是南半部村庄村民们的活动中心。但随着三棵大槐树的消失，以往的这个村庄公共空间也随之消失了。人们再也享受不到大树荫下聊天的惬意，夏天再也得不到树木的庇护。我真不明白人们活着到底都需要些什么？封建社会几百年都过来了，树都没砍，偏偏到了物质发达了的今天却把树砍掉了？就是因为穷吗？就是缺那几个钱吗？
老树都被砍光了，新房子院内院外都不种树。灰色替代了绿色。整个村庄象一排排的火柴盒，一座连着一座直向村边伸展，一直盖到山坡上。早先村西边的茔地，打麦场，松林，都被房屋吞噬。绿色已经远离了人们的生活。每次回故乡都是一种痛苦。你不能让时光停止，也不能让时光倒流。你所拥有的只是怀念。
我特别怀念村西边那棵高大的老橡树，怀念它每年秋天落下的一地橡果。就是这些橡球曾给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自70年代的某一天这棵老橡树被砍伐之后，从此，橡树这一生物物种便在村庄绝迹。与橡树一同绝迹的还有家家户户的杏子树，本来这是一种极其普遍、与村民关系极其密切的树，但到了今天，村庄里居然找不到一棵杏子树。通过范家村，我感到中国农村的发展是一种典型的反生物物种多样化的发展。工业生产的模式被用到农村的住宅建设和村庄发展上，结果出现的就是单调雷同。
再来看村外环境的变化。小时候，九目山坡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马尾松。一到夏天下过雨后，松树墩下的草丛中便钻出黄绒绒的蘑菇，当地人叫它“粘娥”。拣“粘鹅”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的一种乐趣。可是现在的九目山，松林已经被砍得稀稀疏疏，泥土已经所剩无多。放眼望去，岩石裸露，惨不忍睹。一处处采石坑将山坡啃食得一块白一块白。由于九目山是一座花岗岩山，“打石头”便成了村民们的收入来源。五六处矿坑一起上，连续干上几十年，请大家想想，结果还能好吗？树之不存，土将焉附？土之不存，何来蘑菇？今天村庄的小孩还能拣到蘑菇吗？
今天农村消失的还有一种美，那就是历史文化。50年代，范家村还保留着几处茔地，最大的茔地是南茔和东茔。这两座茔地最大的有七八亩地那么大。茔中松柏参天，绿荫密布。小时候天黑时路过这里，心里经常是心惊胆战。即使如此，现在回想起来，南茔和东茔毕竟是一块难得的林地。在一片庄稼的田野里，冒出这么几片绿荫来点缀大地，可以想象它的自然价值。但是这种景色自60年代后也渐渐消失了。今天，田野上再也没有坟地，当然也不会有那古柏森森的树林。为了多打粮食，为了追求国民生产总值，中国人把祖宗遗留下来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都毫不留情地消耗掉了。难道这就是发展吗？人类的发展就是以灭绝某一存在为基础吗？难道人类只有一种需求、只是一个简单的物质动物吗？
我怎么也不能忘记大自然留给下的美好记忆。6岁到14岁，正是一个人最调皮爱玩的时候。故乡的生活恰巧满足了我这种需求。我喜欢爬山，喜欢九目山顶那高耸的悬崖峭壁。那是一大块岩峰，小时候经常从陡峭的地方爬上去，然后坐在山头长久地眺望。南面和西南面是万马奔腾般的层峦叠嶂，东面和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中的一座小山是我经常凝望的对象，那一沟一壑都想贴近看个清楚。后来知道它是烟台的芝罘岛。
大自然有着许多奇妙的感觉。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便是空旷和宁静。这是在城市里永远体会不到的一种感觉。那种宁静往往产生在初春和深秋。当田野里的庄稼收获了之后，当农忙消失了之后，田野便开始寂静。在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农民不象今天这样反季节的劳作。一般是遵循农时，春播秋收，冬天休息。所以，到了秋天以后，静谧便袭上大地。在秋阳里，坐在一个土坡上，当秋菊花还在开放，你在这个无声的田野上，偎着一棵小草或一丛灌木，会感到万籁俱寂的安宁。要是在春天里，这种静谧还会伴随着春风的吹拂。那是一个还没有工业化的时代，是一个生活节奏缓慢的时代。人们常常拥有充分的闲暇，我也不例外。在我到野外拾草、放牛、玩耍之际，曾经无数次地这样享受过自然，沐浴阳光，感受阔大、高远，陶醉在一种令人迷失的宁静之中。
离开故乡之后，一切就变了。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使人难有机会享受自然的乐趣。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享受不仅是一种宁静的享受，还是一种宽阔空间的享受。在城市里生存的人，整天受狭隘空间的挤压，时间长了也觉不出来。但有过农村生活的我，由于享受过那种空旷的空间感，所以近些年来越发思念这种感受。
今天，人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了，但环境却变得丑陋了。现在让我回家乡，再也感觉不到童年时期的美，再也不能让我用美丽来形容它。吃得好穿得好能说就是社会进步吗？50年代有50年代的好处。总结起来，我认为早先的农业社会最大的好处就是闲暇和静谧，其次是无污染，一切来自天然。这些美好的方面是今天工业社会中的人无法体验和获得的。尽管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但精神和身体上的某些享受却是富裕的工业社会无法获得的。今天，尽管人们的物质条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损失和代价是巨大的。这种代价就是只剩下了一种价值目标，多元性被取消了。
我并不认为发展和现代化就是美好，并不认为今天的人类就一定过得比唐宋时代的人类快乐。看看古代那些山水画，看看古代那种人类生活环境，对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为奢侈。中国人今天还能象石涛山水画描写的那种情景生活吗？还有“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那种乐趣吗？从几千万人膨胀到13亿人，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巨大的挤压。农业时代的自然山水对现代中国来说已经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历史追忆，自然风光的消费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变得极其昂贵。看看今天的旅游拥挤，看看城市人假日时分的大逃亡，无不说明了今日中国人居住环境的恶化。
50年间，中国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巨大的，生态破坏的程度是极其严重的。这种变化的后果至今还没清晰地显示出来，但至少人们的身体和心灵已经感受到了。回首我从小生活了8年的那个小山村，现在不仅村里没树，山坡上没土，就连村东唯一的一块好地也被建上了砖窑，五六十个外地民工昼夜不停地在取土烧砖。一个本来就没有多少土的山村，却从事起破坏土地的生产。这种稀罕事可能在封建时代也不会发生。连封建时代的智商都会知道这是断子绝孙的事情。孟子早在2500年前就指出：“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但这种违背生态自然的事却发生在21世纪科学发达了的今天。我们的发展目标是不是出了问题？
把泥土挖光，子孙后代怎么生活！大多数村民们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痛心地把烧砖叫成“割肉”，但因为这是村领导工程，并且在建厂时欠下了一屁股债务，于是不得不靠卖砖来赚回成本。这一切现象，都在使我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环境更严峻了，生活质量下降了，才导致人们如此破坏生态资源？但是，看看人们的吃喝用穿，从物质上讲，现在村民的物质水平比过去不知要高多少倍。但就是在这种富裕当中，几千年几百年没有改变的自然生态环境却遭到了破坏，过去贫穷时代尚未砍伐的树木被砍了，尚未出卖的土地被出卖了。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要么说明人类的生存环境真得变得恶化，才不得不通过掠夺资源来维持生存。要么是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人类盲目攀比富国生活方式，盲目追求现代化，盲目消费本来没有能力消费的资源，结果使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显然，人们的发展观发生了问题。人类祖祖辈辈保持的一种生活方式被一种超生态负荷的生活方式替代了。那么，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也许只有环境灾难。
由于小时候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长大的，所以成年后对自然环境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对环境的关怀以及对生态破坏的痛惜，从70年代以来就成了我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大学读书时，我经常在图书馆里翻阅那些生态学的书籍。当时，已经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类环保书籍。通过这些书，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生态平衡，什么是生物链。
大学毕业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可以说就是生态调查和环境保护。那是1982年的秋天，我被新华社派到陕西分社工作。由于是实习，分社也不管我们，工作相当自由，全凭自己爱好，想干什么就调查什么，写什么。于是我就与陕西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打起了交道。在上大学的时间，我不务正业地在图书馆里看了大量的生态学书籍，知道了什么是生态破坏，于是我第一个采访对象便是陕西省的林业厅。当时的林业厅说个不好听的就是砍树厅，其下属几个大的林业局全都分布在秦岭山脉中，专门从事森林砍伐。但是我去考察的第一个地方却不是秦岭，而是汉中盆地南面的大巴山。
那是一个深秋季节，我跟着当时省科委的一位领导，乘吉普车离开了西安。汽车从蓝田一带穿过秦岭，径直奔往陕西省最南面的一个县----位于大巴山中的镇巴县。古代有“巴蛇吞象”之说，可以想象古代巴山的蛇有多么大，也可以想象古时这里的山有多大，林有多深。但是，我的这次巴山之行却成了一次考察童山秃岭的水土流失之行。沿途所听和所见到的全是关于环境问题，水土流失问题，粮食减产问题。
至今我还保留着当时拍摄的几张照片，那是巴山一片起伏的山峦，这里的山并不陡峭，坡度比较平缓，绵延起伏几百里地。但是在这片山岭上，到处是被开垦出来的坡度在25度以上的“补丁”田，森林植被在这里已经见不到踪影。当我们路过一个村边时，发现了一棵粗大的松树，粗的三个人都搂不过来。我象发现了宝贝似的和科委领导在树下照了一张像。没想到一旁的村民说，这样的树在解放初期漫山遍野都是，比这粗的树多得是。同车的一位当地科委工作人员透露说，大巴山的植被仅仅是在最近20年内消失的。50年代时，这里一出门就是树林。自1958年大炼钢铁开始，一场大规模的砍林运动便开始了。也就这短短的20多年，大巴山就变成了童山秃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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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火
太白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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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之后简直难以置信。由于植被消失，乱采乱伐和乱开荒，很快就造成水土流失。农民种的庄稼往往一场暴雨就被冲光。有些山坡被雨水冲蚀得已经露出了石头。当地的同志特地领我查看了一处地方，情形确实
已经非常严重。 但即使如此，我们一同前去的这位省科委领导依然在县里的会议上强调要不遗余力地多产粮食，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问题似乎并没引起他的注意。
当时我在会议上也发了言，我的意思是镇巴县那些陡坡地已经不能再耕种了，要尽快地退耕还林，省里要制定政策扶植这些山区县，把粮食从汉中地区运进来，让这些山区通过搞副业如种植木耳等手段来脱贫。我意见与那位科委领导的观点显然不同，肯定搞得那位领导听着不高兴。但那时我是太天真了。在今天看来，中国当时从哪里能抽出多余的粮食来搞退耕还林啊！不仅是当时，就是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的发展也是以环境代价为基础的。
从大巴山出来后，我又去了秦岭中部的一个林业局。这个林业局坐落在秦岭南坡佛坪县的境内，是真正的秦岭腹地。佛坪是大熊猫的保护区所在地。这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但却驻扎了一支上千人的砍树大军。当我来到这个林业局时，其总部所在地已移至海拔2000多米的高度。此时的秦岭，海拔2500米以下的森林已基本砍光，作业面统统在海拔2500米以上。我从佛坪上来，一路基本见不到树林。第二天，吉普车拉着我开到2500米高的地方，这里仍然没看到树林和采伐者们的踪影，作业面还在上边。陪同的同志对我说，再往上走危险，在这里看看就行了。但我还是坚持到上面的作业区望了一眼。只记得那是一片稀疏的树林，山地坡度相当陡，采伐难度已经十分大。
秦岭已经快没有树木可采了，这是我这趟采访的基本感觉。不仅我这样想，林业局的领导也忧心忡忡。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树林采完后干什么？秦岭东部的那个林业局基本已经将所在地区的林木砍光，只剩下中部这个林业局和西部长白林业局还在开采。现在回想起来，秦岭林业局可能是全国最先停产转行的森工企业，秦岭山地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无林可采的山地。
但据当地的干部和老乡讲，秦岭植被的消失也是在50年代以后。据当地干部讲，50年代初，森林就在山脚下，整个秦岭山脉，从山脚到山上，全是茂密的森林。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自此，秦岭的森林遭上了厄运。砍树炼钢铁，全民总动员，小钢炉、小铁厂一起上，森林资源遭到了大肆破坏，接着便是国家森工部门连续不断的专业采伐，仅仅不到25年的时间，秦岭无林可采。
那是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冬日里，我冒着严寒，再次采访秦岭林场。这次去的地方是秦岭西部的太白林业局。从宝鸡坐着一辆运送木头的大卡车来到林业局所在地太白县。第二天驾驶着吉普车到山顶看作业面，一开就是上百里地，最后爬到了2500多米高的山腰。这时的秦岭，银装素裹，寒气袭人。在那皑皑的白雪中我看到了一片白桦林。下车走进这片树林，金丝猴在树上跳跃，阳光将树林照射得五彩斑斓，落叶和枯草遍地。我望着这稀疏的林木，心里不禁问到：这哪里是茂密的大森林？这样的林木还值得开采吗？还值得开山劈路，为了取得这么一点价值而耗费那么多成本吗？
同车的林业局生产科长说，是啊，越往高处，难度越大，采伐成本越高，从经济角度来说就越不合算，从保护生态角度讲更不合算。但没办法，这一带的水杉林已经采光，2500米以上的山地只生长白桦林。我当时的思想是既然白桦林的经济意义已经没有多大，那就趁早停采，留下这点白桦林发挥它们的生态价值。后来的结果怎样，我不知道。林业局的电锯响到几千米的高度我也不清楚。反正这是一部中国生态破坏史。自从秦岭南坡的林木被砍光之后，汉中盆地上的水灾便接连不断。夏天大雨过后，百川汇流，立刻便在安康一带汇成洪峰。自80年代以来，安康的水患便没有一天停止过。2000年夏天，安康又遭受了一次惨重的洪灾。
直到今天，中国才开始了对森林的重视。但是在80年代初，象我写的那种环境报告，新华社内参，根本不被注意。人们注重的是产值、产量。各地领导包括宣传部门，所不遗余力倡导的是经济增长，脱贫致富。至于说如何科学的脱贫致富，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是没时间考虑的。尽管当时政府已开始抓水土流失治理，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注意环境保护，但是，在整个80年代这一内容没有被摆到重要的位置上。直到90年代末，直到中国的国土进一步遭到破坏之后，环境警钟才在中国敲响。
1983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我乘坐一架苏式伊尔18飞机从延安起飞返回西安。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当飞机飞上高空，我被下方的景象陶醉了。这就是黄土高原啊，那被雨水切割的千沟万壑简直美极了。这幅画面能使你完全忘记沟壑中严重的水土流失。我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出的艺术作品。尽管如此，这一次黄土高原之行，使我加重了对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从此，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一直成了我在研究经济工作中一个决不忽视的方面。我之所以对当前经济问题有那么多不同观点，主要是我有着那么多的切身经历和独特看法。这也许是我与一些学者们最根本不同的地方。
1992年和1993年，是我写环境问题文章最多的几年。当时社会上开始关心生态和环境问题的还有原人民日报社的徐刚同志、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梁从诫先生。日本当时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很关心。为了关心自己的利益，1993年11月，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中日两方召开了一个高层次的环境保护研讨会。我在那个会议上的发言受到日本记者的追踪采访。1994年春天，我接到日本的一个环保组织的邀请，与其他几位中国官员学者去东京参加他们举行的研讨活动。一同前行的有一位国家环保局的领导，人民大学的刘大椿教授，再就是我和梁从诫教授。他当时成立了一个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叫“绿色之友”。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绿色组织。后来才有了廖晓义、李皓等成立的环保组织。
在东京的半个月期间，我领略了日本全民性的环保运动，环境保护观念已经深入日本国民人心。人们开会讨论生产方式问题，更讨论生活方式问题。虽然当时日本经济受到股市破灭的影响，80年代的傲气已经消失，但日本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但越是在这样的富国，人们越在讨论如何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节约的生活。日本有着大量的民间组织，许多民间组织都在举办各种环保教育。我和梁从诫教授就参观过一个青年会举办的晚间环保知识教育课。
日本国民的这种简朴精神，与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当时刚经过了两年经济高增长，两年的经济过热，使社会上流行着一种暴发户心理。在短短的几年里，突然变富了的人们对金钱一时不知所措。特别是外资大量涌入所产生的财富效应，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富裕假象。超前消费、夸富比富、贪污腐败等想象在这几年里大量发生。许多干部就是在这几年里经不住金钱的腐蚀栽倒了。
反思这几年中国人对国民待遇的追求，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财富。物质主义成了一切，一个原先排斥物质享受的社会突然在追求物欲的大坑中陷得这么深。或许是中国人穷得时间太长，穷得程度太厉害，一旦有了机会，便暴露出强烈的贪婪性和享受性。但在这一场物欲大追求过程中，中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透支。在去年《中国与世界》网上杂志传来的一篇文章中，里边有这样一个数字：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了6倍，而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余倍。如果我们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发展和追赶，那么今后的生存便面临着巨大挑战。
但是，在那样一个社会风气之中，发展方式的问题，环境保护的呼声，在社会上十分微弱，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这时我才意识到，人类是需要教训的，环境灾难不落到人们头上，是不会引起注意的。你过早地敲响环境警钟，人们会以为你精神有毛病。这种现象现在被称为“半夜鸡叫”。所以，这些年来，我总是避免充当前卫人物，总是在社会潮流中踽踽跟行。
其实人们应当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越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就会变得越吝啬。如果你过度地索取了大自然，那么你就会遭到大自然加倍的惩罚。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就指出了这种现象。中国人应当清醒地了解自己的资源情况和环境情况，从现在开始就要树立一种“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思想方式。我一家三口至今居住在一套狭小的居室里，但对此我没有任何怨言。就象孔子说家徒四壁的颜回一样，“回也不改其乐”。不仅如此，还要居安思危，准备迎接过度环境破坏带来的大自然报复。中国人如果没有这种意识，那么等待我们的的确不是一个美妙的前景。
1998年末，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再一次下降，我写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关卡”一文。这篇文章被社会广泛转载，社科院经济所写的“‘九五’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科研究简况”一文，把我的观点引用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这篇文章应当说是研究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一个重要关头时出现的一个重要观察。现在我特意把它引述如下，它使我们看到了传统发展模式的终结。
附：中国经济增长的关卡 仲大军（1999年第4期《科技智囊》）
提到中国经济减速，更多的人在议论内需不足。但为什么内需不足？盲目地增加内需是否可行？本人建议从以下几个角度思考一些问题。什么因素在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
一、环境污染每年使中国经济损失巨大。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在今后２０年间，至少有这４种因素在驱动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制约因素也不可视而不见。举例来讲，大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和交通拥挤已严重地制约了汽车的产出。三大汽车厂为何生产能力过剩，与环境和空间的制约密不可分。
概括地说，中国２０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资源消耗为代价换来的。到今天，环境和生态的承受能力正在达到极限。譬如水污染的问题，全国７０％的河流污染严重，５０％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淮河流域的污染企业首先遭到了关闭，继之是太湖地区的污染企
业。长江的年排污水量为１３０多亿立方米，水质已严重恶化。下一个治理的将是长江沿江污染企业。森林方面的生态破坏已经使中国在１９９８年不得不全面停止了天然林砍伐。《中国经济时报》曾报道过河北邯郸市的例子，１９９３年邯郸市国民生产总值约３６０亿元，而当地滏阳河流域污染对工农业造
成的损失是７．５亿元，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失为９亿元，对环境质量造成的损失为１５．４亿元，损失总额高达３２亿元，约占当年ＧＤＰ的９％。这就是说，如果将环境和资源成本计算进去，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入不敷出。
由于靠污染环境发展生产代价太大，贵州省截至１９９８年底在５年的时间里关闭了“五小企业１２０００余家。１９９９年国家和各地更是加大了治污力度。可以说，１９９８年是一道明显的分水岭：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按传统的发展方式，实际上是增长多少就被治理成本抵
消多少。以产值为目标的发展观是最不科学最愚昧的增长方法。环境治理前些年是欠帐，今后几年是要帐的时候了。中国需要寻找全新的发展道路。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变思路，再也不宜盲目地追求产值，不宜盲目地提倡高速度，高增长。
二、空间制约：中国还有可开发的土地吗？
18世纪，中国的东北地区还是人烟稀少的地区。自清末起，内地人口就大批涌进这些未开发的地区。解放以后，中国仍然有北大荒这样一些地方可以移民开发。但到了今天，边疆地区不仅已不能移民开发，反而要恢复生态，加强保护了。中国是人口众多、土地狭小的国家。空间制约主要表现在交通和住宅上面。交通堵塞和拥挤影响了国民对汽车的消费，由此连累了一大批机械工业。土地紧缺使城市住宅难以向郊区发展，市内地价昂贵，每亩价格五六百万元。平民大众消费不起。商品房大量积压，由此影响其他商品的消费。加上对土地供应的严格控制，空间制约已成了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患。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为什么不能向郊区大片发展，与落后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发展观念有关。实际上中国的土地不是紧缺问题，而是如何合理地使用问题。搞那么多开发区撂荒在那里才是浪费。多批点土地扩大城市范围，集中人口是应该的。看来城市是扩大了，占地增多了，但农村人口减少了，土地相应增加了。两者相较是合算的。
中国非常像日本。战后２０年间，日本的土地价格上涨了５０倍。到了８０年代，日本东京的地价大约是美国大城市地价的１００倍。土地昂贵是整个东亚国家共同的现象。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人口
众多，空间狭校中国在这一时期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好土地供应政策和实行土地商品化，那么经济发展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中国的土地问题在许多方面处在一种模糊状态。譬如城市人到乡下买地建房子的问题，不是本地户口的人有没有拥有土地的合法权利？农民有没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不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中国经济便难以发展。
事实上，中国今天的空间环境比５０年代建国初期恶化了许多，我们再也没有北大荒可以开垦，边远地区也已经人满为患。因此有人提出“朔天河工程”，建议从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向北方调水。以每年调水２５００亿立方米计算，可以向西北地区移民上亿人。
三、重复建设，浪费了多少？
……
五、中国经济的新边疆在哪儿？
鉴于以上几种原因，中国经济出现阶段性的减速是必然的。这种减速引起最大的后果是社会劳动力闲置。中国目前城乡过剩劳动力将近２亿人。如果实现将近２亿人的充分就业，可以增加ＧＤＰ几万亿元。但环境、空间和资源都与庞大的过剩劳动力形成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到底照顾哪一方？照顾环境还是照顾人？不管怎样，建立大范围的社会保障来减轻贫困人口的生活压力，看来是势在必行了。
１９９８年，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达到２８６５０亿元，比上一年增加３７００亿元，增幅达到１５％。这其中，国有工业企业的投资大幅增加，但民间投资有一定幅度的下降。１９９９年社会总投资能达到多少，还难断定。主要是难以掌握民间投资的变化。这一块由市场和体制来决定的投资约占中国社会总投资的５０％，它既反映着中国经济的状况，又反映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能否调动好民间资金为失业者增加就业岗位，已成为当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因此，体制问题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各点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难度。如果那些情况更糟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摆脱不了谷底困境，那么１９９９年全球经济将不会有什么起色，能保持平稳的减速也就不错了。从环保角度看，困难国家的人民要降低生活期望值，准备过朴素的生活。这不失是拯救地球和世界经济的一副良药。在这一历史时期，最好的办法是不断调整过时的经济关系，深化改革，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效益。
最近美国人提出要开拓经济的“新疆土”，像当年开发西部那样开发信息
技术产业。知识经济已成了一片等待人们开发的新边疆。面对这片广阔的沃土，德、法、英、日等发达国家摩拳擦掌正在进行“热身赛”。大家目光都瞅上了网络这块新领域。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办，有没有可能走捷径赶上欧美发达国家？
应当说我在这篇文章最后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世纪性主题。中国人为此奋斗了整整一个世纪，至今我们没有走出这一历史使命。但是，一个世纪来我们追赶的效果到底怎样？我们所采用手段和方法怎样？今天还要好好反思。如果采取的方法错了，那么良好的主观愿望会与实际结果背道而驰。因此我认为，直到今天我们可能还是在以一种错误的方法在追赶。
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要过一种素朴的生活，但这几乎与当代经济学根本不相容。自1998年以来，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是严重的需求不足，是连续两年多的通货紧缩。如果人们都过一种素朴的生活，减少消费，虽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会减少，但由于生产萎缩，失业加剧，会影响一部分人的生活。所以，当代的工业经济，恰象一个吃错药了的人，尽管这种药有毒，对身体有害，他还是要吃，直到把自己吃死。这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危害和缺点。幸运的是，世界当今的经济学内容也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将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纳入生产成本的统计范畴。但这种思想太前卫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在还根本顾不上考虑。当前的中国宁肯每年拿出1000多亿元的治污费，也不肯降低经济活动程度，也不肯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可怕的是，当今中国社会还处在一种盲目追求生活享受、不科学地追求生活奢侈的风气中。看看电视台播放的那些家庭装修节目，极尽奢华，纸醉金迷，既不卫生和环保，也不利于健康。许多建筑开发商也处在一种盲目的铺张浪费式的小区建设中。大家有空时可以去北京北郊回龙观文化居住区中心花园看看，这是一处典型的败笔。几公顷的一块面积几乎没有多少绿地和树木。地面都被人工湖面和人工的建筑覆盖了。花园中心和东北角入口各建了一个圆形喷水设施，一年也用不上几次，反而占据了大片本该是树林的面积。这种不伦不类的西洋式追求正是中国建筑界水平低下的表现。如果你把这几公顷的土地全都栽上树，等大树长起来的时候那将是什么效果！建筑设计师们可以说对此并无研究。
环保主义者廖晓义女士在2001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保护日”说了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可以挣很多钱，但当他的消费行为不环保时，那他就与文盲一样。”当前中国的环境文盲和绿色文盲真是太多太多，浪费也是太大太大。因此，如果仅靠物质开发去赶超先进，恐怕事与愿违。仅仅靠朴素的生活还不行，还要靠开发人的大脑去追赶先进。一个国家的进步首先是大脑中思想观念的先进，没有先进的文化和思想，这个国家永远谈不上先进。
要想走这条路，那就需要开发人力资源，放弃在资源上和物质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比拼，注重知识和技术的追赶，将人力资源成为创造国民财富的主要源泉。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GDP国民核算体系研究表明，不合理地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将使自然资产损失。反之，投资于人民，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是创造和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源泉。
多少年来，我们搞的经济发展完全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整天盯的就是产量数字。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的产物。90年代中期以后，我写了大量文章批评这种发展模式。可喜的是，近些年来，科学的发展思路越来越被人们认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说到底是相对于过去的以军力为本的发展战略。以人为本便是以每个人都能达到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仅仅发展少数人，忽视大多数人。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的基本手段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源水平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而提高人力资源水平是提高人均收入的基础，人均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是增加国民财富的基础。既然我国的自然资源秉赋条件差，那就通过增加人力资源和生产性资产来获得财富。
我们国家人力资源情况怎么样呢？尽管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人力资源总量充足，但结构问题严重，第一是总量过大，到2020年将达到14.5亿；第二是人口老龄化，到202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4%。我国将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去承担发达国家人口高龄化的压力；第三是技术人才资源不足，2000年，我国大学生和科研人员的比例仅占总人口的1%，到2020年可达到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更严重的是，我国技术人才结构是典型的工业化时期的人才结构，高新技术人才比例很小。
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95年以来，世界银行采用新的国民财富测量方法发现，把人力资源做为国民财富的一项重要资源。按这种新方法计算，人力资源占国民财富总量的比重最大，在40－80％之间，如北美地区为76％，西欧地区为74％，东亚地区为77％。1995年9月17日，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题为《世界银行制定新的国家财富计算法》的公告，在这份公告中，中国的国民财富排在世界 162位，其中人力资源占77%，创造的资产占15%，自然资本仅占8%。由此可见中国的自然资源缺乏程度。尽管这一测量方法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它使人们重新认识国民财富的来源。
人力资源是最大的国民财富，但是在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被人们严重忽略，导致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主要资源集中在物质建设而非人力建设上。我国在工业生产中有过多的投资浪费，但在人力资源的投资上却严重滞后。其结果，是我国人力资源的劳动力素质极其落后。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1999年中国总人口占世界总量的20．9%，劳动力人口占25．90，分别相当于美国的4．58倍和5．40倍，但是人力资源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44．3%。中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本第一大国，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占世界总数的20．5%和22%，但是反映人力资源最主要的指标劳动力回报率即劳动生产率，中国大大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美中两国相比，平均劳动生产率相差10．9倍，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差23．8倍，工业劳动生产率相差4．5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差8．6倍。
这就是我国的人力资源状况和生产率状况。以这样一幅水平，你的人均GDP怎能高？你的工资水平怎么能高？特别是，在人力资源素质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搞生产，搞建设，往往会出现大跃进式的严重浪费。中国这些年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资源，更由于决策错误造成许多重大的浪费。这些教训已足以使清醒了。
鉴于此，一些专家学者提出许多方案和建议，如政府应大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积极促进全民健康运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进一步提高人口预期寿命，加速发展各类各级教育，大幅度提高中等教育普及率和高等教育普及率，中国应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对紧缺性自然资源实行战略性保护开发，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大规模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进一步加速市场化改革，开放国内市场，引入竞争机制等等。但在所有这些提法中，人们都没有将国民待遇问题提到首位。既然要开发人力资源，就不能绕过国民待遇，就不能再搞“一国两制”式的不平等国民待遇，就必须废除建国后计划经济下制定和形成的种种不合理制度和歧视性政策。
今天，中国的发展方式面临着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既然涉及到人，就要涉及到待遇和权利。所以，中国社会今后发展的杠杆问题是国民待遇问题。不解决好国民待遇，中国的发展还将是一个畸形的发展。
50年来，中国是以地区和人际间的巨大差别代价发展起来的国家。如果这种代价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抵抗外国侵略，挽救国家威望，中国人民是愿意并可以承受的。但在外部压力逐渐消失的时候，这种以多数人牺牲而换来的少数人发展便不可避免地受到抵抗和反对。在下一章里，我将着重论述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