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在西部大开发炒得最热的时候，我应邀参加了在西安进行了一次投资考察和研讨活动。这是一个庞大的由东部企业家组成的投资考察团，主要目的是到陕西看看有什么可投资的项目，而我的任务仅仅是在论坛会上做个演讲。
在宾馆下榻之后，就是翻阅会议材料。这一袋大约3公斤的材料大部分是陕西各地招商引资的材料。看着看着，我发现了两份值得关注的内容。一份是陕西柞水县工商联在招商项目之余写的一封令人看后心酸的信。信中这样写到：
“柞水县有贫困户6300户，贫困人口2.4万人，特困失学儿童1500名，我工商联曾想救助500名失学儿童重新返学，但由于经济落后，每位干部和执委包两名也仅能保证34名儿童上学，还有460名无法照顾到，他们所缺少的仅仅是每人每年100元共4.6万元的助学金。望着那一双双充满泪水和渴盼知识而无助的眼睛，我们无颜以对……只有寄期望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伸出友谊之手，为贫困山区的孩子奉献一片爱心，你们节省下的每一条烟、一瓶酒,对失学的孩子都是一份福音……”
仅仅是4.6万元啊，还不及城市里一个家庭的住宅装修费！却令整个县工商联的机关人员为之发愁。就是把全部的特困失学儿童所需的费用全加起来，也不过是15万元。15万元这点数目，对于有些部门或有些人来说算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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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火
太白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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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我为柞水县的贫困状况而感叹的时候，眼前出现了这样一份招商报告。此项目是西安中讯国际娱乐大厦的招商计划。此大厦建在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占地25亩，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计划投资3亿元。大厦内设有大型室内水上乐园、国际先进的三维动感电影、网球场、壁球室、健身运动中心、康体休闲水疗馆、夜总会、中西餐厅、国际标准会议中心、写字楼及配套的宾馆客房。招商项目书最后说：“此大厦目前已投资了近2亿元，还需1亿元左右的资金，急需国内外企业以各种形式加盟投资合作。”
看到这里，我被惊
人的反差惊呆了。这就是目前我们的中国，城市与农村已经拉开如此巨大的差距。一些人为一掷千金的吃喝玩乐缺钱而发愁，一些人为所能接受的最基本的小学教育每年100元的学费而发愁。这时多么严酷的社会现实啊！而这现实一个时期以来是被严重地忽视了的，有时甚至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指出这些事实有问题，那么这种巨大的贫富差别就会被人们熟视无睹。
回来后，我写了一篇题目为“中国应当怎样发展”的文章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上，就中国地区发展的极其不平衡以及明显的城乡差别发表了一番感慨。我特意搜集了一些数字来观察这种发展的差别。例如，象陕西这样一个中部大省，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487亿元，在全国排在第21位上，第一位的广东省是8450亿元，江苏和山东分别是7700亿和7660亿元，东西地区的产出差距是相当大。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陕西省仅为4136元，排位更靠后，仅排在西藏、甘肃和贵州前面，居全国第28位。全国人均GDP最高的是深圳市，人均3.4万元，第二是上海市，人均2.75万元，两者分别是陕西省的8.2倍和6.6倍。其次是北京[1.7万元]和天津[1.4万元]。最低的省份是贵州，只有2479元，比上海相差11倍。
看起来陕西与东部地区差别比较大，但在陕西省内，地区差别或许更大。以西安市为例，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0亿元，占陕西全省的42%。这意味着陕西省将近一半的资源和财富聚集在西安。如果再加上与西安市毗邻的咸阳市，这两个位于渭河平原中部的城市，总产出将占陕西全省GDP的70%以上。这种产出和财富高度的集中其背后说明了什么？说明陕西省是个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非常大的省份。看看西安城内，连出租司机都自豪地透露：每月纯收入在六七千元，甚至高过北京的出租司机收入。
从产出可以测算出人均收入，由此可以看出陕西省各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状况。有的地方农村，一户农民能一年收入几百元就不错。象前面提到的柞水县，就位于西安市南部的秦岭山区，距西安没多远，翻过山就是。但只要出了城市，贫富差别就这样大。这反映出我们中国的发展不仅地区差别很大，城乡差别更大。
西安其实也是中国的缩影，国民财富高度集中于城市，由此造成城乡差别巨大。其实西安在全国15个副省级的城市里经济实力几乎是最差的。广州市的GDP产值将近3000亿元，连宁波、青岛和大连这样的城市GDP都在1000亿元左右。西安只能和厦门比一比，排在15个副省级市的最后面。即使这样，它也与周围的地区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这种发展模式与旧中国几乎没什么区别。1949年上海解放时，其工业产值约占全国的一半，中国工业产出的半壁江山集中于上海，可见当时的地区差距之大。
市场经济将更加拉大这种地区发展差距。以我们这个中外企业家投资考察团为例，在西安的活动主要是参观了两个经济开发区。一个是位于城南面的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区，一个是位城北面的西安经济开发区。有了项目就往开发区里边拉，集中发展，成片发展，辐射周边。按这一趋势发展，西安和咸阳的经济比重将来占到全省的80%甚至90%都是有可能的。
这就是我们当前的社会现实，也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模式，先沿海，再腹地，再什么地方呢？由于资金和资源高度地集中于大城市，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柞水县为1500名失学儿童的15万元助学金发愁，一方面是建高档娱乐中心为1亿元发愁。人民在国民待遇方面拉开了巨大的差距。
看到这里，唐朝大诗人杜甫的话似乎在耳边回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在人民中间拉开如此大的差距吗？我们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到底是什么？中国到底应当怎样发展？应当采取什么模式来发展？是以人为中心，还是继续以追赶为中心？追赶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让少数人与发达国家看齐，仅仅创造几个地区样板给外国人看，然后证明中国已达到先进水平了？这种发展公平合理吗？资源的配置是继续集中于城市人口，还是应当均衡配置？
我一连串提了这么多问题。实际上是在为一种国民待遇不平等而鸣不平，实际上是在质疑中国的现代化。农民一生下来就该受穷，城里人一生下来就该高于农村人吗？一个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革命和政权，今天怎么走到远离农民利益的道路上去了呢？看看当前的城乡差距，从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上看，农业部分只占GDP总数的17%，然而农业户口的人口却占全国总人口的70%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一半，即全国7亿劳动力里面有3.5亿人从事农业生产。以如此微小的产出去除如此巨大的人口分母，可以想象农业生产人员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所以，自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问题，农民、农业、农村这“三农”问题已成了中国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已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城乡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农民为什么这么穷？这要从建国后中国的发展战略说起。
1949年建国后，经过长年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结束了中国历时一个多世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但却面对着一个残破的家底。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是副什么样？现在只能找到1952年的数字。这一年，我国能源产量4871万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占96.7%，原油占1.3%，水电占2%]，钢产量135万吨，生铁193万吨，火电发电量73亿千瓦小时，水电13亿千瓦小时，水泥286万吨，木材1233万立方米，粮食1.6亿吨。[《中国年鉴1993》，第444、449页。]
当时中国的国力降到什么程度，让我们再来看一张表。通过这张表，可以看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里，中国的人均国民总产值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然而这一百年却是西方列强国家飞速发展的一百年。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拉开差距就是在这一百多年里。
中国人均实际国民总产值的世界比较
[按美国1965年实际国民总产值的相对指标]
国家 1820年 1870年 1913年 1950年
中国 118 118 149 127
巴西 97 101 169 309
印度 123 123 159 152
墨西哥 112 110 143 282
法国 254 424 794 1142
英国 312 668 1025 1439
美国 276 567 1344 2384
注：表中数字是一国农、林、渔、工业和服务业五个部门生产实际数值的综合指标。[杨坚白等《新中国经济的变迁和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页。]]
解放前，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很大。外国列强通过在华取得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以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来看，外国资本在华企业约为43亿美元，其中工业资本约占中国整个工业资本的40%。外资在华企业的产品份额分别占中国生铁产量的80%，原煤产量的80%，发电量的76%，棉布产量的69%，卷烟产量的57%，航运吨位的69.5%，铁路里程的90%，外资在华银行32家，分行与支行141所，在华资产19亿美元，在金融业务中占垄断地位。[赵穗謦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68页。] 以当时的青岛为例，经济命脉完全是由日本资本控制着的。1931年,青岛的生产值接近1亿元,而日本垄断的纺织工业的产值就占全市总产值的60%。1936年,日本又在青岛增建了3个纺织厂,使青岛拥有的纱锭总数占整个华北地区的60%，在中国北方占绝对优势。
二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和大员通过没收日本及汉奸在华资产，使中国的官僚资本几乎掌握了占中国近代产业资本80%的资产。当时的官僚资本，实际上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就是在没收旧中国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开始进行的。
面队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家底子，如何快速赶上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水平，成了建国后第一代新中国领导人的首要思想。经济上要追赶，要摆脱贫穷的面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军事上还要对抗，要成为战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强国，在意识形态上最终在世界全球实现共产主义。这两件事情成了建国后国家领导人不遗余力实现的主要奋斗目标。
195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爆发了朝鲜战争。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参战，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对抗拉开了序幕。从此，中国经济的一切目标都带上了军事意义。中国经济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能在军事上与帝国主义相抗衡，其中包括输出无产阶级革命，支援他国与美帝国主义对抗。另外，在经济上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重要目标。在15年内“赶英超美”，一度成为党和国家提出的口号。
要想增强国防力量，就必须拥有强大的重工业。因此，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成了中国建国后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里实施的基本发展战略。要想发展重工业，就必须从各个经济部门向重工业倾斜资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工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可能只占15%，农业产值比重比较大，约占国民总产值的80%以上。因此，发展重工业，中国可以吸取资金的领域只有农业。
面对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怎样从农业吸取资金呢？方法有三条，一条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第二条是将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成立农业合作社以利于粮食收购，第三条是限制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减少工业部门的人口压力。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质是限制农业产品的利润率，不许农民高价卖粮食，只能以极其微薄的利润卖粮食。然而国家对工业产品却实行高利润价格。在农产品与工业产品这一低一高的交换过程中，农民的利润几乎完全丧失，农民的生活只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只是保持在一个温饱的水平上。
在这30年里，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粮食剪刀差，通过提高工业产品的利润率，从农民手中获取了大量工业建设的原始资本。据研究农业问题的老专家吴象先生1998年1月23日在《中国经济时报》“新视点”拦目上写的一篇文章中透露：“建国30多年来，农民通过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6000亿元以上的原始积累，却没有分享到任何工业化带来的文明和进步。贫困、落后和愚昧状况依然如故。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农村由于人口急剧增长，不少地方人均占有下降，每况愈下，连温饱也难以解决。十亿人民八亿农民搞饭吃，这种经济结构是中国长期难以摆脱贫困的症结所在。”
吴象先生在这里提出的“人均占有”概念很值得思索。仔细想一下就可以明白，在统购统销和户籍管制下，农民怎能不贫穷，土地就那么多，人口却增长了一倍。有限的资源被无限的人口所分割，人口越多，人均资源就越少。我小时候生活过的那个山东蓬莱范家村，50年代只有400多人，现在增加到700多人，这还是有大量人口外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出人口，那么这个小村今天的人口足能达到1000人。但是，农民的土地资源和生产资料状况改变了吗？土地面积是根本没变，至多是农具变得机械化了一点，肥料工业化了一点。但农民要靠土地提高多少效益才能抵消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增长呢？这就是中国农村长期难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些问题的所有根源都是建国后所搞的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和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对抗。
在1949年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我国制定的第一部新宪法中，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到了1958年，国务院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条例》毫无留情地就将中国人民的这一权利剥夺了。在我阅读建国后制定的几部宪法中，特别注意公民权利中“迁徙自由”这一条款。结果发现，在建国初期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有迁徙自由这一项。但到了1975年宪法，这一内容便被取消了。实际上中国人被取消迁徙自由的时间是
从1958年开始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建国后那一段历史，可以说是人民群众工作和迁移最活跃的期间。解放了，自由了，人民群众对新生活充满了渴望与期盼，流动和迁徙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据资料记载，1949年到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仅从1954年到1958年的3年间，全国迁移人数就达7700万人 [殷志静、郁奇虹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6页]。在迁移形式上，有沿海城市的企业及其职工和家属迁往内地和边疆，有从东部人口稠密地区向地广人稀的省区组织集体移民开垦荒地，有从农村招收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参加工矿企业建设，还有更多的是大量农民自发进入城镇到企业里找活干，大批农民自发移民到边疆地区垦荒。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人口出现了阶段性的高增长。建国之初的1949年，我国城市人口仅有5700多万人，但到了1953年，城镇人口便达到了7826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2000多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原来的大约10%迅速上升到13.3%。农民进了城不仅要做工，更主要的是还要吃饭。要吃饭就要有粮食，但在当时，中国的粮食供应并不充足。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仅有1.6亿吨多一点，人均288公斤，每月48斤。虽说从总量上看，粮食并不算少，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农村是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粮食销售的成本较高，运往城市的渠道不畅，于是城市中便经常出现粮食紧缺的现象。越是紧缺，某些粮商越是囤积居奇，兴风作浪。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粮库出现巨大的缺口，摆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
1953年，对于新中国的领导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时间，也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针路线，实行市场经济，还是大胆迈向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在当时那种激进的情势下，崇尚共产主义的中国政府义无返顾地引导着中国迈入了社会主义的大门。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经济一步步走上了强制和管制性的计划经济。随之出现的便是粮食统购统销、公私合营、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以及户籍管制。到了1958年之后，市场经济彻底退出中国，私有制几乎彻底被消灭，农民被彻底束缚在土地之上。
对于这一段历史，新华社的老记者杨继绳同志写得最为精彩。当他1998年写出了《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记实》一书时，我在北京三味书屋专门为这本书举办过研讨会。对于这本书，我津津有味地阅读过的章节就是他小时候在农村的那段经历。现在我把这段内容摘录于下：
毛泽东彻底毁灭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地主制度。这本来可以为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创造条件。但他留下的是人民公社制度。他给中国农民留下的还是贫穷。从我亲身经历的情况来看，中国农民真正舒心的日子是1950年到1953年。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我目睹并亲身享受到了那一时期的农家乐：交完了公粮都是自己的，多余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吃饱了饭的农民，唱着歌把最好的粮食送给国家。我们这些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在长长的送公粮的队伍旁边奔跑、雀跃，分享着大人们的欢乐。但是，好景不长。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农村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介绍，由于城镇人口的增加，粮食供求矛盾开始尖锐。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库存减少。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还要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毛泽东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即除国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粮食买卖。农民的粮食只能卖给国家，不能卖给他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购统销是1953年10月实行的。当时在农村的口号是：把余粮卖给国家。但实际上，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强制性地要求农民卖掉所有的粮食。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由于打场后粮食全部被强迫卖给国家了，秋收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没有吃的了。这时乡政府不得不再开供应粮食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买粮食。每到星期日，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到乡政府去排长队开条子，每次只开5斤到10斤。我们拿着这宝贵的条子再到粮库去排队买粮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来，我们家乡还算幸运的。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犯法和‘自发势力’的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据《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记载：‘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对一名用部分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可以说，从统购统销以后，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农民中大多数人没有真正吃饱过肚子。”
这是杨继绳同志以亲身经历写出的历史，十分感人，今天的人一看就可以明了当时的情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卢跃刚同志，虽然50年代对于他来说可能还是一个不记事的年代，但却在他那本惹官司的著名著作《大国寡民》一书中对统购统销的年代做了生动的描写，并且进行了精辟地分析。我这里也特地将它们摘出来与大家共享：
这里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背景，就是1953年的粮食危机。史家注意到，1953年底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与当年的粮食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几年，由于急速推进工业化，城市人口膨胀，1953年城里人的粮食消耗量比上一年增加了31.6%，而政府从农民手里征收的粮食只增加了8.9%， 形成了粮食收支的巨大缺口。1953年夏季，国库存粮仅能维持城里人两个月！而且，长江流域水灾，夏粮减产已成定局。形势极其严峻。私商也趁火打劫，大量囤积粮食，粮价攀涨。农民不跟政府合作，要么瞒产，要么囤积备荒，挨家挨户核实征购，既不现实，也会惹起事端。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惊呼‘挑了一担炸药’：前边是城市，后边是农村。1953年10月，毛泽东说：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据说陈云向政治局提交了解决危机的八种办法，政治局挑选了最严厉的‘统购统销’。该政策的核心是，关闭粮食市场，政府行使粮食专买专卖权，农民必须按政府核准的数量、价格、品种将粮食交给国家，卖给国家，灾荒年歉收也不得减免。如果交完不够吃，由政府核准后‘返销’。前者叫‘公购粮’，后者叫‘返销粮’，再后来又搞了一个‘超产超购’政策，有的地方包括陕西美其名曰：‘爱国粮’。其核心是，不超产也超购，以弥补公购粮之不足。总之，想方设法地从农民的手里多拿些粮食。烽火当时流行着一个顺口溜：‘合作合作，王米面坨蛇。单干单干，白米细面。’讲合作与单干的生活差距。
1953年10月，“统购统销”政策公布实行，一个多月后，合作化《决议》公布，以保障政策的实施。也就是说，合作化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度保证。合作化运动像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一边翅膀是统购统销，一边翅膀是合作化。合作化不到半年的时间，政府完成了粮食征购计划，而且超征了60亿斤。
这是一场大博弈。政府与农民的博弈。政府是赢家。谁也挡不住奔腾的潮流。合作化不久，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户籍制度，农民就被牢牢地管住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朝代能把一盘散沙的农民聚拢起来，而且是用如此高的组织形态聚拢起来，将众多的小辫子梳成了大辫子。”
这两篇东西都写得相当精彩。它们清楚地记叙了中国人是怎样进入计划经济的樊笼里的。至于说户籍制度，是经济紧箍咒之外的另一道绳索，它死死地捆缚住人们的人身流动自由。这就是说经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口登记条例之后，不仅农民生产和销售的自由被抑制了，连人身流动的自由也丧失了。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统统地给套上了“紧箍咒”。关于这一问题，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雷颐研究员也做了大量研究。他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中说：
“建国初期，确立了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计划经济必然要求对农副产品统购统销，也只有统购统销才能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形成‘剪刀 差’，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6—1957国务院连续4次发出‘防止、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 示，到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种城乡二元结构被固定下来，公民也从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数的‘非农业人口’一直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各种优惠，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几乎寸步难行。现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已有20余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的自由度虽然比以前增大了很多，但户籍管制却基本没有变化，农民的身份依然难以改变，长期在城里务工仍然是‘农民工’，甚至当老板也仍然是 ‘农民企业家’。这种状况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极不相称，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
“身份制使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大的分配不公其实是城乡间的分配 不公，所谓‘三农’问题的症结也在于此。目前经济生活中的消费不旺、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收入过低，启动内需市场的根本之途在于提高农民收 入。城乡差距过大，潜伏着深刻的危机，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所以民工对打工地没有归宿感。这成为部分人群高犯罪率的重要原因，也是每年春运‘民工潮’的主要原因。”
在这里还要顺便指出的是土地制度的变化。经过1950年的土地改革，中国在1951年给农民下发了《土地房产证》。这一证书至今还被某些农民所保存。2001年6月23日晚中央电视台在焦点访谈节目时段报道了安徽省一个农民保留土地房产证的故事。在那张发黄了的纸上，清清楚楚地写道：此土地和房屋宅基地归某某所有，是某某的私有财产，可以转让买卖交易。这就是建国初期的农村，土地是农民自己的，中国农民拥有私有财产。所以说建国后刚开始那几年农民是欢天喜地的，因为有了属于自己所有的土地资产。但1956年搞农村合作化以及1958年人民公社之后，土地又被收归国有，农民的土地产权又被收回，所发的土地房产证成了一张废纸。在这种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下，农民不得不组织起来，采取了一种苏联集体农庄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农村社会的最后结果就是：农民失去的不仅是生产上的自由，更有人身迁徙等一切自由。
有一天我在北京政府办的“首都之窗”网站上想查看一下对外来民工的管理规定，不期发现了40多年前出台的这一户籍管理条例。现在特意把它引用一下，让人们看看它有什么内容，它是怎样将中国人民的生活规束了40多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第一条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户口登记。
第三条 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
城市和设有公安派出所的镇，以公安派出所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乡和不设公安派出所的镇，以乡、镇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乡、镇人民委员会和公安派出所为户口登记机关。
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内部和公共宿舍的户口，由各单位指定专人，协助户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记；分散居住的户口，由户口登记机关直接办理户口登记。
居住在军事机关和军人宿舍的非现役军人的户口，由各单位指定专人，协助户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记。
农业、渔业、盐业、林业、牧畜业、手工业等生产合作社的户口，由合作社指定专人，协助户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记。合作社以外的户口，由户口登记机关直接办理户口登记。
第四条 户口登记机关应当设立户口登记簿。
城市、水上和设有公安派出所的镇，应当每户发给一本户口簿。
农村以合作社为单位发给户口簿；合作社以外的户口不发给户口簿。
户口登记簿和户口簿登记的事项，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效力。
第五条 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处的立为一户，以主管人为户主。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内部和公共宿舍的户口共立一户或者分别立户。户主负责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报户口登记。
第六条 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
第七条 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
第八条 公民死亡，城市在葬前、农村在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死亡登记，注销户口。公民如果在暂住地死亡，由暂住地户口登记机关通知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注销户口。
第九条 婴儿出生后，在申报出生登记前死亡的，应当同时申报出生、死亡两项登记。
第十条 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准。
第十三条 公民迁移，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日以内，由本人或者户主持迁移证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缴销迁移证件。
第十六条 公民因私事离开常住地外出、暂住的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应当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延长时间或者办理迁移手续；既无理由延长时间又无迁移条件的，应当返回常住地。
第十九条 公民因结婚、离婚、收养、认领、分户、并户、失踪、寻回或者其他事由引起户口变动的时候，由户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变更登记。
第二十二条 户口簿、册、表格、证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统一制定式样，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统筹印刷。
研究历史的人，最懂得法令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从1958年到2001年一晃就是40多年。这期间有多少家庭被这一户籍隔离条例搞得骨肉离散！在这一户籍制度下造成的爱情悲剧可以足足写成一部大书，并且还要继续下去不知多少年。也就是这短短的几千字，居然在中国人民的生活里和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对此人们将如何评说！
应当说自1953年之后进行的这三斧头，结果相当良好。中国政府很快就将市场经济这匹烈马栓缚起来，并将一盘散沙式的小农组织起来。从此，农业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1964年，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又有氢弹爆炸和导弹火箭上天。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成了核大国，从此再也不受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威慑。
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工业化和城市化本应该是同步进行的，可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式的现代化在工业布局上偏离城市重心。大批重工业、军事工业在偏僻地区零散分布，使中国的工业人口远离城市，第三产业服务业根本发展不起来。结果，直到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与总人口比仅比建国初期多出大约七个百分点，城市化率当时只有18%。《经济日报》1999年12月2日有篇文章报道说，1978-1997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年平均提高0.63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增加19744万人，城市化水平由18%提高到30%。1998年底全国建制镇19216个，人口1.7亿。目前，报面上一般的说法是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30%，但这种统计是将城郊人口包括在内统计出来的。譬如，北京市的总人口1340万，这是指整个城郊人口，连大兴县、怀柔县、密云县、顺义县、房山县、延庆县的农民都包括在内。如果只算北京城内的人口，那只有570万。所以，30%的城市化率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中国真正的城市户口人口只有大约2.5亿，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6%。
现在回过头来看，建国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为备战而搞的“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乡镇企业崛起，这两次工业化浪潮都与城市化无缘。这种发展模式使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完全脱节，与此相反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分割的壁垒倒是牢固地建立起来。当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工业化对农村劳力形成排挤，剩余劳动力又不能被城市吸纳，其结果只能是大批过剩劳动力滞留在农村。这就是中国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
我常常在贫富差距和待遇差距上犯困惑。例如，最近一位美国富翁花费2500万美元，坐着俄国的宇宙火箭到太空旅游了一趟。仅仅也就是几天的旅程，2500万美元折合2亿人民币花进去了。如果我们以平均主义的思想去设想，这2亿元人民币如果给穷苦的山村孩子，可以供多少孩子接受多一点的教育。按一个孩子每年100元人民币计算，2亿元可以减免200万个中国贫困山村的儿童的一年学费。但这位美国富翁能放弃他的太空旅游计划吗？能放弃个人探索的兴趣和自身知识的提高而来施舍穷人吗？不能。如果没有如此巨大的物质悬殊，世界上一些伟大的人物和一些伟大的工程奇迹是难以产生。
看看历史上的埃及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些宏伟浩大的工程，哪一个不是高度集聚社会财富的结果，哪一个不凝聚着成千上万个奴隶般的劳动人民的血汗和艰辛！那些象蚂蚁一样的普通人，来到世界上被榨干了身上的体力之后，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他们的生命又价值几何？人类这种动物也是一种比较奇怪的动物，他们倾尽全部力量给地球留下一些巨大的纪念之后，默默地化为灰烬。
在人类的历史上，功绩总是与代价相连。记得第一次明白这个道理是80年代的一次拜访。那是上海黄浦江畔六铺炕码头附近一处普通的民宅，著名的老报人徐载平先生就住在这座房子的一间阁楼里。当我们谈到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经济增长时，这位年近80岁的老人感叹之余给我讲起了朱元璋当年与张士诚打仗的故事。为了打胜仗，朱元璋统辖的地区的人民要交纳比张士诚管辖区人民高一倍的赋税。就是在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之下，朱元璋才最后战胜张士诚，统一天下。
这一段历史使我马上就明白了人民群众生活与国家项目建设之间的关系。如果照顾了群众生活，那就没有搞建设的资金，如果集中起资金，建起了项目，那人民群众就要省吃俭用，过紧日子。建国以后，我国人民是典型地在这么一种生产建设方式中度过的。我们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所以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无一不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和艰苦奋斗上。
可是，今天形势变了，今天是个市场经济的时代，是个多劳多得、个人利益清晰分明的时代，无私奉献已经不能不打折扣。如果不把利益和待遇划分清楚，那就会最后出现这样的事情，一部分人无私地埋头做了一番奉献之后，发现自己为国家为社会所做的奉献已被另一部分人窃为己有。当前国民资产的大量流失就是明显的事实。雷锋、王杰当年献身时，想到过自己的贡献会变成私有财产吗？大庆铁人王进喜艰苦奋斗时想到中石化国有资产会多元化吗？他们要是知道今天中国社会的变化，他们会仍然高尚献身、无私无畏吗？
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中国的工业化就是这样通过农民做贡献搞起来的。按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已经进入到反馈农村的历史时期。但改革开放后近20年里，所实施的政策取向不仅没有反馈农村，反而加剧了城乡发展差距。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方式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种发展模式也同样是问题重重。现在就让我们来对它进行解剖。
总结起来看，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是使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公民出现了等级公民，农民付出了巨大代价。这种现代化已经是畸形的了，那么今天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模式呢？即开发区和特区模式，概括起来说，我把它叫做样板戏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传承了传统的二元结构，并且更加剧了传统的二元结构。因此，我把这种发展模式叫做残缺的现代化。在这种模式下，中国人民的身份等级制仍然没有打破，户籍制度仍然没有废除，身份歧视依然在社会上横行。一句话，2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工业现代化仍然采取堵农民的方法，使一部分城市优先发展起来。今天的中国，重工业优先战略放弃了，但样板大城市、样板沿海地区战略又出现了。这些新的样板田就是开发区，开发区战略代替了重工业优先战略。
为了树立这些样板城市，国家调集巨额资金进行重点开发。第一个样板田就是深圳。20年来，国家在深圳的投入要有上万亿元。今天终于使深圳变成了一个年产值几千亿元的繁华大城市。但是，细心的人会发现，直到今天去深圳还要去当地派出所开具边境证，没有边境证的人不得入内。我每次去深圳下了飞机都要路过边防卡，接我的人都要与卡所的人交涉。这种事可能只有中国有：建起一个城市居然不让国民自由进出。这叫什么现代化？
为了迅速开发建设沿海地区，80年代开始，掀起了一波一波的开发区浪潮。海南特区的出现，使海南岛一时成了全国的投资热点和淘金热点。如果不是控制及时，海南今天不知会留下多少闲置建筑。仅仅不到2年的开发热，就使400亿元的资金压到了烂尾楼里面。继深圳、海南开发热之后，是上海浦东的崛起。20多年的建设，终于使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达到了国际水平。许多外国人来到这些城市后感觉中国已经是个发达国家了，中国已经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了。中国也以此有了骄傲的资本，有了可以向外国人展示的样板。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发展战略的成本也是巨大的。第一个成本消耗是环境和资源，第二个代价是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依然贫困。改革20年来，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加剧了。下面是我根据2000年2月29日《经济日报》上的一张表自己又增加了一点内容制作的表。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地区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