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全国31个省市区经济实力比较
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 1998年人口 人均GDP
广东 8459.46 9.4% 7143 11843
江苏 7700 10．1% 7182 10721
山东 7662．3 10．1% 8838 8669．7
浙江 5350 10% 4456 12006
河南 4580 8．1% 9315 4916．8
河北 4556．6 9．1% 6569 6936．5
辽宁 4135．5 8．1% 4157 9948
上海 4035 10．2% 1464 27561
湖北 3858 8．3% 5907 6531
四川 3711．6 5．6% 8493 4370
福建 3628 10% 3299 10997
湖南 3407 8．3% 6502 5240
安徽 2910 8．4% 6184 4705．7
黑龙江 2897．4 7．5% 3773 7679
北京 2169．7 10% 1246 17413
广西 2001．68 8．3% 4675 4281．6
江西 1967．2 7．8% 4191 4693．8
云南 1850．4 7．1% 4144 4465
吉林 1670 8．1% 2644 6316
山西 1631．4
6．1% 3172 5143
重庆 1488 7．6% 3060 4862．7
陕西 1487．6 8．4% 3596 4136．8
天津 1450 10% 957 15151.5
深圳 1436 399 36000
内蒙古 1270．9 7．7% 2345 5419．6
新疆 1169 7．1% 1747 6691．5
甘肃 931．58 8．3% 2519 3698
贵州 907 8．3% 3658 2479．5
海南 472 8．6% 753 6268
宁夏 242 8．7% 538 4811
青海 238．39 8．2% 503 4739
西藏 103．35 9．1% 252 4101
从表中可以看出，各省市区人均GDP的排行分别为深圳、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福建、江苏、辽宁、山东、黑龙江、河北、新疆、湖北、吉林、海南、内蒙古、湖南、山西、河南、重庆、宁夏、青海、安徽、江西、云南、四川、广西、陕西、西藏、甘肃、贵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深圳36600元，最低的是贵州2479元，两者相差14.5倍。
深圳市1999年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184.8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504亿美元，其中出口282亿美元，连续7年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深圳市的三次产业比重为1.2：50.2：48.3。在第二产业中，高新技术产品产值1999年达到820亿元，在工业产值中比重超过了40%，位居全国之首。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深圳万元工业产值废弃物排放量和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最少，污染企业只占10%。因此，深圳多次放出风来，要在最近几年内超迁进入英格尔斯指标的现代化。
为了继续打造这快中国唯一的样板田，深圳近年开始了构筑“人才特区”运动。早就有报道说，深圳市给每一位进市的博士5万元安家费。《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2月19日又有一篇文章报道说，深圳市人事编制工作会议决定，十五期间深圳将构筑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特区。按照规划，深圳市全市人才总量到2005年要达到98万人，年均增长7.8%，专业技术人员总量达到75万人，年均增长8.2%，十五期间将力争引进国内外人才20万人，计划每年引进高级专业人才600名，博士后20名，博士生200名，硕士生2000名，重点大学本科以上应届毕业生 10000名，并且将突破以迁户口、专关系为特征的刚性引进的常规做法，进一步完善户口不迁、关系不转、双向选择、自由流动的人才柔性引进机制。
但在这种人才引进中，深圳市是否在搞身份歧视？博士生就要发给几万元，民工就要另眼相待。看看深圳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深圳总人口达到700.84万人，较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增长了3.36倍。但在这700多万总人口当中，具有深圳户籍的人口只有121.48万人，只占深圳总人口的17%， 同1990年的64.38万人相比，10年多只增加了57万户籍人口，平均每年只增加5.5万人。[见《中华工商时报》2001，4，19，]
在这里我不仅要问：一个城市居然有占总人口83%的的人口没有当地居民资格，这种城市算什么城市？这种事实是否让我们联想起1860年以前的美国南方省份。121万上等人比580万下等人，这是一个多么悬殊的比例。有户口的人对没户口的人是一种何等的特权！在这种身份差别中将埋藏这多少不平等！一边是有户口身份的高级市民，一边是只有打工仔身份的外地民工。这种人口比例使我想起了1998年报道出来的数字：深圳每年要截掉1万多根手指头。伴随着的是，伤残民工被廉价打发回家。就是由于存在这样大量的不平等待遇，使深圳冒出了一位专门为农民工打官司的律师。
笔者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值“六一”儿童节。地处广东省的《南方都市报》上登出一篇反映深圳民工子女上学难的文章。我现在把它部分摘录如下：
深圳：外来孩子读书难
本报记者 苟骅 游细平
当全深圳少年儿童的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灿烂的笑容时，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些外来人员的子女为了庆祝自己的节日，不得不集资租一片空地来表演节目，甚至一件节日的新衣都成了这些孩子的奢侈……这些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使得越来越多的教育专家开始意识到，我们对外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关注还太少。于是，在“六一”，在这个孩子们的节日里，我们把目光投向他们，投向这样一个处于弱势的儿童群体……从今天起，我们还将从不同视角，推出关注儿童成长的系列专题，敬请留意。
近年来，深圳外来人口迅速增长，成千上万的“小移民”跟随爸爸妈妈走进了繁华而陌生的大都市。在这个天真无邪的小群体里，少数人侥幸“挤 ”进了公办学校，而他们中绝大多数的孩子因为没有深圳户口，不得不走进非法开办的幼儿园、民办或“地下”小学开始新的求学历程……
据深圳市教育部门统计，目前全市批准开办的民办中小学已达１１０多所，接收外来学生近１０万人，但仍然满足不了与日俱增的外来工子女的求学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各种非法和“地下”小学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福田区教育局教育科近期的一份调查显示，该区仅非法开办的大小幼儿园就多达３６所，在读幼儿约３０００人。据介绍，这类幼儿园和民办小学大多设在外来人口密集地区，由于入读孩子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不宽裕，相对于公办幼儿园和学校，其收费不高，入学条件“宽松”，有时还可由双方协商，从而成为深圳外来工解决子女上学问题的主要途径。设施简陋师资弱孩子身心令人忧
教育部门在调查中发现，深圳大部分非法幼儿园和民办小学的开办者都是暂住人员，且多为非专业人士。管理人员要么是临时聘用的老人，要么是未经培训的无业青年。招聘的教师也大多来自外地，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的初中都没有毕业，对孩子只能实行保姆式看管或进行一些不正规的读写和计算训练。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大部分非法开办的幼儿园和民办小学的教学场地多为家庭式套房，环境差、活动空间少、设备简陋陈旧，有的甚至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在这样的“学校”里，外来人员的子女们享受不到必要的学前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他们缺乏应有的游戏和户外活动。
与公办学校把孩子的人身安全和饮食卫生当作学前工作的“命脉”以及保教并重的教养目标相比，这些生活在特区的外来孩子受教育的条件和学校教学质量之差亟须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深思。
《南方都市报》2001，06，01，
看了这样的报道怎能不让人心酸！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呀，人们怎么能对身份歧视和等级制度的现象熟视无睹？这些事实怎能使我不怀疑这种发展方式，怎能使我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深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廉价的农民工基础上，甚至建立在对农民劳动价值的剥夺上。深圳的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个是对外商的优惠，低税、免税。一个大量利用内地低廉劳工。如果没有大批自发流动的民工涌往深圳，如果在用工制度上仍然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深圳的发展决没有这样快，深圳的产品也不会如此廉价，在国际市场上不会有多少竞争力。
身份待遇问题虽然已被不少学者和官员所认识，但从理论上清楚地检讨我们的发展模式，在中国似乎还没展开。深圳今天的确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漂亮的具有强大生产能力的现代化大城市。但是，深圳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一个“特”字上，这种特不仅表现在特殊政策，特殊权力，还有特殊保护等等。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内没有一个人反思过“特区”这两个字的意思。特区不仅意味着有别于旧制度计划经济，也意味着与众不同和特权，意味着不公平竞争。这真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以一种特殊权力和特殊保护发展起来的现代化。这种“特殊”公平吗？直到我们要加入WTO，对照国际准则，才发现了特殊的问题。应当说，深圳在破除旧体制上功不可没，但在创新的过程中享受特殊待遇也不能让人心服。深圳市现在经常把进入现代化挂在嘴边上，但这样一种人口结构和身份待遇，即使你人均GDP达到了5000美元，又能怎么样呢？
另外使我怀疑的是1999年深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6000元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是仅仅限于本地户籍人口，还是包括了外来人口？如果把外来人口也算在内，深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决没有那么高。1999年，深圳GDP达到1436亿元，如果这年深圳的总人口以650万计算的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2.2万元，如果按去年11月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数字700万人口计算，人均GDP仅有2万元。所以，我认为深圳的统计数字存在着极大的虚假性和水分。为什么不把外来人口计算在内？外来人口不照样是在深圳做贡献吗？深圳政府在统计人均GDP的时候怎么能将这一部分人口剔除？
所以，对中国的发展人们一定要多几个心眼。否则常常会被一些虚假的数字迷惑。特别是，中国的这种不平衡发展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多误会。如果按人均GDP美元值（PPP）计算，则无法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发展不平衡状况。发达国家通过PPP方法计算出来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口咬定中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不能再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件事上，中国为什么遇到这么多麻烦，主要问题就是发展的假象造成的。
发达国家问中国：既然你是发展中国家，怎么还有能力发展原子弹、导弹？怎么还能让火箭上天？这一发展水平说明你中国已经不是穷国了。穷国哪有钱搞核武器？并且，从人均GDP上来看，你中国也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水平。1999年，中国人均GNP为3291美元，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为489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2950美元，中国已经超过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了，怎能给你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些学者和官员不得不动脑子给外国人做工作，让外国人了解中国，让外国明白：把中国列入发达国家其实是个误会。胡鞍钢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宝贵的研究。这里特引用他的一些观点和数据。首先，胡先生发现中国地区差别可以分四个等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第一个世界是发达城市，象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2％，但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按照平均购买力计算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8320美元的水平，分别为高收入国家24430美元水平的63.5%和40.9%，在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中分别列第45位和第64位。其中，上海浦东1999年人均GDP为25472美元，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30600美元的83.2%，位居世界第11位。所以，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第一世界”。
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3960美元的水平，而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6省人口约2740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1.8%。它们是中国的“第二世界”。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位居世界第100－139位之间，人口约3278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6%，是中国的“第三世界”。
中国约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位居世界第140位之后，人口约6.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其中，贵州人均GDP为1247美元，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1790美元的平均水平，在世界排名177位，与上海相差132位，与北京相差113位。它们是中国的“第四世界”。
看完胡博士的研究，一个残缺现代化的轮廓清清楚楚地展现人们眼前。只要一个国家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存在着巨大的国民待遇差别和身份差别，就必然存在着物质上和文化上巨大的人际差距和地区差距。这种现代化就是残缺的现代化或不完整的现代化。说到底，这种现代化是一种不公平的现代化。遗憾的是，这种残缺的现代化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许多地区仍在按优先发展和等级发展的思路在搞发展。在继深圳提出“率先进入现代化”之后，北京等一些城市也在“率先进入现代化”上大做文章。
2000年8月，北京市在海淀区翠宫饭店召开了首届“北京经济发展论坛”。其中有一个会场的主题是“北京如何率先实现现代化”。我也被邀请在此会场作演讲。十个专家，每人15分钟的发言时间，大家都顺着一条杆往上爬，我排在倒数第二。只是在我的发言里，才对计划经济的思路、对现代化的标准提出了一些质疑。人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顾海兵先生提出了“非农化”的思想。但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认识达到了今天大连学者宫希魁先生的境界。
最近，宫先生在2001年6月15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质疑局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文章。文章不无辛辣地指出，一个国家内少数城市和局部地区有可能依托资源优势、人文基础、历史遗产和权力干预等条件率先发达起来。但这种“发达”绝不能等同于实现了现代化。这不仅不是国家整体意义上的现代化，也不是局部“发达”城市和地区的现代化。因为这些局部“发达”城市和地区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实体，在被大量非发达地区保卫和渗透的环境中，它的肌体中不停地注入和流淌着非发达的血液，不管表面上如何光泽和艳丽，其内质上丑陋的一面总是存在的。
我认为这篇文章深刻就在于它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这种“现代化”的弊端：某些城市和地区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欠发达区域的资源掠夺和生态环境破坏上，把少数人的富裕建立在多数人相对贫困的基础上，把某些繁华的城市镶嵌在衰落的乡村中间。这种局部现代化与真正的现代化标准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中国所要的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多数人的现代化。企图游离于整体之外，建立起一块块“飞地”式的现代化是缺乏整体思维的一种偏私之见。
宫喜魁先生文章的可喜之处是深化了对残缺现代化的认识。他指出了局部现代化的三个危害，第一是资源过度向局部现代化地区聚集。为了保证少数城市和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在公共资源有限或短缺的情况下，有关当局必然采取倾斜政策，把有限的公共资源大量投向那些可能”率先“入现的地区。优惠政策说到底是一种公共资源。在过去的20年里，特区、开发区等享受了优惠政策，因此先富了起来。今后再也不能搞这种”锦上添花“式的优惠政策。
局部现代化第二个危害是不利于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宫喜魁同志说得好：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没有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瓶颈卡在农村。离开了包括农村在内的对现代化的通盘考虑，而采取少数城市孤军深入的战略，只能是一种失去根基的没有依托的供少数人欣赏和享乐的现代化。鉴于以上原因，宫希魁同志建议今后各地区各城市政府不要再搞什么现代化的时间表了。否则，这种局部现代化将导致更加严重的地区封锁和盲目攀比。
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建国后50年来优先发展战略的弊端，越来越多的人将精力投入到消灭地区差别和减少城乡差别的事业中去。但在怎样缩小中国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别上面，当前存在明显的几种思路。一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靠长官来拯救贫民，靠国家配置资源，加大西部地区的公共设施投资，增加这些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另一种思路是看重制度创新，打破生产要素流通的各种关卡，取消对公民自由迁徙的限制，取消各种不公平的国民待遇，按市场经济的法则办事，按平等的原则办事，穷富地区的差别会自然缩小。试问：这么多年来，几千万四川民工流入东南沿海地区做工，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吗？不！完全是千千万万人民自发的创举。人民不需要什么救济和恩赐，人民最需要的是合理的制度和公平的国民待遇。如果户籍制度早被取消，现在不知有多少贫困地区的人口已经在发达地区安家落户。
中国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没有新制度，任何量的调整都是短期行为。胡鞍钢同志认为东西部地区的知识发展差距要明显大于其经济发展差距。西部人均综合知识发展水平仅相当于东部的35%，获取知识的能力仅相当于东部的14%，吸收知识的能力仅为东部的81%，交流知识的能力仅为东部的31%，人均外国投资和互联网普及率分别是东部的8%和12%。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国情背景，导致中国形成了明显的三大发展差距，即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和知识发展差距。因此，缩小这三大差距的方法是知识投入。
在这里我要提出一点疑问，不进行制度改革和国民待遇改造，光进行知识投入和资金投入能管用吗？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所需要的仅仅是外部输入知识、技术和资金吗？错了，重要的还有制度，重要的是打破束缚人们自由流动的桎梏，重要的是平等的国民待遇和公民权利。
胡鞍钢同志看到中国城乡之间和东西部之间存在的知识差距，但教育落后并不完全是东西部差异的真正根源，也不是这些地区贫穷的根源。在统计数字上，西部地区的受教育水平和程度都不低，新疆、青海、内蒙和宁夏地区的从业人员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都远远高于福建、浙江和山东，但经济实力却差得不可同日而语[请参看下表]。对此现象如何解释呢？
1999年各地从业人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所占百分比
地区 大专以上 地区 大专以上 地区 大专以上
全国 3．8 江苏 5．0 浙江 3．0
北京 23．0 广东 5．0 重庆 2．7
上海 15．1 黑龙江 4．9 贵州 2．7
天津 11．1 宁夏 4．4 河南 2．3
新疆 10．5 陕西 4．2 四川 2．2
辽宁 7．0 湖北 4．0 山东 2．2
吉林 5．9 河北 3．9 安徽 2．0
青海 5．3 湖南 3．4 云南 1．4
山西 5．1 江西 3．3 广西 0．9
内蒙古 5．1 福建 3．2 西藏
海南 5．1 甘肃 3．2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版，《经济日报》2001.3.11.
看完这张表，我们可以得知，影响人们贫富的真正原因不是技术，也不是知识，而是制度，是思想观念。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人们就可以明白这种现象，有些国有企业在技术、设备和人才方面都比民营企业高得多，但就是竞争不过民企，甚至最后破产倒闭，其原因就在于它的体制。中国今天在地区开发上不注重体制创新，仍然想靠单纯的资源倾斜和技术开发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因此，胡鞍钢同志尽管在地区差距研究方面有不少独到的发现，但说到底，这种研究仅仅停留在政策和技术的层面上，而没有上升到制度、法律和权利的高度。
由此，我们进到了一个敏感的领域，即技术救国还是制度救国的问题。我和一些工科出身的学者最大的不同是从人性出发来看问题。影响人发展的因素不仅有物质的还有法律的。经济学者决不能仅在经济圈子里打转转。
最近，樊纲的研究所和茅于轼、张曙光的研究所都测算出了数字。从经济活跃程度上看，民营经济成分越高的地区经济越活跃，经济效率和效益越高。反之亦然。在2001年5月18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双周学术报告会上，茅于轼先生向大家给出了更详细的数字：民营经济成分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当地人均GDP就增加1640元。这种研究就上升到了制度的和体制的高度，使人们一下子看清楚了问题的实质。
因此我认为，开发西部不能做表面文章。不在体制上加大改革力度，不公平国民待遇，不搞活民营经济，不在公民权利上加大落实，经济不会活跃。就象青海和宁夏，尽管从业人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所占的比例在全国排第七位和第十四位，但其经济就是没有这一比例低得很的浙江和福建。至于说新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高达10.5%，位居全国第4位，但人均GDP却位居全国第12，与教育程度并不相称。我于1999年冬天去新疆昌吉州做报告时，顺便问了一下州委副书记当地民营经济的比重有多大，他说大约5%，或者8%。我听后感到吃惊。这种经济比例从理论上讲基本上没脱出计划经济。人民大学经济系的顾海兵教授在1999年写过一篇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文章，他经过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比例不超过50%，可能还更低。
中国地区间到底该如何发展？我的基本思想就是打通流通渠道的关卡，一切问题一切差别都会解决。蔡昉先生在2000年《经济学茶座》第一期中有篇文章写得特别精彩，题目是“尼雷尔效应与西部开发”，建议大家有空时可找来看看。我想，这一派学者的共同思路可能就是让政府少管事的思路。你政府官员们根本用不着操那么多的心。只要实行人人平等的政策，放开关卡，地区差距自然会缩小。50年来，你已经通过人工的手段制造出一个东西部差距来，现在又要用人工手段去减小这种差距。当然我不怀疑这种手段的功效，但它决不是治本的办法，一旦手段力度减弱，差距会继续显示出来。因为，任何政府行为都是新的特权、新的特殊政策和新的不平等。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总之，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别和地区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人身歧视性的发展战略的结果。在这种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正在越来越严重，问题也越来越多。集聚起来之后，早晚要爆发出来。
由于严格的户籍限制和城乡两元化结构，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也出现了独特的特征，这就是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导致中国工业发展的分散化。这种村村点火式的“点”污染，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其工业发展的成果有的比不上带来的恶果。特别是这种分散式的工业化不利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大批工业人口仍然散居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和机械化发展，这种农业的工业化运动，反过来又对农村的劳动力人口形成巨大的积压作用，造成农村的剩余劳力越来越多。当城市吸纳不了这些过剩的农业人口时，剩余劳动力便在中国农村积攒起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忠法等人的研究十分有价值。他们三人于2000年11月29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一篇十分有份量的文章，文章说：目前我国农业的从业人员3.48亿，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70.7%。进入90年代以来，农业领域容纳劳动力还出现绝对量下降的新情况，平均每年下降0.83个百分点。这种加速下降意味着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资本要素加速向农业流入，我国农业已进入资本替代劳动的加速时期。国家及社会各方面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使农业资本积累的速度明显加快。变现在资本存量上，1980-1990年全国农村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从1082亿元增加至3898亿元，年均增长13.7%，1990-1998年，农村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值增长至17940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1%。比前10年提高了7.3个百分点。农业资本和劳动比率的提高，这一趋势今后还会进一步强化。
韩国、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在70年代初和90年代初期，都曾推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措施，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之比分别为1：1.5、1：2.9、1：2.5、1：1.9。将四个国家的情况平均起来看，第二产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第三产业相应地增加1.5到2.9个就业岗位。但在我国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1979年到1996年，乡镇企业中的第二产业职工净增7839万人，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等[不是第三产业的全部]仅增加2739万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之比为1：0.35。按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对我国乡村劳动力行业分布的统计
口径计算，1984年到1996年，上述比例也不过是1：0.65。如果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比达到1：1，20年间至少可多创造3000万到4000万个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要是比例达到1：2，那就要多增加大约一亿五千万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据此判断，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有很大潜力。到2015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应达到3.7亿，比现在净增1.8亿人。
中国经济的工业比重已经达到83%，农业比重只有17%。按理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这个时候，至少要有一半的人口集聚到城市里去。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16%多一点的人口在城市里生活。我国现在所说的城市人口，其中包含了近年大规模县改市、县改区带入的农业人口。如果以户籍管理的非农业人口计算，城市人口比重仅为16.1％。从个例中更能看出城市人口中存在虚数。例如山西晋城市人口200多万，城镇人口比率达到72.2%，但非农业人口比重为仅17.2%，城市建成区内人口仅占全市人口的11.4%[见王远征的文章，《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9月1日]。
所以，当前对外宣传的中国城市化率30%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建置城市化的数字，而非人口城市化的数字。建置城市化是把一个城市所管辖的农村人口都算做城市人口。譬如，青岛市市区人口仅200多万，加上几个郊区县的人口为700万人。对于这种现象，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苏刚同志曾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发表在2000年9月1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他在政策建议中提出了“建置城市化还是人口城市化？”的问题。他说：“建置城市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一是虽然增加了“城镇”人口，却没有相应减少农业人口。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可以归结为农民大军的消亡，即农业的工业化。否则，城镇人口就是一个无意义的数字。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2500人以上的聚居地就定义为城市，单照此口径，我国早已城市化。二是城市行政辖区扩大和城镇数量增多之后，城市功能却没有相应增强，人口、资本、资源、市场的聚集效应都不足。这起因于上述的小城镇局限，也与城市管理中的制度供给‘过剩’、地方保护加剧有直接关系。城乡间大市场受阻于辖区小圈子，连同一城市的区之间也搞起了封锁。三是模糊了城市概念与城乡边界，最大‘城市’辖区可达12000多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偏低，城乡结合部管理薄弱、问题多。由此带来的土地问题尤为严重。城市得以“摊大饼”式扩张，郊区农村干部热衷于租售土地，90年代全国耕地锐减与建置‘城市化’同步加快，很难说两者没有关联……”
尽管城市化到今天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封锁，如果当年我们的乡镇企业不是遍地开花，而是集中发展，如今这1亿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至少有3亿人已经转为城市人口。那样的话，今天的中国至少有5-6亿城市人口，而不是目前的3亿城镇人口。
另外，如果文革期间，中国不是为了搞备战备荒，大搞“三线”建设，将企业大批迁往中西部山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本来还会更快。由于“三线”建设和户籍管制下造成的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中国这两次工业浪潮基本与城市化无缘，以致今天仍然有大批的农村人口滞留农村。
晚了，炉灶已经搭起，框架已经形成，再调整谈何容易！现在谁都认识到打破二元结构的重要性，谁都认识到要尽可能地减少农民的数量，不减少农民比例，中国难以早日实现现代化。但怎么减少？你敢放手让农民自由流动吗？看看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做法，北京至今对户口管制没有丝毫放松，最近又在加强对外地人的管理，要求在2001年7月31日之前重新办理《暂住证》，并将新的《暂住证》分为A、B、C三种。你看，又要在进京人口中划分等级。这就是我们国家一些管理部门的水平。要是不搞不平等心里就难受。看似在维护首都的安全，实际上丝毫不起作用。2000年11月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北京市在不到10年的时间人口又增加了300多万。你卡着户口不给办理，外地人不还是照样进京吗？你这种僵死的户籍管理到底在管谁？有门有路子有钱的人，户口照样进京，没门没路子的人，只好干等。这种户籍管制给权力部门多少寻租的机会！到底是谁捞到了好处？谁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我认为说到底是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受到了损害。看看国外一些文章是怎样在攻击中国，“户籍制度如同种族歧视”。中国有必要给外人这种口实和借口吗？
北京市至今不贯彻落实国务院早就颁发的孩子落户口随父随母自便的政策。许多妻子户口在外地的家庭，孩子户口不能落北京。只是在2001年6月，北京市才向那些1992-1996年之间出生的孩子开了一条口子，允许这批孩子随父亲转户口，但也不是全部。目前的北京，有多少人家一家几口已在城市里生活了多年，有自己的产权房和固定的收入，但妻子的户口就是来不了，孩子甚至连户口也没上。这就是北京的现状。刘淇市长在2001年3月人大会期间曾经说，北京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全国最高的。我这里就不明白刘市长所指的社会发展水平包括哪些内容。是英格尔斯那现代化的十条标准吗？那十条标准并没有包括户籍管制，因为在外国人的眼里，根本不存在户籍问题。你北京连最基本的自由迁徙的标准都没达标，谈何实现现代化！谈何社会发展水平最高！
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延续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制度今天在中国仍有强大的惯性。要想改变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传统做法是极其困难的。一位学者在开会时曾讲出这样的话：“现在不是落实政策的问题了，而是落实宪法的问题。”1975年的宪法为什么要把迁徙自由这一公民权利拿掉？这种文革时期极左的做法对吗？为什么我国到今天还要坚持“四人帮”时代的东西？这不咄咄怪事吗？因此，我建议，人大常委会要尽快开会修改中国宪法，恢复宪法中迁徙自由这一基本公民权利。
由于僵死的人口束缚，中国的城市化滞后已经是人皆知之的事情，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也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在如何城市化上面，管理层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最大的分歧集中在“小城镇”战略上。2001年6月份我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了一篇名为“中国应当怎样城市化”的文章。在“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一节中，我这样写道：
目前，发展小城镇的说法甚嚣尘上。但在我看来，提出这种看法的人不是怕农民进城影响自己的生活，就是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思维模式。靠发展小城镇吸引农民进城纯粹是一腔情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城市有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律，城市的产生不是人脑中的产物，而是客观形成的。城市的形成有几大要素，一是物流，二是资金流，三是信息流。三者缺一不可。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小城镇由于缺乏这些要素，在民工潮汹涌的这10几年里，民工潮对于中小城市基本是呼啸而过。农民一出村就奔着大城市去。
看看当今打工者聚集的地区和城市，基本上是中大城市。北京有五六百万，上海有五六百万，广州有五六百万，深圳有五六百万。目前大约5000万人的打工者基本聚集大城市。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只有大城市才有财富，才有资金，才能挣到钱。到小地方，既没有就业的机会，也没有较高的工资。所以，民工一出村，目标就盯着中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你硬要反其道而行之，硬要发展小城镇，只能是异想天开。
农民根据市场情况自由择业的现实，与我们计划和政策制定和管理者的设想开了一个有趣的玩笑。早就有专业部门仔细测算过，城市越大，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越小，城市越大，人均占地面积越少。城市越小，全要素生产率就越低，人均GDP就越少。例如，5万人以下的城镇人均GDP只能达到1280元，全要素生产率为86%，而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之比却是1：1.28。而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GDP可达到4888元，全要素生产率为151%，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比仅为0.59。另外，人口越多的城市，人均占地面积越小。以目前的中国城市状况看，200万以上的城市人均非耕地面积仅为5.4平方米，人均建成区面积为66平方米。而人口少与20万的城市人均非耕地面积为52.7平方米，人均建成区面积132平方米。因此，要想追求集约效应，节约土地资源，城市规模必须要大，一般在200万人口以上比较合适。
但有人认为城市也并非越大越好，超过1000万人之后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譬如目前的天津、北京都面临着水危机的威胁，上海面临着热岛效应等城市病的威胁。因此，目前我国对城市发展态度基本上是控制北京和上海一类特大城市，放手发展一二百万人的中小城市。
我对这一观点持特别怀疑的态度。这是因为中国的特大城市与西方国家的特大城市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北京的水危机完全是工业用水造成的，是不合理的工业布局造成的，与人口多少根本没关系。因此我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的城市真得大吗？”
以北京为例，去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查出人口1340万，但城区人口实际上只有570万。上海总人口1700多万，但市内人口大约为700万。所以，我国的特大城市还远远比不上国际上那些真正的人口稠密的特大城市。去年，当北京召开世界大城市市长会议时，《经济日报》曾列出一张世界十大城市简况表来，说北京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618人，而汉城是1.8万人。两相对照出入也太大了。问题就出在统计方法不一样。中国是将行政区划当做城市规模，将郊区面积和农民人口也都包括在内，结果，上海市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2034人，圣保罗是7620人，莫斯科8935人，东京、汉城和雅加达都高达一万多人。看了这张统计表就会感到中国所谓的城市化率参了多少水分。
北京市的面积连延庆县的燕山山脉和密云县的水库面积都计算在内，为16807平方公里，而汉城只有604平方公里，北京市的面积是汉城的28倍。这叫什么城市？实际上北京市城区的面积只有不到1000平方公里，《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7月26日报道说，北京市区目前总面积为1040平方公里，总人口为570万，与香港大体相等，但北京的城市建设用地为500平方公里，是香港的5倍。因此，按城建面积计算，香港的人口密度要比北京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