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北京市城区的面积今天连500平方公里也没有。不信咱们可以算算看，北京市的四环路刚刚开通，总长65.3公里，以此数除4，等于16.3，然后相乘，等于265，也就是说北京市四环路以内的总面积仅为265平方公里。即使如此，四环以内也没住满。相比之下，伊斯坦布尔、圣保罗、墨西哥城和德里的城区面积都在1500平方公里左右，比北京大得多。北京要发展成那种规模还差得远。
要是按四环路以内的面积和人口来计算，570万人口除265平方公里，北京市城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为21510人，远远大与汉城和东京的人口密度，更高于圣保罗和莫斯科这样的城市。因此，北京今后的发展前景是继续向郊区扩大，至少扩展到八环路那么大的范围，才能与世界当今的特大城市相比。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根本还不算什么大城市，之所以认为它们是大城市，完全是因“建置城市化”统计数字造城的。。北京在世界上只是一个中等城市，北京和上海根本不应列入世界十大城市之内。北京市的人口规模实际上连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都比不上。因此，北京根本不在人口需要控制发展的城市之列。事实的确如此，看看北京这些年来，城市拓展了多少，房子盖了多少，至今也没看出有停顿和放缓的迹象。其原因说穿了，北京还根本不是什么大城市。至于说上海，也大有开发潜力。象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都至少有20年的发展空间。所以，房地产业的企业必须看清这一趋势，在区域发展上做好规划。
象北京目前每年商品房的销售额在400亿元左右。每年的增幅平均大约为10%。有人估计，2003年北京商品房的销售额将达到600亿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我认为这种分析和预测都是保守的。北京完全可以放开手来大干，只要放开什么户籍管制，北京市立刻可以发展到一定规模，北京的明天将更美好。
截止1999年底，我国城市数量666个，人口超过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32个，人口在50-100之间的大城市43个，人口20-50万的中等城市192个，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400多个，其行政区划内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0.4%。目前，我国国民收入的50%、工业产值的70%、工业利税的80%都产生于这些城市，90%以上的科研力量和高等教育集中在这些城市。城市已成为高科技、通信、交通、金融、信息、教育的主要载体。有报道说，未来10年，我国将有1.5-2亿农村人口转移进城市。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0%。但直到今天为止，人们对城市的发展规律似乎并不是太清楚，对发展城市的手法也不是太清楚。建国后前50年，中国发展城市的方法基本是计划经济手段。今后几十年，中国发展城市的手段还能是计划经济吗？因此，我对一些专家仍然按计划经济那种方法得出的估算都半信半疑。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今后到底以什么手段来搞城市化？城市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首先要弄清城市的功能是什么，人类为什么集中居住到城市里，这些人靠什么来生活？具体说来，城市的兴起一与行政管理有关，二与商业贸易有关。古代城市就是统治者集中居住的地方，当然，统治者一般选择自然条件良好、商业交通便利、人口兴旺、水草粮产丰盛的地方居住。象中国早年的咸阳、洛阳、长安、开封都属于这种地方。统治者靠赋税供养和生存，他们也是根据收入能力来搞建筑的。象满人入主北京后，由于财政拮据，无力维持紫禁城的修缮，致使故宫内许多宫殿闲置破旧多年。而大唐盛年，首都长安大兴土木修建宫殿，由此带动了整个城市手工业、商业、学堂和宗教寺庙的繁荣发展。据测量，唐代长安城比今天西安市的建成区占地面积大6倍，由此可见唐朝鼎盛之一斑。
农业社会的城市往往与政治中心、商业中心和交通要衢有关。工业时期的城市往往与工业生产基地的崛起和商贸要地有关系。如美国的纽约便是典型。在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还有一类城市是与国际贸易和交往有关，这就是近代以来沿海地区兴起的各大城市，如天津、上海、青岛、烟台、深圳等城市都与对外开放有关。但对外开放城市的兴起必须有个条件，那就是不仅要有外资还要有国内资本的支持。假如没有太平天国时期地主资本的支持，上海不会这么快地发展起来。由于天平军革命，致使大批农村地主携带资金避难上海，将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资本。
中国封建地主和封建官僚资本向工商资本的转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驱赶了大批地主资本进入城市，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将北京等地一批遗老遗少的官僚资本赶入天津和青岛这样的殖民地城市。正是有了这两次革命性的驱赶，才促进了中国沿海现代城市的发展。上海、天津和青岛这三个典型半殖民地城市发展起来。
如果说上海、天津和青岛这样的城市除了居住功能外，还有很大的生产功能，那么象北京这样的封建都城就很难称得上生产功能了。解放前的北京，完全是个消费城市，连根钉子和火柴都不能制造，工人的比例只占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六，还全集中在服务业上。之所以有北京这个城市，完全是因为它是封建统治者的居住地。解放后，中国的城市基本上在原先的基础上发展。新建的城市大部分是由于工业原因而诞生的，譬如攀枝花市、大庆市、东营市、十堰市、克拉玛依市等。总起来看，中国的城市还是以综合性的城市为主，纯粹的工业城有一批，但不多，并且这些工业城市往往面临着资源枯竭而衰落的威胁。
今后的中国，靠现有和原有的这些城市是否可以容纳得了未来20年内新增的3—4亿农村人口？从人口上看，如果2020年中国人口达到14亿，那么至少要有7亿人居住在城市里才算达到了50%的城市化率。7亿人口那就意味着比现在的城市人口要翻一番还要多。如果这些人都涌入现有的城市，那么今天这666个城市的规模就要膨胀一倍多。如果这666个城市的吞吐功能难以承载这些人口，那就要外建新城市来容纳农村人口。如此看来，今后的20年，中国要两条腿走路，一边靠老城市吸纳农村人口，一边靠建新城市吸纳农村人口。
关于建新城市，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已经积累了经验。象深圳就是一个典型。未来的20年，中国能不能再建几个深圳？现在需要人们大胆的设想。如果没有大思路，没有大胆魄，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没出息，没希望的。深圳现在已经容纳了730万人，再建10个深圳才容纳7300万人，照着我们城市化目标还差得远。因此，中国今天要开始大胆设想了：有没有必要再来一波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即后经济运动。
改革20年中国经济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许多人要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了，一些改革的闯将年龄也开始进入暮年。但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不能停顿，要长江前浪推后浪。我认为中国今天的后浪就是“造城运动”。中国还要制造新热点，新亮点。中国今后如果要想将3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必须在新兴工业城市上下工夫，要开发兴建一些新型工业城市。
除了新兴工业城市，新型的消费和旅游城市也不可忽视。北戴河是典型的旅游消费城市，中国今后要在沿海再建十几个这类城市都是有可能的。例如山东乳山县的一处海滨正在形成规模。内地的一些地方也可以开发出有效益的旅游娱乐消费新城。但这类消费型的新兴城市在发展上有一定特点。什么特点呢？那就是需要富人资本，需要富余的资金流入。看看青岛那些小洋楼，都是当年有钱人的别墅，青岛的形成是典型的富人资本流入的结果。那么中国今后会不会冒出几个新青岛来呢？我认为只要政策放宽，思想意识开放，新型的消费城市还会涌出来一批。譬如海口市西侧海滨沿海十几公里长的地带已经成为豪华住宅区，实际上就是富人居住区。而青岛市的城市范围今天已经从胶州湾畔发展到崂山脚下，在早先老市区以东的荒野上又冒出了一个高楼鳞次栉比的新城市。如果中国今后在意识形态上更开放一些，对外开放力度更大一些，中国会出现一些新的开发城市。
但工业城市与消费城市在功能和设计上面肯定有不同的特点。这两种城市在规划和建设上都要有新思路。开发商要与政府进行大手笔的合作。譬如，北京的华远房地产提出了“建镇计划”，在北京的郊区建设包括社会行政区管理在内的新型城镇。目前，开发商与行政部门合作的项目在全国冒出不少。深圳华侨城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实践证明，今后房地产建设已经不能停留在前些年小敲小打的规模阶段。中国未来的房地产业将孕育着新的造城运动和新的企业组织形势。有眼光的开发商必须看清这一趋势。
说到底，我认为未来20年的城市开发运动与前20年在方法上将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计划经济将少一点，市场经济将多一点；不合理的管制将少一点，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将多一点。试想，当户籍制度打破之后，人民可以在各地自由流动、自由买房之后，中国的城市化将是一副什么景象？是计划者们所能驾御的吗？
市场经济更需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如果没有这一条件，经济发展便会减速，增长便会受到影响。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并不仅仅是需要扩大投资启动的问题，而是更需要打通各个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关卡和障碍，通过流通刺激消费，譬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知识和技术的自由流动，人才和管理人员的自由流动。这一切所需要的就是打破僵死的户籍条例和各种阻碍人才流动的土政策，关键是打破冷战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关键是要有统一的国民待遇。今后20年如果不能以一副平等的原则来进行发展，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还会出现一些畸形。
例如，改革开放20年来，地处江苏南部无锡市境内的江阴县冒出一个为誉为“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此村一共380户村民，人口1500人，2001年的销售收入却可望达到40亿，比去年增加10亿。按人口平均的话，这个村的人均GDP要达到266万元，折合美元也要有30多万美元。这简直不叫村，可以称作高级经济发达地区，比城市还城市。看看住房就知道，每家花园洋房，居住面积在500平方米左右。三四口人住这么多房子这不是浪费吗？真是畸形的现代化！
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华西村，有8大公司，58家企业。村长、总经理就是当了40多年支部书记的吴仁宝。改革20年来，这个村的集体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形成了纺织、钢铁、旅游等若干支柱产业。其中，纺织业年生产500万米面料、7万吨化纤、3000吨毛纱、20万套西服、20万件羊毛衫、50万件衬衫、10万条领带、3000吨针织染整、250万双羊毛袜，实现了洗、纺、织、染、整、服一条龙生产，是全国最大的村级纺织企业。令人惊讶的还有此村的钢铁产业，年生产30万吨线材、30万吨热轧带钢、10万吨带管、8万吨无缝钢管、1万吨不锈钢、1万吨法兰等。
由于有这等惊人的工业实力，此村成了全国旅游参观的热点，每年旅游人次超过100万人次。全村380户村民家家住上了400－500多平方米、水电气全通的别墅楼。此村每家村民的资产据说都在100多万元，最少的人家存款也有20多万，最多的人家存款有2000多万。
华西村眼下正在兴建新的别墅楼，外表是欧式造型，内里是中式结构，屋内一律中央空调，最大的别墅面积有600多平方米。村主吴仁宝自豪地说，“我们的新房子与世界上最好的比稍微落后一点。”
华西村的面积只有0.96平方公里。在这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财富达到了高度的集中。但尽管华西村如此发达，也仅仅是江苏无锡农村中的一个小小角落，它与城市化无缘，与第三产业无缘。这样的工业化到头来有多大的社会效益？除了象传统的地主一样在原地发展，它的影响对整个社会来说十分有限。它的资源对现代化的贡献十分有限。特别是一旦将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孤立的发展，很可能也随着衰落下去。这就是吴仁宝整天提心吊胆的原因。这种被户籍制度遏制的发展难道现在还不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吗？这些资源本来可以发展出多少个新兴城市？衍生出多少个市民空间和公共领域？但这一切都被僵死的户籍制度扼杀净尽。村民仍然是过去的村民，文化仍然是传统的文化。这就是中国当代工业化的缩影。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北京西南方向房山区的田村河。这是一个与华西村相同的富裕村，有兴趣者可去参观。
叙述完中国建国后50年来走过的路，现在有必要对这段历史作些回顾与评述。如何评价建国后中国所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当前的学界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肯定派有之，否定有之。并且，随着新左派的出现，肯定派意见几有占上风的趋势。有的学者居然把外国学者的观点奉若神明，一再搬用某些观点，例如一位外国学者在书中这样写道：
“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482－483页。]
“在现在被谴责的‘文革十年’里，农村中、小学的注册人数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十年里小学的注册人数从大约1.16亿增加到1.5亿人，中学的注册人数从1500万上升到5800万人。” [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424页。]
这种观点很是受到国内一些新左派学者的赞赏。甚至连杨继绳同志的书中也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作了如下的描述：“毛泽东治国初期，国家经济迅速复兴。“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和1949年相比，钢产量增加了76．4倍，石油产量增加了93．3倍，原煤产量增加了6．25倍，水泥产量增加了23．8倍，粮食产量增加了72%。1965年，国有企业拥有固定资产1445．8亿元（按当时汇率约为1200亿美元）。即使把比较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考虑在内，其增长速度也是很可观的。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总产值每年以13．5%的速度增长。改革起始年代1978年和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由589亿元增长到3010亿元，增长了4．11倍，财政收入由183．7亿元增长到1121．1亿元，增长了5．1倍。”[见《邓小平时代》，]
但是，这种发展战略的巨大代价便是悬殊的城乡差别、缓慢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种说法，有人会说，假如不用这种手段集中原始资本，中国的工业怎么能这么快发展起来？的确，如果不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那就只有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这种方式是可以想象出来，如在农村通过竞争，产生新的地主和商业资本，然后将资本转移到工业中来，转移到城市中来，最后再与国外资本相结合，发展成跨国资本和跨国企业。这种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和国有混合的基础上，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到底以哪种模式发展会更好？现在的确是个难以说清楚的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和强大的政治意识气氛中，后一种模式是根本不可能采取的。当时的中国，在军事上与帝国主义对抗，在政治上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敌视，根本没有国际资本往来和国际贸易的可能，只能在国内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独立自主地搞发展。也就是说只能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搞公有制来发展经济。
现在从数字上看这种发展，成绩和效果的确不能说很差，但问题也是大量存在的。2000年5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了一个题目为《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座谈会。在谈到统购统销问题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锡文同志指出，统购统销制度的阴影直到现在还在影响中国农业，统购统销制度不仅影响农产品的流通和市场化过程，最主要的是使生产要素不能流动和重新组合。
林毅夫教授认为，教授陈锡文先生的观察是对的。统购统销制度对生产力本身的影响大约为3%，但是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远远超过3%。原因在于统购统销制度使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还限制了农民的创造力和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统购统销制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可能会超过20%。
中国改革基金会研究所的王小鲁副所长补充道，1958年农业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太大，一个公社有20个村子，这个村子的粮食要在全公社的20个村子里平均分配，因而沉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后来恢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大锅饭的“锅”变小一些，人民公社才能维持二十年，否则公社制度可能在60年代就垮掉了。在统购统销制度下，由于官方的价格调整很缓慢，再加上农业生产供给调节的滞后性，中国农业生产的波动程度变得更大了。
坦率地说，这些学者在理论的研究上往往是无懈可击的，但这些理论有时不一定能解释中国的历史。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这一段历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虽然问题很大，浪费很多，但成绩也不可抹杀。
1958年春天，我从山东济南来到故乡蓬莱大季家公社范家村。由于母亲那一年到北京人民大学学习，就把我寄养在姑姑家。我正是在一个热火朝天、翻天覆地的年头来到农村的。这一年，当地农民敲锣打鼓成立了人民公社，展开了轰轰烈烈地大炼钢铁和大跃进运动。为了炼钢铁，村干部挨家挨户收集废铜废铁，结果把各家大柜小柜上的铜把手都给摘走了。为了搜集钢铁，连死人的坟墓也不放过。记得在一个黑了天的晚上，我来到村南山坡上的一个茔地，看见一些大人扒开坟墓，打着灯笼在棺材里搜寻金银手镯之类的东西，据说最后连钉棺材板的铁钉也给搜走了。
1958年，那是个丰产不丰收的岁月。大人都去公社炼钢铁去了，到了秋收时分，庄稼都撂在地里。我那年已经上学了。秋天农忙时分小学生都要到地里干活的。记得当时地里的花生遍地都是，拣都拣不过来。有些地瓜地，只用犁耕一遍，把露出地面的地瓜拣起来就是，剩下的埋在地里的至少有一半。
愚蠢的事就不说了，但有益的事情也不能不提。58年那年冬天，村里没有一个闲人，也没有一个整壮劳力留在村里。就连我们这些一年级的小学生，也被合并到邻村李家去上学，吃住都在李家村。但是，在李家也让我开了眼界。这个村的南部正在修建一个大水库，全公社上千人马集中在李家村。有一天，我来到水库工地上，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看到了大的施工场面。那热闹情景至今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后来听大人说，当年冬天出去修水库的人不仅有去李家的，还有去房山水库和门楼水库的。房山水库的规模比李家大，劳工人数也多。至于说门楼水库，规模更大，这个储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库至今是烟台市的用水生命线。当时聚集在这个水库上的民工至少有上万人。
就是在大跃进这短短的一年中，范家村周围的三个大水库建成了。这些水库后来都成了重要的水利设施。如果不是大跃进，农民们可能会与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时期一样，抄着手在家里过冬。正是由于大跃进，三座大水库出现了。要是在今天修建这三座水库，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可能要付出巨大的开支。但在当时，只用几个人海战术就完成了。这种低成本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上。所以，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办法搞建设，不一定就比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办法效率高。不用说，在大冬天里修水库，那滋味肯定不好受，肯定不如趴在热炕头上好受。但共产党居然将农民发动起来了，心甘情愿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中去。
通过这段历史，我对劳动力的巨大弹性深有体会。看看今天中国的社会，如果人们全象大跃进时期那样干活，中国的经济增长连续保持15%的速度增长十年都没有问题。人身上可以挖掘的潜力太大了。我所感动的主要是我们的农民，勤劳善良，吃苦耐劳。尽管他们有怨气，有牢骚，但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给他们的安排，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并且，到现在基本认可了这种制度。如果现在改变这种集体经济的社会制度，肯定要遇到农民的抵抗。中国为什么能实行平均主义？就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土地资源和这样的农民。如果换一种制度，可能不会有这种奇迹般的劳动效率。
就说生产队吧，80年代包产到户时山东烟台地区曾对这一形式的放弃恋恋不舍。我从人民公社成立的那一天就在生产队里干活。从当时农民的觉悟和心情上看，这种集体形式的劳动生产率并不算低，大家还都是卖着命干活的。农村人由于他们狭小的生活空间，彼此之间对每个人的特性都非常了解。谁干的活好，谁干的活差，谁的能力大，谁的能力小，谁偷懒磨滑，大家心理都清楚，生产队长在管理和分配上都有分寸。这种组织形式在效率上有一定的优势，它特别适应搞公共建筑，例如修水库，修路，修水渠等。当然，生产队最大的问题是不自由，劳动者失去了能动性。60年代我感觉生产队还是挺景气的，到了70年代，生产队长便感觉社员不好管理了，生产效率和效益都在下降。到了1984年，持续了26年的生产队组织形式终于在我的家乡范家村消失了。那一年范家实行了分田到户。也是那一年，由于风调雨顺，庄稼长得特别好，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增长。农民们第一次尝到了单干的甜头。
总起来看，计划经济在一定历史时期还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极高的生产效率的。如果不是政治运动一次次地起破坏作用，计划经济的确能取得很高成就。我在工厂那几年就有深刻的体会，1971年，林彪倒台后，一声令下抓生产，工厂顿时就大干起来，工人们加班加点，无私奉献，产量立刻大增。那种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计划经济的确具有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
对于这一点，苏联的历史也曾经做出过证明，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先生对此比较有研究。1999年1月23日，我们在北京三味书屋举办研讨会时他的一段发言我还清清楚楚地记着。他说，俄国受近代工业文明影响大，搞的计划经济有资源配置方面的合理性。我们搞的是在战争年代时农民大哄大嗡的做法。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从政治经济学转向数理经济学，其测算方法在世界上都占优势，很多计划是根据电脑计算出来的。例如苏联的铁路系统，由于高度集权，使行车效率高于西方国家4倍。这是理性化的结果。虽然计划经济不人道，抹杀人的主动性，但比人类历史上的命令经济强得多。赫鲁晓夫50年代执政时盛气凌人，苏联的成就当时使西方国家都刮目相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计划经济的优势。
按秦晖的意见，中国与苏联还不同，实质是命令经济，指令经济，没有科学，只有统治者的干预，因此，效率要低一些。薄一波同志曾讲过“一长制”被破坏后灾难性的影响，车间废除主任负责制，党小组负责，后来塞进些苏联的东西，才使经济没有崩溃。但文革期间又都被破坏。1975年邓小平上台后搞整改，把大哄大嗡扔掉，恢复苏联的一套，经济马上有改善。秦晖讲的这一过程，与我当时在工厂的体会是一致的。文革时的中国经济既无市场又无计划，就是靠长官意志和行政命令。因此，中国的国情使计划经济在中国大打折扣。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效率还是很高的，仍然取得了迈斯纳所说的高增长。
问题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人民群众的生活得不到提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认为关键是军备竞争和输出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政治因素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如果没有政治对抗，中国人民的经济水平和国民待遇不会到今天还处于低水平。计划经济可以高度地集中资本，但当资本集中起来之后，怎样才能运用和利用好资本呢？
杨继绳先生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不无讽刺地写下了着段话：“不幸的是，这么一个强盛的大国，又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大国。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国家手里。到1978年国有经济比重高达80%以上。这些国有资产几乎都由中央政府支配。中央政府集中如此巨额的财富可以干出前无古人的事业。新中国40年来投人了800多亿元的专项资金治理大江大河，历史上被称之为“中国的忧患”的黄河，那30年是岁岁平安的。全国还修建了8．6万座水库和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当然，中央政府手中的财富也可以用来馈赠第三世界的穷国以显示中国的国威。毛泽东随便一句话就赠给阿?尤布汗4亿元，还轻松地说：‘只要我们扫扫仓库就够了。’这位巴基斯坦总统拿到这4亿元后，回国就被反对派推翻了。”
在一个政治对峙的年代，任何国家都不会顺利地发展。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军事竞赛上投入的财力和物力估计可能各占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举例来说，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国国防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41%，次年增至43%。其后大幅下降，1960年仅为8.87%，1968年反弹至26%，1973年降至18%以下，到80年代降为9%以下。从军费与GDP的比例看，在80年代以前，我国的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超过10%，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比例才大大下降，这些年一直在1-2%之间。[参见董国政的文章，《经济学茶座》第三期，]
战争和政治对抗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对经济建设影响最大的因素。假如没有军事对抗因素，中国人民的生活今天会好得多。改革开放后，中国军费大大减少，因此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胡鞍钢计算，过去的20年，中国是世界上人均GDP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1913年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3%，1950年降至为6.4％，1973年为7.1%，但到2000年则迅速上升为23%。试想如果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没有战争，中国人民会过上什么样的幸福生活！
遗憾的是，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完全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那个蜜月时期，中国和苏联签署了一系列友好条约和互助协议。50年代中期，中国接受苏联的援助，引进了156个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但这些项目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破裂，有很多半途而废。一边倒的政策使中国既获得了一些利益，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那是1967年的夏天，我们山东师范学院附中的学生到济南郊区下乡劳动，地点就在黄河边上。吃完午饭休息的时候，我们一伙学生去游黄河，当我们游到河对岸时，发现了一座高大的桥墩和引桥。它孤零零地耸立在黄河岸边，长年累月地在风吹雨淋和日晒中低头思索。它似乎在品味中苏关系结下的苦果。记得我当时惊讶地感叹道：这么大的一个工程需要花多少钱啊！但就这样白白地废弃了。这件事对当时的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估计这座废弃的桥梁就是当时150多个苏联援助项目之一。
一边倒的政策，使中国在经济上也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苏联搞集体农庄，中国也要实行。于是，在1957年反右派之后，三面红旗出现了。这三面红旗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结果没过多久，中苏关系破裂，友好关系变成了敌对关系。在这时候，中国加紧了原子弹的研制，1965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了欢送赫鲁晓夫下台的礼炮。中国为发展核工业在当时投入了多少国力，现在无从得知。1968年，东北乌苏里江边境上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中苏战争一触及发。为了准备战争，全国上下展开了“深挖洞，广积粮”运动。大批企业迁往西部山区，象第二汽车厂建到了湖北十堰，一些军工厂都搬到了陕西汉中和四川山沟里。这些被称为“三线”的地区建设和企业建设不知花掉了当时国家多少财力物力。我这里没有数字，但这一数字肯定是左右当时国家经济的。并且，这一工业布局在改革开放后又要花费巨资进行调整。军工企业从此成了连年亏损的行业，20年来，国家为三线企业贴进去多少钱？可能又是个天文数字。
我从1969年便在厂里挖防空干道，后来又到济南市里挖了一年。当时一个厂负责挖一段，我们456厂就在山东剧院到实验中学这一段路上分别完成了两期任务。济南是个泉城，地下水相当丰富。我们整天头戴安全帽，脚穿高腰胶靴，在泥水里作业。70年代，趵突泉的水还汩汩地冒。防空干道挖通后，济南地下水受到破坏，从此，泉城再也见不到喷涌的泉水了。
现在回想起来，挖防空干道那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啊！无数吨的水泥、钢筋、木材往地下扔。如果当年将这些钱用在民用建筑上，城镇居民在住房上何至于受那拥挤！今天城镇人均住房的面积恐怕也不会只有15平方米。如果当年将这些钱用到修建地下铁路上，中国地铁的总长度今天也不会只有50多公里，还不及纽约地铁的一个零头。现在来看，挖了这么多防空洞有什么用？今天在新的城市建设中，许多地下通道已被切断，有的成了建筑施工的拦路虎。这不是浪费是什么？
所以，从统计数字上看，中国那些年里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不慢，但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毫无关系。如果不是为了学者们在纸上谈兵，数字可以说是毫无用处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人民仍在付出，仍在牺牲。这种发展战略有什么用处？这种经济高速增长又有什么用处？
尽管从莫里斯?迈斯纳的数字上看，从1950年到197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3.5%，但国民生产总值中每年要扣去高达10%以上的军费开支，扣除庞大的对外援助，扣除天灾、人灾造成的损失，实际上在这些年里，人民群众在生活上几乎没有获益，有的地区甚至生活水平还在下降。譬如安徽的小岗村，到分田到户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穷得没有任何出路。70年代安徽已经出现大批逃荒要饭者。当时我在青岛，每到饭馆吃饭，总有要饭者出现。对于这些事实，外国学者没有亲身体会，只是从书本上做学问，当然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我们中国学者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盲目引用这些外国人的观点，甚至捧若圣明，这种做法是否可取？
另外，莫里斯在他的那本《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还提到，文革十年里，农村中小学的注册人数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小学的注册人数从大约1.16亿增加到1.5亿人，中学的注册人数从1500万上升到5800万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但看事情不能仅看表面，要看实质。尽管升学率提高了，但教学质量却下降了。在那10年里，学校里能学到什么知识呢？学英语唯一记住的就是一句“Long Live Chairmen Mao！”[毛主席万岁]。大量形式主义的东西充斥教材，学了根本没用处。这种教育与其有不如无。特别是对我们这代人教育的耽误，损失更是巨大。从1966年夏天到1968年冬，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我们这些中学生没上过一堂课，没学一点课本知识。这是上亿人的荒废啊！要是把这种人力资源的损失换算成人民币，那么这种上亿人的智力和知识损失至少相当于当时几千亿元的人民币。并且，由此引起的后续损失无法估计。看看今天48岁以上这代人，在企业里的大部分已经退休或离职回家，用清华大学社会学学者孙立平教授的话说，对于那代人的一批人来说，失业就是永远的失业，根本没有再就业的可能。
由于有着这些亲身经历，所以今天我对军事对抗、政治对抗和阶级斗争深恶痛绝。人类有什么必要将宝贵的财富投入对抗和战争？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友好地解决问题？如果老一代人陷入了那种思维逻辑，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否非要重蹈对抗和斗争的道路？鉴于这种思想，今天我对那些故意挑起事端、自以为在为民请命的左派风头学者并不抱好感，对那些自以为代表民主运动方向的激进***分子也十分小心。人世间的事为什么不能好好说呢？为什么总是要刀兵相见呢？如果仔细观察，就可以知道：凡是好斗好闹事的人无一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因为这些人的思考肯定不是从民众的疾苦出发的。除了权欲熏心或利欲熏心，没有别的解释。
激进导致的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义和团运动导致的庚子赔款使中国背上数亿两白银外流。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由于连年内战和抗日战争，军费平均支出约达整个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见附表]。
附表：1927-1949年国民政府军费开支[单位：百万元]与占财政开支比重[%]
年度 军费开支 财政比重 年度 军费开支 财政比重
1927 131．2 88．4% 1937 1388 66．4%
1928 209．5 50．8% 1938 689 59．7%
1929 245．4 45．2% 1939 1601 53．7%
1930 311．6 43．1% 1940 3912 74%
1931 303．8 44．5% 1941 6617 66．3%
1932 320．7 49．7% 1942 15216 62．2%
1933 372．9 48．5% 1943 42939 73%
1934 386．6 32．1% 1944 131080 76．3
1935 362 27．1% 1945 1060737 87．3%
1936 555 29．3% 合计 1264179 84．7%
合计 3198．9 38．3%
[转引黄天华《中国财政史纲》449-450页，]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共消耗各种物质560万吨，开支战费62亿元人民币。在越南抗美战争中，从1965年到1973年，中国政府对越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总值超过200亿美元[见董国政的文章，《经济学茶座》第三期]。至于说建国后中国支援亚非拉各国武装斗争花了多少钱，以及支援第三世界贫穷国家花了多少钱，至今没有统计，至今也没有人研究。反正在2000年北京召开的非洲部长会议上，中国外经贸部长石广生代表国家宣布：免去非洲国家100多亿元的债务。这些债务是非洲国家什么什么时候欠下的？可能就是六七十年代那个极左的时候。
对此，国外学者并不是没有明白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1997年专门为中国读者写过一句话。这句话算是说到中国问题的点子上。他说：“如果今后中国能避免战争、政治动乱和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那么，当美国和西欧在下一个20年里经济增长率徘徊了2%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见《探求智慧之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在那个时期，中国政府真是太高尚了，让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为别国慷慨奉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无意指责领袖们的国际主义胸怀，只是觉得我们的精神要现实一点，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人民的忍受和奉献是有限度的。人民的政治热情也决不可能永远支持这种发展战略。1978年之后，所以中国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这种发展战略、公有制制度和政治外交走到了尽头，国情国力无法支撑下去，人民的政治热情无法支撑下去。庞大的军事对抗成本和对外援助耗竭了中国人民建国30年里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建设成果。到了文革末期，中国经济的确处在崩溃的边缘。当时担任国务院生产小组副组长的袁宝华同志深有体会。他说，我这个生产组长实际上是个救火队长，补窟窿的队长，哪里出了问题跑向哪里。当时的中国经济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破坏下已经千孔百疮，摇摇欲坠。
因此，当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时，我并不刻意指责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这种形式，相反，我认为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仅仅是工具，工具可以被用来实现各种目的。如果目的是错的，工具并没有责任。建国以后最大的错误我认为是目标错了。在向这一目标的努力下，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将对抗的目标纠正过来，我认为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照样可以为新的目标服务。真正需要改正的是我党的发展战略目标。与西方对抗的目标一天不取消，国民财富和资源就会继续无谓的消耗，国民生活和国民待遇就会继续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