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节过后，我应陕西韩城矿务局的邀请，前去给全矿200多名处长级以上的干部做经济形势报告。报告做完后，我去参观此局的桑树坪煤矿。煤矿坐落在山沟里，工人们的宿舍楼依山傍河而建，那种景象与我60年代末在工厂时的情景没什么两样。看完矿井，我要求陈思聪矿长一起到山沟里面看看农村的情况和山坡植被的情况。
那是一条幽静的山沟，两边的山丘不高，河床背阴处上经常可见到白色的冰挂和冻结了的瀑布。轿车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了一个小村庄的村头。山风在旷野中吹着，太阳暖洋洋地照耀初春的土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北京的世界。下车走进路边的农户院子，受到一位老大娘热情的招呼。在一条大黄狗汪汪叫的声音里，我们参观了这家人的主卧室----两座窑洞。在窑洞前的一间厢房里，我惊讶地看到了一架纺车，纺车上还有一匹正在纺织的鲜艳的蓝布。这样的纺机，在1958年我回山东蓬莱老家时在厢房里见到过，想不到40多年后又在陕西黄土高原上见到了它。老大娘今天依然用它纺织布匹，补充家用。这就是当今的中国农村，很多地区保持着完全的小农经济和自然风貌。它们与城市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天地。
2000年9月份，社科院社会学所召集社会各界人马开会，讨论这一年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写作。应课题组负责人李培林和陆建华先生的邀请，我也参加了此会，并被分配了一个题目，叫“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个题目太大，无法动笔。于是我写了一篇“二元结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一文章与陆学艺、温铁军、胡鞍钢的文章一起被列在“专题篇”里。在这篇文章里，我对二元结构做了一些探讨，并指出二元结构的危害。
我认为，经济二元结构和社会二元结构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上都会存在，但相比较而言，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特别明显。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两种不同的身份划分，把中国人民清清楚楚地分割成两个世界。一国两制，圈而治之，分而治之，成为中国社会中最明显的特色。
所谓二元结构，简而言之，不过是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区分，即一个社会的经济和人口划分为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都进入了工业化进程。发达国家发展到今天，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传统的农业部门经机械化之后也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因此，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上基本上已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和传统的农业部门仍然极其鲜明的存在着，并且二元结构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有的国家在经济方面二元结构比较明显，农业部门大，工业部门小。有的国家在社会方面二元结构比较突出，城市人口少，农村人口多，中国就属于这一类国家。
二元结构再抽象一点讲，是一个社会分为现代和传统两大部分。现代部分无论是从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不同于传统部分。在中国，建国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二元结构仍然十分鲜明而明显，属于现代部分的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少数，属于传统部分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70%的人口仍然留在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里。
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生产方式上，还表现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上。生活在两种不同结构中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还有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传统的思维方式里，那表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十分有限。它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必然仍然带有浓重的封建传统色彩，其结果必然影响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看看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就可以看出来，具有浓厚的封建习气，清官治国仍在主宰我国的政治模式。法律社会是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只有在移民社会里，法律意识才会空前高涨。而在传统的乡村，宗族意识和血缘意识必然占主导地位。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繁华的都市，但当时的社会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今天意义的二元结构。在没有工业生产的农业社会里，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和差别并不大。我这里所讲的二元化，主要是指工业化之后形成的两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有在中国特殊情况下赋予的行政制度方式。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城乡差别，但却没有中国的户籍制度和人口分割。因此，我这里所讲的二元化是中国特有的用社会行政制度固化的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勿庸置言，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中，都会出现现代意义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但中国的二元结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化体制所造成的巨大的城乡差别是在建国后搞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下形成的，说到底，是冷战和理想主义的产物。
为了赶超西方强国，中国不得不依靠农业积累原始工业资本。5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使农业利润被国家最大限度地拿走。据《中国经济时报》一篇文章记载，从1952年到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约占这些年间农业所创造价值的18.5%。另有估计，在1978年之前，农民通过“剪刀差”每年向国家提供二三百亿元的贡献。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1991年，农民因“剪刀差”因素而减少的收入也有136亿元。
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度保障是户籍制度的实行，禁止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自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之后，中国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便结束了，中国城市与乡村在物质基础、文化水平特别的社会福利待遇上的差别逐渐拉大。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继续加剧之势。目前，上海市的人均收入现已达到1万多元，而西部某些地区的人均收入仅1000多元。建国初期我国城市与农村的人均收入差距只有不到2倍，今天最高与最低的差距已经拉大到10倍。
差别不仅表现在人均收入和物质生活方面，还表现在福利、文化生活方面。以1987年的数字资料来看，这一年城镇职工人均劳保费达237元，还不包括各项补贴，而农村每个劳动力仅12元，城乡差距为20:1。在医疗卫生方面，城镇居民不仅有公费医疗，还有良好的医院服务设施，而农村人看大病只有奔大城市大医院一条路。本来收入就少，却要奔波往返于城乡之间，医疗成本要比城市高许多。
中国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不仅阻止了城乡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也筑起一堵无形的隔离墙，甚至连城乡男女相爱和通婚的权益也受到实际限制。两种结构中的人享受着不同的待遇，不要说在医疗保健等方面，就是在就业方面，城市里的人下了岗需要政府帮助再就业，而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二元结构的最大问题是一个社会中的人民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不能整体性地均衡发展，一部分群体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明显地高于另一部分群体。这种情形导致现代化在一个国家中出现断层，即一小部分人实现了现代化，大多数人却与现代化无缘。社会经济和社会消费出现断层现象，社会生活也带有明显的差别。不仅如此，中国特殊的固化的二元结构还带来了生态和环境问题，扩大了的国民素质差距，还造成愚昧、封建、迷信等低劣文化的繁衍和传播。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国有经济成分的产出已占整个国家的65%，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达50-60%，但户籍制度却几乎没有多少松动。之所以这种户籍管制难以松动，主要是城乡居民的福利待遇仍然有着较大差别，更主要的是，户籍制度仍然是将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障范围之外的一个重要障碍。城市居民在失业后可以享受失业金或领取最低生活保证金，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社会保障的各种好处，但农民对这一切都无缘。中国的社会福利待遇波及不到农民。
经过缜密的思考，我感到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除了与赶超战略有关，还与所有制优劣观念有关，与公有制崇拜有关。说到底，中国二元结构的实质是一种所有制的歧视。对于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国家赋予的国民待遇就要高得多，对于集体经济的农村居民，国民待遇就要低人一等。对于个体私营，那更是另眼相待，不消灭就不错了，怎能列入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范畴。说到底，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大二公”思想的产物，是中国极左思想的产物，是空想共产主义的产物。
分析到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建国后中国国民待遇差别的一条主导线索，即在所有制方面公有程度越高，国民待遇越高，所有制公有程度越低，国民待遇就越低。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民私企业戴着国有企业的“红帽子”隐蔽生存，就是为了躲避这种所有制歧视。为什么建国后工人的地位最高？就是因为国有企业是完全的国家所有。而农民就稍逊风骚了。农民吃亏就吃亏在所有制的形式上。中国农民如果象苏联农民那样完全实现了集体农庄化，那各种待遇恐怕也会好得多。但就是因为中国农民不争气，达不到高度公有化的程度，所以，中国农民的地位自建国以来节节下降。到了今天，农民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一落千丈。中国政权的主要内容“工农联盟”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享受着比农村居民高得多的福利待遇，改革开放后所享受到各种优越待遇仍然比农村居民多得多。这就形成了“高下相倾”的现象，农村居民千方百计向往大城市。可以说当今中国的高素质人才全部集中于大城市，人才结构呈典型的金字塔形状。农村的教育基础设施薄弱，城乡师资分配结构极不合理，教育投资布局也重城市轻农村，国家财政用于教育上的经费，绝大部分花在城市学校建设上。农村则基本上是依靠农民集资、摊派和征收教育附加费来办学。
1999年12月我在山东青岛市做报告，谈到城乡二元化的问题，市团委的一位副书记补充说，80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主要是当时农村积攒了一批人才。从此之后，农村的人才不断外流，导致乡镇企业人力资源接济不上，创造精神和创业资源缺乏和枯竭，这也是最近几年乡镇企业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
城乡差别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财富资源在城市高度集中，而财富资源不仅包括实物资产，更包括人力资源。也就是说农村的贫穷还有知识和人才的贫穷。当今的中国，凡是有能力的人没有愿待在农村的。几十年来，农村的智力资源大批向城市集中，凡是头脑聪明的，都通过考学进入了城市，凡是有点门路的都通过招工、投亲等渠道涌向城市。最后剩在农村的大多是智力一般的人。
曲茵同志写在《党风月刊》2001年第5期上的一篇文章特别能说明改革开放前后农村的人才状况。我读了这篇文章好象又回到了自己的中学时代。文章这样写道：
“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很兴奋，全乡只录取了两名。当晚我在昏暗的油灯下给母亲看那小小的纸片，那是1979年8月里的一天，那一年我15岁。高中的校园坐落在[辽宁建平]县城边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世外桃源一样。它是全县人的骄傲----拥有一流的教师队伍，高考升学率连续几年在80%以上。那里有着一些最好的老师，敬业，爱学生，教学水平高。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是不会去那穷乡僻壤的。他们改变了许许多多山村孩子的命运。1981年，我们参加了高考，全班除了一名同学因身体原因没有考上外，其余全部进了大学，北京、上海、广州哪都有。我考得不好，在班里好象排在第35名，被辽宁大学录取。短短几年间，我们家先后有五个人从这里走了出去，小弟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
建平县在辽宁省最西边的朝阳地区，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这个偏僻地区的贫困情况。但在那个时候，此县高中的考大学录取率能达到80%，说明此地的教育水平与发达地区并没有拉开多大差别。应当说在80年代以前，由于毛泽东时代实行的上山下乡运动和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政策，使农村里聚集了不少优秀人才。一些农村中学的教师都是从城里重点大学里毕业的尖子人才，这使那些农村中学的升学率一点也不亚于城市。这种状况对改变一些农民子弟的命运起了很大作用，对减少城乡差别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实际上在文革期间，人们挂在嘴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消灭城乡差别”，“缩小三大差别”。改革开放之后，这句话已被人们早已忘到脑后边去了。因此，在今天，社会上重新泛起对“文革”的回忆，是可以理解的。
清华大学的青年教师旷新年同志在他那篇“毛泽东的遗产”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本人正好在70年代完成中小学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学期的学费分别从1.5元到7.5元，而今天则是从几百元到几万元。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我又在80年代初免费完成了大学教育。如果没有毛泽东，我就不可能有上中学的机会。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我则会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毛泽东时代，在中国所进行的主要是基础工业、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尤其过分偏重于重工业，相对来说忽视了粮食、住房和日用消费品的发展。与此同时，相对忽视了上层阶级的利益，而发展了下层阶级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政权的‘工农联盟’性质。可以说，毛泽东的政治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见《中国与世界》杂志，2000年12期，]
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今天社会上，凡是对建国后前30年怀念的人，大多是在那个年代受益的社会下层人，其中不乏很多农民出身的人。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大大改变了。社会上主要涌动的回城潮，返城成了80年代一大现象。其结果，农村被冷落了。农村的教育水平持续下降。
2001年6月7日的《中国经济时报》登出一则消息：“农村辍学率上升”，消息说，“近两年全国农村普通初中辍学率在4.2%左右，有关部门对南方几省区的调查表明，一些地方初中辍学率达30%，个别地方高达50%。从小学读到中学又考入大学的只有15%。”
一名化名叫“微易”的网友在他那篇长长的“农村问题体验报告”中反映道：我就读的初中，82年以前教学质量很高。后来，那些被下放的老师陆续回城、或者调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学校去啦。在我考上高中的前两年，200多个毕业生中没有一个考上高中的，以后一个也没有，现在已经停办啦。还有教育方向问题。上学是为了考大学，是农民子弟离开农村的独木桥，使农村的仅有的几个人才进了城。所学内容与农村现实脱节，读了10几年书如果考不上大学，没有多少用处，是对有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我初中同学，有不少上了农村技校，毕业后也想在农村起科技带头作用。但在经受了搞养殖、种植的一系列打击后，都不干啦。有几个又从初一读起，考上初中中专，跳出了农门。
我相信这位年轻人反映的都是实情。值得注意的是，人才的流动是与物质的流动相伴随的。与人才一起流走的不仅是农村优秀的人才，更有大量的资金。据统计，1985年至1994年，净流出农村的资金累计达3057亿元，年均300亿元。农业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总投资中的比重持续呈下降趋势。“一五”至“五五”期间，农业投资所占比重一般稳定在10%左右，但从1981年起，这个比重逐渐缩减。1985年，全国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了45%，而农业投资却下降了0.5%。多年来，中国农业投资一直处于欠帐状态。
中国农村经过统购统销、上山下乡几次挫折，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元气大伤，积重难返。由于这种情况，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怀旧情绪是不可避免的。《读书》杂志上出现了一篇署名“高家庄”的文章，此文将文革期间说成是农村教育最好的时间。有人对此不赞成，写文章反驳，但我对这种文章是理解的。新左派在近几年里在中国冒出水面，是有它的时代土壤和气候的。但要形成“派”或“流”，总避免不了偏激和极端。因此，我希望这些学者也要全面地看一下问题，不要意气用事。
在昨天[6月2日]我的电子邮箱里有国研网发来一份邮件，其中一篇文章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同志所写的“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三大突出问题”。郑先生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00年的中国》研究回顾座谈会上提出，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而最突出的有三个问题：
第一是投资和消费的问题。自从90年代以来，投资的比例占整个GDP使用结构中的比重逐步提高，而最终消费的比重逐步降低。原来制订“八五”计划时，提出投资率保持在30%，实际结果是37%点多。十几年的时间里，投资率始终这么高，最终消费率逐年下降，由80年代初期的70%多降到60%多，一直降至现在的57%到58%。郑新立认为这是导致目前需求不足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的关系，现在市场需求基本上满足了，大部分产品供过于求，但技术密集型产品却大量依赖进口，其关键技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瓶颈”。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投资过多地去搞基础设施建设，就会延误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
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民收入问题，这已经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已经连续4年下降，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年绝对额下降。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又降不下来，有的地方反而在增加，所以农村的情况非常令人忧虑。怎么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目前面临的难题。郑新立希望经济学家们多投入点时间研究怎么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中国的农村问题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在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力的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应该说是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所长陆学艺和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的副院长刘福垣同志，另外社科院人口所的所长蔡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中国科学院从事国情研究的胡鞍钢、中国改革基金研究所的所长樊纲等学者，都写出非常好的文章。归纳这些学者的意见，集中一句，便是放弃样板戏式的赶超发展战略，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公平国民待遇，打破户籍管制，破除身份歧视，缩小中国巨大的城乡和地区差距，减少人民之间发展的巨大不平衡。否则，中国社会将是一个危险的火药桶。
我至今难以忘怀一些中国学者官员的道德良心。那是在2000年秋天由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西单广州大厦一间会议室举办的研讨会。报告和研讨的内容是如何减持国有股。当时之所以决定出售国有股，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资金出现了巨大缺口，想通过在股市上出售国有资产来弥补这一缺口。但这时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所长秦池江同志说话了：现在国有企业的资产还有农民的一份，不能光用到城市人的社会保障上来。那就是说，出售国有企业的资产不能忘了农民的份额。我认为这是一句真正公道的话。改革开放前30年里，农业向工业倾斜了7000多亿元资金，如今这笔资金至少膨胀增值了十几倍，至少占今天国企固定资产总量的一大半。今天，国家在分配和使用这笔资源的时候决不能将中国农民排除在外。许多国家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开始向农业输入资金。今后，中央政府即使是向农民反哺几万亿资金也是应该的。
但遗憾的是，2001年3月人大会期间决定好了的要减轻农民税费的决定居然在几个月之后放弃。朱总理在人大闭幕记者招待会上说过，每年的农业税也就是800亿元，加七杂八也不过1000亿元。将农业税率从15%降低到8%也就是7个百分点，不过少收入三四百亿元，但最后即使是这300多亿元也降不下来，也要变卦。这说明了我们社会对农民的态度。从1998年以来，光是建设债券就已经发了4000多亿元，但宁肯将大把的钱投到硬件建设上，也不投入最贫困的人口。胡鞍钢同志曾指出，中国的投资只重视硬件投入，不重视软件投入[即教育、文化、卫生和环保等]。许多年来，中国的硬件投入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倍之多，而软件投入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农民也是硬件，但国人似乎对此完全没有想到。
在写此书期间我写了一篇文章，建议中央政府连续三年减免农村的税收，连减三年也不过2000亿元，但这2000亿元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可能要大于基础设施投资。目前我国许多地方人均耕地已经不足一亩。按联合国的标准，一亩耕地是维持一个人生存的最低限度。低于这一标准，国家根本不该向这部分人收税费。但这一思想对于当前社会好似天方夜谭。2001年6月19日，广东顺德格兰仕集团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中国企业发展论坛”。我在会上发言谈了这一思想，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反哺农村的时代，如果中国政府在近几年里向农民倾斜2000亿元资金，中国的内需一定会得到明显的启动，格兰仕集团也用不着费心尽力地去开拓国外市场。但遗憾的是，坐在一侧的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包月华教授却连连摇头。同样是搞宏观研究的人，看法却迥异，实在遗憾。好在我的观点并不孤立。就在那几天，无意中在樊纲的文章中也见到了同样的建议。他在2001年6月19日《中国经济时报》“新视点”一篇文章中呼吁：“取消本身占财政收入比重很小、又能有利于农民收入改善的农业税。”这说明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很多人是认识到了。
2001年7月16-17日，一群学者聚集在青岛的一个宾馆里研讨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经贸部研究院的马宇同志提到入世之后的农业补贴问题，世贸组织允许中国按农业GDP的10%比例对农业进行补贴。我一计算，中国如果真按这一比例对农业补贴，那农民可要来第二次翻身解放了。目前中国农业的GDP大约为1.5万亿元，百分之十就是1500亿元，中国农业要是每年能得到1500亿元的补贴那可要烧高香了。即使是按5%的比例补贴，中国财政一年也要拿出750亿元向农村投入。但就目前的状况，世贸组织真得给你这个条件，你自己能实现吗？让你补可能你也无力或者不愿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业怎能不虚弱？怎能与国际市场抗衡？
一个国家如果存在着巨大的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差别，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危害。我认为中国的城乡差别目前可看到的至少有五大危害，第一是迟滞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第二是环境破坏影响了全体人民的生存质量，第三是愚昧落后的风俗习惯和封建文化肆虐社会，第四是城乡差别败坏了社会道德，在国民中造成了人格、身份和待遇的不平等，社会上流行着歧视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报复心理。第五是农村落后的封建政治文化始终对整个中国政治文化有着较大影响。
[1].经济和人口影响。
1999年下半年，由于经济持续下滑，以王洛林为首写作的社会科学院秋季报告将城乡二元化结构列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三大“瓶颈”之一。国家计委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同志的一篇文章将城乡二元结构列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一因素。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边是庞大的城市工业生产过剩，一边是贫穷的农民买不起工业产品。中国经济在人均GDP仅700美元时就出现了生产过剩，很大程度上是农民购买力低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城市工业畸形发展起来后，必然要受到冷落，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下降。这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迟迟难以回升的重要原因。
比如城市的房地产业，这些年来，不少城市的商品房不向外地人开放，没有本市户口的人不许购买商品房。这一局面，导致中国城市的房地产也一度步履维艰。1999年，是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得极其艰难的一年。当时，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由于受销售价格的影响，土地开发面积也在减少。1-4月份全国共完成土地开发面积1093万平方米，增幅较1-3月大幅度回落26个百分点。至于商品房空置面积，4月份的指数达到102.39点，比3月份增加了1.13点。1-4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53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7%，空置面积达到650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4%。”
试想一下，如果打破商品自由流动中的一切关卡，如果人们都能自由的迁徙，自由的购物买房，中国经济和中国房地产业何至如此！中国经济有必要靠连续三年发行国债来强行拉动吗？中国经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城市化。如果打破人口、劳动力、各项生产要素流动关卡，中国这种国家完全可以10%的增长速度再发展10年甚至20年。可惜，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一些已经僵化了等级观念头脑是不会明白这些道理的。在一些城市里，管卡压已经成了一些官员的偏好和行为习惯。如果没有管卡压，这些官员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这就是我们体制的悲哀：养了一群人专门搞管制，既耗费了纳税人的财富，又迟滞了中国经济健康和快速的发展。
另外，传统农业经济最大的生产力是人，因此，农民具有天生的多生多育倾向。由于不能加速城市化，大量的人口滞留农村，使中国在建国后这50年里至少多生出1亿人口。既增加了社会人口负担，有迟滞了农业生产机械化。并且，大量农村剩余人口未来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还难以定论。
[2].环境影响。
在环境方面，由于人为地将农村人口堵在狭小的生存空间，于是，过度的土地承重必然导致环境灾难。近几年春天北方地区连续出现罕见的沙尘暴。在去年发生沙尘暴之后，福建电台打电话来采访我同时还采访气候和林业方面的专家。我说造成沙尘暴天气的因素有气候、植被、经济因素，但制度和观念因素尤其应当引起注意。中国当前的环境问题表现为典型的“上游得病，下游吃药”模式，边远贫困地区的人口在上游乱砍乱伐，下游城市人承受着风沙和洪水的袭击。可以说2000年春天沙尘暴来得非常及时，继1998年长江大洪水之后，中国敲响了第二次环境警钟。这种环境灾难不仅可以引起洪灾、旱灾、沙尘灾，还可以引起人灾，即大批的流民。
2000年4月6日，对于北京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人民都是个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可以引申出许多当今中国社会头等重要的问题。那一天，北京上空尘土飞扬，沙尘暴肆虐整个中国北方。由于白天没出门，我对外面的情况还不甚了解，只知道天空情况异常。把门窗堵的严严实实，屋内空气还是充满了细密的粉尘味。
下午四点半，我去国际贸易中心的中国大饭店，参加英国方面举行的一个高层酒会。汽车驶上长安街，才看清了北京的天空，黄尘弥漫，西风浩荡，可以想象到上百吨的尘土正在华北大地降落。我立刻产生一种担心：要是日后年年春秋天刮黄土，天天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那日子怎么过？
开春以来，有过几次扬尘天气，但都没有今天这么厉害，特别是没有象今天这样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对西部环境，我总是往好处想，溢美性的媒体报道也往往在帮助自己树立信心。但这次沙尘暴的降临，使我清醒地意识到：愿望不等于现实，我国西北部的生态环境在继续恶化。
思索着发展模式的体制原因时，汽车驶进中国大饭店的门廊。我总算没象大街上的行人那样藏头缩脑地躲避尘土。进到大饭店，就完全进入另一个豪华世界。酒会大厅富丽堂皇，可以使人暂时忘却外面的飞沙走石。出席酒会的都是些重要人物，有前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西方一些大公司的头头脑脑和国内一些著名学者。
端着酒杯跟人交谈，一眼见到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的刘福垣副院长和社科院副院长王洛林先生。他们俩的理论观点对治理沙尘暴也有重要作用。刘先生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将城乡两元结构列为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头等因素。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城乡两元分割，今天正制约着中国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如果不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减少中国农民的数量，不打破僵死的户籍制度，中国经济将在旧体制的桎梏中难以自拔。
反过来看看北京市的表现，规定了一百多个工种不许外来人口涉足。那好吧，你城市人不是不让我们进城吗？我们只有在上游毁林开荒，在土里刨食。最后造成发洪水，沙尘暴，反正环境恶化了大家一起遭殃。根据这种上下游的关系，城市人要向边缘地区的兄弟们伸一把手了。在一个环境共享的时代，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值得庆幸的是，199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姓崔的研究员终于写出了一份生态脆弱地区人口迁徙研究报告，开始系统地解决西北部地区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就在4月6日当天，首都经济圈的学者们又聚集在一起，旗帜鲜明地提出城市化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头等重要问题，要加速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这个酒会散后，我在步出大厅时碰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先生，他说他正要去香港参加中国石油公司股票上市的活动，但去香港的飞机因沙尘暴不能起飞，只好到大饭店来暂时过夜。回家后看电视，得知这一天北京机场有数百架飞机不能降落和起飞，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场黄尘对北京的危害有多大。
1998年之后，中央政府终于明确地发出退耕还林的指示，计划在数年内退耕还林9000万亩。江主席还发出“再造一个秀美的西部山川”的口号。我在1982年就写文章呼吁的问题，历经18年才成为政府的行动，这说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观的改变是极其缓慢的，这种改变也表现得极为被动。如果不是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和2000年春天的沙尘暴，中国不会停止长江上游地区的森林砍伐，也不会对西北内蒙地区的环境问题引起注意。但我认为仅仅退耕还林还草还不够，还要退人！打破户籍管制，将人口从那些不适宜生存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地区退出，迁徙到其他地方。
中国农民已经是世界上人均占有资源最少的农民之一，再加上不能自由流动迁徙，就只能在原有的狭小生存空间中觅食。以宁夏西海固地区为例，年降水量只有150毫米，这种降水量的地区按联合国沙漠化会议确定的标准，每平方公里只能生存7-20人，但西海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达110人，大大超过了国际界定的临界值。如此超负荷的人口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蚕食”，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只能万劫而不复了。
最近我的一个叫尹宏义的新华社朋友写文章这样说道，“This ancient land is exhausted from supporting a civilization for five thousand years. ”用中文翻译过来就是：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为支撑五千年的文明而耗尽体力。这句话不仅从英文用词上还是句子意思上我都特别欣赏，它可以说揪住了中国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历来为自己5000年悠久历史而自豪，但很少想到为了这漫长的历史，中国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丝绸之路上的青草绿舍不见了，黄土高原上森林不见了，多少水草肥美的地方变成了荒漠。看一下当今世界上那些古老文明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原因何在？这就是为文明承担的代价和付出的代价。而那些年轻的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正充分展示出年轻的青春活力。
在固化的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下，中国正在不断失去的宝贵的生存空间。建国后50年来，沙漠化面积已近200万平方公里，几占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并且仍以每年几千平方公里的面积扩展着。如此巨大的国土资源在流失，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在日益狭小，居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引不起注意。这反映了我们的发展观是何等畸形！
[3].文化影响。
二元结构导致的另一恶果是中国出现了明显的文化断层，一边是先进的现代文化，一边是落后愚昧的传统文化、封建文化和生活习惯。经济落后，必然导致环境落后、文化落后、教育落后和卫生落后。沙尘暴的袭击，已使城市人意识到周边环境的影响，但落后的中国农村“文化沙尘暴”，对中国城市带来什么危害和影响，这一重大课题至今无人问津。可以说，沙尘暴肆虐城市，仅仅是生态环境因素对城乡二元化体制度的一种报复形式。然而农村地区恶化的不仅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更有文化道德和思想行为。愚昧低俗的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中生活的人，对城市文明和国家政治也是一大灾难和威胁。
今年7月23日晚，香港凤凰卫视播放了湖南一个农村搞丧葬活动录象镜头。在这个古老的乡村里，死了人要大张旗鼓地操办好几天丧事，要请和尚来念经，要出殡，要大吃大喝，要修坟墓。为了一个死人，不知要破费多少钱财。这对那些贫困地区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办红白喜事的风俗至今在我国许多农村流行。历史学家和风俗学者们津津乐道地从中发掘历史，然而，我却感到了物质的浪费和精神的愚昧。如何打破这些迷信改变这些习俗？只有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通过移民社会和新型社区来移风移俗。
这些年里，我常从北京电视台的节目里看到劣质产品的暴光镜头。最触目惊心的是那些食品加工小作坊的卫生环境和条件，苍蝇横飞，臭气熏人。一些从外地来京的农民在郊区租一间简陋的小屋便开始制作肉食、豆腐等食品。在摄象机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了如此不卫生、如此肮脏的生产环境。这种现象可以把它典型地归之于农村卫生标准进城。已经过去的9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可能都数得着的假冒伪劣盛行的时代。大量的劣质产品充斥社会，这是否与落后的农村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很值得人们思考。
愚昧落后的农村文化“沙尘暴”不仅在乡村蔓延，也时时影响着城市的生活和秩序。90年代初，就流传过一位女研究生还被人贩子卖掉的故事。2000年4月，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战役。拐卖儿童妇女的人贩子大都是农村人，但被拐卖的儿童和妇女不少是城市人。贵州习水县农民陈其富一家人，多少年里总共贩卖孩童50多人。1999年底，此团伙被破获，大批孩童从广东领回贵阳，许多失去孩子的父母前去通过化验DNA认领自己的孩子。罪犯正是贵州遵义农村的几个农民。
但面对猖獗的愚昧野蛮，人们除了谴责、痛恨，却很少深挖个中原因。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只生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大约是在1999年，北京电视台报道说，一个12岁的少女被卖到河北易县一个名叫奇峰村的村庄，并强迫生儿育女。14岁就成了一岁孩子的妈妈。这样的事情居然能发生，说明这个村庄村民的文明水平低落到极点。按理说，法律之外还有道德约束，任何一个村庄都有它自有的道德舆论约束。然而，河北易县奇峰村的村民却对拐买少女强迫为妻的行为不管不问。如此看来，贫穷落后的农村已经成了犯罪的渊薮，成了愚昧丛生、迷信横行的基地。在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下，文明富裕的城市人能独善其身吗？
另据北京市公安部门的统计，北京市60%以上的刑事犯罪是由进城农民引起的。以笔者个人为例，几年来，平均每年买两辆自行车，有时一年被盗三辆自行车。由于生活水平不一样，卫生标准也不一样，农村人进城便要破坏城市人的卫生。看看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外地人出没的地方，痰迹遍地，垃圾遍地。
[4].道德影响。
越是忽视冷落农村，农村越是落后。今天中国农村人的素质已经落后到什么程度，举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一个是四川发生的给女人阴道上锁的事情，一位姓姚的个体医生为了不让与自己同居的女孩有外遇，残酷地将其阴道用铁锁锁起来。这种事情恐怕在奴隶社会也没有有过，居然出现在今天科技发达的中国。
另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是发生在广州的一起轮奸案。2000年大约8月初的一天，我的电子邮箱里接收到天则所传来的这样一篇文章，要我为此写评论。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一位湖南少妇的遭遇，她刚出广州火车站，就被人抢走行李。接着，警察来了，可警察不但没有帮她找回行李，反而认定她是精神病患者，并把她送进一家收容性质的精神病医院，投进关有数十名男人的屋子。在接下来的两天两夜里，她被众多暴徒轮奸了。这位26岁的妇女是湖南人，与珠海一家公司签订了小饰品代理销售协议。但在广州，一场飞来横祸彻底毁灭了这宗生意给小家庭带来的美好憧憬。 2000年7月16日，也就是那场飞来横祸发生一年之后，在几位热心记者的资助之下，已患有严重精神恐惧症的那位妇女由其父亲陪同从江苏专程赶来广州，在记者面前断断续续地讲述了1999年发生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内容摘录如下：
那天（1999年7月11日）中午，我下了火车，一手提着一个皮箱，肩背行李包，胸前紧紧抱着一个布娃娃，随着拥挤的人流来到广州火车站广场。当时天正下着雨，广场乱哄哄的。突然，不知从哪里突然蹿出几个凶神恶煞般的人，几下就抢走了我的皮箱和行李。
我惊呆了，继而坐在地上大声哭喊。箱里不但有我的全部衣物和家用，而且还有向亲朋借来的4000多元钱。我今后怎么过啊！庆幸的是，胸前的布娃娃没有被抢走，因为怕出意外，我特意将8000多元缝在里面，时刻紧紧地抱着。
这时候，两位巡警走了过来，也不说什么，拉起我就走。我赶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珠海市的暂住证递过去，可他们连看都没看，顺手便扔了。随后，我被强行推上了一辆后厢封闭的警车。
警车把我拉到了公安局的一间临时留置室里。约一个小时后，他们话也不问，又强行把我拖上了那辆警车。我死活不肯上车，并大声申辩，但他们毫不理睬。最后连我想捡起放在留置室椅子上的布娃娃，也不允许。
大约黄昏时刻，车到了康宁医院。我被强行拽了下来，投进该医院二楼的一间房里。里面有几个老太太，也有很多衣衫褴褛的男人，个个身上散发着刺鼻的臭味。他们围着我，不怀好意地笑着。
天黑不久，那房间里的一个男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强奸了我。有很多人在帮他，还威胁要杀死我。我怕极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喊，但不敢作任何反抗。进来几个小时了，也没人告诉我这是个什么地方，简直就是人们常说的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