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些时候，几个男人威胁着我，把我挟持上三楼一间有更多男人的房间里。在那里，两个男人在几十个男人的起哄下，又分别强奸了我，直到我昏死过去。
究竟有多少男人强奸了我？我也说不清。当时他们强奸完我后，可能是看到我已经昏死过去，就把我推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半梦半醒中，我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了，只是觉得又饿又累，同时还不断有人在我身上蹭来蹭去，我不知道那时是不是也在被人强奸。
第二天，来了一个说是医生的人，问我一些问题。我就把随身装在口袋里的电话号码本给了那位医生，请他给我丈夫家里打电话。次日凌晨，我丈夫找到了我。就在我丈夫到来的几个小时前，一个男人又再次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我进行了强奸。有个人还抓了一把药丸硬塞到我的嘴里……[见《中国青年报》文章“谁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轮奸案”，2000年7月26日星期三，本报记者林炜，《法制日报》游春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黄少焕。]
这件事情被正直而敬业的记者们报道出来之后，在社会上好象没有激起任何涟漪，至多作为茶余饭后的一则笑谈，很快就过去了，只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当时办的“中国评论网”上发出了几篇有深度和力度的评论。社会堕落到这个程度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这不能说不是中国的悲剧。
从这件轮奸案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国流动民工的悲惨待遇。说抓就是抓，说关就关，没有任何人身保护。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的那两名巡警对于那位妇女的证件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给扔掉了。这种做法已经成了中国许多城市值勤人员的普遍做法。我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情是2000年装修房子的时候，安徽的一位进京农民向我讲述过他遇到的这种事情，巡查人员当着他的面将他的证件撕掉，然后再问他：你还有证件吗？没证件了就要被抓到昌平筛沙子干活，挣够路费后打发人回家。
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的一位农村出身的博士面对此现象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假如我不考上大学，假如我仍然是一个农民，我可能来北京打工，然后被抓去筛沙子。这就是我们中国农民的国民待遇。自从1958年户口登记制度出台以后，盲流收容所和遣返站一类的机构便成了中国的特色。1967年“五一”节我从济南来北京玩，回去时没买火车票，便在天津的遣返站与小偷和老右派一起被关了两天，直到身份查请后才得以回家。
看看广州增城这家盲流收容中心的条件，“不过是一个大房间，里面分成几间小房，其中有一间是女“盲流”住的。但所谓的几小间其实形同虚设，各小间房门没有上锁，更没有专人看管，所有的伤残和精神病“盲流”，不分男女，都可以在一大间内随便走动，共用一个卫生间……”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被收容人员产生自虐心理。当一个人不能被当人对待时，他对别人也不会正常对待。收容所发生的轮奸案就是典型的这种心理发作。在这种空间里，人身上所有恶劣的品行都容易被诱发出来。-
轮奸还是轻的。当社会低层人被压抑得过头之后，就出现了石家庄靳如超制造的惊天爆破大案，江西省芳林小学的爆炸事件，就出现了杀人、抢劫、放火、投毒、爆破等种种疯狂的报复。制造贫困、愚昧和残暴者，必然遭到愚昧和残暴的报复。
1999年，中国南部海洋上发生的一宗特大劫船杀人案，船上23名船员被13名歹徒残忍地杀害。作案者竟然是一伙20岁到25岁的农村青年。为首的一名主犯叫贾红伟，25岁，家住河南省南阳农村，高中文化，另一名23岁的男青年来自陕西户县农村。当劫船案发生时，公安破案人员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一起职业犯罪，是富有经验的国际海盗做的案。当案件被侦破后，公安人员简直难以相信：残酷杀人的竟是几个刚刚出道的从来没有杀过人的毛头小伙子，并且一出手就这样凶狠。由于没有杀人经验，他们用了12个小时的时间才把23人活活打死。
[5].心理影响。
当一个社会流行着身份歧视，存在着身份、地位以及人格的不平等，抵抗和报复便会油然而生。最近有专家统计，中国黑社会的人数已达到上百万人。我听到这一数字时首先的反映就是：其中农民的比例占多少？对此我连续追踪阅读了《深圳风采》杂志上一篇记叙湖南常德“9.1”银行抢劫杀人案的连载文章。直到差不多最后的一节，文章才提到张君团伙的家庭情况。2000年9月1日发生在湖南省常德市的抢劫银行大案，其4名罪犯都来自农村。为首的团伙头目张君，34岁，初中文化，常德市安乡县安福乡花林村三组人。团伙成员李泽军，29岁，初中文化，常德市安乡县化林村四组人，是张君的外甥。团伙成员陈世清，35岁，常德市安乡县安福乡潭子口村三组人。团伙成员赵正洪，29岁，小学文化，益阳市资阳区鹿坪针五喜村马井口组人。看，这四个人全是农民出身。这一伙人从90年代初开始作案，几年期间，他们已经杀害了28人，仅在常德这次作案中就枪杀了7人，打伤数人。今天在全国许多恶性刑事案件中，农民出身的人占多大比例？真需要安全部门统计一下。如果农民的比例相当大，那么就要问一句：这里面有没有报复心理的因素？
最近，潘多拉同志在《中国国情国力》杂志[2001年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深入探讨了“仇视心理可能会演变成疯狂的暴行”这一问题。文章认为，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被剥夺、觉得自己已无路可走的时候，那么，只要受到某种刺激，他就很可能在一气之下破罐子破摔。当他们在城市里感到有被剥夺感和被排斥感时，便会对“主流社会”产生刻骨的敌意和仇恨。
潘多拉同志建议社会要帮助农民从“流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我认为这一建议应成为一个全社会的口号。平等对待农民进城，妥善安置农民进城，不能光用堵的办法。但遗憾的是，目前的现实是，“一些高高在上、自命不凡的政策制定者和城市管理者”仍然习惯于计划经济时期严防死守的老做法，想方设法地围堵进城农民，“不把他们对城市的一丝希望和对未来的一点儿信心践踏得片甲不留决不罢休”。
潘多拉同志批评得好，提出的问题应当值得警惕，那就是制造贫穷和愚昧是要付代价的。事实证明，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大量犯罪是贫穷对富裕的报复，是乡村对城市的报复，是落后对先进的报复，是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报复。这使我想起了圣经中的一个道理：要善待你的兄弟，一个大家庭里，任何兄弟得病，受牵连的是全家人。当今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城市人如果不明白这一道理，那么惩罚就等在后面。
[6].政治影响。
二百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考察刚刚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时，美国的司法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美国司法制度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任何政治问题都最终会变成法律问题。美国为何如此崇尚法制？这与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有关。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离开了他们的故土家乡，来到一个新组织起的社会，早先的血缘关系被打破了，以血缘和宗法维持的纽带割断了，于是法律自然成了移民社会的秩序维持者。
政治问题说到底是秩序问题，即用什么手段来维系社会成员的关系。在一个古老的村庄里，人们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家族和血缘的影响。因此，与此相适应的是一套宗法裙带文化。但在现代由移民组成的大都市里，法律代替了家族权威，民主平等代替了辈份和等级，市民文化取代了村民文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移民是对宗族血缘文化的最大挑战和破坏，越是在移民国家，法律越是重要。熟悉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律师在这个国家里的能量要大大超过军队。打官司是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政治之所以迟迟不能现代民主化，主要是有着庞大的农民阶层。人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越是在那些不足10万人的小城市里，公正执法越困难。为什么？因为小地方充满了熟人和亲戚。执法者在朋友和亲戚面前难以打破亲情。这也是当间中国社会大量违法乱纪的一个很大原因。
总起来看，农民是封建政治的社会基础。不减少农民的数量，中国的现代民主化进程不会加快。不增大城市人口，市民社会便仍然弱小，公民社区文化便难以兴起。城乡二元化结构加固了中国社会传统遗留下来的等级制观念和制度。直到今天，我国社会中平等、公平的观念依然淡薄，特权意识仍然浓厚，门子、路子、关系仍然大行其道。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裙带关系将愈演愈烈。农村人低人一等、城市人优越的意识依然在社会上蔓延，歧视农民、欺负农民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些风气都在无形中毒化着社会道德空气。中国要想脱胎换骨，非进行人口大调整，大交汇。无人口流动和城市化，中国社会难以真正地现代化，并且乡村政治会日益恶化。
有一天打开电脑上网查看资料，无意中进到网易新闻频道的“第三只眼”栏目，里面有一组反映农民问题和农村政治的文章。有一篇文章题目为“农民----牛一样的苦”，是一位农村姑娘写的，我特把它记录在下：
“每次见到关于贪官蛀虫的新闻，我都有点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的恨意，总在想他们肯定不是吃饭吃面长大的，一定是吃草----要不怎么会去啃我们的骨头，吸我们的血？----我是农民的女儿，我家乡的父老乡亲过的日子我最清楚，他们像牛一样不停的劳作，可是过年时，总还要东挪西借才能勉强过去----我的父母也不例外！！我的父母是刨着地皮子养大我们姐妹的，我十六岁高二时退学，大妹十七岁读了个中专毕业不敢再上了，早早工作，小妹妹好不容易挨完高中，大专费用太多，我们家送不起----然后三姐妹都来了广东。可笑的是每个人的妇检费都是几百元，我们没有结婚，竟然要妇检，多好笑的事！上次被二妹告到东莞公安局，这些不要脸的眼里只有钱的家伙就打一枪放一炮，不去就罚我们父母，去还是不去？最后在父母的规劝下我们姐妹还是去了。
“四年后回家过春节，因为妹妹与我及我男朋友一起回了老家。几个叔叔与堂哥一起在我家打扑克，是打着玩的，竟然突然间冒出几个什么派出所的，掏空打牌的与围观的所有乡亲袋子里的钱。在厨房里做饭的奶奶也没能逃过这一劫。仅有的四十多元钱也被他们拿走了。打牌的四个人也被他们带走，是交了2500元才放出来的。可是读了高中的叔叔还是被他们打伤了，后来还说，罚了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做煤球……家乡的派出所人员乱来乱打乱执法是早有所闻，可是那一次是彻底看清了他们的面目。简直是一群饿狼！！！
“不知现在家乡是怎么样，又是两三年没回家了，不过从父亲的电话里，我知道，他们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今年晚稻成熟时连着半个月不见太阳，谷都发芽了，而早稻，上交之后所剩无几。每年的年尾与年初家里总是要去买粮----农民弟兄真被害苦了……”
这是一篇出自打工妹之手的文章，一看就可以让人了解当前的农村社会。我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学者现在已经很不了解社会了，没有体验，没有感觉了。所以，我经常上网看那些论坛和BBC贴子，那才真正是群众语言。在这种语言环境里，整个中国的现实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看看这些文章的标题：
农民------任人宰割的阶级！
欲言又止的诉说
最苦还是农民----看江西收缴减负手册有感
我可怜的农民父亲、农民母亲！
劳动法所说的劳动者居然不包括农民
痛斥"中国农民"的不肖子孙
客观看待农民问题
我们应当尊重中国农民
根本原因是农民缺乏自信
不是户口制度的错，也不是城市的错
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出生问题
到底是谁不把农民当人
“农民问题”不仅仅在于“户口制度”
最穷的纳税人：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的恶梦——户口制度
农民的生活？——牛一样的苦！
农民弟兄被害苦了
……
中国农村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农村愚昧的政治文化不能不影响着中国城市。福建厦门的远华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赖昌星这么一个农民创办的公司，用最低级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腐蚀了我党多少干部！使多少官员被拉下水！不发展农村，一味让农村落后，最后便会出现波及全国的事情，如横行霸道、卖官鬻爵、行贿受贿、买卖人口、杀人抢劫、制假造假、卖淫贩黄、走私毒品、行乞行骗、封建迷信等这些事情，城市人仅靠户籍制度来堵就能保全自身吗？就象沙尘暴和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你能堵得了吗？
农村的腐败要甚于城市的腐败。而且这种腐败对整个社会的也许至今没有引起理论界的注意和重视。我在研究农民的制度创新性时发现，农民既具有巨大的良性制度创新性，也具有极大的坏制度创新性。最近，《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我，我们围绕着“腐败资本主义如何在中国发迹”进行了这样一场对话：
记者：“这些年里我们国家的确有很多人富起来，但仔细观察起来，中国的富人今天在社会上很难获得承认，社会对一些富人总持有怀疑的眼光甚至敌视的态度。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
仲大军：“你这种观察是很准确的。先来看几个事实就可以知道当今社会为什么对富人持怀疑态度。我们以已经暴光的案例来分析，厦门远华集团的确很富，富得要盖88层的远华大厦。但这个集团的发迹是靠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并且这个公司是一个权力资本主义的企业典型。赖昌星利用海上走私大发不义之财，同时又利用行贿、女色等各种手段腐蚀官员下水，而官员则利用赖昌星贪赃枉法，发家致富。赖昌星利用权力庇护和走私在不到七八年的时间就发展起一个拥资几百亿元资产的庞大企业。如果不是案发被破，此公司在厦门以及香港不知能膨胀成什么样子。
“第二个典型案例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行贿案，送贿者周雪华在三四年间，通过行贿胡长清三四百万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立了近10个私营公司。周雪华从一个20几岁的普通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奥特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靠得就是坑蒙拐骗，通过行贿获得的长官赋予的特权。有了这些权力保护伞，周雪华很快变成了拥有上亿资产的企业家。今年4月18日《中华工商时报》上有篇文章，详细报道了周雪华的“发展历程”，大家可以看一看。
“通过这些例子您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哪些人在发家致富。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这一类的事情太多了，揭露出来的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因此，把中国近20年里发展起来的一部分经济称作权力资本主义经济一点也不过分。也许这部分经济只占中国经济总体的20%或者10%，从比例上看还不算大，但如果任其发展，危害极大。听之任之，中国社会发展前景将不堪设想。权力资本主义的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拥有权力的官员想利用权力捞好处，第二个是社会上有一批专门依靠权力攫取财富的不法分子。这两种人勾结起来，就建起中国权力资本主义的大厦。”
记者：“您举的两个例子都是农民，这种现实是不是说明中国农民具有很大制度创新性？”
仲大军：“应当这么看，中国农民在制度创新上具有二重性，分为正负两个方面。改革开发20年来，中国农民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大批乡镇企业的涌现，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另一半壁江山。在这20年间，中国农民表现出特别有创新性，不但是技术创新，更有制度创新。其成功的典型已经有一大批。如吴任宝、鲁冠球、刘永好、张宏伟、韩伟、朱桂相等。这一批人可以被归类为好制度创造者。
“但在农民特别能创造的同时，还要看到他们制度创新的另一面，即坏制度创新能力。赖昌星、周雪华以及浙江温岭市的张君、湖南常德的杀人魔头张军就是坏制度创新的典型。这些人为了达到捞取财富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各种违法违纪、卑鄙下流和残忍的手段都可以使用。正是这样一批坏制度创新者，使中国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社会法制遭到极大的破坏，中国的法律、道德肌体受到了极大的腐蚀。中国人的素质受到坏制度的影响和熏陶，致使整个社会都在腐败堕落。
“今天，已经到了对这种坏制度创新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了。要知道，贫穷是促使人们创新的主要动力，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过上幸福和富裕的生活，每个处在社会底层的中国农民都在财富创造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但在这一创新过程中，有人按规则办事，有人不按规则办事。那些缺少教育和知识的人特别容易走上违法违轨的道路。象赖昌星这样缺少教育和法律知识的人，他会使用一切手段来获取财富。这种农民创新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中国今后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大量发生，是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见《中国企业》2001年6月4日，新财富版，]
城市化对于中国来说，已提到战略选择的高度。尽快吸纳和消除当前农村过剩的1.5亿劳动力，打破户籍藩篱，将国民生活集约化，是中国下个世纪要解决的最大任务。但是，现存的制度是某种利益格局的固化，而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一种结构一旦形成便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自我修复性。尽管二元结构已对中国带来了以上所说的诸多危害，但近些年里，各项改革政策对这一结构的触动甚少。其原因便是历时40多年之久的二元结构已在中国形成相对固定的利益格局，一旦打破便要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现在来看近几年里中国农民的待遇。
当90年代后半期由于经济过热出现生产过剩、大批国有企业出现经济亏损、城市经济出现问题时，“三年扭亏和脱困”便成了新一任政府的主要目标。这几年里，中国在劳动力用工方面实行了一系列限制，许多城市制定了限制使用农民工的政策，光北京市就有100多个岗位不准招用农民工。其结果，到了20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流动民工数量大大减少，从民工潮最高峰时期的9000多万人减少到今天的不足4000万人。据广东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披露，目前广东有登记在册的暂住人口有1200多万，占全国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一。
5000多万的农民工返乡，不仅造成了大量的劳动力闲置，更对农村收入带来极大影响。一个农民工如果每年在外挣回2000元钱的话，5000万民工带回农村的就是1000亿元。在实行宏观调控的90年代下半期，打工的农民人数逐年减少，几年加起来，流向农村的打工资金至少减少了三四千亿元。这就是最近这些年农村人均收入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居住的北京市就可以反映出这种情况。北边不远的新文化街农贸副食品市场往日热闹的景象再也看不见了,许多已在北京居住多年的外地人身影不见了。南边国华商场后面的一条水果蔬菜市场也整个被取消了。北京的确见不到那么多外来人了，街道上清净了许多。仅1999年国庆节期间，北京市就强行遣返了几十万外地人。许多北京市民为市政府采取的这一“清理”行动叫好，但在清理和驱赶的背后，却是农民收入的减少。
中国经济如同中国社会一样，具有很强烈的等级性。这也与中国的计划经济和社会政治体制有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体制下，经济领域中“丢卒保车”或“丢车保帅”的做法频频出现，便不足为奇了。在几种利益比较之下，农民的利益总是放在最后考虑。
1998年冬，我去山西省晋南地区给当地政府做发展顾问，发现农村中大批的小煤矿、小铁矿、小铁厂被关停。这一年，中国煤炭产量12.5亿吨，出现严重过剩，国家统配煤矿亏损严重。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央政府提出“限产压产”的口号。国有大煤矿减少产量，民有小煤矿干脆整个关闭，个别不听话的被强行用炸药炸毁。1998年，全国有几万家农村小煤矿被关闭。据《经济日报》的一篇文章报道，截至2000年7月，已取缔和关闭的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的各类小煤矿累计3.6万处，压减产量3亿吨。2000年夏天，贵州六枝地区的地方干部到北京集训，请我去做经济形势报告，同时我也了解到那里的一些情况，农民收入下降的最大原因是关闭地方小煤窑。许多已经脱了贫的地区，又开始返贫。
钢铁行业和制糖行业也是如此，为了确保国有大钢铁企业的效益，压产增效，于是地方的小钢铁厂在国家经贸委的一纸命令下都要强行关闭。第一批计划关闭的50户小钢厂名单已经下发，2000年底完成关闭。制糖行业由于1999年关闭了一批小糖厂和小糖精厂，糖价已由原来的2300元一吨回升到2000年的3100元一吨。2000年上半年制糖行业亏损减少到1.13亿元，同比减亏11亿元。产糖大省广西的制糖业已整体扭亏为盈。强行关停并转这一行政手段，对于国有企业的扭亏为盈起了相当作用。到了2000年上半年，全国钢铁企业的效益普遍好转，大多数企业已经脱亏解困。只是煤炭企业的困难大一些，2000年整个行业还没走出亏损的阴影。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特点，最终的代价和损失是由农民和集体经济来承担的。我把中国的这种经济调整做法比做“挹此注比”和“抑本求末”。这是2000年上半年全国工业形势和效益出现了明显的好转而只有农业处于停滞不前状况的根本原因。看看这一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经济的效益，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28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倍。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160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倍。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是“挹此注彼”型经济，那么一个部门赢利了，就肯定是另一个部门亏损了。代价在各部门中是相互转移的。因此，我们在看到国企扭亏为盈的同时，也应意识到另一些企业[民私营企业]正在扭盈为亏。但遗憾的是，媒体对这些数字很少报道，统计部门也不公开这方面的数字。
不过，农村的数字是有的。近两年来，农民收入的增幅都在2%左右起伏。许多地区的农民收入实际上是负增长。譬如我家乡山东烟台，前些年苹果都买到1.5元一斤，现在只有四五毛钱。粮食价格自1996年之后节节下降，从平均七八毛钱降到四五毛钱。按社科院社会学所陆学艺先生的统计，最近四五年间，农民在农产品降价方面减少的收入至少有6000-7000亿元。加上打工人数的减少和收入减少，我估计近四五年里，中国农民至少减少了大约1万元的收入。这样大的变化，中国消费能力的天平怎能不倾斜！
回头看改革开放之初那几年，由于在政策上向农业倾斜了几年，结果，从1978年到1984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连续6年大幅增长，最高增幅达到15.6%。农民的富足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社会需求，使这些年里中国的生产加足马力都满足不了社会需求。但自1985年之后，农民收入增幅开始下降，到了1999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幅已下降到3.8%。2000年进一步降到2.1%，全年人均纯收入仅为2253元。2000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248亿元，增长10.1%，其中城镇居民消费12033亿元，占74%，县以下农村消费4214亿元，仅占2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08元，增长8.7%，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013元，仅增长1.5%。请大家想一想，这么一幅状态中国经济怎么能高速发展！
城镇居民本来收入就高，但增幅度却高。农民收入本来就少，增幅却低。这两个数字反映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城乡两大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越拉越大。中国农民的收入状况已经处于历史的最低点。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80年代初大约为2：1，90年代后这一比例持续上升。赵人伟先生是社科院经济所专门研究国民收入的老专家，按他的计算，1999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已达到4：1，而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委员于祖尧先生估算出的比例数字更大，他认为两者间的比例为5：1甚至6：1。在世界上，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超过1.5：1就算高的了。可见中国的城乡差距有多么大。
实际上如果扣除统计上的修饰，这几年间，许多地区的农民收入是负增长。从统计数字上看，在1992年以前，中国农村的消费品零售额都是大于城镇的，但从1993年以后，城镇消费远远大于农村[见下表]。另外，在1993年以前，农村消费对GDP总量的贡献一直维持在25%以上，但现在已下降到22%左右。
连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农村问题也概莫例外。2000年上半年，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江门、佛山、顺德这八个珠三角城市一般预算收入增加额占了全省的市县级增收额的85%，而另外有10个县的收入却出现负增长。截止6月底，广东全省有26个县欠发工资总额达8.1亿元。广东省人大财经委指出，目前广东农业和农民问题很严峻，由于受自然灾害和农产品价格下跌等因素的影响，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7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高达 5100多元。上升了近8个百分点。这一降一升的结果表明：财富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正在中国城乡间显现。
种种迹象表明，改革开放20年间，中国城乡间的差距曾一度缩小，但到90年代之后又重新拉大。这说明建国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不仅难于打破，并且在继续固化。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部社会群体和团体利益的调整史。国家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都具有利益的倾向性。中国是个以工农利益为重、以共同富裕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向这些目标行进过程中，目标理想和实践结果出现了偏差，为了照顾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忽视了农民的利益。前30年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虽然不存在了，但这种“优先”和“优越”的心理和因优先导致的城乡二元化格局却牢牢地延续了下来。“农民低人一等”是这种优先政策形成社会文化心理遗产，这种心理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政府的决策。
目前中国政府界以至学者界，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较少，农民利益的呼声也甚弱。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中典型的弱势一族。之所以弱，主要是身上天生受着不公平待遇的限制。农民一生下来便处于一种天然落后和狭隘封闭的生存条件和环境里。难以迁徙流动，改善生存条件的愿望便无从实现。由于在各大利益群体中，农民属于弱势一族，所以在经济上受到的重视程度也不够。特别是在各群体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首先遭到抑制的便是农民利益和农村经济。这一点在最近几年搞的“关停限产”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毫无疑问，城乡关系、国企和民企关系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利益冲突关系，也成为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中国的目标应当是公平合理地发展，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平衡，不至于利益的天平在社会群体中倾斜得太厉害。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深层社会矛盾开始突出和显性化的时代。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经济格局和利益格局厚重而牢固，但它已遭到农民强烈的反抗。象农民自发产生的民工潮，就是农民自发抵制户籍管制的一个最生动的表现。
现在，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中国经济为什么具有挹此注彼性和强烈的等级性？这恐怕是当年革命时期的政治哲学在当今经济领域中的反映，其根源在于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哲学理念，在于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建国50年来，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典型发展模式是：一个家庭中三个孩子干活，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最后这个孩子获得了极高的教育和发展，并留洋到外国，成了外国的白领阶层和人才。但剩下的三个孩子仍然在农村务农，愚昧无知，贫穷落后。如果这个家庭将资金平均使用，使每年孩子都多少受点教育，平均发展，或许对这个国家更好。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便是这种平均、均衡的发展模式。再也不能继续集中优势资源“拔尖”发展的战略了。如果我们要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就要以人均水平来比较，不要以个别典型城市或个别沿海地区来与国际水平相衡量。只有整个国家和人民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才说明这个国家是强大的和发达的。
说到底，中国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均衡发展，而不是以牺牲一批人为代价培养出少数精英。中国今后的发展目标是缩小差距，不仅缩小城乡差距，更要缩小人的差距。再不能人为地造就一个特权阶层和特权地区，要实行公平的国民待遇。在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同时，如果对国内的农民还不实行同样的国民待遇，那就将发生更多的悲剧。21世纪，中国社会最大的发展冲动来自于农村，来自二元结构中的农村结构。
2001年元月份，南方报业集团和《南方周末》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关于西部开发问题的研讨会。我在那个会上明确地提出，目前，中国政府没有必要在西部问题、城市化问题和小城镇问题上大做文章，只要将取消户籍管制，落实公民的各项权利，各种问题便会自然化解，市场最终会缩小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以及人际差别。我的这一观点，《南方周末》报连同我的照片一起发表出来。
我为什么说只要取消人口流动管制，社会财富自然会达到均衡？因为牟利是人的本性，当一个地区有利可图时，人们便会蜂拥而上，直到利润被瓜分干净。人们便会转移一个新的赢利地点。只要放开管制，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差别和差距就不会大。这个道理想一下便可明白。但可悲的是，人类这种动物他比一般动物高明之处在于保护自己。谁占据了有利地形，便轻易不会让他人涉足。所以，目前在中国遏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力来自哪里呢？想一下也会明白，即那些已经占据了有利地理位置的人。他们不愿意外人来分享这种天然的利益。
这种情形还表现在国家之间，加拿大和美国对外来人口严加限制，就是因为怕外人来得太多，分摊了他们的资源。所以，在一个资本可以全球自由流动的今天，人口却不能自由流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敞开门口，让人自由出入。世界尚且如此，中国的城乡之间又怎能避免流动关卡呢？但是，国际间的人口自由流动不好解决，国内间的人口自由流动总是好解决的。这里关键要制订法律，要有宪法规定：中国公民可以在国家内自由迁徙流动。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就可能出现一国之内的不平等。一部分人占据着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好的地方，其他人得不到分享。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个国家里，生活的内容却绝然不同。
在一个国家内对人口有分割的，只有历史上的南非和印度有过种族隔离和种姓隔离。其他很少有国家限制国民的自由往来、自由迁徙和流动。中国的户籍管制今天在世界上已经很显眼了。如果中国再不取消户籍管制就很可能成为国际间的笑话。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可能永远甚至长期地忍受这种户籍制度的分割。人民总是要自发反抗的。并且，中国农民从来都不甘屈从这样一个被分割的命运。看看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充分说明追求幸福生活是农民的天性，贫穷不永远属于农民。且不说安徽凤阳小岗村如何分田到户，80年代乡镇企业如何异军突起，就说90年代兴起的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最多时一度高达9000万人。中国浩大的民工潮是怎样形成的？是政府组织的吗？是国家号召的吗？全不是。是中国农民自发冲破户籍牢笼、摆脱贫穷的表现，是市场经济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表现，是市场给予中国农民广阔的用武天地。马克思说得好，中国农民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建国50年来，中国农民待遇最差。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穷则思变。最低的待遇也使中国农民成了国家改革动力最大的阶层。如果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农民待遇远不及这些国家。苏联在60年代就停止了从农民身上抽取资本，并且还反哺农民。苏联的集体农庄变成了与我们国家国企性质一样单位。所以，1991年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变革后，那里的农民就没有中国农民那样的改革冲动，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劲头并不高。中国比苏东不平等得多，农村在改革前和城市一样完全受国家控制，但国家不负责任。直到80年代中国政府才承认农民的存量改革，即把地平分给农民，平等地占有初始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身上怎么能不蕴涵着巨大的改革冲动。
我小时候在农村老家时，常听到一句口头语：“头生子贵，小生子姣，折腾折腾老当腰。”这句话反映的是一个家庭中孩子们的不同待遇。在我们国家，农民就是被折腾的老当腰。但被折腾的人往往是最有能耐的人。现在让我们看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焕发出多大的创造力。2001年5月，我在《中外管理》杂志上发表文章，揭示了创新动力来自何方。文章这样写道：
“《商界》杂志每期都介绍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但介绍的大多是乡镇或城市中的民营企业家。这些文章很值得一读，记得1999年夏天，当我读完介绍江苏森达皮鞋创办者朱相桂的那篇文章后，被中国农民的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深深感动了。森达皮鞋就诞生于江苏北部的一个农村，但发展成中国今天最大的制鞋企业之一，朱相桂被冠为“中国第一鞋王”，其发展史简直堪称中国奇迹。朱相桂原是江苏农村的普通农民，改革开放给了他创新的机会，他从办在制鞋作坊起家，逐步将销售打入上海大城市，然后进占全国以及国际市场。也就在10几年的时间里，江苏北部农村里的一个小制鞋厂发展成与意大利著名制鞋企业可以相媲美的中国知名皮鞋厂。
“最近又看到《商界》上介绍的湖北荆州蓝星清洗公司创业者杨忠洲的故事，看到《智囊》杂志上介绍的成都恩威制药公司创业者薛永新的故事，都是发人深思的文章。这些故事读完后可以使人产生这样一些思考：中国经济的原动力在哪？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在哪？在我们过去的思维里，这样的答案往往可能是计划经济的制定者，是领导我们前进的伟大领袖。但从近20多年生动的实践看，那些最无权又无势的基层人民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人世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越是处于困境的人，摆脱困境的愿望越强烈，而要摆脱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创新，创造出一个新的生存环境。因此，任何一个社会，其创新动力和改革动力都主要来自基层，来自人民大众。就是这种脱困要求，逼迫着那些逆境之人和社会底层之人发奋图强，勇于创造。看看中国20多年来的实践，制度的每步改革，经济成就的每一项取得，无不来自要求摆脱贫困的人们自发的追求和努力。从小岗村农民的土地承包，到城镇中大批民营企业的涌现，无不是人民群众要求改善自身生活而采取的行动。80年代初掀起的那场改革给中国经济引入的制度创新因素，其最大的成果是崛起了一大批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这部分经济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为中国经济增量部分的主体。
“看看《商界》和《智囊》杂志那些封面人物，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一贫如洗，艰苦创业，白手起家。江苏森达公司的朱相桂，前身是一个普通的江苏农民，砖瓦窑厂的工人；成都恩威制药公司的薛永新早先是四川农村的一个木匠。蓝星公司的老总原先身份高一点，80年代初曾当过一家国营小厂的厂长，后因问题被调查并被迫辞职，成了一个摆小摊的个体户。这种遭遇也成了他发奋图强的动力。
“总起来说，越是困境和逆境之人，创造的心理越强烈。根据这一规律，当今中国社会中最具创造力的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民。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一批成功的中国企业家，无一不带有这种特点。而那些身居高位的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特权的大型国有企业，它们的创新要求就比较少，主动性就差。优越生懒惰，条件好了反而消磨人的意志。国企与民企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创新动力上。几十年做老大做惯了，特别是在具有垄断地位日子比较好过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会动脑子创新的。即使遇到亏损和生产上的问题，由于有国家这棵可依靠的大树，摆脱困境的责任心也不强。这就是在国企中保守大于创新的主要制度原因，也就是国企难以搞好的主要原因。
“农民一旦得到施展的机会，其创造精神是惊人的。但这种创造精神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面的是成功的农民企业家，如2000年，“四川第一打工妹”李晓芳，出资6000万元买下了她三台老家县委机关大院。她在珠海打工8 年，就攒下如此巨大的财富，真难以置信。四川省有3800多万农村劳动力，仅1999年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已达1111万人，其中向省内转移的有702万人，转向省外的408万人，在全国属第一。四川省外出民工创造的劳务收入，1994年为107亿元，1995年为170亿元，1999年是329亿元，相当于四川省全年的财政收入。2000年1-9月，全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441元，以南充阆中为例，劳务收入占到全县人均国民收入的40%，有的地区更高。”[见成都《新经济时报》，2001年2月1日，]
农民创新的反面性就是赖昌星式的腐败人物和张君式的凶残人物。看看赖昌星有多大的本领，不仅将厦门200多名政府官员拉下水，并且将公安部副部长、中国打私办的主任李纪周也笼络地与他称兄道弟。大家说这是不是制度创新？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农民创造性大不大？因此，农民问题就是这么复杂。你又同情他，又要警惕他。不减少这贫困一族，中国社会很难走上法治和正规。农民的贫困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更表现在文化精神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愿听到一些好消息。例如，2001年4月20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播出了四川欧阳晓玲的感人事迹。估计她也是一个农家出身的姑娘，四川南充市人，现在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农业青年。1987年，欧阳晓玲从林业学校毕业后，被分到当地林业研究所工作，干了6年林业员。但当以看到大片山坡地废弃荒芜，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又无法在单位里施展，便决心另走新路，创办新型的业务组织，绿化荒山。1993年，她辞职自办林业研究所，筹资2000元，将研究所建到山上，与农民合作，开发新的经济林品种，既绿化了几千亩荒山，又使农民增加了收入。
创业初期，她与农民们一起劳动，烧火担水做饭，给农民们提供技术，租农民的地，找农民当工人，开发新的柑橘品种，种植密度由传统的60株增加到300株，产量大增。七八年来，欧阳晓玲创办的林业研究所已经让1000所户农民脱贫致富。他们绿化过的山坡已经变得郁郁葱葱，鸟语花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