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19日，《经济日报》汽车天地栏目登出一篇文章，题目为“华晨吉利英格尔出路何在”。文章开头这样写道：“生存还是死亡？对华晨、吉利、英格尔、悦达来说，目前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猛一看这篇文章感觉有点纳闷，吉利、中华和英格尔轿车不是卖得好好的吗？怎么突然有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原来国家经贸委近日发布了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上面没有这4家企业的名字，这说明它们被排除在轿车生产厂家之外。
怎么可能呢？没有轿车生产的资格怎么能生产起轿车来呢？原来这几家企业当年在注册立项时，申请的项目是轻型客车，号称“准轿车”，并不是轿车。轻型客车是和轿车不一样的，现在他们生产轿车就是违反了规定，就是偷梁换柱。这不，在密密麻麻写满224种车辆产品、无数个技术参数的公告里，华晨、吉利、南亚、悦达都没有找到他们申报的新产品和改进车型的名字。
面对这一公告，4家企业用“急火攻心”这一词来形容并不过分。可以说在这些年里，4家企业哪个不是苦心经营、费尽心机才发展到这个程度。一旦停止轿车生产，那就意味着几十亿元的投资打了水漂。你说这些厂家怎能不恼火。
现在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这些厂家当年不直接立项搞汽车，而是转弯抹角地搞什么“轻客”？为什么这些企业要顶着客车的帽子干轿车？要是当年直接立项搞轿车不是没有今天这样的麻烦事了吗？这一问题问得好。实际上是问出了我国轿车生产的垄断实质。说白了，如果当年管理部门没有那么多限制和门槛，4家企业当然会直接立项生产轿车。只是在当时轿车生产无法立项的情况下才走了这么一条“曲线救国”的路。
责任怪谁？是这些厂家违规，还是国家不该控制和垄断？我看这一板子是要打在国家管理部门的屁股上。你设置了那么多关卡不让其他企业进入，到头来还反怪这些企业违规，道理实在说不过去。说到底这是不许阿Q革命的表现。只许你规定的几家企业生产，不许别的企业近来参与竞争，这本来就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今天打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借口，整肃市场，排斥异己，恐怕到头来所保的那几家国有大型汽车制造厂可能还不是国外的对手。
看看这派人士的观点，长期以来，中国汽车工业“散乱差”，重复建设严重，资金大量浪费和闲置，为此国家治理了十几年。因此，汽车行业需要集约化经营，要形成规模才有效益。国家要扶持优势企业发展，优强企业的数量将控制在十几家之内。目前这十几家企业的产量已达到全国产量的90%以上，而且中国汽车的研发能力、先进技术等都集中在这十几家企业。因此，在离入世不远了的时间内，尽量让这些企业发展，防止重复，通过规范市场、剪灭异己来对这些企业进行保护，以利于入世后的竞争。但对已经上马的轿车项目，现在也不能掐死，最好让它们象奇瑞轿车那样并入大集团。照此做法，吉利这家浙江的民营企业就要去找国有企业的婆家了。董事长李书福会怎么想呢？他会甘心去投靠或挂靠一家国有企业吗？
坦率地说，我看到上述官员的理论心里就反感。说这样话的官员肯定是有专车坐的人。这种人是不会有大众消费者心理的，也是不会为广大普通人民着想的。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轿车造得倒很“发达”，实在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我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片胡同里，这些年最反感的就是满街道停放的轿车。胡同就那么窄，轿车一个个却造得那么大，那么豪华，与那些残墙破壁实在不相配，并且往那一放就占去道路的一半，十分妨碍交通。坐这些轿车的大都是处长级以上的干部，有的是将车停在家门口，有的是司机晚上开回家，停在街道上。可以准确地说，这些与世界发达水平看齐的轿车全是中国官僚的产物，等级制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在想：能不能将车造得小一点？占据空间小一点？你当了厅长局长有了坐专车的条件，就非要买那么大那么豪华的轿车吗？能不能适应一下中国的国情、道情、街情、路情？
在汽车业发展方面，国内目前的观点真是太多了。比较代表市场经济精神的观点是，汽车生产就是要放开，不要再老是搞什么“三大三小”，不要再老是国家包办。中国汽车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垄断和市场垄断。如果早开放市场，或许中国的家用轿车早就发展起来，价格早就降到四五万元了，体积也早就小下去了。就是由于有一汽二汽这样所谓“规模大”的企业，才使中国的轿车始终进入不了平民家庭。就是由于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才始终没有打破价格的高门槛。现在，吉利、悦达和华晨这样的企业冲进来了，一进门就对高价格形成极大的威胁。吉利轿车最低才卖3万多元。如果让这种企业成了气候，原来的一汽二汽和上海汽车就要受影响，国家的投资就要收不回来，或迟迟难以收回。
由于这种原因，就出现了想方设法排斥新进入者的事情。2001年6月22日，《中华工商时报》登出一篇文章，说汽车产业的“户口”问题仍无松动，民营资本由于身份的原因仍然受到限制，因此，汽车产业政策应该有质的变化。在已经对外资开放的今天，不让国内民营资本进入是不公平的国民待遇，现在已经看出这是中国汽车业的损失。这篇文章在最后说，靠保护发展不了中国汽车业，相反，靠竞争倒还有可能杀出一条生路。
《中华工商时报》是代表民营企业说话的，说出的话也的确有一定道理。靠国家管理来生产汽车，效率和效益肯定比不上市场。例如在1994年制定“九五”规划时，目标是将2000年末中国汽车产量达到400万辆，实际上到2000年结束时，中国的汽车产量仅有200万辆。然而在1994年的当时，在这一规划目标指导下，国家却制定了巨大的生产计划，在一汽和二汽各上一条年产15万辆轿车的生产流水线，总投资大约在300多亿元。但经过四年左右的建设投产后，二汽的流水线年产量只有1万辆，一汽的产量也只有三四万辆，直到今天四五年过去了，二汽的产量也只有六七万辆，原先设计的生产能力根本难以达到，很多投资都是浪费。这就导致富康轿车的价格居高不下，光是银行贷款利息成本每辆车都有两三万元。这种价格昂贵的汽车怎能畅销？怎能走入寻常百姓家？
而吉利这种民营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来设计汽车，低成本开路，每辆车的价格平均在5万元左右。这种产品一出厂就深受市场的欢迎，滚动发展下去很快可以在中国市场上打开一片天地。但是，国家管理部门有些人却对这种企业视为眼中钉。为什么？那就是上面我已说过的原因，这些新来者在老企业面前分去了一杯羹，不仅导致原来那些企业的生产利润下降，从长期来看很可能形成致命的竞争影响。
象吉利这样的企业之所以要拼命地挤进轿车生产行业，主要是这一领域存在着高利润。据《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6月8日的一篇文章透露，被外人普遍视为“幼稚工业”的中国汽车工业实际上是个暴利行业。目前国内汽车的利润率一般在20-30%之间，也有的高达30%多。以上海大众为例，每辆桑塔那卖14万元时，其成本只有7万元左右，如今普通桑塔那生产规模已经上升到20万辆，成本应该大大降低，但今天还是卖到十一二万元，可见利润有多高。
一汽大众的利润虽然不如上海大众那么高，但它年销售8.2万辆轿车的盈利也达到了13亿元，平均每辆车赚1.6万元。至于别克和雅阁就更邪乎，上海通用第一年卖了不到2万辆别克就赚了6亿元人民币，平均每辆车净赚3万多元，广州本田的雅阁第一年销售不到2万辆也赚了4亿元人民币，平均每辆车赚2万多元。
说来也奇怪，我们国家宁肯让钱被德国大众公司挣了去，也不肯让国内的企业挣。试问：德国大众与上海汽车公司合作十几年来，赚了多少钱？美国通用汽车在上海搞的别克汽车又将赚多少钱？为什么我们国家总是干让利于外人的事情？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又要批判说这是卖国了。的确，这种做法值得思考，它在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国民待遇：压着自己的民族资本不让进入汽车行业，这边却让外国资本大行其道，这种做法于情于理说得通吗？
因此，中国的民营企业必须争取自己的国民待遇，起码要与外资平等的国民待遇。如何争取，那就要看这些企业的本事以及中国社会在观念上的觉悟程度了。不仅企业要努力，广大社会力量如媒体、理论界和消费者也要大力支持。历史经验证明，待遇是争取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但在这一过程中，观念的突破和认识的明确是最首要的任务，如果不攻克当前我们国家许多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企业的国民待遇难以提升，普通消费者的国民待遇也难以改善。我认为目前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是国家垄断观念，不在思想上进行深入认识，事情难有改观。
国家垄断就是国家包办，由国营企业垄断一切。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经济领域里的垄断已经减少了许多。据国家计委的同志讲，国家控制价格的商品和服务项目从70年代的660多种到2001年的7月已经减少到13种。这是一个很大进步。尽管如此，当前社会上反垄断的呼声仍然此起彼伏。1999年3月，在这一年召开的人大会上，有200多名代表提交了反垄断议案，可见反垄断已成为当前社会的大事。以国际长途电话费为例，在美国往中国打一分钟只需要70美分，而中国往美国打要付出3倍的价钱。至于说上网费，有人计算说中国是美国的几百倍。
福州有两个聪明好学的年轻人陈锥兄弟，凭着所学计算机知识，在家中开发出网上电话，并对社会开展营业服务，话费比电信局的收费便宜一半，于是顾客盈门。按理说，这是典型的技术进步，不仅为消费者节省了通话费，也为待业人员找到了新的就业途径，我们应该为之大颂特颂。但此举却遭到了邮电部门的横加干涉，先是公安人员上门课以重金，继之信息产业部的高级官员发布警告命令：通信业务只允许电信部门独家经营，违规者要进行严厉打击。这是不是一种职业垄断和行业垄断，虽然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其实质是不让外人分沾就业机会和电信利润。
再来看另一种现象，居民在银行中的储蓄存款是一种社会资源，按理说各种经济成分都可以使用和利用它。但事实是，民营企业很难从国家银行得到贷款，大部分贷款仍然是国有企业的专利，民营企业也不能进入金融业务领域。尽管近些年来，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已降低到全国的38%，但国企仍享有着银行机构60%以上的金融贷款。这就是一种身份垄断，一部分人凭借一种身份便可以获得某种特权。目前，这种不许阿Q革命的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胜枚举。例如，湖北的产品不能进入河南，中小企业没有出口权，民营企业不能股票上市，农民户口不能进城，个体户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保障等等。
改革20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市场经济的天敌----垄断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及其庞大。尽管中国垄断行业从业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很小，但占有的各种经济资源却非常巨大。如电力系统累计投资额达1万多亿元，从业人员却只有200万，每年仅象征性地向国家上缴利润70多亿元。特别是到近些年来，中国的垄断利益集团越来越借助政治资源并以国家的名义来进行经济资源的瓜分和占有。这些集团所追求的往往不是全社会财富或人民福利的最大化，而是部门和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例如银行业的“四大家族”，为了维护其垄断地位，不仅限制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压制民营企业的进入。这些特征表明，行政性的垄断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最大制度性瓶颈。在世界上，垄断一般被称为“发展的障碍”。
目前，中国垄断企业的低效率和高收费已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因此，当历史行进到20世纪末时，中国终于拉开了反垄断的序幕。反垄断的实质是追求平等的国民待遇，反对特权。因此，中国的反垄断决不是从90年代才开始的，而是从改革初期80年代初就拉开了序幕。今天的反垄断仅仅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继续。而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质就是反垄断。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垄断。垄断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从事各项社会活动和受益的权利，使一部分人手中握有太大的权力并享有过多的社会资源，由此造成一种人格的不平等和财富的不平等。例如，计划经济的实质就是国家中央部门对国家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高度垄断。企业没有独立决定生产和分配的权利，农民甚至连拥有自留地的权利都没有，一切财产权由国家拥有，一切经营权由国家计划部门掌握，一切分配权都由国家决定。建国后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国家垄断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地步。
这种高度的国家垄断最后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是严重地遏制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国民经济效率低下，产出满足不了国民的需求，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匮乏。四五十岁的人都记得，70年代买什么东西几乎都要凭票。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那种穷日子。于是，粉碎极左思潮之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席卷中国大地。这场改革的主导内容是什么呢？便是放权让利反垄断，即把中央部门掌握的权力逐步交给地方、部门、企业和普通人民。结果中国的经济产出取得了举世注目的增长，GDP年均增长10%, 没用20年的时间就使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了两番。
今天，以反垄断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有企业已经逐渐拥有独立经营权，非国有企业更是完全走上了市场。大批的个体私营、集体经济成分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这样一个可喜的局面中，反垄断的呼声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日益强烈。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垄断利润从国家手中下移，直接导致了部门之间国民收入的贫富不均。如果说当年国家垄断的利润还能由国家平均分配到每个公民的头上，那么在进入部门垄断之后，财富的天平便在不同部门职工中间发生了巨大的倾斜。有的部门收入畸高，有的部门发不出工资。
由此，中国出现了反垄断的阶段性，即第一阶段反国家垄断，第二阶段反部门垄断。中国目前的反垄断已处在第二阶段时期。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中国反垄断的阶段特点。第一阶段8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和部门的分权上，核心是打破中央集权。这一时期，国家将一批中央控制的企业归还给地方，将一些企业的人事任命权交给了地方。重要的是国家将生产的计划安排逐渐减少，将生产资料和商品的计划调拨逐渐减少。反垄断的第一阶段主要表现在对生产资料的自由支配上。各个企业都可以通过计划之外各种门路和渠道进货。因此，在这一时期冒出了计划外一大批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有企业原有的生产垄断。国有企业自身也获得了更大的权利。集团性的争权、争项目、争地盘，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
在这一阶段，反垄断的另一主要活动表现在流通领域和分配领域。原先由计划供给控制的市场被计划外的商品打破了。除了生产、分配和流通领
域的权力下放，财政权力的下放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地方各级政府有了更多可以自我支配的财力。总起来看，这一历史时期，反垄断主要表现在国家与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上面。没有这第一阶段的权力解构，便没有90年代更深入的反垄断展开。
第二阶段的反垄断表现在部门之间。如果说改革前所有权力掌握在国家手里，反垄断的第一阶段是反国家中央垄断，那么今天反垄断的内容已从国家中央垄断进入到部门垄断和行业垄断，从当年地方与中央之争和部门与中央之争，演变成部门与部门之争，地方与地方之争。如果说早年的国家垄断还是将利润留在国家中央财政的手里，那么部门垄断便是将利润分配到本部门职工的腰包里了。大家都知道，这些年里银行、电力和邮电这些行业的工资收入最高。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其他部门的不满。
近年来表现最突出的是电信领域。联通公司的出现打破了原先电信部门一家垄断的局面。高昂的电话初装费、电话费和上网费招来了广大社会消费者抗议的浪潮。部门与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利益之争也打得不可开交。例如，安徽蚌埠市化工企业对当地的电力部门表现出强烈不满。供电局从发电厂购买每度电平均只需要0.25元，而转手卖给工厂就上升到0.5元。这样高的中间利润使化工厂成本大增，电费占了烧碱成本的70%，以致全国烧碱行业普遍亏损，平均每吨亏500元。如果自己发电，每吨可降低成本500元，工厂可立刻扭亏，但你又不能自己发电。从发电厂方面说也无可奈何，一个地方只有一家供电局，发了电就要卖给它，不卖你的电就白浪费。中间的电力销售部门就是这样：吃了电厂吃工厂。就象“大盖儿帽”一样，吃了原告吃被告。
目前中国的部门垄断已经所剩不多，最集中地体现在这样几个部门：能源、电信和传播媒体。改革20年来，其他很多部门的垄断如外贸、交通运输、物资能源、医药卫生等都给打破了。由于众多竞争对手的参与，早先一些国营垄断部门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这几个部门正经受着空前的社会舆论抨击。
反垄断的第三阶段我认为便是消费者与垄断部门之争。消费者不满意高昂的垄断价格，因此，社会对垄断部门产生了强烈的抨击。因此，在经济领域里，中国的垄断部门正处在最后的消解之中。估计再过几年，中国的市场就可以达到充分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获益的只能是中国人民，中国广大的消费者。
但是，反垄断不能仅局限在经济领域里，还应当看到垄断的多种表现。我们不能狭义地理解垄断，其实经济垄断只是垄断的一部分内容。细分起来，垄断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现在试着将它们归纳如下：
权力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资源垄断、思想垄断、信息垄断、言论垄断、权利垄断、身份垄断、福利垄断、地位垄断、部门垄断、行业垄断、职业垄断、岗位垄断、市场垄断、地方垄断、区域垄断、企业垄断、利润垄断、业务垄断等。再具体点还可以分为：交通垄断、电力垄断、电信垄断、金融垄断、教育垄断、户口垄断、出口垄断、媒介垄断、产品垄断、产权垄断、品牌垄断等等。仔细琢磨一下，每一种垄断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都有许多表现。
我们先来看一下精神领域里的垄断。文化大革命期间很象历史上的“废除百家、独尊儒术”时代，可以说是我国思想禁锢最厉害的时期，精神垄断最酷烈的时期，其后果也是使文化艺术产品一片凋零。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拨乱反正局面。电影戏剧作品从当年的八个样板戏走向了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批判“两个凡是”，是最大的思想方法反垄断，是最大的思想解放。由此带动了思想、文化艺术、新闻出版领域一片兴旺。
通过经济领域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垄断的最大后果是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创造性，经济产出被限制。思想、精神和文化被垄断的后果便是产品少得可怜。文革期间人们除了一遍又一遍地看八个样板戏之外，可以阅读和欣赏的书籍和电影也只有《阳光大道》、《艳阳天》、《青松岭》和《列宁在1918》等。知识的匮乏和禁闭整整损害了一代青年人。一切都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连数理化这样基本的中学教学内容也受到了抵制。大批教育部门和文化新闻部门的知识传播者受到了批斗和排斥。
改革开放之后，极左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被打破，文学艺术作品大批诞生，新闻出版机构不断增加，报刊杂志从几百家发展到几千家。人们可以获得的知识和信息内容大大增多，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中国人民摆脱了愚昧迷信的历史时期，这都是反垄断的结果，人民自发抵制的结果。通过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与垄断相对立的，是要求宽容、多元化和自由创新。没有这种精神，一个国家便不能经济昌盛，文化繁荣，国力富强，公民们便不能得到高质量的国民待遇。
总结起来看，为什么到了今天人们对行业和部门垄断如此敏感和反感？这是因为中国已在很大程度走入了市场经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都受到部门或行业垄断的直接影响，利益关系已经不象改革初期和吃大锅饭时那样模糊和含混。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就是身份平等、公平竞争和利益均沾。因此，反垄断成为时代的焦点和最强音势所必然。
中国是个有悠久封建历史的国家，各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特别是又经过了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做法已经与和平时期的要求严重不相符。例如，战争年代流行保密制度，事事都要先内部传达，再传向社会，有的消息干脆封锁起来。而和平年代的民主法制要求信息公开，信息透明。再如战争年代要求舆论工具管制，言论管制，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党报党刊的特殊身份，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电视部。而在阶级斗争已经消失的和平年代，舆论传播媒体应该社会化，全民化，要有新的民办报纸，某些特权媒体不应再享受特殊的待遇。如果继续保持某些新闻媒体的特权，那就是一种不公平，就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就要有意见了。
特权便是垄断。要打破特权，消灭特权思想，不仅要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例如要以法治国，按法律办事，按人民群众的集体意愿办事，而不是以某个官员的个人意志办事。要打破少数人搞权力垄断，要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社会舆论监督，防止言论垄断。在任用企业管理者和选拔政府官员时，要实行公开竞争和考试选举制度，避免个人说了算。
中国是个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人民对这种经济的人文理念还很陌生。尽管今年人大会不少代表提出了反垄断法议案，但《反垄断法》何时出台还不可得知。总起来看，反垄断的核心从人文角度讲，是为了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公平地分配机会和财富；从经济角度讲便是更好地配置社会资源。目前，一些政府官员和某些管理部门打着入世的旗号，再次提出垄断的要求，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垄断必须是一种市场行为的自发组织结合，并且是在不抑制国内正常竞争的情况下进行的。
总之，全球经济一体化需要时间，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进步也需要时间。但反垄断是当今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方向。如果一个国家不打破层层垄断，那社会上就存在着种种不平等的现象。反垄断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使人民都获得平等的权力，消灭腐败和巨大的贫富差别。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向社会招考高级法官，这就是一种打破岗位垄断的表现。原来由上级指定的岗位现在由社会公平竞争代替了，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国民待遇提高的表现。
国家垄断在汽车产业之所以迟迟难以打破，主要是背后的一种观念迟迟没有被反思，被矫正。这种观念就是建国后一直流行的国家至上观念，公有制崇拜观念。在这种观念影响之下，社会上才存在着所有制歧视现象。这种思想还渗透进国家宪法里，使我国的宪法充满了国家本位思想。
在这里我必须首先声明，国家是重要的，国家是一个地域内人民生活和工作的保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机构，便没有强大的国际地位以及应有的国际待遇。因此，从对外角度讲，一个国家的人民要极力维护自己国家的形象和国际地位。近代以来，中国就是因为国家孱弱，受尽了侮辱和侵略。正是这种原因，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捍卫国家的主权、尊严和形象。经过建国前几十年和建国后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实践证明，在我们党的努力下，中国的确建立起了强大的政府，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些成果表现在抗美援朝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成功地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成功发动文化大革命，原子弹爆炸和导弹上天，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在不到20年的时间经济上翻两番。国家发挥作用的最近一例就是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中国获得团体金牌第三名，仅排在美国和俄国之后。这一成绩没有国家作强大后盾是不可能取得的。
但物极必反，政府强大了，既有利处，也有弊处。利处就是可以顺利地实施国家的意志，对外展示中华民族的实力。弊处就是越俎代庖，国家和政府担负了许多不应担负的职责，最后导致了低效率和压抑了生产力。
2001年7月1日上午，在党的80周年生日这一天，我被人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邀请去给浙江来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学习班作报告。我尽量捡适合这些民营企业家需要的内容讲，譬如说城乡二元结构下导致的乡镇企业分散发展，这种分割怎样阻碍了资本和产业在地域上的集中，未来中国应当怎样发展，浙江企业的市场着眼点在哪里。我还从理念上讲了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怎么一回事。但正在我沿着这条思路往下延伸的时候，台下一位听者提意见要我按着我提供的提纲内容讲，譬如提纲中第一条内容：重大政策出台的背景。
我听了他的要求感到有点无奈。因为刚才两个小时讲的就是当前一些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今后某些政策可能出台的背景，怎么这位先生听不懂呢？他到底要听什么内容呢？我当时一时有点为难。
直到散会后，才明白了这位先生的要求。因为这时我才从会议材料上发现，这个名为“民营企业决策与管理”的高级研讨班，其举办单位是浙江省平阳县政府办公室，并不是人民大学管理学院，是由县政府组织并由一位副县长带队到北京来的，会上给我提要求的正是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也就是带队者。
这里就有差别了。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一个课堂里如果坐了这两种身份的人，那么思想可能就拧不到一块去。办公室主任更想听的是上方领导决策和旨意，更想听的是怎样管束民营企业的内容，而民营企业家们可能更想听的是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和思想，怎样摆脱管制和束缚，怎样更自由地发展。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政府仍然在抓经济，不仅如此，还在抓学习，甚至连民营企业的思想方法都要引导。在一些政府官员的意识和观念里，中国经济的发展好象完全是官员们的功劳，是领导者引领的功劳。就象《中国工商报》2001年6月29日的一篇文章所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非公经济健康成长”，言外之意还可以这样理解：没有政府官员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健康成长。
实际上这些思想都是英雄创造历史的翻版。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批判过这种思想。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不是靠神仙皇帝，不是靠什么救世主。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分田到户是政府官员领导的吗？是党领导的吗？大批个体私营企业冲破封锁在近20年之内发展起来是官员的努力吗？建国之后，我国的非公经济民营经济为什么没有健康成长，不就是因为我党犯的错误吗？如果不犯那么多极左的错误，何至于建国30年之后再回过头来发展民营私营企业？我们党改正错误修正错误难道不应该吗？怎么能只看到党的政策的作用，而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导作用呢？
著名的浙江小商品城义乌市，小商品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就是因为大批城镇居民和农民自发地搞贩卖搞商品流通而发展起来的吗？是这些小商小贩冲破政府管理部门的抓堵而发展起来的，是一位女商贩被罚之后急了找县委书记说理而发展起来的。政府部门不作障碍，顺应了民意才有了义乌小商品城的今天。但今天我们在总结经验时怎么能把功劳都系在政府官员的头上？怎能把源动力归功于领导呢？这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
党是什么？党只能是人民群众的代表，是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党不能超越人民，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所以，今天我们的宣传语言要仔细斟酌一下再发表，不要闹出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事情来。1976年，我在崂山县赵家岭村农业学大寨工作组时，硬把农民的自留地都收归队里，连农民在自家院子里畦养地瓜芽子都认为是搞资本主义。这种极左的做法也是在搞领导，但这种领导的结果是什么，是贫困。因此，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党应该汲取的一个基本的经验教训就是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顺应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使中国获得真正的发展。
改革20年来，民营经济已经占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企业已经在社会上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的思想、我们社会的观念也要不断转变，这就是从国家主义观转向人民主义观，从国家本位转向人民本位，从领袖崇拜向群众崇拜转变。但遗憾的是，由于长期的禁锢和灌输，我们党一度牢固树立地民本思想在建国后的经济建设中被淡漠了。直到今天，不管是在公共生活中还是私人生活中，随处可见“国家本位”和“党本位”。好象人都是为制度而活着，为国家为党而活着，公民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的。当公民得到荣誉是要感谢政府，感谢党，当公民得到救济是要感谢政府感谢党。当公民取得成绩、有所发明创造是，要归功于政府归功于党。好象人民的一切、公民的权利都是国家给的，党给的，人民是为国家和党而活着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认识。宪法学家李步云曾经写文章指出：“人不是为国家与法律而存在的，而是国家与法律为人而存在。”遗憾的是，在时代已经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上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水平上。
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或者说政权是靠人民群众打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无数先烈们为了自由平等目标而英勇奋斗的结果。党的领导人在这其中是有作用的，但不能代替一切，不能超越人民的功绩，不能再搞个人迷信和崇拜，要摆正党的领导和人民力量的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的父亲从烟台八中投笔从戎，一起参加八路军的有8个爱国有志青年学生，但解放后，8个人中只有父亲一人活下来。我的一个堂伯在反扫荡时与日本鬼子在山头遭遇，激战之后，肚子被打破，肠子都流出来了，捂着肚子跑到一个老乡家里，最后死在那里。这个堂伯是烟台八中十分优秀的学生，有理想有抱负，如果没有战争爆发，他完全可以考入北大清华，成为更高级的人才。他的牺牲最令家人悲伤。小时候在老家时，姑姑们每念及这位伯父，都痛哭流涕。
人民是最伟大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成功的政治是顺应民心，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可惜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小民大君思想至今仍在社会中残留，人民的地位始终没有被摆正。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甚至渗透到立法和法律之中，使我们国家的宪法至今都存在着与现实相去甚远的感觉。请大家打开我国宪法的第一章总纲，看看国家在这里担负了多少社会功能：
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
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
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
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
……
在这一章里，充眼所见几乎全是国家，尊重人民的思想几乎看不到。宪法的确应规定国家的作用和职责范围，但在这一章里，国家的作用大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其所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青天”政治思想。国家真能管得过来这么多吗？实际上是不能的，建国后5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国家不能当救世主。但面对这样一部宪法，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国家的功能、国家至上主义以及国家全能观念。全能的国家思想在我们的宪法中体现到了极至。在这部宪法中很难找到人民的作用，更难找到人民的地位。难道人民群众都是群氓吗？一切都要依赖国家吗？坦率地说，多少是一个有群众意识和公民权利的人都不会如此漠视人民，我们的宪法确实是到了认真修改的时候。
著名的宪法学专家李步云同志曾撰文指出，社会主义法治有十个标志，它们是：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和党要守法。关于主权在民，李先生写道：“主权在民是主权在君的对立物，是现代民主的核心和基础，因而也应是现代法治的灵魂。”[见1999年5月19日〈中国改革报〉6版，] 时到如今，我们应当好好反思一下什么是国家，什么是人民了。
2001年4月18日，受科学院国情研究所研究员康晓光先生的邀请，前去参加了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主的一些社团组织召开的报告会。在这个报告会期间，我见到了以康晓光为首主编的“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年鉴”，书名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其中有很多好文章，例如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青基会会长徐永光先生的“中国第三部门的现实处境及我们的任务”、高丙中先生的“社会团体的兴起及其合法性问题”、康晓光先生的“关于官办社团自治化的个案研究”等。通过此书丰富的论述及大量的案例，使人清楚地看到了当今中国社会内部非政府组织所进行的大量创新活动。这些创新活动都是社团组织担负起原先国家和政府不能担负和没有担负的职责，例如慈善、教育、医疗、扶贫等等事情。
市场的力量是无穷的，人的创造性也是无穷的。当今的中国要在指导思想上来一场深刻的转变，那就是从国家至上转变为人民至上。政府要卸掉一些不该有的职责让社会承担。在现代法的精神中，最根本的是人本主义精神。这就是说，要以人的需要和幸福为本位和出发点来设置制度和法律。有些关系，比如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不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根子上仍然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们为了自己的共同利益，才通过一定形式产生了一个权力机构。公民把自己的部分权力授予国家，国家把部分权力让渡给国际组织，都是为了让国家和国际组织按公民、国家的意志和利益来管理社会，调节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维护大家的共同利益。人本精神已经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立法的精神和指导思想，中国也不能例外。
中国的法制要改革，很重要的一点是改变国家本位的法律架构，把法律的制定、制度的架构转移到以人为宗旨和核心上来。市场经济下不需要万能的政府，而需要相对无为的政府。没有这样一场大的从国家本位向人本位的转变，中国公民的国民待遇不会有大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国际待遇也不会大提高。
当我写完这一节时，一件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事情发生了：7月13日晚，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举行的会议上，中国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消息传出后，整个北京欣喜若狂。首都沸腾了，中国沸腾了。在这一夜，无数人热泪盈眶。可以说这一个中国人民真正喜庆的日子，其欢欣的程度不亚于日本在1945年战败。
我的住处离南二环路只有不到一百米，自那晚11点钟之后，二环路上就是一片欢呼声，汽车喇叭声。我忍不住了，于半夜一点多钟走出了家门。来到街口一看，只见路边一片人向着不断驶过的汽车欢呼，汽车上的人向着路边人欢呼。喇叭声、喊声汇成一片。这天晚上大约是个汽车游行日，无数辆私家车、公家车开上二环路，绕城奔跑。车上的人从车窗里挥舞着红色的小旗，有些年轻人干脆就坐在车门的窗口上或车顶上。那些车顶有天窗的轿车好不威风，人们从车顶探出头来挥舞双手又喊又叫。
我骑着自行车沿着大街向天安门走，一路上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欢呼的车辆。人们没有别的语言，只有嗷嗷的叫，就是一种内心的发泄。自宣武门到和平门，自前门到天安门，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和欢乐的叫喊。转回到西单路口的南侧，路边的一处饮食店前坐满了人，我也要了两串羊肉串和一瓶啤酒坐下，与对面的两个西班牙青年人聊起了天。
我说你们能理解中国人此刻的心情吗？中国人之所以为这样事如此激动，如此高兴，主要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太低了，待遇太低了，中国人受屈辱的时间太长了，中国人不甘落后的心情太强烈了，中国人心情被压抑的时间太长了。
中国获得举办奥运会的权利，是中国的国际待遇提高的表现，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表现。当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仅仅是一种政治待遇的获得，而今天举办奥运会是一种综合待遇的获得。中国人怎能不为之振奋！如果到今年底，中国再能顺利的进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在2001年里，中国就取得了两项重大的国际性待遇。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如此珍惜声誉和名誉的中国人怎能不高兴，不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