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人民是多么关心自己国家的国际待遇！几十年来，可以说中国人的所有付出都是为了提高自己国家的国际待遇。与100年前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这都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结果。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这首歌唱出了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谁不为国家的荣誉而自豪，谁不为国家的成就而骄傲！人民是热爱国家的，国家更要相信人民。只有充分发挥了人民的作用，国家才能强大，国家才能在国际上有地位、有待遇。如果没有改革开放20年来的努力，如果没有让人们群众和市场经济发挥作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会提高，国际待遇也不会得到。到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一道理了。为国家而国家的计划经济和国家本位不能救中国，真正使中国发达富强的必然是发挥人民群众聪明才智的市场经济和人民本位。
在这天晚上，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我认为中国人的国家情结会在祖国强盛了之后，扬眉吐气了之后，慢慢减弱。代之而起的将是人权情结。为国家无偿贡献的时代将转入争取自身权利的时代。这一时期大约会肇始于2001年，兴盛于2008年之后，时间段不会超过10年。
4，提高国民待遇的根本途径
提高国民待遇有很多方面，很多内容，也有很多方法，诸如调整发展战略，放弃盲目赶超，以人为本，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城乡分割，打破经济垄断和各方面的垄断，保护生态环境，取消户籍管制，减少所有制歧视，提倡公平竞争，加强法制建设，提高中国的法学水平，改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等。但在谈了这么多方面之外，还有两个更基本更重要的方面需要格外注意，一是观念的启蒙与普及，二是通过政治改革进行反腐败。没有观念的更新和进步，没有思想先行，没有政治制度做保障，中国的国民待遇改变无从谈起。
西方有一派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是：人们的态度和意见决定社会的政治，也就是说政治是从社会中产生的。这派学者认为，研究政治要从社会着手，看它怎样影响政治。但也有一派学者认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几十年内做出的政治决定的结果，政治并非只是人们态度的反映，在很多事例中，态度是政府政策的结果。这派学者的观点看重制度，认为制度的作用比态度更重要，把制度放在第一位。
这两种学术观点分别代表着两个时期，强调制度重要的政治学观点统治着二战之前的一个历史时期，强调态度重要的学术观点兴起于二战之后和当代。学术观点的变化至少反映了两个时期的社会演变。二战之后，由于世界民主性大大加强了，因此，人们态度在政治中扮演了更大的作用。于是，学者们便开始倾向社会基础的重要性。但在民主进程缓慢的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仍然高于态度。
鉴于这种情况，研究中国的问题要两条腿走路。一边要重视制度的改革，一边要重视人们思想态度的转变。特别是在今天，思想的启蒙更重于制度的推进。我在前面文章中已经说过，没有思想的同时跟进，制度的建立形同虚设。1954年的宪法就是个典型例子。所以，我更看重的是社会舆论和大众探讨。必须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参与，才会有一致的要求，才会改变某些事情。譬如户籍制度的问题，没有越来越多的人从理性上进行认识和批判，它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当然，没有制度的跟进，仅有思想观念普及也没多大用处。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人们对待遇的态度。首先提出问题：为什么有人能忍受一种待遇而另一些人不能接受？为什么有人要求改变待遇，而另一些人不要求？说到底是因为人们的认识不同、观点和观念不同，从而导致了态度和行为不同。人们对待遇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习惯和习俗。谈到这里又要涉及到一个政治学原理，这一问题实际上是政治学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即为什么有人服从权力，有人不服从？答案有多种。第一种观点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问题。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人天生是个政治动物”。他的意思就是人能象海豚和鹿一样群居，能自动地排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序列。人类社会之所以形成一个政治系统并服从其领导，原因是人类天生的行为，是世代相传的天性。如此来理解中国的情况，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能如此习惯于现状。这种习惯是几千年封建生活的遗传，是匍匐下跪的结果。因此，当领袖做出超越宪法的事情，中国人都默默的承受和接受了。尽管当前世界的理念已经超越了传统许多，但我们中国在很多方面仍习惯地停留在传统之中。
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只有学习。我写此书是学习，读者阅读此书是学习。无学习中国社会无以进步，无学习国民待遇无以改善。因此，我认为改善国民待遇的根本途径在于研究和学习。如果连中国的最基本国情都没弄明白，就吵吵着要这么改那么改，往往会徒劳无功。观念的改变是第一要义的，其次才是态度和行动的改变。目前此书的作用只能诉诸于社会基础，制度层面的配合也将或慢或快地跟上。
仅有学习是不够的，因为待遇问题就摆在人们面前。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山东淄博张店一个企业的职工们写的控告信，信中反映的情况是，厂领导把企业的资产挥霍光了之后，一甩手异地做官去了。剩下几百名职工怎么办？他们的待遇和命运谁来负责？遇到这种事，企业职工们如何为自己的不公平待遇找个说法？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破产下岗另谋出路？还是找那个厂长算帐，追求不称职厂长的法律责任？手段和方法问题涉及到千千万万中国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和待遇，不找出个规范的程序，就没有普通工人们的好待遇。你厂长可以异地当官，我工人不能随随便便被剥夺。山东淄博这个企业的案例反映了当前中国重要的问题，现将它摘录如下：
淄博XX公司上访材料：
疯狂犯罪 搁空企业 触目惊心 逍遥法外 移地作官 天怒人怨——山东省淄博市XX公司职工强烈要求惩治犯罪、维护正义
我们是山东省淄博市XX公司一百二十六名干部职工，看着公司从繁荣到突然关闭，亏损八千多万元陷入破产的境地，职工失业没有生活保障，而法人代表却移地作官，我们义愤填膺、痛心疾首；看着企业里犯罪事件频繁发生，咄咄怪事接连不断，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我们心急如焚、难以理解。勇於向邪恶势力做斗争的正义感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感，促使我们揭开事实真相，尽快严惩罪犯，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
一、利用职权疯狂犯罪，掏空、搞垮国有企业。
XXX於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八年任市燃料公司经理，刚开始XXX注意伪装自己，三年后没有提拔高升就心理变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共产党在政治上欠我的，要在经济上加倍补偿，当大官是为了挣大钱，不让我当大官，我照样挣大钱。”XXX以病态般的疯狂，精心策划了一起起损公肥私、侵吞国有资产的罪恶勾当。
１、一九九二年六月XXX以在威海搞房地产开发为名，调走公司公款一百多万元，至今不知一百多万元到那里去了，公司也没有任何手续和证明。
２、XXX从一九九二年的所谓房地产开发中尝到甜头，胆子更大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要干一件享受终身的大事”。一九九三年五月XXX以与其它两个单位一起在大连搞房地产开发为名，从公司调走五百万元，并欺骗干部职工说，到年底除返回本金外，再加二百万利息，至今一千多万元的本息不知去向，伙同XXX共同犯罪的两个人深知自己罪恶深重，一个逃往美国，一个逃往香港。
……
二、深夜火烧财务账，销毁犯罪证据
XXX在燃料公司胡作非为激起了全体职工的愤怒，通过各种形式向上级反映，调查组来了多次都不了了之。职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於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自发召开了职工大会，一致通过《罢免XXX职务的决议》，公司领导班子和党委也开会形成一致意见，要求上级免除XXX的职务。同时，为了防止有人销毁犯罪证据，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把公司财审处正门的防盗门用铁钉把销眼封了。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组织部等五部门调查组应职工要求再次公司调查。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级来公司宣布由原副总经理XXX为公司法人代表。就在任命宣布的当天夜里，公司财审处的财务账被烧。公安部门调查后在公司党员大会上宣布：“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销毁罪证案件。”
三、作风霸道，生活腐化，道德败坏。
XXX一手遮天、专横霸道、为所欲为，报复人不过夜在公司内外是臭名昭著。动辄破口大骂、扣工资、下岗、辙职，职工们敢怒不敢言，在公司领导班子会上经常甩杯子、电话，甚至把匕首插在桌子上相威胁。一九九二年市物资局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午餐时，有句话XXX听著不顺耳，便掀翻桌子用酒瓶大打出手，被停职半年。XXX经常说：我怕谁？市物资局长被我搞走了两个，公司班子成员我赶走了十几个。XXX还经常在职工大会上扬言：白道黑道我都有人，谁要敢检举我，非整死他不可，不死也叫他缺胳膊断腿，不就是几万块钱吗。一九九八年八月职工联名上书要求上级来公司解决问题，工作组刚走，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就收到恐吓信，有的职工宿舍门窗被砸。
XXX之所以敢胡作非为，一是有父母的后台，其父是原市检查院的一把手，其母在市公安局工作。二是用公款请客送礼大肆行贿，市委某副书记之子出国前后，XXX频繁出现在该书记家中，还为其小姨子调动安排工作，提拔为干部。XXX用公款为自己编织了关系网、保护伞。市里有关部门曾多次应职工要求调查处理他的问题，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四、逍遥法外，移地作官，继续为非作歹。
XXX不服从市物资局安排工作，而是怀惴螺丝刀不分昼夜地对物资局领导大吵大闹、谩骂围攻，就是如此德行的人竟被市委组织部安排到市XX局任局长助理（正县级），继续我行我素、为非作歹。XXX的劣迹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以上仅举几例足以说明XXX道德败坏罪恶深重，我们不明白：党中央多次强调对失职、犯罪坚决查处，决不姑息。而XXX为什麽至今不但没受到处分，而且移地作官？
我们职工决心：坚决同邪恶势力斗争到底，XXX的问题淄博市已解决不了，我们请新闻媒体在内一切渠道揭露这一丑闻，让世界人民来评论是非。揭开这一腐败犯罪案件的突破口，是首先抓住烧账销毁罪证的纵火犯。烧账案件至今已两年多了，至今没有破案的主要原因是XXX收买了一批人，实践已证明XXX的问题在淄博之内是解决不了，因为他有关系网。我们是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向你们请求帮助的。
上述情况均为实事，都有人证、物证和证明材料，《XXXX报》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一日和二零零零年九月十八日报道过此事。我们将全力配合调查。
联系人及电话：……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日
2001年5月的一天，当我看完这篇材料后，立即按后面提供的电话号码，给淄博XX公司值班室打了电话，值班的一位名姓王的同志接了电话，通过谈话，证明此份材料属实。王告诉说，企业原有的1.6亿资产已经流失，掏空，账也给烧了，企业已经资不抵债，现在公司里还有十几个人留守，每人每天发10元钱。把企业搞垮的原经理XXX已经异地做官，这个人很坏，职工意见很大，写了很多反映信。要求我把材料寄给他们看看，再做证明。
淄博XX公司的126名职工写的这封上告信，是工人们寻求自身公平待遇的行为表现。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如果全国各地所有企业的职工都能这样坚决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待遇，中国就有了希望。目前，中国到处都在发生着象《生死抉择》电影中反映的那种事。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当今的许多事情仅靠提高观念认识已经不行了，还必须加大制度改革的力度。例如，新闻制度的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象淄博此公司的事情，为什么当地媒体不进行暴光，为什么职工们的力量如此薄弱，还需要到全国来寻求外援？说到底是此市的腐败已经太重，正义的力量已经无能为力，正不压邪。没有正义，便没有公正合理的国民待遇。我在第三章里已经讲了，政治手段是寻求公平的国民待遇的最重要手段。因此，当20年的经济制度改革和发展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今天，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大量问题使我感到追求国民待遇的方法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一个例子便可以看出当前社会的两难困境。一名农村小学教师患了视网膜脱落，来到青岛市某家大医院做手术。由于没对医生和有关人员有所表示，所以等了整整两个月才住上院。按医院本来的说法一般只需等1个月的时间。此青年住上院之后，手术又一拖再拖，直到20多天后才动了手术。后来人们埋怨这个农村小学教师太老实，始终不肯给医生送点东西。
在这一过程中我一直在观察，看看给医生私下送钱和不送钱有什么区别。观察的结果自然是送钱与不送钱待遇不一样。现在，问题就复杂了。中国的服务业如果普遍实行红包制，这将是一个多么混乱的价格机制。谁知道要给医生再额外交多少钱才能获得好的医疗待遇。这是一个不明码标价的交易，是一个私下的让人们琢磨不透的定价机制，是一个扭曲败坏人格和道德品质的经济制度。中国的服务业如果都陷入这种陷阱这将是一个多可怕的经济！但是，在目前的中国，你要是固守你的人格和道德，不送礼行贿，就要受到另外一种待遇。事实上，中国的社会目前整个地落入了这样一个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的陷阱。在这样一种“红包经济”或说“贿赂经济”中，许多正直的人对如何追求自己的正当待遇和权利已变得四顾茫然，困惑不堪。到处是暗中交易，看不出公平，看不出合理。这让一个有道德、有人格、有正义的人如何处世？如何处污泥而不染？
败坏了的社会！败坏了的人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结果？看来还是制度。目前的医疗行业是按市场经济规则运行的吗？不是，而是一种扭曲的既非计划经济又非市场经济的机制。除了医疗服务业，其他服务部门无不如此，在既存在着行政管制又不能充分地放开竞争的情况下，就只能出现这种遮遮掩掩、羞羞达达的贿赂经济。这种经济产生的影响不仅使顾客对价格困惑不堪，更使整个社会道德沦陷，人格卑劣。由此影响到政府，政府也和企业一样陷入了腐败。
那些掌握着审批权力的政府部门，人们不知要打点官员多少好处才能得到满意的服务。一些人为了得到好的待遇真是费尽了脑筋。厦门远华集团的赖昌星就是捞取特殊待遇的专家。在他的腐蚀贿赂之下，一大批政府高官为他提供特殊待遇，偷逃关税300多亿元，走私总额高达500多亿元。许多人在这种非法交易中暴富起来。远华案件暴露了中国最大的不平等待遇。
现在，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应该怎样追求国民待遇了。是同流合污、随波逐流，还是挺身而出，与歪风邪气做斗争，为建立新制度而努力？对待特殊的待遇该不该捞？怎样捞？如果大家都去追求特殊待遇最后这个国家会败坏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命运将等待中国？因为有特殊待遇就必然有不合理待遇。那些受到不合理待遇的人会永远忍受不合理的待遇吗？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问题。
靠什么方法和手段来解决问题呢？仅靠道德和思想教育恐怕无济于事。只有靠制度改革，在经济上，打破垄断部门的独家垄断，让市场展开充分竞争，消除供给的短缺瓶颈，改革服务企业的经济体制。在政治上，通过多元化实行政治监督，放松舆论管制，实行言论自由，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大市场、小政府，通过民主政治来消除腐败。但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制度的建立不是靠上天恩赐，而需要靠人民群众自己。例如，如果没有大批自由流动的民工潮，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会自行松动；没有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地分田到户，中国的土地承包制不会诞生；没有浙江吉利汽车的进入，行业垄断不会自动打破。人民群众为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做出的举动才是新制度建立的最根本源泉。
通过写作此书，使我感到影响国民待遇的因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金钱，第二是自然禀赋，第三是制度。花钱越多，享受的服务就越好。花20元钱只能住地下室小旅店，花500元就可以住五星级宾馆。钱多和钱少的待遇是明显不一样的。因此，今天的中国人拼命挣钱，不择手段的挣钱，为的就是提高自己的物质待遇享受。但如何能挣到钱，那就要靠合理的公平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了。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缩小人际差距的制度，防止人际间拉开太大的距离，最后导致人与人的严重不平等。因此，影响国民待遇的最重要因素是制度，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某些社会群体获得更多的牟利机会，更多的福利待遇，而另一部分国民却陷入制度性的贫困。
但遗憾的是，在本书中我更多谈的是二元结构下的不同国民待遇，对制度的建设谈得太少。在此书快要搁笔之际，我觉着有许多内容都言不尽义，如全书没有侈谈自由权，第二个是对反腐败也没谈透。尽管腐败是危害公民国民待遇的一个很大因素。不反腐败，就没有公平合理的国民待遇。例如，不反掉厦门远华集团这个走私毒瘤，厦门其他企业不会有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在本书里，我为什么没对这个内容多着笔墨？可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走路要一步步地走，先从头开始，再走向远处。先解决最现实的问题，即立权，确立公民权利，然后才能顾及其他。当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权利意识之后，政府的工作作风会自然跟着转变，反腐败才会有根基，人民的权利才会得到更多的保障。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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