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和智力的差异是导致待遇差异的重要原因。但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除了力量之外，仍有一些因素可以导致待遇差异和身份歧视，例如肤色和人种。以印度的种姓制度来说，导致这种歧制度的最初原因便是肤色和种族。对比之下，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尽管有过多次的民族融合，也没出现印度那样的种姓制度，实在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人一大幸。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种姓制度？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地理上处于青藏高原的东侧，由于西部天然的地理屏障，中国在历史上与西方民族处于空前未有的隔绝条件下，没有出现印度那样的民族混合。即使有民族融合，也都是在黄种人范围内的融合。在偏于一隅的东亚大陆上，汉族人口最多，势力最大，因此在漫长的民族融合中，始终未出现因肤色和长相而产生的隔阂和分离。另外重要的是，在中国以及周围这一片地区，人种几乎都是同一人种。无论朝鲜、越南、日本、缅甸、泰国还是蒙古，人种都是黄种人。所以，在同一肤色的人种中很难产生种族的歧视。
印度与中国就不同。所以，在研究等级制怎么形成的这一问题时我决定借用印度的例子与中国做一横向比较。在地理位置上，印度与今天的土耳其、意大利、埃及等国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地理屏障。各个民族可以在伊朗高原、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之间自由的往来，而这些地区的人种差异比较大。譬如亚利安人是白种人，印度次大陆上的居民肤色黝黑。大约在公元前 1500年前后，北方的雅利安人翻过印度北部的山脉进入印度北部。从此，印度雅利安人最后发展起一个与他们西面的亲族亚利安人根本不同的文明，即种族歧视文明。
印度雅利安人早期与其他地区的雅利安人一样，划分为武士贵族、祭司和平民这三大等级。他们本来没有与社会等级有关的种种限制，如世袭职业，限于同一等级内通婚的规定等。但到了公元前500年时，种姓等级制度开始诞生。种性等级制度为什么诞生？肤色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梵文中的种姓——瓦尔纳一词，意即肤色。
雅利安移民非常清楚自己和当地黑土著在肤色上的差别，称土著为达塞人，即奴隶。由于雅利安人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所以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从而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这四大种姓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前三个种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签上、武士贵族和农民组成。第四种姓留给土著达塞人。达塞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种族上的划分不再与现实相符合。雅利安部落常常与达塞部落结成联盟，进行对其他雅利安部落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达塞人的祭土开始成为婆罗门，他们的首领成为刹帝利。由于上述原因，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肤的婆罗门同样具有贵族气派，而印度北部某些地区的白皮肤、灰眼睛的贱民也不再因为他们的白皮肤而地位有所提高。为了切合这些现实，商人和某些地主被归入吠舍，而耕种者和一般劳动者则成为首陀罗。
在这四大划分内，成长起令人迷惑的各式各样的种姓。它们都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特征是具有独特的职业，例如，银行家和商人常属于吠会种姓。另一特征是世袭的原则，这体现在对婚姻的复杂的规定和限制中。此外，种姓对食物、水、接触和礼仪的纯洁还有更进一步的种种限制。最后，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则，用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如赡养家庭，履行为结婚、出生和去世定下的仪式等等。
在四大种姓等级制度之外还有一类人，这就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这种人身份最低，约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注定只可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捕鱼人、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皮革工人和清道夫。从事这些职业的结果转而导致社会隔离。贱民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村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只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沾污各种姓中的成员，也就是说，不可与后者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不可以被人看见。当他们走出自己的房子或村庄时，必须敲敲板子，预先告诉他人他们的出现。
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并废除种姓制度。自那时起到现在，50多年过去了，但今天的印度特别是农村地区仍然遗留着种姓分割和歧视。由此可以看出传统观念和习惯的作用是多么得强大！印度的贱民们今天还在遭受着心理上的伤残，这种伤残同身体上的伤残一样使人残废和退化。按照因果报应的学说，一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应由于他们过去的罪孽而对他们现在的苦境负责。改善在来世中的地位是贱民们唯一的希望，而这只有通过恭敬地履行现世中的责任和义务来实现。就象今天中国***功的一个理论“消业”一样，用吃苦受罪来减少身上的罪孽。
这种等级制度和等级文化在印度大地上流传了几千年。社会法令和宗教理念的结合，使种姓制度至今仍在起作用。种姓制度已成为印度社会钢铁般的框架。虽然它受到现代文明的攻击，并受到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破坏，但它实际上仍在印度广大农村地区发挥着作用。与此相对照的是印度的贵族统治阶级。
印度古代的权力集中掌握在祭主阶级即婆罗门的手中。婆罗门借着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来向神的地位提出挑战。因此，婆罗门得到大量的地产，包括整座的村庄。除此之外，婆罗门还免交各种捐税。由于婆罗门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得被判处死刑或肉刑，甚至对婆罗门权力和利益的一切侵犯都是不可能的。
到了公元前3世纪，印度出现了它的第一个帝国----孔雀帝国。阿育王统一了几乎整个印度半岛。但越是帝国鼎盛的时期，人民的负担越是沉重，收税率经常提高到25%，留给农民的仅够维持生存。这一时期法律的严厉程度是空前的。据考底利耶所写的《政治经济理论》一书记载，当时印度的严酷刑罚有18种，国王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使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军队号称有70万人，配备9000头大象和1万辆战车。由此可见古代的印度曾是一个高效率的、严厉的官僚政治社会。无怪考底利耶说出这样一句话：“政治学是惩罚的科学。”看看阿育王征服羯陵伽王国一战，15万人作为俘虏被带走，10万人被杀死，数倍于这个数字的人死去。由此看出历史上印度人民所遭受的严酷的国民待遇。也只有在这种严酷制度的暴烈统治下，印度才能产生出如此不平等的种姓等级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能够这样大，并且流传这样长久！
极度不平等的种姓等级制度，无论是在机会选择还是在成果分享上对人都是一种不平等。这就是印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尽管今天的印度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仍然有一部分人世世代代只能从事像清扫厕所和处理死尸这样一类工作。就连他们同社会上其他人的接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接近都被看成是一种污染，他们在寺庙中出现就被当成是对神灵的亵渎。除奴隶制以外，很难想像还有另一种比这更不平等的制度。
最近，印度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刺杀案，一位国会女议员被刺客枪杀于家门口。这名叫普兰代维的女议员曾经是聚啸山林的女土匪，被捕出狱后被代表下层社会的政党推选为国会议员。苦大仇深的普兰代维肯定会代表下层贱民向特权社会发起攻击。或许是为了这一原因，这位被下层人民拥护爱戴的女议员终于饮弹身亡。
由种族原因导致的社会等级制比较典型的还有南非。这个国家在许多年里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其原因就是搞种族隔离。南非是非洲民族（黑人）世代居住的地方。1652年，荷兰、英国等殖民者相继侵入南非，掠夺土著民族的土地，屠杀其人民，建立殖民政权。1910年，英国将南非各省合并成立"南非联邦"，作为其自治领地。1961年5月31日，南非退出英联邦，成立南非共和国。南非当局通过了大量的种族主义法律，对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这一时期的南非是20世纪世界上唯一通过立法行政手段确立和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其种族主义制度是本世纪后半期最无人道、最为反动的政策体系。其制度的核心是“分别发展”，把广大贫穷的黑人及其他非白人种族同白人种族从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上分隔开，以维持白人的特权与既有利益。
南非的黑人各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3%，白人只占16%，其他有色人种如混血人、亚裔等民族占11%。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在政府、议会没有职位和席位，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没有丝毫权利。黑人不仅在居住地方面，而且乘车、就餐、理发、邮寄、看戏、就医、上公园、进商场、上厕所、死后埋葬、上教堂等方面一律不得与白人共用或平等，必须隔离。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陷入困境，黑人反抗斗争席卷全国，世界范围内出现声援南非人民、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高潮。1990~1991年南非当局被迫删除和废除300多部构成种族隔离制度的有关法律法规或其中内容，无条件释放黑人领袖曼德拉，取消全国紧急状态。
1994年，南非历史上不分种族的首次大选获得成功，曼德拉就任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组建新的民族团结政府，宣告推行了300多年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同年6月，南非重返英联邦，成为其第51个成员国。1996年5月完成制定新宪法。1999年6月2日，南非举行了第二次不分种族全民大选。非国大以66%的压倒多数获胜，民主党、因卡塔自由党、新国民党分列第二、三、四位。6月，姆贝基正式就任总统。
与印度和南非比较起来，中国人应当感到庆幸。不管中国历史上的等级制如此森严，也没产生出一个“贱民”和被隔离阶层。由于东亚国家的人种主要是蒙古种族，所以在多年的民族融合中，没产生多大的种族歧视。
中国有中国的等级制度。到了周朝，中国就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等级制度和分等级的国民待遇。有一天在看《孟子》一书时，看到这样一句话：“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见《孟子》第四篇?公孙丑下。] 孟子为了厚葬母亲说出这段话，认为天子和庶人的丧事都是为了表达心情，棺木厚点薄点都可以。实际上贵人和平民的棺椁厚薄是根本不一样的。多大官必须有多厚的棺材。看看北京的老山汉墓用了多少木头！浪费了多少木材！哪个老百姓能消耗得起？
中国的等级制和集权式政治模式是怎样产生的？有史学家认为与早先治水有关系。在群体治水过程中，形成了公认的权威和领袖，形成了群体的团结性，建立原始共产主义。随后出现了王权、君权和威权、极权。当然王权和君权政治文化的形成至少需要社会群体几百或上千年的磨合，需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反复较量，这种政治文化规定的各种国民待遇最后才能固化。
中国王权统治与人权思想的磨合期是在长达五六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进行的。经过各种力量的反复较量，最后形成封建集权专制政治体制。但春秋战国这几百年是中国思想产出最繁荣的时代。诸子百家纷纷登台，各种人权思想、国民待遇的见解五彩纷呈，但最后被归纳成几家，铸成后来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文明。对中国社会后来几千年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这一思想派别之所以成为后来中国主要的统治思想和文化主流，完全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统治者和人民共同选择的结果。因为只有儒家学说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迎合了王权统治的需求。孔子的“循道”思想除了有遵从自然规律的思想，还有封建等级思想。在这一点上，孔子与柏拉图有着相似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春秋战国期间始终没有出现，或许有这种思想的书籍已被秦始皇烧掉。思想家们只是将精力集中在对自然法则“道”的探索上。对人的自然权利、人的本性似乎没有多少强调。这是中国历史最遗憾的事。缺少对人的权利要求，那么剩下的只能是对帝王和统治秩序的服从。孔子在一番悲叹之后，也不得不顺从了现行政治。
尽管孔孟之道在中国拥有强大的惯性的感情传统，但坦率地说，我始终对这一学派热爱不起来，并且有时产生厌恶之心，主要是在这一学说中，普通人格被规定得太低卑。不要说平民百姓，连士大夫在君王面前也都象奴才一样。例如，孔子上朝时：“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蹙踖如也。” [见《论语?乡党篇》。] 此段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孔子弯腰耷拉头地走进朝廷大门，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好象没有容身之地。站，不站在门中间，走，不踩在门槛上。经过国君座位时，脸色变得更加严肃，脚步也加快了，说话好象中气不足。提起衣下襟走上朝堂，显得小心谨慎。憋住气好象没有呼吸一样。出堂，走下一台阶，才舒缓面容，显出快乐的样子。下完台阶，快步走着，象鸟儿舒展着翅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显出恭敬不安的样子。”
从这一段历史记录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君臣之间的待遇。为什么中国君臣之间的待遇总是要下跪，而西方国家历史上一些君臣间的待遇是单腿下跪？为什么到了近代，欧洲一些国家的君臣晋见礼仪变成鞠躬，而中国仍然是三跪九叩？这些待遇的演变反映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内容。不管怎么说，当我第一次在《论语》上见到孔子的这一段描写后，对孔子的奴颜婢膝特别反感。中国人之所以缺少尊严和人格，主要就起自孔子。他的一部《论语》给后来的中国起到很大影响。中国的奴才文化就是这样形成的。中国人的性格被这一伦理塑造了几千年，形成了一种奴性十足的性格以及忠君思想，实在可悲。当然，《论语》既有糟粕，也有精华，糟粕就是低下的奴性。可以说今天中国人的性格中某些因素主要是来自儒家学说的塑造。
在春秋战国这一时期，中国人谄媚虚伪的卑劣性格在王权专制的环境下不断产生和发展。齐国国王手下一名叫竖刁的官员为了不让齐桓公怀疑，自己割掉自己的生殖器已便于侍奉齐桓公。或许出于君王的残暴和淫威，小民百姓不得不转向服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尊严与人格。人格待遇是十分重要的。人并不象动物那样吃饱喝饱便可以满足，还有精神上的需求，荣誉和尊严上的要求。因此，观察各国的人格待遇特别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待遇。中国在历史上便是一个人格待遇比较低的国家。
到了今天，我最怕看的就是反映帝王将相故事的中国历史片。一听到什么“奴才在”、“小人不敢”、“主子吩咐”之类的话，就充满厌恶和反感。说来也奇怪，最近这些年，中国冒出了一大批反映清朝皇帝的历史电视剧，一大批文人津津乐道封建文化，一大批观众沉浸在对低卑的人格待遇的欣赏中。就在我写作此书之际，中央电视台的每晚黄金时段又隆重推出《大宅门》。尽管舆论对此片炒得甚高，但也没兴趣看上一眼。主要是看够了。看看我们的主流媒体在黄金时段已经播出多少封建剧了，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宰相刘罗锅、和珅、余成龙等不计其数。已经进入21世纪了，中国人仍然沉浸在这种丑陋的封建奴才文化之中。由此可见封建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多么牢固！由此也可以看出当今中国社会的国民素质。
统治阶级为了使人民培养出这种奴性，历来倡导儒家学说的社会教化，四书五经成了中国人出生之后的必修课。但有教化就会有反教化。人类真正的本性是反奴役，反奴性，渴求自由、平等和尊严。这种发自人本性的要求在历史上每每通过人民起义和反抗表现出来。
我对孔子最大批判就是他对人格待遇的分裂。在他的意识里，人没有天生的平等，只有小人和君子两类，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待遇。这与比他稍晚一点的基督教创始人耶稣的思想迥然不同。耶稣认为人类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对人类一视同仁，因此，人类之间没有高低贵贱，即使存在着财产和权力上的差别，在人格上也是一样的。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穷人即使穷，在人格上也没有对富人低下的心理。说到底，耶稣代表的是广大的贫苦大众，耶稣是在为社会弱势群体寻找精神支柱和心理尊严。而孔子是没落贵族，骨子眼里充满了高低尊贵的等级观念。这种人创立的学说怎么能有平等精神，怎能不被统治阶级所看中，所利用，怎能不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和统治术。“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便是生动的说明。
从理论特征上说，耶稣代表的是普通法，孔子代表的是成文法。普通法倡导的是人世间一种普遍的原理和普遍的权利。成文法规定的是具体的权利和分等级的权利。基督教影响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基督文明与儒教文明由于内质的不同，直到今天仍然在发生着摩擦和冲突。这种摩擦便发生在人的基本待遇上，人格平等和公民权利上。但在春秋战国期间，中国人思想自由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还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例如，孟子尽管是孔子学派的弟子，但他的思想与孔子有很大的不同。在孟子那里，人民的待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格的尊严得到了突出的显示。
孟子可能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但从小经受了良好的教育。古代有“孟母择邻”一说，因此，在孟子的思想里，突出体现了平民和人权的思想。孟子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告诉统治者们，要爱民，要认识人民的重要性。鉴于孟子的教导，唐代开国皇帝李世民得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结论。因此，爱民、重民的思想在以后的封建帝王统治思想中有了一席地位。
特别是孟子一扫孔子卑躬屈膝的样子，提出了大丈夫的概念，养浩然正气的概念。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见《孟子》第六篇?腾文公下] 孟子的这段话多少弥补了儒家不光彩的人格表现。如果中国历史能按孟子的理论发展下去，后来在人权方面可能也会好得多。但孟子的民本思想，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帝王的统治。与西方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古代似乎没留传下来人权思想和法治思想，只有民本思想、君权思想和人治思想。我估计这是历史的假象。如果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能全部保留下来，一定会发现大量的人权思想。只是由于秦始皇焚书的一把火，将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付之一炬。封建君主残暴的屠刀，四百多名儒士的被坑杀，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灭绝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渊源。
秦始皇不许人们信仰上帝，更不许人民有天赋自然权利，只许人民服从他的统治。他将天下攫为己有，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坟墓，征集天下民工修筑长城以保秦国平安，不惜牺牲三千童男童女的性命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从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封建专制君主是人类自由、平等的最大敌人。一场惨绝人寰的焚书坑儒，使中国早期最有价值的人权思想彻底泯灭，使尧舜禹时代的公为天下的思想彻底泯灭。中国人的政治待遇遭到沉重打击，中国人平等自由的脊椎被彻底打断。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由尧舜禹的大公变为秦始皇的大私，由神和人民的天下变为皇家的天下。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人民权利被剥夺的阶段、人格卑微的阶段、封建统治者为所欲为的阶段、不平等待遇牢固延续的阶段。从此，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生殖器文化”[台湾学者语]，中国政治走入了极权专制的模式，以致使中国威权体制传统如此牢固和延续得这么长。
大私之下岂有平民的权利？中国历史就这样走过了公与私的两个极端！从大公无私到大私无公。封建极权专制说到底是极度自私的结果。“家天下”可以说最大的自私。统治者头脑中如果有一点公天下的思想也不会如此攫取天下为己有。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有两个人物就是公与私的代表，一个是孙中山，他为了实现民主共和，宁愿将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而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呢？只想一个人独占天下，仍然想当皇帝。最后只有落得个历史骂名一命呜呼。从政就要为公，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一个政治家或统治者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公心和私心的多寡。由此道理可以观察当代的政客表现，只要是那些怀有公天下的人，往往都能做出顺应社会民意的抉择。凡是那些私心厚重的人，一般不会放弃自我顺应民意的。碰上这样自私自利的政客，一国的政治便会变的不择手段，丑陋卑鄙而残酷。
中国之所以自战国之后出现了“七雄剩一暴”的局面，之所以出现了酷烈的集权专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先前缺乏对人性和个人的研究。人性、人权和人本思想在尧舜禹时期就被“大公”思想所淹没。中国缺少一个古希腊人性反刍的时期。因此，当公德衰落，统治者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极度泛滥起来之时，个人的力量也极其微弱，小民百姓只有一任宰割。自秦始皇之后，中国真正达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帝王攫取了天下所有的财富。任何一个统治者，一旦登上王位都要攫取天下资产。看看北京城里的故宫，便可以看出“家天下”的影子。历史上社会中不平等的待遇是怎样形成的？就是这样形成的，由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武力镇压形成的，说到底，是由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自私形成的。
世界某些国家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印度的阿育王通过残酷的屠杀和统治，奠定了3000多年严酷的种性等级制度，中国的秦始皇奠定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集权专制统治制度。一种制度一旦建立就具有极大的参照性和延续性。印度历史和中国历史都走了这样一条专制和等级制度的道路，以致近代以来这两个国家在沉重而庞大的历史包袱压抑之下，迟迟难以进入现代民主法治文明。更主要的是，不打破封建极权专制，人民就得不到他们应有的权利。中国直到今天都在为恢复民权而努力，可见这一专制传统是多么难以摆脱。
由于不平等的待遇往往是在强权下形成的，因此，反抗不平等待遇便也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一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便是反抗不平等待遇的突出表现。当然他的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一旦我胜利了，那就是让我来当皇帝。人类社会稍稍发达了一点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原始共产主义那种和睦情景。为什么？因为人类历史是一部追求特权和不平等待遇的历史，又是一部反特权、追求平等待遇的历史。如果大家都是追求特权，那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特权社会。只有获得特权，才能多吃多占。人类的贪欲就是这样。如果都反特权，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公平社会。回顾历史，几千年来，恶劣的人性导致了社会必须在一种以恶制恶的模式下运行。当善战胜不了恶，人民便要屈服在强权之下，顺应强权政治。同时，维护强权政治秩序的伦理学说便应运而生。
孔子便是这种学说的代表。孔子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人格卑劣的一个。随便抓出一个当时的学问家，例如墨子，老子，荀人，庄子，人格都要比他高尚。但就是这样一个奴性十足的人，却最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最被统治者青睐。因此，后来孔子的地位被抬得最高。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汉武帝一个“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便奠定了中国人民几百年来的政治待遇。中国人民的人性尊严和人格尊严，经秦始皇的一场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被彻底泯没。没有脊柱的中国人只能匍匐在封建帝王面前过了几千年。
但我不是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中国人民高尚人格的光辉一面在历史上时时闪耀着。几千年间，人民没有一刻停止过为争取平等人格而斗争。近代诞生的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种高尚人格的代表。他们为了使穷苦人民摆脱屈辱的人格待遇，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建立新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以等级制为核心理念的儒家思想的沉重打击和批判，是追求人类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
人性有善有恶，恶的一面有自私、贪婪、暴戾、独裁、专制。封建制度恰恰代表了人性恶的这一面。如果探讨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最终原因要从人的自私本性中去寻找。人类这种动物总是追求无限地扩张和占有，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具有特殊的权力和特殊的待遇。因此，不要认为人类历史是一部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历史，实际上在漫长的几千里，人类一直是在追求不平等。谁通过暴力和智力夺取了政权，谁就享受特权和不平等待遇。反抗不平等者最后的走向都是达到不平等。历史的改朝换代只不过是推倒一个不平等者，换上另一个不平等者。直到今天这种循环还在世界上那些非民主国家发生着。
由此我们对人类待遇有了另一角度的认识，人类为什么会有各种待遇？说到底是人性扩张的表现。认真观察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追求时空占有的最大化，并且这种占有是无止境的。人类的权力欲壑难以满足，财富和精神欲壑也难以满足。权力再大的人也不会停止对权力的扩张。这种对时空的占有不仅表现在权力和财富上，还表现在精神和思想上。统治者的思想往往是主导思想，统治所表现的内容更多的是在精神方面。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对人精神空间的统治和控制。人们著书立说也是对人精神控制和影响的表现。所以人这种动物，对外界占有的扩张性很强。直到近代，人性这种恶行扩张本能和无限占有欲望才遭到了分析批判，人类的权力和权利占有和扩张欲望才遭到了遏制，并趋于理性化。这一贡献首先来自17世纪荷兰的学者雨果?格老秀斯，他说：“任何事物如对理性的人类所成立的社会本性有所冲突的，都是不公道的。例如，仅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剥夺他人的东西，便和自然法相冲突。”[浦祖兴《西方政治学说史》第181页，]
人们通常都将格老秀斯的理论作为法哲学新纪元开始的标志。在这一世纪，西方政治学说完成了从与神学相结合的状况中逐渐解放出来的过程。为此做出贡献的有后来的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格老秀斯继承了古希腊学者的研究传统，从人性出发，发掘出人的理性之光。人性虽然有善有恶，但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种理性就是遵从自然法则，按客观规律办事。因此，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固定不变的，是绝对真理，甚至神本身也不能将其更改。理性是人人都具有的天赋能力，即使没有上帝，也能依据自己的理性行事。从格老秀斯之后，西方的政治学思想从神权至上开始向法学至上转变，法即人的最高理性，它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上帝这个神的地位，更超过了世俗帝王的地位。在这些学者的理念中，人是具有自然赋予的天赋权利的，人的权利不能被随便剥夺。后来孟德斯鸠发现了分权理论，从此现代政治学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现代民主政治油然而生。
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国人仍然匍匐在人治和神权的统治之下。明末出现了程朱理学，但朱熹的理学权威始终没有超过皇帝的神学权威。特别是中国的理学家将天理与人性相割裂，动不动就存天理灭人欲，这就使程朱理学不可能成为推动欧洲社会在近代发生巨大变革的欧洲启蒙主义。
综观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来，政权和社会更替的内容一直是一种力量的变换，即统治者权力的更换，而非“法”和“权利”的变换，或说公与私的变换。提升中国人的国民待遇依然任重道远。打破封建传统观念的任务只能靠输入外部文化来进行。
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的封建等级结构日臻完善和成熟，可以说由此形成的封建待遇五花八门。由于史书大量记载的多是帝王将相，所以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国民待遇很难考察。孔子的“过泰山侧”，便反映了春秋时期劳动人民的国民待遇。“苛政猛与虎”，孔子的一声哀叹，反映了几千年里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三吏三别这几首诗更是反映了当时社会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国民待遇。
在统治阶级另一方面，生活待遇却是另一种情况。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张“明代官员俸禄表”，内容如下：
明代官员俸禄表
品级 月俸米（石） 年薪米（石） 折合今升数 国子监官类属
正一品 87 1，044 112，094．28
从一品 74 888 95，344．56
正二品 61 732 78，594．84
从二品 48 576 61，845．12
正三品 35 420 45，
095．40
从三品 26 312 33，499．44
正四品 24 288 30，922．56
从四品 21 252 27，057．24 祭酒
正五品 16 192 20，615．04
从五品 14 168 18，038．16
正六品 10 120 12，884．40 司业
从六品 8 96 10，307．52
正七品 7.5 90 9，663．30
从七品 7 84 9，019．08
正八品 6.5 78 8，374．86 监丞
从八品 6 72 7，730．64 典簿、博士
正九品 5.5 66 7，086．42 学正
从九品 5 60 6，442．20 学录、典籍
备注： 一石为十斗，一斗为十升。明代的一升，据近人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推算，相当于今天的1.0737市升。[摘自“明清皇朝”网，]
好了，现在让我们来计算明代官员的经济待遇。一个正一品官员每年收入1044石粮食，折合今天的22.5万斤。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每亩200斤产量计算，需1250亩土地才能供应一个正一品官员。若按15%的税收来计算，22.5万斤粮食需要通过7500亩地的税收来完成。以每个农民种3亩地的生产水平计算，需要将近2500个农民来完成这一任务。这还不算此官员其他的收入，估计受贿收入比他的俸禄要高得多。要是把他通过受贿得到的收入总括起来计算，一个正一品官员的经济收入至少在50万斤粮食以上，高的要达到100万斤也是有可能的。这就大约需要5000--10000个农民一年的劳动。如此高的收入，加上长年积累以及资本增殖，明清两代大官员家中的财富往往富可敌国。清代扳倒一个和申，抄家所得达到几千万两银子，相当于当时的国库水平。
再看最小的七品芝麻官。一年84石粮食，折合今天的18000斤。每月按30斤的定量计算，18000斤粮食够600个人吃一个月，够50个人吃一年。也就是说一个县官家里，至少可以养活得起四五十人。所以，当时的县太爷家中都有丫鬟仆人保镖多人。这与前些日子电视台上所放的清官余成龙的家庭状况绝然不同。余成龙的官职最后达到四品，年收入要比七品多得多了。象电影中所描写的那样清贫和冷寂是不可能的。尽管清代的官员收入可能比明代要少。
总之，人类社会的生态圈和食物链实际上与动物和生物界一样，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层一层地吃下去，直到维持这个生态平衡为止。一旦这个食物链断列，社会便要爆发动乱。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生态结构，居于最高地位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限的资产。“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天下财产都由皇帝说了算。有一天我站在北京景山公园山上的亭子上，望着下方故宫紫禁城那一片琉璃瓦宫殿屋顶，看着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若大的一片山水，望着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南海那一大片园林，心中不仅感叹：皇帝一家居然占领了这么大的一片地方。拥有如此巨大的资产。这是什么制度，把皇帝与平民拉开这么大的距离？要说从本质上皇帝与平民同样都是人，但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有如此大的差别那？是谁设计了这么一种制度？人民怎么能心甘情愿地跪倒、匍匐在封建帝王的脚下？从现代人角度看，这种现象真是不可思议。
但尽管我们对这种封建社会生态结构深恶痛绝，中国人在几千年的生存当中毕竟选择了这种生存方式，并且至今仍在选择甚至继续下去。你愤懑也好，看不惯也好，这种方式始终在继续。这就是巨大的社会惯性。最难改变的就是人民几千形成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在思想观念都没改变的时候，行为方式更难改变。
在这样一个生态社会里，皇帝以下，论资排辈，论功行赏。于是一个阶梯式的等级社会就出现了。记得大学毕业后那几年看《清史稿》，当看到清代官员的品级和职务表时[见附表]，一下子就理解了为什么在我国解放后仍然实行等级制。原来这个级别就是来自清代，而清代来自以前历经2000多年的各朝各代。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何况建国那代人几乎都是从清朝走出来的人。由此可见中国的历史是多么一脉相承！
清代官员品级和官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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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品：太师、太傅、太保、大学士
从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各部院尚书、督察院左、右都御史
正二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各省总督、各部院左、右侍郎
从二品：各省巡抚、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时、各省布政使
正三品：督察院左、右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各省按察使等
从三品：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各省盐运使.
正四品：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各省道员等
从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各省知府等
正五品：光禄寺少卿、六科给事中、各部院郎中、各府同知、直隶知州等
从五品：各道监察御使、翰林院侍读、各部院员外郎、各省知州等
正六品：国子监司业、内阁侍读、各部院主事、京府通判、京县知县、各省通判等
从六品：左右春房左右善赞、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州同
正七品：翰林院编修、顺天府学教授、外县知县、各府学教授等
从七品：内阁中书、国子监博士、直隶州州判、州判等
正八品：外府经历、外县县丞、州学正、县教谕等
从八品：翰林院典簿、府州县训导
正九品：各部院九品笔贴士、县主簿
从九品：翰林院侍诏、刑部司狱、州吏目、巡检
未入流：京、外县典吏，驿丞和泊所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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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武将品级
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从一品：将军，督统，提督，正二品：副督统，总兵，从二品：副将，正三品：参将，从三品：游击，正四品：都司，从四品：城门领，正五品：守备，从五品：守御所千总，正六品：门千总，营千总，从六品：卫千总，正七品：把总，从七品：盛京游牧副尉，正八品：外委千总，从八品：委署骁骑尉，正九品：外委把总，从九品：额外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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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清史稿?职官志》。]
大家可以数一数，每一品分正和从两级，九品共分18级。这与我们建国后实行的22级干部制十分相同。小时候在济南时，山东省最高的级别据说是当时的省委书记谭启龙和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谭启龙可能是6级，而成仿吾据说是八级。文革后期我家正好搬到山东大学的第一宿舍，就与成仿吾家住前后楼。当时他遭遇文革劫难后正赋闲在家，经常出来在院子里散步，其走相和形态的确与众不同，挺着胸，背着手，气宇轩昂。我经常在楼上窗口注视这位神奇的人物。这就是当时全国大学中级别最高的一位校长啊！
成仿吾30年代在上海时是左联人物，成立过“创造社”，由于观点不同还与鲁迅对立过。这后来成了他在文革中受批判的一个理由。但是，由于成老是中国文化人中唯一的一个经过长征的人物，唯一的一个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文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也没敢对他怎么样。
想一想，8级干部相当于清代的从四品，属于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内阁侍读学士和各省知府这一级别的官员。而谭启龙的6级相当于清代的从三品，属于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各省盐运使这一类的官员品级。而当时厅局长一类的干部，级别大多在9级、10级、11级之间。这一类干部一般相当于清代的五品到六品官员，官职大多是左右春房左右庶子、光禄寺少卿、钦天监监正、六科给事中、各部院郎中、各府同知、直隶知州、鸿胪寺少卿、各道监察御使、翰林院侍读、侍讲、各部院员外郎、各省知州、国子监司业、内阁侍读、各部院主事、京府通判、京县知县、各省通判等。
有些人如果对自己的官阶感兴趣或对父母老子的级别感兴趣，就对照一下清代官阶吧。这里足可找出人们身份待遇的各种差别。不过说起来，今天由于干部级别的取消，社会对等级已经淡漠了。可在我的小时候，级别可是一件大事情。谁家父亲的级别高，谁谁父亲的级别怎么样，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特别是在干部子弟的圈子里，经常以衡量父母的级别为自豪或骄傲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