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不能自由选择工作、没有工作权对人的危害是多大。如果说中国社会今天进步了，发展了，我认为进步最大的地方是人民获得较大的择业自由。我并不认为物质条件方面的改善是主要的进步。人性上的进步才是真正的进步。符合人性，给人心灵上的愉快比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
[4].组织权和结社权。
第八条提到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以促进和保护他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工会有权建立全国性的协会或联合会，有权组织或参加国际工会组织。工会有权自由地进行工作，不受除法律所规定及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利益或为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需要的限制以外的任何限制。工会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军队、警察或国家行政机关成员都可行使这些权利。
这一条的内容实际上是讲结社权。这一权利对公民有什么作用？写到这儿，我想起了今年春天4月初在山东烟台搞调查时碰到的一个农民。他已经在烟台市干厨师多年，但今年春节过后一直在家闲着。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干活？回答是光白干不给钱。活有的是，到哪儿都能找着活，但就是不给钱。一个月干完说下月发钱，三个月干完说半年再开钱。半年过去还没钱。有的干了一年也没挣着钱。这种情况使打工仔全都变怕了。特别是那些工地上的民工，干上三天不给钱马上就走人。
烟台晚报社在今年春节过后还发过一篇文章，记述了一个东北来的小伙子，在工地上干了一年后，居然只拿到几十元钱，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为了回东北老家过年，这个小伙子沿着铁路往回走，饿了就沿途要饭，晚上睡在桥洞涵洞里。最后走的鞋都磨破了，露出了脚指头。后来有好心人送给他一件棉大衣，报纸上还登出了他穿着大衣照的照片。
听到他的叙述使我感到问题的严重。如今的社会风气已经变到这个程度，赤裸裸地剥削雇工！按这位农民的话说就是人心变坏了。不克扣工钱，饭店老板怎么能赚着钱。去年打工的那家饭店至今欠着他700元钱，就是要不回来。
中国是个正在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国家，是个经济正在转型的国家。随着个体私营企业越来越多，赖帐、克扣工资的现象将越来越多。我们这些呆在高层的学者们往往对变化着的社会太不了解，还在一腔情愿地想着社会问题。实际上上层建筑这种状态已经很不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
由此使我感到工会这种社团组织的重要性。雇主之所以这样肆无忌惮地盘剥工人，主要是因为雇工是弱者，无依无靠的弱者。有的雇工给老板白干了一年活，到头被一顿臭打赶出了店门。有些老板手下有一批打手，象浙江温岭的张畏黑社会集团，就是这样靠打手来对付顾客和雇工的。
因此，工人们必须组织起来，必须有行业工会或社团组织的保护，必须有为工人说话的地方，有为工人伸张正义的地方。目前我国政府的工会似乎很跟不上时代的需求，对于那些零散的就业者根本顾不过来，但又不允许工人们自行组织工会，这就造成雇工被剥削无处诉而雇主越发肆无忌惮地剥削雇工的情况。
上海当年的青红帮是怎么诞生和为什么存在的？看看杜月笙的发家史，其实就是靠组织工人帮派起家的，靠维护码头工人利益起家的。早年这些帮派都是弱势群体为保护自己利益而自发组织起来，但在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最后发展成了强权势力甚至是恶势力。
今天，随着形势的变化，劳动者的维权组织必须尽快建立起来。不仅是城市的工人，还有农村的农民，都要有维护权利的组织。最近一年，我注意到理论界开始讨论农会的问题。在农村是否有必要成立农会？问题既然已经提了出来，便说明社会有了这种需要。回想当年毛泽东领导湖南农***动那个时候，农会组织风起云涌，“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震天响。可以看出，农会组织对维护农民利益有多么重要。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是农民权利最大的维护者。历史发展到今天，农民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否已经不需要这种组织形式？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通过大量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认识到“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有问题。人性在没有制约和规制时，恶的一面便要爆发出来。因此，制度必须要建立在控制恶的基础上，然后才是发扬善。要首先想到人的自私性和贪婪性甚至残暴性，一切制度和法规必须从这一假设出发，空谈高尚无济于事。由于当前大量侵权事件发生，控制“恶”的社会组织必须尽快建立。在政府管不过来的情况下，群众的事情必须由群众去办。一些进城的农民可以在某些方面的引导和帮助下建立自己的维权组织，哪怕是过去的那种同乡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可能帮上忙。社会应该设立一些这样的非赢利社团组织？
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似乎至今还没有这种考虑。我国已经正式加入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由于中国的国情所限，中国对公约中的一些基本条款有所保留，因为这些条款与中国的现行宪法相左，如成立自由工会、加入国际工会组织以及游行罢工的权利。关于罢工的权利，在1954年宪法中还有这一内容，但到了1982年修改宪法时却把这一条取消了。尽管宪法里取消了这一内容，但现实中这一内容却几乎经常发生。有些工地干着干着突然停工了，原因是工人们都跑了，实际上这就是变相的罢工。因此，今后中国宪法中要不要加上这一条实在值得考虑。
一些国家在批准这个公约时都声明根据自己国家的法律来实施这条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批准公约时也声称，中国政府对公约第八条第一款甲项“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这一条，将根据中国宪法、工会法和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建国以来，我国的劳动者一直按照我国的有关法律组织和参加工会，今后将会继续这么做。如此看，自由工会今后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但社会是在经常发生变化的。法律必须根据变化着的现实修改。特别是中国的事情都是靠社会诞生。你不想要，它也要冒出来。例如黑社会，三陪女，谁也没有承认它们合法，但它们就是出现了。而属于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行会或组织，更是遏制不住。所以，中国的事情还要看今后的变化。
[5].社会保障权。
公约第九条是：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据说这一条是中国政府与联合国签约时感到最困难的。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范围只覆盖了城市，也就是说只覆盖了一小部分人，大约70%的人口还没有覆盖到。农民目前就根本没有社会保障，生老病死全靠自己负责。这种状况是否合理呢？为什么城市人失了业还有最低生活费，而农民没有这一待遇呢？既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有偏有向呢？
但即使是在城市，职工的社会保障权利受损害的事情也大量存在。2001年5月8日晚，上海卫视“法庭内外”栏目播放了这样一个故事，题目叫做“她因结婚被退工”。她，就是上海阿帝兰制漆有限公司的一名职工，名字叫陆健。此人于2000年2月24日因婚事向公司请假，一个多月后，公司于4月13日发出退工决定，取消了她在公司里工作的权利。陆健于6月份才接到这份退工通知，心中感到很委屈，便向劳动仲裁部门状告厂家，要求补偿这几个月中的工资和医药费。厂家认为这段时间陆健已经离厂，根本不能满足她的这些要求。最后劳动仲裁部门决定：阿帝兰公司拿出1000元来赔偿陆健的损失。
仅仅是1000元，厂家也不干，反而一纸诉状将陆健告上上海市青浦区法院。于是双方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展开了舌剑唇枪。经过一番争论，根据劳动法的各项规定，法院做出被告人陆健胜诉的决定。阿帝兰公司不仅要补发几个月的工资，还要报销7498元的医疗费，补交几个月的社会养老保险，并且恢复与陆健的用工关系。
这种判决完全出乎厂方的意料。本来厂方认为拿出1000元还嫌委屈，经法院判决后，竟应该拿出1万多元。大家看看，待遇的标准在人们的头脑中有多大的出入！公理到底在哪里！按厂方的思想，你请假回家了，不在这里干了，就没有理由再给你报酬和再给你交纳社会保障金。可按劳动法规定，女工在婚假、产假期间都要照样开工资，享受各种劳保待遇。按这种法律规定，阿帝兰公司做得就不对了，你在女工休假之时，落井下石，把人一脚踢开，就违反了法律规定。
男女要平等，谁家女人不养孩子？不能因为女子家务事多、麻烦事多就歧视女性。但通过陆健和阿帝兰一案，可以看出当前社会对职工待遇的认识模糊到什么程度。遭遇陆健一样待遇的女工在当今社会里可能比比皆是，但有几个能讨回正当的待遇？有几个想到要打官司？陆健胜诉还是由于厂方将事情闹到法院。如果不是厂方打起了官司，陆健或许也就忍气吞声罢了。
当前的中国有多少类似阿帝兰的公司？侵犯了职工的权利还要反咬一口。因此我认为，认清公民的权利是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事。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在认识上出入太大，认识标准太悬殊。为什么认识如此混乱？还是法律规定不清，权利不清。
陆健女士是幸运的，相比之下，那些城市之外的人就没那么高的待遇了。由于农民没有社会保障，于是就出现了北京街头乞讨的惨象。这些乞讨者摆出各种低卑的姿势，趴在地上的，跪着的，匍匐在地的，整个人格尊严都没有了。在贫穷面前，人类几乎不拥有任何权利。有一次，在北京地铁里，一个下肢瘫痪的男青年，象孔乙己那样用手撑着两条残腿，在车厢里蠕动爬行，每到一个人面前磕一个头，嘴里嘟噜着含混的乞讨声。看到这种现象让人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中国出现了一批靠社会施舍生活的人，说到底是社会保障跟不上。社会有没有义务给这些弱者尊严？我们每天在大街上行走的人们对此现象考虑过吗？难道这种现象只是因为国家贫穷照顾不过来才出现的吗？如果说是国家没有钱，那又说不过去了。改革开放前的时候，国家的物质条件比今天差得远，即使在生活那么清贫的时代，街头上也很少出现乞讨者。为什么到了物质高度发达的今天，乞讨者反而增多了？这不能说不是我们工作的失误。
国家不是正在搞“十五”期间的四大工程吗？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这四大项目加起来要花多少钱？至少几千亿元。光是一个北京奥运会预算就是14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200多亿元。这么多钱国家都能拿出来，搞点济贫福利能花多少钱呢？我想每年20亿元足够了。据两三年前胡鞍钢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的一篇文章透露，前几年我国民政部门每年用来搞救济的资金还不足2亿元。记得当时我看了这数字感到十分惊讶。这就是我国社会福利的水平啊！相比起我国今年1400多亿元的军费开支和1500亿元的建设国债，几如九牛一毛。连2000年云南搞的一个花卉展览世博会都花了114亿元。因此，今天应当在社会平均福利上下点工夫了。
但是，事情的确又是矛盾的。今年7月13日中国获得了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权力，有关部门测算中国要为此投入2800亿元人民币。坦率地说，中国今后如果将这2800亿元资金投到社会保障或者贫困地区去，将对中国的国民素质有很大促进作用。但为了振兴国家的名誉，为了获得国际上的一席地位，中国又不得不将钱积攒下来举办这些面子上的事。这就象农民住家过日子一样，平时省吃俭用，把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到张罗红白喜事上。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张脸。但愿2008年之后，中国不再为脸面上的事再花钱。
[6].生活权。
公约的第十条内容涉及到家庭、儿童。对作为社会的自然和基本的单元的家庭，应给以尽可能广泛的保护和协助，缔婚必须经男女双方自由同意。对做母亲者，在产前和产后的合理期间，应给以特别保护，对有工作的母亲应给以给薪休假或有适当社会保障福利金的休假。应保护儿童和少年，不得因出身或其他条件而有任何歧视。儿童和少年应予保护免受经济和社会的剥削。雇佣他们做对他们的道德或健康有害或对生命有危险的工作或做足以妨害他们正常发育的工作，依法应受惩罚。各国亦应规定限定的年龄，凡雇佣这个年龄以下的童工，应予禁止和依法应受惩罚。我把这些内容归纳成生活权。
今天，我国大部分人民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由于局部的贫穷和愚昧，社会上也存在大量的丑恶和丑陋，人民的生活权经常遭到侵犯。这些愚昧、贪婪和丑恶时常威胁着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例如拐卖妇女和儿童，便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这些年里，公安部门经常跋涉千里万里为解救被拐妇女而奔波。至于说婚嫁问题，中国早已走出了父母包办的历史阶段，自由恋爱已经蔚然成风。但尽管如此，家庭包办的现象仍然存在，强迫性的婚姻仍然存在。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安徽凤阳县吉开桃事件。
2000年6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报道了一件女方告男方强奸的案子。安徽凤阳县一名叫吉开桃的女子在没办结婚证的情况下，被家人逼迫与吉本武结婚。喝完喜酒，经过一番张罗之后，吉开桃拒绝与男方同床，结果被吉本武暴力强奸。吉开桃逃出来后，向法庭状告吉本武，但却被当地风俗习惯所不容。官司打了一年多，在舆论界的干预下，吉本武才被拘捕。尽管如此，村人仍然众说纷纭，大多数妇女认为喝了喜酒就等于结婚，不管领不领结婚证。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社会相当一部分人对生活权的认识及法律水平。连结婚证都认为可有可无，至于说婚姻自由的观念就更谈不上了。一些花钱买媳妇的农民对前去解救的民警大打出手，他们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这么蛮横？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花了钱，媳妇就是我的。2000元就能买一个人的生存权，就有权力将女人用铁链子栓在屋里，剥夺一个正常人的自由。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人们的愚昧。为什么愚昧？原因并不是贫穷，而是对人权的宣传教育太少，没有从小学起就普及人权的基本知识。看看我们的小学生课本，爱国之类的文章空谈高尚的文章一大堆，实实在在的人权知识很少。很多人上完学后脑袋还是空的，真正的道理还是不懂。当前社会大量出现愚昧事件，实在是对我们的教育内容一大嘲讽。
公约第十一条和十二条规定：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人人享有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制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减低死胎率和婴儿死亡率，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的疾病，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
看到这几条的内容，使我想起了北京电视台2001年4月20日晚的一个节目。主持人是那个反伪科学的斗士司马南。引起我注意的镜头是河北省某村庄里一个破旧的房屋和两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个家里已近10年无人居住。早先住在这个房子里的男人因为有婚外恋，被女人情急之下杀死。女人因此被判刑17年，但两个四五岁的女儿因此失去了照顾。跟着爷爷生活了两年之后，爷爷也去世了，于是又跟着伯伯过，那艰苦的日子可想可知。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来了一个名叫张淑琴的人将她们领到了一个“儿童村”。孩子们从此在这里过上了好日子。
话题引出的主要是犯罪分子的子女问题。当父母被关进监狱，子女怎么办？这样的孩子便要流离失所，被社会遗弃吗？这一问题多年来居然一直没人管没人问，搞社会科学的人也很少思考。许多服刑人员的子女过着悲惨的生活，即使如此，他们的子女有时还遭到社会的冷眼和歧视。在陕西某个监狱办的小报上，曾刊出这样一条报道，一个狱犯哭着对看守人员说，家里还有5个孩子，都住在偏僻的山沟里，一个大孩子的已经死了，其余的由奶奶带着，不是病就是残，整天想爸爸想妈妈，连那个死去的孩子的小坟墓都在呼唤着爸爸妈妈。
文章发出后，许多犯人看后都呜呜哭。连看守犯人们的警察们也不忍这种现象再继续发生下去了。于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女警督挺身而出，开始靠社会集资和捐赠来创办收容监狱犯子女的“儿童村”，将那些没爹没妈的监狱犯子女集中收养。这个女警督就是那家监狱报纸的副主编，也是那篇文章的作者，她叫张淑琴，年龄50多岁。通过它数年的努力，监狱犯儿童村不仅已经办起来了，并且在全国各地已经办起了好几家，北京郊区的顺义即有一家。
看了这个节目，我感到中国真是进步了。人性美好的一面正在中国发扬光大。联合国国际公约的这些内容来自何处？不就是来自人类的心灵深处、来自人类对善的共同要求吗！
2001年5月20日，也就是在我写作此书的一天，经重庆市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张君、李泽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中的14名罪犯，分别在重庆市和常德市被执行死刑。我仔细看了一下新华社发表的这则电讯，在14人被枪毙之后，还有两人被判处死刑，但缓期二年执行。其中有一个女人叫杨明燕，此人是张君的第二个正式妻子，罪行之大决不亚于前14个人，但为什么被判缓期执行呢？我估计是因为孩子。此人与张君生了一个孩子，估计此刻尚未满周岁。假如在一个孩子还这么小的时候就失去母亲，这对一个小生命来说意味着什么？仔细想一想心里就一阵难过。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判处杨明燕死刑缓期执行？
公约第十三条规定了公民的教育权。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为了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起见，初等教育应属义务性质，并一律免费。各种形式的中等教育，包括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应以一切适当方法普遍设立，并对一切人开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法，对一切人平等开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对那些未受到或未完成初等教育的人的基础教育，应尽可能加以鼓励或推进。各级学校的制度应积极加以发展，适当的奖学金制度应予设置，教员的物质条件应
不断加以改善。
第十五条的内容是，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国家要保护公民在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上所产生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利益。关于教育，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国是否能做到人人受教育？如果从小学教育这一水平看，目前基本做到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即使小学教育目前在我国也很难普及。并且，今天中国儿童失学的现象往往不发生在贫困地区，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照样存在失学现象。
有个电视台曾经报道过河北承德地区一个村庄的孩子状告父亲的事情。这个村子守着一个工矿，捡工矿每天倾倒的矿渣收入很可观，于是许多孩子辍学去拾矿渣。这个愿意上学的孩子的父亲看到别人的孩子都去赚钱了，也硬要自己的孩子辍学去捡矿渣。最后由于孩子坚持要上学并告到法庭，由上边教育部门出面干预，才使孩子重归学堂。
关于九年义务教育制，中国目前正在努力实现九年义务教育，但就目前社会中的做法看，实在值得怀疑。举个例子，北京北郊回龙观建起了一大片经济住宅房，小区建成后，小区内新建的小学开始招生，凡是户口不在小区派出所的儿童都要向学校交纳赞助费2万元，平均每年3600多元。至于市里一些好学校，赞助费要得更多。位于西单附近的北京实验二小，据说划区以外的孩子要进来一般要交五六万元的赞助费。这哪里是在实行9年义务教育？连发达的城市都是这样，贫穷落后的农村会怎么样呢？
至于说中学呢？一位北京家长在报纸上反映说“择校费让家长苦不堪言”。目前北京市的一些重点中学如二中、五中、八中等校的“择校费”为6－8万元，就连一些原属区重点的学校如166、171、铁二中也需要5－6万的择校费。而人大附中、十一学校的择校费则高达10万。上一个中学，择校费高达六七万元，如果加上小学时期的择校费，12年下来，一个家庭至少额外付出10几万元，平均每年多花一万元。这对那些收入高的家庭，可能也不算什么负担，但那些低收入的城市家庭，对这种好学校就只能望而却步。因此，目前在中国，钱对教育的作用正逐渐显示出来。收入高的家庭其子女享受高教育，收入低的家庭子女享受差教育。中国社会变得与改革开放前不一样了。一些制度迫使人们不得不“向钱看”。
在这里，花了钱和不花钱的确不一样。像北京的四中、五中、八中、实验、汇文以及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不但教学质量好，高考升学率也高。在这些学校里上学，可以使学生得到比较好的教育和全面的素质培养，因为这些学校校风良好、校纪严格，各种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开展得多。在这些学校里就读高中，不仅能考进名牌大学，而且对孩子的身心、品德、素质和世界观的形成都有很大影响。因此，中国教育呈现学费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要想避免这种金钱主导的势利眼，唯一的办法就是国家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缩小校际之间的差别，给那些条件差的学校“雪中送炭”，使平等、公平的观念从中学时期就能在学生们的头脑中扎下根。但中国各级政府目前是否这样做呢？恐怕没有，一些教育部门至今实行的可能还是“锦上添花”的办法，只抓“自然禀赋”好的重点学校，对那些差的学校听之任之。这样的做法只能加大公民在受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拉大人格差距和贫富差距。有人认为目前北京市一些重点中学的做法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认为这恰恰是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的误区。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其主要功能就是扶贫，扶助弱者。但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似乎仍未从计划经济传统做法的培养典型中转变过来。由于培养出的“典型”在市场经济下有利可图，教育部门的官员也都被裹挟进追逐商业利润的大潮中去了。学校成了一些教育局的摇钱树，官员腐败的小金库。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的今天，要特别警惕教育领域的纯商业化，这会加剧中国公民在受教育上的不平等。
中国教育目前更令人尴尬的事情是那些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在这一问题上，教育和学费居然与户口挂上了钩，这不能说不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和悲哀。外地来京务工人员本来收入就低，待遇就差，然而子女在北京上学却要交额外的赞助费。在这种情况下，有钱的可以进好学校，没钱的只有进差学校，有的地方甚至连差学校也没有，弄个老师来，在一个简陋的破房子里凑几个孩子就上课。在教育的国民待遇上，中国人的差别真是太大了。
在网易网页上有一篇署名“谓军”的文章写得如此真切和感人：
“来自河南农村的张兴贵夫妇在北京起早贪黑卖菜谋生已经7年多了，生活虽然很苦，但比在家种地强多了，夫妇俩都还算满足。但两年前，7岁的大女儿上学问题成了他们的心病。他们在附近的几所小学打听过，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们的孩子要想就读，最便宜的也得一次交齐8000元赞助费。这个天文数字足以使他们多年来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化为乌有。而且这还只能解决一个孩子的问题，还有以后的初中、高中呢？他们面对着一个可怕的无底洞。记者采访时，他们今年已9岁仍未上学的女儿正在给一个顾客称菜，浑然不觉母亲对她未来的担忧，也感觉不到这个城市对她的冷酷与歧视，不能与同龄人平等接受教育的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将来？”
最近翻看《经济观察报》，看到一篇题目为“民工学校寄生城市边缘”的文章，报道了北京市一家民办小学在京的遭遇。办学者是一名叫王桂云的妇女，她曾在老家当过教师。1997年，居住在北京石景山郊区的王桂云看着一些菜农的孩子在田间地头玩耍和乱跑，荒废了学业，于是就是菜地里用捡来的砖头盖了一间20平方米的教室。当时已经离休的总参工程兵副司令员武洪同志听说此事，找来木匠做了8套桌椅和一块小黑板，算是对民办小学的无偿赞助。教室建成后又七拼八凑地买了25套书本，招来25个学生，开办了学前班和一年级。学费是每个学生每年600元，据王桂云说，在她办的小学里上学，一年花费最多1000元，而到北京市的正规学校上学，每个民工孩子的花费大约要6000元。
但建在菜地里的学校是不合法的，有关部门下令要强制拆迁。但负责拆迁的人员踏进小屋子时，没想到里面的几十个孩子齐刷刷地喊了一声“叔叔好”。叔叔们楞住了。心肠再硬的拆迁人员，也架不住这种动人的场面。在贫弱面前，人都是有同情心的。叔叔们猛然获得良心发现。房子不拆了，学校得以继续办下去。但从1997年到现在，王桂云办的小学就象被赶的鸭子一样已有过4次搬迁。每次搬迁都没得到一分钱的补偿。每次搬迁都叫刚刚发展起来的学校大伤元气。
王桂云的学校至今不被当局承认，学生的学历不被承认，学生毕业拿不到毕业证。王桂云曾几次申请注册，至今不被批准。北京市政府曾召开过这类学校的会议，听取了意见。王桂云的小学眼看就要批下来了，突然北京又要申办奥运会，这个事就给搁置下来了。因此，北京的外来人口最怕的就是申奥和国庆一类的活动。一搞面子上的活动，外地民工这些有碍观瞻的人口就要被清理一批。
按经济观察报记者计算，中国的城市人口每年以平均3%的速度增长，目前至少有8000万打工者和临时工已移居到城市，其中学龄儿童至少在200万左右。由于户籍制度的桎梏和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大批儿童遇到了入学难的问题。以北京市为例，将近20万的流动儿童，上学的只有两三万人，只占12.5%。仅有的300多所民工子弟小学远远不能满足这些孩子求学的需求。
如果这一数字属实，问题就值得重视了。一方面是森严的城市学校壁垒、高昂的学费门槛和越来越少的城市生员造成的校舍闲置，一边是办学方面的管卡压，不许民办教育自由生长，造成大批儿童失学。这几年上海每年都要压缩掉十几个小学，北京也是由于新生日益减少而在不断地关闭小学。但即使是这样，却有大批的外来人口子女不能上学。这到底是由于资源短缺造成的，还是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
这种情势说到底就是为了堵住农民，不让农民进城。各大城市设置的高门槛不仅表现在就业务工上，还表现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子女教育等各方面。看了这些报道，人们不仅在问：中国有平等的教育权吗？中国为什么要在城乡人口中间设置起这么多的教育壁垒？
联合国的公约里规定：“初等教育应属义务性质，并一律免费。”但是在我国的宪法里，并没将“免费”这一条写进去。我国宪法的第四十六条对教育问题只简单地说了两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质、智力、体制等方面全面发展。”在第十九条中这样写道：“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这里只用了一个“普及”的字眼，那意思可能就是还不能实现全部免费。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完全实现免费教育和义务教育在经费上的确有困难。但在这里，我对我国宪法中所说的这句话又有些不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有受教育的权利就行了，怎么后面还要加上个“义务”两字呢？还要有受教育的义务吗？要是这么说，那就是所有的中小学、大学全都敞开大门，让每个公民都进去尽受教育的义务吧。
再来看大学教育。联合国这项公约中是这样讲的：“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法，对一切人平等开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这里面用了“根据成绩”、“一切人”、“平等”和“免费”等词。可惜的是我们的宪法里就缺少这样的字眼。由此带来什么社会现象呢？那就是在教育面前人与人不平等。
我的家乡山东蓬莱是个富有学习传统的地区，学生考大学的分数普遍比较高。有一年在闲谈当中得知有的孩子考了600多分仍然上不了大学。而北京的学生考个500多分就能进北大、清华。原因何在？只能是各地区的招生录取分数线不同。为了照顾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青年多就业，就把这些大城市的录取分数线定得很低。为了卡住某些地区有太多的学生入学，就把这一地区的分数线定得很高。烟台地区就是录取线定得较高的地区。这种做法和美国“平等权利法案”做法简直是背道而驰。美国在1969年出台《平等权利法案》，对少数民族和弱势人口在就业和升学方面实行定额优待。而我国却在对北京和上海这种发达城市进行教育优待。
为了使各地均衡地发展，的确应制定出一些限制性的规定。譬如说烟台地区的考生成绩好，录取分数可以定得高一点，甘肃地区的学生成绩差可以将录取分数线定得低一点。这样做可以避免有限的大学被少数地区的考生挤满。但照顾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却有点不合情理，你又不是落后地区，有这样好的条件，学生有什么理由比落后地区的学生成绩还差？如果在这样好的环境里你的学生成绩还这样差，只能说明这个学生的素质太差。对待这样的学生是不能照顾的。如果采取优惠政策，那只能使这些大城市的孩子更加不努力，最后培养出一批次品。更主要的是，这种做法带来的一种不平等心理会污染社会空气，使社会中充满着优越意识，这对大多数国民是不公平的。
总起来看，今天的中国，计划经济下设计出的教育体制，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已经被新情况扭曲得无以复加。越是在那些改革刚刚触及的领域，不平等的国民待遇现象越多。今后如何理顺中国的教育体制，实在是一篇大文章。
以上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内容。现在我们用小一点的篇幅浏览一下《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部分内容。中国政府已经签署、有待人大批准的另一项“人权公约”就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项公约是联合国制订的最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书之一，1966年12月16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开放供签署，1976年3月23日生效，共有53条。该公约与《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起，被通称为“国际人权宪章”。1998年10月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此公约的序言和第一部分的内容几乎是一样的，如第一部分第一条，“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从第三部分开始，出现了公民政治权利等内容。总括这些内容，我找出最基本的几项公民权利待遇，摘其概要，特做如下评述。
[1].生命权。
公约第六条这样规定：“一、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二、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判处应按照犯罪时有效并且不违反本公约规定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法律。这种刑罚，非经合格法庭最後判决，不得执行。三、兹了解：在剥夺生命构成灭种罪时，本条中任何部分并不准许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以任何方式克减它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规定下所承担的任何义务。四、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五、对十八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六、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
生命权这一权利主要是针对人类漫长的历史规定的。在封建时代，人的生命权利没有任何保障。统治者一句话便可以决定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这些日子北京电台一直在播放《三国演义》的评书故事，昨天正好说到曹操杀杨修的地方。杨修仅仅是根据口令“鸡肋”两个字揣测了一下曹操想退兵的心理，便被曹操以扰乱军心之罪名推出斩首。杨修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是当时社会上有名的文人才子。但在那个时代，人的生命有如朝露，说死就死，生死权完全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回顾人类历史，小民的生命轻如草芥，灭绝性的屠杀屡屡发生。中国历史著名的屠杀有过几次，一次是秦国兵坑杀投降了的几十万赵国兵，一次是项羽坑杀秦将章邯手下的20万人。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让今人想象起来不能不感到惊心动魄。但是在历史上被统治者却视同儿戏。古语云“杀人如麻”，便形象地描写了杀人的情景。由此可以想象人的生命在历史上是多么卑贱和渺小！甚至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还夺去了几千万人的性命。光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数目就有几十万。
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联合国的人权公约才再次强调人的生命权利，不许随便剥夺人的生命权利。正是在世界各国的努力下，二战之后，世界政治中的暗杀事件少了，流血冲突少了。自从美国总统肯尼迪在60年代遭到暗杀后，进入70年代发达国家的政界很少再发生此类时间。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和一些特殊的国家，刺杀、暗杀这类剥夺人生命权的行为却仍在发生。譬如埃及萨达特总统被政敌刺杀，以色列总理拉宾被刺身亡。但总的说来，世界的政治文明进步多了，政治权力的更换更多的是以和平、竞选的方式进行。
但在各个国家，人们对待生命权的认识和态度仍然不同。在那些不发达的国家，人们对待生命权仍有视若草芥的现象，象卢旺达前年发生的种族间大屠杀。还有些国家政权的更替仍然靠流血和死人的方式来进行，仍有暴力镇压抗议者的现象，暗杀仍然持续不断。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国家，米洛舍维奇下台后，原塞族领导接二连三地遭到暗杀。
2001年5月17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发去一条消息：现年77岁的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受到审判，罪名是命令大屠杀。法庭指控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命令军队向示威工人开枪。1970年12月7日，波兰北部波罗的海的海港口城市格丁尼亚、格旦斯克等地造船厂工人因物价上升进行抗议，军队开枪镇压，使44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因此事，北部造船厂后来成为波兰右翼的发源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瓦文萨就曾参加过1970年的示威。
这件事便反映了当时波兰政府对工人生命权的不重视。随便开枪，最后酿成社会矛盾冲突爆发，雅鲁泽尔斯基今天也遭到惩罚。总起来看，通过剥夺人的生命权利来维护政权或社会秩序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这一冲突形式不知多少次的重复。中国十几年前的6月4日也是通过流血才解决了争端。这一形势至今没有消失。例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至今以夺取生命的方式进行着。人们总是不能平静的坐到谈判桌前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我们的社会发展得有点怪，经济越发达，漠视生命权的现象越厉害。据《经济观察》报2001年5月14日的一篇文章透露：中国近年来频频发生“官杀官”的现象。1995年江西安义县县长陈锦云买凶杀该县县委书记胡次干、副书记万先勇。1997年3月广东省阳春市委书记严文耀、副市长杨启周、财办副主任林启菊等人密谋杀害原阳春市长等人。1999年6月28日，原舞钢市委书记李长河谋杀该市八台镇吕净一夫妻俩，1999年3月16日，海南国税局税官谋杀检查官黄崇华。1999年3月26日，抚顺司法局局长谋杀县委书记……这种夺取人性命的事情在阶级斗争那个年代也实属罕见。怎么到了改革开放20年后，社会反而退步了！
再如湖南常德以张君为首的杀人团伙，把杀人更不当会事。此团伙自1993年作案以来，先后杀死28人。张君这个家伙为了实验一下新买来的枪好不好使，便将两个云南妇女骗到山里当靶子杀掉。为了试试重庆情妇的胆量，便将一男子带到山中让其打死。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在当前我国一部分人的意识中，生命权利是多么得淡漠！这些人从小就没有生命权利的概念，可能从小就没有人叮嘱过他们不能杀人。我们的小学课本中也没有不能杀人的内容，好象这一点用不着说似的。如果不从小就树立起珍惜生命、维护生命权利的意识，那么长大后也不会有重视生命权的概念。因此，中国人生命权观念的淡漠完全是法律落后和教育落后的结果。今后不在国民中大力进行宣传和教育是不行的。
曾经在电视上看过这样一则报道，辽宁营口地区的一个杀人团伙先后杀死***个人，其中一个主要的杀手被捕之后，在警方感化教育下，利用狱中一年的时间写出了厚厚的一本书，内容主要是他的反省觉悟和经历。其实他原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村青年，就是因为从小缺乏正确的教育，仗着膀大腰圆力气大，慢慢走上武力抢掠的道路。当他随同首犯在北京第一次作案，将一名出租司机杀死后，几乎没有一点心理障碍。随后的杀人似乎也没有什么心理反映。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这些人的心理空虚，意识空虚，头脑中没有一点犯罪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不加强公民权利和国民待遇知识的教育，今后的社会光靠一次又一次的严打是无济于事的。
在发达国家，由于人们对生命权如此重视，有些国家目前已经废除了死刑。象美国有时将一个罪犯判刑80年而不枪毙。这在中国人看来有点不理解。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留着他干什么？象常德的杀人魔头张君这种人还留着干啥？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由于每个国家发展程度不同，对待生命权的看法也不同。最近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案子是厦门特大走私案的主犯远华集团的头目赖昌星。此人据说案发后逃往加拿大，并已被加国拘捕，但就是不往中国引渡。理由是中国有死刑，送回来后就会被杀掉，因此不能引渡给中国。这种论点简直让中国人没法接受。有死刑又有什么不对？象这种对国家对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人有什么理由不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全国有多少人希望将这个腐败分子处以严惩，有多少人盼望法院开庭审判赖昌星！但问题就这么奇怪，厦门走私大案就这样草草收兵，也没看到中方向加方提出抗议，也不知赖昌星何时能被押送回国。
生命权问题由于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常常引起很多争论。例如，最近中国展开的“安乐死”问题。西安有9名患肾衰竭病的病人联名上书有关部门，要求用安乐死的方法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结果迟迟得不到批准，并引起一场社会范围的争论。这些病人渴望安乐死的原因是，活着太痛苦了，另外还要消耗家庭和社会大量的钱财。一个肾衰竭的病人每周要透析血液两次，一个月要花五六千元的治疗费，一年至少要花掉七八万元。得了这种病就别想治好，只有靠药物和透析活着。用病人的话来说，那就是非把整个家庭和亲戚全部拖垮不可。活一年就要扔进去七八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以李林为首的9名病人终于集体发出了安乐死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