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我和贺玉又是一夜未眠。
第二天清晨，我给他收拾行李，又找出那件在靠山屯敬老院穿的破棉袄让他带着，虽然是春天了，早晚仍然很凉。
两个孩子一看爸爸又要走了，光着屁股爬起来搂住他的脖子，哭喊着：“不让爸爸走！不让爸爸走……”
贺玉搂着两个孩子，却一句话没说。
我知道他心里太苦了，他被压抑了九年，本以为自己抛家舍业训练的运动员出了成绩，拿了全国冠军，这回日子总该好过些了吧，没想到他却再次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
贺玉走后，老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
老主任说的一番话令我不寒而栗，最终使我们下决心做出了一生中最关键、最重要、最终改变我们命运的决定——
“我告诉你雅文，周贺玉这个人一贯不突出政治，一贯走‘白专’道路！他的运动员要拿世界冠军，他坐地就得成为反革命……”
我觉得这话太可怕了，贺玉再干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了。
但是，贺玉刚去农村两个月，却被老主任召了回来，让贺玉回来参加批判速滑领队的大会。因为速滑队领队向市委写信告了老主任……
开会前，老主任找贺玉谈话，让贺玉在批判大会上积极发言，还说这是检验贺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果的机会，如果表现好，贺玉就可以不用回农村了。否则，继续回农村劳动改造……
这天夜里，我和贺玉聊到凌晨三点。
第二天的批判会，所有与会者都踊跃揭发领队的诸多条“罪状”，唯独我和贺玉一言未发。
散会时，我听老主任气急败坏地说了一句：“没想到，最应该发言的两个人却一言未发！”
是的，我们两个确实应该发言，这不仅牵扯到贺玉回不回农村的问题，而且牵扯到我能不能入党的问题。当时，我的入党申请已报到市机关党委就等待最后审批了。那时候人们把入党看得很重，我因父亲的“历史问题”一直没能入团，所以把入党看得更重了。
我俩所以不发言，并不是对领队没有看法。这位领队思想极“左”，他向市委汇报，说运动员取得好成绩就是因为批判教练的“白专”道路及学习“老三篇”的结果。但是，经过九年“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我和贺玉已经饱尝了挨整的滋味，觉得再搞这种你整我我整你的游戏，太没意思了，不愿再参与这种你批判我我批判你的无聊游戏了。
第二天，我待批的入党申请书从机关党委被撤了回来，贺玉继续回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但这次贺玉却没有回农村，而是来到老主任的办公室，向主任提出要求转业……
老主任一听他提出转业，大为恼火，说贺玉：“你是不是有点成绩就想拿把？拿转业来威胁领导？”
一向谦和谨慎的贺玉，却说出一句令老主任哑口无言的话：“我这人一贯走‘白专’道路，我当教练会带运动员继续走‘白专’道路，会影响领导突出政治，所以我提出转业……”
老主任火了，当即一拍桌子：“好，我同意你转业！”
之后，体委领导分配贺玉到造纸厂去干力工，抬大木头（这在运动员分配中从未有过）。领导说干力工挣钱多，一个月能挣二百多元。这在当时绝对是高薪。我们家确实很穷，我结婚八年没做一条裤子，裤子屁股地方全坏了，全是用缝纫机扎的。家里天天吃玉米面发糕，儿子一见发糕就紧鼻子：“又是破发糕，我咽不下去！”儿子在外面一看到我，不管什么时候，第一句话总会说“妈，我饿”。我只好给他买两角钱的饼干，儿子捧着饼干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我觉得一个堂堂的运动健将跑到造纸厂去抬大木头，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坚决不同意他去干力工。
随后，贺玉自己联系了几个单位都被人莫名其妙地搅黄了。后来，一个运动员家属帮他联系到法院，这时，体委政工科李庭学科长偷偷告诉贺玉：“你先别办理调转关系，等他们上冰走了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