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等到秋天，老主任跟随滑冰队去海拉尔早期上冰走了，贺玉这才办理调转手续。
但不久，在一次全市领导干部开会时，体委领导问法院院长隋卫玉：“老隋我问你，你们怎么能把周贺玉这样的人调到法院呢？”
隋院长一愣：“他怎么了？”
“周贺玉这人一贯思想反动，你知道他反谁呀？”
“反谁？”
“他反对毛主席！”
“谁能证明？”
“我就能证明！”
“你能出证明材料吗？”
“当然可以！不过……我出的证明周贺玉本人能不能看到？”
“不仅能看到，而且要拿到法庭上对证！”
一听这话，体委领导急忙摆摆手：“算了算了！算我没说！算我没说！”
后来，隋卫玉院长在全院大会上，将这番话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他说：“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呢？我看周贺玉这个同志很好嘛，很能干，今后体委有这样的教练我们还要，有多少要多少！”
贺玉在冰上界的威望很高，他调走之后，黑龙江省体委批评了佳木斯市体委，说不应该把周贺玉这样的优秀教练放走。所以，市体委领导想这“招”让法院把周贺玉给退回来，回来继续当教练，没想到却被法院院长将了一军。当时，国家“八一”速滑队得知贺玉转业后，几次打来电报，还派苏洪斌教练从沈阳专程跑到佳木斯，以优惠条件动员贺玉去“八一”队任教。
但是，贺玉心灵的创伤太深了，也太寒心了。他喜欢法院这个相对公平、正直的工作环境，所以，婉言谢绝了“八一”队的再三邀请。
不久，我也调离了体工队。
从此以后，我们只是远远地看着那曾寄托着美好梦想的运动场，却很少再进去了。但我们仍然热爱体育，热爱运动员，每当在电视里看到中国队在比赛中赢了，我们就激动得热泪盈眶，两手拍得通红……
虽然离开了运动场，但运动员那种勇于进取、勇于拼搏的精神，却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无论调到哪个单位，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对我们来说，都只不过是换个运动场而已。
调到法院以后，三十四岁的贺玉面对完全陌生、专业性极强的法律工作，他收起在冰场上叱咤风云的潇洒，像小媳妇似的，从打水、扫地、书记员一步一步地做起……
两年后，他一个人办案的数量，远远超过民事审判庭全体工作人员办案数量的总和，连续两年被法院推选为唯一一名出席全市的劳动模范。
1979年，我们两人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从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副院长、院长，一步步干到区法院院长。他领导的区法院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市法院系统各项指标第一名。他在全国法院系统率先把微机引入审判。他培养的微机书记员在全国选拔的微机员测试中，名列第一名，在北京召开的“世妇会”期间，进入主会场当微机记录员……
然而，令我记忆最深的，不是他一步步的升迁，而是他一步三个楼梯跑上楼的背影，在我的印象中，他上楼从来不走，而是一步三个楼梯地跑上去……
一句玩笑，让我把生命的最后
一枚铜板押在文学的赌桌上
就像一个苦苦挣扎的溺水者，忽然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更像一个输光了老本的赌徒，意外地发现兜里还剩一枚铜板。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把全部生命押在文学的赌桌上，将会赌出怎样一番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