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讲习班的三十多个人，别人都发表过不少作品，唯独我只发表过一首小诗。我怕人家瞧不起我，走路都不敢抬头看人家，总是盯着别人的脚后跟。
然而，恰恰是这短短半个月的讲习班，成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我就像一个在大海中挣扎得精疲力竭的溺水者，忽然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更像一个输光了老本的赌徒，意外地发现兜里还剩下最后一枚铜板。就在这讲习班上，我决心把我生命中的最后一枚铜板全部押在文学的赌桌上……
这枚铜板正是时代赐给我的——中国正掀起十年浩劫后的第一场文学热。
之后，我背着贺玉，怕他笑话我，以工厂为素材偷偷地写了一篇小说。
捧着这篇三千字的小说，我战战兢兢地来到《合江日报》副刊编辑丁继松老师面前，恭恭敬敬地说：“丁老师，您看看我这篇东西行不行？”
这位面相慈祥，曾写过许多散文的老编辑，看完之后，操着安徽口音，说出一番鼓励我一生的话：“雅文同志，我搞了二十多年编辑，我相信我的眼力。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有才气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我不知丁阎二位老师从我的小文里看到了什么才气，但对我来说，却像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忽然听到母亲的夸奖，更像一匹找不到归途的老马，终于听到有人对我说：“看，那就是你回家的路！”
为了寻找这条归途，我苦苦地寻觅了二十多年，现在终于听到了母亲的召唤……
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没人能指导我的人生，只能靠自己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瞎闯。闯对了，也许就闯出来了，闯错了，一辈子也就白混了。不仅是我，好多人都像我一样，都在苦苦地求索，孜孜不倦地追求，到头来仍然是一场空忙。我跟头把式地折腾到三十五岁，才偶然找到一条渺茫的、不知结果的人生道路……
于是，我这个既没有创作前的准备，又没有多少文化积累和熏陶，更没有受过名人指点，只受过五年正规教育的三十五岁女人，仅凭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虎劲儿，凭着对理想的狂热，匆匆忙忙地冲上了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
所以，我非常感谢丁、阎两位老师。他们不是发了我一篇稿子，而是指出了我人生的方向，改变了我的命运。
2006年11月1日，我被佳木斯请回去参加《佳木斯日报》（即《合江日报》）五十周年的庆典，会上，我眼含热泪地向两位恩师敬献了鲜花，我说：“我非常感谢两位恩师，是他们给了我最早的文学启蒙，也给了我重大的人生转折。在此，我向两位恩师真诚地道一声‘谢谢’，谢谢二位恩师……”我说，“是这片黑土地养育了我，培养了我。今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这棵大树长多高，我永远是黑土地的女儿。我的根都永远扎在黑土地里……”
两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为有我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我为遇到这样的恩师而感到庆幸。
1979年7月6日，我第一篇小说处女作《生活的浪花》发表在《合江日报》上，有人还为此写了一篇小评论。
不久，我收到第一笔稿费十二元钱。贺玉用这笔钱买点肉，炒了几个菜为我祝贺。孩子一看到肉立刻高兴地叫起来：“哇！太好了！妈以后你多写点儿，咱家就有肉吃了！”
这篇小说使全家兴奋了好多天，也使很多人对我议论了好多天。他们不相信是我写的，都说是贺玉替我写的。大家都知道贺玉爱写诗，比我有才气。记得有一次，全国第三届冰运会在佳木斯举行，第二天上午要举行开幕式，头一天晚上七点钟，体委领导送来一篇开幕式解说词让贺玉和我帮着修改，贺玉一看解说词不行，就重新写了一篇。第二天上午，这篇散文诗般的解说词在开幕式上赢得运动员一阵阵掌声。还有一次，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来佳木斯拍了一部冬泳片，让我们给写解说词。看完片子，贺玉出口成章，以诗歌般的语言，完成了这部片子的解说词。遗憾的是，贺玉一直没有机会发挥这方面的才能。
不过，当我把这篇小说拿给父亲时，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戴着老花镜，哆哆嗦嗦地看了半天，激动地说了一句：“我早就说过我老儿子将来会有出息……”
但很遗憾，一直对我寄予厚望的父亲并没有看到我出成果那天。
父亲临去世前两天，我回家去看望他，他病得有些糊涂了，瞪大眼睛看了我半天，才颤抖地问我一句：“你又写了吗？”
我冲他点点头。他却摆手撵我走。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撵我，后来终于弄懂了父亲的心思，他让我回去写小说，他说他死不了。
没想到，这次见面却成了我和父亲的诀别，父亲第二天就走了。但父亲摆手撵我走的情景，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让我回去写小说，父亲希望我能有出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