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者对原剧本中的许多情节和细节，一律不直接使用，而是千方百计地改变它。原剧本写金玲丢船票，改编者则改成金玲退船票；原剧本写金玲巧遇维克多，改编者则改成西蒙介绍金玲去找维克多……这样的情节在剧本中比比皆是。而且，改编者把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好情节、好人物全部删掉，把霍夫曼妻子改成一个完全相反的人物。她不仅鼓励儿子上战场，而且向希特勒告密，出卖自己的丈夫。得知儿子战死后，她居然兴高采烈地喊道：“他死了，他是为元首献身的，我真高兴，我高兴极了！”改编者砍掉了原剧本中比利时人民反抗法西斯这条主线，加上大量叛徒、婊子、强奸犯等媚俗的戏，把金玲写成了“高大全”式的人物，把纳粹将军霍夫曼写得很窝囊……
我也曾多次审视自己的内心，是不是狭隘心理在作祟？
不，我是编剧，剧本的好坏不仅牵扯到我的名誉和责任，而且关系到这部剧的成败问题。我为这部剧付出那么多，当然不希望它失败。
帮我看稿的编辑朋友问我：“按理说，她修改你的剧本，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都应该尊重你的原著。可这人好像处处在跟你唱反调，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谁给她的权利？她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是的，这正是我百思不解的问题。
我与赵女士素昧平生，连面都没见过，本来就像两颗毫不相干的沙粒，各自按照各自的人生轨迹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只因为这部电视剧才“走”到一起。按理说，她被央视请来，两位同行应该齐心协力推出一个好剧本，可现在，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不管我们委不委屈，两个文人的良心与道德都将在这个名利场上经受一场无法回避的考验——这场考验最后不得不在法庭上相见——
两年后，在长沙中院的法庭上，我见到赵女士与潇湘电影制片厂签订的两份合同，而且还见到了某制片方向法院出示的一份证据，这才使我明白了一切……
赵女士与剧组签订第一份合同的时间，正是2001年3月29日，也就是小C找我谈话的当天上午（传真件标明是上午十点三十分）。这份合同明确约定赵女士是修改《盖》剧本，主要条款是：
“第一条，根据甲方（潇湘电影制片厂）所提供的二十集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文学剧本之基本内容，甲方约乙方（赵女士）负责剧本的修改和创作。”
“第三，乙方享有该电视剧改编署名权，排名为原作者（应是张雅文）：编剧；乙方：改编。”
第二份《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01年7月16日，主要条款是：“甲方同意采用乙方创作的文学剧本《爱如大地》为投拍剧本。
一，甲方同意乙方在电视剧中署名为编剧。
二，乙方同意剧本名改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剧中主要人物姓名，按甲方要求改变。”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片名，是彭云题的字，不可能改变了。
第一份合同赵女士是“改编”，第二份《补充协议》却变成了“编剧”。而我这位著作权人对这份《合同》及《补充协议》却一无所知。这件事不仅我不知道，而且连制片方之一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都不知道。
我的律师乔冬生、孙树理先生在法庭上指出：“这份合同及《补充协议》是潇湘电影制片厂与赵女士共同侵犯张雅文著作权的确凿证据。第二份《补充协议》比第一份合同更进一步侵权！”
赵女士与潇湘电影制片厂早在2001年3月29日、7月16日分别签订了两份合同，可是，某制片方居然在2002年11月13日向法院出示“证明”公开说假话，称：“赵女士对署名、稿酬只字未提。创作时赵女士不愿看张雅文的原稿，在我部某编辑的坚持下，才勉强阅读……（赵的剧本）与张雅文的原稿相比已面目全非，除剧中部分人物名字与张雅文原稿相同外，其他方面没有一点保留痕迹。”
我的另一位律师庄铁言先生指出：
“这份被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不合法的。首先，某制片方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不是国家的审稿机构，不具备出示该证明的资格。再者，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七条之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由有关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文书，应由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而这份证明只有单位公章，没有负责人签字。其内容更有十几处虚假之多，潇湘电影制片厂与赵女士早已签订两份合同，而该证明却不尊重起码的事实，称‘赵女士对署名、稿酬只字未提’。赵女士是修改张雅文的剧本，可证明却称‘赵女士不愿看张雅文的原稿’，‘与张雅文的原稿相比已面目全非，除剧中部分人物名字与张雅文原稿相同外，其他方面没有一点保留痕迹’……这一切都证明赵女士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侵权的故意。这份他们自己出示的证明恰恰是他们侵权的证据！”
